세계역사 9

 

세계역사 9

 

全球通史

 

斯塔夫理阿诺斯 著

吴象婴 梁赤民 译

 

1500年前的世界

 

第一编　文明之前的人类

第01章 引言：世界史的性质

第02章 人类——食物采集者

第03章 人类——食物生产者

 

第二编　欧亚大陆的古代文明（公元前3500－1000年）

第04章 古代文明的起源

第05章 古代文明诸类型

第06章 古代文明的结束

 

第三编　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前1000年-公元500年）

第07章 最初的欧亚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

第08章 希腊和罗马的文明

第09章 印度文明

第10章 中国文明

第11章 古典文明的终结

 

第四编　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500-1500年

第12章 欧亚大陆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1500年

第13章 伊斯兰教的兴起

第14章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

第15章 传统的拜占廷文明

第16章 传统的儒家文明

第17章 革命的西方文明

 

第五编　1500年以前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第18章 非洲

第19章 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

第20章 欧洲扩张前夕的世界

后记

 

1500年后的世界

中文版前言 序言

 

第一编　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

第01章 导言：从地区史到全球史

第02章 西欧扩张的根源

第03章 西欧扩张时的穆斯林世界

第04章 西方扩张时的儒家世界

第05章 西方扩张时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第二编　新兴西方的世界，1500-1763年

第06章 西欧的扩张：伊比利亚阶段，1500－1600年-1763年

第07章 西欧的扩张：荷兰、法国、英国阶段，1600-1763年

第08章 俄国在亚洲的扩张

第09章 这一时期对世界历史的意义

 

第三编　西方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1763-1914年

第10章 科学革命-1914年

第11章 工业革命

第12章 政治革命

第13章 俄国

第14章 中东

第15章 印度

第16章 中国和日本

第17章 非洲

第18章 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

第19章 这一时期对世界历史的意义

 

第四编　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

第20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的影响

第21章 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义起义

第22章 1929年以前欧洲的革命与和解

第23章 五年计划和大萧条

第24章 走向战争，1929-1939年

第25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的影响

第26章 从大同盟到冷战

第27章 诸帝国的终止

第28章 两极分化的结束

第29章 西方的衰落与成功

 

我们的黄金时代吗？

后记

 

第四编　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

 

1914年以来的几十年中，西方一面在衰落一面又在获得成功。实际上，这两种表面

对立的趋势正在互相加强。由于全球前所未有的一体化，西方的技术、观念和制度一直

在以加速度扩散，从而使其影响的强烈程度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正是这一新的

成功，逐渐削弱了1914年以前似乎不可侵犯的世界霸权。诸殖民地民族通过有选择地采

纳西方文明来对西方进行更有效的抵抗。

1925年，土耳其领导人凯米尔·阿塔图克热烈地赞扬了西方，他直截了当地认为西

方等于“文明”：

对文明洪流的抵抗是徒然的；文明对那些忽视或违抗它的人极为冷酷无情。文明能

穿通山脉，翱翔天空，能看见、照亮和研究从看不见的原子到星球的所有东西。力图以

中世纪精神、靠原始迷信发挥作用的国家，在它那巨大的威力和崇高的尊严面前注定耍

毁灭，至少也要被奴役，受耻辱。

这段话的意义在于：正是凯米尔这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最清楚地看到了这一新“文

明”的力量和活力，也最成功地解决了文明问题。正由于这个原因，他的土耳其共和国

能成为中东最西方化的国家，又能最不受西方的支配。“衰落”和“成功”实际上是一

枚硬币上的两个面。

 

第二十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的影响

 

用亚洲人的观点来看，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国际社会内的一场内

战。

 

K．M.潘尼卡

 

1914年秋，正当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之际，英国外交

大臣格雷伯爵评论道：“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他的评论的确很有道理，而且其正

确的程度比他当时所能预见的还大得多。第一次世界大战注定要使格雷伯爵所熟悉的整

个欧洲变成废墟。它毁灭了数世纪之久的哈布斯堡、霍亨索伦、罗曼诺夫和奥斯曼等王

朝。代之而起的是格雷伯爵这样的贵族政治论者所朦朦胧胧意识到的新的领袖、新的制

度和新的意识形态。1918年的欧洲不同于1914年的欧洲，就象1815年的欧洲不同于1789

年的欧洲一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标志着曾在19世纪十分完全、十分反常地支配全球的欧洲的结束。

到大战末时，欧洲的控制已明显削弱，而且正在各地受到挑战。这些挑战在世界大多数

地区被设法成功地阻止了。但这种缓解只持续了20年，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始于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一削弱过程，使欧洲各地的帝国处于大混乱之中。

不但从欧洲历史的角度看，而且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作为一个

历史转折点而惹人注目。本章目的是分析这一重大事件的根源、过程和全球性的影响。

 

一、战争的根源

 

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赛和约》包括一项条款，明确指出这场战争是“由德

国及其同盟国的侵略”引起的。这一“战争罪行”的条款不仅仅具有学术价值，因为它

还被协约国用来证明它们向战败的同盟国提出支付赔款的要求是有道理的。结果，它激

起了一场热烈、持久的争论；这场争论不仅导致了数以千计的文章和著作的发表，还导

致了一批批文件的出版，总计达6万多份。到20世纪30年代中叶时，这场论战才平息下

来，出现了较少地关心“战争罪行”、更多地注意引起战争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性力量的

较有学术价值的研究。如今，大多数历史学家已能分清曾在数十年里一直起作用的背景

原因和在1914年6月28日弗兰兹·斐迪南大公被刺后的紧张的数星期中开始起作用的直

接原因。最重要的背景因素有四个：经济上的竞争、殖民地的争夺、相冲突的联盟体系

和势不两立的民族主义愿望。

经济上的竞争　欧洲大多数强国都卷入了关税战和对外国市场的竞争。例如：

1888-1889年意大利和法国之间、1879－1894年俄国和德国之间、1906—1910年奥地利

和塞尔维亚之间，均爆发了关税战。由于19世纪后期德国工业化的速度异常迅速，英国

和德国之间开始了最为激烈的经济竞争。1870年，英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

31．8%，而德国仅占13．2%。到1914年时，主要由于美国的产量从占世界总产量的23.3％

猛增到35.8％，英国工业产量所占的比例已下降到14%。不过，德国的产量却得到了充

分的增长，以致它的比例略有上升，为14.3%，大于英国所占的比例。

德国工业总产量的激增意味着在海外市场它同英国的竞争十分激烈。英国虽然能在

其殖民地保持经济上的优势，但在拉丁美洲、中东和远东却彻底输给了好斗的德国商人。

要确切说明这一经济竞争的政治影响是不可能的，不过，它显然使两国关系变得紧张起

来。它还通过刺激海军军备竞赛而进一步促成了国际紧张局势。这两个国家都竭力叫嚣，

必须建立起海军力量，以保护商船航线和商船运输。

殖民地的争夺　由于欧洲列强竭力寻求新的殖民地，以确保剩余资本和剩余产品有

海外市场，经济上的竞争还激起了对殖民地的争夺。由于德国人直到1871年国家统一之

后才参与殖民地争夺，所以，他们特别积极，要求建立一个与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相

称的帝国。泛日耳曼同盟把目标对准了葡萄牙、荷兰和比利时这样一些小国的富裕的殖

民地，并坚决认为德国还必须拥有“显要的地位”。但是，德国人发现，他们在世界上

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受到了英国辽阔的殖民地的阻挡；他们痛骂英国人是“占着毛坑不拉

屎的”的自私鬼。

 

然而，殖民地竞争决不只限于英国和德国。19世纪后期，几乎所有的强国都卷入了

这场对绝对统治权的争夺，因此，它们在一个又一个地区再三发生冲突：英国和德国在

东非和西南非、英国和法国在追罗和尼罗河流域、英国和俄国在波斯和阿富汗、德国和

法国在摩洛哥和西非，相继发生了冲突。

联盟体系　这些殖民地竞争转而又促成了互相冲突的联盟体系的形成；这些联盟体

系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战争的到来。1914年8月，当战争爆发时，一位德国官员绝望地

评论道：“这一切都来自这种该死的联盟体系，它们是现代的祸根。”

这一判断决不是没有根据的。联盟体系始于1879年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与奥

匈帝国缔结两国同盟条约之时。这是一个防御性的盟约，旨在保护德国免受法国人的攻

击。保护奥匈帝国免受俄国人的攻击，因为法国人想收复1871年失去的阿尔萨斯-洛林

地区，而俄国人则在巴尔干半岛同奥匈帝国接连不断地发生冲突。1882年，两国同盟因

意大利的加入而变成了三国同盟。它的目的还是防御：保护意大利免受法国的攻击，因

为意、法两国在突尼斯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当时，三国同盟无论就其宗旨或盟约条款来

说，都决不是侵略性的。德国和奥匈帝国都是易满足的国家，它们主要感兴趣的是维护

欧洲大陆的现状。

但是，从另一方的立场来看，三国同盟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法国和俄国看来，它

是一个控制欧洲，使法、俄孤立并易受攻击的势不可挡的集团。此外，法国和俄国在好

几个地区的殖民地问题上都与英国有大的争论。俾斯麦在缔结两国同盟时就十分清楚法、

俄建立友好关系的危险，但是，他能施展狡猾的外交手腕阻止它的实现。然而，1890年，

俾斯麦辞去宰相职务之后，他的继承者们不能继续他那巧妙的外交花招。结果，1894年

法俄同盟缔约成立；它的两个目的是反对三国同盟和抵制英国对殖民地的争夺。法俄同

盟因1904年英法协约和1907年英俄协约的签订而成为三国协约。实质上，这两个协约是

事实上的殖民地协约。例如，英、法同意承认各自在尼罗河流域和摩洛哥的利益；英、

俄也商定将波斯划分为两大势力范围。

这样，所有强国这时都已加入两大敌对的联盟体系，给国际关系带来种种灾难性的

结果。每当发生重大争端时，两大集团的成员即使对争端持怀疑态度，也不得不支持各

自的直接参与争端的盟国。否则，它们担心自己的同盟会瓦解，使自己孤立而遭受危险。

因而，每次争端往往会扩大为重大的危机，而两大联盟的所有成员国不论愿意与否都将

卷入其中。例如，在1914年的危机中，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伯爵声称：“……

我们正在做一个大游戏；在这一游戏中有一些重大困难要克服，在这一游戏中我们可能

会失败。除非三国同盟的各盟国坚定地团结在一起。”这一态度解释了为什么1914年以

前的十年中危机日益频繁，为什么当集因成员国胆怯地、不由自主地相互支持时，这些

危机反而变得越来越难以解决。

民族主义愿望　最后一个背景原因是欧洲诸从属少数民族的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愿

望。这种愿望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是难以对付的，那里的法国人仍不服从德国的统治。

但在中欧和东欧，它却是一场恶梦，由于对民族自决的要求日益增长，那里多民族的帝

国正处于差不多被撕成碎片的危险之中。例如，在哈布斯堡帝国，居统治地位的奥地利

人和匈牙利人就受到了觉醒的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以及包括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罗

塞尼亚人、波兰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内的伟大的斯拉夫民众

的对抗。因而，不难理解，哈布斯堡官员作出了帝国要生存，就必须采取强硬措施的决

定。这决定对好战的塞尔维亚人尤其适服他们正吵吵闹闹地要束与多瑙河对岸独立的塞

尔维亚统一在一起。所以，在大公于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爱国者刺杀后，苛刻的条件便

送到了贝尔格莱德。不过，塞尔维亚的背后是俄国，而俄国的背后是法国和英国。同样，

奥匈帝国有德国支持，理论上还有意大利支持，因而，民族自决与相互冲突的联盟体系

的结合使欧洲陷入大决战之中。

 

二、萨拉热窝

 

1914年6月28日，弗兰兹·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在新近吞并的波斯尼亚省首府萨拉

热窝遇刺。刺客是波斯尼亚的一个塞尔维亚青年学生，名叫加弗里洛·普林西普。在事

后的审判中，普林西普大胆地陈述了他的信念和动机。“我毫不后悔，因为我坚信我消

灭了一个给我们带来灾难的人，做了一件好事。……我看到了我们的人民每况愈下。我

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知道乡村中所发生的一切…这一切都对我产生了影响，而且，我还

知道他‘大公’是德国人，是斯拉夫民族的敌人。……作为未来的君主，他会阻止我们

联合，实行某些显然违背我们利益的改革。”

普林西普行制决不是孤身一人。在他的背后是塞尔维亚秘密组织“不统一，毋宁

死”。即众所周知的“黑手社”。黑手社1911年成立于贝尔格莱德，其公开宣称的目的

是实现“民族理想：团结所有的塞尔维亚人。”它的社章规定：“该组织宁愿采取恐怖

行动也不愿进行理性宣传，因此必须对非组织成员绝对保密。”同这一秘密命令相一致，

该组织吸收新成员是在一个阴暗的房间里面对一张小桌子进徐房间里只点一根蜡烛，那

张小桌子上铺着一块黑布，上面放着一个十字架，一把匕首和一支左轮手枪。黑手社的

社章刻有一幅骷髅图、一把匕首、一颗炸弹和一瓶毒药，并题有“不统一，毋宁死”口

号。

这些放纵的言行反映出黑手社成员的狂热与忠心；黑手社成员在波斯尼亚尤为活跃。

塞尔维亚政府并不支持这一组织，它认为该组织的确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激进的、好战

的组织。但这并不妨碍黑手社组织成为一个进行有效的鼓动和恐怖活动的地下革命组织。

一位当时驻维也纳的塞尔维亚外交官证明：“在波斯尼亚，1913年是革命组织纷纷成立

的一年。……人人都在叫嚷：‘行动、行动，不要再空谈了。’青年人不想别的，只想

用炸弹、暗杀、炸药来毁掉一切、消灭一切。”

不幸的弗兰兹·斐迪南因同意正式访问波斯尼亚首府而授这些塞尔维亚革命者以可

乘之机。选定出访的6月28日这一天是圣维多夫丹节，科索沃战役的纪念日；1389年的

这一天，土耳其人征服了中世纪的塞尔维亚帝国。这是一个不能原谅的缺乏远见的决定，

因为在这一天塞尔维亚人的民族感情必然受到刺激，尤其是由于黑手社当时的鼓动。当

大公及其妻子在阳光灿烂的星期天早晨进行访问时，至少有六位刺客身带炸弹和左轮手

枪等候在指定的路线上。就象命中注定的一样，当队伍在街的拐角处停下来时，普林西

普正好站在那儿。他掏出左轮手枪，连开两枪，一枪射向弗兰兹·斐迪南，一枪射向波

斯尼亚总督波西奥莱克将军。可是第二枪射偏，击中了大公夫人。医生还未来得及抢救，

大公及其妻子就已死去。

这时，“该死的联盟体系”开始采取无情的、致命的行动。首先，德国保证，不论

奥匈帝国决定采取什么行动它都给予全力支持。来自柏林的这张有名的“空白支票”并

不表明德国人就需要战争。更确切地说，他们以为俄国未必敢支持塞尔维亚反对德国和

奥地利，以为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地摆出这种通常的姿态正是为了和平。若考虑到以下事

实，这种设想是可以理解的；这正是1908年奥地利从土耳其人手中并吞波斯尼亚时所发

生过的情景。塞尔维亚人长期注视着这个斯拉夫人的省份，强烈反对这一并吞，并得到

了俄国的支持。但是，当德国支持奥地利时，俄国人因断定自己还不能冒战争之险，决

定退却让步。

然而，这种结果在1914年不可能再发生。因为俄国这时的势力比1908年时更强大。

它已从1904—1905年的远东失败中恢复过来。这时，俄国还得到了法国的有力支持；而

这是它在1908年时所没有的，那时法国并不热心挑起波斯尼亚的争端。因此，德国人以

为萨拉热窝的危机只会局限于某一地区，这显然失算了，其实，大变动时期已经来临。

7月23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提出了条件苛刻的最后通牒，要求塞尔维亚对事件进

行解释和道歉，禁止反奥刊物，镇压反奥组织，与奥地利官员一起共同追究罪犯的责任，

并对策划该事件的同谋提出起诉。塞尔维亚7月25日的答复初看起来好象是要调解，但

实际上却受着种种条件限制。是推诿，无法令人满意。奥地利立刻断绝了同塞尔维亚的

外交关系，并于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

俄国为了报复，于7月30日命令全国总动员。第二天，德国向俄国发出了为期12个

小时的最后通碟，要求停止总动员。德国没有得到答复，便于8月1日向俄国宣战，并于

8月3日向俄国的同盟国法国宣战。就在同一天，德国入侵比利时，开始了实际的战争行

动。这一侵略为英国在8月生日对德宣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这样，欧洲各强国在

萨拉热窝谋杀事件才过去5个星期时就已开始互相进攻。

 

三、战争的欧洲阶段：1914-1917年

 

1914年：西线的消耗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从兴高采烈的群众和开拔的士兵高唱

《马赛曲》、《在故乡》或《蒂珀雷里》等歌曲开始的。交战双方的军列上都用粉笔写

着“圣诞节回家”的题词。所有的民族都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一场短暂而又胜利的战争。

但是，他们不久便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持久的、残酷的战争折磨之中，在这场战争中损

失的财富和伤亡的人数是前所未有的。这场战争同样摧毁了社会制度和政治结构。7月

30日，沙皇签署全国总动员令时，他向大臣们说：“想一想你们要我承担的责任吧！想

一想千千万万个被派去送死的人吧！”当时，他几乎没有认识到他正在签署数百万人而

不是数千人的死亡通知书，其中还包括他的家族和王朝的死亡通知书。

传统战略的失败可解释破坏欧洲文明的流血的僵持局面。为防止邻国侵略或邻国间

的联合，欧洲各国军队的参谋部好几年里一直在精心备战。德国人早在1905年时就有了

由其参谋总长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制定的一项计划。这项“施利芬计划”要求

先对法国发动迅速的、势不可挡的进攻，然后进攻东线上缓慢移动的俄国人。德军主力

应集中在西线北段，准备迅猛地席卷出利时和卢森堡，以便将法军歼灭在巴黎以东地区，

从而在30天内结束战争。

8月4日，这一计划开始实施；当时，虽然德国是比利时中立的保证国，其军队却越

过了比利时边境。其时，法国人也对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发动了进攻，决心在德国人攻

取巴黎之前到达柏林。但是，法国人因损失惨重而被迫停止前进，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

配备足够的机枪；机枪在这场战争中报快证明了它们的效力。与此同时，德国人正按计

划穿过比利时，进入法国北部。他们到达马恩河。到9月2日时已来到离巴黎只有25哩的

尚蒂伊。

这时，形势出乎意料地开始倒转。由于德军司令部未能使快速前进的诸部队的行动

协调一致，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之间形成了30哩长的间隔。法国飞机侦察到这一缺

口，霞飞将军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把军队从阿尔萨斯-洛林战区和这时仍保持中立

的意大利边境调了上来，猛攻德军的这一薄弱点。由于德国兵力比对方少四分之一，又

被长时间的行军弄得筋疲力尽，他们只得退到埃纳河这一天然防线的边上。而对方军队

这时却开始了一系列向侧翼和后翼的迂回运动；只是当战线从佛兰德海岸扩大到瑞士边

界时，这种行动才告结束。

在以后三年中，尽管双方动用了大量的武器，再三发动攻势，但在这条战线上任何

一方的移动都未超过10哩。造成这一流血的僵持局面的原因是：防御性武器从战争一开

始起就优于进攻性武器。传统的进攻方式是大批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冲锋。但是，

这在深壕沟、铁丝网、巧布的地雷和机枪掩体相结合的防御设施面前却完全无效。因而，

前四个月中西线的伤亡人数为：德国70万人，法国85万人，英国9万人。与各总参谋部

的计划相反，西线的战斗这时变成了阵地战和消耗战。

在俄国战线和巴尔干战线，情况并非如此；那里向于彼此相隔报远，又缺乏运输工

具，必需采取运动战。为了减轻西线上法国人的压力，俄国人一开始就以惊人的速度和

强有力的攻势攻入东普鲁土。这一战略很奏效，因为德国人从比利时调集了四个师去支

援东线。他们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就已通过彻底击溃进入东普鲁士的两支俄国军队而解

决了问题。德军指挥官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利用其十分良好的铁路网，集中兵力首先进攻

俄国的一支军队，然后进攻另一支军队。到9月中旬时，东普鲁士的入侵者已被清除．

与此同时，在巴尔干战线上，奥地利人正遭受着屈辱的挫折。在萨拉热窝差点让普

林西普的子弹送了命的波西奥莱克将军急于捣毁“毒蛇的洞穴”。8月12日，他率兵25

万人渡过德里纳河，进入塞尔维亚。但是，他遭到了35万塞尔维亚军队的抵抗；他们当

中90%的人是参加过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的老兵。在不到两个星期中，这些塞尔维

亚人就迫使奥地利人在损失三分之一兵力的情况下退回到德里纳河以西。9月，波西奥

莱克再次发动进攻，于12月2日占领了贝尔格莱德。但是，塞尔维亚人再次反攻，到这

个月底时，塞尔维亚指挥官得意洋洋地宣布：“在塞尔维亚的领土上不再剩一个自由的

敌军士兵。”

