세계역사 8

 

세계역사 8

 

全球通史

 

斯塔夫理阿诺斯 著

吴象婴 梁赤民 译

 

1500年前的世界

 

第一编　文明之前的人类

第01章 引言：世界史的性质

第02章 人类——食物采集者

第03章 人类——食物生产者

 

第二编　欧亚大陆的古代文明（公元前3500－1000年）

第04章 古代文明的起源

第05章 古代文明诸类型

第06章 古代文明的结束

 

第三编　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前1000年-公元500年）

第07章 最初的欧亚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

第08章 希腊和罗马的文明

第09章 印度文明

第10章 中国文明

第11章 古典文明的终结

 

第四编　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500-1500年

第12章 欧亚大陆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1500年

第13章 伊斯兰教的兴起

第14章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

第15章 传统的拜占廷文明

第16章 传统的儒家文明

第17章 革命的西方文明

 

第五编　1500年以前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第18章 非洲

第19章 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

第20章 欧洲扩张前夕的世界

后记

 

1500年后的世界

中文版前言 序言

 

第一编　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

第01章 导言：从地区史到全球史

第02章 西欧扩张的根源

第03章 西欧扩张时的穆斯林世界

第04章 西方扩张时的儒家世界

第05章 西方扩张时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第二编　新兴西方的世界，1500-1763年

第06章 西欧的扩张：伊比利亚阶段，1500－1600年-1763年

第07章 西欧的扩张：荷兰、法国、英国阶段，1600-1763年

第08章 俄国在亚洲的扩张

第09章 这一时期对世界历史的意义

 

第三编　西方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1763-1914年

第10章 科学革命-1914年

第11章 工业革命

第12章 政治革命

第13章 俄国

第14章 中东

第15章 印度

第16章 中国和日本

第17章 非洲

第18章 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

第19章 这一时期对世界历史的意义

 

第四编　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

第20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的影响

第21章 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义起义

第22章 1929年以前欧洲的革命与和解

第23章 五年计划和大萧条

第24章 走向战争，1929-1939年

第25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的影响

第26章 从大同盟到冷战

第27章 诸帝国的终止

第28章 两极分化的结束

第29章 西方的衰落与成功

 

我们的黄金时代吗？

后记

 

第三编　西方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1763-1914年

 

（一）优势的基础

从1763至1914年的一个半世纪，作为欧洲获得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霸权的时期，在

世界历史进程中据有显著地位。1763年时，欧洲仅在非洲和亚洲有一些沿海据点，还远

远不是世界的主人。然而，到1914时，欧洲诸强国已并吞整个非洲，并有效地建立了对

亚洲的控制；这种控制或者是直接的。如在印度和东南亚，或者是间接的，如在中国帝

国和奥斯曼帝国。欧洲之所以能进行这种前所未有的扩张，是因为三大革命——科学革

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给了欧洲以不可阻挡的推动力和力量。

这些革命有两个特点可以在这里特别提一下。一个特点是，它们在1763年以前就在

扎实地进行着。英国内战即政治革命的一个主要阶段发生于17世纪40年代。科学革命主

要发生在从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1543年）至牛顿发表《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

（1687年）之间的一个半世纪里。同样，工业革命的根源可在历和17世纪中找到；那时，

西北欧国家“充满着如系统的机械发明、公司组织以及对金融财团和贸易公司的股票的

投机之类真正的资本主义现象”。但是，这些革命的世界性影响都是直到19世纪才被充

分地感觉到。这就是在本篇而不是在本书前面部分中考察它们的主要原因。

关于这些革命，须特别提到的另一特点是，它们并不是平行或独立地进行的。它们

互相依赖，连续地一者对另一者起作用。牛顿对支配天体运动的若干定律的发现和达尔

文关于生物进化的理论，对政治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样，近代民族主义若无印刷和

电报之类的技术新发明，是完全难以想象的。反之亦然，政治影响了科学，给科学进步

以强有力的促进的法国革命就是其中一例。政治还影响了经济，这一点英国制造商约翰

·威尔金森讲得很清楚；他直截了当地说，“制造业和商业总是在教会和国王干预最少

的地方最繁荣。”

在分析了欧洲三大革命的性质和发展以后，我们将在本卷第三编以下章节中探索它

们对世界各地区的影响。我们将看到，它们是如何使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欧化、非洲

的分割以及对亚洲的支配成为可能。

 

第十章　科学革命

 

所谓科学革命……胜过自基督教兴起以来的一切事物，使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

均降为仅仅是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事件，仅仅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体系中的内部的替

换。…科学革命作为现代世界和现代思想的起源如此赫然地耸现，以致我们对欧洲历史

时期的通常的划分已成为一种时代错误，成为一种阻碍物。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不到400年的时间，即大约6个平均生命期，把哥白尼的成果与爱因斯坦的成果分隔

开来。不过，在这短暂的一段时间内，科学已从少数热心之士的秘密副业发展为也许可

恰当称为现代文明的支配力量的东西。今天，科学的主要特点在于其不断加快的发展速

度。1899年，英国著名博物学家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出版了一部著作，题名为

《奇妙的世纪》。他指的是他所处的19世纪；在他看来，19世纪经历的科学进步较人类

先前所有世纪经历的还要多。然而今天，我们又能夸口说，2O世纪上半世纪中所做的科

学工作比以往全部历史中所做的还要多。

回顾起来，似乎科学革命甚至比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具有更大的意义。农业革命

使文明成为可能，但是，一旦前进了这一大步，农业就没再作出进一步的贡献。科学则

相反，恰好借助于它的研究法而不断地稳步发展。科学本身包含了无限进步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记住过去数世纪的科学成就和它现今日益加快的发展速度，那么，我们对科学

的惊人的可能性和意义即使不了解，也可以正确估价。此外，科学是人类全体的；由于

科学以客观的研究法为基础，关于科学的种种提议已为人们所普遍赞同。科学是非西方

民族所普遍尊重和追求的西方文明的一个产物。实际上，正是科学及与它有关的技术，

使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成为可能。因此，从前的从属民族如今正力求通过弄清楚西

方对人类作出伟大而独特的贡献的秘密来矫正不平衡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科学革命对研究世界历史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的原因所在。本章将探索

这一重大的科学革命从它在近代初期的早期阶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发展过程。

 

一、科学革命的根源

 

科学的根源可追溯到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古典时代的希腊和中世纪的穆斯

林世界。不过，科学革命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原因似乎在于，只是在西方，科学才

成为一般社会的组成部分。或者换句话说，只是在西方，哲学家-科学家与匠人才实现

联合，互相促进。因此，正是这种科学与社会的联合、科学家与匠人的联合，大大促成

科学在西方世界的空前繁荣。

所有人类社会中的匠人都发展了狩猎、捕鱼、务农以及加工木头、石块、金属、禾

本科植物、纤维、块根植物和兽皮等方面的某些技术。他们通过观察和试验，逐步改进

自己的技术，有时使技术达到很高的水平，如爱斯基摩人就是这样。不过，所有近代以

前的社会所取得的进步的程度都受到了明显的限制。原因在于，匠人仅仅对制作罐子、

建造房屋或制造小船感兴趣，并不为根本的化学原理或机械原理操心。他们对因果现象

之间的关系不探究。总之，明确说来，匠人关心的是技术上的实际知识，而不是科学上

的潜在原因。

这一点的意义可用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给科学下的定义予以表明；科南特将

科学定义为“通过实验和观察发展起来并引起进一步的实验和观察的一系列互相联系的

概念系统。”按照科南特的定义，“概念系统”构成科学的基础。显而易见，匠人缺乏

“概念系统”。相反，这样的系统历来是哲学家（在近代以前的时代，知识分子通常称

为哲学家）所关心的。然而，众所周知，这些哲学家对于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既不了解，

也无能力处理。他们认为自己是超脱世事的，把时间用于思索永恒的真理或试图使一个

支离破碎的世界成为人的头脑所能理解的东西。无容置疑，哲学家和匠人在某些时代里

确曾一道工作，使复杂的历法、导航设备和古代的日常仪式得以产生。然而，实情仍旧

是，直到近代以前，发展的趋势始终是朝着分离——朝着思想家与劳动者相分离的方向

进行。

 

西方的伟大成就是使这两者联合起来。知道实际知识与了解潜在原因的结合，奠定

了科学的基础，推进了科学的发展，使科学成为今日的支配力量。

为什么这一划时代的发展会出现在西方呢？一个原因在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学术

成就。学者和艺术家强烈反对中世纪的整个生活方式，努力创造尽可能与古典时代的生

活力式相似的新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再希望通过穆斯林和经院哲学家的变形眼镜来看古

人，而是直接求助于原始资料，亲自掘起雕像、阅读原文。他们可以接近的不仅有柏拉

图和亚里土多德，还有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这些学者曾促进了物理学和数学的研究。

更重要的是从各门生物科学中得到的鼓舞。医生们研究了希波克拉底和加伦的全部著作，

博物学家们则研究了亚里士多德、迪奥斯科里斯和泰奥弗拉斯托斯的著作。但是，应该

强调，文艺复兴还有反科学的另一面，巫术和对魔鬼的研究的复兴就是一个例证（见第

二章第二节）。

若无西欧的缩小匠人与学者之间的鸿沟的有利的社会环境，人类学识上的这些成果

独自原不可能引起科学革命。匠人在文艺复兴期间并不象在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代那样

受鄙视。人们尊重纺纱、织布、制陶术、玻璃制造、尤其是日益重要的采矿和冶金术方

面的实用工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所有这些行业都由自由民而不是象在古典时代

那样由奴隶经管。这些自由民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上并不象中世纪的匠人那样与统治

集团相距很远。文艺复兴期间工匠的地位的提高，使工匠与学者之间自文明开始以来一

向非常脆弱的联系能得到加强。他们各自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工匠拥有古代的旧技术，

并在旧技术上添加了中世纪期间发展起来的新发明。同样，学者提供了关于被重新发现

的古代、关于中世纪的科学的种种事实、推测及传统做法。这两条途径的融合是很缓慢

的，但最终，它们引起一个爆发性的联合。

与工匠和学者的这种联合密切联系的是劳动和各学者或科学家的思想的相应的联合。

在古代，存在着一种反对创造性的学习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强烈偏见。这种偏见大概起

因于古代的体力劳动与奴隶制度相联系；它甚至在奴隶制度几乎消失以后，仍存留于中

世纪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在“自由”艺术和“奴隶”艺术之间、在仅仅靠头脑完

成的工作和改变了物质形态的工作之间划界线。例如，诗人、逻辑学家和数学家属于第

一类别，雕刻家、釉工和铁器工人则属于第二类别。这种两分法的有害影响在医学领域

表现得非常明显。内科医生的工作没有改变物质形态，所以被认为是“自由的”，而外

科医生的工作按照同一标准则被看作是“奴隶的”。因此，实验受到轻视，活体解剖被

认为是非法的、令人厌恶的。

威廉·哈维（1578-1657年）之所以能作出关于心脏和血液的运动的伟大发现，是

因为他坚决不理睬对体力劳动的这种藐视。数十年间，他一直进行各种艰苦的实验。他

切开从大动物到小昆虫的种种生物的动脉和静脉，谨慎、耐心地观察和记录血液的流动

和心脏的运动。他还利用新的放大镜来观察蚂蜂、大黄蜂和苍蝇。这一步骤在今天似乎

是切合实际、明摆着的，但在哈维的时代，肯定是既不合理，也不显而易见的。据当时

杰出的神学家理查德·胡克所说，理性而非实验，才是“人类获得关于合理和不合理的

事物的知识”的手段。胡克的这句话是我们难以理解的；这表明科学革命对我们的思想

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是如何根本且无孔不入。但是，对哈维来说，工作于17世纪初叶、

坚持实验的方法，是一个需要勇气和献身的、令人难于忍受的智力上的严峻考验。

地理大发现和海外地区的开辟也促进了科学的发展。新的植物、新的动物、新的恒

星甚至新的人们和新的人类社会相继被发现，所有这些都向传统的思想和设想提出了挑

战。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伟大的科学倡导者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的著作

中，有许多地方是借用远航探险作比喻。培根表示自己渴望成为新的知识世界中的哥伦

布。穿过直布罗陀海峡两岸的悬岩（旧知识的象征），驶入大西洋，以寻找新的、更有

用的知识。事实上，他曾明确地说过，“通过在我们时代已开始习以为常的远距离的航

海和旅行，人们已揭露和发现了自然界中许多可使哲学得到新的光亮的事物。”

欧洲的科学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同时发生的经济革命。近代初期，西欧的商

业和工业有了迅速发展。欧洲各国之间的贸易随着远东、东印度群岛、非洲和南北美洲

的新的海外市场的出现而大幅度增长。工业也取得了显著收益，尤其是在英国；英国采

煤和炼铁业的发展为后来的工业革命打下了基础。这些经济上的进步导致技术上的进步；

后者转而又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和受到科学的促进。远洋贸易引起对造船和航海业的巨大

需求。为了制造罗盘、地图和仪器，出现了一批新的、有才智的、数学上受过训练的工

匠。航海学校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法国相继开办，天文学由于其明显的实用价值

而得到认真的研究。同样，采矿工业的需求引起动力传送和抽机方面的进步。这证明是

重新开始关心机械原理和液压原理的起点。同样，冶金业是化学取得显著进步的主要原

因。日渐扩大的采矿作业使新矿石甚至新金属如铋、锌和钴显露出来。分离和处理这些

新矿石和新金属的技术必须用类推法找到，并以痛苦的经验予以矫正。但是，这样做时，

化学的一般原理开始形成，其中包括氧化和还原、蒸馏和混合的原理。

这些成就给了科学家即哲学家以自信和信心，使他们坚信自己是一个新时代的先驱。

早在1530年，法国国王的医生琼·费尼尔就写道：

但是，倘使我们的长者及其前辈如他们的先人一样只是沿着同样的道路前进，将会

怎样呢？…不，正相反，在哲学家看来，转移到新的道路和体系上，不让贬低者的声音、

古代文化的影响和掌权者的成熟吓住那些要宣布自己观点的人，是很有益的。那样，每

个时代就会产生其自己的大量的新的创造者和新的艺术。在长达12个世纪的神魂颠倒以

后，我们这一时代看到艺术和科学光荣地重新兴起。现在，艺术和科学的辉煌比得上古

代，或者说超过了古代。当今时代在任何方面都无需鄙视自己，无需思暮古人的知

识。……如今，我们对代正在做古人梦想不到的事。…由于我们的航海者的杰出才能，

大洋已被越过，一些新的岛屿已被求现。印度遥远的隐密地方已展现出来了。我们的祖

先所不知道的西方的大陆，即所谓的美洲，在很大程度上已开始为人们所了解。在所有

这一切中，在有关天文学方面，帕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旧哲学家曾取得进步，托勒密曾

进而作出更大量的贡献。然而，他们中间若有谁今日返回人间，就会发现，地理学改变

了过去的认识。我们时代的航海者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世界。

一个世纪后，这种自信已增长到凭直觉兴奋地期待取得人类的未来成就的程度。

1661年，约瑟夫·格兰德著文先提到“那些杰出的英雄人物”——笛卡尔、伽利略、哈

维及其他人，然后开始颇有先见之明地赞美他们正在创造的新世界：

要是那些英雄人物如他们愉快地开始工作时那样继续工作下去，他们会用奇迹填满

这个世界。因此，我并不怀疑后代将发现眼下仅仅是传说的许多东西在实际现实中得到

了证实。也许若干时代以后，前往南部未探明的地带的航行，甚至可能是飞往月球的航

空，并不比前往美洲的航海更不可思议。对于跟在我们后面的人们来说，买一对翅膀飞

入最遥远的地区，也许同现在买一双长统靴去骑马旅行一样平凡。通过合意的运输工具

与东印度群岛那样遥远的地方进行协商，对后世来说，就象用书面通信交换意见对我们

来说那样平常。将现在比较荒芜的世界改变为天堂，从新近的农学来看，或许是可期待

的。

1662年，英国有理二世颁发特许状，成立“促进自然知识的伦敦皇家学会”。皇家

学会的成员们已意识到在技师与科学家之间进行合作的好处，鼓励并协调全国各专业的

成果，以搜集可能促进科学知识的各种资料。“所有地区都忙于并热心于这项工作：我

们发现每天交给[学会]的许多极好的奇物珍品不仅出自博学的、专门的哲学家之手，而

且来源于技工的工场、商人的航海、农民的耕地以及绅士的种种运动、养鱼塘、猎园和

花园。……”

最初，科学从矿山和工场得到的东西比矿山和工场从科学得到的东西多得多。在这

早期阶段，科学并不是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对科学的利用是少量、偶而的。甚至在18

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叶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也是如此。但是，到19世纪末，形势起了根

本的变化。科学不再处于附属的、咨询的地位：它已开始改造旧工业，甚至创造完全新

的工业。

 

二、17世纪的新宇宙

 

近代科学最主要的进步发生在与地理学和航海术有密切联系的天文学领域，是可理

解的。由于15世纪的意大利在经济和文化上是欧洲最先进的国家，意大利是这一进步的

发生地，也是可理解的。因而，我们发现，以拉丁化名字哥白尼闻名于世的伟大的米科

技·科泊尼克（1473一1543年）离开自己的祖国波兰前往博洛尼亚上大学。经过6年的

学习之后，他回到波兰，在教会开始了一种积极的生涯。但是，他还继续分析研究他在

意大利时便已从事的天文学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因为当时对设计一种更精确的历法人们

普遍感兴趣。他采纳某些古代哲学家认为太阳而非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观念，然后论证

这种观念为天体运动提供了一种比传统的托勒密体系更简单的解释。

最远的是恒星大球，包罗一切，本身是不动的。它是其他天体的位置和运动必须的

参考背景。有人认为，它也有某种运动；但是，我们将从地球运动出发对这种视变化作

另外的解释。在行星中土星的位置最远，30年转一周；其次是木星，12年转一周；然后

是火星，两年转一周。第四是一年转一周的地球和同它在一起的月亮。金星居第五，9

个月转一周；第六为水星，8O天转一周。中央就是太阳。在这华美的殿堂里，为了能同

时照亮一切，我们还能把这个发光体放到更好的位置上吗？太阳被称为宇宙之灯，宇宙

之心，宇宙的主宰。于是，太阳好象是坐在王位上统率着围绕它转的行星家族。……因

此，我们发现，这种顺序显出宇宙具有令人赞叹的对称性和轨道的运动与大小的和谐，

而这是其他方法办不到的。

1530年，哥白尼印发了其著作的简短提要；1543年即他去世那年，《天体运行论》

全书出版。虽然哥白尼是有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但他的假说最初却受到蔑视。当地

陈述地球每日绕着地轴转动、每年围绕太阳运转时，他是在发表左道邪说，因为按照基

督教《圣经》，约书亚已使太阳静立在天空中不动。此外，他的假说与常识不一致。如

果地球在旋转，它的运动不就会产生强大的风吗？向上抛的物体不就会落后于旋转中的

地球的表面吗？哥白尼的新天文学使新物理学成为必需。这一需要由富有的佛罗伦萨人

伽利略（1564－1642年）予以满足。

伽利略的方法是严格地以经验为根据的。他以实验上的、可证实的事实反对亚里土

多德和经院哲学家的传统多言。他起初是个物理学家，关心的是找到地面上运动的规律，

以解决军事工程和土木工程方面的问题。他还进一步做了力学方面的实验；在实验中，

他发明了测定微小的时间间隔的更精确的方法，找到了估算空气阻力、摩擦力和存在于

自然界的其他阻力的手段，并设想出用抽象的数学术语表达的纯粹或绝对的运动、力量

和速度。

当时，伽利略在天文学方面的成果影响更大，只是并非同样地根本和具有独创性。

他利用了在荷兰作为制造眼镜的副产品而刚被发明的望远镜。据传说，约1600年前后，

荷兰船上的一个孩子最先通过两个镜片观看窗外，发现外面的事物似乎被放大了。无论

如何，已成为哥白尼的忠实信徒的伽利略热情地利用这新仪器察看天空中的实际情形。

即使在这些有着惊人的科学发现的日子里，人们也能意识到伽利略的戏剧性的言行，因

为他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并正确评价了他所观察到的东西的意义：

将引起最大的惊讶之处、实际上也是特别促使我提请所有天文学家和哲学家予以注

意之处，在于这一点，即我已发现了四颗行星，它们是在我之前的任何一位天文学家所

未曾了解和观察到的。……　借助于望远镜，任何人都可多少观察到这一点；它如此清

楚地出现在感官前，以致古往今来烦扰哲学家们的所有争辩立刻为我们眼睛看到的无可

辩驳的证据所破除，从而，使我们摆脱了有关这一科目的罗嗦的争论，因为银河系只不

过是一团成串地聚集在一起的数不清的星体。如果有谁把望远镜直接对准银河系的任何

部分，眼前就会出现一大群星体；其中许多星体还算大，而且极其明亮，但是，小星体

的数目完全无法确定。

伽利略对木星有若干卫星、卫星象月亮围绕地球那样绕着木星转这一发现印象尤其

深。所有这一切证据都使他确信哥白尼理论的正确性。它表明天体也许具有和地球一样

的实质，是一团团在空间转动的物质。地球和天空之间的传统区分开始引起怀疑。这对

哲学和神学是一次粉碎性的、令人吃惊的打击。伽利略被宗教法庭判罪，并被迫假装认

错。但是，他的发现对富有思想的人们的影响是不可抵挡的。诗人们一再把他比作哥伦

布和其他发现者。

屈服吧，韦斯鲁奇，让哥伦市也屈服吧。

诚然，他们各自都掌握了通过未知的大海的航路。……

但是，只有你，伽利略，给了人类以一连串的星体，

天上的新的星座。

约翰·多恩表述了新天文学的这种使人不安、扰乱人心的影响，他写道，“一切都

破碎了，一切都失调了。”不过，这一时期中，知识界有两位领袖并没因这种表面上的

混乱而心烦意乱。他们是思想谨严的笛卡尔（1596－1650年）和弗朗西斯·培根；他们

指出了科学的潜力，并在上流社会中把科学提高到可与文学相比的地位。他们实质上是

预言家和宣传员——他们已看到了这门新学科的前景，把教导世人作为自己的职责。

笛卡尔和培根看问题的方式完全不同。笛卡尔是伟大的数学家，是解析几何的发明

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把从希腊人那里得到的几何学与从穆斯林那里学来的代

数学统一起来。从此以后，有可能用代数方法解释几何学，发展起种种新的数学。笛卡

尔深深地被数学方法的前景吸引住了，以致把数学方法作为其整个哲学的基础。他坚决

认为，唯一正确的认识方法是依靠数学上的推理和抽象。在他看来，实验仅仅是演绎推

理的辅助手段。他相信，通过清晰的思考，能发现理性上可认识的任何事物。

到这一世纪末，笛卡尔的弟子已大量增加，不计其数。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

“各大学都信奉笛卡尔哲学，侯爵、科学业余爱好者、柯尔贝尔和国王是笛卡尔哲学的

信徒。法国将动词‘使成为笛卡尔主义者’变位，欧洲热烈地仿效。”这种普及的意义

在于，理性的探究和判断被扩展到各领域。所有的传统和权威都必须接受理性的检查。

相反，培根使用归纳法；归纳法是从事实开始的，然后进行到普遍性的原理。为了

获知根本的原因，培根说，我们必须研究关于各种现象的博物学，搜集有关各种现象的

一切观察资料，将它们列成表，注意哪些现象是以彼此不同的方式相联系的，然后，仅

仅通过机械的排除方法，发现某已知现象的原因。作为对中世纪经院方法的一种补救，

培根的成果在思想史上具有最大的价值。不过，应该注意到，科学的发现很少甚至从未

用纯粹的培根方法作出过。任何问题都存在着极多的现象，若不借助于靠科学的想象力

设想出来的假设，就无法予以成功的研究。搜集事实是为了证明或驳斥从假设中演绎出

来的推论，因而，有待检查的事实的数目是易驾驭的。

培根在强调科学的功利主义的价值方面也是非常出色的：

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只在于这一点，即人类生活因新的发现和力量而丰富。…

城市创立者、法律制定者、人民的神父、暴君的根除者和某阶级中的英雄人物所造成的

有益影响仅仅扩展到一些范围狭小的空间，仅仅持续短暂的时期，而发明者的成果虽是

一种不太壮观和炫耀的东西，却是到处都被感觉到且永远存留下去。

为了从科学取得最大的好处，培根极力主张创办促进科学研究的学会。早在1560年，

那不勒斯就已建立自然分泌学院。1603年，罗马成立林琴科学院21661年，佛罗伦萨成

立科学分析学院。与此同时，在英国，一个以往以“哲学院”或“无形学院”的名义偶

尔举行会晤的科学团体于1662年被改组成皇家学会。在法国，一个相应的科学院于1666

年由路易十四创立；在其他国家，一些相似的学会也相继成立。这些机构促进了科学的

发展，尤其是从它们大多很快就发行定期刊物以取代个人之间通信这种较陈旧的方法以

后。

科学早期阶段最杰出的人物是牛顿（1642-1727年），他诞生于伽利略去世的那一

年。由于出身于英国的世代农家，牛顿克服种种困难才读完剑桥大学；他就读剑桥时，

擅长数学。在漫长、忙碌的一生中，他担任过剑桥数学教授、造币厂厂长和皇家学会会

长。牛顿的贡献表明他是科学上最伟大的人物，可与欧几里得和爱因斯坦媲美。

在数学上，牛顿创立了微积分学，制定了二项式定理，发展了关于方程式的大部分

理论，引进了字母标志。在数学物理学方面，他推导出可借以预测月亮在诸星体中的未

来方位的数表——这对航海来说，是最有价值的一个成就。他创立了流体动力学，其中

包括波动传播理论，他还对流体静力学作了许多改进。在光学上，他在了解光束、光的

折射及色彩现象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正是在物理学领域，牛顿进行了最有意义

的研究。在这方面，他以伽利略的研究为基础，将后者的成果发展到辉煌的顶点。伽利

略主要关心的是地球的运动，牛顿则发现了有关宇宙本身的定律。

伽利略发现，运动中的物体若无一定的外力使它转向，便作匀速直线运动；这一发

现要求人们必须能解释：为什么行星不以直线飞离，而趋于落向太阳，结果形成其椭圆

形的运行轨道；为什么月亮同样地趋于落向地球。牛顿的一个朋友叙述了这位伟大的科

学家是如何在观察果园里的苹果从果树上掉下来时，受到解决这一难题的暗示的：

午饭后，天气暖和，我们走进果园，在一些苹果树的树荫下喝茶，只有他和我两人。

在闲谈中，他告诉我，以前，他就是在这同样的情况下，想到万有引力的概念。那是由

一只苹果的下落引起的；苹果落下时，他正坐在一旁沉思。他心里想，苹果怎么总是笔

直地落到地上呢？苹果怎么不落向旁边或往上升，而始终不变地落向地中心呢？无疑，

原因在于地球吸引着苹果。物质必定具有一种吸引力：吸引力的极点必定在地球中心，

而不在地球的任何一边。因此，苹果垂直地下落，即落向地中心。如果物质如此吸引物

质，吸引力必定与物质的分量成正比。所以，不但地球吸引着苹果，而且苹果也吸引着

地球。真没想到会存在着一种象我们这里所称的引力那样的力量，它将自己扩展到宇宙

中。

牛顿将这一思想发展成方有引力定律；他在其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

年）——按照其拉丁语的书名，通常称为《原理》——一书中，用大量数据论证了这一

定律。根据这一定律，“宇宙中物质的每个粒子都对其他每个粒子有引力；引力与两个

粒子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与它们质量的乘积成正比。”

以上是撕开天空的面纱的一个轰动一时的、革命性的解释。牛顿已发现了一个数学

上能证实的根本的宇宙定律；这定律可适用于整个宇宙，也可适用于最微小的物体。实

际上，自然界好象是一个巨大的机械装置，按照通过观察、实验、测量和计算可予以确

定的某些自然法则进行运转。人类的各门知识似乎可缩减为有理性的人所能发现的少数

简单的、始终如一的定律。因而，牛顿的物理学的分析方法现今开始不仅被应用于物质

世界，而且被应用于思想和知识的整个领域及人类社会。正如伏尔泰所说的，“整个自

然界、所有行星竟会服以永恒的法则，而有一种身高5呎的小动物竟能不顾这些法则、

完全按照自己的怪想随心所欲地行动，这是非常奇异的。”寻找决定人类事务的这些永

恒法则，是法国革命之前的所谓启蒙运动的实质。

 

三、18世纪初期的平静

 

18世纪初叶，人们主要关心的是制定构成启蒙运动的社会理论、政治理论和经济理

论，没有作出任何可与17世纪时相媲美的科学发现仅是，由于应用以实验为基础进行研

究的新方法，科学的某些领域获得了显著成果。

例如，在进行了研究静电的实验之后，1746年，莱顿大学的两名教授发明了储存和

急速释放电能用的所谓的莱顿瓶。本杰明·富兰克林意识到在莱顿瓶发电产生的火花与

天空中的闪电之间有相似之处，就用风筝试验加以证明。富兰克林以其典型的实践方式

于1753年研制出预防雷击的避雷针；雷击在美洲特别多，曾使人们付出很高代价。他还

进一步发展起最早的、全面的电学理论，这理论至今仍被运用于实际的电路学中。

18世纪初叶，人们对自然界即当时所称的博物学也有着极大的兴趣。自然界几乎被

视作神，视作能永远加以研究、能永远给予合乎道德的真实指导的极其重要的东西。博

物学热的明显证据见于博物学陈列品，这些陈列品是所有花费得起时间和金钱的人收集

来的。他们勤奋地搜集矿物、昆虫、化石及其他物品，并将它们编目。一些海外国家也

以其奇特的标本促进了人们在这一方面的兴趣。有些人的收藏品达到巨大的规模，如富

裕的汉斯·斯隆爵士（1660—1753年）的收藏品就是一例，它们构成不列颠博物馆的核

心。

这种搜集和编目使人们能对系统的植物学和动物学作更为根本的阐述。这些领域的

一个先驱者是约翰·雷（1627—1705年），他是《植物史》、《昆虫史》以及关于动物、

鸟类、爬行动物和鱼类的一些《概要》的著者。例如，关于植物，雷为了按照它们真正

的、自然的亲缘关系将它们分类，利用了它们的一切特征——果实、花、叶子，等等。

雷在其全部工作中排斥魔术、巫术和对各种现象的所有迷信的解释，紧抓住通过观察揭

示出来的自然原因。在《从创世的工作中看上帝的智慧》一书中，雷抛弃了从奥古斯丁

到路德这一时期中不断重现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自然界虽然对宗教没有敌意，

但与宗教是不相干的，自然界的美丽是一种诱惑，对自然界的研究是浪费时间。雷写道，

“没有一种工作比细心观察自然界的美妙作品、尊重上帝无限的智慧和仁慈更有价值、

更令人愉快。”

在系统的植物学方面，继雷之后的是瑞典教授林奈（卡尔·冯·林奈，1707—1778

年），他制订了将植物分类的最早的、令人满意的方法，他还将动物划分成哺乳动物、

乌、鱼和昆虫几大纲。在林宗以后，开始有可能系统地研究植物和动物，发展起比较种

种构造和功能的方法。若无这种初步的澄清工作，生物学的进一步发展原是不可能的。

博物学方面的另一杰出人物是法国贵族布丰（1707-1788年）。1739年，他担任皇

家花园即现在的植物园的管理人，他把它改变成一个巨大的研究院，法国许多著名科学

家曾在那里受到鼓舞和培养。他还写成36卷的巨著《自然史》，他试图把有关各门自然

科学的所有可得到的知识都编到这部巨著中去。布丰拒绝接受认为地球有大约5，000年

的历史的古老观点，认为地球最初是一团熔化的物质，渐渐冷却下来，结出一层地壳，

上面最后出现了各种动植物。他估计这过程约花了10万年左右；虽然这一估计数比现代

科学确定的30至50亿年要低得多，但至少市丰已开始走上正确的轨道。这位法国博物学

家不能不注意到人类与低级动物在动物学方面的惊人的相似之处。他曾大胆提出这样一

种见解：如果不是因为基督教《圣经》上已作了明确声明，人们也许会有兴趣去寻找马

和驴、猴子和人类的共同起源。不过，这一见解他后来又收回了。

大约这时，地理学方面也正在取得巨大进展。地球开始得到系统的勘察和研究。

1672年，法国政府派遣让·里奇到法属圭亚那“作于航海有用的天文观测”。1698年，

英国海军部委派威廉·丹皮尔去“新荷兰”即澳大利亚探险。丹皮尔不仅对自然地理和

动植物作了精确的观察记录，而且还增加了原有的水文学、气象学和地磁学方面的知识。

探险的兴趣稳步增长；经皇家学会的提议，詹姆斯·库克于1768年奉命到南太平洋的塔

希提岛观察金星凌日的情况。库克的以后几次旨在找到一个南极大陆的航海没有达到目

的，但是，这几次航海不仅提供了有关澳大利亚海岸、新西兰海岸和太平洋海岸的新知

识，而且还给予了其他具有科学价值的情报。也许要特别提到的是，库克船长在其首次

航海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手下人死于疾病，主要是坏血病。到他进行以后几次航海时，

医学知识已进步，因此，海员的饮食中增加了柑桔属水果，结束了令人畏惧的坏血病。

 

四、化学革命，1770-1850年

 

在18世纪的最后25年中开始进行的工业革命对英国和欧洲的经济、最终对世界的经

济，已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工业革命还影响了科学革命，并转而受到科学革命的影响。

不过，应该强调的是，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这种影响几乎只是朝着

一个方向——从工业到科学的方向进行。纺织工业的许多发明是由未受教育的技工作出

的；由于有利的经济环境，他们找到了发挥自己的天赋才能的机会。在这些早期的年代

里，科学以从属的身份为工业服务。例如，当布匹的增大了的生产超过天然的植物染料

的有效供应时，科学便被要求提供人造代用品。同样，当从家庭酿酒到大规模酿酒的转

变导致灾难性的失败时，科学又被要求去找出原因和解决办法。对科学的这一类要求大

大地有助于科学的发展。以下这一事实可证明工业和科学间的亲密关系：18世纪后期和

19世纪初叶的大部分科学进步不是象在17世纪那样来自牛津、剑桥和伦敦，而是来自利

兹、格拉斯哥、爱丁堡、曼彻斯特、尤其是伯明翰。

蒸汽机的情况是一个重要的例外。1769年，詹姆斯·瓦特采用了一个始终保持低温

的单独冷凝器，以后不久，又用曲轴将蒸汽机的往复运动变为旋转运动，这样，他利用

技术独创性和科学知识的结合，将蒸汽机的效率提高到一个适当的水平。如果不是可得

到蒸汽机的相对无限的动力，工业革命完全有可能在仅仅增加纺织品生产的速度后便渐

渐消失，就象发生在中国那样；在中国，早几个世纪时曾取得类似的技术进步。

19世纪前半世纪中取得进步最多的一门科学是化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化学与

组织工业有密切联系，纺织工业在那数十年间经历了非常迅速的发展。化学可追溯到人

类文明的最早阶段，追溯到出现烹调技艺和金属加工技术、出现药草的采集和药物的提

取时。从一开始起，人们就因寻找把戏金属变为黄金的手段、寻找可以发现治愈人类一

切病痛的长生不老药的方法而转移了化学的目标。虽然这些试图注定要失败，但它们仍

然揭示了许多化学物质和化学反应。这些东西后来被传到西欧人那里，主要是从中国和

穆斯林世界传去的。

那时以前，希腊人已提出一种理论体系，该体系认为有四种基本元素——土、火、

气、水，它们以循环的方式依次转化18世纪期间，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燃烧问题上——

物质燃烧时会发生些什么呢？由于物质消失在烟和火焰中、留下了灰烬，人们断定，无

论如何，在燃烧过程中有某种东西释放出来。这种东西长期被称为硫，并被赋予燃素即

火的要素的名称。在对气体的研究揭示出空气是一种较向来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的物质

以前，这观念一直支配着化学思想。科学家们被吸引到气体问题上，是由于矿井和沼泽

中存在着能用气泡加以收集并能燃烧的易燃空气。早在1755年，爱丁堡的约瑟夫·布莱

克就通过加热石灰石而成功地分离出二氧化碳。然后，1781年，亨利·卡文迪什证明水

是由两份氢和一份氧组成。接着，约瑟夫·普里斯特利（1733－1804年）又取得重要进

展；他分离出氧，并证明正是氧元素在燃烧和呼吸中被消耗。他还进一步证明，在日光

下，绿色植物从它们吸收的二氧化碳中分解出氧。从而，他解决了由产氧的植物与产二

氧化碳的动物的平衡引起的碳循环的问题。

从气体研究工作中引出完备结论的是杰出的化学家安托万·洛朗·拉瓦锡

（1743-1794年），他在法国革命期间牺牲于断头台。拉瓦锡的典型的氧化实验非常简

单。他将汞放在一个装有空气的密封罐子里加热，发现他得到了氧化汞，并发现空气的

量减少了五分之一，亦即失去了空气中氧的成分。然后，拉瓦锡加热氧化汞，再一次获

得汞加氧。他极仔细地称其所有物质的重量，发现每道步骤后失去或获得的重量等于燃

烧过程中增加或减去的氧的重量。因而，他能摒弃传统的燃索说，用其著名的平衡原理

来取代。

我们可以规定这样一个无可否认的原理：在技术和自然界的全部活动中，没有什么

东西被创造出来；在实验以前和实验以后，存在着同样分量的物质；种种元素的质量和

分量正好依然如故；除了这些元素的结合方面的变化和改变以外，没产生什么东西。

这样，拉瓦锡使化学先前的所有混乱现象变为一条元素结合定律。他在自己于1789

年出版的教科书《化学大纲》中，提供了至今仍被使用的全新的术语。拉瓦锡将化学安

置在坚固的科学基础上，因此，他的后继者知道了他们正在做什么、正在朝哪里进发。

在拉瓦锡的后继者当中，杰出人物要数约翰·道尔顿（1766-1844年）和瑞典化学

家乔恩斯.雅各布.贝采利乌斯（1779-1848年）。道尔顿正式提出了有关物质的原子论

（氧原子与氢原子结合而形成水);贝采利乌斯通过把电流应用于化合物、将它们电解

（金属移向阴极，非金属移向阳极），分离出许多新元素。贝采利乌斯还将近代符号系

统引入化学，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化学工作。他利用诸元素的拉丁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或前

两个字母作为元素的符号。

19世纪的另一重要进步是出现了有机化学。原来，化学家们认为有机化合物——由

生物产生的碳氢化合物——是由一种“生命力”以某种方式控制的。但是，随着化学家

们发现有机化合物能用合成法合成，这一看法被抛弃了。1828年，弗里德里希·维勒取

得了第一个成功，合成了见于尿中的有机物质尿素。他没有借助于肾，是通过普通的化

学方法从无机化合物中获得尿素。他的朋友贾斯特斯·冯·李比希（1803-1873年）做

了非常宝贵的工作，他证明植物从土壤中摄取的养料是由氮、磷酸盐和盐组成的。因而，

他能制备出他曾用来使一块荒地肥沃并成为多产的园圃的化合物，为大规模的肥料工业

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对工业的另一重要贡献由英国化学家威廉·亨利·珀金（1838－1907年）作出。

1856年，他在寻找奎宁的代用品时，偶然发现了第一种人造苯胺染料——品红。他的发

现在英国受到忽视；在英国，化学仍仅仅是少数人的业余消遣，化学行业以“注重实际”

而自豪。然而，德国工业界较关心科学的厂长们看出，珀金的发现能为气体工业一向作

为废品的煤焦油提供一条宝贵的出路。由于他们资助这项研究，许多合成染料给制造出

来，提供了巨大的利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已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化学工业，

实际垄断了合成染料的生产。

对工业来说，同样重要的是法国杰出的化学家路易·巴斯德（1822-1895年）的工

作。他在里尔大学工作期间，当地酒厂老板曾纷纷向他请求帮助，因为他们在从甜菜中

提取乙醇时遇到了麻烦——果浆往往莫名其妙地变坏了。巴斯德没有找到化学上的解释，

就用显微镜检查麦芽浆，发现上面满是奇怪的、伸长的生长物，而未受损害的麦芽浆上

则是圆的小球。通过实验室证明，他指出了如何才能控制这些有害的生长物、阻止它们

妨碍发酵。由于这一经历，他做了进一步的实验，使他能驳斥传统的生物自然发生说，

提出现在公认的生源论——生物只能通过生物的繁殖产生——来取代。为了证实生源论，

他指出，通过排除空气中看不见的微生物，能够使肉体物质和植物性物质不腐败。这一

点后来成为大规模的罐头食品制造工业的基础。

1865年，巴斯德接受了一个更艰巨的任务。法国蒸蒸日上的丝绸工业由于蚕的一种

神秘的疾病而正遭到毁灭的威胁。当巴斯德开始调查研究时，他并不知道蚕是什么东西，

也不知道一条丑陋的毛虫以后会变成一只美丽的蛾。但是，经过一段时期的深入细致的

探究，他发现疾病是由生活、成长在蚕体内的一种微生物引起的。他很快找到了治疗办

法，丝绸工业得救了。巴斯德接着为家畜的炭疽病、特别惊人的是为人的狂犬病制备血

清。此外，由于他的疾病病菌说的普及，人们采取了卫生预防措施，使有可能控制由来

已久的灾祸——伤寒、白喉、霍乱、鼠疫和疟疾。这些医学上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在欧洲，然后是在全世界，导致人口迅速增长。

 

五、生物学革命，1850—1914年

 

正如牛顿因发现支配宇宙中的物体的定律而统治17世纪的科学那样，查尔斯·达尔

文（1809—1882年）因发现支配人类本身进化的规律而统治19世纪的科学。

然而，进化的思想对达尔文来说，决不是新的：在他以前，这思想已被提出并应用

于科学的各领域。让·德·拉马克（1744－1829年）较早时候就已向一种传统的观念挑

战；这种观念认为，一度被创造出来、此后一直存在下去的物种具有不可改变的稳定性。

拉马克想象有一种从蠕虫到人类的全面进化，并试图用获得性理论来解释这一进化过程。

马由于需要迅跑而获得敏捷的腿，长颈鹿由于需要吃高处的树枝而获得长脖子。任何这

类身体上的变化通过遗传过程被传下去，成为下一代的起点。

拉马克以后，还有查尔斯·赖统地出版了有名的《地质学原理，三卷（1830—1833

年），普及了有关地球表面的形成的“均变论”或渐变论。以往，人们一向认为地球表

面是由过去的灾变如火山、地震和洪水等造成的。存在于高山地区的海贝被简便地认为

是挪亚时的洪水留下的。相反，赖尔认为，现在的地球表面是亿万年间诸如冰蚀、风和

水的侵蚀、冰冻和融化之类的地质力量活动的产物。

当时，进化的思想不但在自然科学中，而且在社会科学中也是突出的。从19世纪40

年代起，卡尔·马克思就写道，所有社会制度都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自人类有史以

来，一种社会已让位于另一种社会——原始的部落制让位于古代的奴隶制、奴隶制让位

封建农奴制、农奴制让位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所以，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资本主义制

度将让位于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那时，有影响得多的是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

年）提出的包括一切的进化学说。他将其学说应用于所有的事物，包括物质的、生物学

的、文化的和社会的。斯宾塞在1857年发表的《进步：其规律及原因》一书中写道，

“无论是在社会的发展中还是在政治、制造业、商业、语言、文学、科学及艺术的发展

中，这种由简单经过连续的变异而进入复杂的同样的进化始终保持着。”

这就是达尔文创立其划时代的理论时的环境。达尔文出生于一个在他以前已有两代

人显露科学才能机他起又有两代人显露科学才能）的家庭。他上剑桥大学时，将时间更

多地不是用在学习上，而是花费在收集和研究动物及昆虫方面。有位教授认识到他的潜

力，推荐他到政府的即将开始环球科学考察的“比格尔号”船上当不拿薪水的博物学家。

这次远航从1830年持续到1836年；远航期间，达尔文对在个别物种身上观察到的许多变

异印象极深。例如，在与世隔绝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上，他发现了一些显然是起源于在大

陆的祖先但不知怎么地已渐渐变得不同的物种。这一点粉碎了古老的物种不变论，但是，

变异是怎么发生以及为什么会发生的问题仍未得到解答。

考察回来的两年后，他认托马斯·马尔萨斯写的一本书中得到了启示；马尔萨斯在

那本书中提出了一种理论：如果不消除过剩的人口，人口要比食物增长得快。

1838年10月，我为了消遣而偶然读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而我由于长期不断观察

动植物的习惯，对这种到处都在进行看的生存斗争，思想上早就容易接受，现在读了这

本书立刻使我想起，在这些情况下，有利的变异常常容易保存，而不利的变异就常常容

易消灭。它的结果就会形成新的物种。这样我终于得到一个能够说明进化作用的学说了。

达尔文以其通常的谨慎和不辞劳苦的细心发展这一学说。1839年，他开始拟草稿；

3年后，它仍仅仅是一份用铅笔写成的35页的提纲。到1844年，他已将它扩展成230页的

论文。那年，他给一位朋友写信说：

……我己阅读了大量的农艺和园艺方面的书，从未停止过搜集事实。终于来了一点

光明，我几乎确信（和我开始对的看法完全相反）物种并不是（这就象供认一件谋杀罪

似的）永远不变的。上帝不让我相信拉马克的一个“进步的趋向”、“源于动物的缓慢

的意欲的适应”之类的废话。但是，我得出的结论并非全然不同于他的结论，只是更换

的方法完全不同于他的。我想我已发现（这里是推测！）物种微妙地适应各种结局的简

单方式。

然而，达尔文仍不能使自己发表其研究结果。他继续进一步按集证据，直到1858年

收到另一位博物学家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土（1823—1913年）的一封惊人的信时。

华莱士曾居住巴西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多年，在那些地方吸收了极大量的动物学知识。

1858年2月，当他在摩鹿加群岛的特尔纳特岛上患疟疾卧床休息时，他想到了他也读过

的马尔萨斯的著作，突然，最适者生存是实现进化的途径这一念头在他脑子里掠过。华

莱士的脾性和达尔文完全不同，他立即将自己的思想诉诸文字。当天夜里，尽管仍受着

发烧的折磨，他还是起草了自己的新学说。以后两晚，他将它写成文章，然后寄给了达

尔文；他与达尔文是经常通信的。

1858年6月，达尔文收到了这份手稿；他因读到的是一份他已写成的东西的概要，

惊呆了。“我从未见过比这更惊人的巧合”，他给查尔斯·赖尔去信说，“即使华莱士

已得到我在1842年写下的手稿，他也不可能写出比这更好的简短提要！甚至他的话现在

可放在我每章的上端。”达尔文对于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一事不再犹豫了。1858年7月1

日，他在伦敦向学会宣读他自己的论文和华莱土的论文，所谓达尔文的进化假说给提出

来了。达尔文在他于1859年出版的主要著作《物种起源：借助于自然选择即生存斗争中

的适者生存》中更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

达尔文的主要论点——他的进化学说——是，处于现在各种不同形式中的动植物种

类不是作为单独的、特殊的创造行为的结果而固定不变的，而是有共同的原始起源的、

不同的、变化中的自然结果。达尔文认为，变异借以发生的主要方式是“自然选择”。

他将这一过程阐释如下：

因为所产生的每一物种的个体比可能生存的多的多，遂各生物间便经常不断地发生

生存斗争，所以，任何生物如果能以任何方式发生纵然微小但有利于自己的变异，它在

复杂的而且时常变化的生活条件下，将会获得较好的生存机会，因而它就自然地被选择

了。由于强有力的遗传原理，任何被选择的变种，将会繁殖它的新的和变异了的类型。

也许很难把自然界中所有的变种都设想力似乎是象“自然选择”所提供的那样一个

不规则的、缓慢的变化过程的产物。不过，统计学上的计算结果表明，即使一次突变仅

仅导致百分之一的较好的生存机会，它也会使一个物种经历100世代以后有为数一半的

个体发生了突变。换句话说，即使101个发生过突变的个体活下来后有100个失去了突变，

突变仍会在生物学上所说的短时间内传遍该物种。一种具有浅颜色和深颜色的小蛾子为

“自然选择”是如何起作用提供了一个具体例子。人们已注意到，在浅色的桦树林里，

浅色种类的蛾通常是深色种类的蛾的6倍；相反，在深色的松树林，深色种类的蛾通常

为浅色种类的蛾的16倍。从这两种树林中鸟类的身上遗留下来的蛾翅膀的颜色上，也可

找到“自然选择”如何起作用的证据。

达尔文的学说虽然在后来的研究基础上得到了详细修改，但其要点实际上已为现在

所有的科学家所接受。1958年7月1日，在庆祝达尔文发表其论文一百周年的大会上，英

国杰出的科学家加文·德比尔爵士称赞道：“进化的事实如今已普遍地为所有有资格发

表意见的人所承认，进化的作用过程大体上已阐明。自然选择的理论已建立在非常坚固

的基础上，因此，现代的工作只不过是进一步证实这一理论，尽管随着知识的增加而需

对它作新的表述。”

然而，达尔文的学说在他生前远没有被普遍接受。确实，它由于当时几位杰出的科

学家的研究和著作而得到加强。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在他于1863年发表的《人类的古

代》一书中接受了达尔文主义。两位最主要的植物学家——英国基尤植物园的主任约瑟

夫·胡克爵士和哈佛大学教授阿萨·格雷也成为达尔文主义者。在达尔文主义的最热烈

的拥护者当中，还有两位著名的生物学家——德国人恩斯特·海克尔和英国人托马斯·

赫胥黎，后者称自己为“达尔文的斗犬”。

但是，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在教士中间，却存在着激烈的反对。这是可理解的，因

为正如以往哥白尼的天文学体系废除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一样，达尔文主义似乎

废黜了人类在地球历史上的中心地位。当达尔文于1871年发表另一部著作《人类的由来》

时，教士们自然得出如此结论。达尔文在这部著作中安排了人类与整个动物生活有关的

证据，断定“如果有谁不愿意象野蛮人那样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看作是支离破碎的，那

他就不再能相信人类是一个单独的创造行为的成果”。也就是说，达尔文否认了神的创

造材为。由于他说人类起源于猴子，损害了人类的尊严、道德和宗教，他受到了不公正

的谴责。本杰明·迪斯累里曾在严宣告：如果要在猿和天使之间作选择，他将站在天使

这一边。

尽管达尔文主义受到宗教界和其他集团的敌视，它还是对西方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

根本原因在于它对最适者生存和生存斗争的强调极妙地与时代倾向相适应。例如，政治

上，这是俾斯麦以血和铁统一德国的时期。他在各国的民族主义赞美者认为达尔文主义

给了他们支持和正当理由。他们认为在政治活动中和在自然界一样，最强有力者是得胜

者，好战的品质决定谁将在国际“生存斗争”中获胜。经济生活中，这是自由经营和粗

鲁的个人主义的时期。舒适的、心满意足的上、中层阶级激烈反对国家为促进较大的社

会平等而作出的任何干预。他们论证说，他们应得到幸福和成功，因为他们已证明自己

较无能的穷人更“适合”，而且，大公司对小公司的兼并是“生存斗争”的一部分。19

世纪后期也是殖民地扩张的黄金时期，达尔文主义被用来为帝国主义辩护。有人争辩说，

殖民地是强国的繁荣和生存所必需的；还有人争辩说，按照世间的成就判断，诸土著民

族软弱、低劣，需要优越的、较强大的欧洲人的保护和指导。

这种将达尔文的学说应用到社会舞台的做法，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达尔文本人从

没想到他的研究结果会以这一方式被利用，更不用说有这种打算了。然而，事实仍然是，

它们被如此地利用了；原因在于，它们似乎为当时由于其他缘故而开始支配欧洲的唯物

主义即现实政策提供了科学的支持。简言之，达尔文主义合宜地与吉卜林的以下这句名

言相一致：

有力量者应该有所获，

能有所获者应该保持住。

另一位英国作家希莱尔·贝洛克在提到欧洲人在非洲的地位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已得到

马克沁机枪，而他们却没有。

 

六、结论

 

随着19世纪的过去，科学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日益重要的部分。在19世纪初，科学

仍处于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边缘。但是，到它为久已建立的工业作出基本贡献的19世

纪末，它正在创造全新的工业，正在不但深深地影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并且深深地影

响他们的思想方式。此外，由科学革命造成的这种变化还以无数方式直接和间接地影响

整个世界。科学使欧洲在技术上对世界的霸权成为可能，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霸

权的性质和作用。科学还为19世纪西方在智力方面的优势提供了基础。欧洲的艺术、宗

教或哲学没有给非西方民族以巨大影响，因为非西方民族已在这些领域作出了类似的贡

献。但是，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就不存在如此的平等。只有西方掌握了自然界的种种秘

密，并为了人类的物质进步而对它们进行了利用。这是一个不可否认、有说服力的事实。

非西方人不再轻视欧洲人，不再将欧洲人看作碰巧在帆船和火器方面拥有某种优势的不

文明的野蛮人。他们勉强地承认了欧洲科学革命的意义。因此，从前的殖民地民族在今

天的主要目标是亲自经历这场他们因偶然的历史环境而错过的独特的革命。甚至在1914

年以前，遥远的乌兹别克的一位土著民族主义领袖已劝告他的人民要求助于科学，将科

学作为恢复他们自由的唯一手段。

科学是一个政府欣欣向荣的原因。科学是一个民族进步的起因。科学是那种非常强

有力的手段；科学的存在使野蛮的美洲人上升到他们现在所据的很高的地位、拥有力量，

科学的缺乏使波斯人沦于他们现在所处的低下地位、蒙受耻辱。科学是使英国人成为印

度、埃及、俾路支和阿拉伯半岛部分地区的主人的手段，也是使俄国人当上鞑靼人、吉

尔吉斯、突厥斯坦和高加索穆斯林的统治者的手段。最后，正是由于科学，土耳其辽阔

的领土给移交到外国人手中，法国的三色旗在非斯的伊斯兰教徒头上招展。……

如果你们学习当代科学，你们将能够制造电报机，铺设铁路，在20天内把几十万名

士兵从地球的一端运送到另一端，……将能够领会《古兰经》的秘密含义，为捍卫伊斯

兰教制造步枪和大炮，把祖国从外国人手中解放出来……将能够使我们民族摆脱异教徒

的枷锁，使伊斯兰教恢复其早先的崇高地位。

杰出的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将科学革命的世界意义总结如下：

古代世界在其遗产被分散以前正在银象科学革命那样的事物发展的任何征兆似乎是

不存在的；拜占庭帝国不顾其古典传统的连续性、老是抓住古代思想并以巨大的变化中

的力量予以改造的任何征兆似乎也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必须将科学革命意作是西方

的一个创造性的产物——它取决于仅存在于西欧的一系列复杂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或

许还取决于大陆这一半的生活和历史中的某种能动性。因此，当时不仅在其他因素中有

一新因素被引入历史，而且它是仅能生长的，并在其活动中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以致

从一开始起它就自觉地担任了一个指挥的角色，可以说，它开始控创了其他因素——正

如中世纪的基督教渗透到生活和思想的每一角落后开始支配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因此，

当我们谈及在最近几个世代中被传入象日本那样的东方国家的西方文明时，我们不是指

希腊——罗马哲学和人文主义者的思想，也不是指日本的基督教化，而是指在17世纪后

半世纪开始改变西方面貌的科学、思想方式和文明的所有器具。

 

第十一章　工业革命

 

我们发觉自己处于这样一个世界中：在这世界里，有着迅速的运动和不平稳的退却；

在这世界里，前所未有地挤满了人——人们在巨大城市的人行道上互相推挤，人们不自

在地隐居在高大公寓的小房间内沉思或空想；在这世界里，充满了流线型汽车、有轨电

车和飞机；这世界受到了来自传声筒的唱声的干扰，遭到了新闻标题以及电影和电视中

的不断变化的镜头的攻击。这世界是有史以来唯一的一种经济统治——工业文明的统治

——的一部分；它不但为西欧诸民族所分享，也为俄国人、美国人和日本人所分享，甚

至还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人和印度人所分享。

 

约翰·尤·内夫

 

人类的物质文化在过去2O0年中发生的变化远甚于前50O0年。18世纪时，人类的生

活方式实质上与古代的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的生活方式相同。人类仍在用同样的材

料建造房屋，用同样的牲畜驮运自己和行李，用同样的帆和桨推动船，用同样的纺织品

制作衣服，用同样的蜡烛和火炬照明。然而今天，金属和塑料补充了石块和木头，铁路、

汽车和飞机取代了牛、马和驴，蒸汽机、内燃机和原子动力代替风和人力来推动船，大

量合成纤维织物与传统的棉布、毛织品和亚麻织物竞争，电使蜡烛黯然失色，并已成为

只要按一下开关，便可做大量功的动力之源。

这一划时代的变化的起因一方面见于前章提到的科学革命，一方面见于所谓的工业

革命。人们之所以要修饰以“所谓的”，是因为对使用工业革命一词感到很不自在。我

们已指出过，在某些方面，工业革命早在18世纪以前已开始进行，并由于各种实际的目

的而继续到现在。显然，在一个突然地开始和结束的惊人变化的意义上说，这不是一场

革命。

然而，事实仍旧是，18世纪80年代间，生产力确有了惊人的进展，或者，如现在的

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生产力有了“一个进入自驱动的发展的起飞”。更明确地说，当时

产生了一个机械化工厂体系，它以迅速降低的成本极大量地生产商品，以致它不再是依

能原有的需妥，而是创造出其自己的需要。汽车制造业就是这种现在很普通但以往一向

无前例的现象的一个例子。不是存在于本世纪初的对汽车的需求创造了今天巨大的汽车

制造业，而是制造廉价的T型“福特”牌汽车的能力促进了现代对汽车的大量带求。

工业革命对世界历史来说具有头等重要性，因为它不但为20世纪的不发达世界提供

了主要目标，而且为19世纪欧洲的世界霸权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同事基础。今天，每个新

国家在政治上独立生存的意义上功地“起飞”之后，又把朝相应的经济上独立生存的方

向“起飞”作为自已的目标。

 

一、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在它实际开始的那个时间开始

 

考察工业革命时出现的第一个问题和其时间的选择有关。为什么工业革命是在18世

纪后期而不是在1OO年或1，O00年时发生？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海外大扩张之后欧

洲惊人的经济发展中找到，这一发展我们前面已提到过，是如此显著，以致现在通常被

称为商业革命。

商业革命的首要特点在于世界贸易的商品起了变化。16世纪以前，最重要的项目是

由东方运往西方的香料和朝相反方向运的金银。但渐渐地，新的海外产品成为欧洲的主

要消费品，其商业价值增长。这些产品包括新的饮料（可可、茶和咖啡）、新的染料

（靛蓝、胭脂红和巴西苏水）、新的香料（多香果和香子兰）和新的食物（珍珠鸡、吐

绶鸡以及其供应量已大大增长的纽芬兰的鳕）。商业革命的另一重要特点是贸易量显著

增长。1715至1787年间，法国从海外地区输入的进口商品增加了10倍，而出口商品增加

了7至8倍。英国的贸易也有了几乎同样惊人的增长——从1698至1775年的这一时期中，

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都增长到500％至600％之间。欧洲的总的贸易在增长，但是，殖民

地贸易正在其中占一个愈来愈大的部分。例如，1698年，英国约15％的海运贸易是与其

殖民地进行，但是，到1775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33％。此外，由于殖民地商品的再出

口，法、英两园与欧洲其他国家的贸易也大大增长。

 

商业革命在好几个重要方面有助于工业革命。首先，它为欧洲的工业、尤其是为制

造纺织品、火器、金属器具、船舶以及包括制材、绳索、帆、锚、滑轮和航海仪器在内

的船舶附件的工业提供了很大的、不断扩展的市场。英国伟大的工业中心伯明翰之所以

变得重要，就因为它为殖民地提供了种种产品；“供印度用的斧子和供北美洲土著用的

战斧，销往古巴和巴西、适用于贫穷的奴隶的枷锁、手铐和铁颈圈。……在美洲的原始

森林里，伯明翰的斧子欣倒了古老的树木；在澳大利亚放牛的牧场上，回响着伯明翰的

铃挡的声音；在东印度和西印度，人们用伯明翰的锄头照料甘蔗田。”

为了满泛这些新市场的需宴，工业必须改善其组织和技术。英格兰中部地区的钉子

制造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为了适应殖民地对钉子的不断增长的需要，研制出机

械化的、提高了产量的轧制机和纵切机。它还发展起一种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生产

钉子的铁器商即铁工厂老板将一堆难针条分发给制钉工人，由他们在家里加工，然后再

运回去销售。到1775年，钉子制造业每年用去10，000吨铁，雇用约10，000名工人。当

时有观察者评论说，凡是“知道美洲对钉子的需要量的人。如果没见到过美洲极大量的

用木头建造的房屋，是会感到惊异的；然后，他又会对建造这么许多木头房屋所必需的

钉子是在哪里制成的这一点感到诧异。”

钉子制造业为使自己适应美洲市场而采取的步骤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它获得了技

术上的进步2这些进步和其他工业所取得的进步一起，为工业革命提供了一个稳固的机

械基础。因而，工业革命的先驱者是在许多新研制出来的机械发明物的帮助下开始前进

的；这些发明物包括印刷机。手摇织机、纺车、捻丝机、采矿设备、冶铁炉、自动织带

机和织袜机。钉子制造业和其他工业所采用的那种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根本不同于传

统的手艺行会制度；在手艺行会中，同一个人生产一件商品，然后将它卖给消费者而获

取固定的利润。现在，一个中间人即有资本的中间商介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他用自

己的资本购买原料，将原料“分发”给不是行会成员的工匠，由他们在计件工价的基础

上进行加工。然后，他捡起成品，卖给消费者，以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于是，生产者

和消费者为新的中间商所分隔；中间商的目的——与行会的固定价格和固定利润大不相

同——是廉价买进，高价卖出，以获取最大利润。可以补充说一下，这种分散在家庭加

工的制度有时也被称为家庭包工制；其原因在于，工匠全然不同于在雇主的工场里干活

的行会会员，通常是在自己家里做计件工作。

无论如何，这种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的意义是，它不受到无数的行会限制的约束，

从而使工业产量的大幅度增长成为可能。有些中间商发现，如果将他们的工匠集合在一

个屋顶下，向他们提供原料和工具，那么既方便又有利可图。有一首诗讲到了纽伯里的

杰克；他在16世纪初建造起自己的房屋，安装上200多台织机，雇用了大约600个男子、

妇女和儿童来进行操作。

在一个长长的大房间里，

竖放着二百台非常坚固的织机：

确实，有二百个男子，

在操作这些排成一长行的织机。

每台织机旁，坐着一个机灵的男孩，

正高高兴兴地把线绕在筒管上。

近旁的另一地方，

有一百个快乐的妇女，

坐在那里放声歌唱，

同时心情愉快地努力梳理棉花。

另外紧挨的一个房间里，

呆着二百个少女，

身穿鲜红的粗毛布裙子，

头扎乳白色的头巾。……

那些漂亮的少女从不停歇，

整天在那里纺纱。……

接着，人们又走进一个房间，

那里有一些衣着破旧的孩子：

全都坐着拣羊毛，

从粗羊毛中挑选中最纤细的。……

在另一地方，

杰克正暗中监视着整整五十个规矩的男子，

这些人个个都是剪羊毛者。…

他们近旁，还有着

整整八十个正在努力于活的划手。

那对，杰克己拥有一个染房，

在那里，他雇用了整整四十个男子；

同祥，他还为自己的漂洗机

雇用了整整二十个人。

杰克和其他工业的中间商伙伴一起发展了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和工厂体系。只需

要有节省劳力的动力机械，就可以发动工业革命了。

要为工业革命建造工厂和制造机器，就得筹措资金商业革命也提供了这方面所必需

的大量资本。资本以利润的形式从世界各地源源流入欧洲。在西伯利亚，俄罗斯人把铁

罐卖给土著，以换取足以装淄铁罐的毛皮。在北美洲，哈得孙湾公司的商人向印第安人

每出售一支步枪，索取的价钱是一支步枪那么高的一堆海狸皮。在墨西哥和秘鲁，西班

牙人利用土著劳动力挖掘出许许多多的银子。德雷克在对西班牙人的一次私掠巡航中，

获得了等于其远航投资额的4，700％的利润。伊丽莎白女王为他提供了几条船，也分得

一些股份，净赚250，000英镑。她将其中一部分投资于黎凡特公司，该公司的利润后又

用于创办为英国赢得印度帝国的东印度公司。“确实”，约翰·梅纳德·凯因斯说，

“德雷克用‘金鹿号’船带回来的掠夺物完全可以看作是英国对外投资的源泉和起源。”

非洲也以有几十万奴隶被掠去充当美洲种植园的劳动力的形式为欧洲冒险家提供了巨大

利润。实际上，布里斯托尔因为是奴隶贸易和蔗糖贸易的中心，才在18世纪的前75年中

成为英国的二等城市。当地有位善于分析者写道，“这城市中没有一块砖不是用奴隶的

血凝成的。豪华的宅第、奢侈的生活、穿特殊制服的仆人都是财富的产物，而这种财富

是用被布里斯托尔商人们买卖的奴隶的苦难和呻吟制成的。”比奴隶贸易本身更有利可

图的是由奴隶劳动力经营的甘蔗种植园。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主是当时的巨头，只

有以往在印度发了财的“大富翁”能与他们相比。这些人挥霍无度、开销惊人，但是从

长远的观点看来，更值得注意的是几个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黎凡特公司、非洲公

司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公司如莫斯科公司、哈得孙湾公司以及南北美洲的种种陆上殖民地

公司的生利的收益。

正是这一商业革命引起了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生气勃勃的、扩张型的社会。在这社会

中，“要求利润的欲望成了起推动作用的动机……人们通过各种复杂的、往往是间接的

方法，将大笔大笔积聚起来的资本用于谋取利润。”以往在中世纪期间，一个人若试图

去赚得比保持在他生来就有的生活地位中舒适地生活所必需的更多的钱，会被认为是邪

恶的。但是，随着商业革命的到来，渴望得到财富的精神出现于经济事业的各个方面。

在商业上，有着固定价格和固定利润的商业公会被试图为其股东获得可能的最高收益的

合股公司所取代。在工业上，对质量、生产方式和利润有着许多规定的手艺行会被实行

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的中间商所扫除。在金融上，中世纪教会对高利贷的种种禁令被

提供贷款、出售汇票和提供其他许多金融服务的大银行所忽视。

所有这些现象在中世纪后期是新生的，但是，商业革命大大地促进了它们。1500年

以后，资本主义的各种制度和精神迅速地发展起来。当然，那些世纪中的资本主义完全

不同于今天的资本主义。由于商业事业比工业或农业更加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

这种较早的资本主义形式通常称为商业资本主义。然而，不管给16至17世纪期间盛行于

欧洲的经济制度以什么名称，重要的一点是，它是生气勃勃的、富有扩张性的。资本家

在其不断的、要求利润的运动中，将其活动范围扩展到整个世界。这样做时，资本家多

方面地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到来，也促进了欧洲的世界经济霸权的建立。

 

二、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在它实际开始的那个地方开始

 

工业革命首先开始于英国。这是个极重要的历史事实，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

19世纪时英国对世界事务起首要作用的原因。因此，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在它实际开始的

