중국의 술문화 31

 

 

중국의 술문화 31

중국어원문자료

 

1.중국 술문화의 실질은 유교문화인가?

2. 옛시인들이 술을 좋아한 이유

3. 고대의 독주

4. 구주鸠酒의 기원과 발전

 

 

1.중국 술문화의 실질은 유교문화인가?

中国酒文化的实质是儒家文化吗?

 

 

酒是一种文化的载体，酒类企业的企业文化大多表现为探究自己酒产品的文化，一些企业甚至把“做酒就是做文化”当作自己的经营理念。但对企业文化的定位，目前却是众说纷纭。有的说，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有的说，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有的直接将企业文化说成是“企业的根”……大家被
一些空泛的概念或被一些具象的事物弄得如坠云里雾里，不知其可。定位失准，就无法让企业文化发挥其自身的作用。

企业必须寻找适合自己成长的土壤，企业的土壤是什么呢？就是企业文化。一个企业倡导什么样的企业文化，就是选择什么样的土壤。

企业其实更像人，企业文化就是人的思想、观念、道德水平，这些根本因素决定了这个人的行为方式，实际上也决定了他的人生方向和人生价值。

中国酒文化到底是什么呢？搞技术的会从白酒工艺的特点和沿革来理解，搞文学的会谈“李白斗酒诗百篇”，搞权术的会说“杯酒释兵权”……但这些只是酒文化的外延甚至是派生，而不是酒文化的核心。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酒的俗文化，比如请客送礼、聚饮酗酒，酒沦落成打通关节的必需品，酒文化成为低层次的“酒桌文化”，李白挥毫的潇洒、文君当垆的浪漫、贵妃醉酒的雅致都哪里去了？当然，这些并不全是酒企业的责任，但在研究和维护中国酒文化方面，酒企业确实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果你去一个有情调的酒吧，我相信你会点一杯葡萄酒。因为只有葡萄酒才符合浪漫的情调；世界杯期间，酒吧里的啤酒卖疯，因为只有啤酒才能反应和升华球迷的激情；西方贵族聚会，白兰地是必备的酒品，因为它代表着高贵。当一种产品的文化给消费者规定了消费场景的时候，这种文化就会变成一种力量，那就是我们企业追求的“销售力”。世界杯期间，国内的酒类电视广告只有四特一种白酒，但不用调查也知道，四特不会因为这支广告在当时提升任何销量。

这些有着鲜明文化特征的酒都是外来酒，我们最有文化的白酒恰恰缺乏的就是这种产生销售力的文化。有人说，即便是现在，也有“无白不成席”的说法，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在更多的场合，白酒正被其他酒品所替代，可怕的是白酒并不能在这个时候向消费者提供强有力的选择白酒的理由！别的不说，我们那个时代的人结婚的时候喝的交杯酒还是白酒，现在的交杯酒就是在农村也必须是红酒了。不是我们的白酒不浪漫，而是我们现在把白酒做得不浪漫了。现在白酒概念的多元化是市场活跃的表现，但同时也是对主流白酒文化的干扰。任何文化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但主要的是我们的主流白酒文化多年的不作为，正是酒文化低俗化加速的主要原因。

现在成功的酒企业恰恰是在发挥酒文化的销售力。比如店小二酒，正是那种诙谐、和气的小平民形象给它赢得了市场；酒鬼酒桀骜不逊、追求个性的文人气质，捕获了一个大的消费群体。这些成功其实都是文化作为销售力的印证。

目前，大品牌白酒也在发挥着酒文化的销售力。茅台、五粮液、剑南春这些大品牌尽管有各自的文化诉求，但根子上还是追求高贵。但这种追求其实是对中国酒文化的无意识延续，而不是有意识地强化，至少不是从中国酒文化角度有意识地强化。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可以看市场实际表现，如果这些大品牌酒真的代表了高贵，那么为什么还能够在国宴上被红酒轻易替代呢？再进一步讲，为什么不能进入西方国家那些需要体现高贵的场合呢？

中国白酒具有白兰地的高贵品质，也具有葡萄酒的浪漫情怀，还具有啤酒的激情个性，但正是因为它什么都能够代表，反而什么也代表得不那么完整。而我们的酒企业又没有在这方面下足够的功夫，这正是我说“现在的中国酒最没文化”的原因。这不能怪我们的酒企业，因为关于中国酒文化的研究、提炼工作并不深入，一直围绕着酒文化的外延和派生打转，进入不了实质，怎么可能真正利用酒文化产生销售力呢？

葡萄酒、白兰地、啤酒已经对白酒产生了很大冲击，这个冲击的实质就是文化上的冲击，也就是说，酒类竞争已经上升到文化竞争的层面了。与外来酒种相比，中国白酒所拥有的文化显得特别深厚，这么深厚的酒文化更应该成为中国白酒无可比拟的市场销售力，这一点也是无可争议的。

也正因为中国酒文化的博大精深，也使得酒文化的研究、提炼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如果我们找不到中国酒文化的核心，中国酒文化的销售力就不可能发挥出来。我们可以看到，白酒也在进军国际市场，但再大的品牌在做这件事的时候都显得反常的低调，为什么呢？我觉得其实还是对自己是不是把握住了中国酒文化的核心缺乏信心。