1915年：东线上俄国的退却　1915年的一些战役为德军新任总司令埃里希·冯·法

金汉推翻“施利芬计划”的决定所左右。鉴于西线上的僵持局面，法金汉把兵力集中到

了东线，力图击败俄国人。5月1日，德奥联军发动进攻，战绩卓著，将敌军防线打开了

一个30哩长的缺口。俄国士兵由于其领导者无能、武器装备不充足等不利条件而仓卒撤

退。至夏末，同盟国各部队已平均推进了200哩。俄国除军事上共伤亡250万人外，还丢

失了15%的领土，损失了10%的铁路，失去了30%的工业，、丧失了20%的平民人口。沙皇

专制政权遭到了使它再也无法复原的打击。

其时，西线的消耗战仍在继续。霞飞将军坚信，密集的炮火轰炸加上大部队的正面

攻击必将带来胜利。但是，接二连三的进攻并未使战线发生变化，结果只是人员伤亡惨

重。

与此同时，西方列强为了击败土耳其、开辟一条通往俄国的补给路线，正企图强行

渡过达达尼尔海峡。1914年11月2日，土耳其加入同盟国后，达达尼尔海峡便对协约国

自动关闭，使大量急需物资难以用船运到俄国。因此，1915年3月18日，一支由14艘英

国战舰和4艘法国战舰组成的分舰队炮声隆隆地驶进了达达尼尔海峡。但在第一天，就

有三艘战舰被击沉，两艘战舰遭重创。这一损失与其说是沿海炮火造成的，不如说是水

雷造成的。负责指挥的英国海军将军认为损失惨重，下令撤退。他这样做时丢掉了一次

最大的取胜机会。现在人们知道，当时土耳其人已用掉了大部分弹药，对坚持到第二天

已不抱希望。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德国主要官员报告说：“我们以为英国人明天清晨会回

来，如果他们回来，我们也许只能坚持几小时。”假如这支分舰队再折回的话，世界历

史的进程会何等不同——推测这一点是极其有趣的。君士坦丁堡将会被攻克，土耳其将

被迫退出战争，俄国就会得到所需的供给物，其军队的处境也会比当时好些，沙皇专制

政权很可能得救，或者，至少可避免布尔什维克革命。

事实上，协约国撤回了船舰，试图从陆路攻取达达尼尔海峡。4月25日，协约国在

加利波利海滩登陆后，面对毁灭性的机枪火力，只获得了几个浅滩立足点。土耳其人牢

牢守住了海滩上的高地，直到协约国最后面对事实、于1916年1月永久地撤退为止。

达达尼尔海峡的失败和俄国战线上的惨败一起，促使保加利亚于1915年IO月14日加

入同盟国。这一介入意味着勇敢的塞尔维亚人的灭亡。10月6日，德国、奥地利和保加

利亚军队以压倒优势的兵力从三面进攻塞尔维亚。到年底时，整个国家全被占领。在有

关这次战争的许多叙事诗中，有一首记叙道，隆冬时节，塞尔维亚军的残兵败将超过阿

尔巴尼亚山脉逃走了。由于寒冷、疾病和饥饿——更不用说敌对的阿尔巴尼亚人了——

幸存下来的人寥寥无几，他们在亚得里亚海岸被协约国的船只救了上去。

意大利决定加入协约国的事业，使协约国的力量得到加强，从而弥补了巴尔干半岛

上的这些失败。尽管意大利人表面上曾是同盟国的盟友，但战争一开始他们就决定保持

中立。绝大多数意大利人都赞成这一方针，尤其是因为奥地利占据了亚得里亚海对岸

“未收复的”领土。协约国这时慷慨地提出将这些领土以及战胜土耳其后的另外一些领

土分给意大利。这一诱饵征明是很有效的，4月29日，意大利签署了《伦敦条约》，同

意在一个月内加入战争，作为对协议国在领土方面所许下的诺言的回报。实际上，意大

利的介入并没有影响战争的进程，只是迫使奥地利人从东线调走了几个师。

1916年：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　到1916年时，同盟国在军事上的好运已达到顶

点。它们的军队侵占了比利时、法国北部、波兰和西伯利亚。协约国对达达尼尔海峡的

远征已经失败。意大利对奥地利的多次进攻也无多大结果。但是，尽管同盟国取得了这

些胜利，可它们仍没有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虽然它们控制了从汉堡到波斯湾的这块欧

洲大陆，但它们仍不能把一个和平解决方案强加于协约国。

1915年圣诞节，法金汉将军向皇帝陛下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他分析

了这一困境，并指出了一条出路。在综述各条战线的形势之后，他指出，由于俄国即将

完蛋，法国这时是最易受攻击的协约国国家。虽然英国在英伦海峡的那边仍很安全，但

是，法国自1915年的血战之后正处在崩溃的边缘。因此，他建议全力进攻易攻难守的法

国要塞凡尔登。他断定，法国最高指挥部将不得不动用一切后备军来守卫凡尔登，这样

一来，法国将流尽鲜血，它的抗战决心也将破灭。

1916年2月21日，凡尔登战役爆发。德国人在短短八哩长的战线上集中了1400门大

炮。经过毁灭性的狂轰滥炸之后，他们攻占了杜奥蒙炮台。正如所预料的那样，法国人

赶紧调集增援部队，并提出了“不让他们通过”的战斗口号。德国人的进攻一直持续到

7月以前，进入7月之后，他们则由进攻转为防守。最终结果是：法军总共伤亡35万人，

德军的伤亡人数也几乎同样地多。凡尔登血战并没有带来法金汉所希望的决定性胜利。

实际上，将近年底时，法国人已开始反攻，重新夺回了春季时失去的阵地。

在凡尔登战役激烈进行的同时，英国人正向索姆河西北地区发动一次强大的攻势。

经过一周的炮轰之后，6月1日进攻开始。英军第一天就损失了6万人，其中包括一半以

上的参战军官——这不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是最高的伤亡率。

这种残杀一直持续到11月以前，进入11月以后，由于天下雨、地面泥泞，战争陷于停顿

状态。英法的进攻最多向前推进了大约七哩，英军总共损失了40万人，法军损失了20万

人，德军损失了50万人。

令人吃惊的是，俄国人于1916年在东线展开了一次成功的攻势。为了加强对意大利

的进攻，奥地利人已减少了他们在加利西亚战线上的兵力。结果，当勃鲁西洛夫将军开

始发动最初仅仅旨在减轻凡尔登所受的压力的佯攻时，奥地利战线“象撕馅饼皮一样”

被撕开了一个200哩长的口子。吃惊的俄国人让所有的后备军涌进这个缺口，占领了加

利西亚省。

德国人在凡尔登战役中的失败和勃鲁西洛夫的进攻所获得的意想不到的成功促使罗

马尼亚于1916年8月27日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同盟国这时决定教训一下罗马尼亚，以

警告其他企图效仿罗马尼亚做法的中立国。德国、奥地利、比利时和土耳其军队全速前

进，以压倒优势的兵力突波袭击了罗马尼亚。到这一年年底，罗马尼亚人巴丢失了三分

之二的国土，其中包括他们的首都。

罗马尼亚卷入战争使希腊成为巴尔干半岛上唯一的中立国家。这个国家在保持中立

还是参战的问题上分成势均力敌的两派。最杰出的政治家埃留特里奥斯·韦尼泽洛斯完

全赞成加入协约国，但德国皇帝的妹婿、国王康斯坦丁则主张中立。1917年，这一僵局

被打破；当时协约国断定，要想在马其顿获胜，希腊的援助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在

这里同保加利亚人的战斗一直没有结果。因此，协约国采取了各种违法措施，例如扣押

希腊舰队，封锁希腊港口，甚至派兵在比雷埃夫斯登陆。1917年6月27日，希腊终于站

在协约国一边参战，从而为1918年进攻马其顿、迫使保加利亚退出战争铺平了道路。

1917年：流血和失败主义　与此同时，西线可怕的流血战仍在继续，旦丝毫没有减

弱。1916年，德国人曾在凡尔登采取攻势，而现在，1917年，协约国却处于领先地位。

在凡尔登战役中战功卓著的、大胆的尼韦勒将军这时接替了谨慎的霞飞将军。尼韦动以

极大的热情鼓吹一种新型的闪电战，说这种闪电战能以极少的伤亡赢得胜利。尽管法国

和英国的许多军事将领对此都持反对意见，但尼韦勒的进攻型战略还是被接受了。

当时，德国人已用领导东线部队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取代了法金汉。在经历了前一

年在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中的毁灭性打击之后，他们决定在西线继续采取守势，而

在海上展开无限制的潜艇战。他们希望由此迫使英国因饥饿而投降，使法国孤立在欧洲

大陆上。德国人十分清楚，潜艇战将冒美国参战的危险，但他们孤注一掷，以为英国将

在美国的援助起作用之前被打败。

我们不久将看到，这一冒险差点儿获胜，尽管它最终带来了灾难。但是，陆上的防

御战略却使德国人获益匪浅。为了巩固和加强各条战线，兴登堡将其部队撤回到一个新

的设防阵地“齐格菲防线”，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兴登堡防线”。这条防线更直、更短、

筑有更多的防御工事。这一撤退彻底打破了韦尼勒的进攻计划，但他仍坚持实行这些计

划。法国、英国和加拿大军队按照预定计划跃出壕沟发动进攻，但却遭到了自大战以来

最残忍的一次还击。然而，韦尼勒不顾一切，顽固地坚持进攻，直到最后，法国军队举

行起义，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意义的大屠杀。于是，当时被称为“吸血鬼”的韦尼勒由贝

当将军取代；贝当转而采取守势，并尽力排解土兵们的不满。再往北去，黑格将军指挥

的、完全由英国军队发动的一次战役同样损失巨大、同样徒劳无益。兴登堡的防御战略

对德国人非常有用。他们使协约国蒙受了40万人的伤亡，而自己只伤亡25万人。

到这时，欧洲各民族进入了历史上最具毁灭性、最残酷的战争的第四个年头。人们

尽管作出了种种牺牲、遭受了种种灾难，但还是看不见战争的尽头。厌战和失败主义情

绪不仅在战壕中出现，而且也在两大阵营的平民百姓当中出现。其中一个最惊人的表现

是：1917年7月19日，德国国会以218票对126票通过了《和平决议》。在奥匈帝国，

1917年11月21日，受人尊敬的、年迈的皇帝弗兰西斯·约瑟夫的去世消除了忠诚和戒律

的神圣信条。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始终不安分的诸从属民族国家，这时开始为获得独立

的主权而采取具体措施。新继位的年轻皇帝查理不相信摇摇欲坠的帝国结构能支持到第

二年冬天，便派妹婿西克斯图斯亲王到法国去议和。同样在英国，前外交大臣兰斯多恩

侯爵写了一封公开信，预言若不采取某种方法给束冲突，西方文明将崩溃。战壕里的英

国土兵在一首歌中表达了同样的反战情绪；这首歌中有这样几行：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子弹嘘嘘，大炮隆隆，

我不想再呆在这里…

 

四、战争的全球阶段：1917年的俄国革命

 

从欧洲阶段到全球阶段　1917年出现于全欧洲的厌战和失败主义情绪在俄国表现得

最为强烈、最为普遍；在俄国，3月和11月爆发了两次大革命，它们不仅深刻地影响了

战争的进程，而且深到地影响了战后数年世界历史的模式。实际上，1917年因两大发展

——俄国革命和美国参战——而证明是决定性的一年。这些事件改变了战争的性质——

从最初为欧洲问题而开战、实质上是欧洲的战争转变成全球范围的战争。诚然，1914年

8月23日日本已参加这场战争，但它只是私自占据了太平洋上几个分散的德国殖民地。

而现在，美国的介入意味着一个迅速决定了战争胜败的非欧洲大国的介入。

关国参战和俄国革命还导致了一种立即产生世界性影响的新的思想点识。威尔逊的

《十四点和平纲领》和列宁的革命口号就其影响而言是普遍的、具有破坏性的，它们与

诸如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命运或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诸从属民族国家的命运之类的欧

洲地方性争端大不相同。因此，正是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欧洲阶段转变到全球

阶段。

革命的根源　1914年8月1日，当俄国对德国开战时，俄国各阶层都团结在其政府的

周围。与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大不相同，这场冲突深受民众的欢迎；民众确信，这

是一场反对传统的日耳曼仇敌的侵略的保卫战。8月8日，当杜马召开会议时，以往一向

对政府极端不满的立宪民主党领导人米留可夫教授声称：“我们必须集中一切力量保护

我们的国家免受外国仇敌的侵略；这个敌人一心要把我们挤掉，以走上统治世界的道

路。……我们要为我们的祖国不受外国侵略而斗争，为欧洲和斯拉夫民族不受日耳曼人

统治而斗争。……”犹太人尽管长期遭受歧视和迫害，他们的一位代表却也表达了同样

的感情：“我们犹太人生活在异常苛刻的法定环境下，而且还将如此生活下去。不过，

我们……将象一个人一样坚定地站在俄国的旗帜下。……犹太人民将至死履行他们的义

务。”

对社会各阶层靠拢在政府周围唯一提出异议的是极端急进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他们

的领袖列宁将战争视为帝国主义对市场和殖民地的争夺。因而，全世界的工人没有任何

理由为这样一场冲突而献身。相反，列宁号召工人们转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煽动者。

他反复不断地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不过，这一口号是1914

年中唯一的反调，因而当时不受人注意，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布尔什维克那时是俄国

一个极小的党派，而且其杰出的领导人都流亡国外，其中列宁在瑞士，托洛茨基在纽约。

因此，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并没有破坏沙皇专制政权统治下的给人深刻印象的民族团结。

俄国人不仅团结一致同德国人作战，而且确信他们将在短期内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事实上，公众募捐了大笔的钱，准备给与第一个进入柏林的俄国士兵。但是，俄国人不

但未能迅速取胜，反而遭到了惨败。诚然，俄国为战争所作的努力大大地促成了协约国

的最后胜利。1914年，俄国人出人意料地迅速挺进东普鲁士，迫使德国人从西线调出部

队，从而大大地有助于阻止马恩河的德国人的前进。不过，事实仍然是，1914年侵入东

普鲁土的俄国的两支军队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第二年，当俄国军队面对德、奥的强大

进攻向后退却时，出现了大溃败。帝国人口最稠密、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丢给了同盟

国。1915年的失败是沙皇专制政权灭亡的开端。

俄国再也没有从军事失败中恢复过来，其原因之一在于它完全没有经济实力来进行

反对第一流工业强国的现代化战争（见第十三章第五节）。这对前线的俄国士兵究竟意

味着什么呢？1915年夏一位俄国将军在写给法国大使的下面这段评论中对此作了生动的

描述：

想一想参加最近几次战斗的几个步兵团吧，他们中三分之一的人没有步枪！这些可

怜的家伙在暴风雨般的榴霰弹片中耐心等待，等待着拾起倒下的同伴的步枪。他们在这

样的条件下居然毫不恐慌，这真是一个奇迹。……这种磨难我们的士兵要忍受多久呢？

这种残杀太可怕了！

这一经济上的弱点由于1915年帝国工业化地区的丢失而变得更加严重。此外，无能

的军事领导者也妨碍了俄国为战争所作的努力。战争爆发后，沙皇尼古拉挑选他的叔叔

尼古拉大公担任总司令。大公显然不能胜任这一职务，正如一位有能力的俄国将领在以

下评价中所指出的那样：“他好象是一个完全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而且，据他本人

说，每当接到皇帝的命令。他总要花很长时间喊叫一通，因为他不知道怎样对待他的新

任务。”

俄国人也因大后方的政治分歧而受到妨碍。杜马和帝国官僚机构经常为各自的管辖

权和特权争执不休。这两者又为军需品匮乏以及最终前线失败的责任问题而与军方发生

冲突。如果最上层的领导坚强有力的话，这种不和本可以减到最小程度并得到控制。不

幸的是，沙皇尼古拉智力有限，想象力贫乏，是一个好心但却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的统

治者。他那意志坚强而又十分敏感、反复无常的妻子常常怂恿他维护自己的权力，采取

严厉手段。“你从未放过机会显示你的爱和仁慈，现在让他们尝尝你的拳头吧！”但尼

古拉依然是个软弱的、伤感的人物，他通常听从最后跟他讲话的人的劝告。他所犯的最

大错误是：1915年8月，当前线陷于灾难之中时，他决定解除尼古拉大公的职务，亲自

掌握军事指挥权。他甚至比他的叔叔更不胜任这项工作，在总司令部中他是一个令人讨

厌的人物。然而，他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信念，认为他的自我牺牲可以挽救这种局面。

“或许需要一个赎罪祭品来拯救俄国。我就是这个牺牲品。上帝的意志也将如此。”最

后，他确实成了这一牺牲品，因为从此以后军事上的失败都被认为要由他自己负责。因

此，最终结果是他家族的毁灭、沙皇专制政权的结束和布尔什维克的出现。

三月革命　1917年俄国爆发了两次革命：第一次在3月，第二次在11月；前者结束

了沙皇专制统治，成立了临时政府，后者推翻了临时政府，确立了苏维埃政权。第一次

革命是一个使每个人大吃一惊的意外事件。3月8日，彼得格勒爆发了罢工和暴动，原因

是运输工具不充足，从而导致了食品和燃料的极度缺乏。当局命令军队前去维持秩序，

但士兵们却发生哗变，同示威者亲近起来。始终对杜马疑虑重重的沙皇怀疑它与此事有

牵连，于3月11日下令解散杜马。杜马领导人拒不依从这一命令，因而，沙皇发现他不

再能够强迫杜马服从自己。实际上，认识到自己无权力的本身就是革命。沙皇政府只是

名义上的政府，并不拥有维护其权力的手段，这一点突然变得十分明显。换句话说，俄

国不再拥有一个起作用的政府。这就是既从事实上又从法律上来说的俄国形势；当时沙

皇尼古拉干3月15日让位给他的兄弟米哈伊尔，而米哈伊尔又于第二天放弃了王位。

没有人料到会发生这第一次俄国革命，更不用说策划这次革命了。相反，情况是这

样：腐朽的沙皇专制政权因战争的压力和灾难而逐渐遭到削弱，直到最后整个摇摇欲坠

的机构倒塌下来。为了避免街上的激进分子取而代之，必须立刻建立一种新的机构。3

月12日，临时政府成立，管理国家，直到能通过选举产生立宪会议时。新政府由自由党

人格奥尔基·李沃夫公爵领导，立宪民主党领导人保尔·米留可夫教授任外交部长，唯

一入阁的社会党人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任司法部长。

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中间派的内阁，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革。

实际上，它的确宣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宣布大赦政治犯和宗教犯；承认

所有公民法律上一律平等，不遭受社会、宗教或种族方面的歧规它还通过了劳动法规，

其中包括八小时工作日。尽管临时政府在改革方面取得了这些成绩，但它从未扎根于这

个国家。它拚命奋斗了八个月，却未能提供适当的行政管理。最后，这一新政府并不是

被人推翻了，而是象沙皇专制政权在3月时那样，孤弱无助地、屈辱他突然崩溃了。继

临时政府之后的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苏维埃制度。

两次革命之间　1917年3月至11月是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之间为权力而斗争的时期。

在这场斗争中，临时政府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因为它从一开始起就拒绝考虑绝大多数

俄国人所需要的两样东西——和平和土地．李沃夫公爵及其部长们坚认，土地重新分配

这样的重大改革必须等到能真正代表人民并有权决定这一基本问题的立宪会议召开时才

能进行。同样，政府也不愿结束战争，因为俄国对它的盟友负有某些不可推卸的义务。

这些论点是合情合理的、可以理解的，但在政治上却是自杀性的。临时政府采取权宜手

段，恳求人们忍耐，而苏维埃则要求立刻实现和平，立即分配土地，以此争取人民大众。

苏维埃的起源可追溯到1905年的革命，当时工人们选举产生了工人代责会议即苏维

埃，以协调他们反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尽管苏维埃当时遭到了镇压，但它们作为鼓动

和直接行动的机构已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它们恰恰具有临时政府显然缺乏的品质——同

人民大众有着密切的关系。1905年革命时的一位观察家在下面这段话中描述了有关彼得

格勒苏维埃的这一特点：

起初，它是一个混杂的集会；不过，人民是倾向于它的，就象倾向于能真正代表人

民的事物一样。它变成了从兵营里逃出来的士兵的聚会场所、罢工工人的聚会场所、仆

人的聚会场所、赶车人的聚会场所。……它是避难所、避风港、待领场。人们去那里闲

谈、喝酒、抽烟、甚至睡觉。它确实是人民之家。

苏维埃随着世界大战所引起的危机而再次出现，是很自然的。由于其起源和成份的

缘故，它们一点也不象临时政府那样过于拘谨，非要等到选举之后才进行和平谈判和土

地分配。它们毫不犹豫、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人民大众的心声，因此，得到了越来越多的

民众的支持。苏维埃不仅出现于城市，而且很快地出现于乡村和军队。因而，苏维埃运

动迅速地遍及全国，实际上发展成为一种不断地向彼得格勒政权挑战的基层政府。乡村

苏维埃在组织人们夺取贵族的财产；城市苏维埃在支持人们不断地上街示威和举行暴动；

而士兵苏维埃则在逐渐地夺取军官的权力，达到了控制所有武器以及所有命令须经士兵

苏维埃副署后方才生效的程度。

起初，选入苏维埃的代表主要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在其领导人

从瑞士返回之前仍处于较次要的地位。4月16日，列宁及几位助手乘坐在密闭的车箱里，

穿过德国，回到了彼得格勒。德国最高指挥部推测，这些革命者将破坏亲协约国的临时

政府，他们的推测证明是正确的。列宁即刻发表了他那著名的“四月提纲”，提出了立

即实现和平、将土地分给农民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要求。

从即将发生的事情来看，列宁的要求似乎是合乎自然、合乎逻辑的。但实际上，这

些要求在苏维埃内部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中，甚至在一些布尔什维克中，都引起

了许多异议。尤其引起争论的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要求。这在当时似乎是十分荒

谬和不负责任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苏维埃代表把三月革命看作是一次资产阶

级的起义，并认为，在俄国经历长期经济发展之前，要进行第二次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