那个地方开始这一问题远不仅仅具有学术上的探讨价值。

如果排除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未能引起工业革命的国家，这问题也许可简单化。意

大利曾在经济上居营位，但是，随着地理大发现、随着主要的商船航线从地中海转移到

大西洋，它落后了。西班牙16世纪时在经济上占优势，但是，由于前面已提到的种种原

因，它后来败给了西北部国家。荷兰在17世纪时享有其黄金时代，但是，它缺乏机器生

产所必需的原料、劳动力资源和水力。中欧和东欧各国没受到商业革命的什么影响，因

而未发展起工业化所必需的专门技术、贸易市场和资本储备。

于是，仅剩下法国和英国为可能的领导者；这两者中，英国具有使它能远选领先于

其对手的某些有利条件。例如，在商业方面，1763年时这两个国家大致不相上下，或者，

如果有区别的话，法国稍微领先些。但是，法国拥有三倍于英国的人口。法国还因1763

年时被逐出加拿大和印度而在对外贸易中失利。此外，独立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

舰队的封锁使法国的贸易值下降到1788年时的一半左右，这一降低直到1825年才恢复到

原有水平。

英国享有的另一重要的有利条件是，它早已在基本的采煤工业和炼铁工业中领先。

由于英国的保存林正被耗尽，它很早就开始用煤作燃料，利用煤末冶炼铁。到1789年法

国革命时，英国每年大约生产1，00O万吨煤，而法国仅生产70万吨煤。当时有位诗人已

意识到这种无限的动力之源对英国工业的意义，他写道：

英国是个完美的世界！它还拥有东印度群岛！

修正你们的地图吧！新的城堡是秘鲁。

英国还率先发展起高炉；这种高炉迥然不同于旧时的熔铁炉，能成批生产铁。1780

年，英国的铁产量是法国的三分之一，到184O年，却是法国的三倍多。所有这一切都意

味着，英国正在生产被大规模消费的、其需求量又大又稳定的商品方面向前推进，而法

国则更专门地生产其需求量有限且不稳定的奢侈品。可能伏尔泰已想到了这一点，他在

1735年写道，“事实上，我们是欧洲的掼奶油。”

英国还拥有更多的、可作工业革命的资金用的流动资本。源源流入英国的商业利润

比流入其他任何国家的多。英国的宫廷支出和军费较法国的低，因此，英国征税较少，

英国政府的财政状况较好。此外，银行业在英国发展得更早、更有效，为个人企业和社

团企业提供了共同基金。到17世纪末，伦敦已在与世界的借贷中心阿姆斯特丹竞争；伦

敦的证券交易所于1698年建立，而巴黎直到1724年才有正式的证券交易所。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家中的人才令人印象深刻地集中在英国。这在某种程

度上可以从非国教徒如从事制铁业的达比全家、制造瓷器的库克沃西、经营棉纺织厂和

参与政治活动的布赖特父子以及投身于科学的道耳顿和爱丁顿等人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中

得到说明。摆脱常规和对个人责任的强调使在非国教徒中间产生很大一部分实验者和发

明者，而他们的节俭使他们把利润再投资于实业而不是为奢侈的生活挥霍掉。非国教徒

在英国的影响由于来自大陆的同教派的人的流入而增大。例如，随着1685年南特敕令的

撤销，法国失去了相当多的经管企业的人才，尤其是在纺织工业中；他们都流入了英国。

英国还在劳动力供应方面占优势；由于行会较早瓦解，由于对传统的条块农田的圈

占，英国获得了充裕的流动劳动力。行会及其多方面的限制的消失，使采用分散在家庭

加工的制度和建立拥有动力机械的工厂更为容易。圈地于16世纪开始，继续了三个世纪，

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叶达到最高潮。自耕农时常不得不出卖劳动力，因为对公地和

荒地的圈占使他们没有土地放牧，也得不到燃料。较早时期的圈地是由羊毛价格的上涨

促成的，因此，土地多半用于放牧。在较后的时期中，为迅速发展的城市生产粮食的需

要变得更为重要，因此，被圈占的土地由人们用最新的、有效的方法加以耕种。这些方

法包括用轮作制代替让田地休闲这种浪费土地的旧方法、选育优良种无用科学培育法改

良牛的品种以及研制某些农业机械如马拉的耕耘机和自动的播种机。

如果处于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条块农田的耕种制之下，这些改革本不可能实现。然

而，由于圈地，人们有可能完成这些改革，而且，这样做是很有利的。当时，农产品市

场正在扩大，种种新技术使产量的显著增长成为可能。汤森子爵曾园致力于用芜菁进行

轮作而被称为“芜菁汤森”，他在自己的土地上使小麦每英亩的产量从10蒲式耳增至24

蒲式耳。1710至1795年间，罗伯特·贝克韦尔的科学培育法有可能使小牛的平均重量从

50磅增至148磅，使菜牛的平均重量从370磅增至800磅，使绵羊的平均重量从28磅增至

80磅，使羔羊的平均重量从18磅增至50磅。因而，从经济观点看，因地显然使人们能向

前迈进一大步。

但是，从社会观点看，情况究全不同。1714至1820年间，英国有600万英亩以上的

土地被圈占。这意味着严重的混乱和苦难。贫穷的农民失去了自己的部分甚至全部的土

地，被迫当租地人或做散工的人，否则，就不得不去城里寻找工作。英国自耕农被大批

地逐出家园这一现象把关心社会的个别人吓坏了，他们直言不讳地起来反对。虽然圈占

土地的过程是使人不安、令人不快的，但就工业革命而言，它履行了两个必不可少的职

责——它为工厂提供了劳动力，为城市提供了粮食。因此，因地可以看作是英因工业在

19世纪居首位的一种先决条件。圈地确也在欧洲一些别的国家发生过，但在程度上要小

得多。例如，在法国，法国革命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土地，从而增加了他们对故乡的依

恋，使他们不愿意收拾行李上别处。

 

三、工业革命：第一阶段，1770—1870年

 

工业革命不能仅仅归因于一小群发明者的天才。天才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

更重要的是18世纪后期起作用的种种有利力量的结合。除了在强有力的需要的刺激下，

发明者很少作出发明。作为种种新发明的基础的许多原理在工业革命前数世纪已为人们

所知道，但是，由于缺乏刺激，它们未被应用于工业。例如，蒸汽动力的情况就是如此。

蒸汽动力在希腊化时代的埃及已为人们所知道，甚至得到应用，但是，仅仅用于开关庙

宇大门。不过，在英国，为了从矿井里抽水和转动新机械的机轮，急需有一种新的动力

之源。结果引起了一系列发明和改进，直到最后研制出适宜大量生产的蒸汽机。

这种由需要导致发明的模式从棉纺织工业的发展中可清楚地觉察出来。棉纺织工业

最先实现机械化，因为英国公众已愈来愈喜爱最初是从印度进口的棉织品。事实上，对

棉织品的使用已非常广泛，因此，强大的旧毛纺行业在1700年设法通过了禁上进口棉布

或棉织品的法律。不过，这条法律并未禁止棉布的制造。这就为当地工业创造了一个独

特的机会，有魄力的中间人很快就完全利用了这一机会。当时的问题在于如何充分地加

速纺纱和织布，以满足巨大的、受保护的国内市场的需要。那时所采用的工具基本上和

罗马人所使用的工具相同。唯一的例外是约翰·凯发明的、于1733年取得其专利权的

“飞梭”——一种能使纬纱来回穿越经纱的速度得到加快的简单的弹跳装置。但是，仅

有“飞梭”是不够的，于是，人们为鼓励那些促进了生产的发明，谨慎地开展了一场协

调一致的运动。1754年，“技艺、制造业及商业奖励会”成立，该会为已被确定的成就

提供金钱、奖章和其他报酬。例如，176O年，它为一台纺纱机提供了一笔奖金，并解释

道，“毛织品、亚麻织物和棉布的制造商发现，要在夏季即纺纱工人忙于收割庄稼时获

得足够数量的人手，是极其困难的。”

这些有利条件导致一系列发明，使棉纺织工业有可能到1830年时完全实现机械化。

新发明中，理查德·阿克赖特的水力纺纱机（1769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的多轴纺

纱机（177O年）和塞缪尔·克朗普顿的走锭纺纱机（1779年）是十分出色的。水力纺纱

机能在皮辊之间纺出又细又结实的纱；用多轴纺纱机，一个人能同时纺8根纱线，后来

是16根纱线，最后为100多根纱线；走锭纺纱机也称为“缪尔”（骡子）纺纱机，因为

它结合了水力纺纱机和多轴纺纱机的优点。所有这些新纺纱机很快就在生产出比织布工

所能处理的多得多的纱线。有位名叫埃德蒙·卡特赖特的牧师试图矫正这种不平衡状态，

他在1785年取得了一种最初由马驱动、1789年以后由蒸汽驱动的动力织机的专利权。这

种新发明物制作粗陋，在商业上无利可图。但是，经过ZO年的改进之后，其最严重的缺

点得到了纠正。到19世纪2O年代，这种动力织机在棉纺织工业中基本上已取代了手织织

布工。

正如纺纱方面的发明导致织布方面相应的发明一样，某一工业中的发明促进了其他

工业中相应的发明。新的棉纺机引趄对动力的需要，这种动力较传统的水车和马所能提

供的动力更充裕、更可靠。约1702年前后，一台原始的蒸汽机已由托马斯·纽科门制成，

并被广泛地用于从煤矿里抽水。但是，比起它所提供的动力来，它消耗燃料太多，所以

经济上仅适用于煤田本身。1763年，格拉斯哥大学的技师詹姆斯·瓦特开始改进纽科门

的蒸汽机。他同制造商马修·博尔顿结成事业上的伙伴关系，博尔顿为相当昂贵的实验

和初始的模型筹措资金。这一事业证明是极其成功的；到1800年即瓦特的基本专利权期

满终止时，已有500台左右的博尔顿-瓦特蒸汽机在使用中。其中38％的蒸汽机用于抽水，

剩下的用于为纺织厂、炼铁炉、面粉厂和其他工业提供旋转式动力。

蒸汽机的历史意义，无论怎样夸大也不为过。它提供了治理和利用热能、为机械供

给推动力的手段。因而，它结束了人类对畜力、风力和水力的由来已久的依赖。这时，

一个巨大的新能源已为人类所获得，而且不久，人类还能开发倘藏在地球中的其他矿物

燃料，即石油和燃气。如此，开始了一种趋向，它导致目前的局面：西欧和北美洲每人

可得到的能量分别为亚洲每人的11．5倍和29倍。这些数字的意义在一个经济力量和军

事力量直接依赖于所能获得的能源的世界中是很明显的。实际上，可以说，19世纪欧洲

对世界的支配与其说是以其他任何一种手段或力量为基础，不如说是以蒸汽机为基础。

新的棉纺机和蒸汽机需要铁、钢和煤的供应量增加——这一需要通过采矿和冶金术

方面的一系列改进得到满足。原先，铁矿石是放在填满木炭的小熔炉里熔炼。森林的耗

损迫使制造人求助于煤；正是在此时即1709年，亚伯拉罕·达比发现，煤能够变为焦炭，

正则木头可以变成木炭一样。焦炭证明是和木炭一样有效的，而且便宜得多．达比的儿

子研制出一个由水车驱动的巨大风箱，从而制成第一台由机械操纵的鼓风炉，大大降低

了铁的成本。1760年，约翰·斯米顿作了进一步的改进；他抛弃达比所使用的、由皮革

和木头制成的风箱，用一个泵来代替，这泵由四个装有活塞和阀门的金属气缸组成，并

由水车驱动。更重要的是亨利·科特作出的改进，他于1784年发明了除去熔融生铁中的

杂质的“搅炼”法。利特把熔融生铁放在一个反射炉里，加以搅动或“搅炼”。这样，

通过在熔融体中环流的空气中的氧，除去熔融体中的碳。除去碳和其他杂质后，就生产

出比原先易碎的熔融生铁或生铁更有韧性的热铁。当时，为了跟上制铁工业的不断上升

的需要，采煤技术也有了改善。极为重要的是蒸汽机用于矿井排水，还有，就是1815年

汉弗莱·戴维爵士发明了安全灯；安全灯大大减少了开矿中的危险。

由于这种种发展的结果，英国到1800年时生产的煤和铁比世界其余地区合在一起生

产的还多。更明确地说，英国的煤产量从1770年的600万吨上升到1800年的1200万吨，

进而上升到1861年的5700万吨。同样，英国的铁产量从1770年的5万吨增长到1800年的

13万吨，进而增长到1861年的380万吨。铁已丰富和便宜到足以用于一般的建设，因而，

人类不仅进入了蒸汽时代，也跨入了钢铁时代。

纺织工业、采矿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发展引起对改进过的运输工具的需要，这种运输

工具可以运送大宗的煤和矿石。朝这方向的最重要的一步是在1761年迈出的；那年，布

里奇沃特公爵在曼彻斯特和沃斯利的煤矿之间开了一条长7哩的运河。曼彻斯特的煤的

价格下降了一半；后来，这位公爵又使他的运河伸展到默西河，为此耗去的费用仅为陆

上搬运者所索取的价格的六分之一。这些惊人的成果引起运河开凿热，使英国到1830年

时拥有2，500哩的运河。

与运河时代橱平行的是伟大的筑路时期。道路起初非常原始，人们只能步行或骑马

旅行；逢上雨季，装载货物的运货车在这种道路上几乎无法用马拉动。1750年以后，一

批筑路工程师——约翰·梅特卡夫、托马斯·特尔福德和约翰·麦克亚当——发明了修

筑铺有硬质路面、能全年承受交通的道路的技术。乘四轮大马车行进的速度从每小时4

哩增至6哩、8哩甚至10哩。夜间旅行也成为可能，因此，从爱丁堡到伦敦的旅行，以往

要花费14天，这时仅需44小时。

1830年以后，公路和水路受到了铁路的挑战。这种新的运输方式分两个阶段实现。

首先出现的是到18世纪中叶已被普遍使用的钢轨或铁轨，它们是供将煤从矿井口运到某

条水路或烧煤的地方用的。据说，在轨道上，一个妇女或一个孩子能拉一辆载重四分之

三吨的货车，一匹马能干22匹马在普通的道路上所干的活。第二个阶段是将蒸汽机安装

在货车上。这方面的主要人物是采矿工程师乔治·斯蒂芬森，他首先利用一辆机车把数

辆煤车从矿井拉到泰恩河。1830年，他的机车“火箭号”以平均每小时14哩的速度行驶

31哩，将一列火车从利物浦牵引到曼彻斯特。短短数年内，铁路支配了长途运输，能够

以比在公路或运河上所可能有的更快的速度和更低廉的成本运送旅客和货物。到1838年，

英国已拥有500哩铁路；到185O年，拥有6600哩铁路；到1870年，拥有15500哩铁路。

蒸汽机还被应用于水上运输。从1770年起，苏格兰、法国和美国的发明者就在船上

试验蒸汽机。第一艘成功的商用汽船是由美国人罗伯特富尔顿建造的；他曾前往英国学

习绘画、但是，与詹姆斯·瓦特相识后，转而研究工程学。1807年，他使自己的“克莱

蒙脱号”汽船在哈得孙河下水。这艘船配备着一台驱动明轮的瓦特式蒸汽机，它溯哈得

孙河面上，行驶150哩，抵达奥尔巴尼。其他发明者也以富尔顿为榜样，其中著名的有

格拉斯哥的亨利·贝尔，他在克莱德河两岸为苏格兰的造船业打下了基础。早期的汽船

仅用于江河和沿海的航行，但是，1833年，“皇家威廉号”汽船从新斯科舍行驶到英国。

5年后。“天狼星号”和“大西方号”汽船分别以16天半和13天半的时间朝相反方向越

过大西洋，行驶时间为最快的帆船所需时间的一半左右。1840年，塞缪尔·肯纳德建立

了一条横越大西洋的定期航运线，预先宣布轮船到达和出发的日期。肯纳德宣扬他的航

线是已经取代“与帆船时代不可分离的、令人恼火的不规则”的一条“海洋铁路”。到

1850年，汽船已在运送旅客和邮件方面胜过帆船，并开始成功地争夺货运。

工业革命不但在交通运输方面，而且在通讯联络方面引起了一场革命。以往，人们

一向只有通过运货马车、驿使或船才能将一个音信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然而，18世纪

中叶，发明了电报；作出这一发明的主委是一个英国人查尔斯·惠斯通与两个美国人塞

缪尔·F·B·莫尔斯和艾尔弗雷德·维耳。1866年，人们敷设了一道横越大西洋的电缆，

建立了东半球与美洲之间直接的通讯联络。

如此，人类征服了时间和空间。自远古起，人类一直以坐马车、骑马或乘帆船所需

旅行的小时数来表示不同地方之间的距离。但现在，人类穿着一步跨七里格的靴子跨过

了地球。人类能够凭借汽船和铁路越过海洋和大陆，能够用电报与世界各地的同胞通讯。

这些成就和其他一些使人类能利用煤的能量、能成本低廉地生产铁、能同时纺100根纱

线的成就一起，表明了工业革命这第一阶段的影响和意义。这一阶段使世界统一起来，

统一的程度极大地超过了世界早先在罗马人时代或蒙古人时代所曾有过的统一程度；并

且，使欧洲对世界的支配成为可能，这种支配一直持续到工业革命扩散到其他地区为止。

 

四、工业革命：第二阶段，1870—1914年

 

18世纪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已稳步地、不懈地继续到现在。因此，将其发展过程划

分为不同的时期，实质上是武断的。然而，若把1870年看作一个过渡日期，还是可以作

一划分。正是在1870年前后，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发展——科学开始大大地影响工业，大

量生产的技术得到了改善和应用。

我们在前章中曾提到，科学开始时对工业没什么影响。我们迄今所握到的纺织工业、

采矿工业、冶金工业和运输业方面的种种发明，极少是由科学家们作出的。相反，它们

多半是由响应非凡的经济刺激的、有才能的技工完成的。不过，1870年以后，科学开始

起了更加重要的作用。渐渐地，它成为所有大工业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业研究的实

验室装备着昂贵的仪器、配备着对指定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它们取

代了孤独的发明者的阁楼和作坊。早先，发明是个人对机会作出响应的结果，而如今，

发明是事先安排好的，实际上是定制的。沃尔特·李普曼已恰当地将这种新形势描述如

下：

从最早的时代起，就有机器给发明出来，它们极为重要，如轮子，如帆船，如风车

和水车。但是，在近代，人们已发明了作出发明的方法，人们已发现了作出发现的方法。

机械的进步不存是碰巧的、偶然的，而成为有系统的、渐增的。我们知道，我们将制造

出越来越完善的机器；这一点，是以前的人们所未曾认识到的。

1870年以后，所有工业都受到科学的影响。例如，在冶金术方面，许多工艺方法

（贝塞麦炼钢法、西门子-马丁炼钢法和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炼钢法）给发明出来，使

有可能从低品位的铁矿中大量地炼出高级钢。由于利用了电并发明了主要使用石油和汽

油的内燃机，动力工业被彻底改革。通讯联络也因无线电的发明而得到改造。1896年，

古利埃尔莫·马可尼发明了一台不用导线就能发射和接收信息的机器，不过，他的成果

是以苏格兰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和德国物理学家亨利希·赫兹的研究为

基础的。石油工业迅速发展，因为地质学家和化学家做了大量工作；地质学家以非凡的

准确性探出油田，化学家发明了从原油中提炼出石脑油、汽油、煤油和轻、重润滑油的

种种方法。科学对工业的影响的最惊人的例子之一可见于煤衍生物方面。煤除了提供焦

炭和供照明用的宝贵的煤气外，还给予一种液体即煤焦油。化学家在这种物质中发现了

真正的宝物——种种衍生物，其中包括数百种染料和大量的其他副产品如阿司匹林、冬

青油、糖精、消毒剂、轻泻剂、香水、摄影用的化学制品、烈性炸药及香橙花精等。

工业革命的第二阶段也以大量生产的技术的发展为特点。美国在这一方面领先，就

象德国在科学领域中领先一样。美国拥有的某些明显的有利条件可说明它在大量生产方

面居首位的原因：巨大的原料宝库；土著和欧洲人的充分的资本供应；廉价的移民劳动

力的不断流入；大陆规模的巨大的国内市场、迅速增长的人口以及不断提高的生活标准。

大量生产的两种主要方法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方法是制造标准的、可互换的

零件，然后以最少量的手工劳动把这些零件装配成完整的单位。美国发明家伊莱·惠特

尼就是在19世纪开始时用这种方法为政府大量制造滑膛枪。他的工厂因建立在这一新原

理的基础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受到了许多旅行者的访问。其中有位访问者对惠特尼

的这种革命性技术的基本特点作了恰当的描述：“他为滑膛枪的每个零件都制作了一个

模子；据说，这些模子被加工得非常精确，以致任何滑膛枪的每个零件都可适用于其他

任何清膛枪。”在惠特尼之后的数十年间，机器被制造得愈来愈精确，因此，有可能生

产出不是几乎相同而是完全一样的零件。第二种方法出现于20世纪初，是设计出装配线。

亨利·福特因为发明了能将汽车零件运送到装配工人所需要的地点的环形传送带，获得

了名声和大量财产。有人对这种传送带方式的发展作了如下生动的描绘：

制作传送带的想法是从芝加哥的罐头食品工人那里得来的，他们利用一台空中吊车

沿着一排屠夫吊运菜牛躯体。福特先是在装配发动机上的小部件和飞轮磁电机时，然后

又在装配发动机本身和汽车底盘时，尝试了这一想法。

一天，一个汽车底盘给缚在一根钢索上，当绞盘将钢索拖过工厂时，6名工人沿钢

索进行了一次长250呎的历史性旅行；他们边走边拾起沿途的零件，用螺栓使它们在汽

车底盘上固定就位。实验做完了，但产生一个困难。上帝造人不象福特制造活塞环那祥

精确。装配线对个子矮小的人来说，太高，对身材高大的人来说，太低，结果是劳而无

功。

于是，进行更多的实验。先升高装配线，接着又降低装配线，然后试行两条装配线

以适合高矮不同的人；先增加装配线的运行速度，再减低装配线的运行速度，然后做各

种试验以确定一条装配线上需安置多少人、每道工序应相隔多远、是否要让上螺栓的人

再上螺帽、使原先上螺帽的人有时间将螺帽上紧。终于，为每个汽车底盘上的装配而规

定的时间从18小时28分钟缩短到1小时33分钟，世界有可能得到新的、大量的T型汽车；

随着工人成为其机器上的更为有效的轮齿，大量生产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然后，借助于先进的机械设备，对大堆大堆的原料的处理作了改善。大量生产的这

种方法也是在美国得到改善的，其最好的例子见于钢铁工业。以下这段对制造铁路钢轨

的过程的描述，说明了这种方法：

钢铁工业在一个巨大的地区范围里发展了这种……连续生产……。铁矿石来源于梅

萨比岭。蒸汽铲把铁矿石舀进火车车厢；车厢被拖运到德卢斯或苏必利尔，然后进入某

些凹地上方的码头，当车厢的底部向外翻转时，车厢内的铁矿石便卸入凹地；滑运道使

铁矿石从凹地进入运矿船的货舱。在伊利湖港0，这矿船由自动装置卸货，矿石又被装

入火车车厢；在匹兹堡，这些车厢由自动两卸车卸货，倾卸车把车厢转到自己的边上，

使矿石瀑布似地落入箱子；上料车把焦炭、石灰石和这些箱子里的矿石一起运至高炉顶

部，将它们倒入炉内。于是，高炉开始生产。从高炉里，铁水包车把仍然火热的生铁转

移到混轶炉，然后再转移到平炉。就这样，实现了燃料的节约。接着，平炉开始出钢，

钢水流入巨大的钢水包，从那里，再流入放在平板车上的铸模，一辆机车把平板车推到

若干凹坑处，除去铸模后赤裸裸地留下的钢锭就放在这些凹坑里保温，直到扎制时。传

送机把钢锭运到轧机处，自动平台不时地升降，在轧制设备之间来回地抛出所需形状的

钢轨。由此产生的钢轨具有极好的形状，如果有少许偏差，就会被抛弃。电动起重机、

钢水包、传送机、自动倾卸车、卸料机和装料机使从矿井中的铁矿石到钢轨的生产威为

一件不可思议地自动的、生气勃勃的事情。

从纯经济的观点来看，这一规模的大量生产所意味的东西，从钢铁大王安德鲁·卡

耐基的以下这番无可非议的大话中可觉察出来：

从苏必利尔湖开采两磅铁石，并运到相距900哩的匹兹堡；开采一磅半煤、制成焦

炭并运到匹兹堡；开采半磅石灰，运至匹兹堡；在弗吉尼亚开采少量锰矿，运至匹兹堡

——这四磅原料制成一磅钢，对这磅钢，消费者只需支付一分钱。

科学和大量生产的方法不仅影响了工业，也影响了农业。而且，这又是发生在科学

应用方面领先的德国和大量生产方面领先的美国。德国化学家发现，若要维持土壤的肥

力，就必须恢复土壤中被植物摄取的氮、钾和磷。最初，是利用天然肥料来达到这一目

的，但是，将近19世纪末时，天然肥料让位于形式上更纯粹的、必需的无机物。结果，

无机物的世界性生产大大增长，在1850至1913年间，硝酸盐、钾碱和过磷酸钙的产量从

微不足道的数量分别上升到899，800公吨（其中四分之三用于制肥料）、1，348，000

公吨和16，251，213吨。

在美国，由于农场规模巨大和缺乏足够的农业劳动力，农业机械的发明得到了促进。

取代马匹的拖拉机一天能拉旋转式犁翻耕多达50英亩的土地。联合收割机能自动地收割

庄稼、打谷脱粒，甚至还能自动地将谷物塞进布袋以供应市场。与这些新机械同样重要

的是高粮仓、罐头食品制造厂、冷藏车、船和迅速的运输工具，它们导致一个不仅提供

工业产品、也提供农业产品的世界市场。加拿大的小麦、澳大利亚的羊肉、阿根廷的牛

肉和加利福尼亚的水果可在世界各地的市场中找到。因而，农民受农业革命的影响并不

亚于先前工匠受工业革命的影响。历来是提供独立的生活手段的农业正在成为一种与面

向全国性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生产相适应的、大规模的商业事业。

 

五、工业革命的传播

 

19世纪期间，工业革命从英国逐渐传播到欧洲大陆甚至世界的非欧洲部分。起初，

在传播方面存在着各种障碍。英国有条法律禁止出口机械，欧洲大陆的形势也无助于工

业化，这尤其是因为行会的力量以及与独立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相联系的动乱。但是，战

争于1815年结束，英国的那条法律也于1825年被废除。很快，19世纪30年代在英国开始

的敷设铁路热影响到欧洲大陆。此外，在这个时候，英国实业家正在积累剩余资本和寻

找向大陆投资的机会。到1830年，仅仅法国就雇用了15000至20000名英国工人来操纵新

机器。

一旦工业革命开始传播，某些因素就决定了传播的方式。自然资源、尤其是钢铁的

充分供应和不受行会限制或封建义务妨碍的、自由的流动劳动人口，是非常重要的。比

利时满足了这两方面的要求，因此，成为欧洲大陆上第一个有待工业化的国家。这一过

程在1830年以前开始，进行得非常迅速，到1870年，大多数比利时人已居住在城市，直

接依靠工业或贸易过活。早在1830年，比利时每年就生产600万吨煤，而到1913年，这

数字已上升到2300万吨。不过，工业的其他部门也发展得非常迅速，所以，从1840年起，

比利时必须从英国进口煤。

继比利时之后的是法国，不过，由于若干原因，其发展速度要怪得多。法国的煤、

铁资源的所在地相隔一定的距离，而且，1871年，铁资源丰富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割

让给德国，进一步削弱了法国的地位。法国工业传统上专门生产极不适合机械化和大量

生产的奢侈品。此外，劳动力供应受到限制，因为行会力量很强大，农民们又不愿意离

开土地，尤其是在革命期间分配土地之后。不过，工业化确逐渐影响了法国，特别是在

法国北部——在阿尔萨斯-洛林以及里尔、鲁昂和巴黎的周围地区。蒸汽机的数量从

1815年的15台增加到1830年的625台、1871年的26146台和1910年的82238台。1870年以

后，工业化的发展速度最为迅速；1870年时，法国制成品的价值为50亿法郎，而到1897

年时，已增长到150亿法郎。然而，事实仍旧是，到1914年，法国并未象比利时、英国

或德国那样彻底工业化。

德国的工业化方式截然不同于法国。由于政治上不统一、交通工具不良、行会强大

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德国开始时发展速度很慢。但是，1871年以后，德国工业以巨人般

步伐前进，使欧洲其他所有的经济。包括英国的经济，都落后了。1871年，德意志帝国

的建立，促成了这一惊人的进步。同时，阿尔萨斯-格林地区的获得，使德国丰富的自

然资源又增加了宝贵的铁储备物。德国还占有这样的优势：一开始就拥有比英国较陈旧

的设备更有效的新式机械。而且，德国政府还通过建立运河网和铁路网、必要时提供关

税保护和津贴以及制定能培养出一连串驯练有素的科学家和技师的有效的教育制度，提

供了巨大的帮助。这些因素使德国到1914年时能在钢铁、化学和电力工业方面超过欧洲

其他所有的国家，能在采煤和纺织工业方面跟随英国之后。1914年，德国工业中的工人

人数上升为总劳动力的五分之二，而农业中的劳动者人数则下降为总劳动力的三分之一。

到1914年时，欧洲其他几个国家也已发展了巨大的工业，其中最重要的国家是俄国、

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在海外国家中，美国已以非凡的速度前进，而日本、加拿大和澳大

利亚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尤其是美国，凭借前面提到的独特的有利条件，到20世纪初

已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例如，在钢铁生产方面，1910年时，美国生产26512000公吨

钢，而其最势均力敌的竞争者德国则生产13698000公吨钢；在煤的生产方面，美国的产

量是61700万公吨，而居于第二位的大不列颠的产量则为29200万公吨。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到1914年，工业革命已从它在不列颠群岛的最早的中心地大大

地向外传播。实际上，这一传播已达到如此巨大的规模，以致英国这时不仅面临可怕的

竞争，而且已为另外两个国家——德国和美国所超过。表1列举的各强国是按照它们在

工业生产方面的次序排列的，它表明了在世界的工业均势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1860年 大不列颠 法国 美国 德国

1870年 大不列颠 美国 法国 德国

1890年 美国 大不列颠 德国 法国

1900年 美国 德国 大不列颠 法国

1970年 美国 苏联 日本 德国

 

 

六、工业革命对欧洲的影响

 

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工业革命对欧洲的一个影响是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性质、我们早

先已提到，商业革命造成了商业资本主义；之所以称为商业资本主义，是因为商业比农

业或工业更多地受到了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影响。同样地，工业革命在177O至1870年的

第一阶段中造成了工业资本主义。这意味着，工业愈来愈建立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基础上，

并正在逐步控制经济生活。1870年以后，在工业革命的第二阶段中，经济组织的主要形

式又发生另一变化，这一次是出现了金融资本主义。这种新形式的突出的特点表现在投

资银行家方面；投资银行家开始成为在经济事业中居支配地位的人物。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为工业生产正在达到非常巨大的规模，以致公司无法筹集到必需的资金。在多数情

况下，要完成大批定货，就需要有信用贷款以购买原料和支付工资。同样，如果得不到

贷款，工厂的扩大或现代化往往就无法实现。这时，银行通过提供由大批储户和投资者

的资产汇集而成的资本，满足了这些金融需求。这样做时，银行能控制许多公司，并能

通过对有表决权股进行少量投资而维持自己的控制。因而，金融家开始在对经济生活的

决定性控制方面取代了实业家。或者，换句话说，金融资本主义代替了工业资本主义。

为了说明经济组织方面的这一变化，我们可以把福特汽车公司作为工业资本主义的

一个例子。实际上，这一公司在20世纪初是反常的事物，因为它是在金融资本主义居支

配地位的一个时期里兴旺起来的。但是，重要的一点在于，亨利·福特能从其异常巨大

的、稳定持续的利润中获得他所需要的资本，因而，无须依靠银行。与独立存在的福特

汽车公司相反，创办于1901年的巨大的美国钢铁公司正象是钢铁企业家安德鲁·卡内基

的创造物一样，也是银行家J·P·摩根的创造物。

人口的增长　工业革命对欧洲的另一影响，是使人口的前所未有的增长成为可能。

尽管19世纪期间有数百万欧洲人移居海外，1914年时欧洲大陆的人口却是1750年时的三

倍以上。这一人口爆炸的原因在于经济和医学的进步。农业和工业生产率的大幅度增长，

意味着在农、食、住及其他生活必需品方面的生活资料的增长。俄国以西的欧洲大部分

地区的饥荒已成为对过去的回忆。即使农作物歉收，新的运输工具也保证了来自外界的

充分供应。人口的增长还由于医学的进步、由于采取了许多公共健康措施。虽然当时出

生率很少增长甚至没有增长，但死亡率却因预防或治愈疾病而急剧下降。接种疫苗、隔

离受传染的病人、保护供水、掌握有关抗菌剂的知识——所有这一切都使西北欧的死亡

率从1800年至少每千人的30%降低到1914年每千人的15%左右。因而，欧洲的人口从1750

年的14000万急剧地上升到1800年的18800万、1850年的26600万、1900年的40100万和

1914年的46300万。欧洲的这一增长率比世界其他地区高得多，以致改变了世界的人口

对比（见表2）。

城市化　工业革命还引起世界社会的前所未有的城市化。城市从新石器时代起就有

了；新石器时代时，农业的发明导致能供养城市中心的余粮的产生。在以后数千年间，

城市的规模取决于周围地区所能生产的粮食的数量。因而，人口最稠密的城市都存在于

流域地区和涝原如尼罗河流域、肥沃新月和黄河流域。随着大规模的河上运输和海上运

输的发展，城市能专门从事贸易和工业，因而，能使其人口增长到超过其农业内地的人

口限度。

不过，工业革命所引起的近代世界范围的城市化要重要得多。由于工厂系统取代了

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大批的人涌入新的工业中心。巨大的新的城市人口因为能从世

界各地取得粮食而得到供养。技术和医学上的进步使有可能消除以前曾大批害死城市居

民的瘟疫，甚至有可能使城市生活较可忍受、较合意。这些进步中较重要的包括：充分

供应洁净的水、改善集中式排水系统和垃圾

 

欧洲（百万）美国和加拿大 拉丁美洲 大洋洲 非洲 亚洲 总数

1650年 100 100 12 不详 100 330 645

1750年 140 1 11 不详 95 479 728

1850年 266 26 83 8 95 749 1171

1900年 401 81 63 6 120 937 1608

1950年 593 168 168 13 199 1379 2515

 

欧洲（百分数）美国和加拿大 拉丁美洲 大洋洲 非洲 亚洲 总数

1650年 18.3 18.3 2.2 2.2 18.3 60.6 100

1750年 19.9 0.1 1.5 0.3 13.1 65.8 100

1850年 22.7 2.3 2.8 0.2 8.1 63.9 100

1900年 24.9 5.1 8.9 0.4 7.4 68.3 100

1950年 24.0 6.7 6.5 0.5 7.9 55.4 100

 

处理系统、保证充足的粮食供应以及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因而，世界各地的城市以

极快的速度发展，到1930年，它们已包括41，500万人口即人学的五分之一。这是人类

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社会变化，因为居住城市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西方的许多

国家如英国、比利时、德国和美国，到1914年时，已使它们的绝大多数人民生活在城市

里。19世纪期间城市化的速度和范围反映在表3所列的数字中。

表3 挑选出来的

城市的人口（以千为单位）

 

纽约 伦敦 东京 莫斯科 上海 布宜诺斯艾利斯 孟买 悉尼 开普顿

1800年 64 959 800 2590 300 40 200 8 20

1850年 696 2681 365 250 76 500 600 20 不详

1880年 1912 4767 1050 612 612 236 773 225 35

1900年 3437 6581 1600 1000 1000 821 776 482 77

1950年（城市） 7900 8325 5425 4700 4700 3290 2180 1775 440

1950年（大都市）13300 10200 8200 6500 6500 5300 3050 1700 575

 

财富的增长工业革命以世界性的规模有效地利用了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使生产率

的史无前例的增长成为可能。大不列颠首先受到这方面的影响，使其资本从1750年的英

币50，000万镑增长到1800年的150，000万镑、1833年的250，00O万镑和1865年的600，

000万镑。在19世纪后半世纪中，整个世界都受到了不断增长的生产率的影响。新西兰

的羊毛、加拿大的小麦、缅甸的稻、马来西亚的橡胶、孟加拉的黄麻以及西欧和美国东

部的热气腾腾的工厂——所有这些资源都陷入了生气勃勃的、不断扩大的全球性经济的

网中。表4的数字表明了19世纪后半世纪中工业生产在欧洲和全世界发展的速度。

 

表4 工业生产的上升（1913年-100）

德国 大不列颠 法国 俄国 意大利 美国 世界

1860年 14 34 26 8 8 14 19

1870年 18 44 34 13 17 11 26

1880年 25 53 43 17 23 17 43

1890年 40 62 56 27 40 39 60

1900年 60 79 66 61 56 64 88

1910年 89 85 89 84 99 89 100

1913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财富的分配　近年来，关于工业革命期间所产生的财富的分配问题，权威们的看法

大相径庭。一部分人相信，所有的阶级都在大小不等的程度上得益，其他的人则坚持认

为，少数人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而多数人却在遭受无情的剥削，其生活水平不断下降。

无疑，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存在着大量的剥削和社会分裂。佃农被逐出家园，织

布工和其他手工业者由于新的机制商品的不可抵抗的竞争而被扫除。这些人同别的和他

们一样的人一起，面临着迁居城市、寻找工作、适应不熟悉的环境及陌生的生活方式和

工作方式的严峻考验。他们没有土地、住宅、工具和资本，完全依靠他们的雇主。总之，

他们成为纯粹的雇佣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什么可提供。

当他们找到工作时，他们发现工作时间很长，16小时工作日决不是罕见的。当工人

们最后争取到分两班轮换的12小时工作制时，他们把这一改变看作是一件幸事。如果仅

仅是工作时间漫长，原本可以忍受，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并不比实行家庭包工制时在家

里工作的时间更长久。但是，在变得习惯于工厂的纪律和管理机器的单调方面，遇上了

真正的困苦。工人们随着工厂汽笛的鸣声而上、下班。他们必须跟上机器的运转，并始

终处于老是在场的监工的严格监督下。工作是单调乏昧的——拉控制杆、刷去污物、接

上断线。雇主自然把他们的工资帐单看作是一笔应该尽可能降低的开支。因而，他们中

的许多人。尤其是纺织工业中的，更喜欢雇佣妇女和孩子，因为妇女和孩子愿意接受较

低的工资，而且更服从命令。对妇女和童工劳动的剥削达到了很大的规模，以致议会的

许多委员会在进行调查时发现了种种令人震惊的情况。1842年，有位名叫萨拉·古德的

8岁的女孩向阿什利勋爵的矿山委员会提供了如下证言；

我是高沃煤矿的矿坑通风口值班工人。工作并不累人，但我必须在没亮光的情况下

值班，我很害怕。我早晨4点钟，有时3点半就起来，5点半以前出门。我从来不入睡。

有时，心情愉快时，我就唱歌，但不是在黑暗中；在黑暗中，我不敢唱。我不喜欢待在

矿坑里。有时清晨上班时，我非常瞌睡。我上主日学校，朗读“阅读使人充实”。（她

认识字母，能够读少量单词。）他们教我祈祷。（她背诵主祷文，背得不很流畅，她还

喋喋不休地讲以下这些话：“愿上帝保佑我父母、姐妹、兄弟、伯父母、堂兄妹和其他

所有的人，愿上帝保佑我，使我成为一个好仆人。阿们。”）我已多次听说过关于耶稣

的传说。我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要来到人世间，真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死，但是，

他已得到了可以供脑袋枕着休息的石头。我希望上学，不想待在煤矿里。

正是象这样一类情况，驱使确西·比希·雪莱写下他那革命的诗《给英国人民的

歌》：

英国人民呵，何必为地主而耕？

他们一直把你们当作贱种！

何必为你们的昏暴的君王

辛勤地纺织他豪富的衣裳？

你们撒的种子，别人全收成；

你们找到的财富，别人留存；

你们织的衣袍，别人穿戴；

你们铸的武器，别人取过来。

播种吧——但别让暴君搜刮；

寻找財富吧——别让骗子起家；

纺织吧——可别为懒人织绵衣；

铸武器吧——保护你们自己。

不过，工业革命对工人阶级的影响这一问题还有着另一方面。首先，议会的一些委

员会仅仅调查了如采矿和纺织之类的工业；那些工业的情况是最糟的。证人们向委员会

所提供的令人震惊的证言确以事实为根据，但是，那些事实并不适用于整个英国工业。

而且，对于19世纪初叶工人们的困境，必须从当时的而不是从现在的标准来看。实情是，

这些工人原先所在的村庄在许多方面同城市一样肮脏和显得荒谬可笑。老鼠和虱子大批

出没于稻草褥子，风嘘嘘吹过薄薄的茅草屋顶和蹩脚地涂着灰泥的墙。乡下做散工的人

所得的报酬非常低，以致他们不断地涌入新的工业城市。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也渡海去

新工厂做工。此外，在工业革命的这些较早的日子里，英国人口剧增——这一事实与通

常的、未得到缓和的、造成衰弱的苦难情景是不相符的。完全有可能，这些早期工厂的

多数工人比其祖先享有较高的实际收入。有位英国权威在1955年撰文总结道，“无论情

况对于当时的劳动者来说变得较好还是较坏，诚实的观察者们的意见是无法保持一致

的。”

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工业革命在18纪世后期和19世纪初叶对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的影

响，但我们完全确信，在19世纪后半世纪中，生活水平大大上升。生产率的大幅度增长

和巨大的海外投资所带来的利润一起，渐渐地甚至使西欧的下层阶级也得到了利益。

“饥饿的四十年代”中，失业造成了大量的苦难，但那时以后，西欧的工人享有普遍的

繁荣和不断上升的生活水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表5的数字表明，1850至1913

年间，英国和法国的实际工资几乎增加了1倍。

 

1850年 1860年 1870年 1880年 1890年 1900年

大不列颠 57 64 70 81 90 100

法国 59.5 68 69 74.5 89.5 100

 

当然，国民收入的显著增长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阶级都同样地得益。普遍的繁荣所带

来的收益确缓缓地淌下来一些，但其大部分在顶层被吸收。例如，在大不列颠，1911至

1913年间，25岁以上的人中占4.93%的人拥有60％以上的财富。同样，在普鲁土，1911

年时，3425人的平均财富为5321400马克，而另外1608050人的平均财富却为23295马克。

这种差异意味着相应的生活方式的不一致。虽然穷人不再挨饿，但他们确住在拥挤的房

屋里，靠吃单调的食物过活，而且被限制在教堂或酒店里寻求娱乐和休息。相形之下，

中产阶级实得起较好的住房和食物，能上戏院和参加音乐会，能使自己的子女受到充分

的教育。在社会顶层，富人享有市内住宅和乡间宅第，拥有艺术收藏品，能参加被广泛

宣扬的娱乐活动和去国外旅行；他们的生活方式几乎是社会底层的群众所不能理解的。

英国后来的首相本杰明·迪斯累里曾在其小说《西比尔》中强调了这些阶级的生活是多

么不同、多么互不相关：

两个民族；它们之间没有往来、没有同感；它们好象不同地带的居住者即不同行星

上的居民，不了解彼此的习惯、思想和感情；它们在不同的繁育情况下形成，吃不同的

食物，按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不受同样的法律支配……富人和穷人。

这种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阶级分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政治的格局。在下一章

中，我们将考察欧洲政治的详细情况，但是，这里应该指出，对经济或阶级的考察说明

了为什么富裕阶级大体上更喜欢维持现状，为什么中产阶级仅仅需要充分的政治改革，

以使他们能参加政治生活，为什么工人阶级需要彻底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以便在获

取工业革命的成果方面得到较公平的分配。更明确地说，富裕阶级倾向于保守；中产阶

级倾向于自由主义；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倾向于社会主义。应该补充说明，这种工人阶级

的社会主义主要属于和平的或修正主义的种类范围：虽然工人们对阶级不平等不满，但

他们也赞赏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七、工业革命对非欧洲世界的影响

 

较早的帝国的欧化　1763年以前的那一时期中，欧洲诸强国仅在亚洲和非洲拥有少

数立足点，它们主要的占有地是在南北美洲。1763年以后，它们从政治上控制了亚洲的

大部分地区和几乎整个的非洲。不过，在南北美洲，它们所能做到的比这要多得多。它

们利用美洲的人口比较稀少，真正地使北美洲和南美洲欧化了。这一点在亚洲和非洲是

办不到的，因为那里土著居民为数太多，而且已有高度的发展。但是，在南北美洲，尤

其是在澳大利亚，欧洲人从各个方面——种族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方面——整个地移植

了他们的文明。

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这一欧化的主要原因。我们已经看到，生产率的增长

和医学的进步导致19世纪欧洲人口的急剧增加。由此引起的人口压力是通过海外迁移找

到出路。铁路和汽船有效地把大批大批的人运过海洋和大陆，而种种迫害进一步促进了

迁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5年中，150万犹太人从俄国逃往美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

主要例子。这种种因素相结合，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迁移。每过去10年，人口迁移

的潮流便有巨大的增长。19世纪20年代中，总共才14．5万人离开欧洲，19世纪50年代

中，有大约26O万人离开欧洲，而在1900至1910年间，移民人数高达900万，也就是每年

有近一百万移民。表6和表7说明了欧洲移民的来源和目的地。

1885年以前，大部分移民来自北欧和西欧；那时以后，多数移民来自南欧和东欧。

一般说来，英国移民前往英帝国的自治领和美国；意大利人前往美国和拉丁美洲；西班

牙人和葡萄牙人前往拉丁美洲；德国人前往美国，其中还有小部分人前往阿根廷和巴西。

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这种极其巨大的迁移的意义在于：除很大一部分人涌入亚洲俄国

地区和一小部分人慢慢流入南非外，迁移的目标是完全对着美洲和大洋洲的。结果，北

美洲和澳大利亚在种族方面几乎完全欧化。虽然南美洲的印第安居民设法活下去，但幸

存下来的只是少数。换句话说，1763年之前这一时期中的殖民地分枝，在19世纪期间已

成为与旧欧洲相并排的若干新欧洲。

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不但在种族上，而且在经济上被欧化。1763年以前，这些大陆

上的欧洲殖民地主要限制在沿海一带。但在后一世纪中，大陆的内地被横越。工业革命

通过提供必需的机械和技术，使由陆路侵入成为可能。如果没有从海岸导向内地的道路、

没有连接河道的运河、没有横跨大陆的铁路和电报、没有往返于大河和沿海航道上的汽

船、没有能割除大草原草皮的农业机械、没有征服诸土著民族的连发枪，荒野原是不可

能被征服的。这

表7　欧洲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目的地　 美国 亚洲俄国地区 阿根廷 加拿大 巴西　　

时间范围 1821——1932年 1800－1939年 1856—1932年 1821—1932年 1821－1932年

34200000 12000000 6400000 5200000 4400000

 

目的地　 澳大利亚 英属西印度群岛 古巴 南非 乌拉圭

时间范围 1861一1932年 1836－1932年 1901－1932年 1881－1932年 1836—1932年

2900000 1600000 900000 900000 700000

 

目的地　 新西兰

时间范围 1851－1932年

600000

 

些征服大陆的广阔区域用的机械装置对拉丁美洲人和澳大利亚人来说，如同对于美

洲边疆居民一样，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有个阿根廷人曾在1878年撰文评论道：“‘印

第安’野蛮人的军事力量被完全摧毁，因为雷明顿已使他们认识到，一支军队能越过整

个南美大草原，使地面上盖满敢于反对它的人们的尸体。”

新大陆在殖民和经济方面的发展，也自然地导致欧洲文化的移植。诚然，文化在移

植过程中发生变化。文化不仅被采纳，也被改变。如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与大

不列颠并不完全相同，拉丁美洲也不是伊比利亚半岛的一个精确的复制品。然而，事实

依旧是，语言基本上是相同的，虽然美国俚语使英国人着迷、陈旧的法属加拿大方言使

法国人好奇。宗教也是同样的，尽管存在着营火复兴会和摩门教信徒。文学、学校、报

纸、政体——所有这一切都有着可以追溯到荚国、西班牙、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根源。

当然，在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也存在着某些并非起源于欧洲的文化。美洲的黑人保

留了有着其非洲背景的某种残余物。幸存的诸土著民族，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

促成了一种混合文化人们也不应忘记荒原的影响；它给欧洲移民及其风俗留下了难以去

除的印记。所有这种种力量说明了为什么纽约、墨尔本和多论多迥然不同于伦敦，为什

么布宜诺斯艾利斯、巴西利亚和墨西哥城迥然不同于马德里。

不过，从全球观点看，相似之处显得多于不同之处。阿拉伯诸民族在从它们地处中

东的家乡向西扩张期间，曾越过北非扩张到大西洋岸。今天，摩洛哥的文化不同于阿拉

伯半岛的文化之处，远远多于美国文化不同于英国文化之处或者巴西文化不同于葡萄牙

文化之处。然而，摩洛哥现被看作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无疑地，它自己也这样

认为。在同样意义上，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如今是欧洲世界的一部分。

新帝国主义征服新帝国　工业革命不仅是美洲和澳大利亚被欧化的主要原因，也是

欧洲庞大的殖民地结构在亚洲和非洲得以建立的主要原因。这种帝国的营建在1763年出

现巨大的殖民拓居地之后的数十年间稳步地进行着。确实，19世纪初叶，在英、法两国

的某些集团中存在着不少反帝国主义的情绪。自由贸易的拥护者认为殖民地仅具有极小

的经济价值，而英国与13个殖民地打交道的经历似乎也为他们的意见提供了证据。然而，

事实依旧是，英、法两国在那数十年间继续获得属地。例如，英国于1815年获得开普殖

民地和锡兰，于1840年获得新西兰，于1842年获得香港，于1843年获得纳塔尔。同样，

法国在1830至1847年间征服阿尔及利亚，在1858至1867年间征服交趾支那，此外，1862

年时，还试图在墨西哥得到一块立足地，没有成功。不过，这些获得物与1870年以后营

建帝国的巨大浪潮相比，是微不足道的；1870年以后，“新帝国主义”使地球的很大一

部分表面成为欧洲少数强国的附属物。

殖民地可以作为数量日渐增多的制成品的市场；从获取殖民地的不断增长的欲望中，

可以看出新帝国主义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密切联系。19世纪期间开始工业化的几个欧洲国

家和海外国家很快就在互相争夺市场，并在这过程中，提高各自的关税，以抵制别国的

产品。不久，有人主张，每个工业化国家都应当拥有能够为其制造商提供“不受外国竞

争影响的市场”的殖民地。1898年，共和党参议员艾伯特·J·贝弗里奇就这种看法向

波士顿的一群商人作了颇有代表性的说明：

美国的工厂正在制造比美国人民所能利用的更多的东西；美国的土地正在生产比美

国人民所能消费的更多的东西。命运已经为我们制订了我们的政策；世界的贸易应该而

且必须是属于我们的。因此，我们将如同母国（英国）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去得到世界

的贸易。我们将在全世界建立贸易站作为美国产品的分配点。我们将派我们的商船队驶

过诲洋。我们将建立起一支真正伟大的海军。自治的、挂起我们的旗帜并与我们通商的

巨大的殖民地将在我们的贸易站周围成长。

工业革命还产生了剩余资本，剩余资本又致使各强国寻找殖民地作为其投资的去处。

资本在国内积累得愈多，利润降得愈低，对国外更有利可图的投资市场的需要也就愈大。

实际上，各强国，尤其是英国、法国和德国，对外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例如英国，到

1914年，已在国外投资了40亿英镑，等于其国民财富总数的四分之一。那时，法国也已

在国外投资了450亿法郎，约合其国民财富的六分之一。德国虽然是后起者，一直将其

大部分资本用于国内工业发展，但也在海外投资了220亿至250亿马克，约合其国民财富

的十五分之一。因而，到1914年，欧洲已成为世界的银行家。在19世纪上半世纪，这些

海外投资的大部分是在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在白人的世界。但是，在19世纪下半世

纪，这些海外投资多半是在亚洲和非洲的非白人的、相对不稳固的国家。提供资本的成

千上万个私人小储蓄者和一些大的金融组织自然为其资本的安全而忧虑。他们宁愿在其

投资所在的地区出现“文明的”行政管理，而且这种管理最好是由他们各自的政府来进

行。如此，投入剩余资本的需要促进了新帝国主义。

工业革命还引起对供给机器用的原料的需要。这些原料——黄麻、橡胶、石油和各

种金属——的大部分来自世界“未开化的”地区。在多数情况下，要充分地生产这些物

品，就需要有大量的资本支出。这种投资如我们已知道的那样，通常导致政治控制的强

加。

新帝国主义的源起并不完全是经济性的；它也并不仅仅与工业革命有关。当时，还

有其他种种因素在起作用。一个因素是，希望得到象在马耳他和新加坡那样的海军战略

基地以加强国家安全。另一因素是，需要获得另外的人力来源，就如法国人在北非所做

的那样。再一因素是传教士的影响，他们在19世纪中特别活跃。这些传教士一直试图使

土著皈依，他们有时受到土著的虐待，甚至被杀死。虽然传教士本身为了自己的事业起

见，也许乐于容忍这样的危险，以为是可接受的，但是，舆论时常要求反击。因此，政

府知道，可利用这类事件作为进行军事干涉的借口。最后，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生存斗

争和适者生存的学说的流行，自然导致种族优势的观念和白人有“责任”统治世界上诸

“劣等的”有色民族的观念。杰出的帝国创立者塞西尔·罗得斯在这一问题上是十分坦

率的。他说：“我坚持认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种族；在这世界上，我们居住的地

方愈多，对人类就愈有利。如果有上帝的话，我想，它希望我做的是，在非洲英国人的

地图上，尽可能多地绘上红色。”

这些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心理上的因素的最后结果，是导致世界历史上规模

最大的土地攫取，这种土地攫取甚至是成吉思汗的征服无法与之相比的。在1871至1900

年的30年间，英国使其帝国的土地增加425万平方哩、人口增加6，600万，法国使其土

地增加350万平方哩、人口增加260O万，俄国在亚洲增加了500万平方哩土地和650万人

口，德国增加了5O万平方哩土地和1300万人口。甚至小小的比利时也设法获得了90万平

方哩土地和850万居民。这些征服地加上原有的殖民地，产生一种奇怪的、前所未有的

形势：世界的一小部分地区统治了其余地区。

工业化的欧洲强国不仅完全地拥有这些巨大的殖民地。而且还控制了那些由于种种

原因而未被实际共容的、经济和军事上软弱的地区。中国、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就是例证；

它们名义上都是独立的，但实际上，却经常遭到掠夺、蒙受耻辱、受到强国以直接和间

接的种种方式进行的控制。拉丁美洲也是各强国的经济附属物，只是在这一地区，欧洲

的军事行动因门罗主义而遭受挫折。不过，门罗主义并不妨碍美国海军陆战队为“恢复

法律和秩序”而一再进行的武装干涉。大俄罗斯帝国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欧的经济控

制，但其时，沙皇政权的军事力量是很强大的，足以阻止外来的经济影响扩展到其他领

域。

因此，我们看到，欧洲的控制不仅扩展到其辽阔的帝国，也伸展到同样广阔的附属

地区。事实上，投入附属国的欧洲资本比投入殖民地的更多。这些投资通过各种手段和

政治、经济压力——如：训练当地军队的军事代表团、监督并通常控制当地财政的金融

代表团、给居住这些地区或在这些地区经商的欧洲人以专门特权的治外法权以及与治外

法权有关的种种安排——而得到保护。如果必要的话，还始终有美洲的海军陆战队或东

半球的炮舰作为最后的一种手段。

有关诸强国与各种殖民地和附属地之间的关系的详细情况，将在后面几章中加以考

察。这里的目的仅在于描述这些关系的一般格局。这一格局清楚地表明，到1914年，地

球的大部分表面和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已受到欧洲少数国家以及俄国和美国的直接或间

接的支配。这一发展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今天，在别世纪中叶，世界上的大部分

混乱就是对这种欧洲霸权的不可避免的反应。

新帝国主义的影响　为什么欧洲在19世纪后期的大扩张应被称为新帝国主义呢？帝

国主义毕竟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如果将帝国主义定义为是“一个国家、国族或民族对其

他类似的集团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政治或经济的统治或控制”，那么，帝国主义就同人

类文明一样古老。无疑，罗马人是帝国主义的，因为他们征服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和近

东，并统治那些地区达数世纪之久。而且，在罗马人之前和之后，世界各地还有许多别

的帝国为各种民族所征服。

然而，“新帝国主义”一词是颇有道理的，因为这种19世纪后期的欧洲扩张就它对

殖民地和附属地的影响而言，完全是前所未有的。虽然罗马通过掠夺、通过收集主要以

粮食为形式的贡物，简单、直接地剥削其殖民地，但是，它的剥削并不特别地影响殖民

地的经济生活和结构。殖民地继续以与过去相同的方式生产几乎同样的粮食和手工艺品。

将这种帝国主义与后来侵扰并改造整块整块大陆的那种帝国主义相比，就象将一把铲子

与一台蒸汽挖掘机相比。传统的帝国主义包含剥削，但不包含根本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变

化。贡物仅仅归于某一统治集团而不归于另一统治集团。相形之下，新帝国主义迫使被

征服国家发生彻底的变他这与其说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不如说是西欧的生气勃

勃的工业主义对非洲和亚洲的静止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政权的不可避免的影响。换句话

说，欧洲的工业资本主义太复杂、太扩张主义了，不能说是与殖民地的一种简单的贡物

关系。

开始时，欧洲征服者肯定毫不迟疑地进行掠夺和征收贡物。英国人在印度就曾这样

做过，就象西班牙人早先在墨西哥和秘鲁所做的那样。但是，经过这一最初的阶段之后，

欧洲的生气勃勃的经济开始以各种方式包围和改变殖民地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

这种情况是因为如我们已知道的那样，工业化的欧洲需要为它的剩余资本和制造品获得

原料来源和市场。例如，英国曾用船把大量组织品和资本运到印度，资本主要是用于铺

筑铁路。到1890年，印度已铺筑了约1700O哩铁路，大致与英国的铁路网相等。但是，

从1890至1911年，印度的铁路网大约增加一倍，达33000哩，而在这同一时期中，英国

的铁路仅增加了300哩多一点。

应该指出，铁路和其他大项目如灌溉工程和港口设施是用英国资本换来的。换句话

说，印度并不是必须待到它积聚起足够的资本时才发展其经济和增加其出口商品。因而，

在这早期阶段，印度的经济发展因与英国的联系而得到促进。但是，重要的一点是，印

度的经济不仅受到促进，也得到重建，并在后一阶段中归于无效。英国的纺织品非常便

宜，这时能通过铁路网而分配到全国，从而，象在早一个世纪时使英国工匠破产那样，

无情地使土著工匠破产。不过，这两种形势之间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不同之处。英国工匠

到城市中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的工厂里去做工，印度工匠却由于他们的城市里没有出

现工厂而无处可去。英国人自然并不希望在印度建立一个相竞争的工业结构。他们喜欢

印度的经济补充他们自己的经济，而不喜欢印度的经济与他们自己的经济竞争。因而，

印度供应原料给英国，作为回报，印度得到制成品和建设项目所需的资本。

这是一种自然的、可理解的安排，但是，它深深地影响了印度人民。他们以往历来

是通过农业和手工业谋生。而这时，工匠须削价与竞争者抢生意，没有可替换的生活来

源。农民也不能不受到影响，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卷入为英国工厂生产黄麻和其他

商品的过程中。这意味着他们不再仅仅供养他们自己和附近城镇的人们。这时，他们已

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受世界经济的波动和危机的支配。欧洲还通过传入医学科学

和种种卫生措施而从根本上影响了印度，因为医学和卫生措施导致人口急剧增低这种情

况早先在欧洲也发生过，但是，欧洲有数百万人进入城市或去了海外，而印度人却做不

到这些。因此，最后结果是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受阻。

这就是新帝国主义对殖民和附属地的影响的性质。印度已用作这种影响的一个例证，

但是，在其他地区，一般格局是相同的，只是自然地带有一些地方的变化。这一格局应

当记住，因为它说明了为什么今日的世界被划分成发达世界和不发达世界，为什么这两

个世界的生活水平有着如此惊人的差异，为什么不发达世界的人民在获得政治独立之后，

其首要目标是成为发达世界——尽可能迅速地达到西方的经济水平。

对新帝国主义的回顾　不应该得出结论，说新帝国主义对于世界，甚至对于诸从属

殖民地民族，是十足的灾难。按照历史的观点，新帝国主义无疑将被看作是世界的一大

进步，正如工业革命是欧洲人的一大进步一样。实际上，新帝国主义的历史作用在于将

工业革命推进到其逻辑上必然的结局——使工业国家即工业资本主义能以世界性的规模

起作用。这导致了对世界物力人力资源的远为广泛、协调和有效的利用。无疑，当欧洲

的资本和技术与不发达地区的原料和劳动力相结合、首次导致一个完整的世界经济时，

世界生产率无法估量地提高了。事实上，世界工业生产在1860至189O年间增加了三倍，

在1860至1913年间增加了七倍。世界贸易的价值从1851年的64100万英镑上升到1880年

的30240O万英镑、1900年的404500万英镑和1913年的784000万英镑。

对于蛋糕的体积增大所带来的好处，人们没有不同的意见。更确切地说，争论集中

在蛋糕该如何切开的问题上。诸殖民地民族已感觉到，过去，他们所得到的少于他们应

得的份额。他们所得到的总的量已明显增加，要不然，他们的日渐上升的人口就无法得

到供养。例如，有位英国经济学家指出，1949年，在矿物丰富的北罗得西亚从事开矿的

欧洲公司将他们的产品总共卖得8670万英镑。这笔钱中，他们花费在北罗得西亚的仅为

1，250万英镑；这意味着，有三分之二的钱给转移到国外。而且，花费在北罗得西亚的

1250万英镑中，有410万英镑是支付给在那里生活、工作的欧洲人。3670万英镑中，只

有200万英镑是给了在矿井里干活的非洲人。然而，这些工人平均一年得到41英镑，而

殖民地每个成年非洲人的平均收入是一年27英镑。

在这些情况下，可以理解，诸殖民地民族对增长了的生产率或外国公司付给的工资，

印象并不很深。他们印象较深的是自己的可怜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在与西方的生活水平

相比较时。他们对于让自己担任干苦活者的角色这一点也很不满；甚至在有着工业发展

所需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地区，也是如此。

显然，在西方工人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反应与殖民地民族对新帝国主义的反应之间，

有着一个相似之处。两者都对自己的命运不满，而且，两者都支持旨在引起根本变革的

运动。但是，又有一个基本差别：诸殖民地民族并不反对自己民族的皇帝，而宁可说，

反对外国统治者。因此，至少在最初阶段，它们的反对运动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西方

的一系列政治学说——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

我们接着将考察这些主义，它们构成了欧洲的政治革命。了解这一革命对世界历史

来说，和了解工业革命一样，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世界不仅受西方的

棉织品、铁路和银行的影响，而且还受西方的思想、口号和政治制度的影响。

 

第十二章　政治革命

 

一旦个人和民族使关于充分发展的自由的抽象概念进入他们的头脑，就没有什么比

这更具有控制不了的力量。

 

G．W．F．黑格尔

 

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不仅建立在欧洲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基础上，也建立在

欧洲政治革命的基础上；政治革命的实质是结束了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神注

定的这种观念。人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人民，也不再认为人民在政府之下。政治革命有

史以来首次在一个比城邦更大的规模上显示了政治和人民是密不可分的——民众已觉醒

并行动起来，不仅参与了政治，而且把这样做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权利。在本章中，我们

将考察欧洲政治革命的一般格局，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起因以及19世纪欧

洲政治革命的各种表现形式和世界性的影响。

 

一、政治革命的格局

 

政治革命同经济革命一样，分几个阶段发展起来，我们曾提到，经济革命开始于英

国，然后扩展到欧洲大陆和美国，后来再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政治革命也相同，17世

纪的英国革命标志其开始，随后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标志其更进一步的发展。然后，

它在19世纪时影响了整个欧洲。在20世纪时则影响了整个世界。

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其扩展情况的相同并非偶然。实际上，这两种革命是密切联系

的。经济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治革命，因为它产生了有着新的利益、有着使其利

益合理化的新的思想意识的新的阶级。如果我们简要地追溯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一般

过程，这将变得很清楚。

中世纪初期，在西欧可发现三个界线分明的社会集团：组成军事贵族阶层的贵族、

构成教会和知识界显贵集团的教士和从事劳动以供养以上两个上层阶级的农民。随着商

业的发展，中世纪社会等级的这种状况由于一个新的成分即城市资产阶级的出现而开始

改变。随着这一阶级的财富增长、人数增多，它对各封建阶层的特权、对妨碍自由市场

经济的发展的许多限制，日益不满起来。因此，资产阶级与民族君主政体结成了相互有

利的联盟。国王们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得财政支援，从而能够维护自己对各封建阶层的权

威；回过来，资产阶级则从整个王国建立起法律和秩序这一点中得益。这种联盟一直持

续到它使不断成长的中产阶级感到厌烦时为止，因为此时，中产阶级为了摆脱王室对商

业的种种限制、摆脱日渐增加的纳税负担、摆脱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种种约束，转而反对

起国王。中产阶级的这些目标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的重要因素。这些革

命的成功也意味着自由主义——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提供了合理解释的新的思想意

识——的成功。在这意义上，自由主义也许可称为是不断成长的中产阶级打算借以为自

己获得它指望得到的那些利益和那种控制的特殊纲领。

有自由主义信条的中产阶级转而又受到城市工人即无产阶级的挑战。随着18世纪后

期工业革命的到来，住在拥挤的城市中的工人开始日益具有阶级觉悟。他们越来越感觉

到自己的利益与其雇主的利益并不相同，他们的境遇只有通过自己方面的联合行动才能

得到改善。因而工人们，或者更确切地说，领导工人的知识分子，发展起一种新的思想

意识——社会主义。它直接向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挑战，不仅提倡政治改革，而且还要

求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我们将看到，社会主义在19世纪后期，成为欧洲事务中的一种

主要力量；在20世纪，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种主要力量。

赋予欧洲政治革命以动力的不仅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有力信条，而且还有民族

主义——一种影响到各阶级、使广大人民群众活跃起来的思想意识。传统上，这些人首

先忠于的一向是地区或教会。近代初期，效忠的对象扩大到新的民族君主。但是，从英

国革命开始，特别是在法国革命期间，越来越多的欧洲人使自己的忠心服从于新的民族

事业。民族教会的兴起、民族王朝的兴起、民族军队的兴起、民族教育制度的兴起，所

有这一切结合起来，把从前公爵的臣民、封建农奴和城市市民改变成包括一切的民族。

19世纪期间，新的民族思想意识从其发源地西欧传播到欧洲大陆各地，而如今，到了20

世纪，它又成为促使全世界从前的从属殖民地民族觉醒的推动力量。

 

这三个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欧洲政治革命的主要成分。

它们共同激励欧洲各民族的愈来愈广泛的阶层行动起来，赋予这些阶层以世界其他任何

地区所无法与之比较的推动力和内聚力。如此，政治革命同科学革命和经济革命一样，

极大地促成了欧洲的世界霸权。当欧洲人开始向海外扩张时，他们遇到了统治者和被统

治者之间关系不怎么和睦的一些社会。民众的冷淡——他们缺乏对自己政府那种息息相

关之感——说明了为什么欧洲人能不太费力地在一个又一个地区建立并维持他们的统治。

印度也许是那些保持着全然不同的民族聚集体、宗教聚集体以及相冲突的地方性忠诚的

社会易遭受欧洲扩张主义侵害的一个最主要的例子。在长达一个半以上的世纪里，这块

拥有千百万人口、拥有灿烂的文明和古老的历史传统的巨大的印度次大陆被为数较少的

英国官员和高级职员不太费力地统治者。当1857年爆发反对英国统治的起义时，不仅英

国军队，而且还有印度人也前去镇压。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惊讶地报道了这一事实。