“白酒被做得最没文化”，其实是说白酒还没有能够真正发挥酒文化的优势。而要发挥中国酒文化的优势就应该先进行酒文化核心的提炼，我现在非常想知道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

在酒文化核心的判别标准上首先要有个明确的认识，否则我们将无法判断到底哪些因素是中国酒文化的核心。企业文化并不是务虚，就是因为企业文化可以对企业行为、员工行为产生无形的引导和约束，使得企业向着企业文化倡导的方向前进，这是一种最高境界的“管理”。那么酒文化也应该有这个特征，具备这个特征的酒文化因素才可能是酒文化的核心。

那些听起来很精彩的酒故事、酒传说，还有酒工艺、酒具等都是酒文化的内容，但这些并不具备指导人的思维和行为的作用，也不具备多大的销售力，所以不是酒文化的核心。我觉得中国酒文化核心最大的一个要素就是“礼”和“德”。

酒礼突出体现在古代酒宴上，其中一些礼仪、礼节延续至今。如，中国大部分地区还保留“三巡”的习惯，无论待客还是朋友小聚，首先是要通喝三杯，然后再来些别的花样，这是一种不成文但力量强大的礼仪；还有敬酒，晚辈或下级在碰杯的时候，酒杯要低于对方，以示尊敬；与饮酒相关联的，比如酒桌新上的每一道菜都要首先转到主位等等，这些其实都体现了酒文化的礼仪要素。而这些要素的重复、强化最终会对人在生活中的思维和行为产生影响。酒桌的长幼有序、以敬为礼既是中国文化的体现，反过来也是对中国当然，其他酒种比如红酒也很讲究礼仪，但白酒在中国人心目中“礼”的地位和作用是异常牢固和强大的，比如，我们搞祭孔大典，是绝对不可能替代为啤酒、葡萄酒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招待客人也是要向客人推荐白酒，以表示尊重。但现在这已经成为一种套话，往往主客双方在稍微交流后就很容易替代为其他的酒种了。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白酒并没有很好地延续和强化“酒礼”这个文化核心要素。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注定了中国“礼”的特殊性，中国的礼其实已经成为不成文的道德规范，是一个具有国家管理功能的体系，并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中国古代主管国子监或太学的教育行政长官就叫“祭酒”，可见古人对酒和文化、教育的关系的理解。“祭酒”所传播的不是单纯的礼，而是通过礼来传播“德”---这就是中国酒文化核心中的核心。中国酒文化既是“德”的完整体现，也同时起到对“德”的强大传播作用。这个“德”我们可以暂时简单理解为中华民族所有优秀的品德。有了这层意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中国酒所承载的社会功能以及中国酒文化的核心是什么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酒其实已经成为中国人道德、思想、文化独一无二的综合载体，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出这么强大文化功能的产品了。

“礼”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酒所承载的文化是很丰富的。对中国人而言，白酒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载体，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同时会发现，中国酒文化中的“德”和“礼”正是儒家哲学的核心要素，也就是说，白酒其实一直承担着儒家哲学的载体的作用。中国白酒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传播者，中国酒文化的实质就是儒家文化。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

可能有人会反驳我的观点，说儒家创始人是孔子，而中国酒的产生却远在孔子之前。其实，我们并不能够说因为儒家创始人是孔子，那么儒家思想就起源于孔子。早在孔子之前的周朝就已经有了儒家思想，或者称为朴素的儒家思想，孔子是一个完善者和推行者。自从朴素的儒家思想产生的那一刻起，酒就被选为“形象代言人”了。从此，德和礼等中国政治、文化思想就开始反映在酒文化上，成为酒德和酒礼。自然万物的运行规则为“道”，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为“德”，而孔子把“德”的推行又具体化为“礼”，这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哲学，也是中国酒文化的“基因组”。当代，中国酒文化正在走向多元化，新的白酒品牌更加丰富了中国酒文化的内涵，这是酒文化发展到今天体现出来的新特征。但其实质是不会改变的，除非中国人彻底放弃了儒家思想。而实际上，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要用儒家文化打造中国酒”

其实，目前很多酒企在对企业文化的认识上，还处于对企业文化外延部分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企业文娱活动、企业内刊、几条标语和视觉形象设计上，并没有抓住企业文化的精髓。要把中国酒文化转化成销售力，首要前提有两个，一是对中国酒文化的认识；二是企业对企业文化的作用的理解，以及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操作能力。

往往在具体企业中，企业文化和产品文化并不是一个概念。比如麦当劳的产品文化是激情、自由，但他们的企业文化却是精细、严谨。因为企业文化影响的重心是企业内部，重在企业管理，产生的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产品文化影响的重心是市场，重在企业经营，产生的是产品销售力。对象不一样，诉求内容就不一样。在实际操作中，企业文化和产品文化未必能够达成相互的作用。对企业而言，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在实际操作中实现企业文化和产品文化的高度一致，而中国白酒正有这样的先天条件。

中国白酒企业，可以提炼、塑造自己的企业文化，形成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理念的企业文化。同时也可以顺应中国酒本身的儒家文化的特点，来塑造产品文化。另外，白酒的风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倡导的人生境界相吻合，都讲究温和敦厚。儒家思想的国际影响日益增加，这个大环境也是中国酒走向世界的契机。