是不可能的。因而，他们的策略是允许临时政府继续执政，同时经常督促它进行适当的

改革和社会变革。

列宁几乎是孤身一人向这一政策挑战，孤身一人号召立刻进行第二次革命。然而，

时间证明他是正确的，因为战争继续得越久，公众的不满情绪就越大，他的要求也就越

得人心。那些在4月份似乎还是希奇古怪的口号，半年之后听起来就完全合理了。到

1917年年底时，许多人准备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而战斗，以便摆脱临时政府，因为

临时政府阻碍人们获得极为想望的和平、土地和面包。

舆论转变的最早迹象是5月17日外交部长米留可夫的被迫辞职。米留可夫极力主张

俄国继续进行战争，这使他极不得人心，结果被迫辞职；李沃夫和克伦斯基组成了新的

临时政府。新临时政府一直执政到7月20日以前；从7月20日起，一直以有影响的掌权者

形象出现的克伦斯基组成了一个以他自己为总理的新政府。到这时，国民的倾向已完全

转向左派，以致新部长们大多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认为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政

界的激进分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为了反对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克伦斯基这时

正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合作。

布尔什维克革命　克伦斯基声称，他的主要目的是“拯救革命，使其摆脱极端分

子”。在努力制止人们对财产的越来越严重的侵夺时，他警告说，将来的立宪会议对7

月25日以后进行的土地转让不会予以承认。他还试图通过对某些罪行再采用死刑的办法

在军队中恢复严守纪律的风貌。这些措施自然使克伦斯基极不受布尔什维克和其他激进

分子的欢迎，对他来说不幸的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军人和其他保守分子的支持。他

们认为他是一个软弱的、爱高谈阔论的政治家，要求他立刻采取措施击溃苏维埃。当他

拒绝这样做时，一位名叫拉弗尔·科尔尼洛夫的将军发动了反克伦斯基的军事叛乱，公

开宣布其目的是使政府不受苏维埃的操纵。

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结果与原来的打算正好相反。正是苏维埃带头组织对科尔尼洛夫

的抵抗，带头在他的军队中进行宣传，使许多士兵最后开了小差。因此，科尔尼洛夫主

要是被苏维埃打败的；克伦斯基因而也发现自己处在苏维埃的控制之下。此外，随着舆

论越来越转向左派，布尔什维克这时在苏维埃中也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到10月时，他们

已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中占多数。列宁这时断定，推翻克伦斯基、实现社会主

义革命的时机已经来临。但他自己的政党仍不准备最后决战，因为他们担心，即使他们

能推翻临时政府，也不可能维持政权。列宁的回答是，24万布尔什维克党员完全能统治

俄国，为穷人的利益反对富人，正如过去13万地主统治俄国，为富人的利益而对付穷人

一样。最后，在以辞职相威胁之后，列宁说服了党中央委员会投票赞成革命，起义日期

定在11月7日。

实际的革命却是高潮突降。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彼得

格勒的重要地点——火车站、桥梁、银行和政府大厦。只是在冬宫发生了流血事件，伤

亡人数共计一个红军战士和五个红军水兵。克伦斯基设法脱身，在努力组织抵抗而毫无

效果之后便逃亡国外。于是，临时政府屈辱、轻易地垮台了，这使人联想起沙皇专制统

治的灭亡。这里没有战斗，因为11月时的克伦斯基如同3月时的尼古拉一样，几乎没有

什么虔诚的支持者。

布尔什维克轻易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得到了所有俄国人民、或至少说大多数俄

国人民的支持。最终于11月25日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的组织成分就证明了这一点，其成

分为：社会革命党人占370个席位；布尔什维克占175个席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40席；

立宪民主党占17席；孟什维克占16席；各民族团体占86席。立宪会议于1918年1月18日

在彼得格勒召开，在举行了一次会议之后，就被这时已掌握军权的布尔什维克驱散了。

然而，立宪会议的结构揭示了各党派当时各拥有多少追随者。

布列斯特一立陶夫斯克和约　其时，列宁正在认真地争取和平，虽然仅仅是因为俄

国不能够继续打仗。11月25日，托洛茨基在电台上向所有交战国发表讲话，请求它们立

即缔结停战协定。各协约国对此避而不答，它们不愿在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不割地、

不赔款”的口号的基础上接受和平。但同盟国却愿意谈判，12月5日，它们同布尔什维

克签订了停战协定。在以后的谈判中，德国人要求割让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诸省，这种

割让可能是以民族自决为基础。当布尔什维克提出异议时，德国人便撕毁了停战协定，

继续向彼得格勒推进。此时，列宁决定妥协，这不仅是因为他缺乏抵抗的手段，而且是

因为他推测德国人很可能战败，无法保住他们所征服的地区。

1918年3月3日，列宁接受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其严厉的条款比原先

提出的要求苛刻得多。他不仅放弃了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诸省，而且放弃了芬兰、乌克

兰和高加索部分地区。这些割让包括已200万人口和125万平方哩的领土；这些领土上，

有俄国的一半工厂和三分之一的产粮区，并产有俄国四分之三的铁和煤。

这样，俄国便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新的布尔什维克统治者着手创立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联盟，其影响至今仍波及世界各地。

 

五、战争的全球阶段：美国的介入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威尔逊总统立刻号召他的同胞严守中立。191么年8月B日，

他在向美国人民发表的讲话中声称：“我要冒昧地向你们提一个严重警告，不要出于党

派偏见，不要因为热烈地偏袒某一方，而作出最强烈、最巧妙、最根本地破坏中立的行

为。在这些即将考验人们灵魂的日子里，美国必须不但在名义上而且在事实上做到保持

中立。”

这一呼吁得到了普遍的赞成，因为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希望卷入这场战争。然而，

到1917年时，威尔逊本人却正在将这个国家引入战争。为什么会不顾如此强烈地赞成中

立的情绪而介入战争呢？

一个因素是扩军运动。成立于1914年12月1日的国家安全联盟得到了军人、军火制

造者和喜欢争论的政治家的有力支持。他们宣传同德国作战的可能性，要求进行义务军

事训练，要求大大增加常备军和海军。威尔逊最初反对这种鼓动，但由于政治原因他不

可能完全不理睬它。最后，他亲自领导了纽约和华盛顿的扩军运动游行，并于1916年6

月3日主持通过了《国防法》；这一法案将常备军增加了一倍，改组了国民警卫队，并

规定在各学院和夏令营中训练军官。两个月后，另一项法案批准了一个大规模地扩建海

军的三年规划。与这一扩军相联系的深入细致的鼓动和宣传也有助于在心理上为全民族

参战作准备。

与此极为相似的是美国1916年3月至1917年8月武装入侵墨西哥所带来的影响。这次

入侵是突然发生的；当时半为革命者半为匪徒的弗朗西斯科（潘乔）·比利亚袭击了新

墨西哥州的边境城市哥伦布，杀死了19个人。比利亚的目的是驱使美国进行干涉，从而

使卡兰萨总统名誉扫地，并将其推翻。威尔逊对此确作出了反应，立刻下令由约翰·潘

兴将军率兵讨伐。尽管派遣了10万多人越过边境，但事实证明要抓到比利亚及其同伙是

不可能的。相反，比利亚又袭击了得克萨斯州的格伦斯普林斯，杀死了四个人。这在美

国引起了对墨西哥宣战并占领其北部地区的叫嚣。不过，卡兰萨和威尔逊都希望避免战

争行动，最后作出了使美国撤军的安排。然而，通过这些无灾难、无牺牲的军事行动的

刺激，这一不可思议的插曲有助于在美国树立起一种战争精神。

有利于介入战争的另一因素是美国在金融和工业上受到协约国事业的约束。布赖恩

预见到这种压力，从一开始就极力主张“道义上禁止”贷款给交战国。这一主张被威尔

逊拒绝了，结果，到1914年年底时，摩根商行已对协约国在美国购买军用物资一事作了

“安排”。为支付这些军用物资，各协约国先是给现金，然后卖掉了它们在美国所拥有

的公债券和股票，最后不得不大笔大笔地借款。这种情况必然产生了使美国参战的压力。

蓬勃发展的美国工业依赖于协约国接连不断的定货单，而美国银行家的保险箱里装满了

英、法钞票，如果德国获胜，这些钞票将变得一文不值。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交战国双方为影响美国人的思想而搞的宣传运动。总的来说，协

约国在这方面做得更成功些，这不仅是因为它们的技术和通讯设施优良，而且还因为它

们的情况更易证明是正当的、是出于防卫。英国人在海上的专横在德国人对比利时的入

侵与占领面前相形见绌。当德国潜水艇开始使美国人遭受伤亡时，由英国的封锁造成的

所谓德国的饥饿很快就被忘却了。

这导致了袭击商船的德国潜艇战的发生，潜艇战证明是促使美国参战的最重要的一

个因素。1917年以前，德国不打无限制的潜艇战，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军事原因——得不

到足够的潜艇，以保证在美国的军事力量施加压力之前打败英国。但是，德国潜艇的数

量在迅速增加——从1915年2月的27艘上升到1916年8月的74艘，再上升到1917年2月的

103艘。这样，到1917年初时，德国军方认为，如果让他们自由行动的话，他们能在6个

月内使英国屈服。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政府下令于1917年8月1日开始实行无限制潜艇战的

根本原因。这一命令发出时，德国政府已充分认识到它势必导致美国参战。但从逻辑上

推测，美国作为交战国给协约国的经济援助不可能比过去作为中立国所提供的援助更多，

而且其军队到达欧洲的时间也将太晚，无法使英国免于被迫投降。

威尔逊这时断绝了同德国的外交关系，但他对真正参战仍犹豫不决。他在给国会的

咨文中声称，他相信德国人将不会实现其消灭美国人、摧毁美国船只的威胁。如果事实

证明他错了，他将回到国会去争取立法权力，以保护美国人在公海上的权利。

威尔逊的克制未能阻止当时不可抗拒地卷入战争的趋势。1917年3月1日，美国新闻

界公布了臭名昭彰的齐默尔曼密电；这份密电是由当时这位德国外长发给驻墨西哥城公

使的。假如德国同美国发生战争，公使将向卡兰萨政府提议组成联盟，墨西哥将参加德

国一方，作为回报，墨西哥将得到“慷慨的财政援助”，并恢复“在得克萨斯、新墨西

哥和亚利桑那的失地”。卡兰萨还应该为当时处于交战状态的德国和日本进行调解，并

请求日本加入联盟。这份密电被英国人截获并破译了，他们把它送交给佩奇大使。当把

它公布给美国新闻界时，美国的舆论自然非常震惊。有关日本的问题以及割让领土给墨

西哥的问题，甚至在过去反应比较冷淡的中部和远西地区也唤起了人们的参战情绪。与

此同时，德国人正用鱼雷袭击美国的船只，不少美国人正在丧命。最后又加上沙皇专制

政权这时已被推翻，美国于3月20日承认了俄国新成立的临时政府。此时，美国能毫无

保留地加入正在与中欧的独裁国家作战的民主势力联盟。

4月2日；国会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威尔逊总统向与会议员宣读了他的《战争咨

文》：“我们很高兴为世界的最终和平和各民族的渐放可战。……我们必须使世界对民

主无害。……我们不希望征服，不希望支配。……我们只是人类权利的一个卫士。……”

4月4日和6日，参、众两院通过一项联合决议，宣布美国与德国之间存在战争状态。随

后总统发表公告。美国开始进入战争。

威尔逊在《战争咨文》中阐明战争目的时，其措辞必然抽象、笼统。但是，在1918

年1月8日对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时，他以其著名的《十四点和平纲领》的形式，

具体、详细地陈述了战争的目的。这十四点中著名的几点是：“订立公开和约”以反对

秘密外交、海上航行自由、消除国际贸易中的障碍、削减军备、根据诸殖民地民族的利

益必须同诸殖民地国家的要求同等予以重视的原则公正地调整殖民地的全部要求、运用

民族自决的原则处理中欧和东欧各从属少数民族的问题。

 

六、协约国的胜利

 

英、美著名的海军专家一致认为，德国只要稍多几艘潜艇便能赢得这场战争。这一

判断的准确性在表1所提供的有关船只损失和建造的数字中能觉察出来。这些数字表明，

协约国不仅通过加快船只建造，而且通过减少船只沉没来获得成功。这种成功是通过种

种方法取得的，其中包括发展有效的护航体系、伪装商船、使用含有大量高爆炸药的深

水炸弹、发明能探测附近潜艇的水听器。多亏这种种方法，协约国才干1918年初渡过了

危险的关头，1918年建造的新船总吨数首次超过了被击毁船只的总吨数。

一旦德国潜艇的威胁被制服，美国便能有效地利用其巨大的经济潜力。这一点具有

多大的决定性，在表2所列举的有关交战国生产率的统计数字中表现得非常清楚。

美国的参战使协约国不仅在军需品方面，而且在人力方面占决定性的优势。在1918

年3月这个月中，共计84，889名美军到达西线，6月，这个数字上升到306350人。这样，

协约国的指挥官每月都可得到一支新的生力军。为了免遭失败，德军最高司令部做了最

后的、孤注一掷的努力：1918年春向巴黎发动了全面攻势。他们的努力受助于《布列斯

特-立陶夫斯克和约》；这一和约使他们能将几个师从东线调至西线。德国人以当时最

强大的战争攻势设法到达了离首都40哩的地方，但随后就被阻止了。7月18日，当协约

国军队在坦克队的援助下发动反攻时便出现了转折点。这一进攻不仅证明了坦克作为阵

地战武器的价值，而且首次暴露了德军中普遍存在的失败主义情绪。德军整营整营地投

降，有时甚至是向孤立无援的步兵投降，而退却的德军则以“工贼”、“延长战争者”

等叫喊声欢迎那些开往前线的新部队。

表1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和中立国损失和建造的船只

 

时期 1915年 1916年 1917年 1918年第1季度 1918年第2季度 1918年第3季度

损失的船只 1744657 2799772 6623623 1146920 963370 892546

建造的船只 1202000 1688000 2937786 870371 1243274 1384110

 

其时，德国的盟国处境更加困难。当萨洛尼卡的协约国军队司令弗朗谢·德斯佩雷

将军于9月中旬发动进攻时，保加利亚战线便崩溃了。1918年9月29日，保加利亚代表签

订了停战协定，10月3日，国王费迪南让位给他的儿子鲍里斯。同样，在土耳其，英帝

国军队正以两股力量乘胜前进——一股从埃及向地中海东部沿岸推进，另一股从波斯湾

向美索不达米亚流域推进。同时，从萨洛尼卡来的协约国军队正向君士坦丁堡进发。土

耳其人为这些挫折所惊吓，因保加利亚人的投降而孤立，于1918年10月30日接受了停战

协定。

奥匈帝国的境况十分严重。许多少数民族纷纷成立国民议会，宣布自己独立。甚至

以往一向统治这个帝国的日耳曼-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这时也在谈论各自国家的独立

问题。与此同时，意大利人正渡过皮亚韦河，而弗朗谢·德斯佩雷正向多瑙河挺进。11

月3日，奥匈帝国停战委员会接受了意大利最高司令部提出的条件，11月6日，匈牙利自

由党领导人米哈伊·卡罗伊伯爵代表匈牙利在贝尔格莱德签订了单独的停战协定。11月

11日，国王查理放弃了他的最高权利，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终于灭亡。

其时，德国人在西线上的处境日趋恶化，由于美军士兵源源而来，协约国军总司令

福煦元帅能随意攻击任何地方。德军伤亡人数超过了补充人员，逃兵拥进了汽车站和火

车站。这些失败加之保加利亚人投降的消息，使鲁登道夫将军紧张不安。9月29日，他

带有几分恐慌地要求政府趁军队受损还不大，“立刻”着手停战谈判。为了准备谈判，

德皇任命他的表弟巴登亲王马克斯为新首相。以自由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闻名的马克斯

亲王要求同威尔逊总统在《十四点和平纲领》的基础上进行谈判。随后出现了柏林和华

盛顿之间持续数星期之久的意见交换。一个主要的障碍是德皇坚决拒绝退位。然而，11

月3日，基尔港德军舰队发生兵变，迫使他表态。兵变从一个港口迅速波及到另一个港

口，然后传向内地。11月9日，马克斯亲王强行作出决定，宣布德皇退位；两天后，签

订了停战协定，结束了西线的战争。

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便告结束——这场战争历时4年零3个月，涉及到30个主权国

家，推翻了4个帝国，产生了7个新的国家，死亡人数为：战斗员约850万，非战斗员约

100O万，直接经济损失达1805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1516亿美元。

 

七、和平解决

 

和同盟国各国签订的和约有：1919年6月28日对德国的《凡尔赛和约》、1919年9月

10日对奥地利的《圣日耳曼条约》、1919年3月22日对匈牙利的《特里亚农条约》、

1919年11月27日对保加利亚的《纳伊条约》和1920年8月20日对土耳其的《塞夫尔条

约》。这一全面和平解决有三个特点对世界历史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三个特点是：建

立了国际联盟，将民族自决的原则应用于欧洲，未能将这一原则应用到欧洲以外地区。

国际联盟作为第一个立誓共同防御侵略、以非暴力方法解决争端的世界范围的国际

合作组织，在世界历史上居有突出地位。大战期间，人们曾屡次提出建立这一类联盟的

想法。1915年，英国成立了一个国际联盟协会，美国也成立了一个坚持和平联盟。世界

上的各种领导人，包括教皇本尼狄克十五世、英国当时的外交次官罗伯特·塞西尔子爵

和南非当时的国防部长斯穆茨将军，都为未来的和平组织提出了建议。威尔逊总统在其

《十四点和平纲领》的最后一点中宣称：“必须成立广泛的国际联合组织，制订专门条

款，使各国不论大小，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因而，当战争结束晚国际联盟

是已被认真考虑过的有关和平的唯一问题。

《国际联盟盟约》是《凡尔赛和约》的一个主要部分，它于192O年1月开始生效。

在一个对民主无害的世界中——这是当时所希望的《盟约》自然应提供议会、内阁和行

政机构这种标准的民主格局。大会就是国联的议会，原42个成员国中的每一国在大会中

都有一票表决权。理事会是国联的内阁，由各拥有一个常设席位的五个“主要协约国与

联系国”的代表和“大会定期选出的”其他四国的代表组成。原常任成员国是英国、美

国、法国、日本和意大利，但美国没有参加国际联盟。随后，德国和俄国获得了常任国

席位，而非常任成员国的数目增加到10个。最后是秘书处，它的作用相当于国联的行政

机构，由一名秘书长和全体职员组成。

国际联盟的首要目的是维护和平。它的成员国应互相承担起共同防御侵略、仲裁或

调查争端和在裁定后的三个月以前避免战争的义务。国联的第二个目的是关心国际范围

的卫生、社会、经济和人道等问题。由于这一目的，国联建立了专门的机构，如卫生组

织、智力合作委员会、国际劳工组织以及许多临时的咨询委员会。总的说来，国联在履

行其第二个职责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它在改善国际劳动条件、促进世界卫生、同毒

品交易和奴隶贸易作斗争、克服经济危机等方面证明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我们将看到，

国联未能维持和平，正由于维持和平是它存在的理由，所以这一失败便意味着整个组织

的结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解还具有在民族自决原则的基础上重新划分欧洲边界的特点。

重新划分欧洲边界这一点在《十四点和平纲领》中已明确提出，以后，通过各种和平条

约而正式得到落实。最终结果是欧洲地图被大幅度修改。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毫无疑问

归还给了法国。俄国由于芬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等独立国家的建立而失去

了它在波罗的海沿海的大部分地区。独立的波兰在前俄国、德国和哈布斯堡帝国割让的

诸省领土上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出现在前哈布斯堡帝国的版图上。南斯拉夫也形成了，

它由战前的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和南斯拉夫人居住的前哈布斯堡帝国的一些地区组成。

罗马尼亚因从奥匈帝国、俄国和保加利亚获得领土而使其面积增加了一倍多。最后，在

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剩余的地区出现了奥地利和匈牙利这两个小国家。

不能因此就说民族自决的原则在划分新边界时一定受到尊重。的确，关于波兰和捷

克斯洛伐克的许多日耳曼少数民族、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少数

民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俄罗斯少数民族，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异议。其

原因一定程度上在于以下这一事实：中欧和东欧的许多民族集团密不可分地混居在一起，

以致只要划分边界，就必然会在一边或另一边形成相当多的少数民族。不过，这种不可

避免的少数民族之所以会大大增加，是因为划分边界时除了要满足民族主义愿望，有时

还要服从战略方面的考虑。为什么苏台德日耳曼人被留在捷克斯洛伐克，为什么提洛尔

日耳曼人被留在意大利，为什么《圣日耳曼条约》明确禁止德奥联合，至少在战后最近

的几年里不许联合，尽管德奥联合符合民众的意愿——其原因就在于以上所述的。然而，

尽管有这些偏差，新边界却远比旧边界更符合民族主义愿望。少数民族的数目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后比大战前要少得多。

人们有时责备说，调停人在遵循民族自决原则方面所犯的错误达到了彻底瓦解哈布

斯堡帝国的程度。例如，温斯顿·丘吉尔曾写道：“主要的悲剧是奥匈帝国因《圣日耳

曼条约》和《特里亚农条约》而全面崩溃。……对构成哈布斯堡帝国的各民族或省份来

说，获得独立并不是没有带来古代的诗人和神学家所一直诅咒的痛苦。”民族自决并没

有开创某些空想家所天真地期望的太平盛世，这是事实，而《圣日耳曼条约》和《特里

亚农条约》不应对哈布斯堡帝国的崩溃负责，这也是事实。由于军事上的失败和威尔逊

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对诸从属民族的破坏性影响，哈布斯堡帝国于战争后期开始崩溃。