“我对正在我周围和我面前流过的战争潮流中的这一巨大支流越来越感到惊异。所有这

些男人、妇女和孩子都高兴地涌向勒克瑙，去帮助欧洲人制服他们的兄弟。”

但是，欧洲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必然意味着欧洲政治思想的传播。正如整个世界

感受到斯蒂芬森的机车、富尔顿的汽船和加特林的机枪的影响一样，它也感受到《独立

宣言》、《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共产党宣言》的影响。那些已成为我们当代标志的

世界性的动乱就是这些易使人兴奋的文件的直接结果。

 

二、英国革命

 

欧洲政治革命的第一阶段是17世纪的英国革命。英国这场大变动的根源可以在国会

和斯图亚特王朝之间的冲突中找到；这场冲突后来演变成一场公开的内战，内战中，国

会获胜。这种结果并不是史无前例的。其他代议制机构也曾压下君主的锐气，如波兰的

情况就是如此。但是，这两种情况之间有个很大的差别：得胜的英国国会实质上代表中

产阶级的利益，而波兰的代议制机构则代表封建贵族。因而，英国国会胜利的结果是建

立起代议制立宪政体——这是英国对欧洲、对世界的最大的政治贡献。相形之下，波兰

的由贵族控制的议会的胜利是导致后来以国家的完全灭亡而告终的封建混乱局面。

斯图亚特王朝之前的都铎王朝普遍受人欢迎，尤其是受中产阶级和绅士们的欢迎。

它使敌对的贵族家族受到中央的控制。它通过建立国教英国圣公会来切断基督教会与罗

马的联系，并在这过程中，分配了原属于天主教机构的广大土地和其他财产。它还建立

海军和实行获得民众赞同的反天主教的外交政策。

斯图亚特王朝第一代国王詹姆斯一世（1603－1625年在位）与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查

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很快就浪费掉这种信誉。他们企图把英国圣公会的教义和

仪式强加于所有的人，从而引起不信奉国教的臣民即清教徒的敌视。他们还企图进行无

国会的统治，但遇到了困难，因为国会控制了国家的资财。他们试图通过出售进出口贸

易、国内贸易和许多制造行业中的专利权来绕过这一障碍。这带来了很大的收入，但也

引起资产阶级的反抗；资产阶级要求“所有的自由臣民都有自由地经营其行业的继承

权”。

当苏格兰人举行起义反对查理将英国圣公会教义强加于他们的企图时，危机降临了。

为了获得镇压起义的资金，查理被迫召开国会。而这一于1640年召开的长期国会不理查

理对金钱的需求，反而提出许多影响深远的要求，其中包括处决国王的首席顾问和彻底

改组英国圣公会。查理拒绝服从；1642年，在保皇的“骑士党”和清教徒的“圆颅党”

之间爆发了战斗。

英国几乎有半个世纪没有平静下来，直到1688年的所谓光荣革命时为止。那几十年

中的一系列激动人心的事件构成了英国革命。革命的详情除了在它们有助于说明革命借

以促成自由主义信条、民族主义信条和社会主义信条的方式及其程度的范围内，对我们

没有关系。因此，这里只要注意到英国革命经历过五个阶段就够了。从1642至1645年的

第一阶段为内战阶段，在这阶段中，保是党人被奥利弗·克伦威尔组织的著名的新模范

军击溃。在1645至1649年的第二阶段间，一种后来在1792年的法国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

革命中也得到重复——不过，带有某些变化——的形势发展起来。在得胜的情教徒当中，

出现了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分裂。温和派由克伦威尔领导，战胜了约翰·利尔伯恩领

导的激进派。当查理于1649年被处死时，克伦威尔当上了称为共和政体的英格兰共和国

的首脑。

从1649至1660年的第三阶段间，克伦威尔和他的清教徒追随者极其有效、虔诚地统

治着英国。这是各种宗教权利受到抑制、宗教问题得到解决的时期。克伦威尔死于1658

年，继他之后担任共和政体的护国公的是他的儿子理查。后者是个庸碌无能的人，而且，

国民已对在清教徒治下的受限制的、简朴的生活感到厌倦。因此，斯图亚特王朝得到复

辟；结果，从1660至1688年的第四阶段称为王政复辟时期。

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查理二世（1660-1685年在位）和詹姆斯二世（1685—1688年

在位）没有取消、也不能够取消共和国的种种改革。但是，他们确试图恢复个人统治。

这一点，加之他们追随法国王室、鼓励天主教，使他们愈来愈不得人心。最后，詹姆斯

二世随着1688年的光荣革命的到来而被推翻；光荣革命标志着英国革命的第五个、也是

最后一个阶段。新的统治者是詹姆斯一世的女婿、奥兰治的威廉。1689年，威廉接受了

阐明国会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的权利法案。这一法案规定：国王不能中止法律;除非经

国会同意，不得提高税收或保持军队；若没有法律手续，不可逮捕和拘留臣民。这些规

定并不意味着英国已成为一个民主国。直到19世纪后期确立起普选制时，才实现这一目

标。但是，1689年的这一法案确一劳永逸地确立了国会的最高权力，并在这情况下，结

束了几乎早半个世纪就已开始的美国革命。

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英国革命的主要意义在于确定并贯彻了自由主义的原则。这

是可预料到的，因为英国革命实质上是中产阶级的事。支持国会的商人和小贵族考虑着

两个主要目标——宗教信仰自由和个人及财产的安全。但是，在清教徒方面，关于这些

事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许多相冲突的观点得到阐述和热烈的辩论。例如，就宗教来说，

一股名符其实的非正统见解的急流喷涌而出，许多新教派相继出现，其中包括公理会教

派、浸礼会教派和贵格会教派。当时，长老会教徒正在力求将他们的教派建立为一个全

国性的组织，对所有公民实行其教规。这些宗教分歧显然必须得到调解，否则国会的胜

利就会受到破坏、国家本身也许会垮掉。正是在这些情况下，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基本的

自由主义教义被制订和确立。不仅基于权宜之计，也基于原则，人们开始普遍同意，试

图强迫人们接受某种信仰是不道德的、也是无效的。诚然，英国圣公会仍然是官方的、

受国家支持的教派，其成员在担任政府职务和其他方面受到优待。但是，总的讲，当时

已确立这一原则：良心的自由应授予所有既不威胁公共秩序也不干涉其他人的崇拜仪式

的基督教徒。

关于人权和财产权利的问题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问题甚至比宗教问题更明显地

在清教徒中间划分出右翼和左翼两派。分裂是随着新模范军的普通士兵开始感到他们的

利益正受到官员和国会的忽视而逐渐发生的。这些士兵经过四年成功的作战之后，获得

了新思想和新观点。他们已在战斗中击败了较优者，作为胜利者，跨进了英国某些最堂

皇的大厦。这导致他们对大人物们的权威表示怀疑，并相信他们自己的能力。正如一位

权威所说的，“简单地说，绘普通人一个机会，让他们尝尝权力的可能性并说出自己的

见解，是英国内战的伟大成就之一，只是这些成就是偶然的。”

普通人确实说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提出大量的意见时，普通人除了要求良心的完全

自由以外，还要求有一个民主共和国和消除经济上的苦难。这方面表达得较清楚有力的

是平均派；平均派是给予一个主要由城市下中层阶级和农村佃户发起的群众运动的一个

轻蔑名宇。平均派的首领是约翰·李尔本即“生而自由的约翰”，他的艰苦的一生反映

了其追随者所受到的磨炼和他们的抱负。

17世纪30年代，内战爆发前，他因散发未经许可的印刷品而被国王的星法院关押；

由长期国会释放后，他应征入伍，在布伦特福被俘，因重大叛国罪而受审，险些地在国

王手下被绞死；后来，他被交换遣返；他作战勇敢；他在战斗中受伤；他因不接受与苏

格兰人联合后被强加的[长老会的]严肃盟约，退出国会军队；接着，他因未经许可的印

刷业而坐牢（内战期间，他与整整一系列秘密的印刷机有关）；因为诽谤下议院议长、

诽谤曼彻斯特伯爵和其他人，他经常进出伦敦塔监狱；他试图改革伦敦商业中心区的政

府，试图打破冒险商公司对羊毛贸易的垄断；他在新模范军中组织反对国会的活动；然

后，他成为平均派运动的代言人；他经常起来反对克伦威尔，他相信克伦威尔背叛了他

们曾为之浴血奋战的自由的事业；他曾两次在民众响亮的欢呼声中被宣判无罪；他也遭

到过流放，回来后，又受到被激怒了的政府的监禁，1655年，离去世仅一、二年时，他

成为一名贵格派教徒。

平均派为根本的政治上的不满提供了领导，制订了成文的纲领；在纲领中，系统地

提出了模范军普通士兵们的种种要求。如此，一份宣言《人民公约》给制订出来；这份

公约于1649年呈递国会，现被说成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它明白地宣布了

自由主义的某些基本原则：首先，个人从自然界得到某些不可分割的权利即国家和教会

所不能剥夺的天赋权利；其次，是人民主权的原则，即一切政治权力仅仅是由人民授予

的。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军队的代言人要求实行许多具体的改革，这些改革如今被大

家公认为是一个民主立宪国家的基础。它们包括宗教信仰自由、一部成文宪法、男公民

普选制、两年一届的国会、财产和公民权利的更大范围的传播以及死刑、债务监禁、长

子继承权和一切封建占有权的终止。

国会从未被迫按《人民公约》行事。克伦威尔有足够的力量监禁李尔本和镇压军队

中的不满集团。这并不意味着平均派对他们同时代的人没有影响。下议院为建立共和政

体而通过的法规中也包括了平均派的基本原则：“就人间而言，人民是所有公正的权力

的起源，”下议院议员“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人民，拥有这国家中最高的权力”。

如果国会如此乐于接受人民主权的原则，那么，使国会与平均派对立的争端又是什

么呢？回答可以在“人民”一词的定义中找到。克伦威尔及其追随者认为，应该参加对

下议院议员的选举的“人民”是那些在王国中有着“真正的或永久的利益”的人——即

财产所有人，而平均派则坚持认为，“任何出生在英国的男子都应当……对议员「国会

成员〕的选举有发言权。”因而，争端在立宪议会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赞成民主政体

的人们中的许多人之所以赞成，是因为他们打算利用自己的选票引起社会改革，而克伦

威尔及其追随者因害怕这类改革，则坚决反对平均派。

事实上，17世纪在英国进行着两种革命。第一种是小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

小贵族和资产阶级感兴趣的是赢得在社会上有地位所必需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第二

种是下中层阶级和佃农的社会革命；下中层阶级和佃农要求完全的宗教平等和政治平等、

要求给穷人以丰富的食品，具有小财产所有人阶层的眼光。17世纪英国的社会革命失败

了，就象后来18世纪法国的社会革命失败一样。在前后两种情形下，领导者都缺乏获取

胜利所必需的人数优势、组织和成熟度。他们的时机到19世纪后期才来临；那时，工业

革命已培养出极其大量的、有阶级觉悟的城市无产阶级。城市无产阶级又发展起与资产

阶级的自由主义截然不同且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自己的思想意识——社会主义。

 

三、启蒙运动

 

17世纪英国发生大变动以后，欧洲政治革命的第二阶段是在1789年法国革命之前的

一个世纪中出现的所谓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一词源自以下事实：这一运动的领袖们认

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启蒙时代。他们将过去基本上看做是一个迷信和无知的时代，认为只

是到了他们时代，人类才终于从黑暗进入阳光。因而，启蒙时代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有了

“进步”这种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观念。由于启蒙运动，人们开始普遍认为，人类的状

况会稳步地改善，因此，每一代的境况都将比前一代好些。

这种不断的进步是如何保持住的呢？回答简单而又令人信服：通过利用人类的理性

力量。这种对理性的信任是启蒙运动的另一基本特点。实际上，两个关键的概念就是进

步和理性。而这些概念的倡导者是通称为哲人的一批表达力很强的人。不可将这些哲人

误作正式的哲学家，他们不是任何特定领域的学识渊博或系统的思想家。他们多半是文

人或普及工作者——与其说是哲学家，不如说是报刊撰稿人。他们更接近的是H．G．威

尔斯和G.B．萧伯纳，而不是G．E．穆尔和A．N．怀特海。这些哲人同威尔斯和萧伯纳

一样，通常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他们写剧本、小说、随笔和历史作品，以普及他们的

思想、说明变革的必要性。

这些哲人受万有引力定律的影响很大，相信存在着不仅象牛顿所证实的那样控制物

质世界、也控制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按照这一设想，他们开始将理性应用于所有领域，

以便发现种种有效的自然规则。他们使一切事物——所有的人、所有的制度、所有的传

统——受到理性的检验。虽然这对任何时期的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严峻考验，但是，

对于已过了全盛时期、许多关节嘎嘎作响的法国旧制度，是尤其严峻的考验。因而，这

些哲人使法国和整个欧洲的旧制度受到毁灭性的批判的猛击。更重要的是，他们发展起

一系列革命的原则，打算通过这些原则实现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其中特别使我们感兴趣

的是他们在经济、宗教和政治三个领域中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

他们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口号是自由放任——让人民做他们愿意做的事，让自然界

自然地发展。这种对政府干涉的反对，是对于通常称为重商主义这种对经济生活的全面、

严格的控制的一种反应。在国家建立的早期阶段，重商主义被认为是国家安全所必需的。

但是，到18世纪，它似乎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受到专利权、国内税或过多的关税

和杂税妨碍的商人们热情地接受了自由放任的口号。我们已提到过，英国商人们的情况

就是如此；他们攻击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所出售的专利权。但是，重商主义在法国甚至

更具有限制性，所以，哲人们自然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重商主义。他们寻找构成经济行

为的基础的自然法则，提出了自由放任主义的一般原则——国家对自然经济力量的自由

发挥作用不得干涉。

自由放任主义由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1776年）一书中作了出色的系统阐述。他论证说，就个人的经济活动而论，自我利益

乃个人活动的动机；国家的福利只不过是在一个国家中起作用的个人利益的总和；每个

人都比任何政治家更清楚地知道其自身的利益。用斯密自己的话来说：

每个人，只要他不违反正义法则，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

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勤奋和资本与其他任何人即任何阶层的人的勤奋和资本相竞

争。君主就完全给免除了一种职责；在试图履行这种职责个君主总是遭受无数的欺骗，

因此若要履行这种职责，人类的智慧或知识永远不可能是足够的———这种职责就是监

督私人的勤奋，并将它引导到最适合社会利益的工作中去。

在宗教方面，主要口号是“Ecrasez i'infame！”——砸烂可耻的东西，即消灭宗

教的狂热和不容异说。这种对不容异说的强烈反对有着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人们

确信不容异说妨碍了科学讨论和得出真理。另一原因是不容异说似乎危及政治上的统一

和稳定。因而，宗教信仰自由的杰出拥护者伏尔泰说，“如果在英国仅允许有一种宗教，

政府很可能会变得专横；如果只有两种宗教，人民就会互相割断对方的喉咙；但是，当

有大量的宗教时，大家都能幸福地生活、和睦相处。”

更准确地说，哲人们拒绝接受上帝支配世界并任意地决定人类的命运这种传统的信

仰。相反，他们寻找一种与理智的判断相一致的自然宗教。结果产生了种种根本违背宗

教正统观念的东西。有些人成为彻底的无神论者，否认上帝的存在，痛斥宗教是教士和

政治家的工具。另外一些人成为不可知论者，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多数人是

自然神论者，乐于赞同上帝存在并创造了世界的主张，但坚决认为，上帝创世后，允许

世界按照某些自然法则起作用而不加以干涉。因而，自然神论者能同时做两件不相容的

事而双收其利。他们能接受上帝和基督教教义，同时，又能拒绝接受某些带有超自然特

色的东西如圣灵感孕、耶稣的复活、基督的神性和《圣经》中的神的启示。这里值得指

出的重要一点是，所有这些新的信条——无神论、不可知论和自然神论——反映了理性

主义者对“天启”或“超自然”宗教的怀疑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自基督教在欧洲获胜

以来，基督教传统首次出现了明确的破裂。

同样，在政治方面，哲人们也有一个关键性的用语——“社会契约”。关于统治的

契约论并不是一种新理论：英国政治理论家约翰·洛克在1690年发表的《政府论》一书

中已系统地提出了这一理论。洛克在这部论著中说，如果统治者对其臣民管理不当，

“他们就会因这种失职行为而丧失早先人民为着完全相反的目的而授予他们的权力，权

力就会被移交给人民，人民有权利恢复自己原先的自由。……”换句话说，洛克将统治

看作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一种政治契约。但是，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把它

改变成一种社会契约而非政治契约。在他看来，契约就是人民之中的一个协议。卢梭在

其主要政治著作是《社会契约论》（1762年）一书中说，所有公民在建立一个政府的过

程中，把他们的个人意志熔合成一个共同意志，同意接受这共同意志的裁决作为最终的

裁决。卢梭关于共同意志的观念是抽象的，可以有种种解释。20世纪的独裁者们就是利

用这一学说为自己的极权主义政权辩护。然而，从欧洲政治革命的观点看，重要的一点

在于卢梭强调了人民的主权。他把统治权看作只是一种“代办权”，从而证明把人民的

合法权力归还给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民这种革命是正当的。“行政权的受托人不是人民的

主人，而是人民的办事员；它（人民）能如心所愿地使他们掌权和把他们拉下台；对受

托人来说，不存在契约的问题，只有服从。”

以上简短的评述表明了启蒙运动对欧洲政治革命的意义。“砸烂可耻的东西”、

“自由放任”和“社会契约”这些口号破坏了传统的制度和习俗。此外，它们不仅对法

国的现状，而且对整个欧洲甚至海外地区的现状，也是一个挑战。实际上，哲人们并不

把自己看做法国人或欧洲人，而是把自己看做人类的成员。值得注意的是，伏尔泰普批

评了博绪哀主教的《世界史教程》一书，其理由在于，这部著作主要论述犹太教徒和基

督教徒的历史，忽视了异教的古人和其他文化的历史。这一批评颇为典型地表明了哲人

们有意识地试图从全球的而非西方的角度来思考和行动。他们试图发现与牛顿的物质世

界的定律相当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则。

虽然哲人们并未发现支配整个人类的、永远不变的法则，但他们的著作确影响了世

界许多地区的好思考的人们。他们的最大的、直接的成就是说服欧洲的许多君主至少接

受他们的某些学说。这些君主仍然坚持他们以天赋之权进行统治的理论，但是他们已改

变了关于其统治目的的思想。政府权力仍然是君主们的天赋特权，但这时已用于为人民

谋利。因此，这些统治者被称为仁慈的专制君主。

这些仁慈的专制君主中最闻名的是普鲁土的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俄

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和哈普斯堡帝国的约瑟夫二世（1765－1790

年在位）。叶卡捷琳娜也许是最有说话才能的。常常说出启蒙运动的富有代表性的口号，

如：“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应当平等，”“君主应为其人民服务”“一个国家若划分成

少数大地产，是危险的”等等。但是，叶卡捷琳娜和其同时代的君主们并不仅仅谈论改

革。叶卡捷琳娜大大地改善了自己国家的行政制度和教育制度；腓特烈为促进普鲁土的

农业做了大量工作；而开明的专制君主中最真诚、最认真的约瑟夫二世在其统治期间由

于试图将其帝国改造得与新的原则相一致而弄得筋疲力尽。不过，尽管这些统治者拥有

极大的权力，取得的成就却很有限。他们的继承者常常破坏他们的成果，而教士和贵族

则毫不退让地反对威胁其既得利益的种种改革。

启蒙运动的学说不仅鼓舞了少数君主，也鼓舞了他们的一些臣民。例如，在俄国，

贵族亚历山大·拉季谢夫于1790年发表了一部题名为《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施行记》的

著作。拉季谢夫是哲人们的一个忠实信徒，他在其著作中尖锐地谴责了自己国家的基本

制度——官僚政治、专制主义的君主政体和农奴制。同样，在哈普斯堡帝国，也可找到

哲人们的许多忠实信徒。其中有个叫杰尔杰·贝塞恩耶的贵族被普遍地称为匈牙利的伏

尔泰。18世纪末，一个叫尤莉娅·恰凯的女伯爵拥有一个有5，160卷书的藏书室，其中

有3，600多卷是法文书，包括了伏尔泰和卢梭的全部初版的著作。甚至在穆斯林的奥斯

曼帝国，苏丹谢里姆三世也是启蒙运动的学说的热情支持者，他似乎是从在君士坦丁堡

的法国商人和外交官那里吸收到这些学说的。虽然他尽力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但既

得利益集团的反对非常猛烈，他在统治18年后于1807年被杀害。苏丹的臣民，尤其是与

西欧有某些交往的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也受到了启蒙运动的影响。这方面较杰出的

是塞尔维亚的一名到处走动的修道士，名叫奥布拉多维奇，他曾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广

泛地旅行。旅行期间，他成为启蒙运动的一名直言不讳的信徒；这一点，从其著作的以

下这段话中能觉察出来：

我有两个主要目的：首先，说明寺院对社会是无用的；其次，说明充分地学习的巨

大必要性，充分地学习是一种极有效的方法，能使人们摆脱迷信，能引导人们真正地崇

敬上帝、拥有理性的虔诚和有知识的优点，从而使一个富有理性的人真正地走上现世的

和永恒的幸福之路。……我将毫不注意任何人属于什么宗教和信仰，那也不是在当前的

文明时代里所需考虑的事。

在南北美洲，启蒙运动也有着直接的、非常重大的影响。在拉丁美洲，新的学说由

于官员、商人和移民川流不息地到来而得到传播。有位历史学家在分析了哲人们的著作

在拉丁美洲的大学和私人图书馆中的广泛传播之后，下结论说，“启蒙运动显然影响

了……约1808年前后达到成熟的整整一代人，导致了争取独立的斗争。至于英国的十三

个殖民地，我们将在下面论述美国革命的一节中详细考察。这里只要提一下托马斯·潘

恩、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正象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鸠那样完全是哲人

就够了。毕竟，正是杰斐逊宣布每个人都有两个祖国：“他自己的国家和法国。”

启蒙运动的种种学说的影响并没有随着18世纪甚至19世纪的结束而消失。伏尔泰和

潘恩的著作至今仍有影响，仍鼓舞着生活在普遍的状况和制度限早先哲人们与之斗争的

状况和制度相似的国家里伯人民。例如，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的教授K．M．哈立德于

1950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我们从这里开始》的书，提出了一个要使穆斯林世界恢复活力

的纲领。哈立德在书中大量地引用了伏尔泰、卢梭和活息的话，并引用卢梭的话来阐明

他写这本书的动机。他在序言中写道；“就撰写这本书的动机的崇高而言，我完全是问

心无愧的。”也许卢梭的话最能表达我的这种感情：“正是我们对上帝的信仰和对人类

的信心，激励我们决心把愚蠢的、奴性的动物变成为有知识的、有人性的人。”

 

四、美国革命

 

我们不应夸大仁慈的专制君主贯彻启蒙运动的种种学说所取得的实效。直到1789年

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启蒙运动才大大地影响了欧洲的人民群众。但1789年以前，在英国

的十三个殖民地已爆发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提供了将新学说付诸行动的一个实验性的

示范。

我们早先已提到，十三个殖民地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政治上难驾御，它们的民选议会

者是与从伦敦派来的总督和其他官员不和。我们还提到，英国在七年战争中决定性地打

败了法国，并通过1763年的巴黎和约获得了北到北冰洋、西要密西西比河的法国殖民地。

英国人和美国人对他们巨大的共同胜利感到非常自豪。但是，这一胜利在解决了旧问题

的同时又引起了新问题。一个新问题是，由于法国进攻的危险已消除，十三个殖民地的

独立精神正在不断增强。另一新问题是，英国政府在获得巨大的新殖民地以后，决定加

紧对帝国组织的控制。这种加紧在早期阶段也许是可行的，但这时，在长期的“有益的

忽视”之后，在消除法国的威胁之后，殖民地居民确信他们能够照料自己并有充分的权

利这样做。因而，美国革命基本上起因于帝国权力和殖民地自治这两种相冲突的要求；

马萨诸塞的总督弗朗西斯·伯纳德在他于1765年11月23日寄给在伦敦的上司的信中，十

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美利坚的所有政治上的弊端皆起因于没有确定大不列颠和美利坚殖民地之间的关系。

因此，在不列颠和美利坚存在着关于这种关系的种种意见，它们互不一致、互相矛盾。

在不列颠，美利坚诸政府给看作是被授权制订地方法、只是在议会高兴的时候才得以存

在的社团，议会……随时有权力解散它们。在美利坚，他们自称……是完备的国家，除

了有同一个国王外，其他方面均不依靠大不列颠；他们从容不迫地完善了立法机关，一

点也不受大不列颠的立法机关的支配。……在一个如此巨大的矛盾中，谁将作出决定呢？

对这一决定性的问题作出回答的是军队。在美利坚殖民者当中，并非所有的人，甚

至也不是大部分人，赞成求助于暴力。事实上，他们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保守主义

者仅仅希望恢复1763年以前普遍地存在于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那种松散的关系。但是，

激进主义者要求帝国关系中发生使殖民地能完全控制自己的事务的变化，他们还要求殖

民地内部出现有利于平民百姓的政治权力的转移。关于后面一点，保守主义者激烈反对。

他们不想引进民主政体；相反，他们希望象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一样，保持上层阶级

的领导。最后，由于不列颠无能的官员屡犯大措，激进主义者得以独行其是。

导致革命的步骤是众所周知的，无需详细叙述。首先是1763年时宣布禁止向阿巴拉

契亚山脉以西移民。这原是作为在能够制订出有条理的土地政策以前保持和平的一项临

时措施，但是，那些可能成为移居者和投机商的人以为自己将为了英国少数毛皮商的利

益而被永远排除在外。然后，是施行一系列财政措施，公布了“糖税法”、“驻兵法”、

“印花税法”和“汤森税法”；其目的是为了将英国繁重的税收负担的一部分转嫁到美

利坚殖民者肩上。这些征税在英国人看来，尤其是考虑到近来击败法国人的战争所带来

的花费以及将来保护美利坚边疆所必需的预计的花费，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殖民

地居民由于都受到这些征税的影响，一致加以反对。他们召开了一次洲际大会，组织对

英货的抵制，直到这些财政措施被取消为止。然而，英国政府又施行了另外一系列欠考

虑的措施，引起了一场导致革命的新风暴。

一连串富有戏剧性的事件——东印度公司对茶叶的垄断、波士顿茶党案、作为对在

波士顿港口的破坏行为的惩罚的强制法令即不可容忍法令——是人们所熟悉的。当时，

1774年，英国国会还通过了魁北克法案，为被征服的法商加拿大人规定了一个政府体制，

并划定了魁北克的边界，边界内包括俄亥俄河以北的全部领土，即现在的威斯康星州、

密执安州、伊利诺斯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在捍卫魁北克法案方面，可说的东西

很多，但是，美利坚殖民者谴责它是为了天主教的法裔加拿大人的利益而阻挡他们向西

扩张的又一道不可容忍法令。1774年9月，第一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组织了对英货

的又一次抵制。第二年，当英国军队从波士顿前往康科德搜夺那里的秘密军需库时，战

斗开始了。正是在这次战斗中，有人在列克星敦草坪打响了“声闻全世界的枪声”。结

果是英国军队发现自己被围困在波士顿。第二月即1775年6月，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

它需要负责一场正式的战争，开始招募一支美利坚军队。

大会对于与母国实行最后的决裂，仍很勉强。但是，随着战斗的蔓延，要求独立的

情绪增涨。1776年l月，潘恩出版了富有鼓动性的小册子《常识》。潘恩只是两年前刚

从英国来到美洲，他痛恨英国社会的不公正。现在，他在小册子中热情地激励殖民地居

民抛弃“旧世界”的暴政：

假定一块大陆永远要由一个岛屿来支配，那是件荒谬的事。大自然在任何情况下都

不会使卫星大于其主要的行星；由于英国和美洲就彼此间的关系而言，颠倒了大自然的

通常秩序，所以它们属于不同的体系，是很明显的。英国属于欧洲；美洲属于它本身。

啊！热爱人类的人们！敢于不仅反对暴政、也反对暴君的人们，站出来吧！旧世界

的每一处都有着重重压迫。自由在世界各地受到驱赶。亚洲和非洲很久以来一直驱逐自

由，欧洲把自由看作是个陌生人，英国对自由发出了离开的警告。啊！接受这一逃亡者

吧，为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

让我们每一个人向邻人伸出热情的友谊之手……让辉格党和扎利党的名字灭绝；让

我们不是听别人，而是听诚实的公民的话；他们是坦率的、坚定的朋友，是人类权利和

美洲自由的、独立的国家的勇敢的拥护者。

《常识》在殖民地各地得到传阅，它大大地有助于大会在1776年7月4日作出接受

《独立宣言》的决定。一旦军事行动开始充分进行，决定性的因素证明是法国对革命者

的援助。战争的前两年间，法国并没有正式卷入，不过，它把军火源源输送到殖民。

1777年决定性的萨拉托加战役中，美利坚人所使用的武器的十分之九都来源于法国。第

二年，法国与起义者订立同盟，向英国宣战。荷兰和西班牙加入法国一方，而欧洲其他

大部分强国则组成武装中立联盟，以保护它们的贸易不受英国海军的攻击。法国海军和

一支拥有6000人的法国远征军的援助，大大地有助于乔治·华盛顿所率的军队的胜利，

大大地促成了英国最后于1781年在约克敦的投降。1783年在巴黎签订的和约，正式承认

了美利坚共和国的独立，其边疆以西一直伸展到密西西比河。但是，加拿大仍属于英国，

并接受了仍忠于英国的60000名美利坚托利党党人，他们在人数上与原先在圣劳伦斯河

流域的法国居民相等。

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美国革命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独立的国家，

而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新的、不同类型的国家。《独立宣言》已宣布：“我们认为这些

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于是，美国人民在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通过了

旨在使这一宣言不仅在纸上而且在生活中得到实现的种种法律。

首先，这些法律废除了东半球的限嗣继承地产权和长嗣继承制。被指定继承人的土

地不能在该家庭以外出售，而长嗣继承制则要求土地须移交给长子。施行这些制度的目

的是使大地产在其因袭的所有人的管理下保持完整无损。但是，《独立宣言》发表10年

后，除两个州外，每个州都废弃了限嗣继承地产权，宣言发表15年后，每个州还废弃了

长嗣继承制。换句话说，新的美利坚共和国是建立在由农民本人经营的小地产的基础上，

而不是建立在由少数人控制的大地产的基础上。托利党党人如弗吉尼亚的费尔法克斯家

族拥有600万英亩的土地；对托利党党人所拥有的大地产的夺取和分配也促进了上述的

过程。这些地产被夺取后，被小块小块地出售，从而明显地改变了新共和国的土地所有

制。

美国革命也导致公民权大大地扩大，不过，男公民选举权直到50年后才确立。革命

还促进了反对奴隶制度的运动。一个接一个州政府通过了禁止输入奴隶的法律——罗得

岛和康涅狄格于1774年通过，特拉华于1776年通过，弗吉尼亚于1778年通过，马里兰于

1783年通过，到1784年，规定逐步地、完全地废除奴隶制度的法律己在宾夕法尼亚、马

萨诸塞、康涅狄格和罗得岛得到通过。甚至在弗吉尼亚的蓄奴中心，1782年时也通过了

使解放奴隶较为容易的法律，8年之内，该州有1万多名奴隶获得自由。

较大的宗教信仰自由是革命的另一成果。先前，十三个殖民地中有九个殖民地已设

立州教会。这意味着居住在马里兰的公理会教友必须帮助支持该州的主教派教会；居住

在马萨诸塞的主教派教会成员必须帮助支持当地的公理会教会；即使那些根本没加入教

会的人，也看到他们所纳税款的一部分被用于支持一个州教会。但是，革命开始之后，

马上就有五个州的已确立的教会被废除，从而，开始了已成为当代美国之特点的宗教信

仰自由。

立宪制度也因革命而得到加强。十三个州都接受了以《独立宣言》的原则为基础的

宪法。这些宪法给财产所有人以专门特权，并不是完全民主的。但是，它们通过政府权

能的分立而对统治权加以限制，并附上《人权法案》；该法案规定了公民的天赋权利和

以往没有一个政府会公正地去做的一些事情。

1787年的《西北法令》确保西部诸地将分享美国革命的来之不易的好处：它规定新

的州应建立在俄亥俄河以北地区，它们在所有法律方面与旧的州相同，但不能实行奴隶

制度。西部诸地将无须经受原先各州的殖民地附属的制度或竞争扩张的制度。相反，当

它们能取得州的地位时，它们将因有弹性的联邦制的原则而享有原先十三个州在战争和

革命中赢得的权利和自由。

这些变化并不象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所带来的变化那样广泛和深刻。这些较后的革

命，特别是俄国革命，促成了较美国革命多得多的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然而，美国革

命在当时具有深远的影响。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美洲的建立，在欧洲被广泛地解释为：

它意味着启蒙运动的思想是切实可行的——一个民族有可能建立一个国家，有可能制定

一种建立在个人权利的基础上的切实可行的政体。

美国各州所通过的宪法尤其给当时的欧洲人以深刻印象。他们向列举人类的不可剥

夺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不受任意扣押的自由——的《人权

法案》欢呼。我们将看到，〈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育》的发表形成了法国大革命的高潮，

这并非偶然的。起草该宣言的委员会承认，“这一崇高的思想”产生于美洲。“在北美

洲确立起自由的那些事件中，我们已进行了合作；北美洲向我们表明了我们应将对于自

身的保护建立在什么原则的基础上。…”当挪威人和比利时人分别于1814和1830年起草

各自的宪法时，美国又充当了一个样板。

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已成为自由和机会的一个象征。它作为没有以往数千年的负担

和积淀的一块新的土地而受人羡慕。例如，德国的音乐家和诗人舒伯特宣称，在美国，

十三扇“金色的大门向不容异说和专制政治的受害者们敞开着”。同样，杰斐逊的意大

利朋友菲利普·马泽伊写道，绝大多数意大利人是美国的赞赏者——他们“大声地称它

为人类的事业，尽管他们生活在专制政府的统治下”。在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亨利·

格拉顿因美国革命者的成功而受到鼓舞，他告诉自己的同胞们，“在你们确定当奴隶的

可行性以前，请始终朝美国看。”随后，他在对英国的一次警告中说：“当美国派遣其

大使……前往欧洲并向世界表明自己的独立和政权时，你会想象自己将说服爱尔兰满足

于一个为它制定法律的英国国会吗？”

当时的美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已意识到美国革命的意义，他宣称：

一场伟大的革命已经发生——这一革命的发生不是由于任何现存国家中的力量的变

化，而是由于在世界的一个新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种类的新国家。它已在所有的力量关

系、力量均势和力量趋势方面引起一个巨大变化，就象一个新行星的出现会在太阳系中

引起一个巨大变化一样。

即使今天，在巨大的变化已改变美国社会、新的更激进的革命运动已控制世界大部

分地区时，美国革命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仍可感觉到。

 

五、法国革命

 

革命的根源　法国革命在世界历史舞台上较美国革命或美国革命显得突出得多。它

比那些较早的大变动引起更多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并影响了世界的更大一部分地区。

法国革命不仅标志着资产阶级的胜利，而且标志着以往一向蛰伏着的民众的充分觉醒。

虽然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已引人注意，但对各阶层的人们有号召力的民族主义也已出现。

这些人以往长期地呆在舞台两侧，这时大踏步地走到舞台前方，此后一直留在那里。换

句话说，正是在法国，世界首次强烈地、清楚明白地感觉到至今仍在我们脚下隆隆响的

地震。

为什么这一巨大的变化会发生在法国呢？基本原因存在于以下事实中：启蒙运动的

故乡——法国，直到拿破仑登台后才由一个开明的专制君主统治。因而，法国是一个极

其无能且不公正，以致统治机构吱吱嘎嘎地陷于停顿状态的国家。正是这种停顿状态，

使野心勃勃、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有机会成功地夺得政权。

这一模式从成为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的财政危机中能清楚地觉察出来。1789年，法

国政府的债务几乎达40亿里费尔；其价值大致接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亿美元。这

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决不是空前的，也不与当时其他国家的国家债务不一致。例如，

它仅相当于大不列颠的国家债务的一半，若按人头分配，沉重的程度尚不及后者的五分

之一。然而，法国由于它的两个特权阶级——教士和贵族基本上是免税的，不能承受这

一债务负担。

法国的旧政权就其组织而言是贵族政权。所有法国人在法律上属于某一“等级”即

社会阶层，这种成员资格决定了他们的法定权利和特权。第一等级由教士组成，教士在

2，450万的总人口中总共有10万左右。第二等级由贵族组成，总数约达4O万。第三等级

包括其他所有的人——200O多万农民、约40O万城市商人和工匠。因而，前两个等级仅

占总人口的2%。但是，他们拥有约35％的土地，并享有政府保护人的大部分好处。尽管

他们取得这些不相称的利益，却被免除几乎所有的税；实际上，他们认为纳税是有失其

身份的。

因而，税收负担落在第三等级肩上，尤其是落在农民肩上。后者占人口的80％以上，

但仅拥有30％的土地。而且，农民须向教会交纳农产品什一税，向贵族交纳各种封建税，

向国家交纳田赋、所得税、人头税和其他各种税。由于1720至1789年间总的物价水平上

涨了65％，而农产品的价格远远落后，这一税收负担特别繁重。

城市中的工匠也心怀不满，因为他们的工资在上述数十年间仅上升了22%。相形之

下，资产阶级并没在纳税方面感到困穷，因为他们比工匠和农民更能保护自己。而且，

大部分商人从物价上涨、从1713至1789年间法国贸易增长5倍中获利。然而，资产阶级

对旧政权极不满意。他们愤恨自己受到贵族的冷落、被王室看作二等臣民并被排除在官

僚机构、教会和军队中的高级职位之外。简言之，资产阶级想要获得与他们日渐增长的

经济力量相称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贵族革命当大变动开始时，法国旧政权的性质就

是如上所述。法国革命同古往今来的其他革命一样，先是温和地开始，逐渐地变得愈来

愈激进。实际上，它不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1789年，而是作为贵族革命开始于

1787年。然后，它通过资产阶级阶段和群众性阶段而向左转，直到发生一个使拿破仑执

掌政权的反应为止。

贵族开始革命，是因为他们希望恢复自己在16和17世纪期间丢失给王室的政治权力。

国王的州长已取代了贵族总督，国王的官吏已控制了全国各级统治权。君主们的权力反

映在以下事实中；从16j4年起，他们已不必费心召开三级会议即国家议会。因此，当路

易十大发现自己由于支持美国革命时所承担的大量支出而处于经济困难中时，贵族试图

利用这一机会来恢复权力，这是可理解的。

1787年，当路易试图不顾占有者的社会地位、向所有地产征收一种统一税时，贵族

和教士硬要路易就权力问题作出决定。特权阶层谴责这种新的税为非法的，宣称唯有集

会于三级会议的全体国民才能制定如此重大的变革。由于金钱的匾乏非常严重，国王最

终让步，允诺在1789年春天召开三级会议。贵族以为他们能控制这一会议，从而重新获

得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但是，他们的估计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三级会议的召开所导致

的不是贵族的胜利，而是一个巨大的革命浪潮的掀起；这一浪潮将扫除法国和欧洲大部

分地区已确立的制度和统治阶级。

资产阶级革命　1789年5月5日在凡尔赛召开的三级会议并不代表法国人民，而是代

表以往所划分的三个等级。从一开始起，第三等级就证明是最有生气、最决定性的。第

三等级占有人数上的优势，有代表60O名，而其他两个等级的代表各为300名。实际上，

第三等级的代表超过了另外两个等级代表的总和，因为不仅一些教士，而且一些思想解

放的贵族（如曾为美国的革命事业奋斗过的拉法夷特侯爵），都与第三等级站在一起。

中产阶级的代表还在拥有思想方面占优势。他们知道自己要改变法国的旧制度，并从哲

人们的著作中至少掌握了应如何实现这种变革的一般思想。他们还拥有政府极度需要的

现金，并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一有力武器去争取他们所期望得到的各种权益。

平民们通过迫使国王路易把三级会议改变成国民议会而赢得他们的第一个胜利。这

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改变，因为只要决议是在等级的基础上作出，第三等级就永远处于三

居一的少数地位。而一旦三个等级的代表联合组成国民议会，平民（包括他们在另外两

个阵营中的盟友）就会处于多数。国王路易是个相当愚蠢且缺乏想象力的人，他最初在

这一关键性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然后，定要保持传统的等级。但当平民大胆地反抗他、

并宣布自己为国民议会时，路易于6月23日投降了，指示三个等级合并为一。

国王的让步并不表示他内心的转变。他继续重视所谓的“王后党”——玛丽娅·安

东内特的反动顾问们的劝告。可表明国王的真正意图的是，他于7月11日解除雅克·内

克的职务，因为这位大臣被认为是最赞成改革的。同时，忠实的王军的几个团被秘密地

调至凡尔赛。国王正准备用武力解散议会的谣言传播开来了。而且，似乎没有什么能阻

止国王这样做。国王有刺刀，而平民只有口舌和决心。但是，在这紧要关头，国民议会

中的平民因巴黎平民的起义而得救。民众作了决定性的干预，发动了第三阶段即群众性

阶段的革命。

民众革命　这时拯救法国革命的民众并非街头贱民。实际上，他们是小资产阶级，

由店主和作坊老板组成。他们传播消息、组织示威游行，而他们的不识字的雇工和职员

则追随他们的领导。革命是在内克被免职以后爆发的。下层民众涌上街头，要求较廉价

的面包，并抬着身披丧服的内克的半身雕塑像游行。7月14日，他们攻破并拆毁了巴黎

的一座用作监狱的王室古堡——巴土底狱。这一事件本身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因为巴

士底狱这时已很少被使用。它里面关着7名入狱者，其中，两人是精神病患者，四人为

弄虚作假者，第七个是个变态的年青人，由其家庭托交监护和支付其费用。不过，巴士

底狱在平民的心目中是压迫的象征，此时这一象征被摧毁了。为什么“巴土底日”在法

国如同“独立纪念日”在美国那样，现在仍得到庆祝，其原因就在于此。

巴士底狱的陷落标志着民众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的干预挽救了资产阶级，从此以

后，后者不得不在关键时刻依靠街头下层民众提供“一次革命”。这样的时刻在后来的

岁月里有过许多次，如资产阶级为争得权力而进行反对国王、反对特权阶层、最后反对

整个欧洲的旧秩序的斗争时就是如此。

民众革命不仅发生在巴黎，也发生在农村。农民在其长期存在的苦难的刺激下，在

攻破巴士底狱的激动人心的消息的激励下。拿起了武器。在农村的许多地方，他们拆除

篱笆，夺取土地，烧毁庄园主的住宅。面临这种革命形势，国民议会中的贵族和教士只

得屈服于现实，和平民一起投票赞成废除封建制度。在1789个著名的“八月的日子”里，

通过了废除一切封建税、免税特权、教会征收什一税的权利以及贵族担任公职的专有权

的法规。在国民议会所规定的其他许多重要的措施中，较突出的是没收教会土地、改革

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以及通过《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这份宣言阐明了关于自由、财产和安全的基本原则—一“就人们的权利而论，人人

生而自由、平等，且始终如此……国家实质上是所有主权的来源……法律是公众的意志

的表达……自由存在于做任何不损害别人的事情的权力中……”最后一个条款表明，资

产阶级并没有失去对革命方向的控制：“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除了在有明显的公

共需要、法律上得到确定和先前规定的损失赔偿是公正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应当被剥

夺这种权利。”这份宣言是革命的基本要旨。用一位法国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它相当于

旧制度的死亡证书。宣言被印成许许多多的传单。小册子、书籍并被翻译成其他语言，

使“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口号传播到整个欧洲，最后传播到整个世界。

国王路易决不愿意接受8月4日的彻底改革和宣言的革命原则。他告诉一位大主教；

“我决不答应让我的教士或贵族遭受掠夺。我不会批准使他们受到掠夺的法令。”巴黎

下层民众再一次战胜了王室的反对。国王的敌视、巴黎粮食供应的短缺，激起了民众的

斗争。10月初，以妇女为主体的饥饿民众袭击了巴黎的面包铺子，然后向凡尔赛的王宫

进军。在这些民众的压力下，路易同意将宫廷还到巴黎。民众兴高采烈地往回行进，自

夸他们带来了“面包师傅、面包师傅的妻子和孩子”。王室成员住进了土伊勒里宫（巴

黎的一座宫殿），在那里，他们成为实际上的囚犯，而国民议会则设在附近的一所骑兵

学校里。10月的这些充满骚动的日子确保了对8月法令的批准。由于王室和国民议会受

到民众行动的左右，这些日子巴黎民众的影响大增。战争和恐怖虽然巴黎的国王实际上

没有力量，但许多教士和贵族决心恢复他们所失去的地位和特权。其中有些人逃亡国外，

在国外努力设法使外国列强卷入反对法国革命政权的纠纷中去。他们成功了，不过应该

注意到，国民议会中的激进派即吉伦特派也赞成战争，因为后者相信一个共和国可以由

此在法国得到建立，革命学说可以由此传播到整个欧洲。随着奥地利和普鲁土站在反对

法国的方面，战争于1792年4月爆发。最初，装备很差的法国人被击溃，但是，无数的

志愿者在全国性的爱国主义浪潮中成群结队地涌到法国旗帜下。同时，巴黎民众加入反

对不得人心的路易及其受人憎恨的奥地利籍王后玛丽姬·安东内特的行动中。在民众的

压力下，国民议会于8月10日暂时停止了国王的职权，号召人们参加国民公会的选举。

经男子普遍选举产生的国民公会于1792年9月21日召开，在解决最迫切的问题即保

卫祖国、反对奥地利-普鲁士侵略者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功。革命干劲和民众支持相结

合，证明是不可抵抗的，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被赶出了边境。1793年，英国、荷兰和西

班牙加入了反对法国的联盟。革命者的反应是进行著名的全民总动员。有位演说家慷慨

激昂地演讲道：“让每个人都为正在进行中的全国性的军事努力尽一份责任。青年们将

战斗，已婚的人将锻造武器……提供给养，妇女们将为士兵制作衣服……去医院当护士

照料伤员，孩子们将用旧亚麻布制作作绷带用的软麻布……老人们将被送到公共广场上

去激励青年战士的勇气、宣传对国王们的仇恨和共和国的统一。”人民起来保卫祖国。

14支军队在行伍出身的青年将领们的指挥下，奔赴战场。在“自由、平等、博爱”的革

命口号的鼓舞下，法国平民军队以破竹之势前进。到1795年，敌人的联盟已被粉碎。

其时，国民公会愈来愈向左转，在一定程度上，这不仅是因为它经男子普选产生，

还因为对战争的努力引起了革命热情。到1793年6月，吉伦特派已由更激进的雅各宾派

取代。这时，居支配地位的统治机关是救国委员会。这一委员会以革命热情和热烈的爱

国精神任命和罢免将军、鼓舞群众参加英勇的行动、实施对外政策、对无数的问题立法，

并通过一个无情的恐怖时期来镇压反抗。许许多多的人因叛国罪或者仅仅因爱国精神不

够而受到指控，并被送上了断头台即当时所称的“国家剃刀”。

但是，恐怖统治失去了控制，革命开始“吞灭它自己的子女”。在不断的权力斗争

中，一个接一个革命领袖继路易和安东内特之后被送上了断头台。对资产阶级来说，同

样扰乱人心的是革命的社会激进主义不断增长。无套裤汉（字义上指缺乏上流社会的短

裤的人们）正在迫切要求建立一个更平均主义的国家。他们相当于英国革命的平均派，

而且他们要求更公平地分配土地、实行政府对物价和工资的控制和实现一种社会安全制

度。这类措施完全超出法国资产阶级的计划。因此，法国资产阶级同英国资产阶级一样，

努力阻挡革命向左的方向发展。在英国，结果是平均派被击败、克伦威尔进行统治。在

法国，无套裤汉先是于1795年受到一个5人督政府的控制，后又于1799年受到拿破仑·

波拿巴的控制。

拿破仑　拿破仑作为在意大利取得辉煌成就的将军而赢得声望，他利用自己的声望

推翻了督政府。他先是作为1799至1804年的第一执政，后又作为1804至1814年的皇帝，

统治了法国。对我们的论题来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法国的15年统治有两个特点：国内

改革和军事战役。前者巩固了革命成果；后者在邻国激起了二个民族主义反应并最后导

致他垮台。

就国内政策而论，拿破仑可比得上开明的专制君主。他感兴趣的是技术效率而不是

抽象的意识形态。虽然他对国家实行独裁统治，但有效地统治了国家。他把法律编集成

典，使行政机关置于中央集权制下，组织国民教育体系，建立法兰西银行，并就法国的

教会和国家间的关系与教皇达成协议。拿破仑这些实在的成就使他受到普遍的欢迎。渴

望复辟旧制度或认为拿破仑背叛了革命的政敌是存在的，但是，大多数人因他结束骚乱

和建立起一个可信任的、强有力的政府而向他欢呼。

拿破仑因不断地进行战争而浪费了这种友好亲善。作为一个军事天才，他取得了惊

人的成功。到1810年，他达到成功的顶峰，他已使法国的疆界越过莱茵河伸展到吕贝克、

越过阿尔卑斯山脉伸展到罗马。欧洲的其余地区由法国的附属卫星国或盟国组成．只有

英国仍保持独立并怀有极大的敌意。

拿破仑在其所有征服地区贯彻法国革命的一些基本原则。他废除封建制度和农奴制，

承认所有公民的平等，实施其著名的法典。这些改革意味着进步，或至少意味着维新。

虽然各地极为不安的既得利益集团反对这些变革，但变革也在许多地方得到普遍的支持。

资产阶级和许多知识分子不仅在他们所居住的一些地区，而且在法国外面赞成这些变革。

法国的统治是进步的，但事实仍然是，它乃一种外来统治，在必要的地方，是凭武力强

加的。1792年12月15日，国民公会通过了一项法令，该法令规定：“法兰西国家宣布，

凡是因拒绝或抛弃自由和平等而希望维护、恢复或宽待君主和特权阶级的人，它都将把

他们作为敌人来对待。”这是专横的，但是拿破仑对臣民甚至更专横、更苛求。他的非

法国臣民终于渐渐对征购、赋税、征兵、战争和关于战争的谣言感到厌烦。法国的统治

通常意味着行政管理质量的提高，但是，人们对行政管理的法国式性质的印象比对行政

管理的质量的印象更深刻的时候来临了。

换句话说，这些人已成为民族主义者，而且他们的民族主义已发展为反抗拿破仑统

治的运动。这不仅解释了意大利的动乱、西班牙的武装抵抗和德国的日益增强的民族团

结，而且也解释了一位意大利爱国者发自内心的话；他在1814年写道：“我这样说是痛

苦的，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意识到我们应向拿破仑表示感激，没有人比我更懂得湿润意大

利土壤并使之恢复生气的每一滴慷慨的法国人鲜血的价值，但足，我必须说这样一句真

实的话：看到法国人离开是一种巨大的、说不出的欢乐。”

对拿破仑来说，最致命的是他于1812年侵入俄国时所遇到的俄国各阶层人士的激烈

抵抗。这种抵抗正象冰天雪地一样，造成拿破仑大军的灾难性的毁灭。从俄国冰冻的平

原上开始，拿破仑的事业一落千丈、不可避免地在厄尔巴岛上结束了。因而，法国革俞

的思想意识对其创始人发生了反作用。拿破仑所“冒犯”的人民先是因“自由、平等、

博爱”的口号而觉醒并充满热情，然后又在其导师背叛自己的原则时转而反对其导师。

维也纳的解决方案　维也纳会议在1815年召开，重新炮制了拿破仑垮台之后的欧洲

地图；指导这一会议的原则有三个——正统主义、遏制和补偿。根据正统主义的原则，

法国、西班牙、荷兰和意大利诸国的君主均恢复王位。根据遏制的原则，与法国接壤的

国家都要尽可能地强大起来。荷兰得到比利时，奥地利得到伦巴第和威尼托，普鲁士除

了得到萨克森的部分地区外，还得到沿莱茵河的一些地区。得胜的同盟国以各种领土补

偿自己——挪威划归瑞典，马耳他、锡兰和好望角划归英国，芬兰、比萨拉比亚和波兰

的大都分地区划归俄国，达尔马提亚和加利西亚（以及伦巴第和威尼托）划归奥地利。

在预想到以后的事件时，应注意到德国和意大利仍是分裂的：德国是个由39个州组成的

松散的德意志联邦；意大利是个包括9个州的“地理名词”，这9个州因为奥地利在伦巴

第和威尼托所居的统帅地位而由奥地利统治。

 

六、民族主义

 

我们所已研究的三个伟大的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对世界历史的

意义是什么呢？于1821年率领其同胞反抗土耳其霸主的一个不识字的希腊游击队首领对

这一问题作了最好的回答。他宣称：“依我看，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所作所为使世人知

道了世界真相。以前，世界各民族了解的情况很少，人民曾认为国王是地球上的神，认

为国王有理由说自己不管做什么都做得很好。通过现在这一变化，统治人民更困难了。”

这位游击队首领以这种朴实的语言不仅概括了法国革命的实质，也概括了英国革命

和美国革命的实质。我们已看到李尔本、潘恩和罗伯斯比尔，还有平均派、后备民兵和

无套裤汉，是如何使世人了解了世界真相。了解世界真相意味着一场深远的政治革命。

它标志着有史以来积极的、有组织的群众首次开始投身于政治。这一革命在兴盛于19世

纪的许多主义中表现出来。在本章的余下部分，我们将考察其中的三个主义——民族主

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从那时起已对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最大的

影响。

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历史上的一种现象。它并没以可辨认的形式存在于中世纪。中

世纪时，所有西方基督教徒都属于天主教会，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使用拉丁语；罗马帝

国的普济主义存在于天主教会，存在于拉丁语，存在于神圣罗马帝国中，虽然神圣罗马

帝国是个摇摇欲坠的国家。因而，在那些世纪里，民众应忠于国家这一点是无人知晓的。

相反，大多数人认为自己首先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区如勃员第或康沃尔的居民，

只是最后——知果实在要说的话——才是法兰西人或英吉利人。

三个发展逐渐更改了忠诚的这一尺度。一个发展是各种方言的兴起和这些方言在文

学表达方面的运用。另一发展是若干国家教会脱离了天主教会。、最后一个发展是西欧

的一些王朝建立并巩固了几个性质相同的、独立的大国——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

牙和丹麦。这些发展为民族主义的兴起打下了基础，不过应该注意到，18世纪末叶以前，

人们一直把国家与君主本人混为一谈。例如，路德认为“主教们和诸侯们”构成了德国，

而路易十四则声明法兰西国家“完全属于国王本人”。

民族主义直到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开始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时，才呈现其近代的形

式。西欧资产阶级是以国家的名义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的，因此，国家不再是国王、国

王的领土和国王的臣民。更确切地说，国家这时由公民（仅指19世纪末叶以前有财产的

公民）组成，“这些公民居住于一个共同的地区，在其共同的政府里拥有一个发言权，

并意识到其共同的（想象的或真实的）遗产和其共同的利益。”

民族主义的这种近代的形式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中得到了最大的促进。革命的

领袖们为了从欧洲旧政权的猛攻中逃生，不得不动员国民军队——由乐于并渴望为祖国

而战的、有政治觉悟的公民组成的军队。法国革命还以其他几种方式促进了民族主义的

发展。它要求所有法国公民都说法语即“中央的或国家的语言”，来代替许多地区方言。

它建立了公立小学网，来教授法语和灌输对国家的热爱。法国革命也促进了报纸、小册

子和期刊的出版；这些读物写得粗浅、通俗，因而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

法国革命还创立了象国旗、国歌和国家节日那样的民族主义仪式和象征。

所有这些发展使民族主义能压倒人们对宗教和地区所承担的传统义务。这种对国家

的新的忠诚的性质和程度反映在1793年一位年青的雅各宾派士兵给他母亲所写的以下这

封信中：

当祖国召唤我们去保卫她时，我们应该冲到她跟前，就象我会冲向一顿美餐一样。

我们的生命和才能并不属于我们。所有一切都属于国家、属于祖国。我确实知道，你和

我们村的其他一些居民并不持有这些看法。你和他们都没察觉到遭蹂躏的祖国的呼唤。

但是，我是在良心和思想的自由中给培养出来的，我在灵魂深处始终是一个共和主义者，

虽然我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君主的统治下；就我而论，热爱祖国、热爱自由、热爱共和国

的原则不仅铭记心头，而且已化入我心中，只要统治天地万物的上帝乐意让我保持这些

必不可少的东西，它们将继续留在我心头。

我们前面已提到，对国家的这种息息相关之感从法国传到了邻国。它是通过民族主

义思想意识的自然扩散而传到邻国的，而且，也是作为对法国侵略和统治的一种反应。

民族主义因工业革命而得到进一步促进，因为工业革命凭借其新的大众交流工具，使对

公民进行有效的、无所不包的教导成为可能。因而，民族主义成为19世纪欧洲历史中的

一个主要因素，以后又成为ZO世纪世界历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随着19世纪的逝

去，民族主义的性质起了变化。它起初是一种人道的、宽容的信条，这种信条不是建立

在各种民族主义运动相竞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手足之情这一概念的基础上。但是，

在19世纪后半世纪，它变得愈来愈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其原因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

影响，在于俾斯麦用马基雅维里式的外交手腕和他所称的“铁血”战争成功地统一了德

国。

民族主义在1815年以后立即强烈地表现出来，因为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领士解决方

案使一些民族的数百万人或者陷于分裂，或者遭受外族统治。德国人、意大利人、比利

时人、挪威人以及哈普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许多民族的情况就是如此。其必然结果

是，1815年以后，在欧洲各地爆发了一系列民族反抗运动。希腊人于1821年成功地进行

了起义，从土耳其人统治下赢得了独立。同样，比利时人于183O年也进行了反抗，摆脱

了荷兰的统治。意大利人在经历了干1820年、1830年和1848年举行的三次无效的起义之

后，在1859至1871年间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统一的国家。德国人在普鲁土的领导下，于

1866年击败奥地利，于1870至1871年击败法国，然后，建立了他们的德意志帝国。

到1871年，民族主义的原则已在西欧获胜。但是，在中欧和东欧，哈普斯堡帝国、

沙皇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仍是“各民族的牢狱”。不过，这些牢狱中的居住者正变得愈来

愈难以控制，因为民族主义运动已在他们四周围取得成功。这三个帝国的统治者已认识

到民族主义将给他们的多民族国家带来的后果，因而试图通过各种限制性措施、通过故

意在一些从属民族中间挑拨离间，来遏制民族主义。这些措施起先是成功的，但不可能

无限期地奏效。这些帝国组织的最初的缺口是由土耳其人的巴尔干臣民打开的。到1878

年，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和黑山人已赢得独立，1908年，保加利亚人也赢得了独立。

更为重要的是，1914年6月，哈普斯堡王室的弗兰茨·斐迪南大公被塞尔维亚的爱国者

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暗杀。这一重大事件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结果是中欧和东欧

的所有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土耳其帝国——均遭到毁灭。结

束这场大战的一些和平条约（将在第二十章第七节中探讨）一般都建立在民族主义原则

的基础上，因此，出现了几个新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

它们体现了以往的一些从属民族这时已能独立存在。不管怎么样，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

的结束，民族主义已在整个欧洲获胜。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民族主义的思想开始使欧洲海外殖民地诸从属民族

的亿万人民觉醒并行动起来。这一觉醒的详细情况将在以后章节中考察。这里只要注意

到以下这点就够了：20世纪以前，殖民地诸民族一直保持着西欧人在18世纪以前所具有

的宗教和地区方面的忠诚。只是20世纪时，他们才开始具有民族意识，这一方面是对西

方统治的一种反应，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民族主义思想意识的传播。再一方面是因为特

别易受这种思想意识影响的土著中产阶级的兴起。无论如何，民族主义连续地出现在中

东、南亚、远东和非洲。这种传播中的思想意识具有不可抵挡的力量，它反映在以下事

实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0年中，有50多个国家赢得独立。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

断言的，“20世纪是有史以来整个人类接受同一政治观念即民族主义观念的第一个时

期。”

 

七、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欧洲第二个影响世界的伟大的主义，其主要特点是把个人从阶级、社团

或政府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它的兴起与资产阶级的崛起有密切关系．不过，在中欧和东

欧，由于那里的资产阶级很软弱，自由主义为一些开明的贵族所采纳。还有，自由主义

是以其古典形式在西欧发展起来，就其信条和支持者来说，它实质上仍是一种中产阶级

的运动。

自由主义的学说在英国革命期间首次被明确地提出来并得到贯彻。当时，这些学说

的主要内容是反对王室任意干涉的宗教信仰自由、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更准确地说，

这包括议会对统治权的控制、独立政党的存在以及对反对党的必要性及其权利的承认。

另一方面，由于公民权受到财产条件的限制，构成人口的绝大多数的中下层阶级和劳动

者无投票权。因而，17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增进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例如，克伦威尔不

顾平均派的“一张选票是一个评价”的口号，力求使代表席位与缴纳的赋税成比例。

自由主义随着美国革命而得到进一步的解释和应用；美国革命期间，在限制奴隶制

度、扩展宗教信仰自由、扩大公民权和确立立宪政体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1791年所采

用的联邦宪法是以分权原则为基础，也就是让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互相牵制和平衡，

目的在于制止暴政。《人权法案》保证了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

由。因此，美国宪法同英国的解决办法一样，通过限制公民权、通过规定对议长和参议

员的间接选举和对不同时期的政府各部门的选举，仔细地保护有产阶级的利益。这些安

排的目的是要使一个激进的民众运动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无法获得对整个政府的控制、都

不会引起危险的变革。

在自由主义信条方面，甚至比美国革命更进步的是法国革命。它的《人权和公民权

利宣言》是18世纪自由主义的典记陈述，因为它以响亮的词语宣布了个人自由权。但是，

法国自由主义主要也是一种资产阶级运动。宣言同法国革命者所采纳的所有宪法一样，

强调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因此，拿破仑的已得到证明是最持久、最有影响的著名

法典，明确禁止组织工会和进行罢工。这类现定的哲学基础由一个法国立法者概述如下：

我们应该由最好的人来统治；这些人受过很高的教育，十分关心法律的维持。如今，

极少例外，这样的人只有在财产所有人当中才能找到，因为财产所有人热爱他们的国家，

热爱保护其财产的法律，热爱使其财产得以保存的社会安宁。……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出现的自由主义采取了

立宪议会政体的制度形式，关心平等的公民权利，不过，并不关心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

会权利。即使在这一有限的意义上。自由主义在维也纳会议之后的岁月里仍是采取守势。

这是一个反对革命年代的过激行动、在贵族和教士的援助下恢复君主制、企图倒退到

1789年以前去的时期。多数情况下，君主们不受宪法制约，专制地进行统治。而在宪法

的确起作用的地方，公民权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以致中产阶级大多没有投票权，更不

必说劳动者了。因而，1815年以后的时期不仅是民族主义骚动的时期，也是自由主义骚

动的时期。

凡是由外族进行统治的地方，其革命运动就性质而言是民族主义的，如希腊反对土

耳其、波兰反对俄国、比利时反对荷兰、匈牙利反对奥地利的情况就是如此。凡是在政

府是本土的但不代表人民的地方，革命运动就性质而言是自由主义的。一个例子见于法

国，在那里，复辟的彼旁王朝于1830年被推翻并由自封的“资产除级国王”路易·菲利

普取代。另一例子是1832年英国的《改革法案》，该法案多少扩大了选举权，不过十分

有限，仅使选举者人数从大约50万人增加到约81．3万人左右。

随着19世纪的逝去，自由主义同其他历史运动一样，性质上起了明显的变化。在群

众通过接受愈来愈多的教育和参加工会组织而变得更加自信的同时，自由主义不可能继

续主要关心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早期的古典自由主义转为一种更加民主的自由主义。

投票箱前的平等补充了法律面前的平等。到19世纪末叶，成年男子选举权已在西欧大部

分国家起作用。甚至受崇敬的自由放任主义原则也逐步得到修改。以往，政府对经济问

题和社会问题的干涉一向被看作是对自然法则的作用的干涉，是有害的、无效的。不过，

就劳动者而论，这一理论上的主张与基本事实并不相符。公民自由权和选举权不能使劳

动者免受由失业、疾病、伤残和老年引起的贫困和不安全。因而，他们利用选举权和工

会组织迫切要求实行社会改革。在这种压力下，一种新的、民主的自由主义发展起来，

它承认国家对全体公民的福利所负的责任。囚此，西欧各国由德国带头，纷纷采纳了种

种社会改革方案，其中包括老年养老金，最低工资法，疾病、事故和失业保险，以及有

关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的法规。民主的自由主义的这些改革是已成为我们当今时代的标

志的福利国家的前奏。

尽管对一个变化中的世界作了这种调整，自由主义从19世纪末叶起还是连连失利。

主要原因似乎在于它未能赢得新兴的工人阶级的支持。一般说来，工人们已转向各种社

会主义，或者是转向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或者是转向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因而，一个接

一个国家的自由主义者被挤在右翼的保守主义者和左翼的社会主义者之间。不仅欧洲是

这样，而且连从前的殖民地也是如此。在殖民地，绝大多数有政治觉悟的人或者为民族

主义所吸引——这是对外来统治的一种反应，或者为社会主义所吸引——这是对贫穷、

落后以及缺乏地方资本和本土中产阶级这一现状的一种反应。

 

八、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在多数方面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因为社会主

义提倡有利于整个社会利益的社会管理或生产资料所有制。自由主义强调个人和个人权

利，社会主义则强调社会和社会的集体福利。自由主义声称社会是自然法则的产物，否

认通过立法人为地增进人类幸福的可能性，而社会主义则认为人类通过理性的思考和行

动能决定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此外，社会主义坚持认为，人的本性主要是社会

环境的产物，因此，如果特别地建立一个社会，其目的在于促进集体福利而不是促进个

人利益、促进合作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型式而不是促进竞争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型式，那么，

当代的弊病就可以被消除。简言之，社会主义强调的是社会和有计划的社会变革，而不

是个人和自由放任主义。

改革社会的种种计划决不是我们当今时代所特有的。从文明兴起以来，政治权力和

经济权力一直集中在少数人手上。由于这种情况，各时代的预言者和改革者提倡促进社

会正义和社会平等的种种计划。例如，在古典世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要求实现一

种贵族式的共产主义、一种共产主义哲学家的专政。在中世纪时期，英国农民领袖约翰

·保尔告诉其追随者说：“我的善良的人们，——直到所有的商品为人们所共同拥有时，

直到既没有农奴也没有绅士、我们人人平等时，英国的事情才能办好，在任何时候都会

办好。”在近代初期，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描绘了一种理想的国家，其公民不

是因其财富或祖先，而是因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才受到尊敬。

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骚动和激情自然激励人们提出更多的促进公共福利的方案。

我们已知道，在17世纪的英国，李尔本和其平均派的成员不仅争取政治改革，而且．争

取社会改革。法国革命中和李尔本酷似的人是“格拉古”巴贝夫，他于1795年组织了

“平等会”。巴贝夫把法国革命看作“仅仅是远为重大、远为神圣的另一次革命的先驱，

而这另一次革命将是最后一次革命。”为了实现这最后的革命，巴贝夫宣布必须采取以

下严厉措施：“将国家现有的全部财富置于共和国手中……使所有的公民工作……实现

产品和享受的平均分配。……”

