고려와 원나라의 무역
元代与高丽的贸易研究
前言
中国与朝鲜直接山水相连,自古以来经济文化交流非常密切,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源远流长。近年来已有不少相关的著述,鹞子、好铜、黄白纸、金锤、金鳝、银鳝、獭皮、真紫罗、细苎布、纸、玳瑁、白苎布、表纸、奏纸、金盂、银盂、阿吉儿合蒙合皮、鹰、铁、真珠、金、日本栗、虎皮、花文大席、人参、鹄肉、牛、香菜、水果、白银满镂镀金台盏、白银满镂瓶、银锤、虎豹皮、白马、金盏、银镂葵花盏、金瓶、米、木衣、脯、獾皮、野猫皮、黄猫皮、鞍骄、耽罗马、金瓶、镂银壶、银汤瓶、银大尊、半镂银胡壶、金画瓮器、野雉、耽罗牛肉、耽罗酥油、海菜、干鱼、干脯、画扇、酒锺、皮货、织纹纺布、熊皮、熊羔皮。
元帝回赠的物品有:西锦、历日、金线走丝、色绢、骆驼、良马、弓矢、重锦、秤子、等子、鹘、海东青、宝器、凤瓶、玉笛、彩帛、海青圆牌、铺马扎子、金瓮、玉带、金袍、米、鹦鹉、银、宝钞、织金段、红绢、葡萄酒、线绫、红绡、金段、金段衣、绣段、绫素段、木棉绢、剑、御鞍、金鞍、黄金、羊、鹄、楮币、浮车。
贡赐礼品货物有相应的礼仪程序,以示隆重。如元廷赠高丽历日,派专使携诏书置锦盘:侯仪太使立金銮,宝历新成锦作盘……中郎仗节使三韩……独卷丝纶渡遥海,远人愈觉圣恩宽。这是描写赠历情节的诗句。
在贡赐交易中,有认为高丽贡献多,元廷回赐较少。箭内垣著陈捷等译《元代经略东北考》3《蒙古经略高丽》商务印书馆1924年。另据高丽史籍《增补文献备考》《交聘考》记蒙古国初期“使价往,无定限,一岁而四五,蒙使一行至数十百人,赠遗供亿,不可胜记。”但1284年,高丽忠烈王十年,王及公主扈从1200余人赴元,使团也够庞大了。虽然蒙元赴高丽使臣有的苛索贪婪,但是也应看到元丽统治集团因联姻而形成的密切又非凡的关系对贸易的影响。无论如何不可否认丽元之间经济文化交流是密切频繁的,主流是友好的。)然有时双方交换物资的价值难以比较孰高孰低。因为有些物品是急需或生活基本必需的,有些是为享受的艺术品或奢侈品。如高丽忠烈王十九年六月,元载来20艘米和许多土产及一只鹦鹉送至高丽。同年十二月乙己,王及公主诣元皇太子真金、妃子阔阔真殿,赠金锺金盂各一事,白银满镂镀金台盏一双,白银满镂瓶一事,银锺九事,虎豹皮各九领,银盂二十事,水獭皮二十七领,细苎布四十五匹,黑鹰鹘各一翮。元成宗即位,王与公主献金盏、银镂葵花盏各一副,金瓶、金镂银尊壶、汤瓶、酒瓶各一事,半葵银尊胡瓶各一事,银盂八十一事,银锤十八事,紫罗九匹,细苎八十六匹,豹皮十八领、水獭皮八十一领以充庭实。同年同月乙巳,元帝赐王银三万两。在这样的贡赐赠予中如何评估各方物货的所值呢?