国王查理拼命努力，企图阻止帝国结构的崩溃，曾于1918年10月16日发表声明，将奥地

利改变成联邦国家。在匈牙利，米哈伊·卡罗伊伯爵也准许少数民族完全自治。但这两

个提议都立即遭到拒绝。捷克人在布拉格宣布独立，日耳曼人也在维也纳宣布独立；南

斯拉夫人声明同贝尔格莱德联合，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也声明同布加勒斯特联合。

因此，诸从属民族国家对古老而专制的哈布斯堡帝国和所提出的新的联邦形式都不

予理睬。不管哈布斯堡帝国是多么希望自己能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保存下来，事实仍然

是，它缺乏可作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任何实际的支持。哈布斯堡帝国同罗曼诺夫王朝、

霍亨索伦王朝和奥斯曼帝国一样，并非目光短浅的外交家的牺牲品，而是成功的民族主

义的牺牲品；民族主义虽然过去在中欧和东欧长期受到抑制，但这时却正在整个中欧和

东欧获得应有的承认。

尽管调停人通常将民族自决的原则运用于欧洲，但他们绝对不在欧洲以外地区这样

做。这种差别对待在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中能清楚地觉察出来；这一纲领明确

阐明了该如何满足欧洲各种少数民族的愿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纲领》第五条宣称：

在殖民地，“有关居民的利益必须同政府的合理要求同等予以重视；政府的权利范围应

予确定。”这里重要的一点是，它提到的是诸殖民地民族的“利益”而不是“愿望”。

不用说，正是欧洲人自己决定这些“利益”是什么，结果是变相形式的帝国统治，即所

谓的托管制度。

《国联盟约》第22条把从同盟国手中获得的殖民地居民看作是“在现代世界的紧张

形势下还不能自己站立的民族。”因此，这一条款规定：“这些民族的监护应该委托给

那些先进民族，即因其资源、经历或地理位置而最能承担这一责任的民族……同时，这

一监护应由他们作为‘受托者’、代表国联来执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由“受托者”

来“监护”的规定并没有扩大到获胜的协约国的殖民地，虽然这些殖民地的居民在许多

方面都处于相似的发展水平或缺少发展。

托管条款将德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国外和海外领土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托管地。其

类别随有关领土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在此基础上，前奥斯曼帝国的属地为一级托管

地，德国的殖民地属二级和三级托管地。在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中，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

斯坦受托给受托管理国英国，叙利亚和黎巴嫩受托给法国。在德国殖民地中，坦噶尼喀

大部分地区划给英国，其余部分划给比利时；多哥兰和喀麦隆由英、法瓜分；西南非洲

分给南非联斯至于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赤道以北的归日本，赤道以南的归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

受托管理国对托管地的居民承担着特定的义务。它们应向常设托管委员会说明履行

这些义务的情况，并必须每年向国际联盟会议作汇报。虽然，常设托管委员会和国际联

盟本身都无权强迫不服从的受托管理国，但值得注意的是，欧洲诸国首次接受了某些规

定的程序。这些程序随托管地类型的不同而不同。就一级托管地来说，托管条款特别期

望在可能的情况下立即准许独立。受托管理国的任务仅仅是“给予管理方面的指教和帮

助……直到他们[托管地的人民]能自立独处时为止。这些社会的愿望在选择受托管理国

时必须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但对于二级和三级托管地，却没有提到最后的独立。其

受托管理国的义务是提供符合居民利益的管理。

尽管托管制度是对战争中的胜利者瓜分殖民地战利品的传统方法的一种改进，然而，

它仍强烈地使人联想起1815年那种忽视民族愿望的解决办法。我们将看到，奥斯曼帝国

领土上的居民并不想处于被托管的地位，并强烈反对法国作为受托管理国。当叙利亚和

黎巴嫩划给法国时，他们的愿望直接遭到了蔑视。甚至是非洲一些二级托管地，也对所

作的安排表示强烈不满。因此，毫不奇怪；正如1815年对民族主义愿望的忽视导致19世

纪期间欧洲的一系列革命一样，这一托管制度也将导致战后数年间殖民地世界中的一些

起义。

似乎有悖常理的是，欧洲诸从属少数民族赢得独立需要整整一个世纪，而海外大多

数殖民地民族虽然在许多方面落后于欧洲人，但获得自由只需半个世纪、其原因一定程

度上也许能在现代大众交流媒介的影响中找到。由于无线电广播响彻乡村的每一块地方，

当代印度尼西亚人、埃及人或巴基斯坦人对世界大事、世界趋势的了解和作出的反应达

到了19世纪的加利西亚人、波斯尼亚人或阿尔巴尼亚人根本无法想象的程度。两次世界

大战比1815年至1914年间的一系列较小的冲突更加削弱了欧洲强国，这一点也可解释当

代殖民地的觉醒。

 

八、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粗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全球，它显露出的变化相当少。欧洲的边界虽因四大帝

国的消失而不同，但就整个世界而言，欧洲的统治似乎并没有减弱。英国、法国和其他

帝国仍然统治着与1914年以前一样多的海外殖民地。实际上，它们的领地甚至更大，因

为它们这时控制了以前曾在苏丹统治下的中东领土。因此，欧洲的全球霸权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后比大战前更完整。

不过，在这表面之下，形势却完全不同。实际上，从全球的观点来看，第一次世界

大战的主要意义恰恰在于它开始了对欧洲霸权的削弱——这一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后宣告完成，这一削弱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衰落、政治危机和对殖民地的控制日

益削弱。

1914年以前，欧洲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靠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这些投资每年产生大

量的利润。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失去了其对外投资的四分之一，法国失去

了三分之一，而德国则失去了全部对外投资。这一趋势的完全改变从美国新的金融实力

中可看出来。战前，美国靠欧洲提供所需的资本。到1914年时，美国欠欧洲投资者的债

务约为40亿美元；如果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这是一笔微不足道的款项，但却是那个时

期国债的三倍。然而，战争完全改变了这种关系，因为协约国政府为了支付战争物资款，

先被迫出售了它们在美国的股份，然后又向美国政府以及私方借款。因而，到1919年时，

美国已成为一个借出款项达37亿美元之多的债权国，到1930年时，这个数字已上升到88

亿美元。

在工业上，与此相同的格局也很明显，因为欧洲许多工业区已遭破坏，而美国的工

厂却在战时极大需求的椎动下，犹如雨后春笋惊人地发展起来。到1929年时，美国的工

业产量至少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42．2％，这一产量大于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

的产量。因此，欧洲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完全改变。欧洲已不再象在

19世纪时那样，是世界的银行家和世界的工场。这两方面的领导权已转到大西洋彼岸。

战争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也使欧洲内部遭到摧残。1914年以前，欧洲已是

近代基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发源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些思想和制度的

影响已波及全球每个角落。然而，战争的浩劫使欧洲人士气沮丧，失去信心。在欧洲大

陆的各个地方，古老的秩序正受到怀疑和挑战。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1919年3月的一

份秘密备忘录中写道：“在反对战前形势的工人中间，存在着一种不仅是不满，而且是

忿怒和反抗的强烈意识，所有现存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秩序都受到了欧洲各地广

大人民的怀疑。”

在这一革命的紧要关头，许多欧洲人都期待两位非欧洲人、美国的威尔逊和苏俄的

列宁的指导。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引起了一场民主愿望和期望的骚动。1918年

12月，当威尔逊踏上欧洲血染的土地时，广大民众以发狂的热情把他当作“人类的国

王”、“救世主”、“和平王子”来欢迎。他们贪婪地聆听着他的有关和平和安全的远

景规划。

与此同时，另一个拯救福音正从东方传来。数百万死伤的人和城乡冒着烟雾的废墟

使得广大民众易于接受进行革命和实现社会新秩序的号召。为了模仿布尔什维克革命，

柏林、汉堡和布达佩斯都建立了苏维埃。伦敦、巴黎和罗马街头也举行了示威游行。威

尔逊的密友豪斯上校在1919年3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不满的呼声每天都有。人民需

要和平。布尔什维主义正越来越为各地的人们所接受。匈牙利刚刚屈服。我们正坐在一

座露天火药库上，总有一天，一颗火星便能将它点燃。”

18、19世纪，欧洲人的思想曾唤醒和激励过美国人和俄国人。现在的情形正好相反。

欧洲人正在别处寻找领导者，寻找思想。下一章我们将看到，20世纪20年代以前，欧洲

一直是“一座露天火药库”，随后，在1929年的经济飓风到来之前，安定、繁荣了几年。

最后，欧洲的霸权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因为这次大战对海外殖民地产生了影响。

欧洲列强的一个集团同另一集团血战到底的惨状不可弥补地损坏了白人主子的威信。白

人不再被认为几乎是天命注定的统治有色人种的人了。数以百万计的殖民地居民作为士

兵或劳工加入战争，同样具有破坏性。印度几个师在西线和美索不达米亚作战；许多身

着法军制服的非洲人在法国北部作战；大批的中国人和印度支那人在后方的劳动营里服

劳役。不用说，有过如此经历后返回家园的殖民地居民对欧洲领主不可能再象以前那样

恭顺。例如，法国一位行政官员说，“1914至1915年间应征入伍的175000名士兵在法国

和佛兰德的战壕中挖掘了古老非洲的坟墓。”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于1926年写道：“这

场用鲜血覆盖整个欧洲的战争……在距我们遥远的国度里唤起了一种独立的意识。……

在过去几年中，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人们、观念和亚洲本身都在改变。”

革命思想还因与战争行为有关的宣传而在殖民地中得到传播。诚然，威尔逊的《十

四点和平纲领》所提到的只是殖民地民族的“利益”而不是“愿望”。但在战时，这是

一个极其细微的差别，“民族自决”这一革命术语已不仅在欧洲而且在殖民地世界留下

了印记。同样具有影响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亚

洲的知识分子已为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所激励。他们引用过伏尔泰、马志尼和约

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话。但现在，他们的后裔很可能引用马克思、列宁或哈罗德·拉

斯基的话。1919年7月25日，孙中山博士为这一转变提供了证据，他宣布：“如果中国

人民希望自由的话……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中的唯一的伙伴和兄弟是苏俄工

农红军。”

第一伙世界大战对殖民地世界的所有这些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来深刻的政治结果。只

有少数几个人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美国黑人领袖W·E·B·杜波伊斯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于1918年写下了以下这一有关即将到来的世界的非凡预测：

这场战争既是一个结局，也是一个开端。世界上较蒙昧的人们决不再仅仅占据他们

以前所占据的地方。在他们所占据的地方，迟早将出现独立的中国、自治的印度、代议

制的埃及、非洲人的、而不仅仅是供他人进行商业剥削的非洲。从这场战争中，还将出

现一个不受侮辱、有权选举、有权工作和有权生存的美国黑人民族。

 

第二十一章　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义起义

 

自日本战胜俄国那天起，亚洲各国人民就抱有摆脱欧洲压迫的希望；这一希望在埃

及、波斯、土耳其、阿富汗、最终在印度引起了一系列独立运动。……如果我们要恢复

自己的权利，就必须诉诸武力。

 

孙中山，192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地地区出现了革命的浪潮。虽然这些革命的根源可追溯

到1914年以前的那些年里，但正是战争本身直接促进了革命。最终的结果各不相同：一

端的土耳其人达到了他们提出的大多数目标，另一端的里夫部落成员却遭到了惨败，而

位于两者之间的埃及人、伊拉克人、印度人和其他种族则获得了宪法上的适度让步。回

顾历史，这些起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年中最终摧毁欧洲诸帝国的大动乱的序幕。

 

一、土耳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所有反对欧洲人统治的殖民地起义中，土耳其人的起义最为

惊人、最为成功。大战期间，他们遭到了惨败，接着，被迫接受了屈辱的停战协定与和

平条约。然而，他们很快挽回了败局，在武装冲突中击败了他们的敌人，赢得了一个有

着较为有利的条款的新条约。因此，在所有的同盟国中，只有原始的、受人轻视的土耳

其有能力反抗获胜的协约国，迫使它们接受对媾和条约所作的修改。要理解这一异乎寻

常的结果，就必须回顾一下战时有关奥斯曼帝国的复杂的外交活动。

战时的外交　英国是大战几年中有关中东的大部分外交活动的主要幕后发起者。它

应对三组时常相冲突的协约——与其盟国的协约、与阿拉伯代理人的协约以及与犹太复

国主义者的协约负责。

协约国之间的协约共有四个，全是为瓜分奥斯曼帝国作准备的秘密条约。第一个条

约是《君士坦丁堡协定》，它包含了1915年3月至4月的五个星期中俄、英、法三国在外

交上所作的交易。西方强国勉强同意，如果获胜，俄国就可以并吞君士坦丁堡、土耳其

海峡及其两岸的大片内地。作为交换，英法规定，它们以后将明确各自对波斯、阿拉伯

半岛以及奥斯曼帝国的要求。几个星期后，即1915年4月26日，为了使意大利成为协约

国，英、法、俄三个协约国同意大利签订了秘密的《伦敦条约》。条约规定，除阿尔卑

斯山脉和达尔马提亚沿岸的领土外，意大利还将得到小亚细亚西南部的省份阿达利亚，

另外还将获得对多德卡尼斯群岛的全部主权；意大利在1911－1912年的意土战李中已占

领了该群岛。

这些密约中影响最大的条约——1916年4月26日签订的《赛克斯一皮科协定》——

明确了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全部要求。俄国可得到已许给它的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

以及亚美尼亚、库尔德斯坦部分领土和安纳托利亚北部地区。英国将获得美索不达米亚

和地中海港口海法及阿卡。法国的势力范围将包括提尔以北的叙利亚领土、阿达纳省和

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西里西亚地区。最后，约旦河以西、从加沙到提尔的巴勒斯坦因是

圣地所在，将置于国际管理之下。

意大利人获悉《赛克斯一皮科协定》的安排后，扩大了他们的要求，并坚决要求外

交上的认可。这些要求因英、法、意三国于1917年4月签订的《圣让-德莫里耶讷协定》

而得到满足；根据这一条约，意大利除得到已分给它的阿达利亚省外，还将获得小亚细

亚西岸的大部分地区。

这些密约是对奥斯曼帝国的死刑执行令。它们不仅切掉了阿拉伯的一些省份，而且

切掉了小亚细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除去法国、意大利和俄国的势力范围，留给土耳其

人的仅是其故国北部的20000平方哩土地。更重要的是，这些密约与英国当时正同阿拉

伯代理人缔结的某些条约直接相抵触。

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就已对阿拉伯人感兴趣，将阿拉伯人看作是可

与当时正向德国靠拢的土耳其人相抗衡的力量。某些阿拉伯集团无疑受到了关注，这尤

其是因为青年土耳其党的土耳其化政策（见第十四章第三节）。阿拉伯人中最主要的权

贵要数哈希姆系家族的埃米尔·侯赛因，他是圣地的保护者和麦加的国王。早在1914年，

侯赛因的第二个儿子阿卜杜拉经过开罗时，便已就英国为阿拉伯人反对土耳其人的起义

提供可能的援助一事试探过英国人的意见。1914年11月，土耳其一加入同盟国，英国人

就热切地恢复这些接触。侯赛因同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经过长期谈

判，最终缔结了军事联盟，并达成了一个在以后几年中引起无数麻烦的不明确的政治协

议。作为对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人的回报，英国人同意承认北纬37度以南、包括阿拉伯

半岛在内的各阿拉伯国家的独立。在1915年7月到1916年3月的长期信件交换中，麦克马

洪坚持要求这一协议应以不侵犯法国人在叙利亚的未加详细说明的利益为条件。侯赛因

回答说，他决不同意任何阿拉伯国家成为任何强国意即法国的殖民地。为了避免阿拉伯

起义延期，这一有争议的问题一直没有澄清，致使几年后产生了不幸的结果。

 

在英国外交部与侯赛因交涉的同时，印度部正同内志的苏丹伊本·沙特谈判；沙特

的领地离波斯湾更近。1915年12月26日，双方达成一项协议，根据这一协议，印度部承

认伊本·沙特的独立，作为对他在战争中友好地保持中立的回报。另一个英国政府机构

的介入并没有改变英国已向伊本·沙特和侯赛因许下了互相矛盾的诺言这一事实。

另一个相冲突的许诺，即对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罗思柴尔德勋爵所作的许诺，

对未来更为不祥。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早在19世纪最后25年中已作为对

愈演愈烈的排犹主义的一种反抗而在欧洲犹太人中间发展起来。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1897年成立于巴塞尔，曾多次请求奥斯曼帝国政府允许他们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居

民团体。当时，土耳其人已为各属国民族主义者的种种要求所困扰，他们拒绝了犹太复

国主义者的请求。反过来，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拒绝了英国人提出的在乌干达建立一个居

留地的建议，因为没有锡安山的犹太复国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由于土耳其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和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乘机要求协

约国允许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灭亡之际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由于为这一目

的施加了政治压力，犹太复国主义者逐渐争取到了英国政府主要领导人对其主张的赞同。

英国政府主要领导人还希望为协约国事业赢得俄国和美国许多有影响的犹太复国主义组

织的支持，这一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的立场受到了影响。此外，他们还担心德国

和土耳其会乐于作出让步以取得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支持；这种担心是有几分道理的。

目此，1917年11月2日，贝尔福勋爵写信给罗思柴尔德勋爵，宣称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

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园……但不言而喻，不能做任何有损于巴勒斯坦现存的非犹

太人社会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的事情。……”很明显，这一《贝尔福宣言》与《赛克

斯-皮科协定》以及《侯赛因-麦克马洪协定》都是相冲突的。

既然有这一大堆矛盾，调停人在巴黎没有作出任何有关中东问题的永久性决定也就

不足为奇了。最后，正是英国和法国，决定了解决方案，因为那时美国正撤回到与世隔

绝的境地，俄国因内战和外国干涉而陷入混乱，意大利则由于内部纠纷而动弹不得。因

此，《塞夫尔条约》（1920年8月10日）实质上是英法拟订的，它的条款也反映了这一

点。法国得到了叙利亚托管地，而英国除保护国埃及外，还获得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

斯坦。意大利分得了多德卡尼斯群岛，希腊因其首相韦尼泽洛斯巧妙的外交手腕而获得

了爱琴海上的几座岛屿、东色雷斯以及士麦拿地区的五年管辖权；五年后，对士麦拿地

区的最后处置将由公民投票决定。亚美尼亚和汉志王国的独立得到承认。最后，苏联由

于同协约国干涉势力发生武装冲突，由于公布和否定了沙皇的大臣们所签定的秘密条约，

没有得到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相反，君土坦丁堡这一战略要地却处于土耳其的主

权之下，不过，土耳其海峡将被解除军事管制，置于国际控制之下。

这些条款与过去给阿拉伯人的许诺完全相反，与协约国公开声称的民族自决的原则

也完全相反，它们在整个中东引起了武装抵抗的浪潮。诸因素的结合使土耳其人能彻底

废除《塞夫尔条约》，而阿拉伯人经过几年的顽强斗争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让步。

共和国的胜利　近代土耳其的乔治·华盛顿是穆斯塔法·凯末尔，他后来被称为”

土耳其之父”。他因在战争中成功地保卫了达达尼尔海峡而成名，不过，这时他的名声

并没有达到顶峰，因为他与已使土耳其卷入战争的青年土耳其党不和。凯末尔的机会出

现在停战之后，当时他带头反对《塞夫尔条约》。他完全乐意放弃旧帝国的阿拉伯诸省，

但拒绝割让东色雷斯，拒绝接受有关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的条款。此外，获胜的协

约国已进一步将小亚细亚划分为若干势力范围，残余的土耳其似乎注定要遭到与中国相

类似的命运。

凯末尔大胆的民族主义思想引起了君士坦丁堡的反感，于是他被派往小亚细亚东部

负责遣散军队。在那里，他远离停泊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协约国舰队的炮口，很安全。

他在土耳其内地到处旅行，组织人们抵抗协约国及其在首都的傀儡苏丹。到1919年9月

时，凯末尔已召集了一次民族主义大会；大会采纳了共有六项原则的”国民公约”。这

些原则包括民族自决、废除投降条约、保卫君士坦丁堡和制定一个新的海峡解决方案。

在1919年10月的选举中，凯末尔的支持者赢得了多数席位；1920年1月召开的议会接受

了”国民公约”。协约国对此进行报复，于3月16日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以阻止民族主

义运动的传播。这时，凯末尔实行最后的决裂，将他的民族主义代表召集到小亚细亚中

部的安卡拉。1920年4月23日，他们在此宣布废除苏丹政权，并建立了以凯末尔为总统

的临时政府。

民族主义者战胜了似乎是势不可挡的对手。一个原因是凯末尔勇敢而又富有灵感的

领导。另一个原因是广大土耳其人民忠实的支斯他们由于协约国在君士坦丁堡的横暴行

径，尤其是由于1919年春希腊军队在士麦拿的登陆而空前团结。最后一个原因是，凯末

尔利用协约国之间的严重分歧与它们分别缔结条约，从而孤立了士麦拿的希腊人，为打

败他们铺平了道路。协约国之间的不和起因于这一事实；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都有充分理