而白酒的文化，必然是中国文化。谁最能代表中国文化，无论大家如何争议，目前最好的选择只有儒家文化。不仅在国内儒家文化是几千年的积淀，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国际角度认同中国的，也是儒家文化最为鲜明。所以，用儒家文化来打造中国酒企业，用儒家文化来打造中国酒，对内对外都是最理想的选择。

企业文化建设是一个企业管理体系，我不赞成所有中国企业都导入儒家思想的企业文化，但在中国这个大氛围里，企业文化必然不能与儒家文化相违背。实际上，在有所成就的企业中，都能从“仁、义、礼、智、信”五个字中找到对应的成功要素。无论中外企业，违背了这五个字很难说有成功的机会。像国外企业的瑕疵产品召回政策，就显示出极大的企业诚信。可以说，失败的企业各有各的原因，但成功都是相似的。

企业文化不是万能的，甚至单独的企业文化是不具备直接的销售影响的。企业文化只有成为指导行为的准则，形成企业文化指导下的企业管理经营模式，通过员工认同、企业制度、所有企业行为才能发挥其作用。并且，企业文化作用的发挥，最终将使得企业成为一部具有高速独立运转能力的机器，既具有自身的发展能动性，又具有强大的自我复制性。不仅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如此，任何优秀的企业文化都具备这样的功能。

山东有很多名酒，兰陵、孔府家、景芝景阳春、扳倒井等等组成了很有特色的鲁酒群体。我们还会发现鲁酒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善于挖掘历史文化的概念，但鲁酒对历史文化的挖掘仅仅局限在名字上，而没有真正发挥这些文化的真正作用。比如孔府家，本来是很好的品牌题材，但在品牌塑造上恰恰偏离甚至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优势。“孔府家酒，叫人想家”，这样的诉求重点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特色，也没有和齐鲁大地的文化相结合，名为“孔府”，却对这个概念表现出漠视，这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这一现象不是孔府家所独有，“兰陵酒好喝不上头”、“难舍最后一滴，景芝景阳春”、“饮不尽的豪爽-%26

当然，品牌概念可以有无限的选择，但都必须有根有据。如果把这个概念定位成追求目标，那就必须有相应的手段。否则，这些概念就成为空中楼阁，与自己的产品实际上是缺乏足够关联。

我们可以做个测试，把不同品牌的“广告词”互相换位，看是什么效果。比如“难舍最后一滴，孔府家酒”、“饮不尽的豪爽---景芝景阳春”，有什么不同吗？也就是说，强加给自己的所谓“特色”其实并不存在。而我们看川酒的品牌概念，“唐时宫廷酒，盛世剑南春”、“滴滴岁月酒，悠悠沱牌情”，反而在切实地挖掘自己独有的历史文化，这些概念就成为其他品牌不可替代的了。

这一总体现象反映出鲁酒自身的深层次问题，说不客气一点，鲁酒其实还徘徊在低层次的经营上。鲁酒的振兴在于发掘鲁酒的历史文化，而鲁酒在这方面有着比川酒更为实在的、深厚的文化底蕴。

鲁酒完全可以成为“中国酒”的代表，成为走向世界并被世界所认可的“中国酒”。企业之间的竞争最终是企业文化的竞争，产品的竞争最终也是产品文化的竞争。鲁酒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底蕴却是其他地方的白酒所无法比拟的，也就是说，一旦中国酒的竞争态势上升到文化竞争的阶段，鲁酒的文化优势将产生爆炸式的市场效果，国内市场是这样，国际市场更是这样。

但有个重要前提，就是鲁酒的发展必须紧紧抓住自己的文化优势，如果能够出现一两家以儒家思想为企业文化核心的企业，一两个以儒家文化为内涵的酒品牌，这个目标就可以实现。其实，我一直看好孔府家酒，目前这款酒一直在做“家”文章，其实是偏离了自己的优势，如果能够做“孔”文章，就走到了这个品牌的本源上来了，甚至还可以更直接一些。其他鲁酒品牌有很多也具有文化再造的空间。

还有一个建议我想提给山东省政府。山东品牌集群的形成与山东省的政策有直接关系，比如青岛的家电品牌、烟台的葡萄酒品牌，都是成功的案例。鲁酒品牌集群的形成，有着比较好的现实条件和基础，除了企业的努力外，政策倾斜和政府指导非常重要。如果能够把白酒作为山东省的新的品牌集群战略来发展，我希望在定位上，不要把鲁酒当简单的产品来做，而要当成文化产业，鲁酒就是文化产品，让鲁酒担负起代表中华民族优良文化的任务，最终能够成为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中国酒”。

 

2. 고대 시인들이 술을 좋아한 이유
古代诗人为何爱酒嗜酒

古代的很多诗人为何爱酒嗜酒？个人感觉，一方面，诗人即为艺术家，艺术是需要灵感的，酒是能使人中枢神经兴奋的饮料，故而受宠。

另外一方面，古代社会贫富不均，作为诗人，很多都是忧国忧民，道德高尚的阶层，借酒消愁也是可谓了。

在浩如烟海的中华历史文化长河中，文学艺术作为各个时代的一种精神食粮，从产生、发展、到繁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在演变和发展中，诗歌作为艺术的一朵奇葩，在文学发展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早在人类产生之初，语言的形成过程中，诗歌从劳动中产生的简单有力的节奏开始渐渐变为一种抒情达意的文学样式，如《诗经》中“乐则歌之，兴而舞之。”节奏和原始的歌词则是诗歌的雏形，而真正将这种文学样式进行加工整理、并编纂成册，还得首推《诗经》。它收集了300多首民间和贵族阶层的诗歌，开创了诗歌的源头，诗歌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真正产生了。

