중국 휘주徽州상방의 역사

 

     휘상徽商 발전사

 

       徽商，即徽州商人，一般指徽州府所属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和婺源六县经商之人。多数学者认为，徽商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清代乾隆达到鼎峰，至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四大行业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

      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和副手。徽商还使用奴仆营商，休宁人程廷灏曾驱僮奴数十人，行贾四方。徽商在经营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有一业为主兼营它业的；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

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以故常。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他们除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业，就督促子弟应试为官，自己也就成为官商。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尤其是随着提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展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徽商四大行业之一——盐商 

　 
　　徽商业盐，是随着明初实行开中制而出现的。当时明王朝根据边防军事需要，凭藉所控制的官盐，定期或不定期的出榜召商往边地输送军需物资(主要是粮食)，然后按价付与盐引(引，盐之文凭)，允其行销。徽商中的一部分人为利所驱，也挟盐，开赴九边。如歙籍盐商汪玄仪早先曾“聚三月粮，客燕、代，遂起盐荚”。休宁盐商王全也曾“蒙故业，客燕、赵、齐、楚间”。

　　当时业盐，专以粮换引，售引为业者，称为“边商”；专以到指定盐场守候支盐，再到指定地区销出者，称为“内商”。徽商开中九边，本小力微，人孤势寡，自然多为“内商”。

　　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提出开中变法，用纳银开中代替纳粮开中。徽商随着资金的不断增多，可在当地纳银购引，业盐谋利，他们便兼顾旧业；主事开中，纷纷涌入“内商”之中，同南下“内商”’中的徽商合于一起，结成一团。特别是余盐开禁以后，盐商可径自向灶户购盐，徽州盐商人数又一次激增，其资金，势力也急剧膨胀.与之相反，“内商”中的其他开中商人，主要是山、陕商人南下淮、浙盐场后，因远离本土，商线拉长，消耗了实力，再加上南下进入徽商势力范围，处处受到排挤和打击，因此难以立稳脚跟，结果徽商逐步形成“内商”的主体。

　　在清代，徽州盐商内部的专业分工及其组织机构，较之明代更为细密。《清史稿》云：“凡商有二，曰场商，主收盐；曰运商，主行盐。其总揽之者曰总商，主散商纳课。”

　　“场商”，系指寓居各盐场的商人，他们专以向灶户收盐为务，是商人中直接控制盐业生产，并与灶户建立包购关系的一部分商人。徽州场商人众，他们的经营，对整个两淮盐商行销活动影响极大。乾隆年间，两淮盐总鲍志道，亦是由拼茶盐场来到场州的。

　　“运商”，是指占有引窝的行盐之商。因其销运引目的性质不同，名称亦稍有异。如行销纲盐者，即日“纲商”；运食盐者，称之为“食商”。但在实际的行销过程中，由于纲、食并行，界限亦不明显；如顺治十五年行销上元、江宁8县食盐的徽商张子谦，即认运食盐96700引，纲盐138840引。

　　“总商”，是诸运商与盐政交涉的代表，也是清王朝为便于催缴盐课而设。所任者，皆为“资重引多”和“家道殷实者”。可见，总商是两淮盐运中之核心人物。在两淮总商中，以徽州人所占比例最大，势力亦最强。《扬州画肪录》记载，当时两淮盐总为30人。乾隆皇帝南巡，扬州“自高桥起至迎恩亭止，两岸排列档子，淮南、北30总商分工派段，恭设香亭，奏乐演戏，迎銮于此”。又云：“乾隆辛未，丁丑南巡，皆自崇家湾一站至香阜寺，由香阜寺一站至塔湾，其蜀冈三峰及黄、江、程、洪、张、汪、周、王、闵、吴、徐、鲍、田、郑、巴、余、罗、尉诸园亭。”这些以其园林著称的诸姓氏，除尉、田两姓可能非属徽人，其余诸姓，皆是徽州名门望族。最为出名的，乃是歙县盐商。两淮盐商世守其业，盐业销运始终控制在上述姓氏的徽人手中，徽州其他小姓、细民，是根本无法钻入淮盐的世袭领地中来的。

　　两淮“运商”中之“总商”，多为徽人担任，对于淮盐产销方面的各个环节，亦为徽商所把持。清初，还出现“巡商”，其目的是巡查各盐场，以防私煎私鬻。雍正时，两淮煎盐用“火伏法”，所谓“火伏”，即是一昼夜每具盘铁、锅馓产盐千斤的定额。每一火伏，均由场商造册立案，由巡商嵇查督办，“灶户临烧向本商领取旗号，举火则扯旗，息火则偃旗。”用此法以防私煎。每次息火之后，由灶户填写单页，申报灶长、灶头及商人，并由商人将盐统运商垣贮存，以资商支，不许颗粒私卖。巡商还配合长江和盐场运盐河巡江兵勇官弁巡察缉私；从而保障了纲、食盐商的利益。

