중국의 술문화 13

 

 

중국의 술문화 13

중국어원문자료

 

1. 중국고대 산문 발전과 술의 관계

2. 중국술문화의 예와 덕

 

 

1. 중국고대 산문 발전과 술의 관계

我国古代酒散文的发展史

 

反映酒文化的散文,首先多提到酒的创造发明。晋·江统《酒诺》认为:由于剩饭发酵,产生酒香,于是人们发现了如何作酒,远至三皇五帝都尝过酒。至于有主名的发明者,他说:“或云仪狄,一曰杜康”,但这二人都是传说中的夏代人。据史料《战国策·魏策二》云: 鲁君对魏王说:“昔者帝女命仪狄作酒而美,进于禹。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汉·许慎《说文》中说:“古者少康初作宾帚、袜酒。少康,杜康也。”这二说就是江统所本。曹主《与群臣诏》则称:“千钟百舰,尧舜之饮也。”这些说法大抵和考古发现是相一致的。

关于酒的散文最早的一篇,当属《尚书.酒诰》。这 篇文浩第一点是教戒群臣以殷纣为戒,不应沉洒于酒, 导致亡国,云:“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大小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属于这一类戒鉴性质的,还有东汉崔马困的《酒箴》、李尤的《丰侯铭》等。《酒诺》第二点则是宣传酒文化,一是祭神祀祖,依礼饮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一是“其艺禾季,奔走事厥考(老)厥长。',可以饮酒。又一条是,“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新鲜丰盛)饮用酒。”一是士大夫服从教令,有功于君长,“尔乃饮食醉饱”。当时享祭或庆祝饮酒,是可以载歌载舞的。东汉蔡邑《酒搏铭》便是概括《酒诰》的第一点意思写:“酒以成礼,弗继以淫。德将元醉,过则荒沉。”王架《酒赋》则宣扬、酒文化云:“苡芬享祀,人神式宴。”“章文德于庙堂,协武义于三军。致子弟之孝养,纠骨肉之睦亲。成朋友之欢好,赞交往之主宾。"邹阳《酒赋》也描写了西汉盛期梁孝王与群下饮宴欢乐场面,云:“哲王临国,绰矣多暇,召蟠蟠之臣,聚肃肃之宾。”“缔席既设”之后，则“曳长裙,飞广袖,奋长缕,英伟之士,莞尔而即之。”于是纵酒作倡:“右以宫申,旁以征(微)扬。乐只之深,不吴(娱)不狂。”这是一篇实写饮宴快乐而又以礼节之的文章。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美系》一文中说:“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引起了一场禁酒与不能禁酒的争论。那时代,人们的思想尚通脱,写诗文是离不开酒的。曹操的诗中有“对酒当歌”“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以及“郑康成（玄）行酒伏地气绝”的话;他又写有《上九酝酒法表》,说明他有造酒的经验。他喝酒却又禁酒,建安七子中名气最高的人物孔融就用讥嘲口气写了《难曹公表制禁酒书》两篇有趣的文章。汉末政治败坏,一是士大夫沉洒荒淫,一是文人追求个性解放,不遵礼法。王祭《酒赋》云: “暨我中叶,酒流(饭酒的人)犹(当作尤)多,群庶崇饮,日富月奢。”曹圣《典论·酒诲》中说:“孝灵之末,朝政堕坏,群臣首司,并洒于酒,贵戚尤甚,斗酒至千钱。”曹巫自己属于文人饮酒,在他的诏书中则说: “千钟百舰,尧舜之饮;惟酒无量,仲尼之能。”曹植《酒赋》云:“穰生以踵而兴霸,侯赢感爵而轻身。惊千钟之可慕,何百佩之足云。”他并叙述了王孙、游侠的“献酬交错,宴笑无方”,和“扬抉屡舞”“扣剑清歌”等等宴乐情况。曹魏时代充满文人借酒发抒豪情的文化生活。建安时代关于酒的散文中,也可见“文以气为主"和通脱特征。