元丽之间有时还把产于其他地区的物品赠予或转输对方,形同中介转口贸易。如元廷曾将西域贡献给元的名马转赠高丽王室。
中国销往高丽的货物,主要是以丝和丝织品、棉布、陶瓷器为大宗。元代丝织品大量输往高丽,有《高丽史》为证。高丽末年,恭让王三年,针对高丽社会各阶层争相购买穿戴中国丝绸之风,高丽官员上疏:“我朝只用土宜细苎麻布……今也无贵无贱,争贸异土之物……愿自今士庶工商贱隶,一禁纱罗绫缎之服”,“今无赖之徒,皆利远方之物货,不事本业……愿自今大小臣僚,皆勿得衣纱罗缎子,敦尚俭素,以绝商贩”。此时元虽已被明取代,但高丽的社会风气传承已久,其丝织品输入由元至明,都是对高丽贸易的重要内容。元代的瓷器历年来在朝鲜海域和本土均有大量发现,近年在辽宁绥中海域元代沉船中打捞出一千多件磁州窑瓷器。此船可能是当年经渤海湾赴高丽的货船。还有药材、茶叶、书籍等出口到高丽。另据《高丽史》记载,大宗的海路官方交易中粮食一项颇为突出。如:忠烈王十九年六月已丑,元遣江南千户陈勇等载米二十艘来,又献鹦鹉一支,其他土物甚多。忠烈王二十一年三月丁巳,遣将军智团等以船七十三艘、米一万石输之辽阳。同年四月戊寅,元辽阳省奉帝旨从江南运米三千石赈双城。同年同月己卯,遣将军金永孙以船九十艘载米一万二千一百八十石输之辽阳。同年同月癸酉,遣将军徐光纯等以船六十五艘载米八千五百六十八石输之辽阳。此类属于官方调配的粮食供销,其中均有部分转输高丽者。
在高丽方面,向中国出口纺织品,高丽书载有从“高丽地面里来载千余筒布的大船”,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14页。)是大宗贸易。高丽个体商贩带入元的苎布,总量也不小。其中主要是用苎麻织成的布叫作氁丝布,亦称苎麻布、木丝布、漂白布等,经久耐用,在中国很流行。元代杂剧中就经常提到“洗白复生高丽毛丝布”,毛施布柔韧耐洗,故曰“洗白复生”,常用来形容高丽的苎布。《老乞大》说高丽商人在大都客店刚安置下来,就有几个买毛施贴里布的客人来交易,说:“俺买呵,买一两个自穿的不是,一发买将去要觅些利钱”。元商买毛施布既可直接卖布料也可制成衣裳出售,宽的布料在裁剪后还有余剩,布头儿也“轻易卖”。可见毛施布是元人熟知和喜爱的商品,元商转贩也有钱赚。
高丽商人从中国山东、福建、浙江采购大批生丝运回国内,由高丽工匠加工,织成精美的织品,并向中国输出。马匹也是向元出口的商品。除前面所述高丽马作为贡品外,商人还把马匹销往中国。又据方志载,高丽输往中国有漆,青器,铜器,参,茯苓,松子,榛子,松花药材等物,药材可考的名目有十余种之多。另外,把人口“高丽婢”作为商品买卖的野蛮现象也存在。三
元朝与高丽地域毗连,无论陆路还是海路,民间贸易往来更是频繁。不但元朝商人去高丽,高丽商人也大量到元朝。虽然民间贸易非凡是走私贸易很难在官方的正史文献中留有记录,但仍有迹可寻;并在正史以外多有双方民间贸易活动的证据。如《高丽史》载忠烈王四年十月,“宋商人马晔献方物,赐宴内廷”;忠烈王十四年七月戊申“宋商人顾恺、陆清等,来献土物”;1297年,“宋商徐兴祚献鹦鹉、孔雀各三翮。”1301年“江南商客享王于寿康宫”。忠烈王三十年元江南僧绍琼搭乘元民间商船来高丽。忠惠王时“元朝大都商人”经海道赴高丽。元末泉州商人孙天富、陈宝生“为贾海外,……其所涉异国,自高句丽外,若婆、罗斛,与夫东南诸夷,去中国无虑数十万里”。元末“江南商客”赴朝鲜贸易,并把中国火药技术介绍给朝鲜。元去高丽的商人中,不但有蒙汉商人,还有一些回回商人,也常往来于两国之间,如忠宣王时期的回回商人闵甫,不仅在高丽居住,还担任了平壤府尹兼存抚使。