　　盐商中，还有水商，或称水贩、水客，是领取水程中转引票的中小盐运商人。按清代行盐口岸规定，纲、食盐商把盐运到岸，或分售盐店，井通过口岸盐店批发各小盐店售卖；或交水商，由他们向当地驿盐道领取水程引票，行销府、州、县各地。淮盐行销水运路线，多以长江、淮河流域，故而长江中下游以及江淮之间，皆为徽州人经营盐货之域。长江沿岸城市，随处可见徽人足迹，并以坐贾居多，也不乏在乡村开盐店者。如道光廿九年，徽人“汪左淇，同弟实卿、逊旃，蛭湖，缘道光廿七年冬间，在昌化县百牛桥镇地面顶戤盐典一业，”所立合同墨据，说明徽州盐典开设已深入到乡间村镇之中。

　　明末以来，徽州盐商已形成集团，控制了淮盐产、供、销的特权，在两浙业盐活动也十分活跃。在这种条件下，徽商中的“总商”所攫取的盐业高额利润是惊人的，因此积累的资本，极其雄厚。如《淮鹾备要》云：“闻父老言，数十年前淮商资本之充实者，以千万计，其次亦以数百万计。”所以时人亦有“江淮繁富，为天下冠’’的说法。而且徽州盐商人数也大占优势。据光绪《两淮盐法志》记载：自明嘉靖至清乾隆期间，在扬州的著名客籍商人共80名，徽商独占60名，山、陕各占10名。嘉庆《两浙盐法志》记述，明清时期，在浙江的著名盐商共35名，其中徽商就占28名。由此可见，徽商在两淮两浙盐业界的显赫地位。
 

      徽商四大行业之二——典当商 

　 
　　典当业是中国封建社会里最古老的一种信用行业，专为私人提供抵押品贷款，最早称为“质”和“质库”。到了明朝，名称就有10多种，通常称之为“当铺”。

　　明、清时期，徽商经营典当业遍及长江中、下游一带城镇。长江以北，徽州典当商也很得势，《明神宗实录》中记载的河南巡抚沈季文言：“今徽商开当，遍于江北。赀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计汪充等二百一十三家。”除此，北京和山东、福建、广东诸省也都有过徽州典当商的踪迹。经营典当业以休宁人最为活跃。明人凌蒙初在《初刻拍案惊奇》中描写的休宁商山大财主吴大郎有百万家私，号称“吴百万”，他就是一个经营典当业的巨商。清末翰林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中称：“典商大多休宁人……治典者亦惟休称能。凡典肆无不有休人者，以专业易精也。”

　　典当店铺多为石库门面，并在外堵或影壁上，写上一个楷书大“当”字，大到几乎占了整个墙面。店堂里面高大，窗户却又高又小，光线晦暗，黑黝黝的由壁上，贴着一些红纸条，上面写着“失票无中保不能取赎”、“虫蛀鼠咬各听天命”、“古玩玉器周年为满”、“神枪戏衣一概不当”……。店堂横门一溜砖砌的高柜台，差不多超过中等人一头，只有仰脸踮足高举双手，才能交货接钱。因此，“高柜台”就成了典当店铺的别称。

　　徽州典当商属于徽商中的“上贾”，资本极为雄厚，在当时激烈的商帮竞争中’，他们联合族人乡党集中于一地同治典业，以较低的典利排挤其他商帮而占领市场。明人周晖在《金陵琐事录》中称：“当时南京的当铺总有五百家，福建铺本小，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铺本大，取利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益贫民。”在取和予上,徽州典当商很注意掌握分寸,在“予”时好象吃了亏，而在“取”时却终究能占大便宜。明代休宁人程锁在江苏溧水开当铺，坚持“?居息市中”，“终岁不过什一”，“使得细民称便，争赴长公(程锁)”，他本人也从一个资本不大的典当商，成了“累资万金”的富翁。

　　徽州典当商在内部管理上很有特色，主要是分工精细，制度严明。据清末民初老当铺客介绍，明清时期，一般规模的典当店铺里，都设有“柜台先生”二至三人，鉴别顾客典当的货物，评估价钱，写票二人，专写当票；中班六人，有正有副，负责货物打包；挂牌二人；学生10余人，按能力大小依次排成序号，序号l至6的学生分别协助各管事料理业务，序号7以后的学生负责跑包楼，送包取包；管事若干人，分管包房、钱房、首饰房和账房，人人各有所司，各司其职。“柜台先生”统称“朝奉”，原来在封建社会里，凡是典当店铺开业，必经朝廷核准，也就是“奉旨经办”，谁也不得借题滋扰。“柜台先生”对货物鉴别眼力极高，古玩字画、珠宝玉器、苏绣宁绸，皮棉衣物样样精通，一眼就能作出准确判断。不仅如此，他们还老于世故，与社会上各阶层人物打交道，很会察言观色，相机行事。“柜台先生”收当货物到存入包房，每经一手，各人都需认真仔细地对照验点，一旦出了差错，就层层追查，谁出的差错，由谁照价赔偿损失。因此做生意时，人人谨慎负责，谁也不敢打半点马虎眼。