由认为，英国人以及受他们保护的希腊人得到了中东战利品的绝大部分。因此，意大利

人于1921年3月13日自愿缔结了一个条约；按照该条约，作为得到小亚细亚东南部某些

经济特许权的回报，意大利人同意从该地区撤走他们的军队，并在外交上支持土耳其人

努力夺回士麦拿和东色雷斯。法国人很快仿效了意大利人。1921年10月20日，他们同土

耳其人签订了一个协定，协定规定了叙利亚和土耳其之间的边界，并解决了铁路和其他

经济方面的各种争端。

其时，土耳其人还一直在同俄国人谈判。这些宿敌因这时都在同英国交战而互相接

近。1921年3月16日，他们签订了一个条约，规定高加索山脉为他们的共同边界，此后

俄国人用武器和金钱援助土耳其民族主义者。

这一系列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东的势力均衡。此时，土耳其和俄国结成了一条统

一战线，而协约国已四分五裂，只有英国和希腊还坚持《塞夫尔条约》的条款。英国因

其世界范围的种种许诺和国内的舆论状况，只能将它的舰队保持在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

海峡。换句话说，这时只有希腊人独自留在士麦拿面对小亚细亚的土耳其民族主义高潮。

1921年3月底，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爆发了战争。起初，希腊人遇到的抵抗很软

弱，因为这只不过是游击队的抵抗。但是，他们越向前推进，这种抵抗就变得越顽强，

而且，当地居民满怀敌意，致使希腊不得不动员其整整三分之二的人力来守卫运输线。

当入侵者到达小亚细亚中心地区的萨卡尔亚河时，战事出现了转折。凯末尔开始反攻，

战线拉得过长的希腊人被完全截住了，然后被逐退。退却使希腊人士气低落，最终导致

了全面崩溃。1922年9月9日，凯末尔骑着马胜利地进入士麦拿。不仅是希腊军队，连世

代居住士麦拿地区达数百年之久的希腊平民也都被迫撤退。

这时，凯末尔能够要求修改《塞夫尔条约》。经过长期谈判，1923年7月24日签订

了《洛桑和约》。这一和约将东色雷斯和爱琴群岛中的几座岛屿归还给了土耳其。此外，

土耳其还无须偿付任何赔款，投降条约内的全部条款也被废除；作为回报，土耳其答应

进行司法改革。海峡仍为非军事区，在和平时期或者在战时而土耳其仍保持中立时，向

所有国家的船只开放。如果土耳其参战，敌国船只将不准通过，但中立国船只仍可通行。

最后，一项单独的协定规定，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少数民族强行交换西色雷斯和马其顿

的土耳其少数民族。

新土耳其　《洛桑和约》意味着凯末尔个人的巨大成功。衰朽的奥斯曼帝国在经历

了500年盛衰无常的历史之后终于灭亡了。1923年10月29日，以凯末尔为总统的土耳其

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在创立了新土耳其之后，凯末尔又致力于创造新土耳其人这一同

样艰巨的任务。1921年，他提出了生存斗争中的指导原则：

就我们这场运动的哲学观来说，我们的眼光要转向西方。我们将把西方的利度移植

在亚洲的土壤上。我们将按西方的模式改造我们的学校。亚洲的新口号不再是泛伊斯兰

教主义，而是民族主义。……我们希望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我们的头脑愿意接受现时

代思想，但我们仍得保持自身不变。我们并不希望被看作是一个渴望孤立在道德屏障背

后的亚洲民族。

按照这些观点，凯末尔无情地清除了过去那些陈旧的制度。在变革的巨大洪流中进

行了一个又一个的改革。

1923年10月14日——土耳其国家的首都从君士坦丁堡迁移到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

中心地带的安卡拉。

1924年3月3日——废除哈里发制，奥斯曼帝国皇室的所有成员被逐出土耳其。

1924年4月2O日——通过设立总统、总理、内阁和大国民议会的宪法；大国民议会

每四年一次由选举产生，选举方式为间接投票。

1925年9月8日——取缔所有的宗教社团和寺院，禁止个人以宗数社团威员的身份生

活，禁止穿戴与之有关的服装或拥有与之有关的头衔。

1925年11月——规定官员和平民必需戴礼帽以代替传统的土耳其帽。妇女是否戴面

纱任其自使，但不鼓励戴面纱。

1926年1月至2月——采用新的民法典、刑法典和商法典，它们分别以瑞士、意大利

和德国的体系为蓝本。

1926年8月17日——废除一夫多妻制。

1926年9月19日——强制推行世俗婚礼。

1928年11月3日——推行拉丁字母以代替复杂的阿拉伯字母；首先在报纸上，然后

在书籍中实行这一改革。

1930年3月28日——更改地名：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安哥拉改名为安卡

拉，士麦拿改名为伊兹密尔，阿德里安堡改名为埃迪尔内，等等。

1934年12月14日——给予妇女以选举权，并允许她们参加议会。

至1938年11月10日凯末尔去世时，新土耳其已经确立。诚然，这种“新”仅具有广

度而不具有深度。农民构成了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仍墨守其古老的穆斯

林的思想和习惯。但另一方面，统治这个国家的新的杰出人物在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方

面已欧化。许多农民也已大大改变，同政府建立了过去几个世纪中从未有过的友好关系。

土耳其较之其他穆斯林国家，已在一个大得多的程度上成为凯末尔所设计的“现代国

家”。

 

二、阿拉伯中东

 

反抗的格局　正当土耳其人成功地撕毁《塞夫尔条约》之际，阿拉伯人正在顽强地

抵抗指派给他们的受托管理国。与《侯赛因-麦克马洪协定》相反，叙利亚-黎巴嫩已作

为托管地分给法国，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已成为英国的托管地，而埃及则已完全由

英国人控制。对阿拉伯国家的这种横暴的瓜分行径必然导致骚动，因为战争本身已在阿

拉伯人中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感情。协约国有关民族自决的宣传已不可避免地对阿拉伯人

的见解产生影响。阿拉伯军队的成功作战也唤起了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在解放大马

士革、阿勒颇和阿拉伯其他历史中心地区的战役中，阿拉伯士兵曾与英国人并肩作战。

同样重要的是因战时贸易的破裂而引起的普遍存在的苦难和遍及各地的饥饿。据估计，

至少有30万人死于饥饿或由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

最后，还有最为重要的宗教因素，这对村庄的农夫来说尤其如此。20世纪5O年代，

埃及一位社会学家在经过直接调查之后断定，“对于村民来说，世界根据穆斯林的信仰

分成信仰者和非信仰者，”而且“他们几乎不知道如种族或阶级之类的概念。”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几年中，无疑有更多的人发表了这种围绕着宗教的观点。城市里

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领导人以往与农民没有什么交往，而农民支持他们的程度却常使他们

吃惊；这个事实也可证明上述这一点。其结论是，乡村起义是由反对外国异教统治者的

宗教感情激起的自发运动。

上述诸因素的结合说明了战后阿拉伯人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可以看出，在这一斗

争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格局。首先，在和平条约刚签订后的几年中爆发了

反抗和武装起义。然后，英国和法国逐渐恢复了秩序，重申了它们的权力。最后，它们

允许不同程度的自治；这一点虽没有完全使民族主义者满意，但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前维持了一种不安定的和平。

反抗过程　严格地说，在埃及，委托关系并不存在。但形势与阿拉伯国家基本相似，

因为英国在战争一开始就否定了奥斯曼帝国名义上的宗主权，并宣布埃及为英国的保护

领地。民族主义的华夫脱党立即组织了猛烈的抵抗。1922年，英国宣布埃及为”独立的

主权国家”，但为自己不仅保留了保护少数民族和外国利益的权力，还保留了控制外交

事务和外部安全的权力。民族主义者拒绝了这种虚幻的独立，继续进行斗争。他们的斗

争手段之一是恐怖主义，1924年，他们成功地暗杀了埃及军队的英国首脑李·斯塔克爵

士。这些民族主义者还依靠了民众的支持，他何多次赢得的选举胜利可表明这一点。最

后，英、埃两方于1936年达成和解的解决办法，缔结了为期20年的同盟条约，英国答应

结束它对这个国家的军事占领，并安排埃及进入国际联盟。作为回报，埃及同意战时支

持英国，答应英国守备队驻守苏伊士运河，另外，继续实行英埃对苏丹的联合管理。民

族主义领导人完全不满足于这种和解。但他们还是接受了，认为这是当时情况下所能得

到的最好东西，他们等待着一有机会就去清除那些令人厌恶的外国控制的残迹。

伊拉克的民族主义反抗运动经历了与埃及大致相同的过程。1920年，爆发了遍及全

国的武装起义。英国首先恢复了秩序，然后企图通过立侯赛因的第三个儿子费萨尔王子

为国王来赢得民族主义者的好感。第二年，即1922年，英国议定了一个同盟条约．条约

中，他们保留了那些他们认为对保护其利益必不可少的控制权。民族主义者仍不满意，

继续骚动。最后于1930年缔结了一个同盟条约，根据这一条约，英国同意结束托管，并

支持伊拉克的加入国际联盟的请求。作为回报，伊拉克同意英国在该国维持三个空军基

地，并同意英国在战时可充分使用铁路、河流或港口。1932年，伊拉克成为国联成员国，

成为第一个获得此荣誉的阿拉伯国家。至于埃及，民族主义集团仍不满意。他们声称只

是外表发生了变化，因为英国通过缔结盟约这一权宜手段仍保留了所有想保留的特权。

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法国却没有英国那么灵活，因而也不及英国那样成功。民族主

义的反抗时常发生，最严重的一次是在1925年，当时，法国为了维持对大马士革的控制

不得不炮轰了该地。最后，1936年，法国政府仿照1930年的英-伊条约，同叙利亚和黎

巴嫩分别议定了条约。不过，这些条约都没有得到法国下院的批准，因此，到第二次世

界大战爆发时冲突仍未解决。

巴勒斯坦三角关系　在巴勒斯坦，情况独特，因为那里的形势很快恶化成由英国、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三方参加的一场苦斗。阿拉伯人坚持认为，有关犹太人的“民族家园”

的《贝尔福宣言》公然违背了以前麦克马洪在其信件中给阿拉伯人的许诺。英国企图通

过于1921年分出巴勒斯坦的内地部分成立独立的外约旦国家来抚慰阿拉伯人。这就免除

了所有关于建立犹太人之家的托管条款。此外，英国还任命费萨尔的哥哥阿卜杜拉为外

约旦的统治者。这一策略对外约旦来说是令人极为满意的。阿卜杜拉始终忠心耿耿地与

英国人合作，尤其是因为其国家的贫穷使得他要依靠伦敦的财政援助。或许，阿拉伯世

界中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就是由英国资金供养、由英国将军约翰·格拉布统率的外约旦的

阿拉伯军团。

然而，在真正的巴勒斯坦地区，随着犹太移民的不断涌入和忧虑重重的阿拉伯人对

犹太人和英国人的回击，这种三方间的冲突变得日趋激烈。托管条款第六条要求英国为

犹太人的迁移“提供方便”，并“鼓励犹太人秘密移居该地区。”但是，这同一条款还

规定，”居民中其他几部分人的权利和地位”将受到保护。显而易见，英国人当时认为

这两条规定未必相矛盾。他们预料，犹太人的迁移永远不会达到侵犯阿拉伯人的”权利

和地位”这样的程度。他们未能预见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将产生的影响。犹太移民从

1932年的9553人猛增到1933年的30327人、1934年的42359人和1935年的61854人。巴勒

斯坦犹太人的总人数从1919年的65000人上升到1939年的45万人。

只要犹太人的涌入始终适度，阿拉伯人也不会提出强烈的反对。其实，他们曾欢迎

过有钱、有干劲、有技艺的犹太人。他们自己早些时候已从犹太人在恢复肥力耗尽的土

地、建立工业和控制疾病方面所创造的种种奇迹中大大得益。但是，当移居的小溪变成

一股洪流时，阿拉伯人便进行了猛烈的反击，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一位阿拉伯人惊恐

地、迷惑不解地所说的那样：“我不懂他们的语言；我不懂他们的习惯；他们使我觉得

我在自己的国家里就象一个外国人一样。”其他阿拉伯人指出，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因西

方的排犹主义而失去自己的国家。“排犹主义是西方的一种可悲的弊病。……我们不是

排犹主义者；我们也是犹太人。然而，西方的这个问题如今却是在使我们受损害的情况

下予以解决。你们认为这样做公正吗？”

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攻击变得愈益频繁和猛烈。其中最重要的几次是1929年的哭墙

骚乱、1936年的阿拉伯人“民族政治总罢工”和1938年的阿拉伯人大起义。英国的反应

是在这些大暴动之后派出了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几个调查委员

会已对情况进行了调查，他们企图满足三方不同的、相互冲突的利益——犹太复国主义

者的愿望、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要求和英帝国的利益，所以他们的建议摇摆不定。例如，

1939年5月的白皮书提出，巴勒斯坦在10年内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提出对犹太人的

迁移和土地购买加以明确的限制。白皮书的最后一段包含了这一富于哲理性的见解：

“陛下的政府在托管所引起的这场争论中不能指望做到使这一党派或那一党派的党徒们

满意。”这一见解证明是完全有道理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拒绝了英国人的建议，巴

勒斯坦的争论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还远没有得到解决。

 

三、北非

 

19世纪期间，埃及以西的地区即所谓的马格里布，已渐渐沦于欧洲的统治之下（见

第十四章第三节）。1830年，法国开始入侵阿尔及利亚；1911年，意大利完成了对利比

亚的侵略。意大利的入侵遭到了顽强的抵抗，这一抵抗一直持续到战后，是马格里布为

争取解放而进行全面斗争的开端。

1911年，意大利人在利比亚几乎没遇到什么困难就打败了小股土耳其驻军。但是，

当地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用撤离的土耳其人留下的武器继续进行斗争。塞努西教团极

为有效地组织和领导了人们的抵抗活动，至1915年夏，意大利人已被限制在沿海地区的

六个据点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意大利人又试图将他们的权力强加给整个利比亚，

但没有获得什么成功。他们只占据了沿海地区，而大部分内地仍在阿拉伯人的控制之下。

意大利人在利比亚的失败是对欧洲威望的一个严重打击。但是，它很快就因摩洛哥

的里夫山地人使西班牙人遭受的惊人惨败而相形见细。好几个世纪里，西班牙在摩洛哥

的领地一直限于地中海沿岸四块极小的飞地。其时，法国已在从阿尔及利亚向外扩展，

于1881年在突尼斯建立了保护领地，并在1906年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之后开始占领摩洛

哥。这促使西班牙人采取同样的行动，他们与法国达成了一项瓜分摩洛哥的协议，并于

1909年开始向内地推进。他们推进的速度十分缓慢，因此，几年来几乎未遇到抵抗。接

着，1921年夏，他们突然遭到了一次惨败——这是自1896年埃塞俄比亚人在阿多瓦打败

意大利人以来西方军队所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

予以这一出乎意外的打击的是里夫部落民的领袖阿卜杜勒·克里姆。他在西班牙受

过良好的教育，所以懂得西方技术的价值，并知道如何利用西方技术。受惊的西班牙人

不断涌入摩洛哥，达15万人，但是，未能克复大部分地区。1923年夏，他们提出给克里

姆以自治权，但是，因胜利而洋洋得意的克里姆要求完全独立。到1924年时，西班牙人

又被限制在沿海地区，在内地只有少数几个要塞，而且这些要塞通常都处在里夫人的包

围之中。实际上，这时的克里姆已成为整个西属摩洛哥的主人。

第二年，克里姆不仅向西班牙人挑战，还向法国人挑战——这是一个直接导致他灭

亡的举动。这一失策一方面起因于他需要法国防线后面的某些产粮地，一方面起因于他

错误地估计了法国的政治形势。他对法国人中存在的厌战情绪的程度估计过高，而且还

对法国共产党许诺的支持印象太深。1924年9月2O日，法国共产党领导人雅克·多里奥

致电克里姆，祝贺他战胜西班牙人，并表示希望“他联络法国和欧洲的无产阶级，与包

括法国帝国主义在内的一切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直到彻底解放摩洛哥领土。”多里奥在

表示他的良好愿望时无疑是真诚的，但是，他不能以有效的援助支持他们。

1925年4月13日，克里姆趁法国援军尚未到达，开始了他的进攻。里夫勇士们穿过

法国人的防线，唤起了内地的一些部落。法国要塞由于被切断了同根据地的联系，不得

不一个接一个地撤除。彻底的大失败只是由于法国正规军和占外籍军团的绝大多数的非

法国人的忠诚才得以避免。当时的形势非常危急，致使西班牙和法国缔结盟约，决定采

取联合行动对付里夫人，其中包括从陆路和水路封锁里夫领土，以阻止军火走私。不过，

克里姆最初的进攻就未能取得胜利，这意味着他灭亡的开端。法国和西班牙的资源合在

一起占有压倒的优势，因此，里夫人的最终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到1925年秋时，6万里夫军队所面临的是28万法西联军。这种力量悬殊实在太大，

尤其是自克里姆在法国人的后方举行全面起义未获成功以来。冬春两季，克里姆遭到了

一连串的失败，直到1926年5月27日他宣布投降为止。他被流放到印度洋上的留尼汪岛。

克里姆虽未能赶走法国人，但他的功绩已唤醒了整个马格布里，激励着别世纪测年代成

立的各民族主义党派；这些民族主义党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功地为自由而战斗。

 

四、波斯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波斯已被划分成英国和俄国的势力范围（见第十四章第四

节）。大战爆发后，国王宣布了保持中立的官方政策；由于他缺乏力量实施这一政策，

这个国家的北部地区不久便被土耳其和俄国军队占领，南部被英国侵占。波斯政府的权

力几乎没有超出首都郊区。这场大混乱十分严重、普遍，因而促成了1918年的饥荒；据

估计，在这场饥荒中，有2O0万人饿死。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低得惊人，这一点在一位

外国观察家的报道中得到暗示。他说：”毫无疑问，1918年饥荒所带来的不幸由于那些

拥有最高权力的人的操纵而大大加重。”

大战结束时人们发现，由于俄国人忙于革命和内战，英国人控制了波斯大部分地区。

英国人决心维持这种控制，一方面是因为波斯对保卫印度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因为英波

石油公司的石油开采地；这些石油开采地对帝国海军的极端重要性在大战期间已得到充

分证明。因此，英国人通过重金贿赂，诱使波斯总理及其两名内阁成员于1919年8月9日

签订了一个协约；协约规定：提供一笔贷款，修订关税税则，向政府各主要的部提供英

国顾问，提供英国军官以组建宪兵队，重建军队和敷设一条铁路。这些条款显然对英国

极为有利，因而许多人担心，战前两大强国的控制这时会为一大强国的控制所取代。经

过多次辩论后，波斯议会拒绝批准这一协约，协约失效了。

其时，俄国人并没有闲着。1918年1月14日，他们通告废除1907年的《英俄协定》

及其”之前和之后［沙皇时期」以任何形式限制和约束了波斯人民自由、独立生存的权

利的一些条约”。更准确地说，1918年6月26日，他们宣布取消俄国人在波斯的所有租

界和特权以及波斯火沙俄的所有债务。推测起来，布尔什维克在面临内战和外来干涉的

情况下，作出这些彻底的让步，是希望抚慰他们的波斯邻人、促进殖民地世界反西方的

民众起义。这些打算或许可解释布尔什维克当时向土耳其人和中国人所作的类似的让步。

俄国人进一步奉行他们的政策，于1921年2月26日签订了正式的波斯-苏联友好条约。

此条约给波斯人的好处是：正式取消所有的未偿债务，交出在波斯的所有有形贸易设施，

废除所有租界、治外法权和其他特权。另一方面，某些条款则对俄国人有利，其中包括：

波斯无权将俄国交出的北方五省的租界让给其他任何强国，如果外国列强用波斯领土作

为反俄国的作战基地，俄国人有权派军队进入波斯。

在磋商这一条约的同时，波斯的政治生活正变得更加混乱。例如，1921年1月19日，

一位总理辞职，四天后，他复职，并于2月3日组成一个内阁，这一内阁于6日辞职，16

日，他又组成另一内阁，这一内阁又于21日被一次政变推翻。策划这次政变的是礼萨·

汗，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由俄国人组织的波斯哥萨克旅的一位上校。波斯以后20年的

历史就是这位统治者的历史，他上升为这个国家伟大的具有革新精神的国王。

礼萨是一位严肃、真诚、有异乎寻常的胆量和决断力的军人。由于他专心致志地履

行军人职责且才能出众，他由士兵升为军官，并赢得了其部下的尊敬和忠诚。1920年秋，

当英国人强迫哥萨克师的俄国军官辞去他们的职务时，他的机会来了。礼萨进入了权力

真空，到1921年2月时，他已强大得可以领导推翻政府的政变。从此，他的地位迅速上

升。政变之后，他马上成为波斯军队的总司令。几星期后，他被任命为军事大臣。在成

立和撤销了几个部之后，他于1923年10月28日自任首相。这时，卡札尔王朝的统治者艾

哈迈德国王离开波斯前往里维埃拉；两年后，即1925年12月15日，礼萨接受王位，建立

了一直幸存到现在的巴列维王朝。

尽管礼萨国王为人有怪僻之处和过分行为，但他的统治犹如吹入腐败、无能和蒙昧

主义占优势的环境中的一股新鲜空气。的确，这位国王使人联想起他所钦佩和效法的凯

末尔。他的第一个措施是加强军队、使军队现代化，以便消除波斯遭瓜分的危险。在他

掌权之前，俄国军官统率的哥萨克师控制了北部诸省，英国军官统率的南波斯步枪队控

制了南部诸省，而瑞典军官统率的宪兵队只是在理论上维护波斯的民族利益。在通过大

不列颠的干预去掉俄国军官之后，礼萨国王这时又摆脱了英国和瑞典同僚。然后，他将

被遣散的部队组成一支拥有4万人的统一的现代化民族军队；他对这支军队非常关心，

并将大量钱财用于这支军队。礼萨国王由于有了这支听他支配的军队，能够抵抗不正当

的外来压力，还能维护中央政府对那些自19世纪中叶以来事实上一直独立的部族首领的

权力。

礼萨国王还试图使其国家的经济现代化。最惊人的表现是敷设横贯伊朗的铁路。这

是英国人和俄国人长期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英国人企图通过伊朗使印度同欧洲的铁路