高丽各阶层人士来元的也为数不少。高丽人李齐贤来元大都旅居26年,与当时元的仕宦文人过从甚密。李游历大半个中国,汉语文诗词造诣颇高。高丽人学习汉语的热情不局限于文人雅士,一般人家,非凡是想外出营运,到中国做买卖的人多学汉语,有的从小就学。如到元大都经商的高丽人,自幼年就按其父母的主张,“在汉儿学堂里学文书”“学半年有余”,“些小汉儿言语省的有”,即粗通汉语。当别人问他“你是高丽人,学他汉儿文书怎么?”答曰“世间用着的汉儿言语,咱这高丽言语,只是高丽田地里行的”,“汉儿田地里来都是汉儿言语”。会讲汉话,与元人做买卖才方便。应运而生的是高丽汉语读本的编纂。
成书于元代末年、十四世纪中叶的高丽汉语教科书《老乞大》及《朴通事》是了解元代中国社会生活诸方面及高丽与元民间贸易的珍贵资料。“老乞大”即老契丹,契丹指中国、中国人。“朴通事”即姓朴的翻译,书或为其所作,或是他所传,也可能是假托的。“两书的史料价值非常之高”。《朴通事》记载了大都商人往返上都开平营运,以及元代人口买卖、高丽商人来元贸易及岁时、娱乐、词讼、宗教、婚丧习俗、医药、文学等情形。《老乞大》是以高丽商人来中国,与辽阳的商人作伴,同至元大都从事商业活动为主题而写的。其中涉及从高丽到元朝经商的用语、沿途的风土人情和物价、钞法、北方城镇元人市井生活状况以及高丽的风俗等等,内容丰富。这两部书的著者无法确考,“恐怕是高丽的侨民,《老乞大》著者可能是住在东北的人,《朴通事》著者可能是长住北京的人”。太田辰夫《〈老乞大谚解〉〈扑通事谚解〉》《汉语史通考》,江兰生、白维国译,重庆出版社1991年。)以下就此二书对高丽与元的民间贸易作简略考察。和郑光主编《原本老乞大》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1月版。)
首先,这些到元朝做买卖的高丽商人来自何地?书中没有专门论及。但《朴通事》中,一个先来到元朝的商人向后到的高丽商人询问家乡的年景:“我地里面的田禾如何?”答曰:“今年那里庆尚、全罗、黄海、忠清、江原各道里,十分好田禾。”据此推知有些商人可能来自高丽南部或中部。当然也有从北部来的商人。。
他们经由什么途径来往?如前所述,元与高丽可由陆、海两路交通。高丽商人恰是有的经海道“船路里来”,如《朴通事》中赵姓商人说:“我只船上来了,”并在海上历险看见海盗打劫往来元丽的布疋、粮食贸易船。也有走“旱路里来”的:“过的义州”即是中国土地“汉儿田地里来”。走此路的可能以高丽北部商人为多。《老乞大》中李姓等高丽商人是“从高丽王京来”,来时走的旱路,待把马匹等货物脱手卖出,购得元商品返回高丽时则走北方海路:“到直沽里上舡过海,”沿海岸线向北经过辽东半岛海岸,再沿朝鲜西海岸南行,抵高丽中部之王京。据说商人携货从高丽王京到元大都、山东等中国北方发售及采购货物回国卖出,这一往返行程差不多为期一年:“俺从年时正月里将马和布子到大都卖了,五月里到高唐,收起棉绢,到直沽里上舡过海,十月里到王京。投到年终行货都卖了,又买了这些马并毛施布来了。”当然时间长短也受路途和购售是否顺利及货物量多少的影响。