从诗歌的产生到明清时期的诗歌发展、变化和繁荣，在这一过程中，不少的诗人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酒与诗歌的发展，酒与诗人的关系等等一系列关于“酒与诗人”的问题，很值得探讨。酒作为诗人的另类的真爱，他们之间究竟会有怎样的关系，下面就对这些相关的问题发表一些粗浅的阐述：

 

一、 诗人与酒的不解之缘

自从传说中的杜康、仪狄酿酒起始，酒作为一种日常饮品，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起初，由于生产力落后，人们的生活水平十分低下，酒的生产数量也就十分有限。一直到了阶级社会的第一个阶段，奴隶社会的中后期，酒的大量使用也仅仅局限于贵族之间的宴饮以及祭祀。但是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起，酒宴上逐渐新起的祝酒词，一部分成为了诗歌创作的一种源头，像后来李白的《将进酒》可以说是一首典型的祝酒词。

从《诗经》起，关于酒的文学，有《周书·酒诰》，就连艰涩难懂的《周易·爻辞》中也有“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后两句的意思是“我有好酒，我们共醉一场”。诗歌的源头《诗经》里更是流淌着酒的味道：《豳风·七月》“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小雅·鹿鸣》“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最有名的当属《小雅·宾之初筵》，大概是详尽描绘筵饮歌舞场面的最早作品了。可不可以这么说，没有酒，也就没有了中国古代的诗歌与诗人，也许五千年的文化，要逊色许多。

假使没有酒，性嗜酒的陶渊明《饮酒》诗二十首如何能写出？真不知道“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他，外加抚养五个不争气的儿子，还有多少酒喝，也许《饮酒》诗里的“酒”只能是掺了水的酒了。老杜的酒量估计也不错，好友卫八来访，冒着夜雨去剪春韭，端上喷香的黄粱米饭，而且开怀畅饮，“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没钱的时候“樽酒家贫只旧醅”。如若没有酒，“买花载酒”的柳三变也许就写不出“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也就发不出“拟把疏狂图一醉”的慨叹了。“谁说女子不如男”，李清照的酒量自是不让须眉，“东篱把酒黄昏后”，“三杯两盏淡酒”，“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她只能是借酒消愁愁更愁啊！诗人中喝酒名气最大的当属李白了，在他的身上最能体现酒神的精神。“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那是何等的潇洒与飘逸，为了酒连代表至高无上的王权也得靠边站。尤其他的《将进酒》字字都包含酒香。如果把他所有写酒的诗拿去压榨，也许可以压榨出大半壶的高粱酒来。酒对每一位诗人个体来说，究竟为何会有如此大的缘分，因为诗人已经千古，我们不得具体而知，只能依据常理推断一二 。

 

二、 酒发酵了诗人的思想，引发了诗人的灵感

诗人们为什么喜欢酒呢？难道是因为黄酒的风味醇厚、鲜甜甘美、香气浓郁；白酒的芳香浓郁、绵柔甘冽、回味悠长么？我看不尽然。总有些什么独特之内涵在酒之中、在酒之外的。酒香飘起来了，是形的消隐，还是韵的升华呢？

对诗歌来说，酒可以刺激神经，可以把诗人带入一种摈除世俗纷扰和功利烦扰的迷狂状态，获得精神上的自由。这正是灵感爆发的契机，所谓“醉后乐无极，弥胜未醉时。动容皆是舞，出语总成诗”。恐怕这是诗人喜欢饮酒的一大缘故。王勃写《滕王阁序》时，先磨墨数升，继而酣饮，然后拉起被子蒙头而睡，醒来后从庾信的“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借得灵机，写下了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起笔一挥而就，不改一字。李白当年奉诏书为玄宗写清平调时，也是在烂醉之下用水泼醒后写的。

南朝的刘勰赞同司马迁的“发愤为诗”的观点，提出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把身世不幸的写出的文章称为“蚌病成珠”。“病”泛指精神和肉体的不快。酒却能使诗人的“怨怒”转移，酒可以随物宛转，与心徘徊。“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范仲淹《御街行》）……杜甫的《醉时歌》通篇写一“醉”字，醉酒、醉语、醉态、醉诗。但又是醒时拟醉，醉而益醒，故而令人闻之惨怆。虽然是书赠郑虔，却字里行间渗透诗人的泪血。神情摇曳，读之使人至痛至悲，一股辛酸的酒味扑鼻而至，仿佛看见了子美似醒似醉，忧愤移情于酒。其实，不醒如何痛楚，如何醉饮；不醉又如何将那一腔不平尽发笔端呢？

杜诗《饮中八仙歌》道:“李白斗酒诗百篇",极写酒对催发李白诗兴、诗才的神异力量。古今不少诗人、文豪、画家、书法家,都与酒结缘,因酒而兴致勃发,才思陡涌,下笔有神,酒酣墨畅,不仅李白为然。酒对于文学艺术的妙用是当事人和旁观者都有共同的体会,得到一致承认的。