网连在一起，俄国人希望将他们的已到达大不里士的铁路延长到波斯湾。礼萨国王既不

管英国人也不顾俄国人，设计出他自己的路线。这条路线虽然在经济上并不切合实际，

但颇为惊人：在全长870哩的路线上需要架设4000多座桥梁、开凿200多条隧道。这条铁

路于1939年竣工，它注定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把军用物资运至苏联方面起决定

性作用。

这条铁路可代表礼萨国王的经济冒险。当时没有协调一致的计划，因此各个建设项

目都不是根据国家经济的总需求设想出来的。到1941年礼萨国王让位时，相当多的工厂

已经建成，其中包括纺织厂、水泥厂、制糖厂和卷烟厂等；然而，尽管国家实行很高的

保护关税，但几乎所有的工厂都亏本。

同觊末尔一样，礼萨国王攻击过去的各种信条。他禁止使用名誉称号，废除妇女戴

面纱的习俗，命令男子戴欧式帽子。另外，最重要的是，民族主义得到强调，外来影响

在可能存在的地方均被肃清。阿拉伯词语从波斯语中给清除出去，现代建筑物按照在从

前宏伟宫殿的废墟中发现的阿契美尼德建筑式样建造。这种民族主义的象征是1934年用

名字“伊朗”取代了“波斯”，“伊朗”这一名字可追溯到3000年前操印欧语的祖先那

里。

礼萨国王的统治随着他1941年9月16日的让位而突然结束。在前几年中，他已越来

越倾向于纳粹德国。同德国的贸易上升到第一位，德国在伊朗的专家、教师、商人和旅

游者的人数不断增加。由于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苏联，礼萨国王收到了几份苏-英联合

照会，要求他将德国人从伊朗驱逐出去。他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于是，1941年8月25

日，苏联和英国军队占领了这个国家。9月16日，礼萨国王将王位让给了他的儿子、现

在的统治者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回想起来，礼萨国王对他国家的影响不象凯末尔对土耳其的影响那么深远。凯末尔

从先前的一场军事灾难中得到了好处，这场灾难非常之大，使凯末尔更容易废除那些过

时的制度和习俗。因此，土耳其人受西方影响更久，也更能够接受西方影响。不过，礼

萨国王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他的统治是伊朗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五、印度

 

20世纪初，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在直到可预见的将来这段时间内似乎十分牢固。1912

年，为了庆祝国王乔治五世的加冕，在德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皇帝接见仪式。仪式在泰

吉·马哈尔陵建造者沙·贾汗（1592—1662年）的接见大厅里举行。在富丽、豪华的大

厅当中，国王乔治接受了印度王公和权贵们的众口一词的宣誓效忠。1914年，印度齐心

协力地支持英国参战。王公们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援助，同时至少有90万印度人在英国军

队中当战斗员，另外，还有30万印度人当劳工。甘地特别热心于支持英国人的事业。他

曾给印度总督哈丁爵士写信说：“在帝国的紧要关头，我愿让印度将其所有强壮的儿子

作为供品奉献给帝国…我们只能默默地、真诚地、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将帝国从即将来临

的危险中解救出来的工作，从而加快我们达到‘地方自治的’目的的进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过了30年，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便告结束。这一意外结果的一个

原因在于战争本身的影响——有关民族自决的种种口号的影响和海外服役对成千上万名

带着新思想和新观念返回家园的土兵所起的扰乱性影响。战争刚结束后的几年中的一系

列灾害也促进了动乱。1918年的季风不足给印度许多地区带来了饥荒。早一年的淋巴腺

鼠疫使许多人丧命，但它同1918-1919年的流行性感冒相比则是微不足道的，后者至少

造成了1300万人的死亡！促成动乱的另一原因是，与甘地预期的相反，战后英国奉行压

制政策。1919年3月的《罗拉特法案》准许政府不经审判就能拘押宣传鼓动者，授权法

官不用陪审团即可判案。甘地组织了一次消极抵抗和不合作运动，来进行回击。在随后

发生的骚乱中，英国将军戴尔制造了1919年4月13日臭名昭著的“阿姆利则血案”。他

试图向老百姓强调政府的力量，命令军队不经警告便直接向举行政治集会的赤手空拳的

市民开枪。近400人被打死，1000人受伤。英国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指责戴尔将军，解

除了他的指挥权。但上议院却支持戴尔，通过公开募捐为他筹集了26000英镑的安慰金。

然而，强烈的抗议浪潮立即席卷全国，甘地指责政府是“恶魔”。

甘地无疑是战后这场反英运动中的杰出人物。成立于1885年的印度国民大会党在

1914年以前并没有对英国人构成严重威胁（见第十五章第六节）。它实质上仍是极少得

到乡村民众的支持的中产阶级运动。甘地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设法来到村民中间，与他

们建立友好关系，使他们参加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甘地虽然是一位受过伦敦训练的律

师，但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了印度的和非西方的——实际上是反西方的——本色，国此，

他能用意味深长的话语与他的人民沟通思想。

甘地的讲话朴素、富有感染力。他指出，1914年时，英国人仅以9000名行政官员和

69000名士兵就统治了3亿印度人。这一点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各阶层人当时正以一

种或另一种方式与英国人合作。如果取消这种合作，英国的统治必将崩溃。因此，我们

的任务就是要教育和训练人民实行不合作主义即非暴力的消极抵抗。甘地还号召人民进

行抵制运动，即联合抵制英货的运动。甘地劝诫人们用家里纺的布代替进口的机制织物。

这会削弱英国统治的经济基础，还会复兴乡村工业。他本人就曾系了一条土布腰带，当

众操作纺车。甘地教导说，将不合作主义和抵制运动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实现地方自治。

一旦印度的村民理解这些教导并按教导行事，英国统治的日子就不会长久了。

伦敦政府努力阻止这场正在集聚起来的风暴，于1919年12月23日提出了蒙塔古-切

姆斯福德改革方案，确立了通称为”两头政治”的行政体制。这使德里的中央政府与过

去大致相同，拥有一个委派的总督、一个指定的咨询会议和一个立法议会；立法议会的

成员为140人，其中有100名成员是通过范围极其有限的投票选举产生的。两头政治的原

则在各省政府中生效，每个省政府均由一个委派的省长、一个指定的咨询会议和一个立

法议会组成，省立法议会70％的成员是通过极受限制的投票选举产生的。重大事务“保

留”给省长及其咨询会议处理；次要事务如公共卫生、农业、医疗救济和教育等将“移

交”给印度部长们处理。人们推测，如果这种“两头政治”即责任的分开证明是切实可

行的话，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事务从“保留”名单转入“移交”名单。

甘地领导的国民大会党拒绝接受英国人的改革建议，这一定程度上是对戴尔事件的

一个反应，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实际存在的政治原因——穆斯林首次愿意同印度教徒合作。

印度穆斯林认为英国及其盟国强加给奥斯曼帝国的《塞夫尔条约》过于苛刻，他们对这

一条约感到震惊。为了向被围困的土耳其人提供支持，他们发动了所谓的”基拉发运

动”。甘地抓住这一机会与穆斯林达成了协议，于是，所有的印度人这时都团结起来，

既要求修订《塞夫尔条约》，又要求印度自治。1920年9月，他们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

不合作运动。这种反应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它逐渐失去了控制。甘地坚决主张严格的非

暴力主义，但罢工和暴动却在许多城市发生，在农村，农民们也起来反对地主和放债人。

1922年2月4日，动乱达到了顶点，当时，起义的农民进攻了乔里乔拉地方警察局，杀死

了22名警察。

大为震惊的甘地立即命令停止不合作运动，但他还是被逮捕并被判了6年徒刑。两

年后，他因身体不好而获释，但这时，民族主义运动已由于印度教徒中的混乱和穆斯林

热情的冷却而基本消失，穆斯林因凯末尔废除哈里发制和提出强有力的世俗主义纲领而

感到沮丧。

甘地获释出狱后好几年没有涉足政界。在这期间，新的、更激进的民族主义领导人

正在出现，其中包括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到这时为止，国大党领导人就其出身和观点

来说，基本上是中上层阶级。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时，带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政治倾

向的工人团体开始出现。这一趋势导致了国大党内部左翼力量的发展，导致了以尼赫鲁

为主席的全印独立联盟的成立。全印独立联盟的显著特征是：它不仅要求摆脱英国人的

统治而完全独立。而且要求在印度内部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式进行根本的社会变革。正加

尼赫鲁所写的那样：”国大党中过去经常看布赖斯所写的有关民主主义的著作和莫利、

基思、马志尼所写的著作的青年男女，如今正在阅读所能到手的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

义和俄国的书籍。”

尼赫鲁本人就是这种新趋势的一个很好的实例。他是一位富有的律师的儿子，曾在

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读书，1912年取得律师资格。回国后，他投身于为自由而进行的民

族主义斗争，成为甘地的追随者和敬慕者。然而，尼赫鲁完全不同于他的这位神秘的、

苦行主义的领袖。他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一位社会主义者、一位坚信科学技术是将人类

从存在已久的苦难和愚昧中解放出来的工具的人。后来，尼赫鲁与甘地分手了，因为甘

地拒绝接受现代世界，他指责说：“解救印度的办法在于忘掉印度在过去50年中所学到

的东西。铁路、电报、医院、律师、医生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全得废弃，所谓的上层阶级

必须自觉地、虔诚地、慎重地了解简朴的农民生活，懂得这是一种给人以真正幸福的生

活。……每当我坐上火车或公共汽车，就感到我这样做是在亵渎我的良知。”

不过，尼赫鲁承认甘地在唤起印度农民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即使是因个人竞争和

学说上的争论而分裂的国大党，也还得依靠甘地。1928年12月，甘地重返政治舞台，并

说服国大党接受了激进派和保守派都能接受的一项妥协决议。几个月后，英国工党战胜

保守党，组成了新内阁。前景似乎很有希望，因为工党以往一直批评保守党对允许印度

自治这一问题采取拖拉做法。然而，印度自治的希望并没有实现；事实证明，1930－

1939年的10年是令人失望的10年。

一个原因是政府在镇压和让步的循环之间摇摆不定。继民族主义暴力之后是大规模

的逮捕和放逐，然后又是企图通过逐步让选举制生效来进行安抚。不过，许多责任要由

印度人承担，因为他们日益分裂成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两大敌对的集团。早在1919年，全

印穆斯林联盟就已成立，但许多年里它几乎一直没有什么追随者。不仅穆斯林人数不到

次大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且国大党声称它代表所有的印度人，不管他们的宗教信仰

如何。实际上，国大党内确有一个由著名的阿布尔·卡拉姆·阿札德领导的穆斯林派。

因而，穆斯林联盟直到1935年以后由孟买的律师穆罕默德·阿里·真纳领导时才变得重

要起来。真纳提出在联合的基础上与国大党合作，但国大党拒绝了这一建议，只愿与以

个人名义加入国大党的穆斯林打交道。于是，真纳进行报复，他向穆斯林民众大声呼吁

说”伊斯兰教正处于危险之中”。对此，反应是热烈的，因为印度许多穆斯林认为，他

们与穆斯林世界其他人的共同之处比他们与邻近的印度教徒的共同之处更多。真纳在选

举中的成功使后来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巴基斯坦成为可能。

在此期间，总督欧文勋爵已于1929年10月宣布，英国明确地制定了给印度以自治领

地位的计划，并将召开会议作出安排。然而，国大党却于1929年12月31日通过了一项要

求完全独立的决议。3月12日，为了迫使英国人撤离印度，甘地又发起一场国民抵抗运

动。他的战术是向170哩以外的大海进行伟大的食盐进军。在海边，他舀取海水，放在

火上煮——这是向被他谴责为极不公正的政府盐税进行挑战的一个象征性行为。这场运

动不仅得到很好的宣传、非常激动人心，而且十分猛烈，因为广大农民都痛恨盐税，积

极支持甘地。普遍的骚乱爆发了：人们攻击政府的盐场，恐怖分子袭击官员，受到世界

性严重经济萧条的沉重打击的失业工人举行暴动。5月5日，甘地再次被捕入狱，与他一

起被捕的还有约6万名追随者。

欧文勋爵知道单靠武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秩序稍微得到恢复之后，他于1931年

1月26日释放了甘地，并说服甘地于3月4日签订了《德里协定》。政府同意释放未犯有

暴力罪行的政治犯，作为回报，国大党将结束抵抗运动。还将参加早几个月就已开始的

圆桌会议。甘地亲自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会议，但没有达成协议，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

当时工党政府已被保守党占优势的、不太灵活的“国民政府”所取代。甘地返回印度后，

于1932年1月再度被捕。抵抗运动再次爆发，但这时，这个国家已疲惫不堪，因而这一

运动几个月后，便渐渐消失了。

最后，1935年8月2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印度政府组织法》，将它作为制止暴力和

推进自治这一双重政策的组成部分。该组织法规定缅甸和亚丁将与印度分离，成为英国

政府直辖殖民地。印度本身经各王公之国同意后将成为一个由各省和各王公之国组成的

联邦。同1919年宪法中的规定一样，总督仍保留对外交事务和防务的权力，但联邦的其

他所有事务全交给两院制议会处理，议会的大多数成员是由约600万名受到限制的选民

选举产生的。在各省，用省议会和向省议会负责的各个部代替已被事实证明是无法实行

的两头政治的方案．近3，800万印度人获得了选举省议会的权利，省议会将享有处理本

省事务的绝对自治权。如果某个省政府出于任何原因未能行使职责，当地的英国省长有

权处理公共事务。

由1935年的组织法提供的联邦证明是不成功的。印度王公不信任民族主义者，拒绝

合作。因此，成立于1919年的中央政府继续起作用。不过，对诸省所作的新安排已随着

1937年各省议会的选举而付诸实施。民族主义者控制了11个省中的7个省份，并立即着

手释放政治犯、恢复公民自由、准备土地改革。1939年，当总督宣布印度参加新的世界

大战时，这一切便突然结束了。由于这事根本未与印度人商量，7个省的民族主义部长

全都辞职。于是，英国省长们接管了这7个省，以法令进行统治。民族主义者再次提出

了完全独立的口号，而真纳领导的穆斯林则要求将次大陆分成两个国家，一个是印度教

徒的国家，另一个是穆斯林的国家，即所谓的巴基斯坦。

 

六、中国

 

中国尽管名义上已经独立，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经历了可与印度相比的反西方

运动。1917年，中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希望收复1914年被日本占领的山东省。当

凡尔赛的调停人没有将这个丢失的省份归还给中国时，在北京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爆

发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很快波及其他城市，商人们以罢市的方式参加抗议。这

场运动后来发展成抵制日货运动，并伴有与日本侨民的冲突。新成立的工会也通过举行

罢工参加了这场抗议运动。总之，事实证明，这场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感情的最强烈、

最普遍的表露。

由于西方列强乐意让日本保留它在中国大陆的战利品，它们也成为这场猛烈爆发的

运动的靶子。相形之下，苏联却得到中国人的同情和钦佩。一个原因在于列宁的反帝国

主义的教导有着可以理解的吸引力。另一原因是苏联政府象它当时在土耳其和波斯所做

的那样，放弃了沙皇在中国的特权。不难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这时越来越依靠苏联

而不是依靠日本人和西方人。

这些变化给了孙中山用新政策和新方法重新开始革命的机会。在建立共和国的1911

年革命以后，他遇到了艰难时期（见第十六章第五节）。袁世凯将他撇在一边，而各省

军阀则不理睬中央政府，作为独立的当权者统治各省。这时，孙决定，为了打败军阀、

创立一个统一的、现代化的国家，必须增强国民党的实力。他呼吁国际援助，但遭到了

西方政府的拒绝，不过，苏联却积极响应，因而开始了一直持续到1927年的“国共合

作”。

1923年1月，孙中山和苏联代表阿道夫·越飞一致同意，国共合作的目的并不是要

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而是要“实现国家统一，获得国家的完全独立”，俄国人接着又

派能干的米哈伊尔·鲍罗廷去广州，在那里，他成为孙的得力助手。他们一起实现了三

大基本变革：按共产党的方针改组国民党，组织一支强有力的现代化军队，发展一种更

有效、更有吸引力的政治思想体系。

在改组国民党的过程中，孙通过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开始控制了该党。国民党这时首次能作为一个从总部到最小的支部的纪律严明的单位发

挥作用。同时，在俄国武器和以瓦西里·布吕歇尔将军为首的俄国军官的帮助下，一支

新的军队正在建立。1924年5月，为培养军官，黄埔军校在广州成立。黄埔军校的正式

校长是孙的参谋长、刚从莫斯科红军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回国的蒋介石，但真正的领

导人则是布吕歇尔。也许该注意到，该校的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他后来成为共产党中

国的外交部长和总理。最后，孙中山将其政党的思想体系改造成著名的三民主义：民族

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民权主义旨在实现民主政治，不过，一党统治下的一段时

期的监护被认为是必要的。民生主义旨在通过平均分配土地和实现国家对工业的管理或

控制来为人民谋求经济上的改善。

1925年，正当孙中山为实现他的抱负而制成种种工具之时，他却去世了。他虽未能

活着看到军阀被挫败和国家的统一，但今天，大陆的共产党人和台湾的民族主义者都公

认他是现代中国伟大的创造者之一。孙中山的去世使蒋介石有可能成为国民党的领导人。

1926年5月，他担任了“北伐”的总指挥，“北伐”是一场旨在消灭北洋军阀从而统一

中国的战争。国民党军队以宣传团为先导，以破竹之势前进，于10月到达长江。这时，

首都迁到了由左翼分子和共产党人控制的汉口。

这一点清楚地表明了国民党内部置身于汉口的左翼分子和蒋将军领导下的右翼分子

之间日益增大的分裂。蒋介石赞成民族主义而不赞成社会革命。他因一直行进在他的各

师前面的左派宣传团的活动而变得惊慌起来。这些宣传者在农民和城市工人中间活动。

发动了一场反对拥有土地的绅士，城市资产阶级和西方企业界的革命运动。尽管蒋介石

曾与他的俄国顾问密切合作，但他肯定是反共产主义的，他决心阻止左派对国民党的控

制。

由于这种情况普遍存在，无疑，右派和左派两大相互对立的势力必将进行最后的较

量；1927年3月24日攻克南京时，这一较量终于到来。正如其他城市所发生的情况一样，

当国民党军队逼近时，工人和学生组成队伍。他们发起了总罢工，并能在军阀军队离开

和蒋介石军队到达之间的间隙时间里接手控制这座城市。蒋介石一点也不乐意得到包括

周恩来在内的革命委员会的欢迎。由于国民党保守分子和上海金融界的支持，蒋介石这

时对共产党人及其左派盟友进行血洗。鲍罗廷返回俄国，蒋介石改组了国民党，因此，

他成为国民党无可争辩的首脑。1928年6月，他的军队占领北京，摧毁了北洋军阀的势

力，完成了国家的正式统一。这一新的中国的首都迁到了南京。

这时，蒋介石参观了北京城外的佛寺，这里安葬着孙中山的遗体。他向已故领袖的

在天之灵报告说，他已获得胜利。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几年相比，中国这时的

情况的确有了极大的改善。在以后的10年中，中国在蒋的指导下取得了明显的进步。铁

路的哩数几乎增加了一倍，现代化公路的哩数也增加了三倍。1932年取缔了国内关税关

卡，这类关卡过去大约有500个。而且，首次制造了统一的货币。在政府议事程序、公

共卫生、教育和工业化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步。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政府在外交领域所取

得的成就。政府夺回了关税控制权，收复了割让给外国的一些领土，收回了西方列强夺

去的许多特权。到1943年时，所有外国都已放弃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

但是，蒋介石的改革方案有着严重的漏洞，这些漏洞最终证明是致命的。极其需要

的土地改革因农村地区的国民党为反对任何改革的地主所控制而被忽视。蒋介石的一党

制的独裁政府阻止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反对党党派不可能通过法律手段坚持自己

的权利；革俞才是唯一的选择。最后，国民党未能发展起能赢得人民支持的思想。民族

主义的呼吁对渴望获得土地的农民和贫困的城市工人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蒋介石认识

到有些东西丢失了，于是他求助于儒家有关礼仪和正当行为的古老说教。这些说教在20

世纪的中国显得又无效又离奇。

如果国民党政权享有长期的和平，那么，它的这些弱点也许会逐渐得到克服。但是，

它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它有两大死敌：国内的共产党人和国外的日本人。1921年7

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在随后几年中，它的支部遍及全国各地。许多学生和知识

分子在共产党的行动起来的号召和在将来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平等社会的保证的吸引下，

加入了共产党的阵线。众所周知，共产党最初曾与孙中山合作，后来，于1927年同蒋介

石决裂。共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被蒋介石杀害，但有些人设法逃进了华南山区。他们的

领导人之一是毛泽东，毛泽东这时无视莫斯科的第三国际，制定出新的革命策略。他拒

绝了只能依靠城市无产阶级进行革命这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他根据对农村的直接

考察断定，占人口70%的贫农是“革命的先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这对莫斯

科来说纯属异端邪说，但毛自行其是，将农民组织起来，在南方建立了独立的军队和政

府。

蒋介石所作的反应是发动了五次所谓的“剿匪战役”。由于共产党的没收地主的大

地产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争取了农民，共产党人得到了农民的支持从而幸存了下来。第五