高丽政府对入元贸易的民间商人有相关的职能部门进行治理。当高丽商人们在往大都的路上欲投宿人家时,主人家因打量他们“样范又不是汉儿,又不是达达”,而不敢贸然留客。一路同行的辽阳王姓商人证实说:“这几个伴当,他是高丽人,从高丽田地里来。他每高丽田地把口子,渡江处,官司比咱每这里更严,验了文引,仔细的盘问了,才放过来。他每要是歹人来历不明呵,怎生能勾到这里来?他见将文引,赶著高丽马,投大都做买卖去。”这也说明这些高丽商人都是获高丽官方答应的合法的经营者,并非走私活动。
元朝地方商业税务机构对前来贸易的高丽商人,按一定比例收取实物或货币做为贸易税,称为“抽分”。如丁姓高丽客人“赶着一百匹马,……来时节,到迁民镇口子里抽分了几个马,到三河县抽分了几个马。”
元政府对外国商人的治理和商品征税的条例、法规,虽然重点在于南方市舶司所在地,对番舶入港时“依例抽解”,出港时“于所在番船公验内附写将去物货,不许夹带违法之物”;抽分又分粗货、细货,税率有十五取一或取二,十分取一或取二,也有三十取一等等不同,北方对外贸的治理也应大率如此。
高丽商人的主要货物是马匹、苎布、人参。他们入境中国,从东北一路走来,赶着牲口,驮着高丽苎布和新罗参等货物,沿着驿路驿站,起早赶晚,入得山海关经夏店、三河、通州等地,直奔大都。途中历尽辛劳,还要提防盗贼和歹人,有适宜的机会也发卖了些货物。那丁姓商人原赶了一百匹马,被抽分了几个,又“瘦倒的倒了,又不见了三个,只将的八九十个马来了,到通州卖了多一半儿,到城里都卖了。”商人到大都后通常找熟识的店家落脚,也要考虑到住地离市场的远近,做买卖是否方便。辽阳客人王某和高丽客人李某商议:“咱每则投顺承门关店里下去来。那里就便投马市里去哏近”,“但是直东去的客人每,别处不下,都在那里安下。俺年时也在那里下来,哏便当。”假如店家帮忙找到买主,也不一定非去大市场不可。经过牙人说合定价立契,买卖双方即可做成交易。就如店主对王、李客人所说:“你既卖时,也不索你将投市上去,则这店里有者。俺与恁寻主儿都卖了。”每一笔买卖需交牙税钱,“体例里,买主管税,卖主管牙”,而且买卖头匹还要按国家规定税契。
除了马匹,高丽商人的货物还有不同颜色、不同档次的苎麻布:白毛施布、黄毛施布、黑帖里布。高丽商人开价说,毛施布“十一综的是上等好布,三定半,没商量。九综的是中等的,两定半。”“帖里布这一等好的两锭,这一等较低的六十两”。买主讲价:“恁休胡索价钱!这布如今见有行市……这毛施布高的三锭,低的两锭。这帖里布高的七十两,低的一锭”。可知高丽布长久以来大量贩入大都,是市面上常见之物,已形成人们所熟悉的、较稳定的品质价格,即“见有行市”,高丽商人想抬高价钱也不那么轻易。其实价格是随供需关系而定,古今如此。高丽客人问到人参价钱,店家答道:人参正阙着,哏好价钱。往年时则是一斤十五两,如今为没卖的,半锭也没处寻里……新罗参呵,更好,愁甚卖!”牙家最后敲定:“如今时价二十五两一斤,有甚商量?”