　　徽州典当商对典当取利以及满当(典当满期)后因顾客无力赎取而转销的货物盈利，并不全由老板独得。一般规定字画古董，包当包销，即由“柜台先生”取当，瞒当后无人赎取，由柜台先生经销，除当银外，盈利归“柜台先生”所得，老板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利钱。如果收当了假货，亏损亦由“柜台先生”自负。铜锡器满当后的存留货，则由中班经销，盈利归中班。其它金银首饰以及衣类等满当后的存留全由老板经销，盈利归老板所得。另外，老板还根据生意情况，奖赏夥计一定的小费。同时，业务能力强的学生可以升入中班，中班也可以升入“柜台先生”。随着职位的升迁，不仅能获得较好的待遇，而且有更多的获取额外收入的机会。这些措施关系到夥计的切身利益，所以促使了夥计努力钻研业务，提高鉴别货物真假优劣的能力，也使夥计乐于为老板效力。

　　徽州人经营典当业发展成为徽商四大店业之一，其数量之多，规模这大，资本之雄厚，是其他商帮不能比的。有的由典当起家，后来还成为钱庄资本家。上海9个钱庄资本家中就有一个是徽州人。
 
      徽商四大行业之三——茶商 

　 
　　徽州地处亚热带，重峦叠翠，雾色空檬，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宜茶宜林，茶叶便成为徽商赖以发迹的主要行业之一。

　　徽州商人四出经营茶叶，史料可查，始于明代。而徽州的茶叶买卖是很早的。唐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诗人白居易的著名诗篇《琵琶行》中曰：“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说明原属祁门之浮梁，远在1100多年前就已成为茶叶的集散地。唐咸通三年(公元862年)，歙州司马张途著的《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中所载：“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给食、供赋，悉恃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逾于诸方.”可见当时祁门茶市相当兴隆。宋代《贡茶录》所说的：“早春英华，来泉胜金”，诸名茶皆出自徽州。

　　徽商经营茶叶，有茶号、茶行、茶庄、茶栈等多种类型。“茶号”犹如当今的茶叶精制厂，乃从农民手中收购毛茶，进行精制后运销。“茶行”类似牙行，代茶号进行买卖，从中收取佣金。“茶庄”，乃茶叶零售商店，以经营内销茶为主，后期亦少量出售外销茶。“茶栈”，一般设在外销口岸，如上海、广州等地，主要是向茶号贷放茶银，介绍茶号出卖茶叶，从中收取手续费。

　　徽商的内销茶经营，谓之“茶庄”，明代即有茶叶运销京津的，迩后遍及东北、鲁、豫、江、浙、沪等地。清代是徽州茶商的鼎盛时期，乾隆年间，徽商在北京设有茶行7家、茶庄千家以上，在津、沪开茶庄也不下百家。茶叶经营日盛，由大城市延伸到小城镇，江、浙等一些小镇也有了徽籍人开的茶店。其时汪茂荫的祖父汪槐康就在通县开设森盛茶庄。当时，内销茶花色品种甚多，有松萝、六方、毛峰、烘青、炒青等数类数十种，后又有各种花茶，所以有“茶叶卖到老，名字记不清”之说。茶商在外开茶庄、茶行很快发迹者，各地均有，明清歙人吴景华、吴永祥、吴炽甫在京经营茶叶，均成为赫赫巨富。

　　徽商的外销茶经营，谓之“洋庄”，始于清嘉道前后。当时英国控制印度，大量鸦片输入我国，换取丝茶。徽商开始是“漂广东”，由于海禁，当时买卖双方只能在船上做交易，价格茶商可以自主，因之利润较高，谓之“发洋财”。五口通商以后，交易地点慢慢转移到上海。婺、休、歙三县茶商以新安江运输方便，集中在屯溪设号精制，得名“屯绿”，销往俄国和欧美国家。在“屯绿”外销兴盛的1920年，屯溪茶号达109家之多，故有“未见屯溪面，十里闻茶香，踏进茶号门，神怡忘故乡”和“屯溪船上客，前渡去装茶”之诗句。1875年，自闽罢官回乡的余干臣，在祁门按“闽红”的制作方法，改“绿”为“红”，从此，祁门功夫红茶开始问世，销往国外。“祁红”茶号也发展到近百家。1915年，“祁红”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膺金奖。

　　茶号系季节性经营，然徽州茶商并不闲暇。他们多半兼营其它行业，或开钱庄、布店、南货店，或为木材、粮油行商.在上海茶界的郑镒源，洪纯之两巨子，就分别兼营钱庄和绸、瓷业。一些中小茶商，在茶季来临，资金重点投入茶叶，茶叶脱手，又在沪、杭采购各类商品回徽州贩卖，所以徽州茶商大都家大业大,根基甚牢。