次围剿确成功地将共产党人逐出了根据地，当时，这些共产党人被国民党军队团团围住。

最后，9万人设法突破了重围，这些人中只有不到7000人在历经长达6000哩的惊人艰难

的跋涉后幸存下来。在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368天（1934年10月16日到1935年10月25

日）的“长征中”，他们几乎平均每天都要同总数达30多万的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最

后，共产党的幸存者到达西北诸省，在那里，他们艰苦奋斗，建立了根据地。他们的土

地改革政策又赢得了农民的支持，因此，他们能扩大力量，最终发展成南京国民党政权

的重要对手。

蒋介石在卷入同共产党的这一内战的同时，还遭到了来自国外的日本人的进攻。我

们以后将看到（见第二十四章第一节），这一侵略从1931年占领满洲开始，一直继续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人控制整个东部沿海地区时。共产党的颠覆和日本人的侵略加

在一起最终使蒋介石于1949年逃往台湾，让毛泽东在其新首都北京统治大陆。

 

第二十二章　1929年以前欧洲的革命与和解

 

我们未能将布尔什维主义扼杀在萌芽状态中，未能通过一种或另一种手段将当初已

屈服了的俄国引入全面的民主制度之中——这一失败如今成为我们的沉重负担。

 

丘吉尔，1949年4月1日

 

在殖民地世界处于民族革命的痛苦中的同时，欧洲本身正充满着社会革命。在整个

欧洲大陆，旧秩序正受到怀疑，这一方面是因为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创伤，一方面是因为

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影响。因此，1929年以前十年的欧洲历史主要是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

力之间进行斗争的历史。在苏俄，共产主义在经历数年内战和干涉之后正胜利地兴起。

在中欧，激进的革命力量遭到镇压，各种非共产主义政权，从德国的自由魏玛共和国到

匈牙利的右派霍尔蒂政府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墨索里尼国家，已相继出现。西欧未遭到如

此猛烈的骚扰，然而，即使在西欧，传统的议会机构的权力也因经济困难、大规模失业

和内阁不稳定而被滥用。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时，秩序似乎正在欧洲得到一定的恢复。

繁荣程度在增长，失业人口在减少，各种国际问题似乎也因《道威斯计划》、《洛迪诺

公约》、《凯洛格一白里安公约》和苏联作出的进行五年计划而不进行世界革命的保证

而得到解决。在大萧条促成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系列国内危机和国际危机以前，

欧洲正在恢复到正常状态，或者说着起来如此。

 

一、共产主义在俄国的胜利

 

反革命和外来干涉的起因　布尔什维克于1918年3月　3日签订了条件苛刻的《布列

斯特一立陶夫斯克和约》（见第二十章第四节），希望他们终于能从战争转到建立社会

新秩序这一更合意的任务上来。但是，他们却注定要再打三年多仗，以对付反革命和外

来干涉。从某种程度上说，进行反革命的是有产阶级的成员——军官、政府官员、地主

和商人；他们由于种种明显的原因而希望摆脱布尔什维克。不过，非布尔什维克左派的

各种成员也同样热中于反革命活动，他们中社会革命党人人数最多。他们在需要进行社

会革命的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意见一致，但非常憎恨布尔什维克垄断革命。他们视布尔

什维克1917年11月7日的政变为十足的背叛，尤其是因为1917年11月25日选出的立宪会

议中，布尔什维克只占175席，而社会革命党人占370席，其他各党派代表占159席（见

第二十章第四节）。因此，非布尔什维克左派带头组织地下反对活动，而右派分子则领

导军队进行从哥萨克地区开始的公开叛乱。

这些反布尔什维克集团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支持与援助，后者这样做是出于各种原因

—一如布尔作维克争取世界革命的使人恼火的运动。在欧洲和殖民地地区，布尔什维克

号召“劳苦大众”“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西方许多领导人作出的反应自然是

企图在这些马克思主义煽动者点燃遍及全世界的革命的导火线之前把他们消灭掉，另外，

英法某些政治家错误地认为布尔什维克是德国总参谋部的工具，也希望除去他们，以便

让俄国重新回到战争中来。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协约国以往大量贮存在俄国的军用物资的

处理问题，这些军用物资有16万多吨贮存在摩尔曼斯克，80万吨贮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

西方列强担心布尔什维克会情愿或不情愿地让这些物资落入德国人手中。协约国干涉的

背后还隐藏着经济动机：布尔什维克将外国财产收归国有和拒付外国债务的做法自然使

有势力的既得利益集团开始持敌对态度，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利用他们的权势来促成干涉。

内战过程在这些情况下，俄国边境地区——阿尔汉格尔一摩尔曼斯克北部地区、波罗的

海沿海诸省、乌克兰、顿河地区、外高加索和西伯利亚——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

和约》签订后不久便成立了几个反革命政府。这些政府除了在某些战线得到军事顾问和

小股分遣部队外，还得到了大量的资金和军用物资。军事行动开始后不久，西方的战争

便结束了，于是提出了协约国的干涉是否应进一步进行的问题。原先有关让俄国重新回

到战争中来和阻止德国人夺得军用物资的争论这时已毫无意义。

在巴黎的会议上，协约国领导人讨论了是否继续进行干涉的问题。威尔逊总统和劳

合·乔治首相都赞成立即停战。但是，乔治·克列孟梭坚持认为，整个欧洲已受到革命

的威胁，必须将布尔什维主义消灭在其发源地。为了在国内履行自己的政治职责，威尔

逊和劳合·乔治不得不离开会议，因此，他们都未能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们留下的代表、

国务卿罗伯特·蓝辛和陆军大臣温斯特·丘吉尔都持有与克列孟横较接近的观点。因而，

达成了继续进行干涉的决议；这一重大决择将意味着三年多的战争和战后数年国与国之

间互不信任这种令人难以接受的遗产。

 

起先，布尔什维克遭到了一个又一个失败，其原因仅在于旧的俄国军队已四分五裂，

且没有别的东西可代替。国防人民委员列甫·托洛茨基逐步建立起一支新的军队——红

军，到1918年年底时，红军的人数约达50万。当全国各地发生叛乱、协约国军队在沿海

地区登陆时，这支军队时常不得不在24条不同的战线上作战。

1919年，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对手是西伯利亚的高尔察克海军将军、克里米亚和乌克

兰的邓尼金将军和爱沙尼亚的尤登尼奇将军。从他们发动的战役中可看出一种共同的格

局。他们首先从基地发动突然进攻；轻易地取得最初的胜利，进入距全面胜利不远的阶

段，然后，他们被阻挡住了，渐渐被击退，最后被击溃和“肃清”，“肃清”是布尔什

维克最喜欢用的一个字眼。1919年3月，高尔察克攻占了乌拉尔山脉西面的乌法城；8月，

邓尼金已向北推进到基辅；到10月时，尤登尼奇已深入到彼得格勒郊区。这时，列宁的

政权被限制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地区，这一地区大约相当于15世纪的莫斯科大公国。然

而，到1919年年底时，形势已转变：邓尼金已被迫撤退到克里米亚，尤登尼奇被迫撤退

到波罗的海地区，高尔察克不仅被迫退到乌拉尔山脉另一边，而且被捕获和处决。

1920年初，这场严峻的考验似乎终于结束了。但是，由于波兰人的出现和法国人重

新开始的大规模干涉，战争又进行了整整一年。波兰人决心尽可能地向东扩展他们的边

界，于1920年4月趁俄国人混乱和疲惫之际侵入乌克兰。前一年作战的格局这时又再次

出现。波兰人快速推进，5月7日便占领了基辅，但5个星期后他们就被赶出了这座城市；

到7月中旬时，他们已后撤到自己的国土上。得胜的布尔什维克继续向前推进，8月14日

到达华沙郊外。但是，波兰人得到了法国人的有力支持。阻止了俄国人的前进，并设法

将他们赶了回去。这场战役于10月中旬结束，1921年3月18日的《里夫条约》规定了一

直存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波-苏边界。

其时，弗兰格尔将军已取代邓尼金，在法国人的慷慨援助下，占领了俄国南部大部

分地区。布尔什维克在结束了同波兰人的战争之后，便将军队掉转过来对付弗兰格尔，

向南把他赶到了克里米亚半岛。这座半岛从前是沙皇和大公的游乐地，这时却挤满了大

批混杂的难民——高级教士、沙皇的官员、贵族地主和白军的残存者。法国军舰将尽可

能多的人撤走，疏散到从君士坦丁堡至马赛的各个港口，剩下的人只好听凭得胜的红军

任意摆布。

这时，唯一留在俄国国土上的外国军队是以符拉迪沃斯托克为基地进行军事活动的

日本人。原先，西伯利亚东部除日本的分遣队外，还有美国和英国的分遣队，但后两者

已于1920年撤走。日本人则继续留下来，希望通过傀儡政权来控制这些幅员辽阔但人口

稀少的地区。美国曾再三向日本人施加外交压力，要他们离开，最后，在1922年召开的

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上，终于说服他们撤走。

布尔什维克获胜的根源　随着日本人的撤离，进行内战和干涉的这一悲惨时期顺利

地渐近结束。列宁领导的共产党这时控制了全国。1919年时，几乎没有人会预言这一结

果，当时，受围困的共产党似乎注定要被得到协约国军队支持的反革命武装力量所消灭。

但事实是，与苏联历史学家所断言的相反，协约国从未将它们的注意力和财力集中到在

俄国继续进行的那场斗争上。除了某些担任次要职务的、狂热的反布尔什维克分子外，

协约国领导人认为干涉只不过是枝节问题，因此，他们怀着各种相冲突的动机断断续续

地支持干涉。他们的确为白军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军用物资，但却很少派遣军队。只是

在俄国北部，这些协约国的分遣队才有效地参加了实际的战斗。事实上，在西伯利亚东

部，日本、美国和英国军队更经常参与的是互相争斗的阴谋，而不是反对红军的战斗。

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乔治·凯南已断言，干涉“在各地起了损害布尔什维克的敌人、

加强共产党人本身力量的作用。这一因素非常重要，因此我认为，如果西方政府没有通

过这种设想欠妥的干涉帮助布尔什维主义逐步获得力量，布尔什维主义是否会在整个俄

国占上风，是很值得怀疑的。”

协约国的不团结和优柔寡断是布尔什维克取胜的一个原因。白军中不团结的情形更

为严重，这不仅是因为各领导人的互相冲突的野心，而且是因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各

种右翼分子的根本对立。相形之下，共产党人享有某些最终证明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优势。

他们的坚如磐石的党组织强行建立了一种其反对派未曾有过的团结和纪律。共产党得到

了卓有成效的秘密警察组织——契卡的有力支持，契卡无情地查获了种种反对派集团。

军事人民委员列甫·托洛茨基巧妙地将无产阶级自愿兵的热情与前沙皇军官的不可或缺

的技术知识结合起来，缔造了一支新的、强大的红军。而且，这支军队还享有控制国内

交通线的巨大优势，这与白军的情况截然不同，白军各部队之间、白军同其西欧和美国

的补给品供应地之间相隔着极大的距离。最后，布尔什维克在争取农民群众的支持方面

通常做得更成功。这并不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已说服俄国农民赞成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

实际上，大多数农民对红军和白军都极其不满，他们宁愿独自呆着。但是，当不得不作

出选择时，他们常常决定支持红军，他们认为，红军站在他们这一边，允许他们保留从

地主那里夺得的土地。

回想起来，长期的内战和干涉对有关的所有党派都是一场灾难。它使从波罗的海到

太平洋岸的俄国农村的土地荒废，使俄国人民大批死于横祸、饥饿和疾病。同样严重的

是新成立的苏联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恶化了。苏联领导人怀有的“被资本主义包围”

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担心进一步加深，而西方政治家则对1919年建立的共产国际的无用的

宣言过于认真。这种相互的不信任既深刻又持久，因此毒化了随后10年的国际关系，大

大地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

 

二、共产主义在中欧的失败

 

德国的势力均衡　当内战在苏俄猛烈进行时，欧洲面临的关键性问题是共产主义是

否会向西方传播。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认为，如果共产主义不能向西方传播，他们的事

业注定要失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他们不能想象他们的革命会在一个国家、

尤其是在以农业为主的俄国生存并扎根，因此，他们密切地、满怀希望地注视着中欧、

尤其是德国的事态发展，因为德国显然是关键性的国家。如果德国变成共产主义国家，

那么它的工业实力和俄国的自然资源结合起来，就会是不可摧毁的，革命的前途也就会

有保障。

最初，布尔什维克的这些希望似乎有可能实现。在海军发生兵变和革命从波罗的海

诸港口传入内地以后（见第二十章第六节），德国皇帝不得不于1918年11月9日退位。

与俄国苏维埃相类似的工人士兵委员会出现在包括柏林在内的各大城市。革命运动非常

强大，共产主义似乎很有可能容没欧洲大陆，至少抵达莱茵河。然而，最后的结果并不

是产生一个苏维埃德国，而是产生一个资产阶级的德意志共和国。

有几个当时未被注意到的因素可解释这一重大结果，一个因素是战前德国的繁荣，

它使工人阶级比较心满意足、无心革命。诚然，1914年时的错国社会民主党是欧洲最强

大的政党，但它很保守，专心致力于社会改革而不是致力于革命。同样重要的是德国农

民的富裕，他们的境况比俄国农民要好得多。在战争的几年中，他们的日子也过得并不

太坏，因此，布尔什维克的“把士地分给农民”的口号虽然在俄国非常有效，但对德国

的影响却很小。而且，战争在德国革命的时候已结束，这又与俄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对

和平的要求也许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多地帮助了布尔什维克，但在德国却毫无意义。此外，

尽管德国军队被打败，但它决没有象1917年的俄国军队那样士气沮丧、进行叛乱。在德

国，当最后的较量到来时，革命的反对者能号召可靠的军队支持他们。

最后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因素是德国社会主义者阵线的分裂。当然，这决不是唯一

的分裂。1914年，在支持还是反对战争的问题上，欧洲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都不同程度

地分裂了。在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菲利普·谢德曼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从

一开始就支持德国的战争努力。由于他们比较保守，他们这时拚命反对革命的工人士兵

委员会。“我憎恨社会革命”，艾伯特坦率地宣布，“我非常憎恨社会革命”。社会民

主党的另一派是斯巴达克斯同盟，它相当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由两位杰出、能干的革

命者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领导；前者出身于著名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家庭，

后者的祖先为波兰-犹太人。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斯巴达克思同盟支持工人士兵委

员会，希望在德国建立一个苏维埃式的政权。在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和斯巴达克斯同盟之

间的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它也赞成建立苏维埃德国，但又希望同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合作。

魏玛共和国的建立　当马克斯亲王宣布德皇退位时，他自己也辞去了首相职务，将

政权交给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艾伯特成立了由“6位委员”组成的内阁即人民代表

会议，其中3名为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成员，3名为独立往会民主党党人。斯巴达克思同盟

情愿呆在内阁外面，其原因很简单，他们只对使革命进一步向左的方向发展感兴趣。菲

利普·谢德曼在议会大厦的阳台上宣布德意志共和国成立，但与此同时，李卜克内西也

在一哩以外的帝国宫殿的阳台上宣布苏维埃德国成立。这时，最大的问题是哪一派会取

胜。

1917年3月，临时政府成立，当时的形势可与俄国的形势相比。艾伯特十分潭楚俄

国的结果，他不想成为第二个克伦斯基。因此，11月10日即德皇退位的第二天。他为了

镇压斯巴达克思同盟和工人士兵委员会而与总参谋长威廉·格勒纳将军结成了秘密同盟。

每天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这两个人都要用连接柏林的总理公署和斯帕的司令部的专用

电话进行交谈。由于有了这一强有力的支持，艾伯特开始积极反对极左派。独立社会民

主党拒绝一起行动，并退出了内阁，但这无关紧要。11月30日，斯巴达克思同盟改名为

德国共产主义劳动党，并制订了起义计划，但在这些计划完成之前，卡尔·李卜克内西

和罗莎·卢态堡已被逮捕，并“在企图逃跑时”被击毙。他们的1，000多名追随者在随

后爆发的残酷的巷战中被杀害。到1919年1月中旬时，来自左派的危险已经消除。

德国已度过了极为关键的时刻，1919年1月19日，全国举行了国民议会而非苏维埃

代表大会的选举。当选的代表绝大多数为温和的左派。国民议会在魏玛召开，一方面是

为了避开柏林的骚乱，一方面是为了把世界舆论中的新德国与和平的文化象征如歌德和

席勒联系在一起。艾伯特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谢德曼为第一任总理。

1919年7月通过的宪法无疑是民主主义的宪法，至少大体上如此。它包含了当时各

民主国家所赞成的一切方法，其中包括普选制、比例代表制、权利法案、政教分离和学

教分离。当选的总统任期为7年，由他任命总理，又由总理遴选人员，组成一个必须得

到国民议会即下院多数成员支持的内阁。参议院即上院由18个州的代表组成，它可以延

迟但不能阻止立法。

在这新宪法的幌子背后，旧德国的许多东西依然如故。官僚机构、司法系统和警察

局完好无损地存留下来。在大学里，最不民主的和反犹太人的教授会和学生组织以学术

自由为理由继续保持原状。新组成的国际军是旧帝国军队的缩影。除法定的八小时工作

日外，实际上没有推行任何社会改革。工业上的卡特尔和垄断公司依然如故；东普鲁士

的容克地主同德皇和各地方统治者一样仍保留着他们的地产。总之，德国革命保留的东

西要比它改变的东西多。权力主要落在旧统治者手中，而这些旧统治者永远不会接受新

秩序。最初，魏玛共和国在外国的财政援助下确能成功地保持自身的稳定。但是，当大

萧条削弱了国家的基础时，这些不顺从的官僚、军官和拥有土地的绅士大多攻击起共和

国，加快了共和国的灭亡。美国一位观察家对魏玛共和国的这一内在的致命弱点作了如

下描述：

想象一下一个让拥护君主制度的法官解释法律、让在忠于旧政权的环境中培养起来

的旧官员管理政府的共和国吧；想象一下一个消极地听任反动的教师和教授教孩子们藐

视现有的自由、赞成被美化的封建时代的共和国吧。……这个惊人的共和国向成千成万

名毫无顾忌地希望推翻共和国的前官员和文职人员支付了大量的津贴。

中欧的革命与倒退　对斯巴达克思同盟的镇压和魏玛共和国的建立确保了中欧其余

国家不会变成共产主义国家。然而，许多年里，欧洲的这一地区一直充满着骚乱和起义。

波罗的海和爱琴海之间的广大农民政治上的觉醒和活跃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一个原

因是无数的农民新兵已因其战争经历而大大地扩大了视野。他们不仅观察到了城市和农

村生活之间的差别，而且观察到了各国生活水平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哈布斯堡王朝、霍

亨索伦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的推翻也给农民以深刻影响。按照长期以来的传统，这种推

翻是唤起民族主义愿望和阶级意识的大地震。最后，长年的战争造成的空前的破坏和苦

难使革命形势更趋严重，尤其是在那些已遭受失败的国家里。

这种革命骚动的确切表现因各国当地情况的不同而不同。各国共产党并没有起着突

出的作用，只有匈牙利例外；在匈牙利，具有教会主义与和平主义学识的贵族哈伊·卡

罗伊伯爵已于1918年11月16日宣布成立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卡罗伊切断了同奥地利的联

系，然后试图通过诸如普选制、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政教分离和没收大地产之类的改

革来使匈牙利自由化。但这样做未能把捷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少数民族争取过来，

这些少数民族需要的是独立而不是改革，因此他们指望布拉格、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

特而不是指望布达佩斯。此外，协约国要求的停战条款非常苛刻，卡罗伊无法接受。

1919年3月，他辞职并离开了这个国家。

包括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在内的匈牙利国际革命社会党填补了这一空白。在工人士

兵委员会的支持下，这一政党创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它的主要人物是库恩·贝洛，他是

一位中产阶级的犹太人，过去曾是匈牙利军队中的一名军官，曾作为战俘在俄国生活过。

在俄国，他遇见了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回国后成为一位职业革命者。由于是事态的

发展使他一步登天取得政权，他不能保住他的权力。乡村的农民通常仍怀有敌意，他们

拒绝出售粮食来换取共产党的纸币。与此同时，罗马尼亚军队正侵入匈牙利，1919年8

月4日，他们占领了布达佩斯，迫使库恩·贝洛逃往维也纳。1920年2月，当罗军撤离时，

以霍尔蒂·米克洛什海军上将为首的右翼政府在协约国的支持下宣告成立。霍尔蒂在两

次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里一直执政；在这段时期里，匈牙利是中欧唯一几乎完全没有进

行土地改革或其他改革的国家。

在其他大多数中欧国家中，农民政党道出了人民大众的不满。下列农民领袖曾在战

后数年中就职：1919年亚历山大·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在保加利亚就职；1925年斯蒂芬·

拉迪奇在南斯拉夫就职21926年文森特·维托斯在波兰就职；1928年尤利乌·马纽在罗

马尼亚就职。然而，由于他们奉行和平主义、不喜欢暴力，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长期保

住自己的权力。他们很易受到那些处于牢固地位的军人和官员的伤害，那些人在其利益

受到威胁时就毫不犹豫地尽力争夺政权。农民领袖失败的另一原因在于为政治机会所吸

引的律师和城市知识分子愈来愈控制了农民政党。在这种领导下。各农民政党通常代表

富农的利益。与广大贫农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农民领袖一个接一个地被革职。1923年，斯塔姆博利伊斯基遭暗杀，鲍里斯国王建