巴贝夫提倡废除私有财产，这在当时的法国没有可能被接受。连城市工人都不准备

采取如此激进的手段，而构成人口的大多数的农民则激烈反对一种将剥夺他们新近获得

的、十分珍爱的土地的纲领。因而，督政府毫不困难地逮捕、处死了巴贝夫，并驱散了

他的追随者。因此，在法国同在英国一样，占优势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建立在私有财

产的神圣性的基础上的自由主义。

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社会抗议和社会骚动随着克伦威尔和拿破仑的胜利而终止。事

实上，新的朝气蓬勃的一派社会改革者——空想社会主义者——于19世纪初叶出现。原

因在于，法国革命虽然已唤起民众的期望，但未能使民众全都满意。仍然存在着富人和

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实际上，工业革命的到来带来了贫民窟和重新出现的失业状

态，似乎使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冲突更剧烈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这些状况作出了反应，

试图把人类从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就象他们的前辈早先把人类从约束人

的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一样。

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两个法国人圣西门（1760－1825年）和傅立叶（1772一

1837年）与英国企业家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这些人由于他们所提出的各种

理论和方案，至今仍未为人们所忘记。圣西门极力主张国家应把资本借给将按照“各尽

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起作用的合作社。傅立叶提倡把社会改组为各有16O0人和5000

英亩土地的小的合作团体即“法郎吉”。欧文通过把其工厂所在的新拉纳克改变为一个

模范村、通过在印第安纳建立一个短暂的共产主义的“新和谐”村而赢得广泛的注意。

所有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点。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所设

计的模范社会的原则和明确的活动方式上。但是，这些模范社会将如何取代现存社会的

问题，他们从未认真地考虑过。他们对于从富裕的或有权势的资助人那里得到帮助这一

点抱有模糊的期望。例如，圣西门曾试图谋取教皇和路易十八的支持。傅立叶曾于每天

中午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候人们对他在报上的请求支持的呼吁作出响应，白白等候了

12年。也就是说，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不是革命者。他们虽然有社会变革的方案，但并不

期望和打算通过无产者的起义来实现社会变革。他们肯定没有从革命或阶级斗争的观点

来进行思考。实际上，他们几乎没考虑过自己精心制作的蓝图如何才能付诸实践。正是

由于这一原因，他们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

现代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1818-1883年）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根本不同于空想社会

主义者。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而空想社会主义者是唯心主义者。马克思用自己一生的

大部分时间研究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确切作用，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则制定

模范社会的种种蓝图。马克思根据自己的历史研究坚信阶级斗争是社会变革的唯一手段，

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则期待富裕的捐助人的支持。

马克思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德国犹太人，24岁时就当上一家激进报纸的编辑。他在一

些国家受到警察的不断迫害之后，终于在伦敦定居下来；在伦敦，他在不列颠博物馆里

工作了30年，为其划时代的著作《资本论》（1867年）收集资料。这部著作对后来历史

的影响丝毫不亚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克思著作中的三

个基本学说是唯物史观即经济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观念。

1848年，马克思与其终身的朋友和捐助人恩格斯合著了《共产党宣言》；他在这部

早期著作的序言中将唯物史观概述如下：“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

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

础……。”例如，古典世界的奴隶经济说明了古典世界的政治状况——自由民的民主政

治和奴隶所受到的束缚。它也说明了古典世界的文化成就——由于奴隶的劳动，少数人

能够闲居，能够致力于文化。

阶级斗争学说也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最好的概述。“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

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

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座迫者，……进行不断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

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关于各阶级具有相冲突的利益的

思想就马克思说来并不是新的。但是，马克思的新的、非常重要的见解是：正是通过阶

级斗争，人类从一种社会结构转到另一种社会结构。例如，马克思主义者说，从封建主

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出现了中产阶级；他们的利益与封建领主的利

益相对立，因此，他们领导了最后推翻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

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构成了马克思对过去历史的解释的基础。就未来而论，马

克思确信资本主义将让位于社会主义，他的确信是基于他的第三个主要学说——剩余价

值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例如，一片树

林是没有价值的，然而，如果将树木砍倒、运送到工厂、锯成木材、制成家具，那么，

这最后的产品就由于其中所耗费的劳动而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家具出售的价格高于

该家具基于劳动的价值，出为价格中还包括了资本家所需要的利润。这意味着提供劳动

的工人以工资的形式收到的报酬实际上低于向消费者所索取的价钱。马克思论证说，这

是资本主义的唯一致命的弱点，因为工人作为一个阶级不能以自己的工资购买他们所生

产的东西。最终，这将导致生产过剩，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消费不足；这种消费

不足起因于不充足的工资所造成的不充足的购买力。因而，结果是工厂倒闭、失业、购

买力进步下降和最后的全面萧条。此外，马克思认为，这种萧条将变得日益频繁、日益

严重，直到最后失业的无产阶级在绝望中被迫起来革命为止。这样，资本主义将由社会

主义取代，正如早先的封建主义已由资本主义取代一样。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是抗萧条

的，因为随着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再存在私人雇主、利润，从而也不再存在购买力

的不足。

自19世纪中叶马克思写下自己的著作以来，事态的发展并未遵循他所预示的明确的

模式。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穷人没有变得更穷，相反，工人们变得愈来愈富裕，

因而也就愈来愈满足于现状。尽管如此，马克思的学说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如

今已成为决定历史进程的最重大的力量之一。其原因可在马克思学说的性质和吸引力中

找到。首先，这些学说给各地的工人以一种自信的感觉，使他们确信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因为剩余价值理论不是已证明资本主义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吗？马克思主义还使工人们

行动起来、富有战斗精神，因为阶级斗争理论已证实：要赢得社会主义的美好社会，不

是靠慈善的捐助人的帮助，而是靠工人本身的努力。最后，马克思主义通过强调国际的

阶级联系而不是强调对国家的忠诚，给全世界工人以四海一家和团结的意识。《共产党

宣言》的最后一句话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不仅是理论家和作家，而且是鼓动家和组织者。他在1864年建立国际工人协

会即通常所称的第一国际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一团体接受了马克思关于无产者为了以

社会主义方式改革社会而夺取政权的纲领。它以自己的宣传工作和参加各种罢工的行动

引起了很大的注意。但是，它于1873年分裂，主要是因为其成员除了有社会主义者以外，

还包括缺乏纪律性、经常不和的各种浪漫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1889年，社会党国际即第二国际在巴黎成立。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当时，已出现

于各国的许多社会党都加入了该组织。第二国际迅速发展，到1914年，它由27个国家的

社会党组成，总共拥有1，200万工人成员。不过，注意到以下这点是很重要的：就其学

说和行动而言，第二国际比第一国际温和得多。它基本上是一个修正主义组织，而不是

一个革命组织。

侧重点有了这一改变的原因在于，组成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本身正在背弃真正的马

克思主义，转向所谓的修正主义。有许多因素可解释侧重点的这一改变。一个因素是，

在西欧各国，选举权逐渐扩大，这意咪着工人能利用选票而不处利用子弹来实现自己的

目标。另一因素是，1850年以后，欧洲的生活水平稳步上升，这往往使工人们久乐于接

受现状。德国修正主义领袖伯恩施坦表达了这种新观点，他宣称，社会主义者应该“为

更好的未来少工作一些，为更好的现在多工作一些”。换句话说，这一新策略就是通过

渐进主义的改革手段来获得直接利益，而不是通过革命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第

二国际的口号不是阶级斗争和革命，而是“鼓动！教育！组织！”

并非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愿意跟着这种修正主义走。他们当中有些人仍忠实于他们

听认为的是马克思的学说的东西，所以，大部分社会党皆分裂成“正统”派和“修正主

义”派。不过，修正主义者更适合时代的趋向，通常控制着他们各自的政党。确实，他

们能组织起强大的工会运动，能在选举竞争中赢得数百万张选票。事实上，到1914年，

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党已在各自的国民议会中比其他任何政党拥有更多的席位。

而且，力量大小不等的社会党简直已存在于整个世界——存在于中欧、俄国、巴尔干半

岛各国、奥斯曼帝国、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中国和日本。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开始时，第二国际为它的修正主义付出了代价：其大多

数成员证明他们首先是民族主义者，其次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响应了各自国家政府的

主张，结果是数百万工人战死在壕沟两侧。因而，第二国际被扯碎，虽然战后它又复兴，

但再也没有获得其从前的力量和声望。

然而，社会主义并没有随着第二国际的四分五裂而渐趋消失。实际上，俄国社会主

义者即通常所说的布尔什维克，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功地夺取政权，建立起有

史以来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此外，布尔什维克组织了第三国际印共产国际，向第二国

际即社会党国际挑战。我们以后将考察俄国共产主义政权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和

活动。这里只要注意到以下这点就够了；如今，许许多多人生活在自称的社会主义国家

里，还有无数的人生活在共产党的国家里；共产党国家的庞大的宣传机构天天宣告马克

思的预言很快就会实现——资本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因此，很显然，包括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今天已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就其推动力和普遍的

吸引力而言，可与民族主义相匹敌。

 

第十三章　俄国

 

俄国渴望与西方的欧洲交往已有3O0年了；300年来，俄国已从那里获得最重要的思

想、最富有成效的学说和最生动的、令人爱好的事物。

 

彼得.Y.恰达耶夫

 

考察欧洲对俄国的影响似乎是有悻常理的，因为俄国毕竟是欧洲的一部分，俄罗斯

人是欧洲的一个民族。但是，俄国位于欧洲的边缘，由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一大块缓冲地

带构成。由于这一位置的缘故，俄罗斯人的历史经历完全不同于其他欧洲人，他们所发

展起来的文化也相应地不同。因此，俄国的思想家一代一代地以民族方向和民族目标这

一基本问题来烦扰自己。

俄国同西方的关系通常一直是被动地接受的关系。只是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俄国

才能报答西方，先是报答以俄国伟大的作家和作曲家的作品，以后又报答以由布尔什维

克的革命产生的经济计划技术和社会促进手段。但是，20世纪以前，欧洲对俄国的影响

比俄国对欧洲的影响大得多，而且这种影响一直是俄国发展中的一个主要因素。

 

一、1856年以前的俄国和欧洲

 

第一个俄罗斯国家于公元9世纪以基辅公国为中心发展起来（见第八章第二节）。

这个早期的俄罗斯国家与欧洲其余地区有许多联系。它不仅越过黑海与拜占庭进行大量

的贸易交往，还越过波罗的海与西北欧进行大量的贸易交往。值得注意的是，11世纪时，

雅罗斯拉夫大公同欧洲诸主要王朝建立了姻亲关系：他的妹妹嫁给了波兰的卡齐米日一

世，他的儿子娶了拜占庭的一位公主，他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法兰西的亨利一世和挪

威的哈拉尔三世。

以后数世纪中，两个决定性的发展结合起来相当有效地孤立了俄罗斯。一个发展是，

弗拉基米尔六公在公元990年前后决定接受拜占庭东正教形式的基督教，而不接受罗马

天主教形式的基督教。当时，这两个宗教之间的差别并不很大。但是，由于有关罗马教

皇的最高权力的教义和实践在以后数十年间的发展，这两个教会于1054年分道扬镳。俄

罗斯不可避免地开始卷入天主教世界和东正教世界之间由此发生的长期不和。在君主坦

丁堡落入土耳其人手中（1453年）以后，情况尤其如此，因为君主坦丁堡的陷落使俄罗

斯成为东正教的唯一独立的堡垒。这些事件使俄罗斯人自鸣得意、自以为是、自我孤立。

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善是俄罗斯东正教的生活方式，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恶是西方的拉

丁思想方式。由于藐视和忽视正在改变欧洲其余地区的伟大变革，东正教统治下的俄罗

斯只有一个目标——保持不为异教的天主教徒所污染。

切断俄罗斯与西方的联系的另一发展是1237年蒙古人的入侵（见第八章第二节）。

蒙古人只要其俄罗斯臣民承认可汗的宗主权。每年向可汗进贡，就不干涉他们的事务。

不过，蒙古人的统治割断了俄罗斯与欧洲其余地区的大部分剩下的联系。这种联系的断

绝在蒙古人统治的两个世纪中一直存在，它是在西方正在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

海外扩张和商业革命时到来的。但是，未受损伤的俄罗斯基本上保持不受这些意义深远

的经济运动和文化运动的影响。东正教的东方没有与伊拉斯谟或文奇酷似的学者，没有

与富裕尔家族或梅迪契家族极相似的家族，也没有与里斯本或安特卫普一模一样的城市。

此外，蒙古人给俄罗斯社会留下了他们自己的印记。他们的思想和管理方法为后来的俄

国沙是建立半东方的专制主义统治铺平了道路。17世纪末，莫斯科上层阶级中有大约

17%的成员具有非俄罗斯或东方的血统；这一点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当俄罗斯人于15世纪摆脱蒙古人时，显露出来的俄国文明完全不同于西欧的文明。

在东正教影响、左右人们的观点和行动的意义上，这是一种谐和一致的文明。但是，它

也是一种基本上缺乏使西方如此生气勃勃、如此扩张的商业、工业和科学的文明。那些

较不盲从、较有远见的俄罗斯领袖很快就看出他们的经济和技术的落后是对自己的国家

安全的一种无法容忍的威胁。因此，16世纪的俄罗斯人同以后世纪中的土耳其人、日本

人和中国人一样，开始借用西方的东西，作为一种自卫手段。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是向西

方借用军事技术。

 

这一政策不是不切实际或无实际意义的。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生死问题，因为俄

罗斯被西面强大的瑞典人、立陶宛人和波兰人与南面的土耳其人和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包

围着。值得注意的是，当沙皇伊凡四世（1533－1584年在位）向英格兰的伊丽莎白女王

提议建立军事联盟甚至联姻时，波兰国王急忙给伊丽莎白去信，恳求她拒绝这一提议。

“到目前为止，”他写道，“我们之所以能战胜它（俄罗斯），仅仅是因为它对教育是

外行，也不懂得技术。”因此，当伊凡于1563年一路打到波罗的海的纳尔瓦时，这位波

兰国王向伊丽莎白抱怨说，莫斯科大公国的不断增长的力量是由英国的技术援助造成的。

莫斯科人是天下一切自由的敌人，由于外界带给他们的东西不断增多，其力量日益

强大。外界带给他们的不仅是商品，而且还有他们以前所不知道的武器，甚至把能工巧

匠即[这类武器的］制造者也带给了他们。他们凭借所施展的手段，使自己强大得足以

征服其他所有的人。陛下不知道这一改人的力量，也不知道他们对为他们服务的人们所

行使的权力。

因此，俄罗斯的邻国故意地试图阻止俄罗斯获得西方的武器和技术。就俄罗斯人方

面来讲，他们自然企图打破这种孤立他们的包围，他们这样做时不断地取得了成功。17

世纪期间，俄罗斯人雇佣了许多外国军官来训练和领导他们的军队。这些新成员中，幸

运的苏格兰士兵尤其杰出。虽然其中多数人在俄罗斯仅服役了很短一个时期，但有一部

分人永久地定居下来，变得俄罗斯化了。例如，17世纪时，有个叫利尔蒙特的船长，停

止为波兰人服务，转而为俄罗斯人服务，他就是19世纪俄国著名诗人莱蒙托夫的祖先。

同样，阿伯丁郡的托威的巴克利在里加定居下来，他的一个后裔就是巴克莱·德托利将

军，这位将军曾率领俄军反对拿破仑的大军。

沙皇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大大加快了这一西方化的过程。他以钢铁般的

意志和极其巨大的干劲颁布了3000多条法令，其中许多法令由他亲手写下，几乎所有的

法令都是由他授意而制定的。他以西方的方式改革了他的行政机关和军队，建立起供养

其军队的工业，引入成千上万的各种类型的专家，派出一群群年青的俄罗斯人到国外去

学习，并建立起许多学校——所有学校都具有实利主义的性质：数学和航海学校、海军

学校、陆军学校、计算学校和居于最高地位的科学院。彼得还打破所有先例，去西欧旅

行，直接学习外国的种种制度和惯例。他对法国文化和英国议会制度没有兴趣，但是，

他象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那样在英国和荷兰的造船场场作工，以便了解在他看来对他国家

最有用的东西。

通过所有这些手段，彼得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所说的打开一扇“面向西方的窗户”

的目标。此外，在严格的意义上，他是通过打败瑞典、获取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而打开这

一窗户的；在波罗的海沿海，他建立了新都圣彼得堡——新俄罗斯的象征，就象莫斯科

是旧俄罗斯的象征一样。不过，这些变化是在遭到全体居民中为数众多的几部分人的激

烈反对的情况下完成的。彼得的父亲、沙皇阿列克谢曾因这类因循守；日的人而不得不

放弃他在建立一座永久的戏院和放松对外国服装的禁止方面所作的努力。同样，彼得在

整个统治期间，不仅必须与群众的冷漠和怀疑作斗争，而且还必须与保守的大贵族和教

士的公开或隐蔽的反对作斗争。甚至他确已引起的一些变化也在两个重要方面受到限制：

这些变化就性质而言，基本上是军事的、经济的和技术的变化，而且，它们仅影响了全

体居民中人数不多的上层阶级的一些持赞同态度的成员。

彼得的工作由富有才华、引人注目的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继续下

去。叶卡捷琳娜认为自己及其宫廷是俄罗斯欧化的媒介。她比独断的彼得有知识得多，

积极地赞助文学、艺术、戏剧和报刊。她虽然不是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但乐意吸收其

他人的思想，尤其是哲人们的思想。事实上，她以自己是一个开明的专制君主而自豪，

并常常引用启蒙运动的箴言。在她统治期间，俄罗斯高等贵族已开始欧化到脱离民族传

统的程度。在彼得统治期间蓄胡子、穿飘垂的东方长袍的贵族，这时在他们的言语、服

装、住宅和社会职来方面模仿起凡尔赛宫廷。在这时期里，贵族的子女由法国家庭女教

师教育，首先学习法语，作为他们的母语，然后捡起只够管理仆人用的少量俄语。因此，

俄罗斯的欧化不再仅限于技术方面，尽管它继续限制在上层阶级内。实际上，欧化的上

层阶级与作为农奴被束缚在庄园里的农民群众之间的鸿沟正愈来愈宽，愈来愈富有刺激

性。这种分隔反映在以下这篇对靠农奴劳动供养的骄奢淫逸的统治阶级的描写中：

必须记住，在那些日子里，一个富裕的俄罗斯贵族保留着他自己的裁缝、鞋匠、鞍

工、木匠、马夫、小马倌、奶场女工、药剂师、乐师、男女演员、诗人、建筑师、画家

和整整一大群更贴身的仆人如厨师、面包师傅。糕饼师傅、洗盘子的人、洗烫衣物的女

工、男仆、主管酒饭的侍役、切肉人、煮咖啡的人、侍女、随从和这一类别中的其他所

有的人。通常，这些工作的每一种，都有若干人去做，他们配有协助他们的大、小助手。

此外，随着大部分较富裕的贵族不仅拥有许多本内住宅，而且还在乡下拥有无数的地产，

每一住处都充分地配有及自己的一个服务班子。

有个绅士在其住宅的前厅安排了17个男仆，他们必须日夜待在那里，其中一人准备

去替主人取烟斗，另一人准备去瑞一杯水，第三人准备去拿一本书，如此等等。另一绅

士保留着300个仆人，在其住宅里，已确立的仪式包括每日四十道菜的一餐饭。每道菜

各由一名身围白围裙、头戴高帽子的厨师端上，他必须把菜放在桌子上，举起帽子，深

深地鞠一个躬以后退下，而12个主管酒饭的侍役和切肉人则身穿红制服、头戴搽发粉的

假发，侍候在桌旁。顺便说一下，这位绅士还养着七只猫，这些貓夜间被拴在一张有七

条腿的桌子上，如果其中一只猫碰巧挣脱出来，专门看管这些猫的全体女仆就会受到严

厉的惩罚。

每个“显贵”都对为其宾客发明某种新式的娱乐或者提供某种特别的、新的菜肴，

感到一种势利的骄傲。……几乎在一夜间把一块田变成一个湖或一座山、几乎在几小时

内建起一个亭子或一座塔或一道凯旋门或其他建筑上的装饰物，是一种流行的消遣。有

个绅士以他的“爱之岛”而出名，在这座岛上，他把从村子里挑来的最美貌的姑娘交其

宾客们支配；另一绅士提供了最好的艺术和音乐方面的娱乐。

俄罗斯社会的这种显眼的不公平与叶卡捷琳娜夸耀地提出的启蒙运动的原则简直不

一致。但是，叶卡捷琳娜是一个十足的现实主义者，无法过分地关心理论和现实的脱节。

她知道自己的地位依靠贵族的支持，所以，她从未认真地向贵族的利益和特权挑战。正

相反，当法国革命爆发时，她转而激烈地反对哲人们的学说。她谴责革命是“一种反对

宗教的、不道德的、无政府的、可恶的、凶暴的瘟疫，是上帝和君王的敌人”。她还说：

“国民议会应该烧死所有最厉害的法国作家，烧死所有将这些作家的语言传遍欧洲的人，

尽管所有这些人都表示反对他们所已制造的可恶的混乱。……至于人民和他们的意见，

那是无关紧要的。”

叶卡捷琳娜能如此轻率地不考虑“人民”的意见，但是，其后继者们的情况就不同

了。在俄国赢得对拿破仑大军的巨大胜利之后，情况尤其如此。1815至1818年间，一支

俄国占领军驻扎在法国。这些事件自然给俄国的舆论以很深的影响。多数人对西方的优

越感和屈尊感得到了加强，但是，占领军的许多军官对他们在其中已生活了4年的比较

自由的西方社会有着极深的印象。他们吸收了当时法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激进思想，深

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当他们于1818年回到俄国时，他们发现沙皇的独裁是无法容忍的。

有位老兵将他回到祖国时的反应描绘如下：

我们从法国取道海路回到俄国。皇家禁卫军第一师在奥拉宁鲍姆登陆，听副主教杰

尔查文吟咏感恩赞美诗。祈祷时，警察冷酷无情地殴打着试图移近排列成行的军队的人

们。这给我们留下了回到祖国对第一个令人不快的印象。…最后，皇帝[亚历山大一世]

在卫兵队的伴随下出现了，他骑在一匹漂亮的栗色马上，手执一把出鞘的剑，他准备在

皇后面前放下这把剑。我们都高兴地看着他。然而，就在那时，一个农民几乎是在他的

马底下穿过了街。皇帝催马前进，握着出鞘的剑冲向那个正在奔跑的农民。警察也用棍

棒攻击那个农民。我们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背过脸去，替我们敬爱的沙皇感到羞愧。

那是我对他的第一次失望；不自觉地，我想起了一只猫，它转变为一个美人，不过，她

不能看见一只老鼠而不扑向它。

1814年，在彼得堡的生活对青年来说是令人厌倦的。二年中，决定各国命运的一些

事件已从我们眼前过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是这些事件的参加者。如今，在彼得堡

守着空虚的生活，听老人唠唠叨叨地赞扬过去、指责每一个进步的运动，真叫人忍受不

了。我们离他们有100年。

正是象上述这样的情感说明了所谓的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原因。这次起义爆发于1825

年12月即亚历山大一世死后。其首领多半是希望废除农奴制和专制制度、使俄国西方化

的军官。由于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起义不幸地失败了。当时，俄罗斯人的生活环境完全

不同于西欧普遍的生活环境，所以，他们的确没准备接受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

更准确地说，俄国缺乏商业、工业和已在西方的政治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中产阶级。

相反，那时存在的是处于社会低层的、被束缚的、无生气的农奴群众即通常所说的“黑

民”与处于社会顶端的贵族和宫廷。因而，种种改革和十二月党人所想望的西方式社会

皆得不到群众的支持。

俄国和西方之间的这些基本差别的意义在于使俄国思想家们分成了两派——西欧派

和斯拉夫派。西欧派痛惜上述的差别，把它们看作是俄国发展速度较缓慢的一个产物。

因此，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彼得大帝，他们极力主张其他统治者要和彼得一样为驱使俄

国赶上西方而作出巨大努力。但是，斯拉夫派否定西欧派关于人类文明是统一的基本看

法。他们坚持认为，每个国家都体现和表达了其人民的特殊的民族精神，如果试图使一

个国家模仿另一国家，必然结果将是矛盾和不一致。他们认为，俄国和西方之间的差别

是根本的、内在的，反映了民族精神方面而不是进步程度方面的深深的不同点。因此，

斯拉夫派把圣彼得以前时期的谐和一致的俄国社会加以理想化，并把彼得看作是俄罗斯

文明和民族团结的主要敌人。他们完全不认为西方社会要好些，他们不接受西方社会，

认为它是唯物主义的、无信仰的、被冲突和革命撕裂了的。

“和俄罗斯的力量、团结及和谐成对比，”斯拉夫派的一个成员写道，“那里只有

争吵、分裂和软弱，面对这些东西，我们的伟大显得更加突出——正象光亮对着阴影一

样。……”因此，站在反对方面的一个西欧派成员反驳道：“那里［西欧」的文明全是

劳动的成果；科学和技术已花费了那么多代人的那么多的汗！如果你们丢掉迷信，如果

你们抛弃偏见，如果你们不唯恐失掉自己野蛮的过去，如果你们不夸耀自己千百年来的

无知，如果你们志在占有所有民族的成果和世界各地的人类精神所获得的财富，那么，

那一切全都能成为你们的。”

 

二、俄国和欧洲，1856-1905年

 

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之间的争端不是由于一方对另一方的说服，而是由于迅速发展和

扩张的西方社会的不可抵抗的压力，才得到解决。这种压力通过俄国和一些西方强国—

—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而得到戏剧性

的说明。战争是在俄国的土地——克里米亚半岛上进行的，不过，俄国被打败了，不得

不接受耻辱的巴黎条约。这一条约要求俄国撤回它在黑海的海军部队和拆毁它在黑海沿

岸的防御工事，而且还强迫他国交出它在多瑙河沿岸的某些小的但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

克里米亚的失败对俄国的民族主义者和斯拉夫派来说，是一个严重打击。他们已很

有信心地预言，俄国专制制度的优越性会导致一个可与1812年对拿破仑的胜利相媲美的

胜利。斯拉夫派的一个成员宣称：“西方将了解到它所夸耀的自由和自由主义制度在危

险时候没有什么用处，赞美这种制度的俄国人将被迫承认强有力的、指导一切的专制制

度是保持民族伟大的唯一手段。”关于战争的结果，西欧派并没分享这种乐观。实际上，

他们预言了灾难性的失败，他们作出这样的预言，就是因为俄国未能跟上欧洲。

文明现正以它的力量反对我们，我们已为与文明的这场斗争做什么准备工作了吗？

我们不能以我们所有广阔的领土和无数的人。来对付这场斗争。当我们谈论反对拿破仑

的光荣战役比我们忘记了自那时以来，欧洲一直在进步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而我们却一

直停止不前。我们不是在走向胜利，而是在走向失败，我们唯一得到的一点安慰是，俄

国将通过这一经历学到今后对它有用的一课。

西欧派的这一预言证明在每一方面都是正确的。俄国被打败了，这场失败起了暴露

旧制度的腐败和落后的作用。俄国的士兵在1855年和在1812年时一样勇敢地作战。但是，

形势令人绝望地对俄国士兵不利：他们所使用的步枪的射程只有西方军队的步枪射程的

三分之一。他们只有用帆船来对付英国和法国的汽船。他们没有名符其实的医疗服务或

军粮供应服务。由于克里米亚半岛上缺乏铁路，他们不得不用大车来拉军需品，不得不

在抵达前线以前步行数百哩。总之，战争失败了，其原因正如西欧派所察觉的，“欧洲

一直在进步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而我们却一直停止不前。”

旧制度所显示的破产导致旧制度的变革。第一个变革是解放农奴；农奴甚至在战争

以前也一直是极不安定的。事实上，在1825至1855年尼古拉一世统治的30年间，已爆发

了500多次农民骚动。随着克里米亚的灾难，农奴的不断上升的压力变得不可抗拒起来，

尼古拉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二世把解放农奴当作代替革命的唯一办法。亚历山大作这决定

时也受到许多贵族的鼓励，这些贵族赞成解放农奴是为了利用日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欧

洲对谷物的不断增长的需求。他们发现，只要全部土地是分配给农奴，他们就无法生产

大量的供出口的剩余粮食，因为农奴种植的粮食在勉强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后，能给贵

族地主的只是很小一部分。因此，较有远见的贵族都赞同把农牧从以往一向将他们束缚

在小块土地上的契约中解放出来。这样，贵族打算将小块土地联成一片，采用有效的、

大规模的农业技术，并仅仅雇佣那些其劳动力实际上为他们所需要的从前的农奴做散工，

如此，他们就无须供养整个迅速增长的农奴人口。换句话说，思想进步的俄国贵族赞成

解放农奴的原因与英国贵族在前三个世纪中支持和实行圈地的原因是同样的。

由于这些情况相结合，亚历山大二世能在1861年3月1日颁布废除农奴制的法令。根

据该法令的条款，所有农牧都被宣布为是自由的，农奴耕种的土地在农奴和贵族地主之

间进行分配。贵族地主因土地被分配给农民而得到政府付给的长期国库券。作为回报，

农民必须交纳49年的赎地费以偿还政府。这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甚至比美

国历史上1863年的《解放宣言》更重大。在美国，《解放宣言》仅关系到少数黑人，而

在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法令涉及到占压倒多数的人口。解放农奴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

致其他一系列改革证明是不可避免的，其中包括法院系统和地方政府的改革。

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数十年间，西欧因决定性地促成了俄国的工业化而进一步削

弱了俄国的旧制度。工厂工人的数目从1865年的381000人上升到1890年的162000人，进

而上升到1898年的3000000人。到1913年，俄国生产的铁和法国生产的一样多，俄国生

产的煤为法国生产的四分之三。工业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半个世纪中的这一迅速发

展，并不仅仅是由于西方的援助。沙皇政权采取了加速工业化的各种措施，包括提供津

贴和实行保护关税。但是，西方所作出的贡献的意义从以下事实中能觉察出来：1917年，

投入俄国工业的5亿英镑的总额中，正好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由外国投资构成的。外国资

本控制了50%的煤和石油产量、60％的铜和铁矿产量以及80%的焦炭产量。

这些发展意味着1914年的俄国比起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时的俄国更与欧洲相似得多。

然而，这些不断增长的相似之处正如斯拉夫派所警告的，引起了俄国社会中的某些分裂

和冲突。其中之一是农民群众的不断增加的骚动和不断增长的政治觉悟。他们决没有满

足于废除农奴制的法令中的条款，他们觉得，这些条款把太大的一部分土地留给了贵族。

在以后数十年中，随着农民人数迅速增加，他们对土地的渴望也相应增长，变得愈来愈

不满足于现状。农民不满的另一根源是难以忍受的沉重的税收负担。他们不仅要为他们

在1861年时得到的土地交纳赎地费，而且还要交纳各种地方税。此外，他们还要负担俄

国工业化的大部分费用，因为很高的保护关税使他们所购买的制成品的费用上升。农民

不满意的范围和强烈程度随着农民对地主和不得人心的政府官吏的强烈反抗的日益频繁

而变得明显。以下这段文字中描写的事件发生于1917年，但是，还有许许多多具有类似

性质的其他事件发生于19世纪末叶和2O世纪初叶。

关系重大的1917年的9月的一天，在南方中央大草原的一条路边，一个男子爬上一

根电话柱，割断了把北面地平线上的一个庄园主的住宅与沿着向南的铁路线的城市、警

察局和兵营连接起来的一根缴细的通讯联络线。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庄园主的住宅此时

十分孤独地坐落在那里，然而，情况并非真是如此，因为在见得到这一住宅的园林的地

方，有几个农庄。因而，两个成分——农民和地主——暂时处于相互孤立地起作用的境

地。几小时内，庄园遭到了洗劫，宅第陷号火焰之中，在火焰围内的某处，宅弟的主人

死在那里。

这种农民的不满由1898年组织起来的社会革命党从政治上表现出来。因为在1905年

革命爆发以前，俄国不允许有政党存在。所以社会革命党只好作为一个非法的秘密团体

从事活动。其政纲的主要点是把国家和贵族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他们在两个重要方面不

同于各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首先，他们认为农民而非城市无产阶级是俄国的主

要革命力量。其次，他们提倡并实行个人的恐怖主义行动，而不是依靠群众的组织和压

力。在社会革命党内部，有一个指挥恐怖主义活动的非常秘密的战斗组织。它的成功可

以从其著名受害者的长长的名单上得到估计，这些受害者包括地方的省长、国家的大臣

甚至沙皇的叔父塞尔吉大公爵。这个战斗组织每成功地作出一次行动之后，就要发表声

明解释并夸赞那次行动。它在暗杀内务大臣D·S·西皮亚金以后宣布：“在我们的大臣

们学会理解人类的语言和倾听国民的意见以前，枪弹声是我们与他们交谈的唯一可能的

手段。我们无须解释为什么要处死西皮亚金。他的罪恶太昭彰了，他的生命受到非常普

遍的诅咒，他的死受到非常普遍的欢迎。”

与农民的骚动相一致的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出现的城市无产阶级的骚动。俄国工业

化的早期日子里。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包括了对劳动力的严重剥削：16小时工作日、

低工资、童工、恶劣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根据关于1895年莫斯科工人阶级住房建筑

的一份报告，“不加夸张地说，这些地方只能与养牛的地方相比。即使在冬天，门窗打

开时，空气也是沉闷的；沿墙壁一带和在睡觉用的长凳上，可见到发霉的痕迹。地板是

看不见的。因为上面盖满了污物。”

在这些条件下，俄国工人与中欧和西欧的工人一样，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

因而，一个社会民主党于1898年成立，正如类似的社会党已在欧洲其他地方得到成立一

样。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也象其他社会党那样，分裂成修正主义派和正统派，即在这种情

况下所称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

这一分裂发生在1903年在伦敦举行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争论点与党的成员资

格和党的纪律有关。正统派的领袖尼古拉·列宁坚持认为，由于沙皇的实行镇压的独裁

政府，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必须截然不同于其他社会党。成员资格不应该给予任何交纳党

费的同情者，而应该仅给予一小批专职的职业革命者。这精选出来的全体成员根据“民

主集中制”的原则开展活动。党面临的任何重要问题都可以由成员们自由地讨论，直到

以民主的方式通过投票作出决定为止。但是，作出决定后，原则的“集中制”部分开始

起作用。党的每一个成员，不论其个人倾向如何，都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这时的“党的

路线”，违者开除出党。

列宁强调，只有实行这种严格的纪律，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才能有效地进行地下工作。

列宁赢得了1903年代表大会的大部分代表的支持，因此，他的拥护者从此以后被称为布

尔什维克——这一俄语单词的词义为“多数派”，而他的反对者被称为盈什维克，也就

是“少数派”。不过，应该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布尔什维克仍是一个极

小的团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前线的失败引起的混乱和苦难给了布尔什维克以机

会，使他们能利用其优良的组织来动员和领导心怀不满的群众。

20世纪初，除农民和城市工人以外，俄国还有一个中产阶级也对沙皇政权愈益不满

起来。反映这批人的观点的政治组织是立宪民主党，通常以其缩写名称称为卡德茨

（Cadets）。这个党建立于1905年，其纲领和英国自由党的纲领相似：实行君主立宪制

度，并设立一个类似于英国下议院的议会机构与它相平衡。立宪民主党包括了俄国许多

杰出的知识分子和商人。当沙皇在1905年革命以后不得不接受一个民选议会（杜马）时，

立宪民主党由于它对议会程序的知识和明确表述而在审议方面起了领导作用。然而，立

宪民主党从未赢得可与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的拥护者相比较的大批追随者。一个原

因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受到阻碍，俄国的中产阶级人数较少。中产阶级还因为国

民经济的很大一部分为外国势力所控制而受到进一步的削弱。此外，立宪民主党特别易

屈服于沙皇独裁政府的压力，因为出于他们的中产阶级的背景，他们不太愿意用暴力对

付暴力。当时的一位英国观察者对他们的地位之软弱作了如下分析：“立宪民主党虽然

应该得到他们是帝国中组织得最好的一个政党的声誉，但没有牢牢控制住国家，因为他

们不具备这种控制力，他们不能实践自己的观点，不能正确评价自己的世界哲学，没有

在人民中生根。因此，他们没有得到农民和工人对他们这一政党的支持，他们仅代表他

们自己。”

20世纪初西方对俄国的影响就是如此。西方的侵入已逐渐破坏了一个独特的、谐和

一致的社会；由此产生的种种压力和冲突的反响终至成为1905年和1917年的伟大革命。

在考察这些大变动以前，我们将概述俄国在亚洲的政策和日俄战争，日俄战争为1905年

革命准备了舞台。

 

三、1905年以前的俄国和亚洲

 

正如俄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由欧洲的经济、技术优势决定的一样，俄国和

亚洲之间的关系由俄国的优势决定。由于这一优势的缘故，乃至18世纪的俄国已能制服

西伯利亚的部落民，向东扩张到太平洋。但是，在东南部，俄国人由于强大的、人口稠

密的中国帝国而停止前进，不得不接受了把他们限制在阿穆尔河以北地区的尼布楚条约

（1689年）。

18、19世纪期间，俄国人重新向东面和南面推进，获得阿拉斯加、阿穆尔河流域和

中亚，从而完成了他们的帝国。阿拉斯加的获得只不过是较早时期横越西伯利亚、向较

空寂的地区推进的一个继续。但是，在阿穆尔河流域，俄国人战胜了中国帝国，在中亚，

他们把自己的统治强加于古老的穆斯林开国。这些成功之所以能取得，是因为俄国在技

术上稳步前进。这种进步同西方相比是不充分的——实际上是从西方得到的——不过它

足以使俄国人在与东亚的中国人和中亚的穆斯林交往时占有决定性的优势。因此，俄国

人继续扩展他们的帝国疆界，直至受到那些技术方面不相上下或占优势的势力的阻挡为

止——那些势力也就是在阿拉斯加的美国人、在印度和波斯的英国人以及在满洲的日本

人。

阿拉斯加俄国人向阿拉斯加的推进是在彼得大帝统治期间开始进行的。这位西方化

的沙皇对远东和对欧洲一样感兴趣，因此，他挑选丹麦血统的海军军官、维图斯·白令

船长率领一支探险队前往美洲大陆。彼得的指示简明、扼要，这也是他作指示的一个特

点。

在堪察加或其他某一地方建造一、二条装甲板的船。驾着这些船沿北去的海岸航行；

这条海岸的界限尚不清楚，看来象是美洲海岸的一部分。要确定它在哪里与美洲相也要

航行到在欧洲人管辖之下的某一居留地，如果遇到欧洲船，要向它了解这海岸的名称，

记录下来，登陆，获取详细的情报，画一张地图，把它带到这里来。

白令于1728年和1740年进行了两次探险。他没有解决西伯利亚和美洲是否在陆上相

连的问题，因为他先东航越过白令海，然后才抵达至今还带有他名字的、把两个大陆分

隔开的海峡。但是，白令和他的同事确踏勘了阿留申群岛，而且在阿拉斯加海岸登陆。

俄国商人为有利可图的海獭皮贸易所吸引，紧跟在探险者后面。商人们首先剥削阿留申

群岛的岛民，然后沿阿拉斯加海岸建立贸易站。1799年，各种私营贸易公司联合组成俄

美公司。俄国在阿拉斯加的杰出领导人是亚历山大·巴拉诺夫，他积极地、独断独行地

指挥各种活动达派年。他的主要问题是要把粮食从西伯利亚运过世界上风暴和雾最多的

一个海洋。因此，巴拉诺夫派远征队沿着美洲海岸去建立能在那里为阿拉斯加的贸易站

种植新鲜粮食的殖民地。1811年11月，俄国人在圣弗朗西斯科以北的俄罗斯河旁设立罗

斯堡，到1819年，他们已在美洲海岸建立了19块殖民地。

这一扩张导致俄国与西班牙和美国的不和。实际上，俄国人在太平洋西北部的存在

明显地有助于1823年门罗主义的发表。最后，俄国人决定放弃他们在美洲占有的土地。

皮毛贸易的衰落使俄美公司濒于破产。俄国人担心阿拉斯加太遥远了，他们无法保护它

不受美国扩张主义的侵害。他们预料自己迟早会失去这一地区，就于1867年以70O万美

元的价格把它卖给了美国，也就是说每英亩土地的价格不到2分钱。

阿穆尔河流域其时，俄国人在北美洲的活动重新引起俄国人对阿穆尔河流域的兴趣。

俄国人需要在太平洋有一个出口作为向他们的美洲殖民地供应物资的基地。他们的确有

了鄂霍茨克港，但这是完全不够的，因为这港口每年一直冰冻到6月，而且几乎不断地

被雾笼罩。此外，这港口濒临一条浅河，河内有危险的沙堤阻塞河口。因而，俄国人文

重新以渴望的目光前宽阔的、可通航的阿穆尔河看，因为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已将他们

从这条河那里逐走。

俄国人的兴趣由于中、英之间1839至1842年的所谓的鸦片战争而得到进一步的促进

（见第十六章第一节）。作为战争的结果，英国并吞了香港，并在长江流域有了极大的

势力。俄国人这时决心在阿穆尔河流域定居，以免英国人下一步获得对阿穆尔河河口的

控制，从而堵住他们通往太平洋的天然出口。在仅仅10年的时间里，俄国人实现了他们

在这一极其重要的地区的所有目标。他们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年青购民古拉·穆拉维

约夫伯爵的野心和干劲，他于1847年38岁时被任命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另一原因是中国

的软弱，那时的中国与17世纪中将俄国人从阿穆尔河流域逐走的强大帝国相比，只是一

个空壳子。

穆拉维约夫伯爵拥有总督的广泛权力，但是，他仍越权派遣从事探险的远征队把俄

国旗帜插到外国土地上。他手下的一名军官、来维尔斯科伊船长（后来的海军上将）在

堪察加半岛建立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在撵走萨哈林岛上的日本移民后，踏勘并

占领了该岛，使汽船在阿穆尔河下水，鼓励俄国殖民者定居阿穆尔河流域，并沿阿穆尔

河河口和朝鲜边界之间的海岸建立了许多贸易站。对一个巨大地区的这种侵入的显著特

点是仅使用了少量的人。东维尔斯科伊只有其船上的全体船员可由他支配，因此，他派

6个人守卫一个贸易站，派7个人守卫另一贸易站。再各派8个人守卫其他两个贸易越。

由于整个地区是一片中国人对它只有模糊的宗主权、没有任何控制的无人地带，这种小

规模的行动是可行的。实际上，中国朝廷完全不知道俄国的做法，是俄国政府自己于

1851年5月把所发生的事通知了中国人。

5年后，也就是1856年，战事再一次在中国和英国之间爆发。中国人又遭惨败，不

得不因天津条约（1858年）而向西方商人开放更多的港口和作其他的让步。穆拉维约夫

抓住这一机会警告中国人注意英国人控制阿穆尔河的危险，并提议俄、中两国共同防守

这一地区。结果是订立瑷珲条约（1858年）；根据这一条约，俄国获得阿穆尔河的至乌

苏里江为止的左岸，此外，俄国和中国对阿穆尔河的直到大海为止的两岸行使共同的主

权。

穆拉维约夫这时仔细地勘探了新赢得的地区，发现由于阿穆尔河下游区的冰的形成

情况，控制该河的两岸对航行方面的目的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还在朝鲜边界附近的海

岸发现了一个极好的港湾。他不顾瑷珲条约的规定，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城市（1860年），

用意深长地把它取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即东方的王后。当时，中国已卷入与西方强国的

进一步的纠纷中，1860年，北京被英、法联军占领。俄国驻北京的公使尼古拉·伊格纳

蒂夫伯爵作为调解人提供了帮助，成功地使同盟国在不太烦苛的条件下撤离首都。作为

对这一帮助的报酬，中国政府心甘情愿地议订了北京条约（1860年），把阿穆尔河的从

乌苏里江直到大海为止的两岸以及从阿穆尔河河口到朝鲜边界的整个沿海地区给了俄国。

随着赢得这些新的辽阔的（存在到今天的）边远地区，俄国在远东的扩张开始停止。这

种扩张直到别世纪初才又重新开始，因为20世纪初，沙皇尼古拉二世试图向南侵入朝鲜

和满洲，从而加速与日本的一场灾难性的战争。

中亚在此期间，俄国人也正在侵入中亚，不过，他们向这一地区的推进是直到19世

纪第二个25年时才开始的。之所以会耽搁，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可与北方有利可图

的皮毛贸易相比的经济刺激。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中亚的气候和植被全然不同于

俄国人所习惯的气候和植被。紧靠着西伯利亚南部的是居住着哈萨克游牧民的草原区。

再往南去，是大沙漠，上面点缀着供养了布哈拉、希瓦和浩罕这些古老的穆斯林汗国的

肥沃绿洲。19世纪末叶以前，这些汗国在军事上比分散的西伯利亚部落强大得多，能够

一直避免与俄国人亲近。实际上，俄国人为了挡住游牧民对其西伯利亚居留地的袭击，

已在18世纪期间从奥伦堡到鄂木斯克修筑了一系列防御工事。

在1824至1854年的30年间，俄国人征服了直到锡尔河的哈萨克草原，从而首次进入

中亚。他们希望锡尔河充当一条永久的天然边界，但情况证明并非如此。远离首都、渴

求荣誉和晋升的地方指挥官野心勃勃，时常通过造成既成事实来迫使政府有所行动。掳

掠集团的经常性的骚扰也致使俄国人不顾圣彼得堡的疑虑和英国的抗议，进一步奋力前

进。甚至英国政治家寇松勋爵也承认：“由于缺乏实际的障碍，由于所面临的敌人对生

命的统治是劫掠，而且他们除了失败外不懂得外交上的逻辑，所以，俄国正象地球理应

要绕太阳转一样，不得不前进。”

中亚穆斯林文明的传说中的中心，一个又一个地陷入正在前进中的俄国人之手——

塔什干于1865年陷落，布哈拉手1868年陷落，希瓦于1873年陷落，格奥克-杰彼于1881

年陷落，梅尔夫于1884年陷落。这些猛烈的推进使在印度的英国人大为惊恐，遂战争的

危机和谣言一再发生。然而，这一世纪是在没有公开冲突的情况下过去的，主要原因在

于英、俄相隔的距离非常遥远、运输工具又十分有限。英、俄之间的斗争不是围绕武器

的较量，而是围绕控制介于它们之间的国家、尤其是波斯和阿富汗而进行的。

俄国的统治大大地改变了中亚，不过程度上仍不及美国的统治对印度的改变。在积

极方面，俄国人废除了普遍的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仅仅在撒马尔罕及其附近地方就解

放了10，000名奴隶。俄国人还铺筑铁路，其中著名的是奥伦堡-塔什干铁路线，它帮助

俄国人进行征服和实现现代化。由于廉价的运输和俄国纺织工业的不断增长的需要，棉

花栽培有了惊人的增长。1884年，在俄国人的倡议下，有300俄亩土地（1俄亩=2.7英亩）

用于种棉花；到1899年，棉花的种植面积已猛增到90000俄亩。俄国人还引进某些土地

改革，包括减少农民的税和农民对国家及地主所须履行的义务劳动。

另一方面，由于俄国人有计划地征用哈萨克人的放牧地，牲畜的数目减少，并出现

普遍的饥荒。俄国人没有为土著的教育做什么事，把这一工作几乎完全留给了穆斯林的

毛拉。在其他诸如法院系统和地方政府之类的领域，他们不及在印度的英国人活跃。最

后结果是，在给中亚和沙皇帝国的其他地区一样带来许多变化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

众多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并没有因俄国人的到

来而受到什么影响。尽管有了铁路建设和棉花栽培的传播，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还是生活

在为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的障壁所分隔的不同世界里。

满洲19世纪90年代，俄国的兴趣从中亚转移到远东。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正慢慢地

接近完成，为俄国的经济扩张和政治扩张提供了新的机会。新任命的财政大臣塞奇·维

特伯爵向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呈递了一份报告（1892年11月6日），他在报告中说，横贯

西伯利亚的铁路线将代替苏伊士运河、成为前往中国的主要商人路线。他预见到俄国将

处于亚洲和西方世界之间的仲裁人的地位，主张建立中俄联盟作为实现上述地位的最好

手段。

1895年中日战争的爆发（见第十六章第一节）为维特所赞成的联盟铺平了道路。中

国又轻易地被打败，再三恳求英国和美国进行调解。英、美两国的拒绝迫使中国接受马

关条约（1895年4月17日）；根据条约，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给日本。

但是，俄国这时与德国和法国一起进行干涉，迫使日本人归还辽东半岛。

这一帮助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年，中国人心甘情愿地与俄国签订一个秘

密条约。该条约规定在日本侵略的情况下相互援助，而且还将建造穿过满洲、直抵符拉

迪沃斯托克的中东铁路的特许权授予一家共同的中俄银行。这家银行名义上是一个私营

公司，但实际上却为俄国政府所拥有、归俄国政府管理。到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时，它

已在满洲敷设了总长为1596哩的铁路。

1898年，为了对包括战略港口旅顺在内的辽东半岛进行为期25年的租借，俄国跟中

国谈判；随后，俄国开始了在远东的下一步推进。两年后，俄国人利用伴随义和团起义

而来的动乱占领了整个满洲地区。俄国这种稳步的侵占使日本人惊恐，因为日本人对亚

洲大陆有他们自己的野心。日本人不能独力阻挡俄国人，所以决定通过获得同盟国来加

强自己的力量。1902年1月30日，他们与英国缔结军事联盟（详见第十六章第八节）；

这一后盾增强了日本人的力量，他们决心向俄国进行清算。1903年7月，日本人提议，

俄国应该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占优势的利益”，作为回报，他们将承认俄国在满洲铁路

事业方面的“特殊利益”。

对日本人的这一提议，俄国人的意见有分歧。财政大臣维特伯爵赞成接受提议，因

为他感兴趣的是经济侵入而不是带有战争危险的政治并吞。但是，有影响的俄国冒险家

们在朝鲜北部有巨大的木材租借地，希望能使自己的政府专心一意地促进他们的个人财

富。俄国军界由于他们在旅顺港的现有基地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的漫长距离，想在朝

鲜沿海一带获得一个基地。俄国某些政治家因为担心国内不断高涨的革命浪潮，赞成以

一次“小小的胜利的战争”充当民众骚动的避雷针。无疑，在他们的心目中，或者说在

军人的心目中，俄国将在与日本的战争中取胜。事实上，他们轻蔑地称日本人为“马卡

基”即“小猴子”，而且他们还认真地辩论一个俄国士兵是否抵得上一个半甚至二个日

本士兵。

这批冒险家、军国主义者和政治家独行其是，设法免去维特的职务，实际拒绝了日

本人的提议。由于有与英国的联盟作保障，再加上担心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即将竣工，

日本人迅速、果断地发动了攻击。1904年2月5日，日本人停止谈判，三天后，他们未经

正式宣战就进攻在旅顺港的俄国舰队。

日俄战争在随后的战役中，日本的大卫始终击败俄国的歌利亚。由于俄国军队在离

欧洲俄国的工业中心数千里远的地方作战，横贯西伯利亚的单轨铁路完全不能满足他们

的供应需要。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日本人包围了旅顺港，经过148天的围攻，于1904年

12月19日占领了这座要塞。第二阶段由在满洲平原上的一系列战役构成。日本人在这些

战役中也获得了胜利，把俄国人赶到沈阳以北。然而，这些战役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

俄国军队仍未受损，而且还随着交通的改善而得到增援和加强。但是在海上，日本人赢

得了一个导致和平谈判开始的压倒的胜利。由于令人难以置信的目光短浅，俄国人把他

们的经过仓促整修的波罗的海舰队派往日本；这支舰队沿着欧洲和非洲的整个西海岸往

下航行，绕过好望角，然后穿过印度洋，向北沿东亚海岸驶向日本——航行的距离相当

于地球圆周的三分之二以上。1905年5月27日，俄国舰队终于到达日本和朝鲜之间的对

马海峡。它立刻遭到在数量和实力上均占优势的日本舰队的攻击。实际上，短短几小时

内，所有俄国舰船就被击沉或捕获，而日本人仅仅失去几艘驱逐舰。

由于这一毁灭，特别是由于战争在国内很不得人心、1905年革命已经开始，俄国人

准备讨论和平。日本人也需要和平谈判，因为尽管他们赢得了胜利，但他们的贫乏的资

源已因战争负担而被滥用。1905年9月5日，朴次茅斯和约被签订；根据和约，俄国承认

日本在朝鲜的“最高的政治利益、军事利益和经济利益”，放弃在满洲的所有优惠减让

或独家特许权，并将萨哈林岛南部割给日本、把辽东半岛的租借权转与日本。

如此，日本人阻挡了俄国在远东的扩张。直到40年后，也就是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遭到惨败时，俄国才能够恢复在朴次茅斯和约中失去的领土。不过，俄国在1905

年仅被迫放弃了数平方哩的边缘地区。它仍然象今天那样，是一个巨大的亚洲强国，拥

有包括西伯利亚的广阔区域和中亚的沙漠地带的领土。因此，在所有欧洲强国中，只有

俄国如今拥有一条穿过亚洲中心——从黄海边的朝鲜到黑海沿岸的土耳其——的边界。

在欧洲强国中，只有俄国如今在亚洲之内朝外看，而不是象西方强国那样，仅留有如澳

门和香港之类的帝国残余物。对我们自己的时代来说，这就是从叶尔马克越过乌拉尔山

脉到日、俄两国在满洲平原上交战这三个世纪中俄国陆上扩张的意义。

 

四、第一次俄国革命和结果1905-1914年

 

当日俄战争在远东打响时，革命正在战线后面的俄国内部传播开来。革命的根源可

以在农民、城市工人和中产阶级的长期的不满中找到。这种不满由于与日本的战争而更

趋严重，因为与日本的战争一开始就不得人心，在遭受一连串失败后愈来愈如此。最后，

发生了1905年1月22日的所谓的“流血星期日”——这一事件提供了使第一次俄国革命

爆发的火星。

在那个重大的星期日，由数千人组成的一大群人平静地朝圣彼得堡的冬宫行进，这

是一次独特的示威，实际上是一支宗教队伍，以教士乔治·加邦神父为首，后面跟随带

着圣像、唱着俄国赞美诗、手无寸铁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的情愿包括恭敬地请求

实现诸如代议制议会、免费教育、八小时工作日、涨工资和较好的工作条件之类的改革。

如果当时抄皇或其代表接受请愿、答应予以仔细的考虑，那么人群本来很可能会平静地

散去。相反，沙皇的叔父莫名其妙地命令是家禁卫军向聚集的群众开枪。75至1，000人

被枪杀，200至2，000人受伤。伤亡数字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差异，是因为某些目击者

仅报告了星期日的伤亡人数，而骚乱在首都又继续了两天。

无缘无故的大屠杀在全国激起猛烈的反应。向来爱好和平的加邦神父的感情的迸发

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在流血星期日傍晚的一饮演讲中宣称：

亲爱的亲兄弟们，帝国士兵的枪弹已毁掉了我们对沙皇的信任。让我们向他和他的

整个家族报仇。向他的所有大臣和俄国土地上的所有剥削者报仇。去吧，去劫掠帝国宫

殿！所有杀死我们无辜的妻子和儿女的士兵和军官、所有的暴君、俄国人民的所有的压

迫者，我要用教士的诅咒惩罚你们。

流血星期日无可挽救地打碎了这么许多俄国人历来所珍爱的沙皇的仁慈的“小父亲”

的形象。整个帝国的公民转而反对沙皇政权，使1905年俄国大革命突然发生。这一初步

的大动乱在帝国政府能够再宣称自己的权力以前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1905年1

月至10月之间，是革命浪潮兴起的阶段。所有的阶级和势力都起来反对独裁政府：诸从

属民族要求自治，农民抢劫庄园主的住宅、夺取地产，城市工人组织地方议会即苏维埃

进行革命活动，各地的大学生走出教室，黑海舰队的水兵发动兵变、夺取他们的舰船。

世界目睹了整个民族举行罢工的非凡景象。沙皇除了屈服外别无选择，因此，他颁布了

著名的。十月宣言，（10月30日）。这个宣言读起来象是政府的一份罪行自供状。它允

诺给予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而且还准许俄国有一部宪法和一个民选的国民议会即

杜马。

在1905年10月至1906年1月的革命的第二阶段中，起义继续处于高潮，但是，革命

者已不再团结。主要由中产阶级分子组成的温和派接受了《十月宣言》，而包括社会民

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的激进派要求制宪议会而不是沙皇的大臣来制订新宪法。为

了达到目的，激进派试图通过组织更多的罢工和骚动来延长革命。然而这时，政府已强

大起来。能够进行回击。1905年9月5日与日本的朴次茅斯和约的签订，使许多军队能够

被派回国内去恢复秩序，而从巴黎和伦敦得到的4亿美元的适时的贷款大大地加强了摇

摇欲坠的沙皇政府。因而，它能够扑灭12月22日至1月1日在莫斯科猛烈进行的危险的工

人起义。其时，温和派因长期的暴力行为而和激进派疏远，正转移到政府一边。因此，

到1906年初，革命浪潮的高峰已经过去。

从1906年1月至7月21日的革命的第三阶段，是沙皇政权得到巩固的阶段。政府军队

追捕缉拿激进派成员和反抗的农民，在有些情况下，还烧毁整个的村庄。5月6日，政府

颁布了所谓的《基本法》；按照这一法律，沙皇被宣布为专制君主，对行政部门、军队

和外交政策保持完全的控制。民选的杜马可以与上议院一起分享立法权。而它的预算权

则受到严密限制。杜马于5月10日开会，拒绝接受《基本法》，并激烈地批评政府。随

即出现了一个僵局；7月21日，沙皇解散杜马。杜马的不受束缚的成员以牙还牙，号召

国民拒绝纳税，然而，响应是微弱的。事实上，到这时，革命的潮流已经衰退，第一次

俄国革命已走完其应走的历程。

虽然革命失败了，但它给俄国的历史进程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俄国这时有了一个立

宪政体，尽管杜马是柔弱的。1907年2月，第二届杜马经选举产生，但结果证明它甚至

比第一届杜马更敢于挑战。于是，政府大幅度地减少选举权，使分别于1907年和1912年

选举出来的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变得令人满意地保守和屈从。不过，专制主义的沙皇独

裁政治确随着《十月宣言》的颁布而终止；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杜马愈来愈受到人

们应有的重视，直到随着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到来而被扫除为止。

1905年的种种事件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们对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传统作出了贡

献。关于沙皇的“小父亲”的观念已永远一去不复返了，政治气候也受到相应的影响．

苏维埃已在一些城市中成立，并已证明了它们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机关的价值。诚然，

1906年以后，一种平静似乎降临，但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短暂的平静。例如，举行罢工的

工人人数从1905年的100万人下降到1908年的9万人，进而下降到1910年的4，000人。但

是，到1912年，罢工人数又上升到100万人，并在以后两年中保持在这一水平上。然后，

所有的冲突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突然停止。但是，由于在前线所遭到的灾难性

的失败，新的暴风云聚集起来，沙皇政权进入了它再也未能摆脱的一个新的动乱时期。

因此，1905年的俄国革命作为震撼世界的1917年革命的一次彩排而惹人注目。

 

五、结论

 

19世纪的俄国呈现了这样一个不发达国家的悲惨景象：它试图使自己现代化，但仅

获得不充分的成果，产生破坏性的影响。现代化的伟大倡导者是1892至1903年的财政大

臣塞奇·维特伯爵。他曾在1900年8月给沙皇的一份报告中，告诫沙皇注意迅速工业化

的需要，他当时所说的话与25年后斯大林说的话惊人地相似：

国际竞争并不等待我们。如果我们不采取有力的、决定性的措施以便使我们的工业

能在以后数十年间满足俄国以及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或者应该在我们的影响之下—

—的亚洲国家的需要，那么，正在迅速发展中的外国工业就会突破我们的关税壁垒，在

我们的祖国和以上提到的亚洲国家中立足，并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经济

上的落后也可能导致政治和文化上的落后。

维特不顾一切地试图实现他所想望的工业化。他采用金本位制，给予某些工业以津

贴，给外国资本家以特许权，在国外募集大量贷款，并设立很高的保护关税。俄国工业

在这些刺激下确取得了良好进展，但整个国家与西方相比仍明显地、令人痛苦地落后。

1897年1月的统计数字揭示了人们所熟悉的所有不发达的症状——文盲率高、婴儿死亡

率高、按人口计算的公路和铁路的哩数很低、农业生产率和工业生产率也同样地低。

俄国不仅是落后的，而且正在进一步落后于西方各国。例如，它的经济增长率尽管

在20世纪初突然上升，但仍赶不上德国的经济增长率。俄国愈是试图迎头赶上，便愈是

落后。同样使人惊恐的是，俄国社会多数成员从根本上反对维特的工业化纲领。不仅心

怀不满的工人是如此，农民和土地贵族也是如此，因为农民承担了工业化的大部分费用，

而土地贵族生来就希望保持其传统的土地制度、憎恨上升中的资本家，无论他们是本国

的还是外国的。

因而，维特成为沙皇的一个政治包袱，于1903年8月被免职。他的免职使沙皇俄国

的致命的困境显得更为突出——一方面渴望工业化的西方的物质成就，另一方面从根本

上偏爱本国的农民传统。关于这一矛盾的结果，有位高级官员在1914年2月准备的、关

于与德国的战争的含意的一份备忘录中作了描述。他强调了俄国工业的“未发达的状

况”、国家“对于外国工业的过于巨大的依赖”、“技术的落后”和“战略铁路网的不

充分”。他下结论说，战争将象在1905年那样带来失败，而失败又将通过被唤醒的群众

而带来革命。

立法制度和知识分子反对党在人民的眼中缺乏真正的权威，将无力阻挡由他们自己

唤起的民众的潮流，俄国将被抛入无法预见其结局的没有希望的混乱之中。

 

第十四章　中东

 

无可置疑，在过去大约一个世纪中，近东的所有社会变化都是直接或间接地起因于

我们西方社会的影响以及西方的技术和思想的侵入。

 

H·A·R·吉布

 

西方对中东的影响完全不同于它对俄国的影响，中东诸民族的反应也同样地不同。

诚然，受到影响并作出反应的有不同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可是，还存在着一个不同的

政治和社会的组织。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期间包括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诸民族、

诸宗教以及种种相冲突的忠诚的一个聚集体。我们在第三章中已提到，这帝国是在教士

居民群而非种族集团的基础上作为一个神权国家被组建起来的。这些居民群——其中最

重要的是希腊正教居民群、罗马天主教居民群和犹太居民群——能在他们各自的教会领

袖的领导下享有充分的自治。因而，若干世纪以来，各种穆斯林民族（例如：土耳其人、

阿拉伯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库尔德人）和各种基督教民族（例如；塞尔维亚人、希腊人、

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川一直以自治的、自给自足的居民群并肩生活在一起。每个居民

群只要承认苏丹的权力、向帝国国库纳税，就能够拥有自己的教会、语言、学校和地方

政府。

这一松弛的帝国组织的意义在于西方的思想和压力遇到了种种文化和环境。因而，

西方对奥斯曼各地确没有相同的影响。所以，在分析这种影响的性质时，必需考虑各种

地区环境和各种地区反应的明显变化。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现在将不是整个地考察奥斯

曼帝国，而是依次考察它的三个主要地区——拥有占优势的基督教居民的巴尔干半岛、

拥有居统治地位的穆斯林土耳其居民的小亚细亚和拥有诸穆斯林阿拉伯民族的小亚细亚

以南各行省。最后，我们还将考察波斯王国的某些重要的发展。波斯王国构成近东的一

个重要成分，尽管不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

 

一、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

 

巴尔干诸民族在土耳其统治下生活了四个多世纪。人们常常以为，这些世纪是暴政

未得缓和的世纪，被压迫的基督教徒渴望自由，急切地等待反抗的机会。这一解释未能

说明实际的事态发展的原因。巴尔干的各种民族在人数上大大地超过生活在他们中间的

少数土耳其人。他们生活在密集的群体之中，并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和宗教。如果他们渴

望反抗，他们给土耳其人所带来的麻烦原可能超过他们实际上带来的。然而，在早期的

世纪里，土耳其人在统治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臣民时并不比统治亚洲的穆斯林臣民时更

麻烦。

解释在于，土耳其征服者与从前统治过巴尔干各国的拜占庭皇帝、法兰克贵族、威

尼斯贵族及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君主相比，是有能力的、仁慈的。土耳其的行政管理

严格而公正，税收很轻，非穆斯林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基督教欧洲所空前未有的信仰自由。

然而，18、19世纪期间，这种形势急剧地改变了。这一时期中，由于土耳其的势力和实

力已衰落，出现了普遍的腐败和敲诈勒索；这种情况又驱使此时身受压迫、心怀怨恨的

巴尔干基督教徒拿起武器进行自卫。当时，由于各种原因，巴尔干诸民族正受到来自西

方的种种影响，并为这些影响所唤起。

巴尔干诸民族较奥斯曼帝国的其他任何种族集团更早、更深深地受到西方的影响，

他们多半是基督教徒，所以比穆斯林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更易于接受基督教西方的影响。

由于巴尔干各国在领土上与欧洲的其余地方邻近，人、商品和思想较易于从多瑙河、亚

得里亚海、地中海和黑海的那一边集中到巴尔干半岛上。因此，随着18、19世纪期间商

业、工业和中产阶级的发展，西欧对进口粮食的不断增长的需要促进了巴尔干半岛的农

业，尤其是促进了新的殖民地产品棉花和玉米的栽培。这些商品的出口又转过来有助于

巴尔干一批土著商人和土著水手的成长。贸易的扩大也促进了手工业产品的需要量和产

量。重要的制造中心出现干半岛各地，时常是出现在孤立的山区；在那里，工匠们能在

最少受到土耳其人干涉的情况下从事其行业。因此，商业和工业的兴起还有另一激响：

它们促进了沿达尔马提亚海岸、阿尔巴尼亚海岸、伊庇鲁斯海岸和在爱琴群岛中间行驶

的商船队的发展。新兴的巴尔干商船队运走诸如棉花、玉米、染料、酒、油和水果之类

的产品，通常运回殖民地产品和制成品——香料、糖、毛织品、玻璃、手表、枪炮和黑

色火药。

 

这一经济复兴的意义在于，它产生了一个由商人、工匠、船主和海员组成的、对西

方的思想和制度特别敏感、特别有好感的中产阶级。这些人本来就对奥斯曼的统治不满，

因为奥斯曼的统治这时已变得无能、腐败起来。商人和海员旅行到外国，并时常侨居那

里，他们不仅把自己在国外所亲眼目睹的安全和开明的状态同国内的悲惨状况作对比。

不用说，他们会得出结论：他们自己的前途和他们的同胞的前途取决于尽可能早地除去

土耳其的梦魔般的压迫。希腊商人约翰·普里戈斯的以下那番悲叹的话可代表这种看法。

他曾在阿姆斯特丹发财；当居住那座城市时，他对处理商务时所能有的安全和公正印象

很深。

然而，所有这一切在土耳其人统治下是不可能存在的。土耳其人既不讲秩序，也不

讲公正。如果资本为一千，他们就要使它增加十倍，以便可以劫掠其他人、使其他人穷

困，而不认识到其臣民的财富也就是其王国的财富……土耳其人是完全不公道的，他们

除了只是破坏外，不创造任何事物。愿上帝将他们毁了，使希腊可以成为基督教的，使

正义可以占上风，使政府可以象在欧洲一样得到建立；在欧洲，人人都能保全自己的权

益而无须担心任何不公正。……

普里戈斯式的商人之所以能对巴尔干的民族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不仅是因为他们从

事政治活动，而且还因为他们在自己的祖国和外部世界之间起了中间人的作用。匈牙利

南部的塞尔维亚商人、俄国南部的保加利亚商人以及广泛地散布在欧洲各主要城市的希

腊商人，都促进了其同胞的智力发展。他们能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以本国语出版书籍和