　　历来茶商均是各自经营，清末吴俊德、洪其相发动建立六邑茶务总会，才有了茶商组织。30年后改为茶叶公会，但都是办理日常事务，并不研究生产经营。且徽州茶商素无外贸机构的设置，这就给外商造就机会，操纵市场，尽量压低外销茶价，有些茶栈也从旁以回收贷款等方式施加压力，迫使外销茶商就范。抗日战争开始，渠道不畅，外销阻滞，“祁红”与“屯绿’出口日渐减少，1944年，由最高收购26万担，下降到不到8万担，当时，多少茶商为之衰叹!
 

      徽商四大行业之四——木商 

　 
　　木材贸易是徽商经营的一个传统项目。徽人做木材生意，至迟始于宋代。与其他行业相比，做木材生意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更担风险的买卖了。正如方志所称，徽州木商“以其赀寄一线于洪涛巨浪中”。如果把木排比作褐色的长龙，那么，在几个世纪中，拥赀巨万的徽州木商正是凭着自己的胆识，驾驭着这条长龙，冲破惊涛骇浪，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架设牢固的桥梁.

　　古徽州辖歙、黟、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邑，木商以婺源为著，休宁次之，祁门、歙县等又次之。“婺源贾者率贩木”，势力最为雄厚。光绪《婺源县志》载：在湖南德山，“婺邑木商往来必经其地，簰夫不下数千人”，并披露说徽州本商在水中放木排用的竹缆绳(篾缆)，是由名噪一时的婺源木商程文昂始创的。

　　徽州多木商，与当地山多田少、水路交通便捷的地理条件，以及民间靠山吃山、种山养山的风俗习惯，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宋歙人罗愿在《新安志》中说：“民以茶、漆、纸、木行江西，仰其米给”，又说“休宁……山出美材，岁联为桴，下浙江，往者多取富”。在徽州任过司户参军的南宋诗人范成大在他的一个集子中也记载说：“休宁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种杉为业。杉又易生之物，故取之难穷，出山时价极贱，抵郡城已抽解不赀。”徽州之木，松杉为多。民间栽杉以三十年为期一伐，谓之拚山。以种杉为业的徽民，将成材的松杉作为商品拚给专事木材贩运的商人，赚取货币收入，再去换取生活必需品。据传，当年南宋迁都临安(杭州)，大兴土木，所需木材，多由徽州木商提供。

　　徽州木商拚木贩木，讲究季节性和周期性，采伐贩运的过程也有一定的规律。清代休宁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徽处万山中笔，每年木材于冬时砍倒，候至五六月，梅水泛涨，出浙江者由严州，出江南者由绩溪，顺流而下，为力甚易。”木商的整个经营活动，包括拚山、采伐、加工、运输、销售等环节。他们在深入产区“采判木植”的基础上(俗称“买青山”)，于冬季雇佣木客上山砍伐，蹲山棚、做“白杉” (徽人称刮去皮的杉木为“白杉”)或锯松板。尔后，将“白杉”或松板驮运下山，堆放谷地。再就是量尺、打印、编排等等，要整整忙一冬，候至次年五六月，梅水泛涨，再编成浮排置入小川小河之中，运到水路交通干线之岸，由排工编成大排，顺流而下。如果是在徽州本土贩木的话，那么这最后的出口商路一般有二：一是出浙江者，由歙县浦口顺新安江而下，二是出江南者，由绩溪顺流而下。

　　徽州木商的活动范围，并非局限在本土拚山贩木，他们还远赴其他产地采购木材，转贩求利。与徽州接壤的浙江、江西，是徽州木商贩木最为活跃的省份。明代浙江开化的杉木，几乎全部仰给徽商拚木。崇祯《开化县志》中说：“开(化)地田少，民间惟栽杉木为生……杉利盛时岁不下数十万……然而仰给于徽人之拚本盈”。清初成书的《醉醒石》第四回中提到：家居衢州开化县城外的徽州婺源籍人程翁“是个木商，常在衢、处等府探判木植，商贩浙西南直地方”。《详状公案》中记载徽商王恒带家丁随行十余人到常山贩杉木，一次拚买丁氏山林即“用价银一千五百两”。浙江严州淳安、遂安两县多山，盛产木材，徽州木商亦“岁经营其间”。

　　徽州木商还深入到湖南、湖北、四川等省的少数民族地区去采贩木材。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在《婺源县志》里是最多的。湖南木材主要产于湘西山区，这里多有苗族人民居住，故所产木材又称“苗木”。康熙(婺源县志》中说当地木商“贩木苗疆”，指的就是到湘西山区贩“苗木”。不论是“贩木湖南”，还是“货木三楚”，所贩之木，皆编排放入长江，输往江南等地。