到魏末由于司马氏当政,严刑峻法,文人们畏祸, 便产生了一种服药、饮酒、清谈的风气。酒对文化人影响更大,便出现了“竹林七贤"这样的许多反抗旧礼法而嗜饮的人。以刘伶为反礼法代表的《酒德颂》,就是写他幕天席地地饮酒,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置之不理的狂行与心态的。稽康写的文章却公开反对司马氏的暴政,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写他饮酒和不守礼法的五不可、七不堪。寄寓着反对司马氏的激情。
在东晋末,刘宋王朝建立,政治、社会风气有了改变。鲁迅先生说:“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如陶渊明性嗜酒,他也处在和稽康、阮籍相同的易代时期,但态度就和平得多。他学《酒德颂》的自传式写法,写有《五柳先生传》。他还有《述酒》一诗,则是写东晋最后君主被鸪杀的事情的。他的这篇散文颇有影响,于是在隋唐易代之间,又出现了王绩的《五斗先生传》,他直接以酒德为名,以求达到昏昏默默不问人事的程度。到唐代,诗人白居易又写了《醉吟先生传》,他把陶渊明、王绩玄学化的文章,变为富有生活情趣的自传。他写出他的诗友、僧友、酒友等,以及游观、宴乐、诗歌琴洒的生涯。直到清代也还有顾承的一篇《醉隐先生传》,写他隐居饮酒生活。

自刘伶《酒德颂》后,两晋及其后,散文出现了对 酒德、酒功赞颂的文章。晋隐士戴遥有《酒赞》,文云: “醇醒之兴,与理不乖。古人既陶,至乐乃开。”袁山松 《酒赋》、刘恢《酒箴》也都写了酒的作用。到白居易的《酒功赞》,就把酒和玄学、佛学融为一体了,他说到“产灵者何?清醋一酌;离人迁客,转忧为乐。”最后写到饮酒达到空静境界云:“百虑齐息,时乃之德；万缘皆空,是乃之功。”则纯属玄学、佛学思想。
多数文章,喜欢数说酒的功过,但主体发挥自己饮酒体验的文章,则有陈代陈喧的《与兄子秀书》;也有自己不能宏饮的人如苏轼,也写有《浊廖有妙理赋》,又写有客至必置酒的《书〈东呆子(王绩)传〉后》,他们都就自己饮酒的体验和对酒的感情写出有个性的文章,这也是酒文化的重要表现。
晋代起,文人又把饮酒和欣赏山水联系起来。如石 崇《金谷诗序》,写他的金谷涧清泉茂林、果、竹、水礁、鱼池之属。当他送人还长安时,在金谷园昼夜宴饮, 有时登上高地,有时下坐水滨。来往的车中载有乐人, 沿路作乐。由此文开始,写的就多了,东晋有更著名的王善之《兰亭集序》,他写与友人修模于兰亭,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端,列坐其次,便为曲流筋来饮酒。但东晋文人不同于西晋初年,他写他的“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的幽怀,并叹息“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大有感叹一生功业不立之意。随后唐·王勃《春日孙学士宅宴序》,一开始就写江山琴酒关系云:“若夫怀放旷寥阔之心,非江山不能宣其气;负郁快不平之思,非琴酒不能泄其情。”也用江山琴酒,来发泄他们不得志的不平。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也从人生价值起兴,写出应该秉烛夜游,“开琼篷以坐花,飞羽筋而醉月”,这样一种最适意的饮酒境界。这些文章更多了一些审美情趣。

比宴饮序文更能反映饮酒情趣的,是包括游记在内的饮酒生活片断

的记叙。这类文章是从唐宋开始的。如柳宗元的《序饮》一文,《序饮》是通过他邀集在永州的友人,列坐小丘溪石上,进行有趣味的曲水流筋游戏,看每个人所投水上的一尺长的竹筹三次,是否“洄于伏”“止于坻”、“沉于底”,还是顺利流下,来决定投者是再饮酒,或饮酒是一饮再饮还是三饮,以为笑乐。他认为这样可用以“合山水之乐,成君子之心"。在这里他完全摆脱了他被元辜远滴的幽黯心情,宋代社会情况不同,被贬滴的文人心情是比较和平的。而有意识把饮酒于山水间寄托自己的旷达情怀和与民同乐的思想倾向的,则是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他写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写琅哪山山间朝暮与四时景色之不同;写游人的游乐和宾客相从之乐。全文系于一个“乐"字,最后他依庄子与惠施潦上观鱼的写 法,写禽鸟和山林之乐,而不知游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自己之乐,文章是意味无穷的。
在时世丧乱,易代之际,则有全写醉乡的《醉乡记》,前有隋唐之间的王绩,后有明清之间的戴名世。前者则幻想有一个绝思虑,不知天下有仁义厚薄的醉乡,尧舜曾至其近鄙,导致终身太平,禹汤与醉乡绝,天下遂不宁,他追想古华青氏之国的朴厚。后者则持相反观点,痛心明末君臣上下沉洒于酒,他所写的醉乡,则是既无可乐,又不能解忧的昏冥世界。他更明确地批判说:“入醉乡者,皆非真有忧,醉乡有人,天下无人矣。" 在不同的时代,其观点如此分歧,也是合情合理的。戴名世面临着的是极可悲的亡国悲剧。
写饮酒而最合乎人性的自然的,则是明代公安派袁中郎的《饮酒说》,他把不同环境中所经历的饮酒生活娓娓道出,文章以喜居船中,夜饮几杯,调适脾胃,大不同于在城市中饮酒应酬,导致丛生欲念的苦况作结。这种文章写饮酒情趣,渐近自然。
明代后期,人们很注意饮酒的意趣。所以竟陵钟惺 写了《题〈酒则〉后四条》一文,提出了“饮酒之神”、“饮酒之气”、“饮酒之趣‘、“饮酒之节”四条要求。