报纸，在自己的家乡和村庄创办学校和图书馆，并为本民族的年青人去外国大学受教育

提供资金。所有这一切不仅意味着更多的教育，而且意味着一种新型的教育。它不再主

要是宗教方面的教育。相反，它深深地受到当时西欧的启蒙运动的影响。当时的一个新

教传教士抱怨说：“希腊的受过教育的那部分人，也就是希腊人后裔中有才华的杰出人

物，习惯于呷吸伏尔泰和卢梭的毒汁，因为后者的著作已被翻译成现代希腊语。我遇到

过一些希腊人，他们热心地为自然神论的使人毛骨悚然的学说辩护。要对付他们的诡辩，

需要才能。”

西方对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一世时代变得更直接地具有政治性和

煽动性。有政治觉悟的人对巴黎的起义、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对拿破仑推

翻一个又一个王朝的景象印象极深。一个当时的希腊革命者证明：“总的来说，法国革

环唤醒了所有人的理智。……近东的所有基督教徒都向上帝祈祷说，法国应该进行反对

土耳其人的战争，他们相信他们将得到自由。……然而，当拿破仑没有作出行动时，他

们开始采取使自己获得解放的措施。”

巴尔干各民族的民族觉醒的速度迥然相异。最先觉醒的是希腊人，因为他们具有某

些有利条件：他们与西方的交往频繁，他们的古典的和拜占庭的光荣传统促进了民族自

尊心，他们的希腊正教体现和保护了民族觉悟。继希腊人之后的是塞尔维亚人，他们除

了享有匈牙利南部的一些很大的塞尔维亚新拓展地的促进性影响外，还享有高度的地方

自治。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的这些有利条件暗示了巴尔干其他民族的民族复兴速度较缓

慢的原因。保加利亚人与西方没有直接的联系，并定居在靠近奥斯曼首都的地方和土耳

其在色雷斯和马其顿东部的坚固的新拓居地附近。罗马尼亚人遭受着巴尔干半岛上独特

的尖锐的社会分化之苦，这种社会分化产生了有教养的上层阶级和无生气的农民群众。

阿尔巴尼亚人因为其原始的部落组织和由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这三个宗教所致的分

裂而境况最坏。

这些因素说明了为什么从19世纪初叶到2O世纪初叶，在巴尔干半岛上不是出现一个

反对奥斯曼统治的共同革命，而是发生一系列单独的起义。希腊人在经过1821至1829年

的持久的独立战争之后，从土耳其人那里赢得完全的独立。塞尔维亚人更早在1804年时

就举行起义，但只是到1815年时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获得一个自治地位。塞尔维亚公国直

到1878年才获得完全的独立，成为塞尔维亚王国。其后是罗马尼亚人，于1859年赢得自

治，于1878年赢得独立。保加利亚人更迟些，至1878年获得自治，至1908年获得独立。

巴尔干的这三个民族——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于1912年结成联军，把土耳

其人完全逐出半岛。他们在战场上是成功的，而且，尽管胜利者之间发生了自相残杀的

战争，土耳其人还是不得不于1913年交出他们在巴尔干半岛所剩下的全部领土，仅保留

了从君土坦丁堡到阿德里安堡的海峡周围的一块飞地。

如此，奥斯曼帝国的边界自1653年起从维也纳城墙开始退缩，至1815年退缩到多瑞

河，至1878年退缩到巴尔干半岛中部，至1913年退缩到君士坦丁堡近郊。随着帝国的退

缩，巴尔干诸独立国家——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1912年独立的阿尔

巴尼亚起而代之。西方通过提供革命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意识，通过促进准备在这一思想

意识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中产阶级的发展，通过不时地帮助巴尔干革命者从事反对土耳

其统治的斗争，决定性地促进了巴尔干各民族的复兴。

 

二、土耳其人

 

西方对土耳其人的影响比它对巴尔干基督教徒的影响小得多，也为时晚得多。有各

种因素可以说明这一差别；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或许是土耳其人信奉伊斯兰教和缺乏土

著中产阶级。

如果说巴尔干诸民族的基督教信仰构成与西方的一种联结，那么土耳其人的伊斯兰

教信仰就是一种障碍，而且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障碍，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有着相

对抗和冲突的漫长历史。不仅存在着相互敌视的这一传统，而且就土耳其人方面来讲，

由于其宗教信仰的缘故，还存在着一种干自身不利的优越感。以往好几个世纪里，土耳

其人一直打败欧洲的基督教势力，胜利地越过多瑙河、将他们的星月旗插到维也纳城墙

下。诚然，17世纪末叶和18世纪时，他们曾在奥地利人和俄国人手上吃败仗。但是，直

到19世纪末叶以前，他们继续统治着拥有数百万基督教臣民的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

因而，一般士耳其人不管其地位如何，在他们的心目中，对其本身的优越、对其宗教信

仰的优越、对其生活方式的优越，是没有疑问的。因此，这种优越仅仅被认为是一个穆

斯林和一个土耳其人的一种自然属性。土耳其人对所有非穆斯林的屈尊和轻蔑反映在他

们在提到欧洲各种民族时通常所使用的一些称号中。他们称阿尔巴尼亚人为“卖香肠的

人，称保加利亚人为“流浪者”，称荷兰人为“乳酪商”，称英国人为“无神论者”，

称法国人为“疯狂的异教徒”，称罗马尼亚人为“吉普赛人”。不用说，这种态度无助

于奥斯曼帝国和西方之间的相互影响。

土耳其人还因为他们从未发展起自己的中产阶级而很少受到西方的彩响。他们对商

业不感兴趣，或者说不尊重商业，因此，奥斯曼的资产阶级基本上是希腊人、亚美尼亚

人和犹太人。相形之下，土耳其人或是农民（他们一般是麻木不仁的），或是穆斯林教

会组织中的教师和审判员（这几乎总是意味着他们是激烈地反西方的），或是帝国官僚

机构中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通常仅仅对保持自己的职位和晋级感兴趣）。这种

形势的意义在考虑到希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商人在各自的国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时可清楚地看出米。正是他们，建立起与西方的联系、宣传西方的思想并从事政治活动。

然而，在土耳其人当中并不存在一批履行类似职责的人。因而，土耳其人中间难得出现

的改革提倡者发现自己没有任何追随者。换句话说，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困境与1825年

俄国十二月党人所处的困境相同，而且其原因也相同。

苏丹谢里姆三世的命运明显地说明了改革缺乏群众支持这一点。谢里姆于1789年—

—如果就他的思想和抱负的革命性质而言，这是具有象征性的、合适的一年——登上奥

斯曼王位。谢里姆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有必要在帝国中进行改革的苏丹，然而，他是第

一个认识到改革措施必须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的苏丹。他最先根据借用西方的东西而不

是回到苏里曼一世时代这一点来考虑改革。他的计划包括改革行政管理、改进教育和彻

底改造近卫军。

近卫军从切曾是奥斯曼步兵的精锐部队，这时已蜕化成无用的、不顺从的禁卫军。

这一点在18世纪末叶与俄国交战时变得很明显，那时，近卫军的一些团在前线露面的总

共才5、6个人。近卫军士兵一见敌人，多半溃散和逃跑，仅仅停一停劫掠自己的兵营。

过去，有几个苏丹已试图控制或除灭这支有害的军队。他们都失败了，因为法律和宗教

的统称为乌力马的首脑站在近卫军一边。重要的经济利益也支持现状，因为从对近卫军

的发薪证的投机买卖中可得到收入。每个近卫军士兵都有一个密封的发薪证，用作领取

薪金的折子。1740年，苏丹允许买卖这些发薪证。它们很快成为一种股票，由那些与近

卫军毫无联系的官员和投机商迫不及待地大量买下。由于争夺发薪证的缘故，不可避免

地出现大量虚报的名册。已死去的近卫军士兵的名字给保留在名册上，他们的发薪证被

买卖。

军事、宗教和经济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强有力的结合，说明了为什么早期的苏丹未能

改革近卫军，为什么谢里姆也注定要失败、注定要丧失他的王位和生命。开始时，由于

近卫军对俄国人的恶意中伤引起民众的反感，谢里姆能取得某些进展。他先采取旨在改

进帝国防御的各种表面措施，然后，1793年时，他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建立一支称为

新制军队的新的军事力量。这是一支西方式的军队，有着一式的制服、明确的募兵和征

兵措施、欧洲的训练方法以及现代化武器，包括最新式的火炮和代替传统的短弯刀的刺

刀。这些计划要求最初征兵1600人，以后逐步增加到12000人。

新军在几次交战中证实了它的价值，但是，这仅仅加剧了近卫军及其盟友的恐惧和

反对。他们以旨在利用穆斯林居民的畏惧、偏见和狂热的一个精心组织的运动来进行反

击。他们散布谣言说，新军是基督教异教徒的一个发明，谢里姆创建新军就是因为他不

再是伊斯兰教的真正的保护者。如此，引起了大量的骚乱，使近卫军能迫使谢里姆于

1808年5月退位。两个月后，当谢里姆的支持者们试图将他从囚禁他的宫殿住室里营救

出来时，他被绞死了。

回顾起来，很清楚，谢里姆试图做俄国的彼得大帝在早一个世纪时就已完成的事情。

他失败了，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并不象俄国沙皇那样是一个强有力的、起决定性作用

的人物。然而，他的失败更多的是由于这一事实：近卫军与他们在乌力马委员会、官僚

机构和宫廷中的盟友们一起组成了一个比彼得所曾面临的任何反对派强大得多的反对集

团。此外，谢里姆没有可依靠的中产阶级、群众党或群众运动。给果，奥斯曼帝国在

1808年末时似乎与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没有变化且不可改变。

然而，19世纪期间，奥斯曼帝国同俄国人一样，为西方以直接和间接的许多方式所

渗透、影响和控制。渗透的几条途径中，最早的、在某些方面最有效的是军事途径。土

耳其人同俄国人一样，发现要自我保存就必须采用欧洲的军事技术。19世纪后半世纪中，

西方诸强国为了阻挡俄国对中东的扩张，积极地鼓励土耳其人使自己的军事力量现代化。

但是，军事西方化不仅仅包括外国军事代表团的访问。事实证明，要支持一支现代化的

军队，除了必须教授军事科目外，还必须教授欧洲的语言、数学和科学。必须建立医科

学校、医院、技术工厂、制造重武器的铸工厂、海军兵工厂和造船厂。而且，被派到国

外去上外国军事学院的许多年青人中，有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除了吸收西方的军事技术

外，还吸收西方的思想意识。因此，土耳其所有的机构中，军队成为不仅在组织上而且

在观点上最西方化的机构。1908年当旧制度在奥斯曼帝国被最后推翻时，实行这政变的

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一个群众运动，而是一个军队集团，这一点并不出人意外。

在宗教领域，西方也对穆斯林中东有影响。传教士在整个帝国传道和建立学校。到

1875年，仅仅美国传教士就开办了240所学校，有学生80O0人。学生中大多是亚美尼亚

人，其余的是基督教徒，因为改宗在穆斯林当中是受禁止的。但是，在分散于整个帝国

的外国学院如美国人经办的君土坦丁堡女子学院和罗伯特学院（也在君士坦丁堡）以及

在贝鲁特的圣约瑟夫的法国耶稣会大学里，可发现相当数目的土耳其学生。土耳其人自

己这时也已建立了几所高等学校，包括医科学校（1867年）、帝国高级中学（1868年）、

君士坦丁堡大学（1869年）、法律学校（1870年）和政治学学校（1878年）。这些年里，

土耳其的新闻业也正在迅速发展。1859年时。帝国中只有一份官方周报和一份半官方周

报。到1872年，已有三份日报和几份周报。此外，在诸如君士坦丁堡、士麦那和亚历山

大之类的城市里，出现了6份法国日报，为受过教育的土耳其人所阅读。

至少与这种文化影响同样重要的是西方对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渗透。由法国外交官和

创办人斐迪南·德·雷赛布为首的一家欧洲辛迪加经过10年的开凿之后，于1869年使苏

伊士运河通航。这运河的作用是使奥斯曼帝国再一次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主要的商人

路线上。当时，奥斯曼政府正绝望地陷入对欧洲一些政府和私人金融家的债务中。他们

于1854年借了第一笔贷款，到1875年，他们的债务总数达英币2亿镑。他们每年约需英

币1200万镑来支付年金、利息和偿债基金，这笔款子等于帝国总岁入的一半多一点。事

实证明负担是沉重的，部分付息被拖欠，因此，欧洲诸强国于1881年强行设立奥斯曼国

债管理处。这一机构主要由外国代理人组成，其任务是照管来源于各种专利事业和关税

的岁入、为偿清帝国的债务服务。

外国势力除控制了土耳其的财政以外，还控制了土耳其的金融系统、铁路系统、灌

溉工程、采矿企业和市公用事业。此外，帝国仍受制于外国人自15世纪起就在奥斯曼帝

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条款即治外特权。这些治外特权包括免受奥斯曼朝廷的管辖和免交

包括个人税和关税在内的某些赋税。这些赋税被规定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奥斯曼政府不

得擅自提高，除非经欧洲诸强国同意；不用说，欧洲诸强国是不会轻易同意的。因此，

我们可以断定，奥斯曼帝国甚至出俄国更多地处于与欧洲的半殖民地的经济关系中。

西方的所有这些压迫和控制的影响不可能得到精确的估计。但是，毫无疑问，它们

逐渐地打碎了以往一向坚如磐石、难以攻破的伊斯兰教结构。运河、铁路、银行、传教

士、学校和报纸构成了一个背景，从而说明了19世纪后半世纪在土耳其人中间发生的文

化思想方面的觉醒。

这一觉醒的最著名的领袖是易卜拉欣·希纳西、那米克·凯马尔和阿卜杜勒·哈米

德·齐亚。这些人并不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然而，他们确具有某些共同的经历，

确分享某些根本的原则。他们都曾在西欧生活过，都不仅对西方的物质成就而且对西方

的思想和文学印象极深。他们回到君士坦丁堡，决心消灭他们这时认为是波斯的古典主

义的暴政的东西，这种东西以往长期地支配着奥斯曼的语言和文学。他们丢开波斯和阿

拉伯的言词、措词而采用更纯正、更简单的土耳其语。他们翻译外国的著作，尤其是法

国作家加拉辛、拉封丹，卢梭、孟德斯鸠和孔多塞的著作。他们创办了第一份独立的土

耳其报纸；这份报纸虽然发行量有限，但在咖啡馆和市场有广泛的读者群。

这些早期的改革者没有组成一个政党。当时，奥斯曼帝国仅有的真正的政党是在个

别的政治领袖周围聚集起来的”执政党”和“在野党”。但是，到1865年，由倾向于西

方的青年作家们组成的一个界线相当分明的集团已围绕报纸“Mushbir”即《喜讯先驱

报》而形成。这家报纸除了支持别的事物外，还主张引进某种形式的立宪代议制政体。

这一点是帝国政权所忍受不了的，它于1867年查禁了这家报纸。报纸编辑及其同事这时

发现他们所处的境况与19世纪初谢里姆三世所处的境况相同，由于缺乏群众支持，他们

不得不逃到巴黎和伦敦，在那里继续从事新闻工作、抨击帝国政权。

当时，土耳其少数政治家已认识到，一个按照西方方向的全面改革纲领是帝国的生

存所必不可少的。其中杰出人物是雷希德帕夏（1802-1858年）和米德哈特帕夏（1802

－1858年），他们两人都担任过最高的大臣，颁布过许多改革法令。1876年5月，米德

哈特利用国内的一次财政危机和巴尔干地区的一次革命而迫使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退

位。然后，他制订了一部宪法，该宪法规定了一个民选议会、一部权利法案和一个独立

的法院系统。新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不得不接受这一宪法，然而，他无意遵守宪

法。1877年1月，他撤销米德哈特的职务，将他逐出君士坦丁堡。当时，仅有的抗议迹

象是在墙上出现了少数标语。土耳其的改革者仍面临着一种群众的惰性，这种惰性可与

1825年使俄国十二月党人彻底失败的那种群众的惰性相比。因而，阿卜杜勒·哈米德能

在19世纪其余的时间里作为其帝国的无人挑战的主人进行统治。

在那数十年间，阿卜杜勒·哈米德通过无情地反对民族主义和立宪主义的分裂性力

量来执掌政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阻止人们去国外旅行、学习，保持一大批密探，

并对新闻界实施严格的检查制度。他的特务们时常将小批小批的不满分子撵走；这些不

满分子多半是知识分子和官员，通常逃到巴黎避难。他们在那里出版批评哈米德独裁政

权的期刊和小册子，因而在西欧一般被称作青年土耳其党。阿卜杜勒·哈米德统治下的

包括阿拉伯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库尔德人和犹太人在内的各从属

民族的革命领袖们也加入这些土耳其的流亡者。所有这些民族的代表为了组成一个反对

独裁政权的共同战线而于1902年2月在巴黎举行一次大会。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除

了他们都不喜欢这个苏丹外，他们在任何问题上都没取得一致意见。一群人希望土耳其

人占优势和实行中央集权制统治，而另一群人则赞成实现一个权力分散的、各从属民族

享有充分自治的帝国。

当流亡的知识分子在巴黎争吵不休时，倾向于改革的土耳其军队的领袖们正为打破

苏丹对帝国的控制而采取决定性的措施。他们大多在西方学习过，或者与在帝国国内的

西方军事代表团有过交往，因此，他们已开始认识到苏丹的僵硬的维持现状的政策是过

时的、危险的。他们组织了“奥斯曼自由协会”，总部设在萨洛尼卡。陆军军官是这一

团体的骨干，不过，他们得到了其他团体的大力援助，尤其是得到了在萨洛尼卡的人数

最多、最富裕的犹太人的大力援助。自由协会被组织成5人小组，因此，每个人仅了解

组内的4个成员。新加入者必须由一个正式成员做保证人，并在预备期内受到仔细观察。

为了通讯联络，每个小组都有一个“指导者”，他从另一小组的“指导者”那里接受最

高中央委员会的命令，而且必须立刻传递命令。有人对协会的活动作了如下描述；

为了应付开支，每个成员不得不将自己固定的一部分收入捐献给委员会的金库，而

富裕的成员除交纳这笔会费以外，还要在委员会需要资金时作慷慨的捐赠。委员会秘密

地购置武器和弹药，并每年拨出很大一笔款子供那些在为事业奋斗时失去了生命或自由

的成员的家属维持生计。分派给成员们的任务有好几种。有些人任通信员，以各种方式

乔装打扮之后，往返于帝国各地传送口头的报告和指示。……有些男子必须暗杀那些被

委员会到处死刑的人——正在以危险的热情反对运动的政府官员和正在找到猎物的臭迹

的宫廷密探。另有一些成员为了事业起见而奉命充当间谍，终于将反间谍活动进行得非

常彻底，以致挫败了宫廷的间谍活动。……当然，最重要的任务……是说服马其顿驻军

即第三军站到事业一边。……渐渐地，许多青年军官被接纳为会员，接受指示去把普通

士兵们争取过来。……最后，整个马其顿军队被争取到青年土耳其党的事业一边。

这些谋反者于1908年7月公开造反，迫使他们采取行动的发展有两个。一个发展是

外来干涉的威胁。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于1908年3月提出成立马其顿自治政

权。这时，所有土耳其人，不论老少，都知道自治是独立的序幕。稍后，有人宣布，英、

俄两国的君主将于6月10日在雷瓦尔会晤，讨论马其顿的改革问题。萨洛尼卡的组织这

时被称为“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它担心雷瓦尔会晤的最后结果是瓜分奥斯曼帝国，所

以决定立刻来取行动。

委员会用电报向苏丹发出最后通碟，威胁说，如果1876年宪法不在24小时内得到恢

复，他们就要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国务会议劝阿卜杜勒·哈米德答应最后通牒的要求。

伊斯兰教法典权威即帝国最高的宗教和法律的权威拒绝作出同意镇压造反者的判决。因

此，7月24日，阿卜杜勒·哈米德宣布恢复宪法。为了充分利用这一形势，他又说，他

以往一直赞成立宪政体，但是，被邪恶的地方议员们引入了歧途。英国大使说：“我想，

这位苏丹是当代喜剧演员中最伟大的一个，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在大众面前摆出

了这样一付姿态：他是人民的纯朴的、慈爱的父亲，只是40年来在关于人民的真正愿望

的问题上一直为其顾问们所欺骗。”

苏丹投降的消息受到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的热烈欢迎，他们欣喜若狂、在街上互相

拥抱。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恩维尔帕夏大声说；“不再有保加利亚人、希腊人、罗马人、

犹太人和穆斯林。我们都是同一蓝天之下的兄弟。我们人人平等，我们为自己是奥斯曼

人而自豪。”这种欣快的气氛并没有持续很久。以往使在巴黎的流亡者分裂的中央集权

与权力分散的问题，这时必须作为一个迫切的政策问题而不是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来予以

正视。此外，新的领袖通常被称为青年土耳其党人，而保守分子不信任所有的青年土耳

其党人。1909年4月12日保守主义者在君士坦丁堡进行反革命活动、夺取对首都的控制

时，这种不和达到了顶点。青年土耳其党聚集起他们在马其顿的力量，向君士坦丁堡进

军，经过数小时的战斗之后占领了这座城市，然后强迫阿卜杜勒·哈米德退位，尽管他

在这场政变中的同谋犯罪未得到证实。根据新苏丹穆罕默德五世自己所讲，他10年里没

读过一份报纸。因此，他充当了青年土耳其党的温顺的傀儡，青年土耳其党这时已成为

君士坦丁堡的无可争辩的主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年中，他们试图加强他们的帝国，使其现代化，但是

没取得什么成功。他们试着推行中央集权和土耳其化的政策，但是他们愈坚持这样做，

引起的反对愈多。这时，要拒绝接受阿尔巴尼亚人、阿拉伯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

其他从属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觉醒，已为时太晚。因而，结果是镇压和反抗的恶性循环。

阿尔巴尼亚人于1910年拿起武器，两年后，巴尔干各国结成一个联盟，反对土耳其人。

其时，意大利也已于1911年侵入非洲的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因而，直到1914年青年土

耳其党决定与同盟国共命运以前，他们发现自己几乎不断地处于交战状态。

显而易见，土耳其人为适应于西方而作的努力证明是异常无效的。因为宗教传统和

历史传统，他们比俄国人更不受西方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最后更易受到西

方的攻击。他们没有发展起自己的工业，因此。他们的军队除一直依靠西方的指导者外，

还一直依赖于西方的武器。实际上，奥斯曼帝国本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因为诸强国

的相冲突的利益和政策而不是因为它自己的力量。它的幸存不应掩盖以下事实：这帝国

仅仅经西方的勉强同意才生存下来，它在政治团结、经济发展和军事力量方面们毫无希

望地不如西方。

 

三、阿拉伯人

 

阿拉伯诸民族同巴尔干基督教徒一样，受到奥斯曼的统治达四个世纪。他们并不象

巴尔干基督教徒那样认为这种统治是一种沉重的外来枷锁。首先，早期的奥斯曼的行政

管理是有效的、通常可接受的。阿拉伯人如同穆斯林那样，用西方的神权政治的思想方

法而不是用西方的世俗的思想方法进行思考，他们认为土耳其人与其说是外国人，不如

说是同道的穆斯林，因而，感到对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穆斯林奥斯曼帝国有一种真正的密

切关系。在近代，这种感觉由于欧洲人的侵略性而得到增强；欧洲人征服了北非、中亚

和南亚的古老的穆斯林王国。面临如此可怕的威胁，阿拉伯人很自然地把土耳其人看作

是保护卷土耳其人虽然在后期变得愈来愈腐败和暴虐，然而仍比异教徒好得多。这些原

因说明了为什么阿拉伯人在感受西方影响和发展民族主义抱负方面远远地落后于巴尔干

基督教徒。

西方对近代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可以说从1798年拿破仑率领侵略军在埃及登陆那一

天就已开始。拿破仑的真正目标是打击英国在东方的地位，但是，在海军将领纳尔逊在

亚历山大附近歼灭拿破仑的舰队以后，拿破仑放弃他的目标，回国了。不过他的远征对

埃及有持久的影响，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军事事件。它也是西方对阿拉伯世界中心地区

的一次文化入侵。拿破仑除了将解释古代象形文字的科学家和制订把地中海和红海连接

起来的计划的工程师带到埃及外，还给埃及带来了第一台印刷机。有个阿拉伯学者曾参

观由这些新来的人建立的一个实验室，法国科学家的影响就反映在他以下这番表示惊讶

的话中：

我在那里看到了一些最奇妙的事，其中有件事是，一个负责人拿一个装有蒸馏水的

瓶，从瓶里取一点蒸馏水倒入一个试管中，再从另一瓶里取少量液体倒入蒸馏水中。两

种液体上升，一朵彩色的云从液面上升起，直到它消失为止。试管里的东面完全变干，

成为一块黄色的石头……一块我们摸过、检查过的干石头。他又用不同的水如法炮制，

制造出一块蓝色的石头。他第三次用其他的水重复这一实验，制造出一块鲜红色的石头。

接着，他取一撮白粉放在一块铁砧上，用锤轻轻地敲，结果是响起一种可怕的声音——

类似于枪声的声音，使我们十分惊讶。所以，他们都嘲笑我们。

拿破仑在他出征埃及的短暂时间里，还粉碎了埃及原有的统治阶级的权力。这为天

才的阿尔巴尼亚冒险家穆罕默德·阿里当政铺平了道路。穆罕默德·阿里的历史意义在

于他是第一个意识到西方技术的意义并有效地利用西方技术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的中东

的统治者。他取得的成就很多，都是革命的。他开始兴修近代的灌溉系统；引进棉花的

栽培，棉花迅速地成为国家最大的资源；重新开辟亚历山大港；鼓励对外贸易；派学生

到国外去学习；开办各种学校，不过他自己是文盲；建立一所翻译学校，在1835至1848

年间将大约2000本欧洲的著作译成阿拉伯语。穆罕默德·阿里还聘请外国专家帮助他建

立中东第一支新式的陆海军。他甚至勇敢地试图在埃及建立一个近代化的工业结构，而

且他的确在开罗和亚历山大兴建了大量的工厂。不过，这些企业最后由于国内的不足之

处和欧洲诸强国的反对而失败。

这些成就使埃及转变为一个可怕的强国。穆罕默德不太费力地侵占了阿拉伯半岛、

苏丹、克里特岛和包括今日巴勒斯坦、黎巴嫩及叙利亚在内的整个黎凡特海岸地区。这

些征服提出了穆罕默德与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名义上的霸王马哈茂德苏丹之间的关系的问

题。马哈茂德曾试图阻止穆罕默德沿黎凡特海岸扩张，但是，也很快就被决定性地打败

了。实际上，只是外国的干涉才阻止了埃及军队开进君士坦丁堡去结束有50O年历史的

奥斯曼王朝。同样，也正是外国的干涉阻止了穆罕默徳实现他似乎已考虑到的一个备用

计划。这一计划是要在小亚细亚以南的奥斯曼地区创立一个阿拉伯帝国。穆罕默德已在

进行中，因为他控制了大部分阿拉伯地区，包括一些圣城。但是，一个控制前往印度的

路线的强大的阿拉伯帝国是与英帝国的利益相违背的。1833年3月21日，帕默斯顿勋爵

对穆罕默德的野心作了如下的评论：

他的真正计划是要建立一个包括所有说阿拉伯语的国家在内的阿拉伯王国。就这样

一件事本身而言，也许没有危害，然而，由于它意味着土耳其的解体，这件事我们就不

能同意。此外，土耳其是前往印度的道路的占据者，而一个有活动力的阿拉伯君主同样

会成为这样的一个占据者。

这意味着建立一个阿拉伯王国的任何可能性的结束。穆罕默德在外力强迫下不得不

交出除埃及之外的所有属地；在埃及，他仍然是世袭的、自主的统治者。诸强国的利益

使阿拉伯的统一和独立的实现延迟了一个多世纪。不过，应该指出，即使穆罕默德·阿

里被允许实行他的计划，他原本能建立的也只是一个个人的帝国而不是一个统一的阿拉

伯民族国。情况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在19世纪初叶诸阿拉伯民族中间缺乏民族觉悟的

观念。

由于拿破仑的远征和穆罕默德·阿里的极其巨大的努力，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成为

西方思想的最重要的桥头堡。1870年以后，包括当时的整个黎凡特海岸在内的叙利亚，

作为西方影响的一个中心可与埃及相匹敌。一个原因是，叙利亚和欧洲之间的贸易日益

繁荣，大量的叙利亚商人去国外从事商业活动，然后对国内的同胞施加同样的催化影响，

就象巴尔干商人在早几十年时所做的那样。另一原因是主要由法国耶稣会会士和美国长

老会教徒从事的广泛的传教、教育活动。到1865年，美国人已创办了叙利亚新教学院，

这所学院后来作为贝鲁特美国大学而闻名整个中东。几年后，耶稣会会士在贝鲁特建立

了圣约瑟夫大学。英格兰、苏格兰、德国和俄国的学校随后相继建立，不过它们的规模

较小。这些学校培养阿拉伯学生，印刷和分发阿拉伯书籍。如此，叙利亚阿拉伯人重新

发现了他们的过来，了解了西方的文学、思想意识和技术。

这种来自外界的刺激导致最早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出现。开始时的领导人多半是基

督教阿拉伯人，因为穆斯林直到较后的年代才进入教会学校。1860年，新教的一个皈依

者布特鲁斯·布斯塔尼开始发行报纸《叙利亚号声报》。10年后，他建立了一家政治的、

文学的和科学的杂志《盾》。这家杂志的箴言是“对我们国家的热爱是一种信仰”—一

这种情感以往一向为阿拉伯世界所不知。

由于奥斯曼当局的镇压措施，布斯塔尼和其他最早的民族主义者不能公开地进行政

治鼓动。因而，第一个被公认的政治活动，是1875年新教学院的5个学生组织一个秘密

的革命团体。他们制订了一个民族纲领，该纲领要求实现自治、出版自由和采用阿拉伯

语作为官方语言。土耳其官员进行了调查，试图查出这一秘密团体的领导人员。后者惊

恐起来，于1878年解散了他们的团体。然后，他们动身到埃及，因为帝国特务对埃及没

有什么控制，那里的形势对有现代头脑的阿拉伯人来说更有希望。

克迪夫·伊斯梅尔从1863至1879年统治埃及，同穆罕默德·阿里一样野心勃勃。在

他统治期间，铁路得到敷设，亚历山大港给扩大，苏伊士运河通航，近代银行建立，货

币被稳定。外侨的人数从1836年的3000人增加到1878年的68000人，表明了新的经济机

会。教育机构的巨大发展也同样重要。到1875年，创办宗教小学4685所，有学生111896

人，创办宗教中学3所，有学生15335人，创办平民学校36所，有学生4778人，而开罗的

历史悠久的爱资哈尔大学有来自穆斯林世界各地的学生15000人。

这种活动把叙利亚商人和受过西方教育的叙利亚知识分子吸引到埃及。后者出版可

使埃及人熟悉法国和英国的自由主义的、科学的思潮的报刊杂志。同时，象形文字的解

释、博物馆的建立、埃及学的发展，促进了埃及人对埃及古代历史的认识，促使埃及人

对埃及的成就感到自豪。这种初期的民族主义由于西方对埃及的不断增长的支配而被进

一步唤起。这种支配是强加的，因为伊斯梅尔在欧洲货币市场上借贷大笔的钱，导致了

破产并最终导致了外来的军事干涉和统治。在伊斯梅尔统治的16年间，长期借款从300

万英镑上升到680O万英镑。这笔钱大部分用于建设性项目，但同时，埃及正遭到被恰当

地称作“金融骗子”的人的无情掠夺。埃及人同土耳其人一样，不习惯于无耻的国际金

融家的欺骗，受到残忍的剥削。例如，在建造亚历山大港时，英国承包人多收费80%左

右。贷款通常的利息为6％或7%，然而，提供给各处的埃及人时，利息在12%至27%之间。

到1876年，伊斯梅尔已破产，不得不接受一个国际的“公债委员会”。这一机构努

力使所有的债务得到迅速的偿付，但是，埃及在这过程中被榨尽血汗。1877年的总收入

达9543000英镑，其中7473000英镑必须用于偿还债务，另外一部分钱必须用来履行固定

的义务，如每年向苏丹交纳的贡金。只有10O万英镑多一点的钱留作国家的行政管理之

用，这笔钱显然是不够的。

在这些情况下，一次民族主义的起义于1882年在埃及军官艾哈迈德·阿拉比的领导

下爆发。这次起义一方面是反对外国对埃及事务的干涉，一方面是反对埃及总督与垄断

了军队和官僚机构中的所有高级职位的土耳其寡头政治集团。在亚历山大出现一些骚乱

和伤亡之后，英国先后邀请法国和意大利来共同干涉起义。干涉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支持

埃及总督反对起义者。当英国的提议遭到拒绝时，英国开始独自行动。一支英国舰队于

1882年7月炮击亚历山大要塞，两个月后，一支远征军在埃及登陆，击败阿拉比。

当时，首相格莱斯顿宣称，无限期占领“与陛下的政府的所有原则和观点是绝对地

不相符的”。但是，陛下即维多利亚女王本人却持有不同的意见。几个月后，她写道：

“女王极力希望，有人能说没有什么可束缚或妨碍我们在埃及的行动；我们必须一劳永

逸地牢牢控制住埃及。”正是这种观点占了上风。远征军留下成为占领军。埃及名义上

仍然是土耳其的一个省，但英国这时在各个方面——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控制了埃及。

这些事件自然在埃及激起强烈的仇外情绪，但是，它们针对的与其说是土耳其人，

不如说是西方人。当时，只有少数基督教阿拉伯领袖希望摆脱君士坦丁堡。穆斯林群众

基本上仍然是冷漠的，而少数有政治觉悟的穆斯林想要的只不过是奥斯曼帝国结构内的

自治。

随着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的起义，这一愿望看来会得到满足。阿拉伯人同帝国的其

他民族一样，热情欢迎这一起义。叙利亚的一位传教士对民众的喜悦作了如下报道：

“穆斯林的普遍的声音是，‘现在，我们都是兄弟，我们能平平安安过日子。今后，我

们将仅仅作为奥斯曼人而互相认识。自由万岁！军队万岁！苏丹万岁！’这似乎好得叫

人难以相信，我们这里数星期来，外国人和叙利亚人一样，似乎生活在一场梦中。黄金

时代似乎正开始出现。”

这种开端证明是虚假的。青年土耳其党领袖很快就采取严厉的土耳其化的措施，不

顾一切地试图团结整个帝国来反对外来的军事侵略和内部的民族主义者的颠覆。阿拉伯

人蒙巴尔干基督教徒那样，对这种抑制不满。1908年，贝鲁特的一家报纸厉害地评论道；

几天前，只有一个哈米德，

而现在，有了一千个左右的阿卜杜勒。

然而，大多数阿拉伯人仍渴望自治而不是渴望独立。例如，在巴黎的穆斯林阿拉伯

学生于1909年11月14日建立了一个秘密团体，称为“青年阿拉伯协会”，其更为人所熟

知的名字是al－Fatat（青年），它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它的目标

是要在以奥匈帝国的方式成立的土耳其和阿拉伯两种族的奥斯曼帝国的范围内实现阿拉

伯自治。1913年10月，另一秘密的阿拉伯团体“盟约”在伊斯坦布尔成立。其成员大多

是奥斯曼军队中的阿拉伯军官，其纲领几乎与巴黎那个团体的纲领完全相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大多数阿拉伯人的情结就是如上所述。然后，青年土耳其

党领袖作出与同盟国共命运的决定，一下子改变了形势，加速了一系列事件的连锁反应；

这些事件终至成为1916年反对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土耳其统治的阿拉伯大起义。

应该提到，埃及以西的北非地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受到欧洲的直接统治。远在

16世纪，土耳其人已将他们的统治扩展到除遥远的摩洛哥之外的这些地区。如果根据诸

如“中东”和“远东”之类的西方流行的用法，注意到穆斯林称摩洛哥为“al—

Maghrib al-opa”即“远西”，相反地称北非剩下的地区——的黎波里塔尼亚、突尼斯

和阿尔及利亚为“al—Maghrib”即“西方”，那是很有趣的。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

里，土耳其人从君士坦丁堡派出总督，直接统治了上述三个地区。然后，当奥斯曼力量

衰落时，这些遥远的地区随着世袭王朝的出现而成为完全自治的，不过它们继续承认土

耳其苏丹的宗主权，并在需要时提供海军部队。

北非这些政权的黄金时期是在16和17世纪，那时，他们在地中海劫掠基督教船舶。

但是，到18世纪时，穆斯林私掠船愈来愈受到欧洲舰队的不断增茂的技术优势的妨碍。

从前繁荣的阿尔及尔城的人口急剧地下降，而它的基督教俘虏的人数在1830年法国入侵

时也从过去最多时期30000名下降到仅仅100名。

法国入侵的主要目的是用一个军事胜利来支撑查理十世的摇摇欲坠的王位。软弱的

土耳其军队被轻易地击溃，但是，法国君主仍然在此后不久被废黜。他的后继者路易·

菲力普经过一番踌躇之后，决定保持新获得的北非属地。这就使平定土著阿尔及利亚人

的长期的、残忍的战役成为必需，因为阿尔及利亚人比为数不多的土耳其驻军进行了猛

烈得多的反抗。一旦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安身下来，他们将自己的控制扩展到两边的国

家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他们于1881年和1912年先后接管了突尼斯和摩洛哥。在每种情

况下，这一个过程涉及到的与其说是军事力量，不如说是外交手腕，这与先前在阿尔及

利亚的较粗暴的做法完全不同。法国新获得的国家享有的不是被征服地的地位，而是法

律上的保护国的地位；这意味着法国的控制是间接的，不过，不是那么非决定性的。最

后，欧洲对阿拉伯北非的猛攻于1911年随着意大利对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入侵而结束。正

如在阿尔及利亚一样，土耳其驻军被轻易地击败，但是，在意大利统治牢固地确立以前，

需要对土著抵抗力量进行长期的斗争。

 

四、波斯人

 

当这些事件在阿拉伯世界发生时，同样重要的发展正在邻近的波斯出现。我们在第

三章中已看到，17世纪初叶，波斯在沙·阿拔斯一世统治下达到的伟大的顶点可与奥斯

曼帝国在苏里曼一世统治下达到的伟大的顶点相比。然后，波斯陷入软弱无能、默默无

闻的状态，经历了又与土耳其人的衰落相似的衰落。波斯也未曾遇到过让外界影响使沉

闷的气氛变得活跃的拿破仑远征、活动范围广阔的叙利亚商人和大量的外国传教士。因

而，1887至1888年居留在波斯的一位英国学者在那里发现了早救世纪已在西方消失的一

种类型的世界：

……气氛是中世纪的：政治和进步几乎无人提及，谈话多半是围绕神秘主义、玄学

和宗教；最热烈争论的政治问题是那些与我们时代第七世纪的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有

关的问题；官方杂志的偶然出现仅仅唤起人们对外界事务的没精打来的兴趣…；在基尔

曼，每星期一次的邮车维持着与外部世界的通讯。

然而，大约正是在19世纪后期的这一时候，波斯开始明显地受到无所不在的西方的

影响。这种影响的根源和性质通常与在土耳其人中间的影响的根源和性质相似。最初是

试图借用西方的军事技术，这转而又需要更大的中央集权和一个新的官僚机构。传统的

穆斯林宗教学校（即madaris）显然不能提供可以充当新官僚机构的官员的毕业生，更

不用说提供可以充当新军队的军官的毕业生了。因此，学生们给派到国外，而种种西方

式的新学校在波斯得到建立。渐渐地，出现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对西方的物质进步印象

很深，希望把西方的制度和习惯做法引进自己的祖国。

19世纪后期，由于西方的不断加强的经济入侵和剥削，这一小批知识分子能在城市

里唤起群众的相当的支持。早在1828年，俄国人就已获得与后来强加于中国的领事裁判

权相似的治外法权。欧洲大部分强国迅速地仿效俄国交替自己的国民弄到特别权利。波

斯国王为了增加供他们恣意挥霍的资金，愿意将垄断特许权授予外国人；这一点促进了

上述过程。波斯卡扎尔王朝最能干的一位统治者是纳绥尔丁国王，1848至1896年在位。

然而，甚至他也发现，要为他在国外的花费很大的旅行筹措资金，就必需允许外国人开

设银行、发行钞票、敷设铁路和享有出售烟草及其他商品的专利权。1896年，这位波斯

国王遭暗杀，表明人们对这些做法极为反感。这一暗杀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因为继任的

统治者不大能干，同样地奢侈，并乐于将自己的国家出卖给出价最高的人。

到1905年，波斯的形势就是如此；那时，先后传来了俄国在满洲遭到失败和俄国内

部出现巨大的革命高潮的消息。由于相当数量的波斯学生在俄国的大学里上学、数量大

得多的波斯工人受雇于外高加索的油田和工厂，这些富有戏剧性的发展对波斯产生重要

的影响。1910年，驻圣彼得堡的波斯领事估计，每年有不少于20万的农业季节工人转入

俄国。这些劳工不可避免地受到震撼当代俄国工人阶级的那些革命运动的影响。因而，

1905年的激动人心的事件不仅在国西方侵犯而惊恐的波斯宗教领袖中间引起了反应，而

且在波斯的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反应。

一阵罢工和骚乱的浪潮席卷波斯，直到波斯国王于1906年7月同意免去他的不得人

心的首相的职务、召集一次国民议会即波斯议会为止。第一届波斯议会于1906年10月在

德黑兰召开，制订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宪法，波斯国王在两个月后即他临死前签署了这一

宪法。新的统治者、反动的穆罕默德·阿里国王决定废止这一宪法，但是，他有已觉醒

的大众要由他照管。近代以来，波斯第一次正在为一个有真正的群众追随者的改革运动

所震撼。由于在外国人手下蒙受的耻辱和遭受的剥削，这一运动是强烈地民族主义的、

反西方的。一个消息灵通的英国观察者对波斯改革者的动机因素和目的作了如下描述：

正是在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国家被国外人看不起、他们的利益以微不足道的价钱被出

卖、他们的宗教和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独立存在均遭到毁灭的威胁时，他们开始要求参

与国家的政府。欧洲的许多记者和其他作家嘲笑一个波斯议会的思想，几乎在每一页上

象这么多的鹦鹅一样重复着“喜歌剧”这个词。……然而，波斯人已自觉地在为他们作

为一个民族的真正的存在而战斗，在这意义上，这个民众的式符合宪法的政党可以被非

常恰当地称作“民族主义者”。……实质上，正是这个爱国的政党代表着进步、自由、

宽容，尤其是代表着民族独立和“波斯人的波斯”。

因而，改革者们采取西方的政治策略和口号，不顾一切地努力反抗西方的侵略。但

是，他们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这一时期中，维持现状的

势力太强大了。沙皇时代的俄国国明显的原因而坚决地反对改革者，并坚定地支持波斯

国王反对波斯议会。英国有矛盾心理：对温和的改革者有好感，可是，不赞成革命的或

反王朝的活动。如果这两个强国互相牵制，改革者原可能有一个经过努力获得成功的机

会。但是，当俄国和英国缔结1907年的协议时，这一微弱的可能性消失了。协议条款之

一指定波斯的北部和中部为俄国的势力范围，波斯的东南部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介于它

们之间的地区为中立的缓冲地带（见第二十章第一节）。不用说，关于这些安排，俄、

英两国没有同波斯人协商过。在1907年10月2日一期《笨拙报》上发表的一幅漫画恰当

地表现了波斯人的反应。画上描绘英国狮子和俄国熊正在粗暴地对待它们之间的一头不

幸的波斯猫，狮子在说：“你能玩弄它的脑袋，我能玩弄它的尾巴，我们两个都能抚摩

它的腰背部，”而可怜的猫呻吟着说：“我不记得你们和我商量过这件事。”

猫的确进行过勇敢的战斗，但是完全无用。当时，波斯的主要军事力量是由俄国人

训练和指挥的哥萨克旅。1908年6月，这支军队按照波斯国王的命令，解散波斯议会，

击溃它在德黑兰的支持者。但是，第二年，巴赫蒂亚里部落民向德黑兰进军，占领首都，

废黜波斯国王，让他的12岁的儿子继位。这时，波斯的真正统治者——波斯议会邀请美

国财政顾问W·摩根·舒斯特前来帮助补救经济创伤。舒斯特组织了一支国库宪兵队去

收集赋税，并部署了一系列广泛的改革，但是，他激起了有影响的波斯人和俄国人的对

抗。后者要求驱逐舒斯特，经过一次力量的显示之后，于1911年11月迫使波斯议会解除

舒斯特的职务。第二月，波斯议会突然被解散，从那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

波斯几乎一直为俄国所支配。

 

第十五章　印度

 

印度是一个巨大的非西方社会，不仅受到西方武器的进攻和打击，而且为西方武器

所蹂躏和彻底地征服，不仅为西方武器所征服，而且在那以后为西方行政官员所统

治。……因而，印度与西方相处的经历比中国或土耳其与西方相处的经历更痛苦、更耻

辱，比俄国或日本与西方相处的经历要痛苦、耻辱得多；然而，正因为这一原因，印度

与西方的关系也密切得多。……我们西方的铁很可能更深地进入印度的灵魂。

 

阿诺德·J．汤因比

 

在英国人到来以前，印度已一次又一次地为雅利安人、希腊人、西徐亚人、土耳其

人和莫卧儿人所侵略。这些侵入者都给这块巨大的次大陆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在不同程

度上促进了印度的传统社会的发展。英国人的历史作用是分裂并改造了这一传统社会。

其他侵入者主要造成社会顶层的变化，但英国人的影响下至村庄一级都能感觉到。英国

人与前者之间的这一差别的原因可以在英国社会的能动的、扩张的性质中找到，这种性

质逐渐破坏了比较静止的、自给自足的印度社会。要了解侵入和改造的这一过程，首先

必需研究传统的印度社会的性质。然后，我们将考察英国的影响的性质和印度对这种影

响的反应。

 

一、印度的传统社会

 

在工业前时代，传统的印度社会的基本单位与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余大部分地区

一样，是村庄。在村庄内部，关系重要的不是个人，而是联合家庭和种姓。这种组织的

集体形式不仅是社会稳定的根源，也是民族衰弱的根源。对家庭、种牲和村庄的忠诚是

主要原因，这种忠诚阻止了民族精神的形成。

按古老的风俗，土地被认为是君主的财产；君主有权利领取全部产品中的一部分或

这部分的等价物。这构成田赋，田赋是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也是耕种者的主要负担。

交纳给国家的产品份额因时期而不同：从六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甚或一半。通常，以村庄

为单位的集体负责以产品或货币来交纳田赋。在印度的某些地区，由于根据每个家庭的

劳动者人数定期重新分配土地，维持了一种大致上的平等。除了这种习惯做法外，农民

只要交纳他的一份赋税，就拥有使用土地的世袭权利。

运输工具和交通工具是原始的，因此，村庄往往会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变得自给自足。

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陶工、木匠、铁匠、书记员、村镇牧人、祭司和教师及永远存在的

占星术家。陶工用陶轮生产农民所需要的简单器皿；木匠建造、修理建筑物和犁；铁匠

制造斧子和其他必需的工具；书记员处理法律文件，写出不同村庄的人们之间互通的信

件；村镇收入白天放牛，晚上把牛还给各所有人；祭司和教师常常由同一人兼任；占星

术家为播种、收割、婚姻和其他重要的事情指明吉祥的时间。这些工匠和专门家以近似

物物交换的方式为他们的村庄服务。他们提供服务的报酬是从耕作家庭得到谷物或从村

里得到供他们自己使用的免税土地。这些职业和职责的世袭的、传统的划分由种姓等级

制度打上了义务性的标记。

村庄的政治结构由一个每年经选举产生的五人以上的地方自治会构成，今日称作乡

村自治委员会（即panchayat,“Pancha”的意思是“五”）。乡村自治委员会通常由种

姓首领和村里长者组成；他们定期开会，来执行地方审判、收集赋税、让村里的井、道

路和灌溉系统得到修理、设法使工匠和其他专门职业者得到供养、殷勤地招待穿过村庄

的旅行者并给他们提供向导。除了交纳田赋和满足对强迫劳动的不定期的需求外，村庄

与外界没有什么交往。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使得每个村庄除少数必需品如盐和铁之外，

基本上不依赖印度的其余地区。因而，印度原有的城市就性质而言是非工业的。相反，

它们是宗教中心如贝拿勒斯、布里和阿拉哈巴德，是政治中心如浦那、坦焦尔和德里，

或者是商业中心如位于从印度中部到孟加拉的商人路线上的米尔扎布尔。

印度作家往往使这一传统的社会浪漫化，描绘出乡村生活的一幅田园诗的情景，说

这种生活以缓慢而令人满意的节奏平静地一代一代继续下去。诚然，集体组织如联合家

庭、种姓和乡村自治会的存在为农民提供了心理上和经济上的安全感。每个个人都认识

到在其当地村庄中的责任、权利和地位。如果中央政府强大到足以维持秩序、足以将田

赋限制到通常收成的六分之一，那么，农民群众确过着安宁的、满意的生活。但是，中

央政府常常衰弱得不能保持秩序，因此，村民们受到贪婪的税史和强盛团伙的冷酷无情

的敲诈勒索。17世纪莫卧儿帝国结构崩溃时的情况就是如此。葡萄牙传教士塞巴斯蒂昂

·曼里克神父曾在1629年和1640至1641年居留印度，注意到孟加拉的田赋不仅被再三地

增加，而且预先4至6个月就被征收。他说，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官员经常调换，官员们

总是任职很短时期后就被免职或调离。“因此，他们过去老是预先收税，还时常采用暴

力，当可怜的人们无法纳税时，他们就夺取这些人的妻子儿女，使他们成为奴隶并将他

们拍卖，如果后者是异教徒的话”（也就是说，是印度教徒而不是象居于统治地位的莫

卧儿人那样的穆斯林）。

 

然而，甚至在如此艰难的时期，印度村庄在任何基本方面均没有被改变。单个单个

的地区遭到蹂躏，但最后，耕种者回来恢复其传统的制度和传统的生活方式。迟至1830

年，英国总督查尔斯·梅特卡夫还提到并强调了印度村庄的这种永恒的、不可毁灭的特

点：

村社是小小的共和国，几乎拥有他们心里想要的一切东西，几乎不依靠任何外交关

系而自立。他们似乎在其他东西无法保持原状的地方继续处于原状。一个王朝接着一个

王朝崩溃；一场革命接着一场革命发生；印度人、帕坦人、马拉塔人、锡克人、英国人

依次成为主人，然而，村社依然如故。在动乱时期，他们武装自己，增强自己的力量；

一支敌军穿过乡下乡村社将自己的牛关进围墙，让军队平静地通过；如果掠夺和破坏是

对准他们自己、敌方使用的力量又不可抵抗，他们就逃到远处友好的村庄，但是，当风

暴过后，他们便回柬重操自己的营生。即使当地连年出现不断的掠夺和残杀，以致村在

无法被居住，但每当恢复和平的力量复活时，村民们仍然会回来。一代人也许死亡了，

但下一代人会回来。子孙代替他们的前辈，村庄建于原来的地点，住宅造在原来的位置

上，同样的土地由那些在村庄人；减少时被赶去的人的后备再占用；将他们赶走不是件

小事，因为他们常常会在骚动、动荡的时代里保持自己的阵地，并获得足以成功地反抗

掠夺和压迫的力量。

 

二、英国的征服

 

相对地说，英国人到来以前，印度的村庄是不变的、自给自足的。但是，在探讨这

些西方入侵者的影响之前，我们将考察他们为什么能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期间不太费

力地征服整个印度的原因。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因为在亚布奎于16世纪初占领果阿之后

的250年里（见第九章第四节），欧洲各国在印度的地位实质上一直是相同的。25O年里，

他们仅能坚守沿海的少数根据地。然后，在短短数十年间，势力均衡决定性地转变了，

整个印度次大陆受到英国的统治。

这一结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西方各国的经济、军事力量的不断增长来解释。但是，

这不是唯一的因素，因为它不能说明为什么印度对西方的屈服较中国对西方的屈服要早

得多。因此，必需考虑印度本身普遍存在的状况。首先，莫卧儿的力量和权力已衰落

（见第二章第四节）。这使穆斯林军阀和地方总督能在各地区宣告独立、建立个人王朝。

用这种方法，海德拉巴的尼扎姆于1724年开始当权，海德尔·阿里和他的儿子提普·苏

丹把自己安置在迈索尔（父亲于1761年执政，儿子较晚）。同时，信奉印度教的人通过

组织一个其中心设在浦那城的强有力的「马拉塔］联盟来坚持自己的权利。马拉塔人赢

得对整个德干的控制，然后，约1740年前后，开始侵入印度北部，打算取代正在衰落的

莫卧儿人。因而，18世纪时，随着各种官员试图把自己的职位转变为世袭的诸侯权位，

随着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而与印度或外国的任何势力私通，印度处于无政府状态。

因而，英国人能够挑拨一个印度王公反对另一个印度王公，直到他们成为整个半岛的主

人为止。这种情况全然不同于中国；在中国，满族帝国结构仍然完整无损，从而迫使所

有的外国人与在北京的皇帝直接打交道。换句话说，18世纪时，印度经历了一定程度的

分裂，而中国，在ZO世纪满人被推翻、地方军阀崛起以前，却用不着经历这种分裂。

大大地促使印度易受攻击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强大的商人阶级的兴起；这一商人阶级

的经济利益与西方公司的经济利益有密切关系。这些公司能比较自由地在印度经商（它

们在中国几乎遭到完全的排斥）。16世纪时，印度的经济很少受到贸易的影响，因为贸

易主要限于香料和纺织品。但是，17世纪时，除了硝石外，还有各种商业性作物如靛蓝、

芥子籽和大麻被大量出口。孟加拉是这一贸易的中心；在那个地方，这时出现了富裕的

土著商人，他们控制了当地经济，并在莫卧儿官员的腐败、无能的统治下变得愈来愈不

安分。正是这些商人中的一个叫活跃的塞斯的人，收买了那些想来该遵照孟加拉的纳瓦

布即总督的命令行事的将军的忠心。在普拉西战役中（1757年），这些将军避免与英国

人作战；英国人在这场重大的遭遇战中仅失去了65人。正如一个印度历史学家所说的，

普拉西是“一笔交易，不是一场战斗”。

英国人这时是孟加拉的实际统治者，不过他们继续在形式上承认傀儡纳瓦布。1764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击败莫卧儿军队之后，被授予“底瓦尼”即在孟加拉、比哈尔和奥

里萨这些富裕的地方收税的权利。这为谋取利润和露骨地敲诈开辟了多种多样的机会，

英国代理人充分利用了这些机会。通过增加赋税、控制贸易和接受土著官员的许多“礼

物”，他们为自己和在伦敦的上司积聚财富。公司官员和他们的印度代理人也不承担问

印度商人征收的很高的税。两位英国历史学家说：“人们已明白，策动革命是天下最有

利可图的把戏。歇斯底里曾支配着科尔特斯和皮萨罗的时代的西班牙人，而对黄金的贪

欲是自那时以来所无可比拟的，它充满厂英国人的头脑。特别孟加拉，直到被榨尽血汗

时才重新经历和平。”1769年5月24日，公司雇员理查德·比彻在给他在伦敦的主人的

信中这样写道：“如果有理由认为，自‘底瓦尼’落入公司手里以后，这国家的人民的

状况比以前更坏，那必定会使一个英国人很痛苦。……这一美好的国家在最专制、最任

意的政府的统治下曾繁荣一时，现正濒于毁灭。”

由于在孟加拉的立足点，英国人得到了在印度进一步扩张所必需的基地和资源。当

时，对于莫卧儿的领地，还有另外四个竞争者——法国人、迈索尔的统治者、海得拉巴

的统治者和马拉塔联盟。法国人在七年战争期间遭驱逐，不得不通过1763年的巴黎和约

在实际上交出他们在印度的所有要塞（见第七章第六节）。然后，美国革命期间，英国

人在印度也受到由三段主要的土著势力组成的一个联盟的挑战。总督沃伦·黑斯廷斯先

是设法顶住，后来采取了攻势。到1800年，仅剩下英国人和马拉塔人；在以后几年中，

由于马拉塔联盟内部不和，英国人逐渐占上风。到1818年，马拉塔人已被打垮，不过，

英国人除了与旁遮普的锡克人的一些战斗外，与马拉塔人的某些战斗仍在继续。

英国人在这块次大陆的中心定居下来之后，开始向北推进、寻找天然边界。在东北

面，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尼泊尔，他们击败了廓尔喀人，后者从此以后站在英国人的一边

战斗。同样，在西北面，他们最后战胜了旁遮普的高傲的锡克人。因而，到19世纪中叶，

英国人成了从印度河到布拉马普特拉河、从喜马拉雅山脉到科摩林角的整个印度的主人。

少数主要王国仍幸存下来，包括克什米尔、海得拉巴、巴罗达和特拉凡哥尔，不过，这

些王国这时都是附属地，彼此隔绝，无力反对英国势力。

这时，英国人由于其权力在印度被牢固地确立，就侵占了邻近的国家。印度以前的

统治者，除了一个例外，都不试图扩张到大海彼岸，因为他们缺乏海上力量。相形之下，

英国人在东方海域没有对手，而且他们还有一个统一的印度的巨大资源作后盾。早在

1819年，斯坦福德·莱佛土爵士就已占据了马来半岛的新加坡。这一占据的意义在当时

得到了充分认识。“你们只须看一下地图……我们停留的地方完全地从侧翼包围了马六

甲海峡，为我们开往中国的船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获得了一条通道。新加坡在东

方可以变得象马耳他在西方那样。”英国人接着转向印度东部边界的缅甸。他们同这一

国家进行了三次战争，第一次在1824年，第二次在1852年，最后一次在1886年，以并吞

这一国家告终。

除了这些彻底的共吞外，英国人还在印度四周建起一张由联盟和势力范围组成的防

御网。英国人虽然在相继的保守党政府和自由党政府的领导下执行不同的政策，但为了

要提防中亚的扩张主义的俄国，通常试图在他们的印度帝国周围建立一个保护性的缓冲

地带。这一点说明了他们在1839年和1879年两次入侵阿富汗的原因。最后，英国人承认

了这一国家的独立，并给予它一笔财政援助，以换取控制其外交关系的权力。同样，俄

国人侵入西藏的谣言使英国人于1904年派遣一支远征队到西藏。结果，产生一个使西藏

同意不承认任何外国代理人的协议。再往西，英国人为了对波斯具有首要的影响而一再

与俄国人发生冲突。斗争来回转向，直到这两个竞争者达成1907年的英俄协定、同意将

波斯划分成南部的英国人的势力范围、北部的俄国人的势力范围和中部的缓冲地带为止。

1899至1905年的印度总督寇松勋爵清楚、坦率地陈述了支持这些军事行动和外交安

排的理论基础：印度就象一座要塞，以大海为其两面的巨大壕沟，以山脉为其剩余部分

的围墙。但是，这些围墙往往并不具有难以超过的高度，容许人们轻易地穿过，在围墙

的那边，伸展着具有不同的宽度和长度的缓斜坡。我们并不想要占据它，但我们也不能

看到它为我们的敌人所占据。我们十分愿意让它留在我们的同盟者和朋友的手中，但是，

如果竞争者和敌对势力偷偷地靠近它，直接安置在我们围墙的底下，我们就不得不进行

干涉，因为某天也许会威胁我们的安全的一种危险会由此逐渐形成。以上是在阿拉伯半

岛、波斯、阿富汗、西藏和东到暹罗那么远的地方的签个立场的秘密。一个指挥官如果

仅仅给他在印度的要塞围墙配备人员而不住远处看，那就是个目光短浅的人。

可以补充说一下，当英国人在印度和周围地区定居下来时，法国人正在征服印度支

那。他们迫使中国政府于1883年放弃它对印度支那的宗主权的要求。由于英国人希望在

英属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之间保持一个缓冲国，暹罗避免了外国统治。东印度群岛仍在

荷兰人的统治下，荷兰人在17世纪时从葡萄牙人那里占领了东印度群岛。

 

三、英国的统治

 

我们已看到，东印度公司最初在管理它所控制的印度地区时，进行了残暴的剥削。

这种暴行在英国引起公众的看法；这一点，加之某些政治原因，促使国会在1773和1784

年通过了置公司于伦敦政府的监督之下的法令。公司继续经商，它的雇员和士兵继续在

印度进行管理和战斗，但是，公司是在国会和英国政府的警惕的目光下行使职责。下一

个变化发生于1833年，那年，公司失去了它的商业垄断机，从此以后，它主要充当国王

的行政机构。这时，公司的主要特权和公司存在的理由在于任命文职人员，这构成极大

的、有影响的官职任命权。但是，1853年的一条法令通过为补充文职人员制定一种公开

的竞争性考试，消除了这种官职任命权。于是，公司的继续存在几乎不能被证明是有道

理的，事实上，许多人已预测到公司的较早的垮台。毫无疑问，即使1857年的印度起义

不突然地硬要英国作出决定，公司最后也会被正式取消。

这场起义不是某些印度作家所称的民族运动和独立战争。相反，它主要是为某些心

怀不满的王公和地主所利用的一次军事暴动，这些王公和地主的利益受到了英国人的损

害。1848至1856年的总督达尔豪西勋爵撵走了许多王公，在留下的王公中间引起了不安

和猜疑。其他集团也是不满的：印度居民中的保守分子受到极大的扰乱，因为当时引进

了铁路和电报、开办了西方式学校、某些基督教传教士进行了侵略性活动、法律上认可

了寡妇再嫁并废除了诸如杀婴和寡妇殉葬即寡妇在丈夫的火葬柴堆上自焚之类的习俗。

印度兵即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的印度士兵，也由于长期地在遥远的地区作战并得不到这种

服役的额外津贴而不满。采用涂有牛脂和猪油的子弹是使起义爆发的火星，因为用牛脂

和猪油涂子弹引起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反感。所有这些因素相结合，使这场起义在某

些分散的地区呈现民众起义的规模。

当起义于1857年5月10日开始时，英国人感到很意外，被迫采取守势。但是，起义

主要限于北方，并没有扩大到全国。甚至大多数重要的土著之邦仍忠于英国人并提供了

非常宝贵的援助。因而，大约4个月后，英国人能够反攻；到1858年7月，起义已被镇压。

双方都犯下了暴行：印度人屠杀许多俘虏，英国人烧毁村庄并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死居民。

在镇压起义后一个月时，国会通过了结束东印度公司的统治、用君主的统治来代替

的“印度法令”。从此以后，统治印度的是一个巨大的统治集团，其基础在印度，其顶

点即印度国务大臣在伦敦。印度国务大臣是内阁的一个成员，通常，其同僚们允许他有

放手处理的权力。印度的最高级官员是总督，充当君主的直接代表，一般任期为5年。

总督得到一个5人行政会议的帮助；1909年以前，这5个人没有一个是印度人。在这些最

高级官员之下，是征集税收、维持法律和秩序、监督司法系统的著名的印度文官。1919

年以前，这一小而高贵的集团的成员几乎全部是牛津和剑桥的英国毕业生。印度文官及

管理一个下级的地方行政机构，该机构的人员全部是印度入正是通过官僚机构下层等级

中的这些印度官员，政府的权力渗入到群众当中。

英国对印度的统治的效率反映在以下事实中：1900年时，在印度的英国文职行政官

员总共有4000人，而印度文职行政官员有500000人。1910年时，印度军队由690O0个英

国人和13OO00个印度人组成。应该注意到，英国在印度的地位不仅建立在军队和官僚机

构的基础上，而且建立在幸存下来的印度王公的基础上。起义以前，英国人常常在形势

合适时毫不内疚地接管一些公国。但是，起义之后，这一政策被完全改变，因此，印度

从那时起仍象一条用碎料缝成的褥子：由大约550个土著之邦组成，它们和一些英属印

度省混合在一起。起义之后的第一任总督坎宁勋爵于1860年阐明了政策发生这一变化的

原因：“如果我们能保持许多没有政治权力、仅仅作为王室工具的土著之邦，那么，我

们只要维持自己的海上霸权，就能在印度生存。”另一位总督利顿勋爵在ZO年后宣布：

“从今以后，我们应使英国君主支持强大的土著贵族的希望、抱负、意见和利益。”

显然，无论在印度的英国官员怎样真诚，他们与印度人的看法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

他们大多诚心诚意地试图了解和纠正一个巨大的、没有代表性的官僚政体所固有的种种

弊病。但是，他们的先入之见自然是英国人的，这就阻止他们看出他们所作出的决定的

全部含意和影响。例如，作为英国人，他们通常把采用英国法律看作是一种很大的恩惠，

而实际上，这常常起了社会分裂的媒介物的作用。我们现在将考察英国对其印度帝国的

故意的或无意的影响。

 

四、英国的影响

 

经济的影响　英国对印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从英国人到达印度寻找市场

和商品起，情况自然会这样。特别是在美国人成为印度的主人后，他们决定性地影响了

印度的经济，虽然常常是无意的。康华里勋爵以其1793年重大的固定赋额法在恒河下游

区引进一种土地私有财产的形式时，情况就是如此。以往，收税人一向是国家官员，负

责从指定给他们的许多村庄那里获得国家的一份收成。但这时，造些收税人转变成英国

式的地主即地税包收者，而大部分村民虽然从前享有使用土地的世袭权利，可这时却处

于地主可随时令其退税的租佣人的地位。

据估计，新地主每年从农民那里收到3O0万英镑多一点的地租，但是，他们必须将

其中的十一分之十转交给英国当局，留下十一分之一归自己。这种安排的“永久”性在

于要求地税包收者每年转交的地租总数在以后所有时间里依然如故。事实证明，这对新

地主来说是一笔横财，因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新地主每年收集的地租在1，200万英

镑至义000万英镑之间，而他们交纳给国家的依旧是原先的30O万英镑。后来的总督威廉

·本廷克勋爵对这种奇怪的合同背后的动机作了如下解释：

如果……要得到安全就需要反对民众的骚动或革命的话，我应该说，固定赋额法虽

然就其他许多方面和其最重要的实质而言是一个失败，但至少具有这样一个巨大的优点：

创造了一大批富裕的土地拥有者，他们极其关心的是继续英国的统治和完全控制人民群

众。

英国人的确获得了地税包收者的忠心，但是，他们也在村庄引起一个他们完全没有

预见到的革命。过去的公地安排这时在个体所有制、契约法、抵押权、扣押财物和拍卖

面前让位。从前，对田赋的征收相当灵活，而这时，税额固定，赋税必须在规定的一天

被交纳，否则就得拿出私有财产进行由公家主持的拍卖以偿还欠税。此外，这些奇怪的

新法律由说外国语的外国官员实施，通常，这些外国官员几乎不了解当地的问题和习俗。

在这些情况下，许多印度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或者绝望地陷于负债的境地。印度村

庄传统的、非商业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渐渐地然而不可抗拒地结束了。

为了履行新的与财政有关的职责，农民们必须放弃他们的自然经济，致力于生产能

在世界市场上出售的商品。这些商品通过新建的铁路网被运送到海港；铁路网到1870年

时全长4，000哩，到1880年时全长7，000哩，到1939年时全长41，00O哩。苏伊士运河

的通航使货船在伦敦和卡拉奇之间行驶的距离从10，800哩减少到6，100哩，从而便利

了印度原料的出口。因而，印度成为世界重要的原料产地。小麦、棉花和黄麻分别从旁

遮普、孟买和孟加拉源源地流出。

此外，运走商业性作物的同样的铁路又把廉价的、机械制造的工业产品带回给村庄。

这些情况逐渐破坏了自远古以来努力从事其手艺的乡村工匠的地位。能够靠为同村人服

务所得的东西过活的乡村工匠愈来愈少。正是这同样的情形早先随着工业化的到来曾发

生于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但是，在这些情况下，工匠们能在城市中出现的新工厂里找