　　值得注意的是，徽州木商还在一些商埠重镇开设“木行”。所谓“木行”，即旧中国经官府批准设立的一种专为木材买卖双方说合交易、抽收佣金、监督商人纳税，并向官府缴纳牙税的一种专业组织。徽州木商在外埠开设的木行，以旧时杭州候潮门外的“徽商木业公所”最为出名。据《徽商公所征信录·序》载，该木业公所“(于)乾隆间，创自婺源江扬言先生，其子来喜又于江干购置沙地，上至闸口，下至秋涛宫，共计三千六百九十余亩”。咸丰、同治年间，公所被焚，木业一蹶不振。宣统初年，经木商江城(婺源人)等人倡议重建，栋宇重辉，规模重整。清末民初，休宁木商江锦山开设在杭州闸口的木行，也是很出名的。据新编《休宁县志》记载：民国时期，休商在杭州开设的木行很多，程友恭开设的三三木行，资金250万元。张天佑、张彦昭开设的乾记木行，有资金400万元。

　　历史上徽人经营木业而出人头地者不乏其人，他们往往利用替宫廷采办木材的机缘，因致大富。如，明万历年间修乾清、坤宁宫，徽州木商在北京大肆活动，利用采办官物，进行木材走私。据陈眉公《冬官记事》载，当时婺源木商王天俊等“广挟金钱，依托势要，钻求割创付，买木十六万根，勿论夹带私木不知几千万根。即此十六万根，税三万二千余银，亏国课五六万两”。又如，明天启年间，歙县西溪南人吴养春在黄山占有山场2400多亩，每年单木材一项收入就有几万两银子。天启皇帝在北京建宫殿，都用了他的木材。再如，明崇祯七年工部修造皇陵，祁门木商廖廷训受命采购木材，诏赠“御商”。
 

 

 

 

      徽商的历史和代表人物 

　 
　　徽商在南宋崛起之后，到明朝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商界和晋商并举的一支劲旅，到清朝中叶，徽商一跃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所谓“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尤其是在盐茶业贸易方面，徽商独执牛耳。康熙、乾隆年间，“钻天洞地遍地徽”，“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徽商进入鼎盛时期，直到清末，徽商才开始走向没落。

　　绩溪徽商的兴起比徽州其它县要晚一些，当徽属各县之徽商日趋没落之际，绩溪徽商却方兴未艾。据史书记载，大约在明代中叶，绩溪徽商才兴起，到清末蔚成大观。绩溪徽商的主要代表人物有：

　　——红顶巨商胡雪岩。胡雪岩生性机敏，胆识过人，深谋远虑，不攻近利，最终不仅发迹致富，成为活财神，还以资助清廷、输款筹饷，功在边陲。胡雪岩原本是纯粹的商人，竟然得到清廷特赐戴红顶子、穿黄马褂，实为亦官亦商，这在我国商史中亦属罕见。

　　——徽墨名家胡开文。清代我国有四大制墨名家，绩溪汪近圣和胡开文就占了两家，尤以胡开文墨后来居上，成为文房四宝中徽墨的代表，胡开文墨业自1756年起至1956年，前后经历200年，成为国内京、津、沪等数十个城市、集从业人员上千人的大行业，并于1915年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茶商胡炳衡。徽商胡炳衡祖孙四代，在江苏三泰地区开辟茶商贸易，历百余年商海沧桑，几经劫难与复兴，先后开设茶庄、茶栈12爿，为绩溪茶业在三泰地区开创了一方天地。抗战以后，店业相继转营到上海等地，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

　　——徽商工业创始人胡练九。1941年在绩溪县龙川村创办缫丝厂的徽商胡练九毕生致力于丝绸行业，是我省最早的缫丝企业创建人，是徽商中由商业贸易向工业生产的较早跨越者之一，这是我县徽商群体中工业萌芽的具体表现。解放初期，胡练九提出在重点地区栽桑养蚕，逐步普及全县，并建议县人民政府利用龙川缫丝厂的设备筹建公私合营绩溪县缫丝厂，就是现在的安徽绩溪丝业公司前身，当时的苏联《真理报》曾予以采访报道。

　　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胡适就出自绩溪徽商世家，胡适能成为一代文豪、国际著名学者和新文化、新思想的领军人物，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善于集徽商文化、儒学精神和西方先进思想之大成，厚积薄发、推陈出新。胡适先生的家乡上庄村，是一个被人称作“小上海”的徽商故里，他与胡开文是本家，上海的茶叶店中有不少是上庄村人开办的，其中著名的“汪裕泰茶庄”就是当年胡适在上海经常的栖身之处，胡适的先祖19世纪初就在上海经营茶业，其父胡铁花“年十四，已如成人，每岁茶市，已能供奔走，助力作。”如果没有徽商大背景，就不能产生文化巨匠胡适。胡适的一生，与徽商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胡适大力提倡徽州人、绩溪人要努力做“徽骆驼”、“绩溪牛”。