清代的文章,更富于人情味。写不受理学拘束而写来幽默的饮酒文,则可推曹寅的《二杯铭》和蒲松龄的《酒人赋》。前者写南董数杯而饮的乐趣,后者写尽酒趣,而酣酒者则以枝击其臀。

嘉庆道光年间,著名文人张溺写有《酒壶赋》,由于他为人正直,官位不进,他便为用了三十年的酒壶作赋，他赞美饮酒能“以浇垒块，以慰孤拘”，特别是能使“为儒不腐，作吏能仙”。文章最后却是意在讽刺，讲道：“我不汝弃，胜它独醒。上帝醉梦，锡尔遐龄。”实际上是说：自已原是独醒的，而上帝则是在醉梦中的。
在近代太平天国之后，又有鸦片战争，不免少有文人写酒。同治间的张文虎，在避难上海时，写了一篇《师琴友酒图记》，文中批评了当时的士大夫饮宴：“朝优伶而夕狎邪。”写不同类的酒的优越性的散文的，则有张载的《颥酒赋》，苏轼的《洞庭湖色赋》、《中山松醑赋》、李纲《椰子酒赋》，元好问《蒲桃酒赋》，朱德润《轧赖机赋》等。
酒文化关于经济方面的散文,则见思想的开放,有近代刘心源写的《〈酒课考〉按语》,他主张收酒税有利,而无累于民。近代思想家冯桂芬的《重酒酷议》,更比刘文进了一大步,文章不但反驳了明朝王应麟禁酒主张的“不考古事,不采近闻,不达人情物理”,而且主张重酷,即特别提高洒的税收,而量减五谷布串的税。一方面仍可宣传戒酒,禁止酣酒,并罢免嗜酒的官吏,这样既能富国又能适应政理人情。这篇文章也是我们当代人值得一读的。
延至当代,饮酒,在一些散文家的笔下,又呈现另一种色彩。他们不再着眼于游山玩水聚饮群欢的描绘, 也不喜欢酒醉的滋味,而是愿意独酌或二、三老友边谈边饮,从饮酒中去追求自身安静恬适的生活情趣。如梁实秋的《饮酒》一文,他以自身饮酒的经历,力呈“几杯落肚之后就会觉得飘飘然,醺醺然”,这种“《菜根谭》所谓‘花看半开,酒饮微醺,的趣味,才是最令人低徊的境界。”(《雅舍小品·三集》)这也是为许多西方人推崇的“东方式饮酒方式”吧!丰子倍的《酒令》一文,介绍的是两种酒令,着眼的却是家庭问饮酒时欢乐的情绪和气氛《缘缘堂随笔集》。这样家庭中的饮酒方式,也是西方所无的。这样,散文更贴近于生活,充满情趣。
自古至今,写酒和酒文化的散文层出不穷。它们仅内容深广,镌刻下鲜明的时代印记,而且使散文的写作愈加怠肆清新,意味盎然,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有独特风格的名篇佳制。
酒典在诗文和世俗生活中常被引用，其中某些有趣的典故更以其幽默诙谐的意味，让你在忍俊不禁中获得一种精神情感的愉悦和启悟。
“八钱宴客”曲出《笑笑录》，说有人留客饮酒而无菜肴，钱囊仅有八文，家仆应诺去办以六文买两只鸡蛋，一文买韭菜，一文买豆腐渣。第一道菜，蛋黄铺于韭面，端上来说“虽不成肴，却有取意，名为‘两个黄鹂鸣翠柳’。”随即端上第二道菜，蛋白盖于韭面，说是“一行白鹭上青天”。第三道菜炒豆腐渣，名为“窗含西岭千秋雪”。最后一道菜将蛋壳浮于清汤上，笑曰；此为“门泊东吴万里船”也。宾主大悦，齐赞家仆机敏聪慧。
“仆不识酒”则是调侃酒徒中自作聪明者的，典出《嘻谈灵》，说一儒生嗜酒，怕人偷饮，想雇一不饮酒者为仆人，屡雇不中。后来一自称黄酒、烧酒均不识之人来应雇，儒生喜甚，立即拍板录用。一日，儒生将出门，嘱咐仆人说：“墙上挂有火腿，院里养着肥鸡，你可得好生看守，不得丢失；屋内有一瓶红砒霜（黄酒）、一瓶白砒霜（白酒），万不可吃，吃了必死。”儒生走后，仆人将肥鸡杀掉吃了，将火煺烹熟啃了，将两瓶酒喝得精光。儒生回来，见仆人醉卧在地，一脚将其踢醒，问火腿、肥鸡和酒哪里去了？仆人说：“老爷有所不知，您走后，一凶猫将火腿叨走，又来一恶犬将肥鸡撵至邻家，我自知失职，忿不欲生，一狠心喝下老爷家的两瓶红、白砒霜正在这里等死呢！”