到工作。不过，在印度，没有发生过这种能吸收大批被迫离乡背井的人的工业化。英国

并不试图促进印度的制造业，而且在关键时刻还积极地加以阻止。甚至在19世纪初叶，

进入印度的英国棉织品和丝织品交纳3.5%的税，毛织品交纳2%的税，而输入英国的印度

棉织品、丝织品和毛织品分别交纳10%、20%和30%的税。在1814至1844年的30年间；输

入英国的印度棉织品的件数从125万件下降到63000件，而出口印度的英国棉布从100万

码不足上升到5100万码以上。不仅印度的纺纱工和织布工，而且还有制革工、熔铸工、

锻工、造船水工和其他许多人，都屈服于来自英国工厂的浪潮。这无数受排挤的人能走

向何处呢？他们只能转而依靠农业，从而对土地产生了可怕的超压力！土地至今仍是印

度经济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同时，这一人口压力因人口的稳步增长而加强。由于西方

的医疗科学、卫生措施和饥荒救济安排，印度的人口从1872年的25500万上升到1921年

的30500万。

社会的影响　这些经济的发展自然对印度人民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这一影响有

益还是有害是一个需要辩论的问题。事实不全支持一种观点或另一种观点。无疑，英国

的统治促进了印度的经济发展；这反映在灌溉工程的扩大、铁路网的敷设、孟加拉煤田

和缅甸油田的开辟、拉尼甘杰近代钢铁厂的建立、茶叶种植园和咖啡种植园的发展以及

金融机构和合股组织的增多等方面。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更大的生产率，这一生产率使印

度在1914年时供养的人口比在18世纪时所可能供养的人口大得多。

但是，问题仍在于这一较大的人口是否比在英国统治前时期较小的人口更富裕。由

于证据不完全，无法给予明确的回答。可以肯定的是，土地占有制方面的变化和乡村手

工业的衰落带来了普遍的苦难。这不仅在农村产生人口压力和失业，而且还引起社会混

乱和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农民不再对村庄的一份土地拥有世袭的权利。相反，农民成为

无助的佃农，为贪婪的地主即占有土地的农民干活，而后者则受他们既无法理解又不能

控制的一个变动的世界市场的支配。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大的一部分农田落人放债

者和大富豪的手中。

此外，乡村经济的转变逐渐破坏了乡村制度。联合家庭由于其成员在村在外面找到

工作机会、由于传统的公共精神让位于个人主义而受到削弱。种姓等级制度仍然是一种

宗教的、礼仪的制度，但工，其重要性和有效性由于外部世界对乡村日常生活的冲击而

减弱。同样，乡村自治委员会由于各种政府部门接管愈来愈多的乡村自治委员会的职责

而衰退。无疑，所有这一切变化对印度普通村民来说，是使人非常不安、令人非常不快

的。

农村的经济、社会混乱应该由新的城市中心所提供的机会来加以平衡。商业和工业

的增长导致大城市如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与工业城市如艾哈迈达巴德和贾姆谢德

布尔的发展。在这些中心出现了一个中产阶级，它由地产和城市财产的所有人、政府官

员、商人以及各种专门职业者如律师、医生和记者组成。到1914年，城市人口大约相当

于印度总人口的10％。印度人民并没有由于西方的影响而境况更好，很可能境况更坏。

为什么呢？其基本原因就在于上述发展不足以吸收农村大批被迫离乡背井的人。不过，

应该提到，城市中的新兴中产阶级代表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改革，这一改革最后

将改变印度的面貌和印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产阶级取代了已为英国征服者所驱

逐的旧的统治集团，并提供了促进正在迅速发展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新的思潮的推动力；

民族主义运动和新思潮正在使印度恢复生气。

文化的影响　在英国人征服印度之后的大约半个世纪里，英国人没有试图把自己的

文化强加于印度。他们忙于作出行政、财政和司法方面的安排。因此，他们使原有的教

育制度没受到干扰，但也未得到支持。初等教育继续由印度教或穆斯林的乡村学校提供。

但是，高等学问衰落了，因为它不再受到土著王公和贵族的通常的赞助。到1811年，总

督明托勋爵警告说，印度的科学和文学正在非常迅速地退化，如果政府不干预，文艺复

兴也许会因为书籍和教师的缺乏而变得没有希望。两年后，政府确作出了反应：为“复

兴、改善文学和鼓励有学问的当地人”而提供了每年10000英镑的补助金。

1823年以前，政府没有为履行这一立法做过什么事；1823年时，政府任命了一个公

共教育委员会来花费已积累起来的补助金。这个委员会决定它应该赞助的不是英国式的

教育，而是基于梵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东方式的教育。这并不出人意外，因为英国

学者已发现了印度的文化遗产，并对印度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对印度和欧洲的雅利安人

的共同起源印象极深。例如，威廉·琼斯爵士赞美梵语，说它“具有奇妙的结构，比希

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更词汇丰富，比这两者更优美得多”。但是，有些印度人反对这

一决定，因为他们希望学习英语以便在新政府中找到工作。这些反对者中更有远见的人

为了使他们的同胞可得到整个西方学问的主体，赞成西方式的教育。最杰出的是著名的

孟加拉学者拉姆·莫汉·罗伊，我们不久将考察他的生涯。罗伊曾于1823年给总督会信，

断言传统式的教育仅仅是“用语法上的细微之处和形而上学的区别来装满青年人的头脑，

而这些东西对学习者或社会投有什么实际用途或根本没有实际用途”。他要求实行“一

种更自由主义的、更开明的教育制度，它包括数学、自然哲学、化学、解剖学和其他有

用的学科”。

争论使公共教育委员会分裂成两派——“英国语言和文学的研究者”和“东方文化

研究者”。争论点并不完全明确，因为东方文化研究者乐于设英语课程，甚至设关于西

方思想家的课程，但是，仅仅是在传统课程的范围内。僵局一直持续到1834年托马斯·

巴宾顿·麦考利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为止。第二年，他制订了其著名的教育备忘录；在

备忘录中，他全心全意地采纳罗伊的观点，下结论说，“英语出梵语或阿拉伯语更值得

了解。……”麦考利还说，“用我们有限的手段，我们不可能试图教育全体人民。我们

现在必须尽力培养出可以在我们和由我们统治的无数人之间充当译员的俗之类的改革。”

对西方的第三种、也是最通常的一种反应是居于盲目崇拜和彻底拒绝之间的妥协。

它接受西方的现世主义和学问的精华，但也试图从内部改革印度教，试图在摆脱印度教

的腐朽和粗俗的外壳的同时保持它的基本真理。这一学派的杰出领袖是被广泛地尊称为

“近代印度之父”的拉姆·莫汉·罗伊。他于1772年出生于一个虔诚的婆罗门家庭，由

于看到他姐姐在丈夫的火葬柴堆上受折磨的场面，他与父母断绝了关系。他是一个不知

足的学生，掌握了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梵语，然后又学习英语，进入政府部门任职。他

被西方的思想和宗教强烈地吸引住，为了阅读《圣经》原文而学习希腊语和希伯莱语。

罗伊拒绝形式上的教条的基督教而接受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的启示。他的著作《耶稣的箴

言：和平与幸福的指南》是个人对基督教所作的解释——是对传教土的答复而不是对他

的同胞的召唤。罗伊还向梵社（神社）即他创立的一个新的印度教改良派重新解释了印

度教。梵社并不如通常所说的那样，是印度教的一个被基督教冲淡了的组织，而是欧洲

启蒙运动的学说与《奥义书》的哲学观点的一个综合物。罗伊首先是一个理性主义者，

认为印度教直接建立在理性之上。这一原则被确立后，他开始削减当时的印度教习俗，

自由地借用西方的东西。因而，他给他的追随者们留下了一个信条，这一信条使追随者

们能面对西方面不失去自己的特点和自尊。

罗伊于1833年去世，在他死后的60年里，梵社仍然是努力净化印度教的中心。然后，

创始力转到达耶难陀大师（1824—1883年）那里，他排斥当时的“梵社”，认为梵社过

多地受到西方的影响，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印度教的文化和传统。达耶难陀创建了雅利安

社。这名字强调了这一新组织代表印度的原则而不是代表“外国的”原则。雅利安社的

纲领强调梵文教育和《吠陀》的权威。达耶难陀决不是一个反动分子，因为他利用《吠

陀》作为他攻击不可接触的贱民的社会地位、童婚、性别不平等和偶像崇拜的根据。

印度复兴的另外两个杰出的领袖是罗摩克里希纳先生（1836—1886年）和辨喜大师

（1863一1902年）。罗摩克里希纳是个道德高尚的神秘主义者，他的自然的纯洁和对神

的无私的献身吸引了印度各地甚至国外的信徒。他的最著名的弟子是辨喜；1893年，辨

喜在芝加哥第一届世界宗教会议上讲话时，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他在美国和欧洲讲演

了四年之后，作为一个民族英雄回到印度。然后，他献身于其同胞的精神上的新生，使

罗摩克里希纳教会致力于社会工作和宗教教育。39岁时，他因过分劳累而去世，但是，

他在向世界宣讲印度教的原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已使他的同胞获得尊严感和自豪感。这

样，印度教对西方的挑战所作出的响应是兜了一个圈子：从拒绝、模仿到批判地再评价

和满怀信心地肯定。

 

六、印度的民族主义

 

拉姆·莫汉·罗伊不仅是印度宗教复兴的最早的领袖，也是印度政治觉醒即民族主

义运动的最早的领袖。这在印度是一种新现象；以往，印度一向存在着文化统一和地区

忠诚，但是，不存在全印度的爱国主义感情。民族主义能在英国统治下发展起来，有着

几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在于英国人的“优越感”——英国人深信他们是种族的精华，

由神注定要永久地统治印度。正如英国政治家约翰·斯特雷奇所说的：

尤其是在暴动之后，有关种族优势的重要学说开始愈来愈支配在印度的英国人的想

象力。我自己的家史也许可具体地说明这方面的堕落。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我的两个

旁系祖先柯克帕特里克上校和爱德华·斯特雷奇与19世纪后期的英国人非常冒犯地称之

为土著妇女的女子结了婚。柯克帕特里克娶了出身于名门望族的一位孟加拉小姐，斯特

雷奇娶了一位波斯公主；在每种情况下，照家史记载来看，他们这样做没有引起一点恶

评，也完全没有毁坏他们的前途。我的叔祖父约翰爵士和理查德·斯特雷奇爵士是19世

纪70年代的总督议会的成员，上述联姻在他们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啊。真正的人类社会

的这种可怕的后退已大大地消除了——在某些方面不仅仅是消除——英国管理的巨大改

进原可能为两大民族的关系带来的好处。

这种种族主义在起义以后特别强烈，在各个方面显示出来——在军队和官僚机构中，

印度人不论其条件如何，不可能升迁到某些等级以上；在社会生活中，印度人被拒绝在

某些旅馆、俱乐部和公园之外。在这些情况下，一种对立的文化、民族意识也许不可避

免地会渐渐地发展起来。

英国人还由于他们强加于印度半岛的前所未有的统一而促进了民族主义。整个印度

首次处于一种统治之下，英国统治下的和乎遍及整块陆地。英国人还用他们的铁路、电

报和邮政设施锻造了一种有形的统一。在采用英语作为受教育者的共同语言之后出现的

前所未有的语言的统一也同样重要。

英国的教育制度把西方的文学和政治思想的整个主要部分引入印度，也促进了印度

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原则、个人自由和民族自决的原则，不可避免地变

得对外来的英国统治不利起来。印度的领袖们不仅运用西方的政治原则，而且运用西方

的政治技术。报纸、讲台上演说、编写小册子、群众集会、规模巨大的宿愿——所有这

些都被用作适合于民族主义磨坊的制粉用谷物。一个民族主义领袖写道：“在政治方面，

印度的民族主义已由于欧洲民族主义的力量而得到鼓舞和加强。……新印度所信奉的民

族主义伟大人物的一览表中包括如下名字：伯尔达布、罗姆达斯、古鲁·戈文德·辛格、

西瓦吉、提普·苏丹和占西的拉尼；在这些名字的旁边，是华盛顿、加富尔、马志尼、

俾斯麦、科苏特、埃米特和巴涅尔。”西方的独立运动和印度的独立运动之间有着密切

的联系；从以下的《美国独立宣言》和印度国民大会党的成员在“独立日”（1950年1

月26日）所发的誓言的节录中，可找到这方面的明显例子：

美国独立宣言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

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

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

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是损害这些目的的，那末，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

废除它。

国民大会党誓言

我们认为，拥有自由、享有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占有生活必需品，以致可以有充

分机会发展——这，是其他任何民族的不可转让的权利，也是印度人民的不可转让的权

利。我们还认为，如果任何一个政府使一个民族丧失这些权利，并压迫他们，那末，这

个民族就有改变它或废除它的进一步的权利。

拉姆·莫汉·罗伊以他的政治、社会改革运动为印度的民族主义打下了基础。他曾

设宴庆祝巴黎的1830年革命，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政治、社会改革的强烈兴趣。基本上，

正是因为他发起了反对寡妇殉葬的运动，英国政府才禁止殉节风俗。罗伊还为行政改革

和司法改革而工作，帮助创办了英语学校和报纸。后来许多杰出的印度民族主义领袖就

是在与罗伊有联系的著名的加尔各答印度教学院首次接触到新的学说。

在印度早期的民族主义领袖当中，有三个人尤其值得注意。第一个是印度商人达达

布黑·挪罗齐（1825-1917年），他在伦敦住过多年，事实上，1892年时，还经自由党

提名当选为下议院议员。挪罗齐强调了印度的财富外流到英国这一情况，设法任命国会

的一个委员会去调查英属印度的财政管理。另一个杰出的领袖是血G.拉那德

（1842-1901年），他因为担任法官而被取消进入政界的资格，所以，他倾全力于社会、

经济改革。在仔细研究了印度的问题之后，他下结论说，最大的需要是在英国的赞助下

达到迅速的工业化，他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拉那德的信徒是G·K·戈卡莱（1866—

1915年），他也主要对经济问题感兴趣。作为立法会议的成员，他提出了“没有代表席

位就不纳税”的口号，他每年关于帝国预算的演说迫使当局多次减税和进行财政改革。

所有这些人在他们接受英国的统治、仅仅试图获得某些让步的意义上说，都是“温

和派”。因此，他们进行合作，支持于1885年建立的印度国民大会党。这一团体所提出

的目标是要为“印度仍然完全不适于任何形式的代议制机构这一主张”提供“一个无可

辩驳的回答”。但是，这种对议会制政体的渴望决不是与对英国的真心实意的忠诚不相

容的。曾三次担任国大党主席的挪罗齐在一次主席致辞中宣布：

喂，那么，我们这次开会的宗旨是什么呢？……我简单地提个问题：这个大会是进

行煽动、促成反对英国政府的叛乱的场所（众人喊道：“不对，不对。”），还是英国

政府的稳定的基础中的另一块铺石呢（众人喊道：“是的，是的。”）？只能有一个回

答，你们已经给了。……让我们家男子汉一样直言不讳，宣布我们忠于脊骨（欢呼声），

宣布我们了解英国的统治所带给我们的好处，宣布我们充分地意识到英国所给予我们的

教育——新的光明，它已源源不断地涌向我们，使我们从黑暗转入光明，并教给我们以

新的一课：国王为人民而存在，不是人民为国王而存在。这新的一课，我们是仅仅靠自

由的英国文明之光、在亚洲专利主人的黑暗中学到的（响亮的欢呼声）。

这第一代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是大不列颠的赞赏者和合作的提倡者。但是，1890年以

后，这些“温和派”受到由“印度革命之父”巴尔·甘加德哈·提拉克（1856-1920年）

领导的极端派的挑战。提拉克是一个斗志昂扬的战斗者，试图把民族主义事业从上层阶

级的运动改变为人民群众的运动。这一点解释了他对印度教的许多社会习俗的武断的支

持，他甚至于组织了一个母牛保护会和支持童婚。但同时，他为工人的法定最低限度工

资、工会组织的自由、平民军队的创立、普选权以及没有性别差别的自由的义务教育而

奋斗。提拉克是个才华横溢的演说家和报刊编辑，使他的报纸《狮报》成为宣传和教育

的强有力的机构。他以诸如“教育、鼓动、组织”、“好战，不要行乞”以及“自由是

我与生俱来的权利，我将得到它”之类的口号在全国赢得追随者。

19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饥荒和瘟疫促使不满情绪增长；这一点帮助了提拉克的改革

运动。1905年的俄国革命和同年日本对俄国的胜利也激起印度的战斗精神。后一个事件

特别振奋人心，被看作是对西方占优势这一断言的一个实际的、明显的驳斥。此时，印

度政府于19O5年通过了一条法令，把孟加拉划分成两个省：拥有1800万穆斯林和1200万

印度教徒的新的东孟加拉与拥有4200万印度教徒和1200万穆斯林的剩余的孟加拉。政府

的公开声称的目的是要改善行政管理，因为原先的省太大了，恒河以东的地区已被忽视。

但是，对印度民族主义者来说，这似乎是，英国人通过把孟加拉划分成穆斯林和印度教

徒分别占优势的两部分，正在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这一问题使全国的民族主义者在前

所未有的程度上团结起来。他们以口号“自治”即英帝国范围以内的自治和“抵制外货

运动”即联合抵制英货来十分有效地与政府作斗争。大批的学生担任商店的纠察，妇女

们首次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出现在纠察的行列里。由于孟加拉问题所激起的强烈感情，

激进派能控制印度国大党1906年的大会，能获得赞成“自治”和“抵制外货运动”的多

数投票。有些民族主义者更进一步，学习爱尔兰和俄国的地下组织的榜样和方法，采取

恐怖主义行动。仅仅孟加拉，1906至1917年间，就发生168起暴行，夺去了61人的生命。

这一民族主义运动虽然很普遍，但主要是印度教的。在赛义德·艾哈迈德歼爵士的

领导下，穆斯林多半置身于印度国大党之外。他们预见到，如果国大党的实现代议制政

体的要求得到满足，穆斯林就会作为永久的少数派而遭受恶果。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不断

增长的力量和战斗精神也使穆斯林惊恐，尤其是从一些最热情的印度教爱国者称穆斯林

为“外国人”以后。为了自卫，穆斯林组织了穆斯林联盟，它同印度国大党一样，每年

举行大会。英国人自然欢迎和支持穆斯林联盟作为反对国大党的一个平衡力。但是，穆

斯林联盟的存在基本上不是由于英国人的诡计，而是由于许多民族主义领袖如提拉克把

他们的运动建立在复兴印度教的基础上的错误。例如，母牛保护会的组成无疑帮助了民

族主义运动，但它使穆斯林印度人疏远，因为穆斯林印度人自然对他们在一个由印度教

控制的印度中的前途感到忧惧。

其时，恐怖主义传播开来，甚至“温和派”也愈益不满起来，这种情况使英国政府

确信作某种让步是必需的。因此，1909年，印度事务大臣莫利勋爵和总督明托勋爵提出

了所谓的莫利-明托改革方案。这些方案规定，在很高的财产资格、收入资格或教育资

格的基础上挑选出来的为数极少的一群印度选民应该选举省总督的立法会议的多数成员，

并应该选举印度总督的立法会议的少数成员。在立法会议中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保留着

一定比例的代表席位，穆斯林的代表席位受到相当大的重压。例如，要成为一个有选举

权的人，穆斯林在年收入达3，000卢比时须交纳所得税，而非穆斯林在年收入达300，

000卢比时才交纳所得税。此外，甚至在民选议员占多数的地方，如在省议会中，英国

政府能够并准备着制服任何反对。因而，这些改革的目的决不是引进责任政府制。相反，

它们的意图是允许存在代议制政府的一个成分，而把全部权力和最后决定留在英国人手

中。莫利本人在上议院的辩论中对此作了明确的阐述：

如果能够说改革的这一重要章节是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一种议会体制在印度的建立，

那么至少我，会与这件事毫无关系。

在论及这一类的体制时，有三种人我们必须加以考察。极端派怀有某一天他们将把

我们赶出印度的无法实现的梦想。……第二种人不抱有这类希望，但期望获得殖民地种

类和殖民地式样的自主或自治。而第三种人所要求的仅仅是获准享有我们管理下的合作。

我认为，改革的作用在于改革以来、现在和将来都会使希望获得殖民地自治的第二

种人投入到满足于获准享有正当的、完全的合作的第三种人中间去。

这一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已恢复对国大党的控制的温和的民族主义者通过

了一项表示“对改革计划深深地、普遍地满意”的决议。1911年，他们得到进一步的安

抚，因为这年英国人又作了另外几个让步，包括取消分裂孟加拉的不得人心的法令、释

放某些政治犯以及提供大笔教育专款。因而，虽然个别的恐怖主义行动仍偶尔发生，但

印度在1910至1914年间是比较平静的。

在整个这一时期中，民族主义运动基本上仅限于知识分子中间。诚然，国大党在它

于1885年建立之后的25年中已有了显著发展。它的全体成员来自英属印度各地而不是如

在原先情况下来自孟加拉和西海岸少数城市。不过，事实仍旧是，它几乎只是律师、记

者、教师和商人的中产阶级运动。这些人更熟悉的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赫伯特·

斯宾塞和查尔斯·达尔文，而不是他们在乡村的大批大批的同胞的痛苦、不满和愿望。

很自然，在民族主义领袖和未受教育的农民之间没有什么友好关系。这一鸿沟继续存在

到战后时期才由莫汉达斯·甘地越过。甘地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他意识到其人民的

实质上的宗教观点，他宣传的不是抽象的政治观念，而是他已给了它们以政治含意的宗

教概念（见第二十一章第五节）。

 

七、结论

 

西方对印度的影响全然不同于它对俄国或中东的影响。在俄国的情况下，西方施加

了决定性的文化和经济的影响，但是，俄国在政治和军事上仍然是强大的、独立的。另

一方面，近东在经济和军事上受到西方的支配，不过，由于战略上的原因，奥斯曼帝国

设法将它的独立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相反，印度在遇世纪后期和19世纪期

间被英国彻底地征服。英国的统治在孟加拉维持了差不多二个世纪，在旁遮普维持了一

个多世纪。因而，西方对印度的影响比对其他地区的影响更直接、更全面。印度人没有

挑拣欧洲文明中对他们最有吸引力的那些成分的特权。他们不喜欢的某些东西被强加于

他们，而他们赞赏的、希望采纳的另外一些东西则被拒绝给予他们。

在西方的军事技术方面可找到一个例子；印度人同俄国人、土耳其人、中国人及日

本人一样，很想学习和利用西方的军事技术。事实上，印度王公聘用欧洲冒险家训练他

们的军队，因此，从前混乱的封建队列让位于有纪律的部队。例如，旁遮普的锡克教徒

建立了一支同央国人的军队一样训练有素并在火炮使用方面占优势的军队。最后，英国

人取胜，不是由于纯粹的军事因素，而是由于他们的更大的经济资源、由于他们的与印

度统治者中间的分裂形成鲜明对照的团结。一旦英国人取胜，印度人就不再能跟上西方

的军事技术。英国人不允许印度人在军队方面上升到某一等级之上，完全不准印度人拥

有炮兵部队和空军部队。因而，在这一军事领域以与其他非欧洲民族恰好相同的方法起

程的印度人不得不由于西方的征服而遵循一种不同的模式。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在其他

领域——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情况也是如此；结果，印度比亚洲其他任何主要地区

更无选择地承受西方的影响。

 

第十六章　中国和日本

 

了解日本在迅速西方化方面取得成功的真正秘密的历史学家，也掌握着远东近代历

史的线索。

 

费正清

 

远东是欧亚大陆上最后受到欧洲扩张影响的主要地区。中国和日本之所以在俄国、

近东和印度之后才受到这一影响，是由于各种因素。首要的也是最明显的事实是，远东

明确地说是欧亚大陆上距欧洲最远的部分。中国和日本并不象俄国和奥斯曼帝国那样与

欧洲相邻；它们较之印度在更东和更北面。或许远东这两个国家政治上的团结比地理上

的孤立更为重要。欧洲入侵者不能在中国和日本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而这一政策在印

度却非常有效。在中国和日本，没有可唆使其反对北京和东京中央政府的独立的地方统

治者。而且，由于这两个政府推行强硬的闭关自守政策，这里也没有潜在的第五纵队可

让欧洲人利用。日本大批基督教皈依者在17世纪中已被无情地消灭，中日两国与外部世

界的贸易也被硬性削减，从而阻止了中、日国内同印度一样的人数颇多的商人阶级的发

展，因为中国和日本商人同外国公司的联系多于同本国政府的联系。

因此，远东这两个国家能将它们同欧洲的联系限制在严格监督下的、仅仅是断断续

续的贸易之中。但到19世纪中叶，这一形势发生了突然而剧烈的变化。首先是中国，然

后是日本，被迫敞开国门，接受西万的商人、传教士、领事和炮舰。这冲击并不象在印

度那样势不可挡；在印度，一个被征服的民族几乎没有机会对外国文化中他们所需要的

东西挑挑拣拣。但是，这两个远东国家都受到了根本的影响，不过是以完全本同的方式。

日本能采纳和利用西方强国的原则，并将它们用于自卫及后来的势力扩张。相形之下，

中国却不能以已改变的西方方式重新组织自己。另一方面，中国太大，太具凝聚力，不

可能象印度和东南亚国家那样被彻底征服。这样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甚至在此

之后的数十年中，中国仍处在动荡不定的状态之中。

 

一、中国的开放

 

4000多年中，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发展起一个独特、自治的社会。这一社会

同亚洲其他社会一样，以农业而不是商业为基础，由地主和官僚而不是商人和政治家统

治。正是这一明显地自给自足、自满自足的社会认为世界上其他社会都是低下的、从属

的社会。

1514年，当葡萄牙人出现在东南海岸附近的海面上时，中国人首次开始了同西方的

直接交往。继葡萄牙人之后是荷兰人和英国人，他们也是由海路到达中国；而在北面出

现了俄罗斯人，他们最从陆路到达阿穆尔河流域的。中国人坚决避免同所有这些人侵者

亲近（见第四章第四节）。他们将贸易关系限制在少数几个港口，拒绝在完全平等的基

础上建立外交关系。事实上，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毫无兴趣。这表现在他们对欧洲和欧洲

人一无所知方面。他们几乎不知道欧洲的位置，而且也很少问津。关于欧洲的各个民族，

他们完全混淆不清，只是笼统地将他们称为“长鼻子蛮族”。他们认为不需要任何欧洲

产品；这一点，乾隆皇帝在1793年给乔治三世的著名的信中曾煞费苦心地加以阐明（见

第九章第三节所引）。

由于中国人闭关自守、骄傲自满，三次灾难性的战争使他们受到了巨大的刺激：第

一次是1839-1842年同英国的战争，第二次是1856－1858年同英、法的战争，第三次是

1895年同日本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所遭到的耻辱性失败，迫使中国人打开大门，结束

他们对西方的屈尊态度，重新评价自己的传统文明。其结果是入侵和反入侵的连锁反应；

它产生了一个新中国，产生了至今震撼着远东和全球的影响。

英国之所以能率先打开中国的大门，是因为它在印度拥有强大的基地，并控制着诸

海洋。英国强行挑起争端的主要目的是要除去中国设在经商道路上的无数障碍。不应忘

记，英国人到19世纪中叶几乎已开始相信有一种在世界各地经商的神圣权力，并认为一

些政府禁止自己的国家自由贸易是不合自然规律、应受谴责的。

 

促使中、英两国交战的直接问题是鸦片贸易。17世纪，欧洲水手将吸鸦片的恶习传

入中国，这一恶习便从各港口迅速蔓延开来。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解决了英国支付中国

产品的货款问题。在此之前，英国人一向不得不主要支付黄金和白银，因为中国人对西

方的商品很少感兴趣。但现在，鸦片市场完全改变了贸易差额，而对英国人有利。北京

政府曾于1729年和1799年颁布法令，禁止鸦片进口。但这一贸易非常有利可图，以致中

国官员接受贿赂，允许走私。到1833年时，这一罪恶的贸易已达年值1500万美元。

当中国人试图强行禁止鸦片交易时，便爆发了第一次中英战争，即通常所称的鸦片

战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坚定正直的人。林则徐查封了2

万箱价值600万美元的鸦片，并当众予以销毁。这一举动引起的纠纷导致了中国战船与

英国战舰的冲突21839年11月，战争爆发了。以后的战争过程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的毫

无希望的军事劣势。英国人仅以一支分舰队和数千人便能随意占领一个又一个港口。中

国人英勇作战，他们的守卫队常常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但是，英中两国的力量差距比西

班牙征服者和阿兹特克人之间的力量差距还要大得多。16至17世纪，欧洲的军舰和大炮

已得到巨大发展，而中国人的军事技术仍停留在比阿兹特克人的技术高不了多少的水平

上。1842年，北京政府宣布投降，接受了《南京条约》，这是后来蚕食中国大部分主权

的长长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的第一个。

按照《南京条约》，中国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并开放五个对外通商口岸——广州、

福州、宁波、厦门和上海。英国领事可以居留于这些港口，英国商人也可以在此租借土

地，用于居住和经商。中国还同意实行一种按照价值的5％固定下来的统一关税，若要

变动这一关税，须经双方同意。这一条款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治权，因而控制了中国的

国家岁入。此外，第二年缔结了一个补充条约，承认英国人在刑事案件方面的治外法权；

条约还包括一项最惠国条款，保证英国人享有中国在将来准予其他国家享受的任何附加

特权。当时，可能双方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条款最终将导致一种复杂局面：外国居

住区和租界遍及全国各地，它们全都成为外国政府管辖下的外国城市。

《南京条约》并未结束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摩擦。欧洲人感到很失望，因为通商

口岸的开放并没有带来他们所期望的那么大的贸易扩张。他们认为，补救的办法是获得

更多的租界。曼彻斯特商会声称：“我们同中国的贸易直到买卖权扩展到我们现在所局

限的港口以外的地方，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中国人却认为，这些条约承认

的特权太多，因此经常不履行条约所规定的义务。此外，当时欧洲商人和许多声名狼藉

的冒险家成群结队地来到通商口岸，这在中国人中激起了强烈的排外情绪。1841年，广

东地区张贴了一张布告，以强有力的措词表达了这种感情。在向“难以对付的野蛮的狗

和羊”提出抗议之后，布告反问道：“尽管你们已侵入我们的内河……，但你们有什么

本领？……除你们的船是坚固的，炮火是猛烈的，火箭是强大的以外，你们还有什么其

他本领吗？”然后，布告威胁外国人说，假如他们继续留在中国，结果将是最为可怕的。

“如果我们不彻底消灭你们这些猪、狗的话，我们就不是顶天立地的勇敢的中国人。……

我们一定要杀了你们，砍掉你们的脑袋，烧死你们。”

由于双方存在着这样的情绪，1856年再次爆发战争就毫不奇怪了。这次战争的起因

是中国官员关押了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中国船只上的中国水手。当北京政府拒绝释放这

些水手时，英国人轰炸了广东。法国人以一位法国牧师被杀为借口，也加入了这次战争。

英国人的行动因印度爆发兵变而推迟了一段时间。但是，当援兵一到，英法联军如同第

一次鸦片战争时一样不可抗拒。1858年6月，中国人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但他们

拒绝执行条款，拖延正式批准的时间。英法联军再次发动进攻，1860年占领了首都，迫

使中国签订了《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又开放了沿海和内地的几个

通商口岸，再次明确并扩大了治外法权，允许在北京设立外国公使馆和在全国各地建立

基督教传教团。人们应该回想起，也正是在这时，俄国人趁中国危难之际，通过外交手

段获得了阿穆尔河流域和太平洋沿岸的大片领土。（见第十三章第三节）

中国遭受的第三次失败是最为耻辱的，因为这次是败在邻近小国日本的手下。在本

章的后半部分我们将看到，日本人和中国人大不相同，他们已有能力使西方技术适应他

们的需要，有能力建立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在达到其他东方国家当时所不能达到的水

平之后，日本这时便迫使朝鲜接受一些内容不十分明确的要求。传统上，朝鲜人承认中

国的宗主权，但他们还定期向日本纳贡。因此，1894年，当朝鲜为镇压起义请求援助、

中国为此向那里派遣一支小部队时，日本人的一支海军分遣队也登陆了。两支军队发生

冲突，1894年8月，中日双方正式宣战。中国军队又轻易地被击溃了，1895年4月，北京

不得不接受了《马关条约》。条约的条款要求中国赔款，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岛、

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并再开放四丁通商口岸。欧洲某些强国对在中国出现一个

新的租界竞争对手极为不满。因此，俄国、法国和德国联合提出将战略要地辽东半岛归

还给中国的要求，日本勉强地接受了这一要求。

日本人的战争给中国的傲慢和自满以毁灭性的打击。这个大帝国在受轻视的、配备

以现代战争武器的邻国面前显得十分无能。而且，早几年，欧洲列强趁中国衰弱之际，

吞并了传统上承认北京宗主权的边远地区。俄国侵占了阿穆尔河流域、沿海各省，一时

还占领了中亚伊犁河地区。法国和英国分别占领了印度支那和缅甸，日本在朝鲜战胜中

国、确立了自己的优势，接着又于1910年完全吞并了这个国家。除获得这些领土外，西

方国家还将中国本身划分成若干势力范围；在这些势力范围内，列强的政治和经济最高

权力得到承认。这样，云南和印度支那边境地区变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广东、长江流

域和两者之间的广大地区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满洲、山东和福建分别成为俄国、德国和

日本的势力范围。

中国19世纪末的状况同奥斯曼帝国的状况大致相同。正如欧洲列强并吞土耳其从前

的从属地区即外多瑙河地区、俄国南部、埃及和北非一样，这些列强也并存了中国从前

的从属地区如印度支那、缅甸、朝鲜和阿穆尔河流域。而且，西方对中国帝国其余省份

的控制比对奥斯曼帝国其余省份的控制更加直接，更加广泛。欧洲的炮舰可在中国的内

河上巡逻，而土耳其人却控制着他们的海峡。当欧洲人在奥斯曼帝国享有治外法权时，

他们对土耳其人的宗主权的侵犯从未达到他们在中国各租界、尤其在上海公共租界对中

国人的宗主权的侵犯程度，一般说来，欧洲以控制土耳其的相同方式控制了中国，不过

这一控制在中国更直接、更广泛。另一方面，中国又不象印度那样被彻底征服和受外国

人的直接统治。这一区别的主要原因在于，这时中国无防御能力已变得十分明显，不止

一个强国对这个国家感兴趣，因此，没有一个国家拥有英国19世纪早期在印度所享有并

利用的那种行动自由权。

19世纪后半叶中国所经受的屈辱和灾难使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进行了痛苦的

自我反省、重新评价和重新组织。下面我们将沿着这一过程的轨迹，看看中国人是怎样

慢慢地、勉强地试图首先在军事领域，其次在经济领域，再次在社会和文化领域，最后

在政治领域仿效西方模式的。

 

二、军事影响

 

中英鸦片战争期间，有位是中国皇帝的亲戚的军事将领想出一个打败西方蛮族的计

划。他建议在猴子的背后挂上鞭炮，然后把猴子抛到停泊在岸边的英国军舰的甲板上。

这个计划被批准后，19只猴子关在笼子里被带到了中国人的司令部，但却找不到一个敢

到英国军舰的射程内去抛猴子的人。

这一事件反映出19世纪中叶中、西方军事技术方面的奇异的差别。中国总督林则徐

曾试图禁止鸦片流入国内，并顶住了英国人的第一次强攻，但他也认识到外国军事力量

的优势。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同英国军舰抗衡是不可能的，并断定：“船只、

大炮和水军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林则徐决不愿意散布这些观点。“我只请你对此保

密”，他这样要求他的朋友，“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他不愿意公开这些观点，说明他担心这会在同僚和上司中引起敌对反应。这种担心

决不是没有道理的。统治中国的士大夫除少数人外仍然极其厌恶和藐视西方的一切。虽

然失败的打击迫使他们采取某些措施，效仿西方的武器和技术，但在实际中他们只是做

做样子而已。官吏们在机械事务方面的无能已无可救药，纵然他们真诚地想模仿西方—

—从根本上说，他们并不想模仿西方。因而，在1842年到1858年两次战争之间的十几年

中，中国面对欧洲扩张主义的挑战几乎没有做什么。

 

三、经济影响

 

在西方列强手下遭到的第二次失败，使中国少数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再次重新考虑他

们传统的准则和政策。他们的对策是所谓的“自强”运动。这一词语本身出自儒家经典

著作，在19世纪60年代，用来相通过移植西方的机械制造来保护中国文明。在这一点上，

中国的领导者这时已准备超越纯军事范畴，广泛地将铁路、轮船航线、机械工厂和应用

科学包括在内。用当时一位改革者的话来说，“中国应获得西方在武器和机械方面的优

势，但仍保持中国的儒家道德至尊地位。”这一“自治”运动注定要失败，因为它所基

于的基本设想是荒谬的。西方化不可能是一个不彻底的过程，要么完全照抄，要么全盘

否定。工具方面的西方化必然导致思想和制度上的西方化。因此，西方的科学不可能用

来维护儒家文明，相反，必将削弱这一文明。

部分现代化的谬论对中国保守的士大夫来说是明了的，他们因而拒绝全盘西方化。

由于他们占中国统治阶级的绝大多数，他们有效地阻止了使中国的经济现代化的企图，

正如他们早些时候阻止军事现代化的企图一样。一个由120名穿长袍的学生组成的留学

生团的命运可以作为例子说明他们的影响；1872年，中国派这些学生去康涅狄格州哈特

福德市的学校学习。为了让中国这些未来的现代化人物准备传统的经典著作的考试——

这仍是走上仕途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些学生由旧式的中国老师陪伴着。而他们采取的

每一项措施都是为了确保同西方的这一前所未有的接触不会玷污这些青年学生的儒家道

德。尽管他们采取了周密的预防措施，对从事这一事业的明智与否和必要性还是大为担

忧，最后，在学习计划完成之前，保守力量于1881年将整个留学生团召回国。

类似的态度还妨碍了极少数人的工业化的企图。例如，为了建造轮船，将长江三角

洲的稻米运往北方首都，1872年成立了轮船招商局。由于船队需要煤，1878年，天津以

北的开平矿务局开局。为了运输这些煤炭，1881年，中国第一条永久性铁路开始使用。

这几家企业联合在一起，有很好的经济基础，原本很可能兴旺发达。但是，它们的主管

人员按照中国的传统方式，用人处事不是为企业考虑，而是从自己家族出发。他们任命

贫穷的亲戚和贪婪的亲信担任各种职务，结果，这些企业负债累累，最后为外国人所控

制。

中国在振兴经济和改建军队方面的失败，必然导致西方与日俱增的渗透和控制。欧

洲列强向北京政府提供了许多贷款，但贷款前它们常常施加压力、以准许债权人控制中

国部分经济为贷款条件。欧洲列强在中国各港口获取租界是它们施加经济影响的另一手

段。最大的租界是上海“公共租界”，它已发展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城市国家；在那里，

中国的法律不适用，中国的法院和警察设有管辖权。这些租界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经济以往一向是自给自足、以田地为基础，但现在，它愈来愈依赖外国人控制的

沿海城市，尤其是上海。西方列强除了控制沿岸港口外，还控制了一些大的内河航道，

他们维持着几支炮舰舰队，在从上海到重庆1500哩长的、横穿中国中心的长江中巡逻。

实际上，英国海军中有位军官还拥有“长江海军少将”的头衔，这一头衔是颇能说明问

题的。

 

四、社会和文化影响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对西方挑战的反应从军事和经济领域扩大到社会和文化

领域。这种扩大反映在中国人选来翻译的西方书籍的类别有了改变。在185O年到1899年

这段时期中，中国人所翻译的自然科学、尤其是应用科学方面的著作在数量上超过了社

会科学和古典文学方面的著作，比例为四比一；1902年到1904年的两年中，后者却以二

比一的比例超过了前者；而在1912年到1940年这一时期中，得到翻译的社会科学和古典

文学方面的著作比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方面的著作多两倍。

这一兴趣转变的一个原因是1894-1895年日本打败了中国，使居统治地位的土大夫

阶层的傲慢和自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另一个原因是西方大规模的、似乎不可抗拒的入

侵。中日战争以后的几年中，这种入侵在各个领域都达到很大的规模，使中国的生存似

乎都受到威胁。结果，愈来愈多的中国领导人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重大的变革是生存

所必不可少的，而且这种变革不能仅限于军事和经济方面。此外，西方在渗透过程中创

造了有利于变革的力量和条件。

外国商业扩大到中国内地，促进了中国商人阶级的发展，他们不久就接管了西方商

品的销售。早在1869年，英国一位官员说道：“由于在语言上占优势、拥有市场、开支

较低，中国人几乎垄断了商业经营。”后来，中国制造商开始建造火柴厂、面粉厂、纱

厂和纺丝厂。这些新的经济领导人往往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不喜欢欧洲的统治，

因为这种统治授与外国商业竞争者以特权。但他们也不太喜欢北京反动的帝国朝廷，因

为它既不有效地抵抗外国人，也不去了解现代经济的性质和需要。因此，这些中国商人

认为无需忠于北京的满族政权，就象印度商人早先认为无需忠于德里的莫卧儿政权一样。

结果，正是他们提供了促进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动力，这一运动在动世纪初发展起来。

第一次排外运动由沿海城市发动，推翻满清王朝的1911年革命也爆发在这些城市里，所

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中国的这一危险形势也影响了居统治地位的士大夫，不过他们是被迫倾向于改良而

非倾向于革命。他们由于自己的官位和既得利益，只需要“传统范围内的改革。”他们

仍然认为，改革中国的儒家文明，就可以满足现代的需要。这种观点的著名代表人物是

激进的广东学者康有为（1858-1927年），他以其论著《孔子改制考》而震惊同僚。这

部反传统观念的著作将孔子描写成人民权利而不是帝国权力的维护者。康有为的一位弟

子在下面这段话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激进观点：

一般说来，当帝国的权力来自一个人时，它便软弱；而当它来自千百万人民时则强

大。……如果学者、商人和老百姓都能关心民族的危难，那么，这样的人民将是聪明的，

否则是愚昧的。因此，如果我们不依靠人民的权威，就不可能变精神涣散为精诚团结、

变无知为智慧。

这种拥护人民权利、提倡人民参政的主张对中国来说是新东西。以柱，西方的民主

和民族主义观念在中国显然一向是不存在的。相反，中国强调的是家庭；就更广泛的忠

诚而言，它采取“文化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的形式。所谓文化主义，指的是要对本土

文化传统有息息相关之感，中国人简单地认为这是对付外国野蛮行为的唯一可取的方法。

中国的士大夫统治阶级沉缅于这一传统，其中许多人仍公开宣称，“宁愿看到民族灭亡，

也不愿看到其生活方式改变”。但是，与这一传统的文化主义的保守政策相反，维新派

领导人这时则肯定西方的革命观念。“什么是民族主义呢？”一位改革者问道。“民族

主义就是：在所有地方，同一种族、同一语言、同一信仰、同一习俗的人民互相之间都

视为兄弟，并为独立和自治而努力，建立一个为公众谋福利、反对其他种族侵犯的更为

完善的政府。……如果我们想在中国提倡民族主义的话，那么，除通过人民的革新以外

决无别的办法。”

 

五、政治影响

 

1895年中国败给日本人之后，维新派代言人便找到了发言的机会。他们使年轻的光

绪皇帝倾听他们的意见；光绪皇帝暂且摆脱了皇太后慈禧的影响。慈禧自1860年以来一

直决定着中国的政策，但现在，维新派已将皇帝争取到他们那一边。皇帝对他们的口头

和书面奏章印象极深，1898年夏颁发了一系列彻底的改革法令；那段日子称为“百日维

新”。这些法令将使中国社会的大多数方面能得到基本的改革。许多闲职将被取消；地

方政府将更加集中在北京的领导之下；新学校将传播欧洲的学风西方式的生产方法将受

到鼓励，国家将按西方的方式建立一支由应征入伍者组成的军队。

但是，这些措施始终停留在纸上。维新派缺乏经验，他们的法令只得让内心极不赞

成的保守官僚去贯彻。维新派确信，不除掉反对派领导人，他们的计划必将失败，因此，

他们密谋策划，企图除掉皇太后和她周围的顽固分子。但是，皇太后却先行一步，她在

军队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废黜了不幸的皇帝。然后宣布由她自己摄政，废除所有的改革

法令，杀害了六位维新派领导人。

“百日维新”的失败使保守派获得了所有的权力。他们积极、热忱地引导社会和政

治上对外国人的不满情绪。排外的秘密团体在朝廷保守派和地方统治者的鼓动下，组织

了地方民兵以反对外国的侵略。这些团体中最为著名的是义和团，即人们通称的义和拳。

义和团因得到官方的默许开始袭击外国人，到1900年时，华北的许多中国基督教徒和外

国人被杀。当欧洲海军分遣队开始在天津登陆时，义和团便向所有的外国人宣战，并且

包围了北京的外国公使馆。但几个月内，八国联军救出了公使馆人员，帝国朝廷逃离首

都。中国再次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和约，其条款包括进一步承认商业特许权和赔款33，

300万美元。

“百日维新”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清楚地表明，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来使中国

现代化是无效的。唯一的办法是从下面进行革命；1911年爆发了这一革命，它最终推翻

了满清王朝，以共和政体来取代。

革命派的领导人和思想家是孙中山博士（1866—1925年）。同前著名的维新派领导

人相比，孙是一位奇特的人物。他并不是上流社会的文人，事实上，他所受到的西方教

育并不少于他所受到的中国教育，因此，他在传统经典著作方面的知识很不牢固。孙中

山出身于广东三角洲；这里受外国影响的时间长于中国其他任何地区。他13岁时来到在

檀香山的哥哥那里，住了五年，并在一所英国教会寄宿学校念完了中学。然后，他进了

香港女王书院，毕业后又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1892年获得医学学位。因此，孙中山受

到的是良好的、科学的教育，他完全可以凭着这一点获得财富和地位；但他却同穷人在

一起，总是为穷人的福利牵肠挂肚。“我是一个苦力，一个苦力的儿子”，有一次他这

样宣称。“我出身贫穷，现在仍是个穷人。我始终同情那些为生计而挣扎的民众。”

孙中山怀着这种感情，不久便离开了自己的职业。1895年中国惨败于日本这一点使

他确信，这个国家的政府已腐败透顶，只有革命才能提供救世良方。因此，他开始了一

个革命者的生涯，首先去日本，然后去美国，后来又去了伦敦。在伦敦的街上他遭绑架，

被送往中国公使馆；在那里关了12天。不过，他与詹姆斯·康德黎取得了联系；后者过

去在香港西医书院曾是他的老师，现在住在伦敦中国公使馆附近。康德黎立刻告诉英国

当局。使他获释。这无疑是救了孙中山的命，因为中国公使馆官员打算把他偷偷送回中

国；而在中国他肯定是要被处决的。

获释后，孙中山前往欧洲大陆，花了几年时间研究社会和政治制度。正是在这个时

候，孙中山在思想上明显地成为共和主义者。他过去一直是一位革命者，希望推翻满清

王朝。但以往他的富有建设性的建议一向局限在培养有能力的人员和实行技术改进方面。

这时他决定，革命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1905年，在东京召开的一次会议

上，孙中山组织了同盟会。同盟会的纲领提倡通过“国民”选举，建立共和政府，同时

还提倡将土地分给农民。值得注意的是，以前从未有人将土地分配问题作为自强或改革

的一个合理的组成部分提出来。原因在于，没有人曾认真地考虑过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方面进行一场根本革命。孙之前，没有人提出过农民大众可以转变成有文化、有财产、

政治上积极的公民这样的见解。

孙中山主要得到了海外的中国商人和洗衣工人的支持。在国内，只有少数学生和商

人受到他的思想的影响，而广大民众仍无知、冷漠。当1911年革命到来时，它在一定程

度上只是一些省份的地主绅士和商业界的事；这些地主绅士和商业界人士反对满清政权

为将铁路建筑收归国有而作的为时已晚的努力。这些地方领导人煽动罢工和暴乱，他们

表面上以国有化将导致外国控制为理由，而实际上是害怕国有化将排除他们获利的可能

性。无论如何，革命者利用了这种不满，并在学生和士兵中做了有效的工作。在广东，

小规模的革命党人起义虽遭镇压，可是在汉口，1911年10月10日，革命者的一家炸弹制

造厂的意外爆炸，导致了附近帝国军队的兵变。尽管缺乏配合，革命运动仍迅速传遍全

国。这时在美国的孙中山立刻回国，并于1911年12月30日被临时革命议会选举为中华民

国临时大总统。

显然，这一推翻满族统治的运动所体现的远不仅仅是孙中山所提供的革命领导。因

此，即使孙中山是名义上的领导人，但却未能控制全国。实际权力在一位能干的、野心

勃勃的帝国官员袁世凯（1859－1916年）手中，他统率着中国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孙中

山不愿意冒必将招致外国干涉的内战的危险，于1912年2月将总统的位子让给了袁世凯；

后者则同意与国会和责任内阁一道工作。然而，这一安排并没有真正解决根本问题，即

以什么样的政体取代被推翻的满族政权的问题。袁世凯十分赞赏西方的军事技术和管理

方法，但不赞成西方的政治制度，包括由人民代表监督行政部门这种制度；他认为，这

与中国的传统相反，无疑也与他的个人野心相悖。

这件事立刻引起争端。孙中山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国民党。袁世凯为将他的追

随者组织起来而成立了进步党。1913年4月选举国会时，国民党获得了大多数席位。但

这一挫折对袁世凯的限制并不太大，因为他有军队、官僚和外国列强的支持。事实上，

最后的较量集中在2，500万英镑这笔贷款上；这笔钱是袁世凯从五个列强那里借来的。

由于意识到袁世凯可能将其中一部分钱用来加强他对政府的控制，国民党领导人曾警告

各国政府：我国宪法规定各种贷款须经国会批准；由于国会永远不会批准这种特殊的贷

款，因此它将不受法律的保护。但各列强宁愿支持独裁者袁世凯，正如他们早些年支持

满清王朝一样。于是，袁世凯得到了这笔钱，而且如国民党所担心的那样，他将这笔钱

用于巩固他的地位。他这时采取的措施包括暗杀国民党的一位主要领导人；这些措施致

使孙中山于1913年夏举行武装起义。但起义尚不成熟，结果被袁世凯轻易地镇压下去。

孙中山和他的主要追随者一起流亡日本，袁世凯则在为实现自封为皇帝这一不可告

人的野心做准备。1913年10月，他使自己当选为永久性大总统；然后，下令解散国民党

和国会。为了不遭到反对，他策划了要求他履行对国家的职责、当皇帝的“自发的”请

愿。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他将于1916年1月1日接受皇帝的称号。中国一位哲学家

已预料到反对派极其强烈的反应，当时他这样写道：

我们用木头或泥土雕塑出一个人的偶像，称它为神。把它放在美丽的庙宇里，让它

坐在辉煌的神龛里；人民崇拜它，认为它是不可思议地强有力的。但是，假如有个疯子

把它推倒、踩在脚下，并把它抛进肮脏的池塘里，假如有人发现了它，再把它捡回来，

放在原来神圣的地方，那么，你将发现它的魅力已经失去。

结果如他所提示的一样。1915年12月，云南爆发了起义，并迅速蔓延开来。袁世凯

发现，首先有必要推迟称帝的时间；1916年3月，他终于放弃了恢复君主制的野心。同

年6月，袁世凯在耻辱和痛苦中死去。他死后。手下的各军队首领将中国分割成各自的

势力范围。1926年以前，这些军阀几乎一直无视名义上在北京统治这个国家的民国政府。

他们残酷地掠夺农村，把中国拖进了野蛮的无政府动乱状态中。民国初期若干年是中国

历史上最坏的时期之一。

以下几个因素可解释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几十年中所产生的这一悲惨结果。首先，中

国幅员辽阔，这使得中国内地许多年来未受到与西方交往的影响。内地相当于一个巨大

的贮藏所，几十年来注重传统的文官候选人一直是从那里产生。他们组成的官僚阶层由

知识分子构眈而这些知识分子专心于儒家经典著作，因而，他们更强调的是伦理原则，

而不是手工技艺或战争技术。这一统治阶级因以下事实而进一步受到约束：陈佛教外，

中国没有或几乎没有借用国外东西的传统。因此毫不奇怪，尽管19世纪后半叶中国的确

发生了变化，但它的变化速度却远远落后于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其他国家。

不过，不能让官僚承担中国失败的全部责任。年轻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也应

负部分责任。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在民国初期起了主要作用，但他们却试图在中国建立

一些与他们从国外，尤其是从美国观察、学习到的制度完全一样的制度。他们所建立的

制度自然对中国人民毫无意义。很快就在中国的政治现实面前土崩瓦解。美国一位权威

人士对这些不老练的政治家的这一失败作了生动的描写：

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

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

惯中毫无根基。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

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

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

政体……而是一代人。

 

六、闭关自守的日本

 

历史学家所提出的几个因素可解释中国和日本对西方的挑战所作的不同反应。日本

诸岛地理位置的紧凑既促进了民族团结，又促进了新价值观和新知识在全国的传播。它

也使这个国家容易遭受和认识到外国的压迫。佩里的舰队在能看得见首都江户的地方航

行；几星期内，全日本便都知道了这一重大事件。相反，面积辽阔、人口稠密的中国内

地诸省长期以来很难受到或不受西方的影响，反而充当传统观念和传统势力的贮藏地。

此外，由于日本有向伟大的中国文化世界借用某些东西的悠久传统，因而，19世纪在同

样地借用西方世界的东西时，发生的冲突较少、痛苦较小。过去，日本以“日本精神、

中国知识”为口号，适应了经过挑选的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现在，日本又以“东方道

德、西方技艺”为口号，向西方借用了它所盼望的东西。因此，同中国帝国的铁板一块

的特点相比，日本的政体和社会结构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地理上的分隔。即起伏不平的

山区地形加强了日本的氏族传统和地区独立主义。日本的商人阶级拥有更大的自治权和

更强的经济实力，而且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西方入侵的紧要关头迅速扩大了它的

势力。日本军人在社会的最高层，而不象中国军人那样在社会的最底层。这意味着日本

拥有一个比中国的文人阶层更易受西方军事技术的影响、并对此反应更迅速的统治阶层。

总之，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和多元化的体制诸因素，都使日本比中国更易遭受西方的入

侵，且能更快地对这一入侵作出反应。

尽管有这些基本差别，日本却同中国一样，19世纪中叶以前一直与世隔绝。不错，

16世纪日本人曾欢迎过葡萄牙人，而且许多人还皈依了基督教（见第四章第八节）。但

德川幕府发觉，西方的宗教和贸易是一股威胁他们的权力、使人不安的力量。为此，他

们逐一地断绝了日本同西方世界的联系。到17世纪中叶时，唯一保留的是和少数荷兰商

人的接胁他们被限制在九州岛上经商，甚至受到了最为严厉、最为屈辱性的控制。

德川幕府领导人的目的是要使日本与世隔绝、一成不变，以便使他们的统治永存。

但是，尽管他们作出种种努力，还是有了某些发展；这些发展渐渐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力

量对比，打破了现状。德川幕府治下的长期和平促使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商人阶级的

实力增强。人口从1600年的1，8O0万猛增到1725年的2，600万。城市不均衡地发展

21700年，江户人口接近100万，大皈和京都的人口各达到30万。人口的剧增增加了商品

的需求量，鼓励商人和富农将剩余资本投于新的生产方式——包括家庭包工制即分散在

家庭加工的制度。他们向农民和工匠提供原料和设备，而将制成品拿到市场上出售。到

德川幕府统治末期，似乎某些地区的这一工业发展已达到了创办工厂的水平．以可利用

的原料和地方技术为基础的地区专业化开始普遍起来，因此，某些地区以其漆器、陶器、

组织品或米酒而闻名。

产品的增加导致了商品的广泛交换，这种交换又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货币最初

是从中国和朝鲜引进的，但在17世纪，日本建造了一座金币制造厂。贵族开始靠经纪人

把他们的稻米变成货币，依靠商人来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在这些交易中，由于商人通

过垄断操纵了价格，由于稻米价格跟不上其他商品价格的飞涨，贵族失败了。此外，贵

族尝到了奢侈生活的甜头，往往在浮华的生活上互相攀比。最终结果是，他们一般都欠

商人的债，尽管后者的社会地位远比他们的低。但是后来，商人家族通过通婚或继嗣等

手段获得了贵族头衔。这些家族不仅控制了经济，而且支配了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文

学和艺术。

应该指出，这些变化不但影响了最高层的贵族，而且影响了武士阶级，因为在这一

长久的和平时期，并不那么大量地需要武士的服务。广大农民也因稻米价格下降而损失

惨重。他们中的许多人流入城市，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找到工作，因为国民经济的增长

始终跟不上人口的增长。

因此，日本社会正处于转变之中。它正经历着深刻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而这又

酿成了政治上的紧张局势；这种紧张局势在海军准将佩里迫使日本打开贸易大门时达到

极很。日本人之所以很乐于在西方的影响下改造他们的社会，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中的

许多人已充分认识到这个社会需要改造。

19世纪初期以来，由于北太平洋水域的商业活动日益增加，外国对日本的压力也不

断加大。从事捕鲸和毛皮贸易的船只需要停靠港口，以获得食物和进行维修，但它们都

被拒绝靠岸。相反，日本人常常杀害或虐待那些在其沿海失事的外国船员。到19世纪中

叶时，由于采用汽船需要创建煤港，因而使局势更为恶化。最后，美国政府决定采取主

动，强迫日本表态。1853年7月8日，海军准将马修·佩里在江户港抛锚，转交了菲尔莫

尔总统的一封信，信中要求经商特权、开放装煤港和保护失事船上的美国人。一星期内

佩里的舰队离开日本时警告说，他来年春天来听答复。1854年2月，当他再次来到日本

时明确表示，要么签定条约，要么交战，二者任择其一。日本人被迫让步，于3月31日

签定了《神奈川条约》。条款规定，开放下田和函馆港口，用于美国船只的维修和补充

给养；向美国失事船员提供适当的待遇并将他们护送回国；在日、美两国中的任何一方

认为必要时允许选派领事，并答应给予美国以最惠国待遇。

依照这一条约的条款，美国将非常能干的汤森·哈里斯作为第一任领事派往日本。

哈里斯凭借他那非凡的机智和耐心渐渐赢得了日本人的信任，并于1856年签定了《通商

条约》。该条约规定：日本要再开放四个通商口岸；双方互派外交代表；美国人享有民

事治外法权和刑事治外法权；禁止鸦片贸易；给予外国人以宗教信仰自由。同美国签定

这两个条约后不久，日本又同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缔结了类似的条约。

这一系列条约在西方世界并没有引起极大的关注。但对日本来说，它们却是其历史

的巨大分界线。几乎长达3个世纪的闭关自守结束了。不论好坏，日本同它之前的中国

一样，这时也被迫遭受西方的入侵。但是，它对这一入侵的反应完全不同于中国。

 

七、日本的现代化

 

西方入侵的主要影响是产生了促使德川幕府倒台的危机。由于签定了那些条约，幕

府遭到了两种互相冲突的压力：一种来自要求履行条约各条款的外国列强；另一种来自

竭力排外的日本人民。反德川幕府的氏族，尤其是萨摩、长州、服前和土佐四潘即通常

所称的萨长集团，利用了人民的这一情绪。1858至1865年间，他们以“尊王攘夷”为口

号向欧洲人及其雇佣者发动了进攻。外国列强对此进行报复，于1863年轰炸了鹿儿岛上

的萨摩港，于1864年轰炸了长州沿岸的防御工事。这一行动给氏族首领们留下了深刻印

象，这时，他们丢开排外主义，企图得到西方的武器装备。两年后，天皇去世，德川幕

府倒台，为所谓的“明治维新”扫清了道路。德川氏族的权力和封地被剥夺，他们的地

位为萨长诸氏族所取代；萨长诸氏族从此以新的明治天皇的名义控制了全国。正是为这

些氏族服务的青年武士们，这时为日本提供了卓越的领导，使日本能成功地实行现代化。

应该指出，这时的日本正象中国一样也已完全沦于西方的控制之下。外国在诸港口

建立租界，这些租界利用其治外法权之类的种种特权，按照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市政机

构的方式在当地建立起市政机构。由于日本国内纷争四起，这些外国机构都希望日本能

象亚洲其他国家一样，迅速沦于西方的统治之下。但是，与中国的文人学土完全不同，

日本年轻的新领导人认识到，他们已在某些领域受到阻碍；更重要的是，他们愿意并能

够对此做些事情，并且知道应该做些什么。

如果有人指出，即使在日本闭关自守的几个世纪中，日本领导人也不怕麻烦地去了

解欧洲发展的情况，那丝毫不令人奇怪。事实上，允许荷兰人继续留在日本经商，主要

是为了向他们打听外部世界的情况。幕府和诸氏族都提倡军事工业，维持学习外国语言

和外国课本的学校。当时，总的知识水平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在自然科学方面，物理学

已从化学中分离出来；在医学方面，学生们在诸如外科学、儿科学、产科学和内科学之

类的专门领域里受到培养。在长崎海军学校，只是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基础打牢

之后，才开始教授航海和射击课程。换句话说，日本人对西方文化始终更具鉴别力，更

易产生反应。这一点在下面这段赞扬美国的颂文中得到清楚说明；这篇颂文大约是在中

国皇帝傲慢地通和乔治三世国王，说中国不需要西方蛮族的任何东西的同时，由一位日

本学者撰写而成的。

谈到漂亮的建筑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与英国相比。在制造精美产品方面，也

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英国。在荷兰人输入的商品中，没有什么比表更珍贵的了。有些

表做得非常精致，以致于要有剖开头发的本领方可制作。伦敦被认为是世界上将这种工

艺品制作得最好的地方，其次是法国的巴黎，再就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实际上，在这

三个首都中生活的人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他们是最高明的人。……这三座城市

的人民尽管同其他人一样都是凡人，却如此出类拔萃，这是为什么呢？

根据上述背景，不难理解：为什么一旦西方人入侵，日本人的做法就完全不同于中

国人。这种差别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当时的英国官员埃尔金伯爵在以下这段值得注意的

话中对这种差别作了描述：

中国人和日本人在习惯和感觉方式方面存在着差别，这一差别无疑有这样一个结果：

在中国人不断后退，并很可能会继续后退到帝国彻底崩溃时，日本人即使不实际处于逐

渐进步的状态之中，也处在从即将洒向他们的一片强光中得益的状态之中，处在利用那

些中国人不屑一顾、而日本人在开始更加了解我们对多半不但能够采纳并急于采纳的进

步和发明的状态之中。

埃尔金伯爵的预言的正确性很快得到证实。1868年，天皇颁布了一篇警文（即“五

条誓文”），其目的在于平息全国骚乱，阐明新政权的目标。这个文件着重强调了两大

点：“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破除旧习。…求知识于世界”。事实上，西方思

想和西方物品在19世纪70年代已大为流行起来。吃牛肉、穿长裤、携带雨伞、炫耀手表

和钻石戒指等现象开始风靡一时。1878年创作的一首儿歌是这种观念的最好说明。据G．

B．桑塞姆说，“这首儿歌叫作‘文明球歌’，创作它的目的是要使青年人深深感到西

方文化的优越性。拍球时，他们通过背诵被认为最值得采纳的10种东西的名字即气灯、

蒸汽机、马车、照相机、电报、避雷针、报纸、学校、信箱和轮船来计算球弹跳的次

数。”

日本新领导人不赞成这种不加区别地奉承所有西方东西的做法。他们并不对西方文

明本身感兴趣，而仅仅对其中增强了民族力量的那些组成成分感兴趣。在闭关自守时期

（当印度的拉姆·莫汉·罗伊在启蒙运动的思想体系方面与孔多塞相一致时），日本人

已了解欧洲人在数学、科学和经济学方面的成就，但没有注意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

同样，他们现在提出了一个非凡的改革方案，宗旨在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日本，而不是完

全模仿西方国家。

例如，在宗教领域，明治时期的政治家赞成神道教为国教，因为神道教认为国民性

与天皇是一致的，认为天皇是太阳女神的后裔。换句话说，神道教促进了民族统一，激

励了爱国主义精神；如果日本想在现代世界中保持原有的地位，这些属性恰恰是必不可

少的。在教育方面，日本明确规定，其目的是促进国家利益，而不是发展个人。它颁布

法令，实施义务初等教育，因为国家需要有文化的公民。大批外国教育家来到日本创办

学校和大学；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出国学习，回国后在新学校任教。但是，为了既确保行

政管理的一致性又确保思想的一致性，国家对整个教育体系实行了严密的监督。1890年

颁布的教育诏书告诫所有学生，“要勇敢地献身于国家；以此来保卫和维持我们的与天

地同存的帝国王权的兴盛。”

在军事方面，日本人废除了旧时的封建征兵制，创造了以欧洲最新模式为基础的现

代化军队。他们在德国军事代表团的帮助下征摹了一支陆军部队；在英国人的指导下建

立了一小支海军部队。明治领导人预见到，这些新军队需要现代化经济为它们提供军需

品。因此，他们通过发放津贴、购买原料或成立政府公司来确保所需工业的建立。为了

促进工业的发展，他们首先致力于金融机构、商品交易所、航运公司，铁路和电报线路

的建设。政府领导人不仅注意支持轻工业如纺织工业，而且注意支持重工业如采矿业、

钢铁工业和造船业，因为后者是提供军需品所必不可少的。这些企业建成后，政府通常

以极低的价格将它们出售给各种享有特权的私人行业。少数富贵人家，即通常所称的财

阀，正是以这种方式扼制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可以补充说一

下，这种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本主要是从农业中获得的。日本人通过引进良种、改进土地

使用方法、扩大排灌面积，以较低的成本使农业产量显著提高。1878年至1892年间，耕

地面积憎加了7%，产量增加了21%，人口增加了15%。由此产生的农业剩余产品被税收吸

走了，而这些税收则为工业化提供了资本。

日本人还仔细检查了他们的法律制度。西方人到来时，日本的法律制度正处于使西

方人对治外法权的要求至少是可理解的这样一种状态中。法律混乱而又苛刻，个人权利

被轻视，警察专横且独掌大权，监狱的条件令人恶心。1871年，日本成立了司法部，随

后几年来用了新的法规，并将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权力区分开来。

与此同时，日本实行了各种政治改革，以便至少为自己提供议会制政体这种装饰品。

首先成立了内阁和枢密院，然后，按正式仪式于1889年颁布了宪法。这一宪法规定：不

得随意逮捕公民，财产权受到保护，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但在每种情况

下，政府只要愿意使有权制止这些权利。大体上说，这一宪法里从德国模式中借来的东

西远多于从法国或英国模式中借来的东西。其原因在于：日本同德国一样，当时正处于

巩固阶段，因而对增强国家实力比对保护公民自由更感兴趣。因此，这一宪法只为日本

提供了议会制的门面，同时却维护了寡头政治的统治和天是崇拜。的确，宪法第一条规

定：“日本帝国将由永不间断的一代代天皇统治和管辖，”同样第三条规定：“天皇是

神圣不可侵犯的。”