　　除此之外，绩溪徽商中较为著名的还有创办安徽最早的电灯公司的吴兴周、南通土布商张静甫、石恒春药店创始人石明谅，建德南北杂货商吴焕章，宣城“裕和隆”洪絍以及大批活跃在苏浙沪一带的绩溪徽厨等。直到解放前，绩溪旅外商人还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远远高于老徽州其它各县。绩溪徽商所经营的种类有茶、墨、菜、盐、钱、药、粮、油、酱、酒、肉、织、木、典当、土杂等十多种。据清末到建国初的不完全统计，绩溪商人在全国各地开办的各类商号在1200家以上，这充分说明，绩溪徽商在整个徽商走向没落时期，由于较能适应社会发展，故能在徽商没落时仍然能够落日溶金，争得徽商末日之辉煌。
 

      徽商：百年品牌 诚信当先 

 　 
　　徽商是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一支商帮，曾创造了雄踞华夏商界三百年之久的辉煌。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徽州六县宋元明清历代致富商人至少有近千人，其中拥资百万的巨贾富商有二百三十多人。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盛极，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之说。在汉口徽商不但建有豪华的同乡会馆，且在江滨开辟“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船只。在沿江其他城市，徽商也是聚集成帮，称雄市场。

　　那么，源自深山僻壤，“流寓四方”的徽商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稳商埠，立于不败之地？研究徽商这一历史现象时，我们发现其核心就在于“诚信为本”的商业理念。

　　徽商在异地他乡的立足发迹和徽商集团整体势力的崛起称雄，虽与徽商本身素有“徽骆驼”之称的吃苦耐劳精神、善于经营理财的精明头脑和某些外在机缘以及聚散网络不无关联，但就经营理念而言，讲道义、重诚信，显然是最核心的因素。徽商在营商活动中，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徽商吴南坡表示，“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饰价为欺。”主张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是徽商一以贯之的儒商品格，也使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从根本意义上说，将诚信作为经商从贾的道德规范，正是徽商获得成功的要诀所在。历史上，各地商家在买卖中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现象时有发生，然徽商却不屑为之。明朝徽商胡仁之在江西南丰做粮食生意，即使在天灾大饥之年“斗米千钱”的情形下，也决不在粮谷中掺假害人。清末胡开文墨店发现有批墨锭不符质量要求，老板胡余德发现后立即令所属各店停止制售此墨，并将流向市场的部分高价收回，倒入池塘销毁。为保证商品质量，维护客户利益，决不掺杂使假，甚至不惜血本，毁掉重来，体现了徽商以诚待人的处世原则和以真行贾的经营理念。儒家经典素有“明允笃诚”之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民无信不立”。富与贵乃“人之所欲也”，然“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徽商历来奉行“贾道而儒行”，倡扬诚信之商德，“不效世用一切狙诈术”，不以“功利为急”，故誉溢湖海，“而资益积也”。徽商许宪由此总结道：“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

　　商家在营市利人的同时从中获取合理利润，本无可厚非。但如何看待义利关系，是见“利”忘“义”，还是“取予有义”，则是考衡商家职业道德和商业理性的标尺。明代有一徽商在江苏溧水经商，低息借贷便民，从不居中敲剥。嘉靖22年谷贱伤民，他平价囤积，次年灾荒，谷价踊贵，他售谷仍“价如往年平”，深得百姓信佩。无独有偶，休宁商人刘淮在嘉湖一带购囤粮谷，一年大灾，有人劝他“乘时获得”，他却说，能让百姓度过灾荒，才是大利。于是，他将囤聚之粮减价售出，还设粥棚“以食饥民”，赢得了一方百姓的赞誉和信任，生意自然也日渐兴隆。以义取利，为义让利，一方面体现了徽商对中国传统伦理原则的恪守，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徽商对“义”、“利”辩证关系的深刻领悟和具体把握。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说：“与人谋事，先人得之；与人举事，先人成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此亦徽商为人处事之本和经营决策之术。

　　徽屯老街“同德仁”是制售中药材的百年老店，为保证药材货真价实，维护商号声名信誉，店主每年专派经验丰富的老职工前往名贵药材原产地收购原料。在加工炮制方面，更是遵守操作程序，严格把关，从不马虎。如：在炮制特色名药“百补全鹿丸”时，该店每临秋末冬初都要举行“虔修仙鹿”仪式，即在抬鹿披彩游街之后，让众人现场监督鹿丸制作的全过程。徽商在各行各业，正因为坚持以真取信，以诚待人，秉德为商，重义取利，才赢得了广阔的市场和弥久不衰的声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廉者，有分辨，不苛取；归富者始若俭于取，终则厚于藏。”徽商在张弛万变、风云诡谲的商海中，之所以能立足稳健，贾道通达，声名远播，皆因“智巧机利悉屏不用，惟以诚待人”之所致。

　　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法制经济，而法制经济除以各项律法作为规范市场行为的基本保证之外，其伦理基础和自律因素则是以诚信为本的商业理念。徽商在数百年经商历史中坚守的中国传统伦理原则和以诚为本的经营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规范市场经济行为，无疑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부록]

 

    중국 10대 상방

 

    中国古代有徽、晋、陕、鲁、闽、粤、宁波、洞庭、江右、龙游等十大商帮，其中以徽商和晋商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纵横商界500年，最后却在清末民国时期，被宁波帮后来居上、取而代之.