西方有些美学家,如尼采,也提到“酒神性格";西方、印度、波斯、阿拉伯的文学家也常常咏酒,写与酒有关的故事,但从数量或质量上比较,都远远不及中国文人与酒的关系之广、之深、之密。中国文学艺术史是和中国酒文化史难分难解的,文学艺术中处处充溢着酒气。

酒和诗歌的因缘,还因酒是人们日常应酬的常用品而加密。文人独酌固然能助诗兴,催诗情,集宴欢饮尤能激动彼此间的诗兴和诗情的交流。历代诗人因此有大量的即兴酬酵之作,诗人的酒会又常顺理成章地成了诗会。这些文人诗酒之会常是文学史上的佳话,早如西汉梁孝王刘武宴集文士于兔园,命枚乘赋柳,路侨如赋鹤,公孙诡赋鹿,邹阳赋酒,公孙乘赋月,羊胜赋屏风;其中韩安国赋几不成,被罚酒,大概是文人诗酒会之始。汉武帝于元封三年在柏梁台宴集群臣,君臣联句赋诗,每人一句,每句用韵,世称“柏梁体"。不但开创了一种诗体,也是后来联句诗的最早记载。

另外，从酒与诗之间的关系来说，酒本身也就是诗歌大量描写的对象。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就有三十篇,即占十分之一的篇章提到酒。 而大量关于酒的诗篇都在大、小《雅》,尤以《小雅》为多。这因为《风》诗大都是民歌,《雅》诗则是士大夫中上层人士的诗。当时酒还是奢侈品,为平民所难得, 自然不能形之于民间歌咏。大小《雅》共为一百一十一篇,而咏酒者最频,如依此计算,出现酒的诗的比数就很可观了。

《楚辞》中也几处出现酒,如《九歌》中,“奠桂酒兮椒浆”,(《东皇太一》),“援北斗兮酌桂浆”, (《东君》),但诗人没有描写过自己喝酒,《渔父》篇中还说了“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话,虽系比喻,也不妨理解为屈原并非酒人,然而正因为非酒人也不能不咏酒浆,更显得文学是何等离不开酒。

《 诗》、《骚》以下,中国文学作品不涉及酒的只有极罕见的例外;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酒人中,诗人也占极大的比数。草草数来,三曹都有咏酒的诗歌,曹植还是耽酒误事的瘾客;孔融的最大志愿是“座上客常满,搏中酒不空";南北朝以后,如陶谢、鲍庚、李杜、 韩柳、刘白、欧苏、陆辛、人人饮酒,咏酒,写酒,多数还是酒量超群的大酒徒。以上所举的还只是历史上第一流作家中的一部分,如要逐一罗列,光举举姓名就可盈编累牍。面对着这样一部酒与诗歌联姻的历史,敢说任何人穷毕生之力也无法将诗人与酒的轶事掌故收罗齐全。

因此,中国文学中咏酒的诗的数量之多,要统计完全而不遗漏也绝难办到。试从公元一世纪至十一世纪这千年中专门以酒为主题的作品略加瞥视,仅限于大家名作,略加存录,已是洋洋大观:诗词:汉乐府以酒为题(不以酒为题者,即使全篇 咏酒的也不列)的有《鼓吹曲辞·将进酒》,《四厢乐歌 .上寿酒歌》,《横吹曲辞·高阳酒人歌》,《杂曲歌辞· 饮酒乐队《杂曲歌辞·前有一搏酒行》,《清商曲辞· 宴酒篇》；魏代曹植、王柴、刘祯各有《公宴诗》,稽康 有《酒会诗》七章晋·陆机有《宴玄圃诗》,陆云有 《宴会诗》,陶渊明有《·饮酒二十首》、《连雨夜饮》、《止酒》、《述酒》;梁·范云有《当对酒》、《对酒》,庚信有《对酒歌》等十四题,唐诗传至今者较多,酒诗就无法计算,题中出“酒”字的咏酒作品多少不等的名诗人有王绩、李麟、储光馨、高适、韦应物、杜甫、贾岛、戴叔伦、韩愈、柳宗元、孟郊、元旗、白居易、李贺、陆龟蒙、皮日休等二十余人。单以诗仙兼酒仙李白一人而言,其作品除集外诗六十余首以外,确凿可靠的各体诗今存八百五十余首,据明代诗人周履靖编的《青莲筋咏》共计有咏酒的五七言各体诗歌七十五首,其实这数字远不完全,周氏是据题中出“酒"、“宴"、“酌"、“醉"等字样的诗来计数的,诗中涉及酒乃至通篇咏酒的,当近二百篇之数。北宋人(十一世纪以前)以酒为主题,题中又明书“酒"字的诗人和作品不少于唐人, 不赘举。就词作言,咏酒者有欧阳修《采桑子》(画船载酒西湖好)等十三首中的八首,另有《定风波》(把酒花前欲问他)、《浣溪纱》(十载相逢酒一危)等十余首;苏轼《蝶恋花》(别酒劝君君一醉)等十余首,黄庭坚《西江月》、《醉落魄》等四首。仅就这些名家的上选之作,略加演绎,就足够写一本酒诗歌史的材料了。

 