由于采用这一宪法和实行法律上的改革，日本人能够迫切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他

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时的日本已在文明的国际礼让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再需要治外法权，

不再允许对其主权的其他侵犯。经过长期的外交努力之后，1894年，他们说服英国和美

国在五年之内结束其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同年，日本人出人意外地赢得了对中国帝国

的惊人的胜利。从此以后，不再有任何理由将日本看作是一个劣势国家，其他列强也步

英、美之后尘，很快放弃了他们的特权。到1899年时，日本已获得对其国土上的所有外

国人的法定裁判权，在这情况下，它成为亚洲第一个砸碎西方控制的锁链的国家。

 

八、日本的扩张

 

在完成自身的现代化之后，日本开始了向亚洲大陆扩张的生涯。只要看看日本的好

战传统，看看它的军事领导人从最古时代起就享有的巨大威望，这一点也就毫不奇怪了。

另外，很显然，远东当时是国际竞争和争夺地盘的地区。讲究实际的日本领导人得出了

这一明确结论：每个民族必须为自己去掠夺，软弱和胆小者将一无所获。一位文职官员

表达了如下这一观点：“这就象乘坐三等火车一样；最初这里有足够的座位，但是，当

更多的旅客拥进来后，这里就没有位子给他们坐了。假如你在肩肩相擦、用双臂支撑自

己时失去了自己的地方，那么，你就不可能再恢复原来的位置。……必然的逻辑要求人

们既要站稳脚跟，又要将双肘伸向任何可能出现的空间；如果你不这样做，别人就会占

据这块空间。”

日本首先对朝鲜发动了扩张主义运动。尤其是与中国相对照，日本政府起初对保护

朝鲜的自主感兴趣。如本章前面所述，这一政策导致了1894年挑起中日战争的武装冲突。

战事的进程向受惊的世界揭示出日本在以往20年间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中国军队虽英

勇作战，但却无力对付一架现代化的军事机器。根据1895年的《马关条约》，日本获得

了台湾岛、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不过，辽东半岛由于法国、俄国和德国的坚决要求而

不得不归还给中国。如果注意到，在和平谈判期间，中国代表李鸿章和日本使节伊藤博

文之间曾有过以下谈话，那是会有启发的。

伊藤：十年前，我在天津时曾同大人（李鸿章）谈过改革问题，为什么直到现在还

没有一件事情得到改变或改进呢？为此我深感遗憾。

李：先生，当时听你谈论此事，不胜钦佩，而且，我对先生您在日本有力地改变你

们的习俗，以致达到现在的水平，也十分羡慕。可是，我国的事情受传统束缚太深，我

简直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

伊藤：“除对善良的人外，天意没有任何影响”。如果贵国愿意努力行动，上天无

疑会帮助资国实现自己的愿望，因为上天对地上的人们一视同仁。根本的问题在于每个

国家都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在战胜中国之后，日本人面临着远为强劲的对手——俄国。俄国不仅同法国和德国

一起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而且这时还侵占了朝鲜和满洲。中日战争期间，

朝鲜签订了一个条约，同意接受日本人的指导和资本。战争刚一结束，日本驻朝使节便

开始了一项全面的改革计划，将日本官员安插在各主要的位置上。但是，领导保守派的

朝鲜皇后却与日本使节对抗。结果，后者组织了一次反叛，谋杀了皇后，但这次政变是

短命的。皇帝这时已转向俄国，用俄国人取代日本顾问，并授与俄国一家公司以伐木权。

俄国人在朝鲜取代日本人的同时，又在满洲获得了种种特许权。我们前面已提到，

1896年的“中俄密约”允许俄国敷设一条穿越满洲、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见第

十三章第三节）。我们还提到，1898年，俄国获得了辽东半岛的期限25年的租借权；两

年后，即义和团运动期间，又占领了整个满洲。俄国的这些进展在东京统治集团内部引

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些人赞成以平分战利品为基础设法与俄国保持一致。另一些人则宁

愿与英国联盟，因为日本同这个国家几乎具有共同的目标。如果有这样一种联盟撑腰，

日本便能顶住俄国的扩张主义。

于是，试探者被同时派往英国和俄国的首都，很快便十分清楚，圣彼得堡难以对付

而伦敦就易于为人所接受。对英国人来说，古老的、显赫一时的孤立政策这时已失去它

的光辉。由于面临蓬勃兴起的德国和好战的俄国的挑战，他们欢迎在远东有一个能牵制

俄国的盟友。1902年1月30日，英、日缔结盟约，它规定中国和朝鲜独立，承认英国在

华中、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利益。日、英任何一方若对第三国作战，另一方应守中立；但

如果有别国介入，那么，另一方则应援助它的同盟国。由于俄国和法国已结盟八年，因

此，英、日同盟显然是为了防止法国在战时援助俄国。

这时，日本已能够迫使俄国作出决定。1903年年中，日本提出，如果俄国承认日本

在朝鲜的地位的话，日本就承认俄国在满洲的地位。谈判因自负的俄国人采取拖延和回

避的做法而耽搁下来。日本人有充分的理由断定，俄国人毫无诚意谈判，于是，于1904

年2月6日同俄国断绝外交关系。两天后，未经宣战和下最后通谋，日本人就袭击了俄国

在辽东半岛旅顺港的基地。

如前面所提到的，日本人赢得了对俄国人的胜利，这一胜利甚至比10年前他们对中

国人的胜利更出人意外。根据《朴茨茅斯和约》（1905年9月5日），日本获得了库页岛

南半部和俄国对辽东半岛的租借权，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利益也得到了承认。回顾起来，

这场战争是远东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毫无疑问，它确立了日本的强国

地位，改变了远东地区的力量对比。但更有意义的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亚洲国家战胜

了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是一个大帝国。这对整个亚洲产生着令人振奋的影响。它向诸殖

民地民族的千百万人表明，欧洲的统治并不是神圣的、命中注定的。自征服者时代以来，

白人第一次被打败，全球所有的非白人民族都充满了令人激动的希望。从这种意义上说，

日俄战争是近代历史上的里程碑，是非欧洲民族充分觉醒的序幕；这种觉醒今日正震撼

着整个世界。

 

第十七章　非洲

 

不论怎样，古老的非洲已一去不复返；白人必须面对他们自己所创造的新形势。

 

简·克里斯琴·斯穆茨

 

欧洲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影响远迟于对欧亚大陆的影响。在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扩张

之前，欧洲列强就已将它们的统治加于印度、东印度群岛和北非大部分地区。法国分别

于1830年和1881年夺取了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英国则于1882年占领了埃及（见第十四

章第三节）。欧洲人向南入侵的时间通常较晚，其原因多种多样，其中包括气候恶劣、

疾病流行、地理障碍以及非洲人那种与美洲印第安人或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相比颇为优势

的组织和颇为有力的抵抗（见第五章第一节）。另外，与墨西哥和秘鲁拥有金银的情况

不同，这里缺乏诱使欧洲人进入内地的可利用的财富。因而，19世纪末叶以前，除某些

沿海地区外，撒哈拉以南非洲基本上仍未受到欧洲的影响。不过，在19世纪最后20年中，

欧洲列强却追回了失去的时间，实际瓜分了整个非洲大陆，掠夺了它的人力物力资源。

到1914年时，非洲诸民族在许多方面已受到欧洲人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比亚洲人所受

到的影响还要大不过，内地的许多村民仍过着基本上未受到欧洲侵略者影响的生活。

 

一、奴隶贸易

 

对欧洲人来说，几个世纪以来，非洲最有价值的资源就是奴隶，而这些奴隶无需进

入内地在沿海港口便可获得。尽管奴隶贸易站被限制在沿海地区，奴隶贸易还是对撒哈

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贸易始于1442年，当时，航海家亨利王

子的两位船长将12个非洲奴隶带到了里斯本。的确，奴隶制这时在非洲已是一个固定而

又普遍存在的制度。战俘被迫成为奴隶，债务人或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也沦为奴隶。但是，

这些奴隶通常被当作家庭中的一分子；他们享有明确规定的权利，他们的身份也不一定

世袭。但在欧洲，奴隶制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并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它从一开

始就主要是经济性质的，所以，古典时代，奴隶们被迫在矿井里一直劳动到死。当欧洲

人开始大规模投入非洲的奴隶贸易对，种族主义又加强了这种非人格性。也许是出于潜

意识的掩饰，他们渐渐地开始鄙视黑人，认为他们是天生低劣的野蛮人，因而命中注定

要为他们的白人主子效劳。潜意识的掩饰可能还体现在欧洲人用了教为奴隶贸易所作的

辩护中。他们认为，奴役确保了非洲异教徒不仅向文明而且向真正信仰的转变。当时有

位观察者在以下这段话中谈到了葡萄牙的奴隶制胜过非洲的自由，这段话是颇有代表　

性的。

从此，他们的命运与过去完全相反；因为以前他们生活在灵魂和肉体的地狱中；就

他们的灵魂而言，他们仍是异教徒，没有明确、光明的神圣信仰；至于他们的肉体，因

为他们象畜兽一样生活，所以没有任何有理智的人所具有的习惯——他们不知道面包和

酒，没有衣服穿，也没有房子住；而且，比这些更糟的是，由于他们的极度无知，他们

不懂得美德，只知道寡畜兽一样懒惰地生活。

葡萄牙人以这种自鸣得意的精神将成千上万的非洲奴隶用船运回本国。奴隶数目非

常之大，异族通婚又相当自由，致使葡萄牙某些地方的种族成分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但

这只是奴隶贸易的新的重大阶段的一个小小序幕；该阶段始于151O年，当时向新大陆运

送了第一船非洲奴隶。这次冒险非常成功，因为南北美洲，尤其是甘蔗种植园，迫切需

要劳力。奴隶市场几乎不受限制，其他几个国家也卷入了这一奴隶贸易，以便分享厚利。

控制奴隶贸易16世纪时是葡萄牙，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是荷兰，18世纪时则是英国。

大约40个欧洲要塞分布在西非沿岸；它们用来防御敌对的贸易国，用来关押等着运过大

西洋的奴隶。

奴隶贩子最典型的航线是三角形的。第一段航程是满载货物的船只从本国港口驶向

非洲；这些货物有：盐、布匹、火器、五金、念珠和朗姆酒等。然后将这些货物换成由

非洲当地人从内地运到沿海地区的奴隶。再把这些不幸的受害者装进条件恶劣的船舱，

沿着所谓的“中央航路”运过大西洋。在目的地新大陆。这些奴隶不是当即被全部出售

就是被圈起来零售。最后一段航程是船只满载种植园的产品如糖、糖浆、烟草、稻米等

返回本国。

 

由于贸易风的盛行，“中央航路”的航行通常是速度快、时间短。然而，在这一航

行中，奴隶的平均死亡率从10%至55%不等，它取决于旅程的长短、流行病的出现次数和

奴隶待遇的好环。奴隶的待遇几乎都一样：难以忍受的拥挤、令人窒息的炎热和少得可

怜的食物。饮食标准为每24小时供一次玉米和水。如果奴隶绝食，就会遭到鞭打；若鞭

打不奏效，就用通红的烙铁强迫他们进食。由于奴隶通常处在肮脏的环境中，因此，当

流行病爆发时，为了防止疾病传播，生病的奴隶便被抛进海里淹死。奴隶不愿忍受痛苦

而跳海的事情屡屡发生。的确，这种事在当时非常普遍，因此，不得不在甲板的周围装

上网，以防自杀。这说明，为了防止奴隶死亡和船上的奴隶暴动，贩奴船都采取了安全

措施。

在此之前，即从内陆到沿海的行进中，奴隶的死亡率还要高。突击队为寻找强壮的

青年男女而掠夺村庄、拆散家庭。俘虏们被迫从早到晚在酷热和大雨中赶路；他们穿过

茂密的丛林或干燥的平原，忍受着使人不得安宁的昆虫叮咬的痛苦。如果他们精疲力尽，

走路踉踉跄跄，就会遭到毒打，如果他们实在走不动，就会被一刀杀死或一棍子打死。

到达沿海地区的幸存者则象牛一样一丝不挂地被赶进市场。然后，他们又被烙上公司或

买主的名字，赶进要塞，等待着运过大西洋去。因此，毫不奇怪，虽然向美洲种植园提

供的奴隶约为1000万名，但非洲损失的人口据估计有3500万到4000万人（见第九章第三

节，关于对非洲的全面影响的部分）。

欧洲人对这些骇人听闻的做法全然不顾，继续买卖非洲人达四个世纪之久。由于这

样做能获得巨额利润，各大既得利益集团都坚决反对任何控制或废除奴隶贸易的建议。

首先，所有的非洲酋长就反对，因为他们用一个强壮的奴隶可换得20到30英镑。当人们

要一位酋长停止这种贸易时，他说：“什么！猫能停止抓老鼠吗？哪个猫不愿嘴里叼着

老鼠死去？我要嘴里叼着奴隶死。”非洲经纪人曾从这种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他们也

竭力反对所有废除这种贸易的建设。但不管废除奴隶贸易的运动如何，非洲大地上确发

生过反对欧洲人的暴动。

同样，南北非洲的种植园主，尤其是18世纪在英国议会席位中拥有一个重要集团的

巴巴多斯的种植园主，也支持奴隶贸易。另外，欧洲诸既得利益集团，不论是贩织者还

是国内各种酒商和产品制造商，都拥护这种奴隶贸易。据估计，英国一年运往非洲的产

品价值100万英镑，而欧洲其他国家为了同一目的也运去了同等数量的产品。这一支出

所得的利润非常大，因此，18世纪，象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这样的城市主要是依靠这一

交易繁荣起来的。人们建造了很多酒厂，为贩奴船提供酒。英国的毛织品以及后来的棉

纺品也大量运往非洲。冶金工业提供了镣铐、锁、铁条和各类枪支。造船厂也忙于奴隶

贸易，18世纪末，仅英国就有2O0多艘船从事这种贸易。著名的废奴主义领袖威廉·威

尔伯福斯正确地评论道：“利益能给人们的眼睛蒙上一层厚厚的隔膜，即使双目失明也

不过如此。”

奴隶贸易的拥护者除了用经济上的论点外，还用军事上的论点来支持他们的立场。

卷入这一贸易的许多船只不仅养活了造船厂，而且为成千上万的水手提供了工作。因此，

人们坚持认为任何带头废除奴隶制的国家都将削弱自己，使之不能成为一个海军强国。

有些人如替塞缪尔·约翰逊作传的苏格兰著名传记作家詹姆斯·鲍斯韦尔也为奴隶制作

种种掩饰、进行辩护。他写道：“废除一种古往今来上帝已承认、许多人一直在继续的

状况，不仅是对我们无数同胞的劫夺，而且是对非洲野蛮人的一种极端的残忍，因为那

种状况将后者中的一部分人从残杀中拯救出来，并将他们引入较为幸福的生活之中。”

尽管存在着这些难以应付的障碍，一小群改革者仍大力从事废奴运动。1787年，他

们在英国成立了废除奴隶贸易协会。工业革命的进步援助了这些废奴主义者；它正在使

奴隶制过时。因为不断进步的技术所需要的是海外市场而不是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事实

上，废奴主义者争辩说奴隶贸易已无效，因而坚决认为在非洲能发展起一种更加有利可

图的“合法”贸易。

1807年通过的一项法令标志着废奴主奖者的首次成功；它规定英国船只不得参与奴

隶贸易，并禁止向英国殖民地运送奴隶。1833年，议会终于通过了一项在英国本上彻底

废除奴隶制并向蓄奴者提供2000万英镑赔偿费的法令。英国政府进而说服欧洲其他国家

以它为榜样，允许英国军舰捕捉挂别国国旗的贩奴船。有一个时期，英国动用了海军四

分之一的力量，即56艘船只、9000名水兵，在非洲、古巴和巴西沿海巡逻。20年中，这

些巡逻船俘获了1000名奴隶贩子，并释放了他们的奴隶。不用说，仍有许多奴隶贩子为

正在南北美洲等待着他们的财富所诱惑，继续滑过这一封锁。直到新大陆各国逐渐废除

奴隶制时——海地、美国和巴西分别于1803年、1863年和1888年废除奴隶制，古巴大约

也在1888年废除奴隶制，此后还有一些别的国家相继废除奴隶制——这种封锁才有可能

获得彻底成功。

当非洲西海岸的奴隶贸易正被取缔时，在中非和东非，阿拉伯人仍在继续这一贸易。

远在欧洲人出现之前，阿拉伯人就已开始从事这一贸易，而整个19世纪中，甚至在进入

2O世纪以后，他们还在进行这一贸易。被俘的奴隶或被迫穿过撒哈拉大沙漠抵达北非市

场，或被带到东非沿岸的港口，再由船运往桑给巴尔、马达加斯加、阿拉伯半岛、土耳

其、波斯乃至印度。这一贸易比西非沿岸的贸易更难禁止。尽管英国海军在红海和印度

洋上巡逻，但这一贸易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即使在

今天，埃塞俄比亚的偏僻地区可能还存在着奴隶制；奴隶买卖也时有出现，尤其是在阿

拉伯半岛的一些国家中。

 

二、非洲探险

 

废奴运动直接促成了对这块“黑暗大陆”的探险和开发。废奴主义者希望进入许多

奴隶被俘的内地，取消奴隶贸易，并试图发展起“合法的”即正规的贸易，以取代奴隶

贸易。与此同时，由于对地理学的科学爱好日益增长，欧洲人极其渴望了解未经勘探过

的地区。所有这些因素相结合，使19世纪许多非凡的、引人注目的探险家来到非洲。

对非洲大陆进行系统的探险是始于1788年“非洲协会”成立时。这一协会以英国著

名科学家约瑟夫·班克斯为首，其宗旨是“促进科学和人类的事业，探测神秘的地理环

境，查明资源，改善这块招致不幸的大陆的条件。”协会首先把注意力放在尼日尔河问

题上。到当时为止，这条河仅是个名字。甚至在欧洲人的奴隶贸易开始之前，还流传着

许多谣言，说有些传说中的城市就坐落在一条称为尼日尔河的大河两岸。没有人知道这

条河发源于何处，流向何方。为了解开这个谜，1795年，协会派苏格兰医生芝戈·帕克

去探险。在忍受酷热、疾病、囚禁和饥饿之后，他成功地到达了尼日尔河，但是，病魔

又迫使他返回海滨，未能沿河而下到达河口地1805年，帕克率领一支相当大的探险队再

次去尼日尔河探险，但是，他的大多数伙伴甚至在到达尼日尔河之前就死于途中。这一

时期探险者的精神在帕克给家里的一封信中得到了反映：

很遗憾，离开冈比亚时十分健康的45个欧洲人，现在只剩下5个还活着，即3个士兵

（其中一个人已精神错乱）、海军上尉马丁和我自己。……我亲爱的朋友安德森先生和

斯科特先生都已死了，但是，即使和我一起的所有欧洲人都死去，如果我不能成功地实

现这次旅行的目的，我至少也要死在尼日尔河上。

帕克的确死在尼日尔河上，同他18岁的、出来寻找父亲的儿子一样。其他许多人也

曾试图解开尼日尔河的秘密，直到最后，理查德·兰德沿尼日尔河而下于1830年到达该

河河口处。这时，兰德证明，长期以来被欧洲人视为棕榈油和奴隶发源地的所谓的“棕

榈河”由尼日尔河三角洲构成。19世纪50年代，海因里奇·巴尔特医生进一步对西非进

行了最为全面的探险、这位非凡的日耳曼人访问了苏丹西部最重要的城市，然后穿过撒

哈拉沙漠，于1855年返回英国。巴尔特的旅行是非洲旅行史上最成功的一次。他对其旅

行所作的描述也同样出色，因为他全面介绍了他所访问过的国家的地理环境、历史和民

族。

对尼日尔河上游的一次损失惨重的商业性探险证明，那里缺乏商业机会，于是，人

们将兴趣转到了东非。尼罗河的源头问题乃东非的重大问题。敌对的当地人、巨大的沼

泽地和无数的急流使所有过尼罗河而上直达其源头的企图成为泡影。1856年，两位英国

人约翰·斯皮克和理查德·伯赖从非洲东海岸向内地进发。他们发现了坦噶尼喀湖；伯

赖生病后斯皮克又向前推进20英里，发现了维多利亚湖。在第二次旅行中（186O－1863

年），斯皮克看到了从维多利亚湖的里彭瀑布倾泻而下的白尼罗河，然后顺这条大河而

下，到达喀土穆，继而又穿过埃及进抵地中海。

伟大的戴维·利文斯敦的形象远远高出其他所有的探险者。最初，他为去中国当懂

医术的传教士进行学习，但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他转向非洲，他在开普敦登陆后取道北上。

1849年，利文斯敦渡过卡拉哈里河，看到了位于前方的开展传教事业的大好场所。他发

现了恩加米湖；在那里他听说，前面那个国家人口稠密、水源充足，与他刚刚穿过的沙

漠完全不同。1852年，利文斯敦开始了一次漫长的旅行；他首先到达大西洋，接着返身

横穿非洲大陆，于1856年到达印度洋。然后，他返回英国，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促使整个

西方世界关注非洲的历史性演讲。

1857至1863年间，利文斯敦率领一支探险队考察了赞比西河地区；1866年，他又启

程去解决有关尼罗河源头的各种问题。他消失在非洲的丛林中之后，整整五年未向外界

传递出消息。最后，《纽约先驱报》派外国著名记者亨利·M·斯坦利去寻找利文斯敦。

1871年，斯坦利在坦噶尼喀湖找到了他；这是非洲探险史上令人难忘的一幕。尽管这时

的利文斯敦虚弱、憔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只剩下一把骨头”，但他拒绝同斯坦利

一起回国。相反，他仍继续探险，直到1873年5月1日他的随从发现他以祈祷的姿势死于

他的小屋旁为止。

利文斯敦的品格和一生深深地感动了斯坦利，使他回到非洲，去解决“这位好医生”

留下的一些问题。他发现，利文斯敦认为流入尼罗河的卢阿拉巴河其实是刚果河的河源，

刚果河向西流进了大西洋。1877年11月26日，在离开桑给巴尔正好999天之后，斯坦利

到达了位于西海岸的博马。这样，非洲四条大河中的最后一条终于也被人们从源头到出

口探索了一遍。

两年后，即1879年，斯坦利再次来到刚果河畔，但这次他是作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

德的代理人，而不是作为探险者来到这里的。这时，去非洲探险的时代已让位于瓜分非

洲的时代。

 

三、非洲的瓜分

 

1870年以前，欧洲列强在非洲只占有一些无关紧要的地区。它们主要是海港、设防

的贸易站以及少数作为从事贸易的附属地而不是作为领土扩张的基地而获得的邻近地区。

随着欧洲奴隶贸易的结束，大多数沿海据点实际上已被放弃，因为合法的贸易不足以维

持它们。只有非洲大陆的两端，即法属阿尔及利亚和英属南非在一般状况中是个有特殊

意义的例外，实际上这两个地区的殖民地化已在进行。但是，即使在这两个地区，各种

活动也都是随意的，并没有明确的扩张和吞并的计划。这一时代初期的欧洲政治家都反

复申明他们反对获取殖民地。例如，俾斯麦就宣称他自己‘不是一个殖民主义者”，并

把德国殖民地比作是一位里面不穿衬衣的波兰贵族披在背心上的柔软的黑貂皮外衣。同

样，在英国1865年，受命考虑西非事务的众议院一致同意，“所有进一步地扩大领土或

霸占统治权即订立向土著部落提供任何保护的新条约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

1870年后，各种因素（见第十一章第七节）的结合使这种反殖民主义的态度完全改

变。这时，殖民地被看作母国的财产，未被占领的、无防御的非洲大陆变成了帝国主义

者渴望争夺的中心。法国经济学家保罗.勒鲁瓦博吕对这种新殖民主义作了典型的表述，

他于1874年写道：“殖民地化对法国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法国要么成为一个伟

大的非洲强国，要么在一、两个世纪内仍不过是欧洲第二流的国家；它在世界上的地位

将差不多同希腊和罗马尼亚在欧洲的地位一样重要。”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是帝国主义争夺非洲的领导人。作为一个狡诈的君主，他察觉

到了正被探险者开发的内地大高原所提供的良机。1870年，利奥波德以帮助非洲引进文

明为名，在布鲁塞尔召集了一次会议。他在开幕辞中宣称：“今天将我们团结在此的目

标之一就是应当最大程度地去占有对人类有帮助的东西。我敢说，开发全球唯一未受文

明渗透的地区，冲破笼罩该地区全体居民的黑暗，是与我们这个进步世纪相称的一次圣

战。！”布鲁塞尔会议的结果是创立了“中非洲探险与开化之国际协会”。尽管这个协

会名义上由若干国家集团组成，但执行委员会则为利奥波德所控制。

起初，利奥波德主要对东非感兴趣。但在斯坦利于1876至1877年间考察刚果盆地之

后，他立刻看出了这一巨大的中央地区的潜力。其实，斯坦利本人也看到了这一机会，

但他未能得到英国的支持。于是，1878年，斯坦利开始为利奥波德效劳，第二年回到刚

果。1879年至1880年间，斯坦利同酋长们签订了许多条约，将至少90万平方哩的土地移

交给“国际刚果协会”；“国际刚果协会”是在利奥波德的指导下成立的一个新组织。

这些酋长根本不知道签订这些条约、接受象征性报偿使意昧着永远失去他们部族的土地。

传统上，非洲酋长是受托掌管其人民的土地。他出卖土地就象市长出卖“他的”市政厅

一样。然而，这却是整个非洲大陆的标准做法，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利奥波德的种种阴谋诡计的直接后果是促使欧洲其他领导人采取行动。这时，法国

人已派著名探险家布拉柴伯爵前往刚果河下游，他为他的国家获得了刚果河以北的土地。

德国人也参与了这场竞争，于1884年获得了西南非洲、多哥兰和喀麦隆。这时的葡萄牙

人也卷入了竞争；这尤其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里他们一直要求获得对北至南纬5　。12’

的西海岸即刚果河口两岸和无限内地的权利。英国从来不愿承认葡萄牙人的这些要求，

但这时，为了抑制好战的比利时人和法国人，它改变了主意。1884年2月26日，英、葡

两国签订了《英葡协定》；该协定承认葡萄牙人对刚果河河口的主权，并规定由英葡两

国共同控制这条河上的航行。

这一协定遭到其他列强的强烈谴责，于是，1884至1885年，在柏林召开了一次国际

会议，为进一步瓜分非洲领土作出了若干规定。会议同意：任何国家若要兼并土地或建

立保护国，应该先将其意图通知其他国家；对领土要求的承认必须取决于有效的占领；

各种纠纷应通过仲裁予以解决。会议还承认利奥波斯的“国际刚果协会”对刚果盆地的

大部分地区即“刚果自由邦”的权利。最后，会议发表了有关提高土著地位、传播福音、

根除奴隶制的动听的宣言。所有这些在所谓的“自由邦”里是不存在的，因而引人注目。

由于会议对领土扩张的国际法规达成了协议，整个非洲大陆在不到20年中就被瓜分

了。在刚果，利奥波德为了消除对其事业可能存在的批评，于1887年买下了所有非比利

时人的产业。随后，他将面积十倍于比利时的最富有的橡胶产地留作王室领地，以补偿

自己的损失。在这里同在刚果其他地区一样，开发天然产物的特别垄断权，包括利用土

著劳力的权利，都投给了贸易公司，而利奥波德则是大多数贸易公司的大股东。因此，

他的利润既来目特许权获得者付给国家的定期津贴，又来自他们在极为成功的经营中所

赚得的红利。总之，在刚果所获得的财富是通过无情地剥削当地民族才榨取到的。因而，

各种强迫劳动的方法残忍得令人难以置信，致使刚果人在利奥波德所统治的1885至1908

年间下降了一半（从2000万下降到1000万）。

如果非洲人生产的橡胶和象牙达不到所规定的数量，他们就会被断肢或枪杀。断肢

就是砍掉一只手或一只脚，或手脚并砍。工头们为了证明他们工作尽职，将一个个装满

人手的篮子交给他们的上司。由于气候炎热、潮湿，有时就用烟熏的方法保存这些手。

一位在“刚果自由邦”旅行的旅行者对他的见闻作了如下记述：“居民们已无影无踪。

他们的家被烧毁；在无人看管的棕榈树篱笆里和荒弃的田地中是大堆大堆的灰烬残忍的

鞭打、屠杀、掠夺和诱拐。……人们或是逃进荒野，或是在法国或葡萄牙的领地里寻求

保护。”

有关这些暴行的消息渐渐泄漏出来，利奥波德不得不干1908年将他的刚果领地转交

给比利时政府。过去曾为私人财产的领地这时变成了比利时的殖民地。政府采取措施结

束了那些暴行，不过变相形式的强迫劳动依然存在。利奥波德这位极其唯利是图的创办

人劝诱比利时议会慷慨地赔偿他在刚果的“牺牲”。

在西非其他地区，法国人最为活跃。他们设想出一个庞大的计划，企图从过去在象

牙海岸、达荷美和刚果河北岸的贸易站出发，向内地推进，建立一个从阿尔及利亚到刚

果、从塞内加尔到尼罗河乃至红海的法属西非帝国。由于德国人和美国人在西海岸也拥

有据点，法国人在争夺内地的竞赛中不得不迂回绕过他们的对手。大体上，他们是成功

的。只有尼日利亚的英国人和喀麦隆的德国人能有效地向内地扩张。西非其他所有地区，

连同辽阔的撒哈拉大沙漠，这时变成了由巴黎统治的巨大的法国领地。

法国人为了将他们的领地向东扩展到整个非洲，派遣马尔尚上校进行了一次危险的

远征。这次远征使他从法属刚果来到尼罗河旁的法绍达；他是于1858年7月抵达法绍达

的。几个星期后，基钦纳将军率领一支从埃及溯尼罗河而上的探险队也到达此地。基钦

纳以英国的名义要求马尔尚从法绍达撤走。两人当时都聪明地决定将这一争端提交各自

的政府。以后几个月中，英法两国一直处在战争的边缘，但是，1899年春，法国让步了，

让英国占有了上尼罗河。

在北非，16世纪以来葡萄牙人一直占据着莫桑比克，法国则对马达加斯加拥有种种

权利。德国人和英国人是其余领土的主要争夺者。1884年底，柏林会议期间，德国一位

热衷于殖民的青年人卡尔.彼得斯博士在东非秘密登陆。十天内，他就说服当地酋长签

订了割让60000多平方哩土地的条约；这些土地几乎相当于他本国领土的三分之一。第

二年，德国政府宣布卡尔·彼得斯获得的地区为保护领地。

德国人的活动唤起了英国人，他们开始签订将肯尼亚领土割让给他们的条约。这种

攫取土地的做法引起了桑给巴尔苏丹的一再抗议；桑给巴尔苏丹长期以来一直对他的桑

给巴尔岛对面的东非沿海地区拥有主权。但英国人和德国人无视他的抗议，分别于1886

年和1890年签订两个协定，解决他们之间的领土争端。德国人继续保有称为德属东非保

护地的广大地区，英国人则分得英属东非保护地以及乌干达保护地；德届东非保护地在

1919年以后取名为坦噶尼喀，英属东非保护地后来则称为肯尼亚殖民地。桑给巴尔苏丹

继续占有桑给巴尔岛，但必须承认英国为他的宗主国。

与此同时，姗姗来迟的意大利人也参加了对非洲领土的争夺。他们设法获得了红海

沿岸两个土地荒芜的殖民地：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兰；后来，1896年时，他们进行了更

大的冒险活动，派遣了一支军队去征服埃塞俄比亚王国。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人并

不象非洲大多数地区的人那样是原始的部落民族。他们的国王曼涅里克拥有一支由法国

军官训练、用法国武器装备的80000人的军队。他能打败10000人的意大利小部队，因而

他的王国仍不受欧洲人的统治。到1914年时，除西海岸的利比亚这个小共和国外，埃塞

俄比亚是整个非洲大陆唯一独立的国家。即使是建立于1882年、作为获得了自由的美洲

黑人的新拓居地的利比里亚（名字取自拉丁语Liber，意为“自由”），由于财政崩溃

和内部混乱，到1911年时也已成为实际上的美国保护地。

同时，在非洲大陆的南端，由于德国人在西南非洲建立了一个保护地，由于葡萄牙

人制订了将西海岸的安哥拉和东海岸的莫桑比克连结起来的计划，英国人也因此行动起

来。英国人控制了三个地区——巴苏陀兰、贝专纳和斯威士兰；这三个地区都变成了土

著居留地，并被置于英国专员的控制之下。在林波波河北面，英国人为富饶的采金地和

适于白人拓殖、益于健康的高地所吸引。1889年，英国政府授英国南非公司以特许状，

规定该公司的活动范围“以南非共和国的西、北面和葡萄牙领地的西面为界”。殖民者

开始迁入；1890年，在林波波河和赞比西河之间风景美丽、气候宜人的高原上建立了索

尔兹伯里城。英国的这些殖民地如果没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的挑战来自虽

然为时已晚但仍试图赶走白人入侵者的当地国王罗本古拉，另一方面的挑战来自怀有野

心的邻近的葡萄牙人——是不会扎下根来的。罗本古拉被迫向占优势的英国势力让步，

而葡萄牙人则于1891年签订了一个条约，将大部分有争议的领土让给英国人。第一次世

界大战之后，英国南非公司放弃了它的特许状，将其属地组成南罗得西亚和北罗得西亚

两个殖民地。

表1　1914年非洲的政治区划分

 

法国（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法属西非、法属刚果、法属索马里兰、马达加斯加）

4086950 平方英里

英国（南非联邦、巴苏陀兰、贝专纳、尼亚萨兰、罗得西亚、英属东非、乌干达、桑给巴尔、

索马里兰、尼日利亚、黄金海岸、塞拉利昂、刚比亚、埃及、美-埃苏州）

3701411 平方英里

德国（东非、西南非、喀麦隆、多哥兰）

910150 平方英里

比利时（刚果）

900000 平方英里

葡萄牙（几内亚、西非、东非）

787500 平方英里

意大利（厄立特里亚、意属索马里兰、利比亚）

600000 平方英里

西班牙（里奥德奥罗、木尼河居留地）

79800 平方英里

独立国家（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

393000 平方英里

总计

11458000 平方英里

 

英国人在南非地区也遇到了麻境在那里，他们同布尔人殖民者的年期不和突然爆发

为1899年的全面战争。战争之后，英国人允许布尔人在奥兰自由邦和德兰士瓦实行自治；

1907年，这两个殖民地与纳塔尔和开普殖民地联合组成了“南非联邦自治领”。

这种史无前例的领土扩张的最终结果是：整个非洲大陆为欧洲列强所瓜分。如前面

所提到的，只有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这两个动荡不安的国家例外。表1对1914年的非洲

大陆作了具体的分析。

 

四、欧洲的影响

 

经济影响　由于瓜分非洲出于明显的经济动机，因此，毫不奇怪，随瓜分而来的是

剧烈的经济变化。欧洲不再满足于沿海港口的一船船奴隶。工业化了的西方不再需要奴

隶，因为技术已提供了大量的多种多样的机械。相反，西方需要非洲内地所发现的原料，

因为它现在拥有提取这些原料的技术手段。

随着在金伯利发现金刚石（1867年）和在威特沃特斯兰发现黄金（1884年），对非

洲资源的开发迈出了十分重要的第一步。在罗得西亚和刚果也发现了同样大量的矿物财

富；在罗得西亚发现了金和铜，在刚果发现了金、铜和金刚石。西海岸的许多地区都盛

产热带森林产品，如棕榈油、橡胶和象牙等。欧洲和美洲的一些公司在刚果、喀麦隆和

法属赤道非洲等地区购买了大种植园；费尔斯通公司就是一个例子，它于1926军在利比

亚租借了一块期限为90年、面积为1O万英亩的土地。

不仅外国公司租借了大片土地，而且外国移居者也接管了许多肥沃的耕地。探险者

曾报告说，内地有些高原不仅气候宜人，而且土地肥沃。结果，欧洲移居者成群结队地

蜂拥而入，尤其是拥入南罗得西亚和东非。不久以后，他们就在这些地区获得了最理想

的农业地产。

为了运输当时生产的矿物和农产品，欧洲人着手在非洲敷设铁路网，正如他们早先

在亚洲所做的孤样。敷设这些铁路是为了便利产品出口，而不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全面发

展。因此，西非的铁路系统只是由北到南，东、西之间却没有铁路直接相连。

在扩大生产和建造交通工具的激励下，贸易达到了使传统的物物交换让位于货币制

度的程度。非洲人不再用奴隶、砂金、羽毛和象牙同欧洲人交换盐、料器、布匹、朗姆

酒和社松子酒等。到19世纪末时，英国银币、奥地利元和美元已在这里普遍使用。

所有这些经济上的发展自然对土著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气候温和的高原区的居民

由于土地被白人移民侵占，受到的影响最深。在某些情况下，整片整片的地区全供白人

使用，非洲人不能耕种那里的土地，即使田地有时在休闲中。因而，非洲人不得不在白

人的种植园里劳动，领取工资；有些人甚至就“定居”在白人农场主的土地上，为他们

劳动，以取得为自己耕种一小块土地的特权。在其他地区，非洲人发现必须离开他们的

家园，到矿山上去干活。如果非洲人拒绝提供种植园和矿山所需要的劳力，那么，白人

就会采用各种强迫劳动的方法。最通常的方法是征收人头税，迫使非洲人为了挣钱交税

而去干活。由于上述种种发展，非洲人传统的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程度降低了。他们不再

仅仅为养活自己及家庭而工作，而愈益被卷入货币经济中，并受到世界经济条件的影响。

例如：工业化国家中的经济萧条直接影响了铜矿的开采，而世界棕榈油价格的暴跌立即

减少了西非许多个体生产者的收入。由此可以看出，欧洲经济影响的结果是双重的：一

是使非洲人卷入世界范围的货币经济中；二是直接或间接池使他们从属于在任何地方都

是”老板”的白人。

文化影响　同商人、投资者、移民一起从欧洲来的还有欧洲的传教士。他们对非洲

文化有深远的影响，因为他们是最先有意识地试图改变非洲文化的欧洲人。其他人对非

洲文化的影响是间接的、偶然的，如他们强迫非洲人离开他们祖先的村庄、到城市或矿

山去工作时的情况就是如此。但传教士却带着改变非洲人生活方式的公开目的来到这里，

为实现这一目的他们运用了三大工具：教育、医学和宗教。

提供西方教育和西方思想的学校是每个传教站的一个主要部分。这些学校特别有影

响，因为大多数殖民政府都将教育交给了传教士。在许多方面，教会学校就其影响而言

是建设性的：他们经常教学生如何建造较好的房屋、如何改进自己的农业方法、如何遵

循健康法和公共卫生的基本原理。他们不仅向学生传授欧洲语言，还教学生用非洲语言

进行阅读和写作。传教士确立了非洲语言的书面形式，从而给非洲本土文学打下了基础。

绝大多数选择文字生涯的非洲人都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

另一方面，这些学校不可避免地对非洲人民产生一种破坏性的影响；它们常常教导

学生说，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原始的、错误的。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些学生不太听从父母

和长辈的教导，而更多地听从他们认为应予以尊敬的欧洲教师的教导。此外，教会学校

使用的是欧洲课本，讲授欧洲多于讲授非洲。在法国殖民地中使用的早期历史教科书就

是以讲述“我们的祖先高卢人”的课文开头的。教会教育鼓励个人主义，这与非洲人的

村社生活方式格格不久。毫不奇怪，受过几年这类教育的非洲人通常都不愿意返回他们

的村庄。相反，他们在殖民政府、传教团或私人企业中寻找工作，因而进一步脱离了他

们的传统文化。

传教团还将医学知识和医疗器材带入非洲，挽救了许多非洲人的生命。不过，除了

救人之外，医学还迫使非洲人对有关致病原因和死亡原因的传统思想提出疑问。白人甚

至能在非洲人正式祈求神灵但却毫无作用之后将病人治好。因此，人们不再指望靠传统

的宗教来应付一切紧急情况和提供所有的答案。尽管大多数非洲人仍坚持他们过去的信

仰，但传统的宗教不再象以前那样是一种使非洲人的整个生活方式结成一体的有效的接

合剂。

政治影响　欧洲的印记在政治领域如同在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一样显著。首先，各

殖民地的边界必须确定下来（其结果完全取决于欧洲的势力平衡）。当地的土著居民并

不关心这些边界，因此，他们经常发现自己处在两个甚至三个欧洲列强的统治之下。例

如，在索马里，一些人由法国人统治，另一些人由英国人统治，还有一些人归意大利人

统治，少数人甚至发现自己处在埃塞俄比亚国内。

一旦边界确定下来，组织管理体系的问题便随之而来。欧洲各国政府没有足够的人

力去直接统治辽阔的非洲大陆上的所有民族，因此，他们采取了各种形式的间接统治；

允许部族酋长保留某种权力，通过他们进行管理。通常，英国人给酋长的回旋余地比法

国人所给予的要大，但即便这样，法国人也不能控制一切，因为他们的非洲领地太大，

而他们所能配给的官员非常有限。

从表面上看，非洲人仍保留了他们传统的政治制度。他们仍有自己的长者议会、自

己的法律、自己的法庭和自己的酋长。但实际上，这种政治机构已遭破坏。当地的欧洲

行政官员能任免酋长；酋长的决定不再具有法律的力量，因为部族成员可以越过他们的

首领向欧洲官员反映情况，而欧洲官员的话才是决定性的。有位殖民地官员曾谈到他是

如何治理所辖地区的，他的下面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酋长权力被剥夺的程度：

1917年年中，我到达“坦噶尼喀”一个偏僻的、无人管理的地区……奉命至少建立

一个基本的民政权力机构。我手下有几个仆人、一位非洲军人和数名货物搬运工，携带

着大约20套警察制服、步枪及少量弹药。到达选定地点即一个传教站之后，我把当地酋

长召来，向他们说明我就是政府，并问他们是否愿意为我提供20个人当警察，是否愿意

注意到：从现在起，人们不得杀害他们的妻子和生牙次序不吉利的孩子；酋长如果未曾

与我商量，也不得向其部族开战。事实上，他们必须放弃许多习以为常的、常常令人愉

快的东西。

或许，欧洲人的统治所引起的经济变化和文化变化是破坏传统政治制度的最主要的

因素。过去，人们常常认为酋长的权力是部族之神赐给的，因此他们的宗教领导权加强

了他们的政治权力。很明显，在人民政信一个新宗教的地方，或者在他们对过去的信仰

发生动摇的地方，酋长的宗教领导权和政治权力都被削弱了。同样，那些因在城市或矿

山工作而挣得钱财的人获得了地位和独立，而这是他们继续呆在村庄里所得不到的。在

某些情况下，这些新富起来的人实际上比过去的酋长更有威信和权力。

对传统的部族当权者的最严重、最直接的挑战来自非洲人中受过西方教育的一个阶

层；这一阶层在几乎所有殖民地中逐渐发展起来。他们往往不仅向当地酋长挑战，而且

向欧洲官员挑战。他们通常是最先提出允许受过教育的非洲人参与国家管理这一要求的

人。这些人是最早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为今天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打下了基础。他们之

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在西方学校吸收了某些政治思想，如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等；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原则应适用于欧洲而不应适用于非洲。他们在

受雇于政府和私人时经常遭到歧视，这一点也驱使他们发动政治运动。通常，他们只能

是欧洲公司中薪水微薄的职员，或者殖民地行政机构中职位很低的官员。此外，他们无

法明白为什么他们在获得所需的教育和经验之后，仅仅因为自己的皮肤是黑的而仍应被

置于从属地位。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之所以会唤起民族主义，就因为它强调了个人的

判断力和主动性。安哥拉一家杂志的作者阐明了这一点：“告诉一个人他能随意解释

《圣经》，就是向他暗示一种过分的自治权，使他变成反叛者。……一个皈依新教的土

著已倾向于——并不是说积极投身于——反抗文明的民族。”

正是种种力量的结合，驱使受过西方教育的非洲人去接管本民族的政治领导权。

1914年以前，他们并不要求完全的独立，但坚持要更多地参与政治，从而为今天成功的

民族主义运动准备了条件。

 

五、结论

 

上述概况表明，在许多方面，欧洲给非洲留下的印记比给欧亚大陆留下的要深得多。

欧亚大陆并不存在着通过奴隶贸易使非洲人力枯竭的类似情况，虽然非洲的总人口并未

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除了南亚外，欧亚大陆也不存在农业土地转让的情况，尽管这种

转让在非洲也仅限于东非和南非。同样，欧亚大陆不存在运输、财政、外贸、采矿业和

制造业实际上完全为欧洲人所控制的情况。最后，除菲律宾外，欧亚大陆还不存在欧洲

基督教和欧洲语言广泛传播、欧洲传教士通过他们的学校和医疗机构扩大文化影响的情

况。

欧洲对非洲和欧亚大陆的影响程度截然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非洲和欧亚大陆所达到

的总的发展水平完全不同。这种明显的差别在各个方面——文化的复杂、经济和技术的

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人口密度等方面——都普遍存在。正是这种差别使撒哈拉以南非洲

更远远地易受到欧洲传教士、企业家和移居者的伤害。

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极不发达提供了乡村水平的天然抵抗（这与受欧洲影响的

城市中心的情况截然不同）。1914年以前，非洲大陆大多数地区的内地村庄仍保持着自

给自足的经济和完整的传统文化；这使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西方的影响。在承认欧洲

在某些基本方面的决定性影响的同时，人们还应认识到，即使在今天，撒哈拉以南非洲

的许多村庄仍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而未发生较大的变化。

 

第十八章　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

 

后来，西班牙人决意去追猎“古巴”山区的印第安人；他们在这里进行了惊人的大

屠杀。于是，他们毁灭了我们不久前还看到的这整个岛屿，消灭了这里的人口；人们十

分遗憾、极度痛苦地看到它已无人居住，变成了一片荒野。

 

巴托兰姆·德·拄·卡萨斯，1552年

 

这些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在白人侵略者面前消失了，就象狼在一个日渐文明、

人口日渐稠密的国度里绝迹一样。

 

詹姆斯·斯蒂芬，1841年

 

19世纪，欧洲对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的影响比它对亚洲和非洲的影响深远得多。

因此，本章标题所指的不是“影响”，而是彻底的欧化。

欧化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政治统治或文化渗透。它还包括实际的生物取代即一个民族

对另一民族的有形的取代——这种情况曾发生于西半球和南太平洋中人烟较稀少的地区。

人口稀疏的土著居民或是被消灭，或是被赶走，千百万欧洲移民带着他们的政治制度、

谋生方法和文化传统蜂拥而入，占据了土著居民的领土。因此，随海外地区种族上的欧

化而来的必然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欧化。

早期的迁移　欧洲之所以能提供如此多的移民，千百万人之所以愿意离开他们祖先

的家园，到遥远的大陆去冒尚不知晓的危险，其原因前面有一章已作了说明。1763年就

已存在的欧洲狭长的带状形殖民地，到1914年时已扩大到覆盖整块整块的大陆，其中包

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这两个地区早些时候还无人去过。

表1　南北美洲的种族分布（单位：百万）

 

白人 黑人 印第安人 1835年 1935年 1835年 1935年 1935年 北美洲 13.8 124.3 2.6 12.4 1.8 中美洲 1.9 6.9 2.7 8.4 21.4 南美洲 2.9 40.9 4.5 18.7 29.2 合计 18.6 172.1 9.8 39.5 52.4

 

表1－3说明，欧洲移民绝大多数去了南北美洲。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欧洲最早的

殖民地就建立在南北美洲，而且这两块大陆还提供了远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极多的经济

机会。不过，自欧洲最早的殖民地出现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以后，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移

民中有为数极多的人定居到北美洲。

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与英国殖民地截然不同的特点可说明这一点。西班牙人和葡

萄牙人殖民于印第安人人口较稠密的地区。尽管人们对欧洲人入侵之前的美洲印第安人

人数的各种估计大相径庭，但却一致认为印第安人集中在所谓的拉丁美洲。这些土著民

族提供了所需的全部劳动，所以，欧洲移居者不再需要从事劳动。因此，前往西班牙和

葡萄牙美洲殖民地的移民大多是士兵、牧师、政府官员和少数必需的工匠。

相反，洛朗德河以北的印第安人比较稀少，不能提供劳力资源。因此，大西洋沿岸

的英国人和圣劳伦斯河两岸的法国人，无论是砍伐森林、耕作已开垦的土地，还是在沿

海水域捕鱼，都得自己去从事。在这种情况下，北美洲需要所能得到的所有移居者，为

此，英属北美殖民地向所有种族、各种语言、不同信仰的移民开放。到1835年时，中美

洲和南美洲仅有480万欧洲移居者，而北美洲却有1380万。

19世纪的迁移　19世纪后半叶。欧洲移民不断增加，1900至1910年间达到顶峰；这

10年中，每年几乎有100万人迁移。这一前所未有的人流涌进了每一块大陆，结果，尽

管北美仍是接受移民的主要地区，但这时的澳大利亚、南非和南美也为相当多的欧洲人

所拓居。

就移民的具体来源来说（见第十一章第七节各表），拉丁美洲各国的移民如人们所

预料的那样，主要来自伊比利亚半岛，不过，19世纪后期也有大批移民来自意大利和德

国。1890年以前，北美洲的绝大多数移民来自西北欧；而1890年以后，只有近三分之一

的移民来自西北欧，其余三分之二的移民则来自东欧和南欧。至于英国自治领，移民来

源却受到限制，主要来自不列颠群岛。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让更多的人进

入这些辽阔的地区，自治领放宽了移民政策。澳大利亚人由于附近的亚洲国家人口稠密，

对自己较缺乏人口这一点特别敏感；同样，南非白人也因黑人在南非占绝大多数而感到

担忧。

 

种族上的结果　这些迁移的最终结果是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种族上的欧化。这些

地区的人口已变得以欧洲人为主，不过，也有某些重要的例外，例如：在中美洲，土著

印第安人仍占优势（为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在南美洲，印第安人占总人口的三分

之一。因奴隶贸易而被运入美洲的大批黑人是种族欧化的另一个例外；据估计，近1，

000万奴隶在横穿大西洋的航行中幸存下来，到达新大陆。如今，他们的后代在北美洲

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在中美洲占百分之三十，在南美洲占百分之二十一。南非是种

族政化的第三个例外；在这里，土著非洲人以大于三比一的比例在数量上超过了白人

（不论是布尔人还是英国血统的人）。

直到今天，新大陆的印第安人和黑人都未产生过决定性的政治影响，甚至在他们的

人口占多数时——如中美洲的印第安人那样——也是如此，因为印第安人或黑人从未在

新大陆任何一个较大的国家里占据统治地位。无论在哪里，他们都接受了欧洲白人的政

治统治和文化。只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才开始组织起来，有效地坚持自己的

权利，投身到殖民地民族的世界范围的觉醒和反抗的运动中去。在南非，黑人占多数有

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尽管这一多数从一开始起就享受不到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

但他们的态度与新大陆的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态度大不相同。南非黑人认为，现在生活在

非洲大陆其他地区的17500多万黑人同胞是支持他们的；这些黑人同胞多数已赢得独立。

换句话说，他们因生活在一个黑人占压倒之势的大陆上而对黑人充满信心。而南北美洲

的黑人和印第安人由于生活在一个白人在人数和力量上都远远超过他们的新世界里，自

信心要小得多。

 

二、政治上的欧化

 

殖民地时期　欧洲殖民地从一开始起就有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的

多种多样起因于诸母国不同的政治背景。例如，西班牙由马德里朝廷实行专制统治，自

然，西班牙殖民地也受到同样方式的统治。派往殖民地的官员实际上具有绝对的权力，

因此，殖民者除接受命令外几乎别无他法。殖民者很少被授予行政职务。672名在拉丁

美洲殖民地任职的总督、总司令和地方长官中，只有18人是殖民地的长期居民，其余97．

4%的人都是西班牙的长期居民。法国殖民地也受到专制统治，因为那里的权力集中在总

督和地方行政长官的手中；总督负责每个殖民地的防御，地方行政长官则处理经济事务。

相反，英国各殖民地都有民选的代议制机构，这反映了母国欣欣向荣的议会制政体。

这些代议制机构的确切性质因殖民地不同而多少相异。在弗吉尼亚，移居者早在1619年

就获准选举地方议会。这一机构的权力日益增长，到美国革命时，它的影响已超过王室

总督。在新英格兰，不是个别移居者去荒原冒险，而是成群结队的人迁移到边远地区，

建立新的城镇。在那里，他们发展了一种市政际它定期召开“市政会议”，在会议上作

出种种决定和选举各种官员。尽管政权的确切形式存在着这些差别，但十三个殖民地都

有一个共同点：民众参与公共事务，而这导致了民选议员和王室官员之间的不断摩擦。

1774年，一位名叫威廉·诺克斯的官员悲哀地将英国殖民地的桀骜不驯同法国殖民地的

良好纪律作了对比：

法国殖民地的治理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值得我们效仿；他们采您了明智、谨慎的国

家所来政的每一项预防措施，以确保良好的秩序和治理；任命总督时给总督以适当的权

力，而建立议会不仅是为了维护王室的权利，还为了给总督以帮助。……由于没有我们

的同胞为之得意的民众政府的那些傲慢思想，人民是幸福的。……如果采纳这样的计划

来治理我们的殖民地，我们这个王国也将是幸福的。

革命时期　诺克斯对英国殖民地居民的“傲慢思想”的担忧证明是完全有道理的。

这些思想促使人们于1776年发出武装起来的号召；而这一号召导致了独立的美利坚合众

国的建立。此外，十三个殖民地的革命引起了爆发类似起义的连续反应；这些起义在

1776年到1837年的60年中席卷了新大陆的所有殖民地。

有各种因素促成了拉丁美洲的反抗，十三个殖民地作出的榜样就是其中一个因素，

它们的成功的革命立即得到了同情和仿效。拉丁美洲人非常熟悉他们所谓的费拉德尔菲

亚哲学，正如他们非常熟悉法国哲人的学说一样。所谓的“启蒙运动之舟”横渡大西洋，

将法国哲人的著作大批地偷运到美洲。据一位历史学家说，委内瑞拉得到的卢梭的《社

会契约论》非常之多，以致1807年时，商店将其一页页撕下来用于包装食品。西班牙的

殖民地政策，尤其是经济剥削和缺乏自治，是导致革命的另一个明显的因素。由于权力

集中在来自西班牙的官员手中，克里奥尔人（出生于美洲的西班牙人）和梅斯蒂索人

（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非常不满。长年的法国革命和拿破仑一世进行的战争

也促进了革命的思想，因为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欧洲的西班牙被先占领，使

西班牙殖民地只好自谋其生。西班牙殖民地不愿意放弃它们所尝到、所享有的新的自由，

而且它们还得到了对行将灭亡的西班牙殖民地帝国感兴趣的外国列强的支持。

拿破仑·波拿巴统治西班牙及其长兄约瑟夫登上马德里王位是导致拉丁美洲革命的

直接原因。西班牙殖民地居民拒绝承认约瑟夫，声明效忠于彼废黜的斐迪南七世。他们

的效忠宣言并没有说服西班牙当局，1809年，爱国者和效忠者之间爆发了全面的战争。

这场独立战争一直延续到1825年；在这场战争中，英国人提供的帮助对拉丁美洲的胜利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象早先法国人的援助对十三个殖民地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

样。

南美北部伟大的革命英雄是“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将军。这位卓越的领导人坚

持不懈地战斗了15年，实际上创立了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巴拿马、厄瓜多尔和玻利维

亚等独立的国家；玻利维亚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南美南部杰出的领导人是乔斯·德

·圣马丁将军。圣马丁于1816年解放阿根廷之后，又翻越安第斯山脉——这是一次具有

历史意义的行动——参加了智利和秘鲁的解放运动。

墨西哥的革命始于1810年，由克里奥尔牧师曼纽尔·伊达尔戈领导，他死后由另一

位思想开明的副牧师乔斯·玛丽亚·莫雷洛斯继续领导。这两位领导人试图把克里奥尔

人要求独立的理想同帮助梅斯蒂索人和印第安人的社会改革计划结合起来。但克里奥尔

人的保守派认为这一计划太激进，他们与保皇派联合起来镇压了1815年的起义。后来，

这些保守分子担心1820年西班牙的自由革命可能危及他们的特权，于是就为脱离母国而

活动。一位克里奥尔官员阿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制定了一个联合大多数派别的折衷

方案。保是派势力被轻易击败，1822年9月，国民代表大会宣布墨西哥独立。

事实证明巴西不经过流血就赢得独立是可能的。1807—1808年法国军队占领葡萄牙

之后，国王约翰六世逃离里斯本，在里约热内卢建立了葡萄牙流亡政府。1821年，约翰

返回里斯本，让他的儿子多姆·佩德罗暂时负责处理巴西的公共事务。多姆·佩德罗最

后决定，不再随他的父亲返回里斯本，并宣布巴西独立。约翰并没有派军队反对他的儿

子，而是接受了这一宣言，于是，巴西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样，几乎整个拉丁美洲都从欧洲统治下赢得了独立。只有巴西以北的英、荷、法

属圭亚那与诸如牙买加、维尔京群岛和古巴之类的某些加勒比海岛屿例外；牙买加在

1962年赢得独立之前一直由英国统治；维尔京群岛在1917年以前仍在丹麦统治之下。古

巴1898年以前一直归西班牙统治。

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结束手1825年，但南北美洲的革命并没有结束。十多年后，即

1837年，英国的两个殖民地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爆发了起义。这次起义的根源应追溯到

1763年和1774年；1763年时，英国夺得了圣劳伦斯河两岸的新法兰西殖民地，1774年时，

《魁北克法案》将魁北克边界扩展到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并禁止边疆居民越过阿勒

格尼山脉进入俄亥俄河流域。我们已知道，这一限制导致了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

然而，极为有悖常理的是，由于这场独立战争，法属加拿大变成了英国领土。独立战争

期间及其之后，成千上万的托利党人——在英帝国中被称为联合帝国的亲英分子——离

开居住的地方。他们有些人返回英国，有些人逃往加勒比海各英属岛屿，但许多人则向

北进发，进入沿海诸省（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和爱德华太子岛）和现在属安大略省的

荒原。这些亲英分子是加拿大的“清教徒前辈移民”。他们的居留地和早期法国人的居

留地一起为幅员辽阔的加拿大自治领创立了基础。

按照《魁北克法案》的条款，住在现安大略省的那些亲英分子不享有早先在十三个

殖民地中享有的代议制类型的政体，所以，他们很为不满。因此，1791年，英国议会通

过《宪法法案》，将魁北克分成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并在这两个地区设立了由选举产

生的议会。但这时，帝国权力和殖民地自治之间再度发生了早先震撼过十三个殖民地的

那种同样的冲突。在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以总督和指定的议会为一方，以民选议会为

另一方，两方之间展开了宪法上的斗争。斗争的焦点集中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滥用官职

任命权、控制税收、控制法院系统以及把公有土地仅仅分配给国家教会英国圣公会而不

顾卫理公会教派和长老会教派声称他们有更多的成员。

到1837年时，事态已陷入严重的僵局，民众领袖（上加拿大的威廉·罗耀·麦肯齐

和下加拿大的路易·约瑟夫·帕皮诺）决定使用武力。尽管战斗在蒙特利尔和多伦多周

围发生，但人民中的大部分仍持消极态度。起义者被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其领导人逃往

美国。英国政府作出的反应是，派德拉姆伯爵任加拿大各省总督，并授与他进行管理和

调查的一切权力。

德拉姆在加拿大只呆了五个月，但他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在各省听取了各种意见。

回国后，他提交了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报告；这份报告成为英帝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

碑。除了建议两个加拿大再次合并外，他的伟大贡献还在于提出了允许殖民地实行“责

任政府制”的重大建议：

采纳真正的代议制政体的原则，并将这一原则交给代议制机构所信任的人，以促进

对公共事务的处理——这种态度是明智的，然而，这种明智的态度在北美殖民地政府中

从未得到承认。…如果以其他任何方式，而不是根据在大不列颠是非常有效的那些原则

管理政府，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取得……谐调。…但是，君主必须忍受代议制机构所带来

的必然结果；如果君主得组织与代议制机构相一致的政府，就必须同意靠代议制机构所

信任的那些人来使这种政府维持下去。

德拉姆所说的责任政府制即代议制政体，指的是要让帝国权力和殖民地自治之间由

来已久的冲突得到有利于后者的解决。他准备允许殖民地议会拥有与英国议会所亭有的

—样多的权力，不过还有某些限制，即：帝国政府将继续控制对外关系、管理贸易、支

配公有土地和确定殖民地法规。

如果这一大胆的、前所未有的建议被早一点提出和采纳，美洲殖民地可能永远不会

爆发起义。然而，甚至在1839年这份报告提出时，它还邀到了广泛的抨击，被认为是一

份必将削弱英帝国的带有空想的文件。但是，后来一系列事件所造成的压力很快就迫使

英国政治家试验德拉姆伯爵的新原理。尽管试验进行得谨小慎微，而且是尝试性的，但

却立刻在英属北美获得成功。于是，责任政府制被推广到其他殖民地，并带来了同样的

好处。因此，德拉姆伯爵的思想为英联邦在不幸的加拿大起义之后的数十年中的建立提

供了基础。这就是那些起义和由此引起的著名的“德拉姆报告”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国家时期　一旦前欧洲殖民地赢得独立或自治，它们便进而发展各自的政治制度和

习俗；这些制度和习俗极为多样，取决于诸如地理背景和前殖民地时期的经历之类的因

素。

美利坚合众国　1777年的《邦联条例》是为管理新的美利坚合众国而准备的第一份

文件。它是自由主义者的杰作；自由主义者确信：暴政和中央集权是连在一起不能分离

的；民众的自由通过权力分散能得到最好的维护。因此，十三州邦联的创立者允许中央

政府对纯国家事务有管辖权，而将其他所有事务交给各州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各

州保有其主权、自由和独立以及国会召开时十三州邦联设有专门授予美利坚合众国的一

切权力、司法权和权利”。

这一安排并没有给国家政府控制诸州和个人的足够权力。这一点在1785至1787年的

大萧条时期变得很明显；当时，联邦政府发现它几乎束手无策。在有些地区，失业者组

织起来，向州首府挺进，通过暴力获得救济（如1787年马萨诸塞州的谢司起义）。在其

他州，即在下层社会控制州议会的地区，则通过了减轻债务人负担的法律。这些发展使

保守的有产业者确信，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制止“暴徒统治”。所有这些就是

1787年5月25日在费城独立厅召开制宪会议的背景。

出自宪法大厅的那个文件是为了抑制民众的民主政治而精心拟定的。其主要特点是

制订了完善的制约与平衡制度。四个独立的政府机构——众议院、参议院、总统和最高

法院——将通过不同的方法被选定，它们的任期各不相同。普选产生的众议院受制于以

下几种东西；对选举权的限制、两院制、总统否决权和最高法院。两院制规定参议院可

以制止过于冲动的众议院；至于总统否决权，国会能以两院三分之二的反对票使之无效；

而最高法院则拥有对国会的司法审查权。长达十六周的辩论于1787年9月17日结束后，

制宪者来到市立饭店共进在一起的最后一顿晚餐，这时，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来自豪地估

量他们的劳动成果。宪法将十三州联合在一起，组成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持久的联邦政

府。

制宪者规定，新宪法一旦有九个州的特别代表会议同意贯彻实行便立即生效。对参

加这些会议的代表的挑选在美国历史上引起了第一次民族政治运动。一方是所谓的联邦

主义者：富裕的商人、律师和地主；他们能从新的政治结构中获得最大的好处。另一方

是宪法反对者：小农场主、工人和工匠；他们根本不需要一份没给他们什么政治权力的

文件。尽管后者占人口的大多数，但还是失败了，因为他们分散、无组织、无准备。经

过激烈争论后，宪法得到批准；1788年秋，选举产生了第一任总统和第一届国会。

直到1789年4月30日，才有足够的国会议员陆陆续续地来到纽约，为总统选举团一

致选举的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举行就职典礼。这些最早的官员面临着许多令人

惊愕的问题；没有官僚机构、没有基金和税收制度，没有新政府可以用来作为根据的种

种先例。然而，恢复稳定仅花费了短得惊人的时间，联邦政府很快就发挥了作用。华盛

顿总统的有力领导、战后数年曾困扰美国的不景气的经济的回升和宪法本身都有助于使

制度见效。虽然宪法规定了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但同时，它又很有弹性，完全能适应时

代和环境的变化。《人权法案》就是一个较早的例子；它尽管遭到了大多数富人的反对，

还是于1791年被接受。这一法案阐明了公民的若干权利，其中包括言论自由、宗教信仰

和集会自由、出版自由以及辩护人的权利等。

开国者的一个独特贡献就是解决了联邦制这一难题。他们通过使权力竞争降到最低

限度这样的方式谨慎地在国家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分配政治权力。如果出现任何争端，独

立的法院系统便采取措施作出裁决。事实上，国会依据新宪法作出的最早的决议之一就

是通过了阐明联邦法庭的职责和权力的《司法条例》。1787年的《西北法令》规定，新

州应建立在俄亥俄河以北地区；它们在法律上除不采用奴隶制外，其他方面都与旧州完

全一样。这确保了西部各地在有资格成为州时会在相同的原则和条件下加入联邦。在这

些情况下，美国不断向西扩展疆土，从阿勒格尼山脉一直扩展到太平洋。它通过各种方

式获得了大片大片的领土：通过从法国手中购进“路易斯安那购地”获得密西西比河流

域；通过强占和购买从墨西哥手中获得西南地区；通过同英国谈判夺得西北地区；通过

购买从俄国手中获得阿拉斯加。在这些新地区又建起一连串的州，最后增加到50个州，

组成了今日的美利坚合众国。

拉丁美洲　国家时期拉丁美洲的政治发展与美国的政治发展截然不同。拉丁美洲的

趋势是政治分裂而不是政治统一。山脉和密林等障碍将一个地区同另一个地区分隔开来，

交通工具的缺乏意味着这些地区同欧洲的联系常常比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西

班牙统治下的几个世纪的与世隔绝因助长了分离主义倾向，也促进了分裂。个别领导人

宁愿在小国中名声显赫，而不愿在大的联邦中湮没无闻，这些人的个人野心也必须予以

考虑。于是，西班牙最初的八个殖民地这时变成了至少18个独立的国家：过去的拉普拉

塔联邦总督辖区已变成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和乌拉圭诸独立的共和国；从前的新

格拉纳达总督辖区变成了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巴拿马诸国，危地马拉都督

辖区分成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等独立的国家。

长期的不稳定性是国家时期拉丁美洲政治的另一个特征，它表现为政府经常因军事

政变而被推翻。相反，美国至今仍保留了1787年的宪法，尽管这一宪法经过多次修正。

此外，美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期政局比较稳定；通常由两个政党在通过正规选举而当选