 

 

2. 중국술문화의 예와 덕
中国酒文化中的礼与德

 

这里所说的“礼”，即指人们的行为规范、规矩、仪节等。中国古代文化史专家柳诒征先生认为：“古代初无尊卑，由种谷作酒之后，始以饮食之礼而分尊卑也。”（《中国文化史》）由此可知两点：一是酒与礼结缘之早之深；二是礼之作用是“分尊卑”。
中国素有“礼义之邦”的美誉。自三代以来，礼就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总准则、总规范。古代的礼渗透到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婚丧嫁娶、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酒行为自然也纳入了礼的轨道，这就产生了酒行为的礼节-酒礼，用以体现酒行为中的贵贱、尊卑、长幼乃至各种不同场合的礼仪规范。到了西周，酒礼成为最严格的礼节。周公颁布的《酒诰》，明确指出天帝造酒的目的并非供人享用，而是为了祭祀天地神灵和列祖列宗，严申禁止“群饮”、“崇饮”，违者处以死刑。秦汉以后，随着礼乐文化的确立与巩固，酒文化中“礼”的色彩也愈来愈浓，《酒戒》、《酒警》、《酒觞》、《酒诰》、《酒箴》、《酒德》、《酒政》之类的文章比比皆是，完全把酒纳入了秩序礼仪的范畴。为了保证酒礼的执行，历代都设有酒官。周有酒正、汉有酒士、晋有酒丞、齐有酒吏、梁有酒库丞、隋有良酝署，唐宋因之。 如果说典籍文化中所定之礼集团代表了统治阶级维护统治、保护特权的利益，那么文人雅士所言之礼则集中体现了士大夫阶级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心理。比如，有人认为理想的饮酒对象是“高雅、豪侠、直率、忘机、知己、故交、玉人、可儿”，饮酒地点是“花下、竹林、高阁、画舫、幽馆、曲涧、平畴、荷亭”，饮酒季节是“春郊、花时、清秋、新绿、雨霁、积雪、新月、晚凉”（吴斌《酒政》）。有人认为理想的酒友是“款于词而不佞者，娱于色而不靡者，怯猛饮而惜终欢者，抚物为令而不涉重者，闻令即解而不再问者，善戏谑而不虐者，语便便而不乱者，持屈爵而不诉者，偕众乐而恶外嚣者，飞爵腾觚而德仪无愆者，坐端宁而神逸者，宁酣沉而倾泼者”（田世衡《醉公律令》）；理想的醉地是“醉花宜昼，袭其光也；醉雪宜夜，消其洁也；醉文人宜谨节奏章程，畏其侮也；醉俊人宜加觥盂旗帜，助其烈也；醉楼宜暑，资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袁宏道《酒令》）凡此种种，都可看出士大夫阶层对超俗拔尘境界的推崇，对温文尔雅风度的追求。在这里，酒被诗化、雅化了，由一个舛骜不驯的“野人”变成了一个温柔娴静的“淑女”。 当然，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就没有统治阶级和文人雅士那么多的酒礼，但是他们对于年长者和领导者的尊从，对某种仪式的默契，对饮酒对象的选择等等，都不难发现“礼”的影响。 对于中国人的酒礼，外国人自然感到好奇。俄国大作家契可夫在《萨哈林游记》中讲到他去中国东北一个小酒馆看到中国人喝酒的情况时说：“他们一口一口地喝，每一次都端起酒杯，向同桌邻近的人说一声‘请’，然后喝下去，真是怪有理的民族。”