高丽商人在大都发卖完毕,着手购买“回还高丽田地里卖去”的“行货”,征求中国辽阳商人的意见:“哥哥你与俺排布者。”辽阳商人说:“我曾打听得高丽田地里卖的行货,底似十分好的倒卖不得,则宜豹子行货,倒著主儿快。”意思说:那些价格昂贵、高档的商品并不畅销,倒是那中低价位的货物,人们日常需用的及小商品销路广,卖的快。高丽商人很赞同,认为说得太对了,的确是这么回事,遂应道:“可知哥哥你说的哏是有。”此段对话反映元代中国商人对邻国高丽民间商货市场行情的了解,尤其是中国东北和北方商人也常会到高丽去做买卖,才能获得清楚准确的市场信息。高丽商人购买的货物具体名目有五六十种。主要类别有中国纺织品,如粗木棉、浑金和花素缎子。书籍:经史子集皆涉及,易礼诗书、韩文柳文、东坡诗、贞观政要、资治通鉴以及三国志评话、唐三藏西游记、赵太祖飞龙记等。元的书籍在高丽国内一定有相当好的市场,所以无论官家或私人来元采购时多会买书。不谈高丽上层和文化人对中国书籍的崇尚,即便民间连儿童也学“汉儿文书”,“读论语、孟子、小学”,而故事、西游记“那一等平话”“热闹,闷时节好看有。”民间的需求就是不小的市场。“零碎行货”:装饰、佩饰如红缨、玛瑙、珊瑚等各色料珠儿;女红缝纫用品;化妆品;理发用具、梳蓖、剃头刀;日常各种用途的刀子;不同款式和质料的帽子;小孩儿玩具;象棋、双六等休闲娱乐品;苏木;官做的秤、等子;高丽国王致书给元中书省曰:“小邦秤制异于上国,前者蒙赐一十六斤秤一连、十斤半等于一盘、三斤二两等子一介用之,中外未可用遍,乞更赐秤子、等子各五百。”看来高丽采用了元朝的秤制。但民间远不够用,所以高丽商人要买元朝的“秤三十连、等子十连,”回国转卖。)马具等。货物购买的数量一般是成十成百为起点,多数以百为单位。如秤三十连、玉珠儿一百串、蜡胭脂一百斤、草金缎子一百匹……。
高丽的商人对元商品的鉴定能力很强,与元商打交道经验丰富。一个买织金缎子的高丽人对卖主讨价还价,很专业又自信地说:“这的是真陕西地面里来的?……你谩不得我,我又不是生达达、回回……你怎么谩的我高丽人。”买金胸背缎子时又说:“俺不是利家,这缎子价钱俺都知道。”高丽商人不仅在商品聚集地如大都等商业城市购销商品,有时还到货物原产地购买,以期获得价廉物美的商品。《老乞大》记一个高丽人说把马和布子到大都卖了以后,“俺往直南、济宁府、东昌、高唐,收买些绢子、绫子、绵子,回还王京卖去。”他所讲的那些地方在元代是丝绸棉布重要产地之一。这些也都说明高丽民间商人在元代经常来往中国贸易,对产品产地了如指掌。为了多赢利,高丽商人还把元的丝织品进行染色加工。在中国买薄绢一匹十七两,打染做小红里绢,绢子每匹染钱三两,到高丽王京,绢子一匹卖五综麻布三匹,折钞三十两。这样扣除染钱,一匹绢多卖钞十两。绫子每匹二十五两,每匹染钱鸦青的五两,小红的三两。在王京,鸦青的每匹折钞六十两,小红的折钞五十两,各多卖三十两和二十二两。“通滚算着,除了牙税缴计外,也觅了加五利钱。”这是最重要的,赚钱获利是商人往返元丽贸易的动力。
高丽商人通常是与亲戚邻里合伙入元营商,有时分批陆续到。后来者又携带货物以增加贸易。而且高丽商人常喜欢与中国商人“做伴当”一路同行。元朝商人对之热情关照和教导,做商业参谋。高丽商人很感激地向人介绍说:“他是汉儿人,俺沿路来时好生多得他济,路上吃的、马匹草料,以至安下处,全是这哥哥生受。”起程回国时高丽客商对中国商人依依不舍地说:咱每这般做了数月伴当呵不曾面赤,今后再厮见呵,不是好兄弟那甚麽?生动地反映了元丽民间的交流与友好。
以上是元代高丽文献《老乞大》、《朴通事》二书展现的丽元民间贸易的画卷剪影。这两册书的刊行流传,反映高丽人到元朝北方经商、旅居者相当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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