的基础上轮番执政。但是，在拉丁美洲，20个共和国自独立以来总共采用了186部宪法，

平均每个国家有9．3部。政府的兴起和倒台更是屡屡发生。的确，据说巴西皇帝多姆·

佩德罗二世（1831－1889年在位）在1876年参观费城博览会时曾讲过，这里展出的新机

器虽然很多，但拉丁美洲每分钟里发生的革命比他在这里所看到的新机器还要多。

不过，几乎所有这些拉丁美洲的“革命”都仅仅是名义上的革命。真正的革命是那

种能使制度发生根本变化、能使社会和政治秩序从根本上得到重建的革命。拉丁美洲大

多数所谓的“革命”只不过是一个军事独裁者取代另一个军事独裁者，并没有从根本上

改变原有的秩序。这种军方对政治事务的干涉，部分地起因于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所存在

的明显的阶级差别和人民大众对政治的冷淡态度或抵触情绪，因此，这种干涉使少数富

有的地主和高级军官能象做游戏一样地操纵政界。一批批军事和文职领袖相继执政，他

们几乎不注意人民的愿望或国家的需要。因此，毫不奇怪，秘鲁80%以上的总统是军人，

厄瓜多尔的军校就教导学生：“军事生涯的最后一步是获得共和国总统的职位”

加拿大与拉丁美洲和美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世纪期间英国殖民地在维持与帝国

的关系的同时逐渐赢得了自治。如前所述，这一独特发展的基础就是德拉姆伯爵1839年

提出的责任政府制的原则。这个观念太新、太激进，不能马上为人们所接受，但是，英

国政府的确迅速实行了他的将两个加拿大重新联合起来的建议。1841年生效的《加拿大

法案》规定，加拿大联合议会由上院和下院组成；上院由总督任命，是终生的，下院在

相当广泛的选举权的基础上选举产生。行政部长将由总督选拔，这使总督能任命属于下

院中多数党的那些人，从而建立责任政府制。

好几年中，英国政府不愿冒险尝试。1839年，殖民大臣约翰·罗素伯爵指出了他认

为责任政府制不可能实行的原因：“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总督在接到女王命令的

同时，又得到他的行政议会的劝告，而这两者是完全不相一致的。如果他服从来自英国

的命令，立宪责任之类的事就会彻底失败；但是，如果他听从其议会的劝告，他就不再

是一位从属的官员，而是一位独立的君主。……因此，我了解到了采纳[责任政府制]原

则时所难以逾越的障碍。”罗素伯爵说，摆脱这种僵局的方法是双方“采取明智的节制

态度。总督必须只反对议会的极大地影响女五名誉或帝国利益的请求；而为了协调一致，

为了虔诚地依附大不列颠的权力，议会必须准备修改它的某些措施”。

这一妥协方针在实际中证明是行不通的，一任又一任总督都未能阻止充分实行责任

制的要求。1846年，一位新殖民大臣格雷勋爵察觉到不可能阻止德拉姆所提倡的责任政

府制的实施。他在给新斯科合总督的命令中大胆宣布：“……让上院长期阻挠舆论所要

求的、议会的民众部门所提出的某些措施的通过，是不可能的。……在北美任何英属殖

民地继续维持与居民意见相违背的政府，既不可能，也不会令人满意；对于这一点，无

论怎样明确承认也不为过。”

于是，责任政府制首先在新斯科舍，随即在加拿大得到实施，从而成功地证明了德

拉姆伯爵的先见之明。施行责任政府制几年后，加拿大总督下结论说：“我已有这样一

种想法：在北美大陆这块土地上，在共和国美国面前，维持同英国的关系和英国的制度

是可能的，倘若你慷慨地、信任地授予英国的制度的话。当信仰是真诚的时候，它始终

是有感染力的。……”1837年的起义领袖威廉·罗耀·麦肯齐给了最惊人的颂辞。他在

经过十年流放遇大赦返回家园时说道：“如果我1837年时就看到了我在1848年时见到的

情形，那么，不管我们也许会犯下什么错误，我会一想到那种造反的念头就不寒而栗。”

如此，在英国与其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上开始了一场彻底的革命。由于责任政府

制原则被推广到其他殖民地，英帝国转变成直至今天仍很繁荣的持久的英联邦。

由于沿海各省乃至加拿大联合省人口太少、不能有效地孤立独处，加拿大政治上的

进一步发展——1867年加拿大联盟的成立——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加拿大西部广大地

区及其未经勘探过的资源正有待于开发，这是加拿大的责任。随着美国南北战争结束而

来的是美国爱国狂的大国沙文主义的雄辩，他们把眼光贪婪地盯着北面的英属殖民地，

因此，统一不仅保证了经济上的利益，而且保证了军事上的安全。在经过极短时间的讨

论之后，加拿大政治家们一致达成联合协议，1867年7月1日通过《英属北美法案》，成

立了加拿大自治领。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自治领象美国那样将领土向西扩展到太平洋。

马尼托巴、不列颠哥伦比亚、阿尔伯达和萨斯喀彻温分别于1870年、1871年和1905年成

为自治领的省份。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其时，类似的发展正在欧洲人移居的帝国的其他地区出现。澳大

利亚的殖民地化始于1787年，当时，一支由750名罪犯和250名看守组成的远征队从英国

到达这里。由于失去了十三个殖民地，澳大利亚使被选作新的罪犯倾倒场。到1793年时，

自由移民开始到达此地，并在今昆士兰、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乃至遥远

的西澳大利亚建立了殖民地。

与此同时，成群的捕鲸者、捕海豹的人和商人动身到更加遥远的新西兰诸岛去，至

1792年，他们已屡次到达那里，尽管当地的毛利人即波利尼西亚人比澳大利亚土著居民

先进、好战得多。到1839年时，新西兰已有2，000移民，于是，伦敦正式宣布它为英国

的领地。随后几十年中，殖民者接连不断地从英国来到那里，而这主要是由于爱德华·

吉本·韦克菲尔德的活动；他是一位精力旺盛的发起者，曾创办土地开发公司，向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输送了相当多的移民。

至19世纪中叶，一系列殖民地已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大部分沿海地区扎下根来，

而且，由干这些殖民地人口日渐增加、局势日趋稳定，它们开始要求自己管理自己的事

务。要求自治的骚动愈益频繁，正如早些时候加拿大的情况一样，但是，加拿大的先例

这时却围作使太平洋殖民地轻易获胜的模式。1850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澳大利亚殖民

政府法案》，授权各殖民地组成它们自己的议会、确定选举权、修改它们的宪法、规定

自己的关税等，但所有这些须经女王批准后才能生效。不过，若依照在加拿大经过试验

并得到证实的程序，女王的批准随时可得。同样，在新西兰，1852年也通过了一项法规：

建立六个拥有较大的地方治理权的省份和一个实现地方的种种目的的大议会。四年后，

责任政府制在新西兰得到正式批准。

将澳大利亚六个互不相连的殖民区统一为联邦这一最终任务的完成在澳大利亚比在

加拿大更为容易，因为这里不存在扩张主义邻国的压力。但到19世纪末时，即使与世隔

绝的澳大利亚也感到了外界影响的拉力。外来国家正吞并着澳大利亚人认为在他们的保

护范围之内的太平洋诸岛屿。另外，亚洲人迁入的问题也被认为是对澳大利亚白人霸权

的威胁；所以，1899年的公民表决表明，各殖民地绝大多数人都赞成联邦。190O年，英

国议会通过一个法案，1901年1月1回澳大利亚联邦正式出现在多民族大家庭中。

南非如前所述，南非殖民地是荷兰人建立的，但到1814年时却归英国人统治。荷兰

的农场主，即他们自称的布尔人，是一批顽强的、难以对付的家伙，他们要求的仅仅是

听任他们在辽阔的内地牧放牲畜，象过去的族长那样统治他们的家族和土著奴隶。当英

国人干涉布尔人对土著的所作所为时，布尔人便开始了1836年的大迁徙。一些人移居奥

兰治河那边的地区，另外一些人则越过瓦尔河继续向前推进。但英国人继续要求对布尔

人的统治权，并在东海岸的纳塔尔建立了一个由英国移民拓展的殖民地。

1853年，开普殖民地获得了代议制机构，不过，责任政府制直到1872年才得到采纳；

而纳塔尔到1893年时才达到相同的阶段。这两个地区之所以被耽误下来，很大程度上由

于土著的人口优势；土著的待遇是帝国政府所关心的事情。此外，两个白人民族即布尔

人和英国人之间的摩擦继续存在。从某一点上说，问题似乎已通过。布隆方丹协议，

（1854）得到解决；在此协议中，英国人接受奥兰治河为他们的北面边界，并承认奥兰

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这两个布尔人共和国的独立。但是，1871年，在奥兰治河北面的金

伯利发现金刚石矿；到1890年时，大约开采了六吨金刚石，价值3，900万英镑。同样重

要的是，1886年在德兰士瓦南部发现金矿。4年内，45O家公司相继成立，资本总额为

110万英镑。

如此巨大的财富自然吸引采矿者从世界各地蜂拥而来，这转而又导致了使《布隆方

丹协议》过时的纠纷。一方面，布尔人憎恨入侵者，企图限制他们的特权，而另一方面，

英国政府正遭受着不顾《布隆丹协议》中所承担的义务、去吞并矿藏丰富的地区的强大

压力。扩张主义最有力的鼓吹者是传奇人物塞西尔·罗得斯；他的一生从当一个身体虚

弱的移民开始，以帝国主义的大富翁代表者的身份而告终。同早些时候的征服者一样，

他以极端残忍的手段，首先在金刚石产地，然后在金矿矿山中积聚起巨大的财富。但是，

对罗得斯来说，财富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更大目标——扩大英帝国统治——的手

段。“那就是我的梦想——全归英国所有”，当他在金伯利还是个小伙子时常向北朝着

辽阔的非洲内地挥舞着手这样说道。

发财之后，他进入政界，成为开普殖民地的总理，然后，开始为实现他的梦想而制

订计划并采取行动。由于伦敦政府犹豫不决，有些人接受罗得斯的计划，有些人则予以

强烈的反对，罗得斯决定用暴力手段强行解决争端。1895年，他为一场反对德兰士瓦总

统保尔·克留格尔的革命提供资金，并在他的朋友L．S．詹姆森博士的指导下，组织了

对德兰士瓦的袭击。但革命和袭击都失败了，罗得斯不得不辞去总理职务。然而，这些

事件进一步恶化英国人和布尔人之间的关系，直到最后即1899年使全面战争爆发。

布尔人凭借游击战术使战争拖延了三年，并迫使英国人调动了30万军队来对付

60000至75000布尔人。最后，布尔人不得不签订了承认英国的宗主权的《弗里尼欣和约》

（1902年），但作为回报，他们也得到许诺，一旦情况允许，即可成立代议制机构。起

初，英国人不愿让一个最近一直在为完全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实行全商责任政府制，但

1905年执政的自由党新政府决定采取安抚与平等的政策。因此，1907年，德兰士瓦和奥

兰治河殖民地都获准实行全面责任政府制。次年，这两个殖民地同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

一起为成立联邦开始谈判。一个宪法草案得到一致同意，英国议会将其编入1909年的

《南非法案》。第二年，《法案》开始生效，南非联邦成为英国自治社区的成员。

结论显而易见，欧洲人在其海外殖民地中发展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和习俗。这些

制度和习俗的差异非常明显，因而，如果一位加拿大、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政治领导人

发觉自己在领导一个其派系利益、民族集团及大城市领导机关的平衡颇不稳定的美国政

党，他会全然不知所措。如果他面对拉丁美洲的政治及其接连不断地出现的种种宪法和

形形色色的军事首脑，他会更为手足无措。然而，在这些明显的差别之下，由于所有这

些政治制度都源于欧洲这一共同发源地，产生了某些潜在的类似点。这一共同起源解释

了各种法典——美国和英国自治领的盎格鲁-撒克逊法典，拉丁美洲和魁北克的罗马法

典——的相似之处；它还解释了信奉立宪制度这一点，尽管严格信奉或避免信奉的方法

各不相同。

 

三、经济上的欧化

 

殖民地时期　经济领域的欧化同政治领域的欧化一样十分普遍。就欧洲诸列强来说，

起初他们的经济目的和方法基本相同。它们都信奉使殖民地经济从属于母国经济的重商

主义原则。下面这一命令是1763年伦敦下达给魁北克总督默里的，它与其他无数个由巴

黎、马德里或里斯本发出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命令没有任何差别：

……我们的明确的愿望和意志是：你们不得以任何借口、不得以使我们最不愉快的

痛苦，对任何一个或几个建立任何制造业和从事任何贸易的法律表示赞同，这类法律对

这个王国是有害的、不利的；你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阻止、反对和限制任何可能建立

上述制造业或确立上述贸易的企图。

尽管有这一共同的重商主义背景，欧洲各殖民地不久便发展了独特的经济；这些经

济不仅不同于欧洲的经济，而且它们彼此间也互不相同。我们将看到这种多样性起因于

几大因素，其中包括诸母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和诸殖民地自然资源及人力资源的不同。

拉丁美洲　如第六章第八节所述，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既决定于可得到大量的金银

和土著劳力这一点（金银和土著劳力是英属美洲和法属美洲所缺乏的），又决定于以非

洲奴隶劳力为基础的单一经营的种植园的发展，还决定于伊比利亚诸国的经济落后（这

种落后还传给了它们的殖民地）。最终结果是，拉丁美洲从未取得格兰德河以北地区所

特有的平衡的经济发展，相反，却长期从属于西北欧，后来又从属于美国。

十三个殖民地和新法兰西　十三个殖民地和新法兰西的经济史与拉丁美洲的经济史

根本不同，因为那里缺乏土著劳力资源和贵金属。这种情况迫使英国和法国移民自己劳

动，根据可得到的自然资源来发展某种可行的经济。巴黎和伦敦政府从一开始起就都试

图以传统的方式影响其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在圣劳伦斯河两岸，法国人建立了以法国封

建制度为模式的庄园制。居民必须以金钱和劳动的形式向其庄园主纳税。同样，在十三

个殖民地，英国试图强行建立各种僵硬的经济制度。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设立了与现代

股份有限公司相似的公司，资金由股东们筹集，公司向股东们保证将按他们的投资额分

红。弗吉尼亚公司着手建立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到弗吉尼亚来的人没有一个

人私下拥有土地，每个人都为公司工作。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都存放在一个公共仓库里，

人们只能从公司的这个仓库里领取所需要的东西。

这些规定和限制在法属和英属殖民地证明是行不通的，因为在法属和英属殖民地有

大量的土地可为不满的移民所依靠。这些殖民地不可能象拉丁美洲那样，依靠母国提供

封建的“监护征赋制”这种奖品，因为要实行“监护征赋制”，就必须能得到大量的土

著劳力。居民的确要向庄园主纳税，但这些税比法国通常的赋税较得多。教会力图征收

居民所获产品的十三分之一作为什一税，但一也只能征收到其中的一半。当局为防止青

年人逃走、为防止他们成为非法的毛皮贩子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在荒地的诱惑和有利可

图的毛皮贸易面前失败了。因此，新法兰西以自己的方式发展，大多数人经营自给自足

的农业，少数人从事毛皮贸易；毛皮是唯一重要的出口商品。

同样，在十三个殖民地，诸公司不能长期控制它们的移民。弗吉尼亚一位总督报告

说，当他到达这里时，他发现人们“正在街上疾走，忙于日常活动”。在土地比劳力充

裕这一事实的激励下，英国殖民者制定出自己的经济制度和做法。由于地理环境决定了

农业这一型式和农业的成功，大多数人必须致力于农业。

在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的南部殖民地，移民们发现这里最好的作物是烟草、稻米和

靛蓝。在中部殖民地——宾西法尼亚、新泽西、特拉华——谷类作物生长得很好，因此

这个地区很快成为诸殖民地的面包篮。新英格兰大部分地区也曾转向农业，但漫长的冬

季和多岩石的土地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因此，他们只得从事其他职业，主要是渔业、航

运业和制造业。

于是，我们看到，十三个殖民地的经济比拉丁美洲的经济远为多样化，而且更有生

气，因为那里的土著劳工被抑制在仅能勉强生存的水平上，并没有成为当地经济的基础。

在十三个殖民地，航行七大洋的快速大帆船、沿河两岸的一系列工厂以及靠枪和斧头在

荒原上建立家园、并把新拓居地的界线不断向西推进的边疆开发者代替了用同样的工具

和技术世世代代做苦工的印第安农奴和非洲奴隶。

革命时期　十三个殖民地　正因为十三个殖民地的经济如此生气勃勃，它才同母国

发生了纠纷，使英国难以控制十三个殖民地的经济、难以使其从属于英国自身的经济利

益。新英格兰的制造业和航运业就同重商主义的法规如《航海法》相抵触；1763年取消

法属殖民地之后，英国政府开始对违背其法令的行为采取严厉措施。为了避免同印第安

人发生纠纷，他们禁止移民超过阿巴拉契亚山脉进入俄亥俄河流域。殖民者一再大声抗

议这些限制，最后，他们诉诸武力。美国独立战争不仅是一场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而

且是一场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

为了既满足以前由英国人提供各种物资的市民的需要又满足美国军队的需要，战争

本身就致使殖民地制造业大大发展。美国的航运业在独立战争期间扩大了，并转变成一

支临时的海军；在赢得独立之后，它继续以扩大了的形式发展。美国船长们在和平条约

签订才几年时就开始了同加利福尼亚和中国的极为有利可图的贸易。独立战争对仍为绝

大多数人所从事的农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州法令这时废除了陈腐的土地所有权制度；

这类制度体现在为使土地贵族永久存在而制定的长子继承权和限定继承权的法律中。大

地产，尤其是在南方，都分给了农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土地则作为居留地向边疆

居民开放。生气勃勃的美国经济以这些不同的方式迅速地向整个大陆和海外扩展。

拉丁美洲经济上的不满除了促成英国殖民地的革命外，还促成西班牙殖民地的革命。

在出生于殖民地的西班牙人（克里奥尔人）和出生于西班牙的西班牙人（半岛居民）之

间存在着冲突；后者在政府职务的任命和得到某些职业的权利方面受到优待。因此，希

望结束这种不平等待遇的克里奥尔人在许多殖民地发起并领导了革命运动。对促进革命

同样重要的是限制殖民地与母国的贸易的西班牙重商主义法规。这种法规尤其令人难以

忍受，因为西班牙既不能吸收殖民地生产的新原料，又不能象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那样

向殖民地提供所需的价廉物美的制成品。因此，大规模的非法贸易发展起来了，尤其是

在西班牙陷入同拿破仑法国的拚死斗争中、不能同其殖民地保持正常的经济关系的那几

年里。战争结束后，西班牙企图将其贸易限制再强加给它的殖民地，但殖民者终于拿起

武器进行反抗。他们得到了英国人的支持和援助，因为如人已同西属美洲建立起有利可

图的贸易关系。下面这一充满热情的呼吁是阿根廷牧场主的代言人在1809年时发出的，

它反映了拉丁美洲革命背后的经济动机：

因为倒霉的西班牙诸省不再能消费我们农业劳动者生产的农产品，它们就应该白白

浪费，这合理吗？因为西班牙海军太无能，不能将这个国家丰富的产品运出去，它们就

应该烂在我们的仓库里，这合理吗？……当一个友好、慷慨的国家的国民出现在我们的

港口，并向我们廉价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西班牙所提供不了的商品时，我们就应拒绝这

个建议，从而将他们的良好意愿转变成通过非法贸易使自己统治这个国家所有进口货物

的少数几个欧洲商人的专门利益，这合理吗？

独立在拉丁美洲并没有象在美国那样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拉丁美洲的

经济仍由矿山、种植场和种植园所控制；矿山、种植场和种植园是由过着仅能糊口的生

活的印第安人和非洲奴隶提供劳动的。自由贸易的确给沿海地区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活力，

但这对静止不变的内地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由于缺乏资本、缺乏技术、缺乏健全的社会

经济结构，独立的拉丁美洲在世界经济中仍处于停滞的状态。

英属殖民地经济上的不满促成了1837年加拿大大起义的爆发；促成起义的一个明显

因素是人民大众对女王保留地和教士保留地的愤慨，因为这两者各占去该殖民地全部土

地的七分之一。留出这大片大片土地的目的是为了支付政府和已确立的英国国教的费用。

人们对此极为不满，因为它们阻碍了殖民地的发展，因为只有少数人依附拥有基金的教

会。此外，一个称为“阀阅世家”的拥有特权的小集团在加拿大享有半岛居民在拉丁美

洲所享有的那种官方优待。而且，加拿大诸省不象边界那边的美国各州那么繁荣，许多

人认为英国的统治应对这种经济上的差别负责。起义领袖威廉·罗耀·麦肯齐提出的以

下这一指责使这一点变得十分明显：

例如，假定密西西比河曾是上加拿大的西部边界，那么，密执安州、印第安纳州、

伊利诺斯州或威斯康星州现今会是什么样的呢？是否会有几十万居民已在短短几年内、

在西部诸州人民所特有的勤奋、热心公益的精神和冒险心的驱使下密集到那里？或者，

迄今为止已使希望破灭、已阻碍我们这个管理不当的殖民地发展的那种可恶的障碍是否

会已阻止这几个州的发展，使它们失去活力？

在1837年起义时达到高潮的那种情绪就是如此。由于这些起义证明是无效的，在以

后几年中，加拿大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革。相反，这个国家平稳而又有节制地发展：人

口稳步增长，新地区不断开发为居留团道路和沟渠相继建成；少数工业开始满足当地需

求——锯木厂为建筑提供木材，磨坊供应面粉，梳棉厂和梳毛厂生产纺织用的绒线，并

将绒线织成布匹，干酪厂加工农场主剩余的牛奶。不过，加拿大不具备南面那个共和国

所拥有的丰富、多样的资源，因此，经济发展速度上的差别在1837年以后同以前一样继

续存在。国家时期在欧洲人所拓居的海外殖民地大多已赢得独立的国家时期，经济上的

欧化却进行得极为彻底、极为惊人。欧洲在那些年间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和扩张主义

可从根本上解释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如前所述，这一时期是大批移民从欧洲向外迁移

的时期，这种迁移不仅意味着种族上的欧化，而且意味着欧洲和海外殖民地之间更牢固

的经济关系。科学技术的进步使欧洲能够提供铁路、轮船、机枪和农业机械，而这些东

西是征服和有效地开发一块块辽阔的大陆所必不可少的。欧洲除了输出为那些耗资巨大

的活动提供资金所必需的资本外，还为来自海外的源源不绝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提供了市

场。所有这些发展都意味着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对欧洲移民所移居的那些地区

的空前的经济影响。

美国　美国的经济在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之间以飞快的速度发展。1816年采取保护

关税之后的工业尤其如此。在纺织工业中，纱锭的数目从1810年的87000个增加到1820

年的25万个，至1860年又上升到1200多万个，钢铁工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西扩展，1860

年到达苏必利尔湖。与此同时，道路得到改进，沟渠、铁路得到修建。1830年时，铁路

还不存在，到1860年时，铁路哩数已上升到30000多哩。

不过，在南北战争以后的几十年中，美国经历了最惊人的经济发展。南北战争本身

就促进了工业的大规模扩展；战争结束后，由于西部的开放和横贯大陆的铁路的建成，

这一扩展仍在继续。大量的粮食和各种原料通过铁路和轮船运到美国东部和欧洲西部那

些正在迅速发展的城市中心。同时，数以百万计的移民为美国实业家和农场主提供了大

量的廉价劳动力，进一步扩大了国内市场。最终结果是美国经济在19世纪后半叶以当时

所不能比拟的速度突飞猛进：1860年，美国在世界工业国家中排在第四位，而到1894年

时却跃居首位。1860年至1900年间，工业企业的数目增加了三倍，工业雇佣劳动者的人

数增加了四倍，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增长了七倍，工业投资的总额增长了九倍。189O年，

工业制成品的价值与农产品的价值相等，到1900年时，它却比农产品价值多一倍。1860

年，工业基本上仍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到1900年时，它却扩展到大湖地区，而且还

扩展到南部和西部的许多地区。

拉丁美洲如前所述，在拉丁美洲赢得独立之后的几十年中，其经济仍很萧条；然而，

19世纪中叶以后，经济开始快速发展。在建造铁路、轮船、冷藏船以及提供如此装备所

必需的资本方面，欧洲所起的作几大很量要的，同样，欧洲对食品（如：谷物、肉、咖

啡、糖及可可）和工业品（如：矿物、木材、羊毛及皮革）的不断增长的需要也很重要。

表4中有关英国同阿根廷的贸易以及英国在阿根廷的投资的统计数字可说明这一点。

表4英-阿贸易及投资（单位：千镑）

 

年份 英国从阿根廷的进口 英国对阿根廷的出口 英国在阿根廷的资本 1857 1574 1287 2605 1865 1014 1951 5975 1874 1271 8128 23060 1885 1879 4660 45602 1900 13080 7143 189040 1911 28933 19120 291110

 

对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如出产硝石和铜的智利、出产金和银的墨西哥、出产咖啡和橡

胶的巴西和出产锡的玻琍维亚，可提出类似的统计数字。因此，拉丁美洲已进入世界经

济之中，而这是它以前从未有过的。另一方面，这一经济发展在许多方面是片面的、不

健康的。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只在一、两种商品方面发展迅速，而其他经济仍停滞不前。

基于土地所有权和劳资关系的半封建的大庄园制度实际上仍未改变，因此，大部分人继

续当散工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外国经济渗透并控制了大多数有利可图的企业，不论是

饮路、公用事业还是矿山资产。这种经济发展的好处并不象在美国那样广泛传播，而最

为外国和本国的少数地主、商人和特权者所获得，引起了一直持续到今天的社会冲突和

政治动荡。

英国自治领同拉丁美洲一样，英国自治领的经济发展速度也落后于美国。这倒不是

因为半封建的社会制度，而是因为自然资源不如美国。例如，加拿大确实拥有丰富的资

源，但直到20世纪中叶，当航空运输使这些资源能接近时，当美国较易得到的资源已耗

尽时，它们才得到有益的利用。而在19世纪，加拿大无法与其繁荣的邻国竞争。贫瘠的

劳伦琴高原是殖民地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加拿大没有与土地肥沃的中西部地区、盛产

棉花的南部地区和工业发达的东部地区极相似的地区；而这三个地区各自都能补充和促

进其他地区的发展。相反，加拿大移居者所面对的是西边1，50O哩的青苔沼泽地和北边

的北极荒地，这使他们除了穿过边界进入美国各州外别无他法；他们成群结队地拥进了

美国。美国的吸引力非常之大，以致在1881－1891年的十年中，有100多万加拿大人穿

过边界进入了美国，尽管当时加拿大的总人口还不到500万。据估计，50年前在加拿大

结婚的年轻人，其后代今天有一半生活在美国。

英国其他自治领具备的天赋有利条件甚至比加拿大更少。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

均位于南半城它们都远离西欧人口众多的工业中心。佩思离伦敦9，50O哩，开普敦离伦

敦6，500哩，而纽约离利物浦只有3，000哩，因而形成了巨大的差别。另外，这三个自

治领的资源都不如美国那么丰富、多样。连澳大利亚都如此，它的版土同阿拉斯加除外

的美国一样大。然而，澳大利亚大部分为干旱地区，它的河流几乎不适用于灌溉，而且

它缺乏森林、石油矿床和贱金属。

这些欠缺都是相对于得天独厚的美国而言的，其实，英国自治领仍拥有可供经济充

分发展的丰富资源。在加拿大，1885年建成了第一条横穿大陆的铁路，1915年又敷设了

两条铁路。这些铁路同大批移民一起加快了阿尔伯达、萨斯喀彻温和马尼托巴这三个草

原省份的拓居。1906年至1911年间，这些省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工业也得到了相当大

的发展，尤其是在1878年采取保护贸易主义的“国策”之后。

在澳大利亚，牧羊业长期以来一直是经济的主要支柱。羊的数目从1820年的2O万头

猛增到1860年的2000万头，到1890年增至1亿头。这个国家依靠牧羊业就象美国南部依

靠棉花一样。生产的逐步多样化包括昆士兰的甘蔗种植和更为重要的金矿开采（19世纪

50年代出现了巨大的淘金热）。在1851年到1860年的十年中，澳大利亚生产的黄金占世

界黄金产量的39%（而美国占41％）；而且，这个国家的人口也从1841年的431000人猛

增到1860年的114万人（而美国1860年的人口是3140万人）。

新西兰同澳大利亚一样，发展了一种依靠欧洲市场的经济。这种经济主要集中在牧

羊业和奶品制造业方面，它出口的多为羊毛、牛肉、干酪和黄油。

南非的经济则以1870年在金伯利开始开来的金刚石矿和1886年在威斯沃特斯发现的

采金地为基础。另外，到1914年时，烟、糖、茶叶和其他热带产品也有少量出口。

结论　至1914年为止的国家时期是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的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

但我们不应忘记，这是经济上欧化的结果。正是欧洲，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人力、资本、

技术和市场。欧洲对独立国家的贡献同对仍与母国保持关系的自治领的贡献一样大。英

国的资产阶级为建造加拿大的横穿大陆的铁路和发展南非的矿业提供资金，这也许是不

难理解的。但是，在没插英国国旗的国家，英国的资本和商业也同样非常活跃。例如，

十三个殖民地在赢得独立之后，同英国的贸易不是下降，而是急剧上升。1765年是独立

战争爆发前正常贸易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英国向十三个殖民地出口的货物价值为

1944114英镑。1784年是战后恢复正常的第一年，在这一年，英国向十三个殖民地出口

的货物价值为3679467英镑。1820年至1830年间，占美国总出口的36％的商品是运往英

国，占美国总进口的43%的商品是来自英国。19世纪期间，尤其是在敷设铁路时，欧洲

的资本——主要是英国、荷兰和德国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到1914年时，外

国总投资额不少于72亿美元。在较不发达的拉丁美洲各国，欧洲的投资对民族经济的控

制程度比在美国要大得多。

 

四、文化上的欧化

 

拉丁美洲　随着种族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欧化而来的必然是文化上的欧化；仍留

在英联邦内的地区是如此，许多赢得独立的地区几乎也同样如此。在拉丁美洲，除葡萄

牙人的巴西外，主要的文化形式是西班牙式；这种形式的明显标志是绝大多数人说西班

牙语，而且他们信奉罗马夫主教。人们看到，它还表现在建筑式样方面，如房屋带有庭

院或院子、窗户装有铁条和房屋的正面朝向人行道等。城镇规划以中心广场而不是以主

要街道为基础同样说明了这一点。许多服装也是西班牙式的，其中包括男人用的宽役毡

帽或草帽、妇女用的棉布遮头物——薄头纱、头巾或装饰用的毛巾等。在家庭结构方面

也仿效了男子支配和严密监督姑娘——包括陪伴时期在内——的典型的西班牙形式，这

是一种认为体力劳动对有身份的人是不体面、不合适的倾向。

虽然拉丁美洲的文化基本上是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文化，但印第安人的影响仍然很大、

很普遍，尤其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西北部地区，因为那些地区的印第安人在总人

口中占很大比例。这一影响（见第九章第五节）在烹任、服装、建筑材料和宗教习俗方

面至今仍能觉察出来。

拉丁美洲由于运进了数以百万计的、在种植园里从事劳动的奴隶，因此，它的文化

还含有相当大的非洲成分。这种非洲的影响在大多数奴隶居住的加勒比海地区最为强烈，

不过，有关这种影响的种种例子，尤其是音乐方面的例子，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也

能看到；在这里，黑人贡献了传统的鼓乐。

美国　美国的文化较之拉丁美洲的文化更少受到土著印第安人的影响，主要原因是

美国的印第安人人数较少，也较落后。然而，印第安人的影响也不可全然忽视：25个州

是以印第安语命名的；英语中现在至少有300个印第安语词汇；印第安人的许多发明，

包括鹿皮靴、独木舟、平底雪橇和雪鞋，都得到了普遍的利用。

同样，美国同加勒比海地区的某些拉美国家相比也较少受到非洲文化的影响。但这

一影响在美国还是相当大的；黑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0%，而印第安人仅占0.5%。黑人的

影响主要在民间文化方面。其一是民间故事，如《雷默斯大叔史诗集》中那些被乔尔·

钱德勒·哈里斯通俗化了的故事；其二是民间音乐，包括所谓的圣歌和世俗歌曲，如劳

动号子、囚歌、铁路界和轮船界的歌曲、“弗兰克与约翰尼”及“约翰·亨利”这样的

叙事曲和世界著名的爵士乐等。

尽管美国文化含有这些印第安文化和非洲文化的成分，它主要还是起源于欧洲，不

过，它的欧洲特性在其移植和适应的过程中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自殖民时代以来，许

多欧洲旅行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法国人让·克雷夫科尔于1782年提出的问题就是一个

典型的例子：“那么，美国人，这种崭新的人，是什么样的呢？”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

涉及到美国人的民族特性，从克雷夭科尔时代到今天，许多人曾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从

大量相互矛盾的回答中，确现出了“这种崭新的人”的明确形象。

生活在一个必须不断地劳动，以便首先建立殖民地，然后征服整个大陆的国度里，

这种人自然会认为勤劳光荣、懒惰可耻。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表达了这种民族感情，

他说：“我觉得那些不劳动的家伙很可怜——无论他们处于社会阶梯的哪一端。”英国

的《名人录》列举了名人的种种嗜好，而美国的《名人录》却没有；这一事实也是颇说

明问题的。

美国人相信社会平等，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他们还相信社会的可变动性。他们认为

自己同其他人一样好，坚决主张所有的人都应通过才能和努力，而不是靠阶级出身来自

由地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反映了美国人的农场和边疆背景的是，美国人是积习很深的修补匠，经常从事小装

置的发明，以加快其所须完成的工作的速度。19世纪中叶一位观察家评论说：“除美国

人外，有谁发明过挤奶机、搅蛋机或擦皮靴、磨刀、削苹果和能做一百件事情的机器？

而这些事情自远古以来其他人一直是用十个指头做的。”

在论及自己的未来时，这种“崭新的人”是乐观主义者：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事物

进程的必然性。那位注意到了美国人在机械上的独创性的观察家还写道：“美国人十分

自信，认为只要能找到对症的药物，任何弊病都可医治；他们看不出为什么他们不应该

努力去找到医治生活中所有弊病的种种药物。”这种乐观主义常常用自我吹嘘的民族之

爱来表达。由于生活在资源极为丰富、机会完全均等的国境里，美国人发现，赞美未来，

并仿佛它已实现似的谈论未来，是件很自然的事。边地的幽默就是基于“大话”，而民

间英雄则是同保尔.班杨和佩科斯·比尔一样的超人。

在正规的文学艺术这一更为高深奥妙的领域里，19世纪的美国人显然感到自己不如

同时代的欧洲人——这是有非常充足的理由的。美国人忙于制服荒原，根本无暇假装斯

文和讲究美学。此外，清教徒的传统认为，辛勤劳动和拯救灵魂比艺术修养价值更大。

1835年，法国旅行者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写道：“除了星期回去做礼拜外，将

一周中的每一天都花在挣钱上的人们，没有什么可用来招待喜剧女神。”

迟至1820年，美国还至少有8O％的书籍是从英国引进的，到1830年时，这个数字仍

高达70%。就欧洲知识分子来说，美国文化是不存在的。英国评论家西德尼·史密斯的

态度颇有代表性，他于1820年反问道：“在全球各地，有谁读过一本美国的书，看过一

场美国的戏，见过一幅美国的画或一尊美国的塑像呢？”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渐渐为美

国人自己所容纳。亨利·亚当斯写道：“纵观一生，人们已看到，美国人在文学上总是

向欧洲人屈膝。”

因此，19世纪的美国人认真地努力模仿欧洲的文化。他们前往伦敦、巴黎、维也纳

和罗马求学，建造希腊式圣堂作为公共建筑物和教堂，引进欧洲的音乐家和歌唱家，帮

助建立歌剧院和管弦乐团。有些富豪巨头派代理人到欧洲去购买“18世纪前欧洲大画家

的作品”。有些人甚至购买城堡，将城堡的石头一块一块拆下来，然后在美国重新建造

起来。正如预期的那样，这些努力并没有给欧洲大多数知识分子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仍

轻视美国人，认为美国人是一个“正在衰弱、被人唾弃、爱猜测、善算计、好打赌、喜

殴打奴隶、爱浅斟慢饮的民族”。

将近19世纪末时，这种态度开始有一些明显的转变。“随着欧洲一切的衰弱，随着

封建文化最后一点残余的消失”，瓦尔特·惠特曼和马克·吐温，尤其是马克·吐温，

成为地地道道的美国作家，他们的风格“既是当地的、西方的，又是北美大陆的”。

1888年，詹姆斯，布赖斯的颇具鉴别力的名著《美利坚共和国》的出版也具有重大意义。

随着19世纪的结束，欧洲知识分子越来越注意到一群日益显赫的美国明星：约翰·杜威、

威廉·詹姆斯、奥利佛·温德尔，霍姆斯、索尔斯坦·凡勃论和威廉·迪安·霍威尔斯。

然而，欧洲的监护仍难以动摇。19世纪末，亨利·卡博特·洛奇仍能这样写道：“美国

人开始文字生涯的第一步就是要自封是一个英国人，以便得到认可，并不是得到英国人

的认可，而是得到本国人的认可。”

英国自治领　欧洲文化对英国自治领的影响比对美国或拉丁美洲的影响更大。一个

原因是保持了帝国的团结，从而引起了自治领与母国之间更大程度上的相互影响。另外，

除南非外，原籍欧洲的居民在自治领所占的比例比在有着很多黑人和印第安人的美国和

拉丁美洲所占的比例大得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各自治领发展了相同的文化；独特的

地方环境产生了独特的文化。

例如，加拿大文化的发展决定于两个压倒一切的因素：占总人口三分之一的法商加

拿大人集团和地理上与美国的接近。由于这一庞大的法商加拿大人少数派的存在，加拿

大使用两种官方语言；从铸币、纸币、政府公告以及由国家分配的商品的刻印文字上可

了解到这一情况。更重要的是法商加拿大人的观点和民族作用。从十分现实的意义上说，

他们是一个没有母国的民族。1763年法国放弃加拿大之后，他们在其最强大的天主教会

的教导下背弃共和主义的、非宗教的法国，并对他们认为是操英语的加拿大人和美国人

的商业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东西加以蔑视。因而，他们的主要愿望是不受干涉，在新教徒

盎格鲁撒克逊人占优势的大陆上保持自己的特点。

对加拿大来说，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南方大国的势不可挡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的影

响不仅如前所述导致了加拿大人力的大批外流，而且决定性地导致了加拿大人生活方式

和思想方式的形成。一般的加拿大人早晨通常由美国制造的闹钟叫醒，然后用美国生产

的牙膏和牙刷刷牙，用美国生产的刮胡膏和剃刀刮胡子。他在晨报上看到的新闻有四分

之一是谈美国的事情。他将驾驶美国汽车去上班；走进办公楼中的美式电梯；整天使用

大多由美国制造的办公设备工作。回家后，他很可能收听、收看美国广播或电视节目，

阅读美国小说或杂志，也可能驱车到附近的电影院去看美国电影，如此来结束这一天。

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加拿大文化就是南方文化的直接翻版。例如，在加拿大和美

国的政治会议和政治运动的形式、广告和推销术、法律实施以及法庭程序之间几乎就不

存在相似之处。不过，加拿大有位著名的记者已下结论说：“加拿大是一个联盟，而不

是一个国家。1949年，加拿大政府任命了“国家艺术、文学和科学发展是家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包括下面这段话：

美国对加拿大人生活的影响至少可以说给人以深刻印象。不应该有任何这样的想法：

干涉所有加拿大人接受美国影响的自由。文化交流本身是极好的。它们扩大了消费者的

选择范围，刺激了生产者的竞争。但不能否认，如果来自一个国家的物资其数量大得不

成比例，那也许会窒息而不是激发我们的创造力；而且，如果没有任何比较标准、只是

消极地接受，那还有可能削弱批判能力。我们现在正花费数百万元来维护一个国家的独

立，而这种独立如果没有生气勃勃、颇有特色的文化生活，将只是一个空壳子。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文化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其种族同一性的影响。这两个自治领既

不象美国那样有占其人口十分之一的黑人少数民族，也不象加拿大那样有占其人口三分

之一的法裔天主教少数民族。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相当多的非英国移民，但澳大

利亚仍有90％的人、新西兰仍有98％的人是英国血统。因此，这两个自治领都不同寻常

地与母国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关系。新西兰人通常认为英国是他们的“家”，而新西兰只

是谋生之地。澳大利亚人则没有如此强烈的依恋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爱尔兰移

民占相当大的比例。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军队在加利波利和其他地方作

战时同新西兰人一样勇敢。相反，在加拿大，法商加拿大人却制造猛烈的骚乱，因为他

们认为，除了为保卫自己的土地外，他们没有义务为其他任何目标而作战。

或许值得注意的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同加拿大人一

样都对美国文化的渗透表示担忧。美国的影响已扩大到南太平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

于美国近几年的巨额投资，同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队驻扎那里的结果。一

位年轻的澳大利亚作家罗宾·博伊德已表达了他的许多同胞的担忧：“澳大利亚‘在文

化上’正沉入太平洋，一个我们也许可称之为‘澳斯特利加’的新国家正在兴起。……

澳斯特利加的主要工业是仿造美国苏打汽水饮料上的泡沫。它的宗教信仰是‘魔法’，

信徒们从心理角度说是难民；他们将天堂想象成拉斯韦加斯旅馆的赌场。”

结论　我们已看到，在文化领域如同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一样，欧洲文明的大规

模移植已经发生，不过其中有许多变更。这种文化传播和文化适应在语言方面表现得极

为明显。一个英国人在访问澳大利亚、美国或加拿大时，能容易地理解他所操的语言在

这些国家中发生的变化；不过，以下这些情况也是真实的：在澳大利亚，他可能给诸如

“aboes”（土著居民）、“sheilas”（姑娘）、“galahs”（唠叨多言的人）和

“dills”（笨人）之类的同弄得莫名其妙；而在加拿大和美国，他很快就会了解到他

所说的petrol（汽油）、silencer（消音器）、boot（行李箱）和demister（除雾器）

这些词已变成gas、muffler trunk和windshield wiper。他还会发现加拿大人不受英国

人和美国人影响、仍保持自己个性的一些例子。如果他要“chesterfield”，在英国他

将得到一件男式大衣，在美国他将得到一包香烟，而在加拿大他将得到一张垫得又厚又

软的沙发。

然而，这种种差别常常被过分夸大，而忽视了其潜在的、基本的相似点。其实，英

国人即使周游广为分散的使用英语的世界，也极少会遇到使他费解的词。法国人在魁北

克、葡萄牙人在巴西、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海外发现的大

多数特殊的惯用法都可追溯到母国的地方方言。西班牙人能在本国找到他在国外所遇到

的大多数变化，而这种情况对英国人或法国人来说也一样。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文化上的欧化既普遍又持久。欧

洲人只须访问纽约、墨西哥城、蒙特利尔或墨尔本，然后访问开罗、德里、东京或北京，

就会了解其文化在海外传播的真实情况及其所达到的程度。

 

第十九章　这一时期对世界历史的意义

 

首先，我想向你们再次强调由于东方诸民族新近被唤起的雄心和愿望而展现出来的

充满困难和可能的危险的巨大前景。这一冲突的最终结果将会怎样……这是无法预言的。

然而，这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接触西方思想和西方观念已对东方各民族产生了富有

生气的影响。那些与西方接触最密切的民族已极其明显地表现出西方的影响。

 

罗纳德谢勋爵，1909年

 

1763年至1914年这一时期是欧洲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全球主人的时期，在世界历史上

居有突出地位。欧洲的霸权不仅在政治领域——以大殖民地帝国的形式——表现得很明

显，而且在经济和文化领域也表现得很明显。但是，1914年前的十年中，还发生过对欧

洲优势的严重挑战，其中最重大的一次挑战是日本打败俄国。当时土耳其和波斯的革命

以及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的地下骚动也值得注意。我们将首先考察欧洲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优势，然后考察对这种优势的早期挑战。

 

一、欧洲的政治优势

 

1500年至1763年间，欧洲由于控制了各大海洋和西伯利亚及南北美洲人烟比较稀少

的地区，已从默默无闻的地位中崛起。但对亚洲和非洲来说，欧洲的影响在倡世纪末时

仍然很小。在非洲，仅在沿海地区有一些奴隶贸易站，在大陆南端有一个小小的布尔人

居留地。同样，在印度，欧洲人也被限制在沿海少数几个贸易站，实际上还没有开始影

响辽阔的内地。在东亚，尽管西方人要求进一步的交往，但还是被严格限制在广东和九

州。如果18世纪后期欧洲同非洲的关系以及同亚洲的关系由于某种奇迹而突然中断的话，

那么，三个世纪的相互影响就会没有什么成绩可言。几乎只有几座破坏了的贸易站和教

堂才会让人想起那些曾越海而来的入侵者。日常生活就会象过去几千年那样以传统的方

式继续下去。

到1914年时，这种形势已起了根本的变化。欧洲的影响已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大大增

强；世界大片大片的地区——美国、拉丁美洲、西伯利亚和英国自治领——都已欧化。

欧洲人向所有这些地区迁移，不同程度地取代了土著民族。的确，到1914年时，美国和

拉丁美洲已赢得政治上的独立，英国自治领也已实现自治。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

这些地区已成为被欧化的地因它们在种族结构、经济关系和文化制度等方面与欧洲有着

密切的关系。

大片大片的地区，包括除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外的整个非洲大陆和亚洲大部分

地区在内，全都变成了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在面积达16819000平方哩的亚洲地区，至少

有9443000平方哩的土地处在欧洲统治之下。其中6496000平方哩的土地由俄国统治，

1998000平方哩的土地归英国统治，587000平方哩的土地被荷兰统治，24800O平方哩的

土地由法国统治，11400O平方哩的土地归美国统治，193000平方哩的小块领土被德国统

治。与这些辽阔的殖民地领土形成鲜明对照，日本，这个1914年亚洲唯一真正独立的国

家，仅有161O00平方哩的土地。

除这些殖民地和欧化了的地区外，世界的其余部分则由那些名义上独立，实际上半

殖民地化的国家组成。这些国家除了包括象伊朗、阿富汗和尼泊尔之类的较小国家外，

还包括中国和奥斯曼帝国这样的大国。所有这些国家都由欧洲的经济和军事势力控制；

它们之所以能保持名义上的政治独立，仅仅是因为欧洲列强对其瓜分事宜不能达成一致

意见。

这样，到1914年时，欧洲已称霸全球。这是一个漫长过程的非凡顶峰，这一漫长过

程从500年前葡萄牙船长开始沿非洲海岸摸索前进时就开始了。现在，随着权力的史无

前例的集中，欧亚大陆的一个半岛已成了世界的中心。

 

二、欧洲的经济优势

 

1914年时的欧洲霸权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点能从欧

洲所实行的经济控制中觉察出来。欧洲已变成世界的银行家，为建造横穿大陆的铁路、

开凿沟通海洋的运河、开发矿山、建立种植园提供所需的资金。到1914年时，英国在海

外的投资已达40亿英镑，占其全部国民财富的四分之一；法国的投资达450亿法郎，相

当于其国民财富的六分之一；德国的投资达220至250亿马克，为其全部财富的十五分之

一。

欧洲不仅成了世界的银行家，而且已成为世界的工业工场。1870年，欧洲的工业产

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64．7%，而唯一的对手美国仅占23.3%。到1913年时，虽然美国

已向前发展，达到了35.8%，但这一年欧洲工厂的产量仍占世界总产量的47.7％。

欧洲资本和技术大量输出的结果是全球经济空前统一：到1914年时，除了在全球陆

地上架设了巨大的电报和电话线路网外，还在诸大海的海底铺设了516000多公里的电缆。

到1914年时，已有总吨位为5000万吨的3万多艘船只装载货物往返于世界各地。几条运

河的开凿便利了世界贸易，其中最重要的是苏伊士运河（1869年）和巴拿马运河（1914

年）；前者将西欧到印度的航程缩短了4000哩，后者将纽约到旧金山的距离减少了近

80O0哩。几条横穿大陆的铁路的建成打开了诸大陆经济开发的大门，美国和加拿大分别

于1869年和1885年敷设了第一条铁路；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于19O5年建成；柏林到巴格

达和好望角到开罗的铁路也于1914年基本铺设完工。

诸大陆这一经济上的一体化导致了全球生产率的惊人增长。1860年至1913年间，世

界工业总产量至少增加了6倍，1851年至1913年间，世界贸易额增加了12倍。正如所预

料的那样，欧洲在这一经济腾飞中得益最多。虽然得不到有关全球状况的统计数字，但

据一位经济学家估计，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区的生活水平是欧洲宗主国生活水平的十分

之一至五分之一。更准确地说，我们知道，英国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其生活费

用下降了三分之一，而在这同一时期内，工资却略略增长了5%，从而使生活水平提高了

35％以上。西欧其他国家在这些年间也取得了类似的进步。

 

三、欧洲的文化优势

 

传统的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变，急速地影响了殖民地地区农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货币在较早的时期里就已得到使用，但只是以一种辅助的方式被使用；那时，农户进行

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的需要。可能已有人在当地市场上出售少数农产品，但并不

是为了赚钱。相反，其目的只是弄点钱纳税，或者买一些必需品如盐、小件铁器等。由

于人们常常通过简单的物物交换来进行交易和履行纳税义务，所以，根本没有货币转手。

但是，随着欧洲人及其铁路和机制商品的出现，以及他们对粮食和工业原料贪得无厌的

要求，一种新的市场经济被引进。不久，农民们发现自己正在为国际市场，而不是为自

己和邻居而生产这本身又意味着他们不仅日益受这时已在这种新经济中富裕起来的商人

和放债人的支配，而且日益受变化莫测的经济波动的支配。封闭的、静止的自然经济向

充满活力的货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转变，对生产能力来说是有益的，但它最初的影响无

疑是具有破坏性的、令人不快的。19世纪中叶克罗地亚一位农民的以下这番具有讽刺意

味的感想，在海外的千百万农民中很可能一再引起共鸣：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奇迹的时代，

贤哲告诉我大车行驶不需马拉，

富丽堂皇的船只无帆无风也能航行得象箭一样快，

神奇的医生能截肢而病人却不叫唤也不痛，

新闻通过环绕地球的电线能在一瞬间传遍世界，

镰刀自动收割，纺车自行转动，铁犁自动开沟，

而我们仍象过去一样渴望得到面包。

欧洲的入侵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不过，这时

智力上起变化的主要是殖民地世界的少数上层阶级，而不是农民群众；正是上流社会的

极少数人，懂得西方语言，阅读西方报纸和书籍，熟悉欧洲的历史和现行政治。对接触

这种外来文化的最初反应常常是热情地、不加鉴别地赞美西方的一切，但随之而来的反

应通常是敌视西方，并企图至少保持和扶植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成分。印度一位知名人士

写于1925年的以下这段回忆，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对西方文化充满矛盾心理的反应：

我们的前人是英国教育最初的结果，是极端的亲英派。他们根本看不到西方文明或

西方文化的缺点，而是给它的新颖和奇妙所迷住。个人公民权的授与、私人裁判权对传

统权力的取代、关税的提高，所有这些在一个东方民族所意想不利的情况下突然而有力

地到来；这个东方民族不知道远古习俗和古老传统的训令，同样也不知道要履行的义

务。……英国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喝白兰地酒也是一种美德；凡不是英国的都值得

怀疑。……到时候反作用力就会突然出现，由于崇拜西方的一切，我们现在正处于混乱

之中；这种混乱可能将我们召回到我们古老的文明、久享盛名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中去，

这种文明、生活方式和风俗是不为已经流逝的时代的影响和现代生活的力量所约束的。

 

四、白人的责任

 

由于19世纪末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居于优势地位，欧洲人自然会这样认为：他

们的卓越地位起因于其文明的优越性，而这又反映出他们作为一个种族的优越性。他们

深信，上帝创造了不同的人。它将白人造得更聪明，所以白人能指挥劳动，能指导宽背、

低能的劣等种族的发展。因而有了“白人的责任”这一概念——用理想主义的忠于职守

的罩在来遮盖当时的帝国主义的一种说教。19世纪末（1899年），拉迪亚德·吉卜林在

其著名的短诗中恰如其分地写道：

承担起白人的责任——

将你们培育的最好的东西传播开来——

让你们的子孙离家远去

去满足你们的俘虏的需要。……

欧洲主子在所有大陆上都接受了“弱小种族”的效忠，认为这种效忠是事物神性的

一部分——是“适者生存”的必然结果。在印度，他们被恭敬地称为“大人”

（sahib），在中东被称为“先生”（effe ndj），在非洲被称为“老爷”（bwana），

在拉丁美洲则被称为“恩主”（Patron）。在这些情况下，欧洲人开始用近视的眼光、

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自我中心的观点去观察世界，也就不足为奇了。阿诺德·汤因

比描述了他的同胞在19世纪末时的世界观：“据他们看，历史对他们来说已经结束。在

外交事务方面，历史已于1815年随着滑铁卢战役的结束而告终；在国内事务方面，历史

已于1832年随着《改革法案》的产生而完结；在帝国事务方面，历史已于1859年随着印

度兵变的被镇压而终止。他们有一切理由为历史的这种结束所赐予他们的永久幸福而庆

贺。……英国中产阶级19世纪末的这种幻觉似乎纯属神经错乱，然而，西方其它国家的

中产阶级也同样具有这种幻觉。”

这种幻觉的确并不只限于不列颠群岛。在大西洋彼岸，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04

年致国会的一份咨文中告诫拉丁美洲说：“……长期错误的行为，即一种导致文明社会

的关系全面松懈的软弱无能，在美洲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最终可能需要由某一文明国家

来予以干涉。”同样，1904年，美国一位传教士、著名出版家的父亲亨利·W·卢斯也

从中国报道说：那里的条件对他们的活动很有利，“我们可以一起为上帝、为中国、为

耶鲁大学工作。”最令人吃惊的还是塞西尔·罗德斯的极度自信和好战心理；他走在时

代的前面，梦想征服其他星球。他说：“这个世界几乎已分配完毕，它所剩下的地区也

正在被瓜分，被征服，被拓居。想一想你夜晚在空中所看到的那些星球吧，那些我们永

远无法到达的巨大的世界吧！我常常这样想，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吞并这些星球。看到

它们这样清楚而又那么遥远，真使我感到悲伤。”

 

五、对欧洲优势的最初挑战

 

欧洲的全球霸权在1914年时似乎是牢固的、永恒的，但只要人们较清醒地回顾一下，

便可轻易发觉，殖民地世界中潜伏着的复仇者正在慢慢觉醒，正在对西方统治权发起最

早的攻击。

在整个历史上，每逢较弱的社会受到较强的、好战的社会威胁时，就会产生两种相

反的反应：一种是割断同入侵势力的一切联系，撤回到与世隔绝的境地中，在传统的信

念和习惯中寻求安慰；另一种却是力图采纳外国社会的许多特别吸引人的东西，这些东

西是人们以平等的地位对付外国社会、从而有效地抵抗外国社会所必需的。第一种反应

表现为退却和逃避；第二种反应则体现为调整和适应。前者的口号是“返回美好的从

前”；后者的口号是“向西方学习，以与西方作战”。

19世纪期间，对西方入侵的这两种反应的例子很多，逃避现实这种反应的典型例子

是1857-1858年的印度兵变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我们知道，印度兵变是心怀不满的

印度兵在王公和地主的煽动下发动起来的；这些王公和地主因其利益已受到英国人的损

害，希望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中去。同样，义和团运动是秘密排外社团在朝廷官员和地

方长官的暗中怂恿下发动的一次起义；这些朝廷官员和地方长官对传统儒家学说的造诣

很深，十分保守（详见第十五章第三节和第十六章第五节）。印度兵变和义和团运动都

是悲惨的流血事件，但两者都未能给欧洲霸权以有力的挑战，因为它们实质上都是消极

的造反，只图用武力赶走令人憎恶的欧洲人，以恢复以往的美好岁月。这显然是空想，

是注定要失败的；这种方法既不能赶走西方列强，也不能阻止它们的入侵。西方的军事

力量和西方经济事业的活力是不可抗拒的。但是，当诸土著民族开始采纳西方的思想和

技术，以便运用这些东西来反对西方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日本人是亚洲第一个成功地实行这种通过适应来进行抵抗的政策的民族。如前所述，

由于种种情况的偶然结合，日本人能够接受西方的经济技术和军事技术，并进而能够使

自己摆脱西方象强加给中国人一样强加给他们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人还进一步仿

效他们的欧洲良师，着手实行一项海外扩张计划：1894-1895年他们打败了衰弱的中国

帝国，1904—1905年又战胜了强大的俄罗斯帝国（详见第十六章第七节和第八节）。

亚洲一个小王国对欧洲一个强大国家的这一胜利是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

一事件给整个殖民地世界以巨大希望和极大刺激。与日俄战争的结果同样很有影响的是

俄国大革命，这场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日俄战争激起的（见第十三章第四节）。沙皇

独裁政府即将垮台的消息同来自满洲战场的报道一样，使各地被压迫民族激动不已。一

位当时正在波斯的英国人感觉到了各殖民地国家中一股已被唤起的感情和希望的潜流。

他在1906年8月的一封信中说道：

我以为东方必将发生一场变革。日本的胜利似乎已对整个东方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

响，即使在这里，在波斯也不是没有影响。……此外，俄国革命也在这里产生了极为惊

人的影响。俄国的事件已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一种新的精神似乎已开始支配人民。他

们厌恶统治者，并以俄国为例，开始认为有可能得到另一种较好的政体。……看来东方

正从睡梦中觉醒。在中国，爆发了一场著名的排外运动，这是一种“中国人的中国”的

思想趋势。在波斯，由于邻近俄国，这种觉醒看来象是采取了民主改革运动的形式。在

埃及和北非，觉醒突出地表现为狂热行为的明显增加以及泛伊斯兰教运动的扩大。这些

动乱症状的同时出现太惊人了，不能完全归因于巧合。谁知道呢？或许东方确实正从其

长久的睡眠中觉醒，我们即将亲眼看到千百万有忍耐力的人正起来反对无所不为的西方

的剥削。

这一分析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在以后几年中，亚洲各地，从西部的奥斯曼帝国到

东部的中国帝国，爆发了一系列革命这些革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日俄战争和俄国革命的

鼓舞，尽管当地的环境和历史传统自然是更为基本、更为决定性的因素。这些革命的结

果既是向欧洲列强的挑战，又是向通常可用来掩饰外国控制的腐朽的地方王朝的挑战。

1905年12月在波斯爆发的革命，就是当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起义的极好例子。

我们知道，这次革命主要是一场反对西方的经济控制、反对本国卡扎尔王朝无能的、不

负责任的领导的运动。我们还知道，波斯革命实质上是由俄国促成的，因为1905年的俄

国革命不仅提供了富有感染力的榜样，而且暂时阻止了沙皇对波斯改革者的镇压。

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也值得注意；它结束了阿卜杜尔·哈米德在君士坦丁堡

的独裁统治。这次革命明显受到了俄国和波斯早些时候的大动乱的影响。在君士坦丁堡

的一位英国外交官当时向他的政府报告说：

俄国是土耳其人的传统敌人。日本对俄国的胜利使土耳其人身上的每根神经纤维都

感到刺痛。土耳其人的民族自尊心——一个有着光辉历史的民族的自尊心，遭到了伤害，

因为他们看到；“应受蔑视的”波斯人正在试图得到一种新的民族生活，而土耳其适时

却由于苏丹的专制统治，正在比以往更多地受到西方列强对[奥斯曼帝国]欧洲诸省的卑

劣的、日益增强的监护的威胁。

甚至奥斯曼帝国的非洲诸省也受到了俄国革命和波斯革命的影响。例如，开罗的一

家报纸时常介绍俄国和波斯的发展情况，并极力主张读者要么去实现“俄国革命的崇高

理想”。要么在波斯所取得的成就面前“无地自容”。

由于大批穆斯林鞑靼难民为躲开沙皇专制政权的俄罗斯化措施而象流水般地涌入奥

斯曼帝国，俄国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得到增强。许多人在1905年俄国革命之前就已来到

这里，更多的人则是由于革命失败之后的反动统治而流亡到这里。难民们随身带来了革

命的文学作品、报纸和小册子，这些东西在土耳其广泛流传。

我们知道，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于1908年7月展开起义的旗帜，他们这样做的原因

与先前促使波斯改革者行动起来的那些原因非常相似。他们希望废除年迈的专制君主阿

卜杜勒·哈米德的权力，因为哈米德对变革的坚决反对正危害着帝国的生存。同样重要

的是，人们担心英国和俄国将象瓜分波斯一样把奥斯曼帝国划分为它们的势力范围。

与波斯的革命者大不相同，土耳其的革命者是成功的，这主要是因为欧洲列强在君

士坦丁堡不能象在德黑兰那样自由地、专横地行动。在波斯，一旦英国和俄国联合行动，

革命事业就注定要失败。但是，其他许多列强也对奥斯曼帝国感兴趣，并且能够坚持自

己的权利。因此，青年土耳其党人能推翻苏丹，成为帝国的主人。然而，由于诸从属民

族的势不两立的民族主义，由于同意大利、巴尔干半岛诸国及协约国的一系列战争，他

们为使帝国西方化、为使帝国复兴而作的种种努力却遭到了挫败。有效的西方化必须等

到土耳其共和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崛起之时再实现。

在亚洲另一端的中国也经历了反对西方干涉和本国软弱领导者的革命。既然是这样，

俄国败在日本手下的惨状就特别令人兴奋，因为这场战争主要是在中国国土上进行的，

此外，中国有大批学生在日本留学：1905年有8000人，19O7年达17860人。因而毫不奇

怪，孙中山后来这样宣称：“我们认为日本对俄国的胜利是东方对西方的胜利。我们认

为日本的胜利就是我们自己的胜利。”继这场战争之后的俄国革命也在中国产生了极大

的反响。中国一位改革者曾在他写的一篇文章中把俄国的事件看作是满清王朝可能要发

生的一些事件的前兆。他指出，沙皇俄国——“世界上唯一的专制国家”——已无法避

免革命。他断言，既然罗曼诺夫王朝所处的地位比清朝所处的地位更牢固，所以后者只

有立即进行改革才能解救自己。

满族人没有注意到这一警告，结果正如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一场推翻王朝、建立

共和国的革命（见第十六章第五节）。没有人能预见到在1911年的起义之后会出现几十

年的混乱和苦难。但这里所要指明的一点是，中国革命的目标同早些时候波斯革命和土

耳其革命的目标一样，是要采纳西方的技术和制度，以便抵抗西方。

印度则较少地受到这些年动乱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它远离动乱的中心，而且也因

为英国的直接统治带来了抑制动乱的影响。然而，即使是温和派领袖达达巴依·瑙罗吉，

也于1906年向印度国民大会党提出了下列尖锐的问题：

正当日本已经觉醒、东亚的中国和西亚的波斯正在觉醒、俄国正在为摆脱专制统治

而斗争的时候，英帝国的印度自由公民——最早创造了世界文明的人民——还能继续处

在专制政治的枷锁之下吗？

我们可以下结论说，尽管1914年时欧洲的全球霸权似乎是不可抗拒的、永久的，但

实际上，它却正在许多地方和许多方面受到挑战。这种挑战有时是直接的，如在印度和

中亚，一些最早的民族主义者正开始要求摆脱英、俄统治而独立。这种挑战有时又是间

接的，矛头是对准衰弱的奥斯曼王朝、卡扎尔王朝和满清王朝，因为它们未能击退西方

的入侵。在1914年以前的这一时期中，欧洲列强能够镇压反抗，其手段或者是直接诉诸

武力，或者是支持伊朗国王反对伊朗议会、支持保守的袁世凯反对激进的孙中山。然而，

这一早期的反抗的确是一个开端——是民族主义运动的起源；这些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将以破竹之势前进。

历史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马克思的预期与世界历史的发展

卡尔·马克思认为，各工业化国家将先于其各自的殖民地爆发革命。他指出，西方

资本家正不断将其剩余资金投向殖民地，而在那里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与他那个时代

的所有社会生义者一样，马克思认为这些投资将持续下去，并且这些殖民地将成为象其

西欧母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马克思在其名著《资本论》（1867年）中写道：

“工业化发达国家结果却向那些不发达国家展示了其未来的景象。”

马克思也曾预期，随着各殖民地走向工业化和繁荣昌盛，原先西方的制造业中心将

会因此衰落，并造成工人失业。这反过来最终会迫使受苦的西方工人阶级起来反抗并建

立社会主义社会。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革命将首先在西方爆发。实际上，在一封致

他的挚友恩格斯（1858年10月8日）的信中，马克思就曾担心一旦欧洲实现社会主义，

由于强盛的殖民地仍然维持着资本主义，因而会攻击并“扼杀”新生的西方社会主义社

会。

今天，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看到实际发生的情况与马克思所担心的完全相反。

革命的爆发不是在西方，而是在原先西方的殖民地，即现在的第三世界。这样，历史把

马克思的结论整个颠倒了过来。世界历史的这种发展原因是什么呢？

一个原因就是，西方的工人阶级赢得了投票选举权和组织工会权，他们运用这些权

力来增加其工资，并组建福利国家，从而在遇到事故、生病或失业时可以得到救助。因

此，西方的工人阶级相对来说比较满足，他们变成了改良者，而不再是革命者。第二个

原因是，各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并没有实现工业化。西方的制造商并不希望出现来自海外

的竞争，因而他们积极阻挠殖民地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结果，殖民地依然一直是西方

工厂原材料的生产者和制成品的进口者。这种格局造成的困境是，1880年以后原材料的

国际价格不断下跌。而制成品的国际价格则稳步上升。从1880年到1938年，第三世界国

家以一定数量原材料所能获取的制成品数量下降了40%。

这种经济学家称之为“贸易关系”的入超趋势是造成今天第三世界国家严重经济困

难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有另外一些因素也造成了这些困难（见第二十九章第七节）最终

结果就是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即发达的第一世界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之间的差距不

断扩大。这两个世界之间人均收入的比率以如下速率增长：1800年为3：1，1914年为7：

1，到1975年达到12：1。

这些数据解释了世界历史的发展之所以呈现出与马克思所预期的截然相反的情况的

原因。在马克思之前的时代，所有重大的革命都发生在西方——英国革命、美国、革命

和法国革命。但在20世纪，所有重大的革命至今都发生在第三世界：1917年——俄国，

1949年——中国，1959年——古巴。1975年——印度支那，1976年——葡属非洲，1979

年——伊朗和尼加拉瓜，1980年——津巴布韦。

世界历史的发展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第三世界扼杀欧洲的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

第三世界向欧洲输出革命。例如：一些葡萄牙军事指挥官被派往葡属非洲地区去镇压那

里的叛乱集团，结果他们最终被与之交战的非洲游击队的革命思想争取了过去。这些欧

洲军官们把他们的政治观点输入到其祖国，这样，非洲殖民战争这些岁月最终导致了军

人运动推翻葡萄牙的独裁统治。如果马克思听到海军上将安东尼奥·罗萨·孔延奥

（Antonio Rosa Continho）向。群葡萄牙商业人士的演讲，他定会感到惊奇，他说：

“军人运动本身可以看成是象在非洲那样的解放运动，它不仅仅是要求正式的独立，而

是要解放全体人民。”

未来世界历史的进程将取决于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是继续扩大还是逐渐

缩小。而至今这种差距一直在扩大，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第三世界仍将成为世界革

命的中心。1966年，时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在一次

演讲中提出了这个观点。他指出，1958年世界上各个地区爆发了58次起义；其中只有一

次是发生在人均收入超过750美元的国家。麦克纳马拉这样总结道：“无疑，暴力和经

济落后之间存在着无可辩驳的联系。而这种暴力的趋势正在上升而不是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