    晋商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它绵延繁荣达500年之久；商路踪迹遍布全国和近邻俄罗斯、日本、蒙古等国；从晋商中产生的金融机构票号，执晚清中国金融牛耳百余年，号称“汇通天下” ┄┄但此次参观仍使我受到很大震撼。晋商大院所传递的文化气息大大超出我的想象。而且出乎意料的是，拥有这些大院的晋商大族大部分起家于贫寒：渠家起家于小贩；王家起家于卖豆腐；常家则起家于背着褡裢小买小卖的“行商”。据资料记载，其他的晋商大族也基本如此。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陕西商人。明洪武(1368-1398)初年为了供应北部边防粮食供应而实施纳粮中盐的开中法，山陕商人凭借地理之便迅速崛起。明代山西商人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各大盐场及四川地区。随着清代国家的统一，版图的拓展，山西商人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成为东北、蒙古、新疆的主要商人力量，其活动范围甚至远至西藏，山西商人还垄断了对俄国恰克图的贸易，并从事东南、两湖至西北的长途贩运贸易。山西商人除经营盐业外，还经营茶、粮、棉、布、丝绸及高利贷等，晋商的典当业及高利贷很有名，被称为“西债”。明清商人积累了巨额财富，据说明代徽商的资产达到百万两，山西商人之富超过徽商，清代山西不但“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资产达到千万两的也不乏其人。道光年间山西商人创造出经营汇兑业的票号，汇通天下，显赫一时。但票号在晚清的晋商行业中几乎是一枝独秀。由于晚清金融倒帐风波不断、票号顽固守旧，加之辛亥革命中战乱的影响，票号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彻底衰败。

    徽州商帮:
    中国商帮，首屈一指的应该是霸气十足的徽州商帮。代表人物胡雪岩。
明中期至清中叶，徽州商帮称雄华夏商界三百余载，处于发展的黄金时代。当是时，黄山白岳间十室九商，巨商显宦迭出，自然美景、人文情态、商业经济交相辉映，盛极一时。接下来，清末社会动荡、朝廷政策变更、资本主义兴起，然而徽商们由于自身原因未能及时实施经营转型，没有搭乘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航船，无可挽回地从巅峰摔到谷底，徽州随之顿陷窘境。

    龙游商帮:
    龙游商帮是指以浙江衢州府龙游县为中心的衢商集团，它萌发于南宋，兴盛于明代中叶，以经营珠宝业、贩书业、纸张业著名。明万历年间(1573—1602)，它于徽商、晋商以及江右商人在商场中角逐，称雄一时，故有“遍地龙游”之谚。它以一府一县之地为基础，聚集了大量资金，而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至清代逐渐为宁绍商帮所替代。

 

      진상晋商의 역사

 

　　源远流长的山西商业资本

　　

      一、山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的山西票号商人，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佳话。

　　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无怪有人说：“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毫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曾经是捻军起义的发源地；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二、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

　　山西商业资本开始的时间很早。先秦时代晋南一带就有了商业交易活动。晋文公称霸时，榆次、安邑就已成为有名的商业集镇。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商品集散市场。唐朝定太原为北京，使太原城成为商业繁华的有名城市，韩愈形容当时的太原是“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山西商人还没有一定组织和突出的地位。

　　到了宋代，山西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战马大多数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辽也急需要宋的手工业制造品。据历史文献记载，宋朝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绢2000多匹在山西岢岚买马，又出绢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买马，非官方的民间贸易更是频繁。《马可·波罗游记》中写着：“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从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明代末年，山西商人已进入了东北地区，1618年努尔哈赤占领抚顺时，对在抚顺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写了“七大恨”，命令他们退回山海关内，可见当时山西商人已经和后金进行着贸易活动。清兵入关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从此，东北的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就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除了国内贸易外，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我国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三、“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号。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在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要靠现银支付，在外地赚了钱捎寄老家也得靠专门的镖局把现银运送回去，不仅开支很大，费时误事，而且经常发生差错。这就迫使外出经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寻求新的办法。相传平遥县“西玉成颜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设有分庄，总经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庄经常为在北京的山西同乡办理北京与平遥、四川或天津之间的现金兑拨。比如平遥商人在北京把现金交给“西玉成”，那么“西玉成”北就分庄就写信给平遥“西玉成”总号，让汇款人在平遥领取现金。这种异地拨兑，开始只限于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并不收费。后来，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定手续费就可办理。这位雷经理很聪明，发现这是一个生财之道，于是改设“日升昌”，兼营汇兑业务，果然营业很旺盛。接着，他就放弃了颜料生意，专门经营汇兑业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以后，他们调查了山西商人贸易的地点，选派精悍的伙伴，先后在天津、张家口、沈阳、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地开设汇兑分号招揽生意。由于这种汇兑在此处交款，彼处用钱，手续简单，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汇款以外，还有政府及官员来托办汇兑事宜。随着资本的增加，通汇地点越来越大，利润也越来越多。接着又吸收现款，发放贷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兴旺。