三、酒是诗人抒发情怀的一种道具

酒对诗人而言可以宣泄情感，浇去心中的块垒，起到“移情”之效；酒趋阳刚，让人沉醉超脱出世。乡野鄙夫酒喝多了可以发泄到妻儿的身上，可诗人呢？诗人在清醒的时候往往难于摆脱世俗的得失厉害，因而创造力必然受到束缚压抑。酒酣耳热时则容易实现心灵的解脱、精神的超越。他敢说敢写，敢哭敢笑，任情放纵，无所顾忌，创造力由此获得解放。从“听天由命”到“形而上的慰藉”，作为本体的生命意志的性质变了，由盲目挣扎的消极力量变成了生生不息的创造力量。

倘若没有酒，屈原也不会说：“众人皆醉我独醒”。从相对的角度来说，其实这话也可以说成是“众人皆醒我独醉”，否则他也不会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为国而“醉”！李白“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酒与诗人情感的抒发，情绪的释放关系可见非一般可言。

在阶级社会，尤其是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权和利的纠葛往往会导致当权者人性的扭曲和心理的不健全，诗人耿直和率真的个性，使得政治抱负，往往无法施展，更有甚者生活贫困潦倒，在这样的境地，诗人身心极度疲惫，抑或寄情于山水，抑或寄情于酒。倘若没有酒，那诗人的身心何以康复。

当然，诗人与酒的渊源并非如此简单，但是将酒作为诗人们的另类真爱来看待并不为过。

 

3. 고대의 독주

古代的毒酒

 

古代身份特殊的人才有资格被赐死，历史剧中经常有这样的情节，皇帝要谁死（这个人一般是比较有身份的人），要么给杯“美酒”，要么给根绳或绫，或者是一把匕首。其中用得最多的恐怕要数毒酒。

毒酒的种类

历史记载，当年吕不韦被秦王赐死之时，他就是喝了鸩酒，据说鸩是一种鸟，羽毛有毒，足以致命，所以文言文里下毒常叫做“鸩”。但现在的生物学里似乎没见过鸩这种鸟的记载。我看的作品里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数它了。
除了鸩酒之外，还有孔雀胆，砒霜，还有霍霍有名的鹤顶红。
郭沫若先生写过话剧《孔雀胆》，里面美丽善良的阿盖就是用孔雀胆毒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孔雀胆是传说中的毒药!没有实物!
砒霜就比较平民化了，用的人很多，甚至现在也有人使用，电影《银饰》小银匠就是死于砒霜，当然这里的砒霜是放在人参里，不是放在酒里。据说现在有专家指出：大量海鲜+大量维生素C=砒霜，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前些时候还看报道说砒霜疗法可治癌症。
关于鹤顶红，查了一些不太正式的文章，说鹤顶红其实是红信石。红信石就是三氧化二砷的一种天然矿物，加工以后就是著名的砒霜。可能是因为红信石是红色的就用了鹤顶红这个名字，传说古时为官者将它藏在朝冠中，必要时用来自杀，方为可信。砷进入人体后，会和蛋白质的硫基结合，使蛋白质变性失去活性，可以阻断细胞内氧化供能的途径，使人快速缺少ATP供能死亡，和氢氰酸的作用机理类似。

也许是出于象形文字的误会，很多人往往把鸩鸟与鸠鸟混为一谈。后者是鸠鸽科的鸟的泛称。古时说有五种鸠：祝鸠、鸤鸠、爽鸠、雎鸠、鹘鸠。从分类上看，祝鸠和鹘鸠是鸠类，鸤鸠是攀禽类的布谷，爽鸠是鹰类，雎鸠是鹗类。这个混杂的种属很容易孕生一些险恶的词汇，例如：鸠鸩（喻指专门诬陷好人的人）、鸠夺鹊巢（鸠性拙，不善筑巢）等等，在这样的不良暗示下，把两者混为一属，似乎又情有可原。

由于屈原作品里出现了鸩鸟，有人认为《离骚》中"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鸩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是说屈原看见有女戎国的美女，便托鸩鸟为媒，鸩鸟不肯并且远离了他。接着他又想托雄鸩为媒，但却"心犹豫狐疑"。其实这个解释有些一相情愿。鸩鸟并不能成为媒鸟，李商隐诗"青雀如何鸩鸟媒"显然是继承了屈原的用意，不过想想也对，连鸩鸟也可以托之为媒，就可以推测相思之毒已是深入骨髓了。有学者研究考证，"余令鸩为媒兮"除了表达屈原的思想外，还反映了古代捕鸟的一种方法，即以鸟引鸟捕之。《六臣注文选》晋·潘安仁《射雉赋》注云："媒者，少养雉子，长而狎人，能招引野雉。"至今在长江三峡地区，仍有人沿用养活鸟以为媒招引野鸟来捕之的古老捕鸟方法。

可以肯定地说，古时确有鸩鸟存在，它的身世和功用我倾向与这样一种判断：此鸟主要是来自于险恶宫阙的渊薮，并推进阴谋理论的执行。它飞行的身影总是晃动在宫廷的天幕上，它是既行使着"天罚权力"的地下判官，又是被黑暗权力宠幸的鸟儿。因而，它出没于平民的注意力之外是毫不奇怪的。鸩鸟肯定不是生活在神话的古风中，它偶尔也从文化的腐质物里发出古怪、凄厉的鸣叫。由于它出没于人口稠密、风化奢靡的江南一带，当地人也称它为同力鸟，雄鸟叫运日，雌鸟叫阴谐，双飞双宿，俨然是连环杀手。作为顶级的剧毒鸟，黑身赤目，羽毛紫绿色，它的身躯像一块黑炭在空中飞舞，尖而长的嘴喙犹如火蜈蚣一般在空气里燃烧，连留下的气息也令人窒息。