酒德，即酒行为的道德，它是与酒礼互为表里的。龚若栋先生认为：“如果说礼是中国酒文化内核的话，那么酒德就是中国酒文化的外壳。”此话很有见地。古人认为，酒德有凶和吉两种。《孔氏传》云：“以酒为凶谓之酗，言讨心迷政乱，以酗酒为德，戒嗣王无如之。”（《书经集传》）故首先提出“酒德”概念的周公（《十三经注释》）所反对的是酗酒的酒德，所提倡的是“毋彝酒”（《尚书·酒诰》）的酒德。所谓“毋彝酒”，就是不要滥饮酒。怎样才算不滥饮酒呢？《礼记》中作了具体的说明：“君子之饮酒也，一爵而色温如也，二爵而言斯，三爵而冲然以退。”被后世尊为“圣人”的孔子曾提出“唯酒无量，不及乱”，就是说各人饮酒的多少没有什么具体的数量限制，以饮酒之后神志清晰、形体稳健、气血安宁、皆如其常为限度。“不及乱”即为孔子鉴往古、察当时、戒来世提出的酒德标准。先秦时符坚的黄门侍郎赵整目睹符坚与大臣们泡在酒中，就写了一首劝戒的《酒德歌》，使之反省而接受了劝谏。酒德更牵涉到文明礼貌。古人吴彬在《酒政》中提出饮酒要禁忌“华诞、连宵、苦劝、争执、避酒、恶谑、喷秽、佯醉。”程洪毅在《酒警》中指出饮酒要“欧洲骂座、警苛令、警趋附”、“警喧谈”、“警煞风景”。 古今医学从保健的角度也极为提倡酒德。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就说：“久饮酒者溃髓蒸筋，伤神损寿。”唐朝“药王”孙思邈曰：“空腹饮酒多患呕逆。”明代大家李明珍也说：“过饮不节，杀人倾刻。”现代医家还总结了不少饮酒的科学方法。
总之，制止滥饮，提倡节饮，文明饮酒，科学饮酒，这就是中国酒文化所提倡的饮酒之德。 除此之外，酒德还反映在酒的酿造和经营行为上。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酒的酿造，要严格的按工艺程度和质量标准去做，不能偷工减料，以次充好；酤酒必须货真价实，不缺斤少两。我国许多传统名酒之所以千百年盛誉不衰，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始终保持重质量、重信誉的高尚酒德。
中国酒史如此之长且尚酒之风又如此普遍，但酗酒之害却并不严重，与西方国家大不一样。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从周代就大力倡导“酒礼”与“酒德”，并设有酒官，强制限酒，把禁止滥饮、防止酒祸法律化，从而保证了中国酒文化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在发展。原因之二就是中国历代的“禁酒”主要是从“节粮”这个角度提出来的。当年大禹之所以“疏仪狄，绝旨酒”，正是因为这种酒都是用粮食酿造的，如果都用粮食来造酒喝，势必会使天下因为缺粮而祸乱丛生，危及社稷。此后历史上大规模的真正的禁酒，如齐景公、汉文帝、汉景帝、曹操、刘备、西晋赵王、北魏文成帝、北齐武成帝、北周武帝、隋文帝、唐肃宗、元世祖、明太祖、清圣祖等时的禁酒，绝非仅仅因为酗酒造成社会问题，而主要是为了备战积聚粮草，或因天灾人祸，“年荒谷贵”所使然。所以每次禁酒基本上令行禁止，收效显著。相比之下，西方社会的大规模禁酒运动，只是从试图改善社会矛盾和保护人身健康的角度提出来的，所以屡禁不止。这说明了西方酒文化从概念上来说，也缺乏中国酒文化所具备的博大精深的内涵和特征。 综观中国酒文化的酒礼和酒德，固然有许多必须扬弃的东西，如等级尊卑观念、酒仪中的繁文缛节，以及形形色色的封建迷信色彩等，但客观地剖析，酒礼和酒德仍有许多值得继承和发扬的精华，如尊敬父兄师长，行为要端庄，饮酒要有节制，酿酒、酤酒要讲质量、重信誉等。
在社会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仍应该认真地吸收传统酒礼和酒德中的精华，扬弃其糟粕，这对于当前的两个文明建设仍然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