　　看到这种景象，山西商人纷纷学习“日升昌”的经验，投资票号，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号。到鸦片战争前夕，山西票号大约有八家。鸦片战争后的十年内，仅日升昌、蔚丰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号在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就有35处，分布在全国23个城市。他们除专门经营汇兑业务外，还兼营存款、放款业务，并把汇兑、存款和放款结合起来，利用承汇期，占用客户的现金放高利贷，得到了很高的利润。据史料记载，1847年末，山西票号蔚泰厚苏州分号已有存款(白银)36000两，放款80000两，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号有存款近37000两，放款近70000两。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的财政更加困难，山西票号也由起初为封建商人服务转向清政府。为了承揽清政府对外活动款项汇兑等国际业务，票号商人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祁县合盛元票号总经理贺洪如于1907年在日本神户、东京、横滨、大坂都开设分支机构，平遥的永泰裕票号在印度加尔各答开设分号。此时的山西票号真可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

　　

      四、山西商人对中国金融贸易史的贡献

　　(一)、山西商人资本的发展，不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而且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清乾隆年间，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资开采铜矿，刘永和投资开采龙门煤矿，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明朝官营解盐生产，征发盐户到盐池服役做工，叫做“盐丁”。盐丁另立户籍，世代相起，实际上是封建国家的工奴，生活痛苦万状，经常抗工逃亡，生产效率极低，这表明落后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1648年，清政府废除“盐丁”制，把解盐生产改官营为民营，交给商人自行浇晒。第二年又把盐池分为五百一十三号，规定一户商人经营一号，逐一登记。这种经营解盐生产的“坐商”，自筹资金，雇人捞盐，每产盐一百引(二百四十斛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纳税，一引折合白银三钱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纳税，抵作商人工本费。坐商对盐池虽然没有所有权，但是却有占有权和使用权，他们只要向政府纳税，就可获得一号盐池，经营生产。坐商雇佣工人的工资，以其技术高低来决定，按年支付，实际上已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坐商就是早期的资本家，盐工则就是近代盐池产业工人的前身。当时，盐池有20000多名工人，生产规模巨大，超过了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水平。从明朝官办，“盐工”逃亡，到坐商经营，“居民踊跃赴工”看，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性转变，显示出新的生产关系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

　　(二)、造就了一代理财人物。山西商人资本不论是商品经营资本还是货币经营资本，一般都不是资本的拥有者(即商业资本家)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多数是由财东(商业资本家)出白银若干，委托一个自己信赖的、精明能干的人当掌柜(相当于经理)，从事某项经营活动。财东把资金运用权、人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交给掌柜，独立自主地从事经营活动。定期结帐一次，由掌柜向财东汇报经营成果。如果财东满意，就继续任用，财东信不过就可以辞退。这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实行的人身股制度，促使经营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管理人才的出现，提高了经营效益，这在中国企业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舍得智力投资，举办商人职业教育。早在元代，运城盐池就设有盐商子弟学校，叫做“运城盐运使司学”。清代在包头城，也有山西商人自办的子弟学校。驰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号，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设有本企业的训练机构，从晋中招收十五、六岁的男青年，骑骆驼经过归化、库伦到科布多接受蒙语、俄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及商业常识的训练，一般为半年，然后分配到各分号，跟随老职工学习业务。这种重视提高职工业务素质的办法，就是现在来看，也是很有远见卓识的。

　　(四)、首先创造了民间汇兑业务、转帐和清算中心，首先创造了类似中央银行的同业公会，都显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干和创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国际金融市场，表现了他们敢于向新的领域开拓的风姿。学习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山西人并不一向就是那么封闭落后，因循保守。明清时代，敢于远离家乡，开拓致富的山西商人，并不比沿海一带的商人逊色。在发展现代经济的今天，学习这段历史，反思我省由开拓走向封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振兴山西经济，建设美丽的家乡是很有意义的。

 

사진자료

 

 

 徽商榮歸 黑白木刻 黑白木刻 畫面 75x36cm 汪兆良

 

 徽州人家 黑白木刻 畫面 50x29 cm 汪兆良， 1944 年 7 月出生，安徽省黃山市黟縣宏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