 

4. 구주鸠酒의 기원과 발전

鸠酒的起源及发展

 

据说鸩是一种鸟，羽毛有毒，足以致命，所以文言文里下毒常叫做“鸩”。但现在的生物学里似乎没见过鸩这种鸟的记载。
也许是出于象形文字的误会，很多人往往把鸩鸟与鸠鸟混为一谈。后者是鸠鸽科的鸟的泛称。古时说有五种鸠：祝鸠、鸤鸠、爽鸠、雎鸠、鹘鸠。从分类上看，祝鸠和鹘鸠是鸠类，鸤鸠是攀禽类的布谷，爽鸠是鹰类，雎鸠是鹗类。这个混杂的种属很容易孕生一些险恶的词汇，例如：鸠鸩（喻指专门诬陷好人的人）、鸠夺鹊巢（鸠性拙，不善筑巢）等等，在这样的不良暗示下，把两者混为一属，似乎又情有可原。
由于屈原作品里出现了鸩鸟，有人认为《离骚》中"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鸩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是说屈原看见有女戎国的美女，便托鸩鸟为媒，鸩鸟不肯并且远离了他。接着他又想托雄鸩为媒，但却"心犹豫狐疑"。其实这个解释有些一相情愿。鸩鸟并不能成为媒鸟，李商隐诗"青雀如何鸩鸟媒"显然是继承了屈原的用意，不过想想也对，连鸩鸟也可以托之为媒，就可以推测相思之毒已是深入骨髓了。有学者研究考证，"余令鸩为媒兮"除了表达屈原的思想外，还反映了古代捕鸟的一种方法，即以鸟引鸟捕之。《六臣注文选》晋·潘安仁《射雉赋》注云："媒者，少养雉子，长而狎人，能招引野雉。"至今在长江三峡地区，仍有人沿用养活鸟以为媒招引野鸟来捕之的古老捕鸟方法。
可以肯定地说，古时确有鸩鸟存在，它的身世和功用我倾向与这样一种判断：此鸟主要是来自于险恶宫阙的渊薮，并推进阴谋理论的执行。它飞行的身影总是晃动在宫廷的天幕上，它是既行使着"天罚权力"的地下判官，又是被黑暗权力宠幸的鸟儿。因而，它出没于平民的注意力之外是毫不奇怪的。鸩鸟肯定不是生活在神话的古风中，它偶尔也从文化的腐质物里发出古怪、凄厉的鸣叫。由于它出没于人口稠密、风化奢靡的江南一带，当地人也称它为同力鸟，雄鸟叫运日，雌鸟叫阴谐，双飞双宿，俨然是连环杀手。作为顶级的剧毒鸟，黑身赤目，羽毛紫绿色，它的身躯像一块黑炭在空中飞舞，尖而长的嘴喙犹如火蜈蚣一般在空气里燃烧，连留下的气息也令人窒息。
如果近距离观察，鸩鸟前半身像鹰后半身像孔雀，足有三趾，走路或者嘴喙都会发出"邦邦"的执拗声音，声音阴骘而幽深，如年迈的守夜人敲着羊皮鼓，它震落的露水偶尔滴落在皮面上，让声音蒙羞。这种鸟深居简出，如若外出必有怪事发生。雌鸩阴谐一叫，肯定是几天的连绵淫雨；而运日长鸣的话，往往是连续的大旱，均预示了死亡帷幕的开启。鸩鸟并不是饕餮之徒，所以它也不会随意攻击蛇类。它捕食的时候有一种巨大的威仪，类似于"虎行似病，鹰立如睡"的姿势，好像是不期然地从毒蛇的巢穴前经过，它以一种神秘的舞蹈步伐来显示自己的君临。这种步伐叫"禹步"，富有弹性，充满忧郁和感应，好像是按照冥念中的指示在亦步亦趋。人们极其忌讳见到这种罕见的鸟步，《尔雅翼》卷十六记载说："……昔有人入山、见其步法，归向其妻索之，妇正织而机翻"。可见此鸟毒恶之甚。禹步到底是这样迈步的？葛洪《抱朴子》卷十六《登涉》篇中就说："禹步法，正立，右足在前，左足在后，次复前右足，以左足从右足并，是一步也。次复前右足，次前左足，以右足从左足井，是二步也。次复前右足，以左足从右足并，是三步也。如此，禹步之道毕矣。"此处本是说往山林中，折草禹步持咒，使人鬼不能见，述禹步法讫，又申明之曰： "凡作天下百术，皆宜知禹步，不独此事也。"准此，可知禹步威力之大。鸩鸟宛如硫酸的祖先，所到之处，树木枯死，石头崩裂，毒蛇立即瘫软，鸩鸟这才上前从容进食。

禹步另有一种说法，见于《抱朴子内篇·仙药》和《洞神八帝元变经》等古籍，大意是说，大禹治水时，在南海之滨见到一种大鸟（即鸩鸟）会禁咒术，走着一种奇怪的步子，能使大石翻动，于是大禹模拟其步伐，使成为法术，十分灵验，因为是禹制作的，故称为禹步。从这些说法中大致可以看出禹步形成甚早，与古代的禁咒术有关。禹步的基本步伐是三步九迹，后来扩大为十二迹、三五迹等不同的禹步。后发展成为了道家著名的罡步。

鸩鸟在水中洗浴，其水即有毒，人若误饮，将中毒而死。自有此传说后，人们因惧怕中毒而不敢轻易饮用山林之水。《朝野佥载》也记载说，"冶葛食之立死。有冶葛处，即有白藤花，能解冶葛毒。鸩鸟食水之处，即有犀牛，犀牛不濯角其水，物食之必死。为鸩食蛇之故。"翻译过来的意思是，野葛吃了就得死。生长野葛的地方，就长有白藤花，它能解野葛的毒。鸩鸟饮水的地方，就有犀牛，犀牛不洗角的地方，生物喝了这水一定得死。因为鸩鸟吃蛇的缘故。而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基本沿袭了这个说法，强调了一物克一物的仁义思想。但总体上说，鸩鸟是克不住的。因为它俨然已经成为权力和复仇的使者。它必须持续飞舞在激烈的欲望风浪里，使命一当传达，就不可能停止，逢人杀人，逢鬼杀鬼。

鸩鸟最可怕的地方自然是它的羽毛。鸩酒，也叫酖酒，早在《左传》中就已提到。用鸩鸟的羽毛划过酒，酒即含有剧毒，就是鸩酒，饮之令人立即毙命。鸩毒毫无颜色和异味，毒性却能够尽数溶解于酒。当然这只是个被夸大了的传说，事实上有许多毒酒并不是仅仅用鸩的羽毛划过的，而是在酒中同时掺入了某种毒物（例如乌头、毒箭木、毒芹汁等等），不过人们习惯上也都叫它鸩酒。
但是鸩酒不是可以随意配置的，这需要技术精湛的医士出面，从而分化为一个阴鸷的职业，叫"鸩者"。这些制造毒药的天才在犀牛角、兽皮的保护下，也是颤颤巍巍地接近尤物，稍有不慎，即会引火烧身。古籍上有很多关于以鸩酒赐死和饮鸩酒自杀的记载，"惧鸩忍渴"、"饮鸩止渴"就源于此。在酒中渗入某些有毒的物质制成的毒酒，历来被人们作为杀人的利器。古代的一些史籍如《史记》、《汉书》中，都有这方面的记载。《南唐书·申渐高传》中说：南唐皇帝李升顾虑大臣周本威望太高，难以控制，想诛杀之。有一次，李升倒了一杯"鸩酒"赐给周本。周本察觉了皇上的意图，用御杯分出一半酒说：奉给皇上，以表明君臣一心。李升当即色变，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为帝王演戏奏乐的优人申渐高见此情景，一边跳舞一边走了上来，接过周本的酒说：请皇上把它赐给我吧。说毕，一饮而尽，将杯揣在怀中走了。李升立即暗遣人带着解药去给申渐高，未等药到，申渐高已经"脑裂"而死。原文虽未说明脑裂的详情，但听起来足以令人毛骨悚然了。
黑鸩为鸩鸟中最为稀少的一种，其毒性强而难发，这种引而不发的性质就像它所具备的深厚功力，待当事人的想象力和恐惧感挥发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一发则动全身，发则无药可救，无怪此物一旦侵人头皮之后，非数月甚至一年之久毒性才始行发作。

普通鸩毒人一旦饮下就行将发炸，其性急而有治，且易辨别，黑鸩毒性缓而难察，直至慢慢地将人血化尽，其毒一旦侵入头皮，即可寄生在发根之内，使这黑丝维持原毒不绝，而且使当事人觉查不出。

由于鸩毒的残酷性实在太过彰显，仁者一直反对使用这种奇毒。战国时，楚国的使者驸马共前往巴国，途中见到一人挑着一担下了鸩毒的酒正欲谋财害命。驸马共请求买下毒酒，但所带的钱不够，驸马最后把自己的马车也一并给了对方。东西到手，他立即把鸩酒倒入江里。这个故事，被作为宣传仁慈的例子广为流传。在晋代，朝廷曾下令严禁鸩毒，并不准鸩鸟过江。当时石崇任南中郎将、荆州刺史时，曾经捕获了一只鸩鸟雏，交给后军将军王恺养护，司隶校尉傅诋立即向朝廷告发了此事，朝廷下诏宽宥了石崇，但命令立即把鸩鸟当众烧死。东晋升平二年（358年），王饶竟然向朝廷进献鸩鸟，晋穆帝司马聃大怒，下令把王饶鞭打二百，并把那只鸩鸟当中烧死在京城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在这些仁义皇帝的围攻之下，鸩鸟自然是越杀越少；另一方面，心如蛇蝎的统治者一直大力弘扬毒文化，鸩鸟面临绝境，直至湮没在飞禽的最高空。

宋代之后，鸩毒的使用并没有被抛弃，直到明清两代仍然有人使用，并取得了立竿见影的鸩杀之功。在这以后，鸩鸟就像镶嵌了金边的乌云，被暴力彻底地从历史的天空抹去了。现在，我们只能使用过往文字来复圆它凌厉的形象，推测矗立在宫阙楠木梁柱上那一串"梆梆"的怪响。其实，中国是构思杀人方式最多的国家，一块砖头就可以置人死命，好像并不需要曲径通幽的鸩毒来实现宗旨。也就是说，鸩鸟之毒，多半是被权力妖魔化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