立了一个独裁政府。1928年，拉迪奇遭晴杀，第二年，亚历山大国王建立了他的独裁政

府。在波兰，维托斯只维持了几天就被约瑟夫·毕苏斯基将军除掉；后者统治了全国，

直到1935年他死去为止。1930年，马纽被国王卡罗尔二世解除职务，卡罗尔二世一再建

立和废除内阁，直虽IO年后被迫逃离罗马尼亚。

这同样的格局也在奥地利和希腊占上风；由于各种原因，农民政党从未在这两个国

家生根。奥地利最后于1934年建立了由陶尔斐斯总理领导的独裁政府，希腊于1936年建

立了由迈塔克萨斯将军领导的公然的法西斯政权。因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整个中

欧全处于独裁统治之下，只有一个国家例外，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拥有某些

可说明其独特性的有利条件：高水平的文化、从哈布斯堡王朝继承下来的受过训练的官

僚、扬·马萨里克和爱华德·贝奈斯的强有力的领导以及能比以农业为主的东方国家提

供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大的安全感的平衡的经济。

 

三、意大利成为法西斯国家

 

正当布尔什维克主义、平均地权论和传统的议会主义为在东欧和中欧居首要地位而

斗争之际，一个全新的主义——法西斯主义正在意大利出现，它是欧洲战后数年中最突

出的政治创新。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而平均地

权论则是在20世纪初随着农民政党的出现而在政治上逐渐形成。相形之下，法西斯主义

是1922年10月随着墨索里尼向罗马的进军才突然地、戏剧性地出现。

意大利战后的状况为猛烈的、惊人的、反理智的运动如法西斯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

壤。1919年的意大利只有过两代人的民族独立和统一。实际上，议会政府是个腐烂的泥

淖；党“魁”们在这泥淖里巧妙地操纵着各种短命的联合集团。这个不稳定的政治给构

在战后数年中因严重的经济混乱而被进一步削弱。数百万复员军人中有许多人找不到工

作。对外贸易和旅游业在战争结束后的一个时期里正在衰落。移居外国在过去几十年里

起着保险阀和海外汇款来源的作用，这时却由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限制性法规而逐渐停

止。这种经济压力引起了民众的不安，而巴黎和会藐视意大利的要求的做法则使民众的

不安更趋严重。鲜血和财富的支出似乎已是徒然的，由此导致的失望和受伤的自尊心造

成了一种一触即发的局面。

这一点随着1919年11月的选举而变得十分明显，这次选举社会党获得160席，天主

教人民党获103席，而传统的自由党和激进党分别获得93席和58席。当议会开会时，社

会觉人拒绝向国王致意，并高呼“社会主义万岁！”　1920年9月，事态达到高潮，当

时，整个意大利北部的工人开始接管工厂。已于1920年6月组阁的战前老政治操纵者乔

凡尼·焦利蒂决定让那些“露营者”占有工厂，因为他以为他们会把工厂的经营搞糟，

会不得不自动地撤离工厂。最后，工人们的确同意撤离，作为增加工资和参与工业管理

的回报。

一次又一次的“静坐示威”证明了政府和工厂主的不起作用的、无力的地位，使人

们突然了解了当时的政治舞台。更重要的是，这一次次“静坐示威”强调了意大利社会

主义者的无用的“最高纲领主义”。虽然这些大声嚷叫的革命者在要求立即的社会主义

化方面令人觉得很象列宁，但他们并没有夺取政权的意图和计划。他们无疑有一切机会

接管政权，因为焦利蒂没有动手对付“静坐示威”，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不知道士兵

们是服从命令还是加入工人的行列。进行革命的所有第一流的条件都已具备—一只是没

有开始革命的愿望。当时社会党的口号是：“革命不是靠人发动的。革命是自己到来

的。”两年中，这一口号被一个准备发动革命的人证明是错误的。

贝尼托·墨索里尼是贫穷的罗马涅斯村一位具有社会主义观点的铁匠的儿子，乃工

人阶级出身。他设法获得了一张教师证书，但却很少利用它。就性情而言，他更适合做

革命鼓动工作，而不是在课堂讲学。在1911年的的黎波里战争中，他因其煽动性演说而

引人注目，在演说中，他把意大利国旗称作“只配插在粪堆上的破布。”第二年，他成

为官方的社会党报《前进报》的编辑。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仍是一

位革命者，一位和平主义者，但第二个月，他便在法国政府所提供的资金的促进下发生

了巨大的转变；法国政府这时迫切希望意大利成为它的盟国。墨索里尼已有可能创办自

己的报纸《意大利人民报》，通过这份报纸，他开展了一场猛烈的主张进行干涉的运动。

1915年9月，墨索里尼应征参战，在战壕里战斗了几个星期，直至因受伤奉命退伍。

此后，他默默无闻地遭冷落，直到1919年他建立其第一个“战斗队”即“战斗的法西斯”

为止。“法西斯”指一束棍棒，中间绑着一柄刀锋凸出的斧头，是古罗马侍从官为地方

行政长官开道时掮荷的权标。因而，它是统一和权力的象征，成为墨索里尼反对当时政

治混乱和社会冲突的口号。起先，他只得到一小撮失意学生和复员军人的支持。在1919

年11月的议会选举中，他提出了两位候选人，其中一位是他本人；但他和另一候选人都

未当选，他仅得到4，975票，而他的对手社会党人却获得18万票。但是，在1921年5月

15日的选举中，法西斯党赢得了22席，而社会党代表的席位则从160席降到了122席。最

大的胜利者是自由党，获得275席，天主教人民党仍保留了107席，新成立的共产党只得

16席。

墨索里尼离当权者的位置还很远，但在选举时，他的政党至少已拥有一个其成员约

达25万名的全国性组织。从那时起，这个党稳稳地迅速前进，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社会

党人的消极情绪造成了一个使墨索里尼能立刻填补进去的空白。同样重要的是墨索里尼

这时从实业家、地主和有产阶级的其他成员那里得到了巨大的支持。这些人给普遍地夺

取工厂和地产的景象吓坏了，希望依靠法西斯暴力小组作为对付可怕的社会革命的堡垒。

实际上，随着1920年9月底工人们撤离工厂，革命的危险已经消失。这时。正是法西斯

暴力小组在警察仁慈地保持中立这种做法的帮助下扰乱着社会的安宁。他们不受惩罚地

进攻工会办公室和社会党总部，袭击工人阶级居住的地区，驱逐身为社会党人的市长和

其他官员，捣毁反对派报社。政府和社会上的富人不但容忍这种暴力恐怖运动，甚至还

秘密地给它以支持和援助。

1922年秋，墨索里尼以尊重君主政体和教会的利益的明确保证赢得了国王和教会的

支持，从而为一场政变作好了准备。由于正规军和警察已明确表示他们仁慈地保持中立，

墨索里尼信心十足地着手动员他的黑衫党党员进行一次已被广泛宣传的向罗马的进军。

路易吉·法克塔首相请求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颁布戒严令，但国王拒绝了，反而请墨

索里尼组阁。因此，黑衫党党员只须象征性地向罗马进军，而墨索里尼则虎头蛇尾地于

10月27日乘一辆卧车抵达罗马。

墨索里尼通过专门的符合宪法的方式当上了首相，但是，他却无意尊重宪法程序，

这一点不久就变得很明显。他的党在1921年的选举中获得35席，而这些席位仅占全部席

位的6％。墨索里尼警告议会说：“我本来是可以使这个肮脏、阴暗的会议大厅变成暴

力小组的宿营地……但我不想这样做，至少现在不想这样做。”为了恢复秩序和推行改

革，议会和国王授予墨索里尼以独裁权力，这种权力可一直行使到1923年12月3I日。在

这段时期中，他允许新闻界、工会和议会各党派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但与此同时，他

正通过任命赞成法西斯的人为省长和法官、组织一支自愿参加的法西斯民兵队伍来控制

国家机器。

最后的较量随着1924年4月6日的选举而到来。法西斯党通过任意使用暴力小组，获

得了65%的选票，赢得了375席，而在这之前他们仅拥有35席。两个月后，人们发现杰出

的社会党议员贾科莫·马泰奥蒂被暗杀。他曾写过《法西斯蒂真相》一书，描述了法西

斯党徒数百件非法暴行的详情。人们普遍猜疑，马泰奥蒂是墨索里尼本人下令杀害的，

这一点后来得到了证实。大多数非法西斯议员退出了议会，发誓马泰奥蒂事件不澄清决

不返回议会。墨索里尼面临着重大危机，但由于反对派的优柔寡断和国王的坚决支持，

他设法幸存了下来。

到1926年秋时，墨索里尼认为自己已强大得可以采取攻势。他宣布缺席议员的席位

为空缺的席位，解散了各种老的政党，加强了新闻检查制度，建立了秘密警察组织。由

于议会仅起通过法西斯议案的橡皮图章作用，意大利已成为一党制国家。

新的法西斯政权逐步形成了某些独特的特点。一个特点是实行组合国；在组合国中，

议员不是作为地区性选区的代表，而是作为行业和职业的代表当选的。从理论上讲，它

通过将劳资双方一起置于国家善意的保护下，消除了阶级冲突。实际上，只有资方享受

到了真正的自治，而劳方则被否定了罢工或选择自己的领导人的权利。工人和农民的地

位在组合国中基本上都没有得到改善。

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的另一特点是精心设计的市政工程规划；制订这种规划是

为了提供就业机会、树立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建造物，以颂扬法西斯主义。过去的纪念碑

得到了修复，许多城市被装饰以高大的新建筑物、工人住宅和运动场。有些沼泽地被抽

干用来耕种。使旅游者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准时运行”的火车和广泛的新公路或高速公

路。

这个法西斯政权奉行对外侵略的政策，这一政策以当时的一种新学说——战争和帝

国扩张的内在价值和必要性——为依据。墨索里尼在官方的《意大利百科全书》中写道：

“只有战争能使人类的能力达到最高水平，能在敢于从事战争的人身上打上高贵的印

记。……法西斯主义认为获取最高统治权的趋向……是生命力的表现。”1923年，墨索

里尼企图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以驻希腊的一些意大利官员被暗杀为借口占领了希腊的

科孝岛。当时的国际气候对这样的冒险很不利，墨索里尼发现，在得到某些赔偿之后必

须撤退。但在20世纪30年代，外交上的势力均衡起了变化，给予他更大的行动自由。他

立刻趁机入侵埃塞俄比亚，结成罗马-柏林轴心（见第二十四章第三节，第四节）。

 

四、西欧的民主主义问题

 

西欧不存在可与俄国内战和中欧左、右派之间剧烈冲突相比的种种动乱。民主制度

在西方更为根深蒂固，因此主要的社会结构更健全，并享有民众更多的支持。此外，西

方列强已是战争中的胜者，而不是败者，这一事实进一步促成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不

过，不能因此就说西欧在战后数年中没有遇到因难。实际上，它也有许多问题，其中最

严重的是经济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有着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影响。西欧两个主要国家英国

和法国的经历可说明这一点。

英国　英国的主要问题无疑是长期、严重的失业问题。战争结束后紧接着有过一时

的繁荣，当时工厂加班加点地生产，以满足波长期抑制的消费需求。但1920年，经济萧

条开始出现，到1921年3月时，已有800多万人失业。80世纪2O年代失业仍在继续，而20

世纪30年代形势变得更糟。因此，英国的不景气实际上从1920年而不是从1929年就已开

始，而且无较大间断地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要了解这一长期的严峻考验，就应该注意到，英国战前的经济是以进口食品和原料、

出口制成品为基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建造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新船只，出

口它所生产的九分之七的棉布、三分之一的煤和四分之一的钢铁。此外，英国还从海外

投资、金融业务和商船运输中得到大量的无形收入。

世界大战刺激了诸如美国、日本和英联邦自治领之类国家的工业化，打破了这一经

济平衡。这意味着英国海外市场的减少，尤其是纺织品市场的减少；在纺织品方面，英

国面临着日本的激烈竞争。英国商船队在很大程度上遭到破坏，和英国不再是世界金融

中心这一事实一样，也使无形收入减少。布尔什维克革命进一步损害了英国的经济，因

为它不仅消灭了大量的投资，还消灭了一个重要的制成品市场。

在解释英国的经济困难时，至少与战争同样重要的一点是，英国人本身在提高工业

效率方面未能跟上世界其余国家。最初，他们曾在工业革命中走在世界的前列，但现在，

他们却在使其设备现代化方面落在后面。因为他们往往不是到机器过时时，而是到机器

用坏时，才更换机器，所以，每工时的生产率与其他国家相比落后了。例如，假定1913

年矿山每一工人在一个轮班中所作的工作量为100，那么到1938年时在英国矿山仅增加

到113，而在德国矿山却增加到164，在荷兰增加到201。

面对效率更高的外国工业的竞争，英国制造商常采取的手段是削减工资、相互间达

成确定价格、分配生产定额和分享日益缩小的外国市场的协议。这些措施并没有面对英

国工业日益过时这一根本问题。这种失败某种程度上起因于英国社会传统的价值观。英

国各大学最能干的毕业生很可能进入行政部门而不是经商，因此，工业常常留给那些能

力较差、未受过充分的技术训练的人管理。他们往往认为他们的职责是与工会斗争、使

工资保持低水平，而不是提高工厂的效率和生产率。同时，工人不仅为提高工资而斗争，

而且常常为阻止可能降低就业率的技术进步而斗争。

这些情况结合在一起造成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笼罩着英国的几乎未得到

缓和的不景气。数百万家庭靠国家救济即通常所说的“失业救济金”维持生活。整整一

代人在没有就业机会的环境中成长。这种情况使人们在心理上如同在经济上一样不健全。

最后，失业者变得情绪低落，依赖失业救济，对前途不抱任何希望。

这些状况必然产生政治上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自由党的衰落，当时工人们因希望摆

脱困境而愈来愈转向工党。因而，这种经济危机往往使英国政界趋于两极分化：有产阶

级一般拥护保守党，工人阶级支持工党，中产阶级则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每一个党都

有自己医治国家弊病的灵丹妙药：保守党提倡保护贸易制；日益衰落的自由党提倡自由

贸易；工党提倡资本课税和重工业国有化。最终结果是保守党和工党一个接一个地交替

组阁，但没有一个内阁能大大地改善国家的命运。

随着大战的结束，劳合·乔治首相于1918年12月14日举行了所谓的“非常时期大

选”。他的联合政府因极端民族主义政纲而赢得了绝大多数席位——484席；这一政纲

包括将战争赔偿金全部送回本国和严厉惩办德国“战犯”。尽管劳合·乔治获得了绝大

多数席位，但他的地位仍不牢固，因为他的支持者中有70％的人是保守党人，而自由党

人则分裂成他的支持者和在野的阿斯奎斯的26名追随者。这使工党成为主要的反对党，

但由于它只占有63席，它不能指望向占绝对优势的保守党挑战。

劳合·乔治从一开始起就因长期存在的爱尔兰问题而感到窘迫。1914年大战的爆发

结束了自由党让爱尔兰自治的尝试。新成立的新芬党在1918年的选举中获得了73席，这

时，它正要求完全独立。这些代表拒绝在威斯敏斯特担任下议院议员，于1919年1月在

都柏林聚会，并直布爱尔兰为自由邦，因而导致了残酷的游击战争；这一战争一直拖延

到1922年劳合·乔治同意爱尔兰自由邦享有与其它自治领相似的地位时为止。

爱尔兰的这些骚动与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一起逐渐破坏了劳合·乔治的地位。1922

年10月，劳合，乔治被迫下台，让位给安德鲁·博纳·劳，后者组织了一个清一色的保

守党政府。11月举行的选举中保守党获得了多数席位，但工党令人吃惊地赢得了142席，

而自由党仍意见分歧、软弱无力。1923年5月，博纳·劳因健康不佳而辞职，斯坦利·

鲍德温继任首相。新首相提出了更高的保护关税，作为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他要求

1923年报月举行选举，对这种彻底背离英国自由贸易传统的办法作出裁决。在选举中，

保守党失去了他们的多数票，但保有未超过半数的最多票数，其次是工党和新统一的自

由党，分别获得192席和158席。

鲍德温拒绝组织新政府，因此，拉姆夫·麦克唐纳在自由党的支持下，成为第一个

工党内阁的首脑。他当政仅10个月（1924年1月至11月），除采纳一种更具和解性的对

德政策和承认苏联外，几乎没有什么成就。承认苏联的做法给保守党提供了推翻政府所

短要的论点。他们提出了“红色”恐怖的问题，并用它在随后的选举中击败了工党，在

这次选举中，他们赢得了占多数的200个席位。鲍德温这时组织了一个持续了5年的政府。

它的政策反映了其领导人的谨慎、平庸。失业仍在继续，最终导致了1926年的总罢工。

尽管罢工有250万工人的支持，但还是失败了，政府成功地通过了《劳资争议法》，宣

布所有的“同情”罢工均为非法的．

依照法规，议会的任期满了；1929年5月举行了大选。鲍德温特有的口号是“安全

第一”，但这一口号在不断增长的失业率面前并不受人欢迎。工党获得了289席，保守

党获259席，自由党获58席。麦克唐纳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再次组阁。他不能料到，这

个国家会在半年内遭到大萧条的打击；这次大萧条使英国经济更加瘫痪，最后扫除了麦

克唐纳的新政府。

法国　法国在战后数年中也为经济困难所困扰，不过，它的境况在某些方面比大多

数邻邦要好些。法国有一个十分平衡的经济，因此，它不象以农业或工业为主的国家那

样易受伤害。战争的和平解决使法国收回了拥有煤矿的萨尔盆地和拥有纺织工业及丰富

的钾碱、铁矿资源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从而加强了法国的经济。反过来说，法国早

几年日因损失140万年富力强的男子和财产遭到空前破坏而被削弱。西线的战争主要在

法国国土上进行，这给村庄、城镇、工厂、矿山和铁路带来了价值230亿美元的损失。

而且，法国先前是通过贷款而不是通过税收来为战争筹措资金，这在战后就意味着需要

进一步的贷款来重建家园。政府采取了多印钞票的手段，结果导致了法郎贬值，而这又

产生了政治上的影响。

与英国只有两、三个政党的情况大不相同，法国拥有好几个政党，因此，一届内阁

的生命力取决于它有无能力为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将这些政党组成一个足够大的联盟

或集团。这一点说明了法国内阁与英国内阁比较起来更换得较快的原因。从左派到右派

的主要政党是共产党和社会党、激进社会党以及诸如共和民主联盟和民主联盟之类的右

派各党。共产党和社会党主要代表城乡工人；激进社会党是中间派，为中下层阶级所支

持；右派各党通常为扭有力的天主教徒，代表财团和巨额融资。

如同英国发生的情况一样，法国1919年的选举选出了一个由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占

优势的议会。在以后5年中，法国由主要建立在右派诸党的基础上的“民族集团’内阁

统治。这一时期里举足轻重的人物是雷蒙·普恩加来，他决心要德国人赔偿重建家园所

需的费用。他的政策最终导致了1923年法国对鲁尔的侵占，这是一次代价昂贵、几乎一

无所获的行动。到1924年初时，一法郎的价值已从战前的19．3美分降到3美分多一点。

法国公众因这种经济上的不稳定和对鲁尔的冒险行动而与政府疏远，鲁尔行动使人们担

心会重新爆发战争。因此，在1924年5月的大选中，“左翼联盟”即“左派集团”获得

多数席位。激进社会党领导人爱德华.赫里欧在社会党人的支持下当选为总理。在外交

事务方面，他结束了对鲁尔的侵占，同意和平解决赔偿问题，承认苏联。但财政难题仍

未得到解决；在这难题上，放任主义的激进社会党人和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党人不能取

得一致意见。社会党人要求资本课税，赫里欧却反对，结果他的内阁于1925年4月垮台。

法郎立即贬值，第二年，一法郎仅值2美分——其价值相当于战前的十分之一。

法国这时再次转向右派。1926年7月，普恩加来组织了一个除社会党和共产党外有

其他所有政党参加的“全国联合会”内阁。为表明形势的严重性，新内阁包括6位前总

理，其中还有赫里欧。普恩加来采取了保守但却严厉的措施，以紧缩开支，增加岁入。

到1926年年底时，法郎的币值达到一法郎值4美分，并稳定在这个水平上。由于这只是

战前法郎价值的五分之一，政府使自己免去了五分之四的国债，不过，这是在法国债券

持有人受损害的情况下取得的。法郎的贬值吸引了许多旅游者，尤其是美国人，同时还

促进了法国商品的出口。普恩加来的成功使他当了三年总理，创造了两次大战之间的最

高纪录。1929年夏，普恩加来辞职，恰好避开了一股经济旋风，这股经济旋风将破坏他

先前所已实现的不牢固的稳定局面。

 

五、欧洲的稳定与和解

 

赔款问题的解决：道威斯计划　1924年至1929年是欧洲和平与和解的时期之一。

1924年，《道威斯计划》——一项有关赔款支付的协定——的协商是这一稳定过程的第

一阶段。《凡尔赛和约》要求德国人承担战争责任，要求德国人答应贻偿战争所造成的

损失。在凡尔赛，对赔款支付的数额和时间表没有达成协议；在以后几年中，这一问题

不仅是协约国与德国之间，而且是各协约国之间长期不和的根源。

1920年，赔款委员会——一个受命拟定详细计划的机构——决定，德国的赔款应按

下列方案分配：52%给法国，22%给英国，10%给意大利，8%给比利时，剩下的8%给其他

协约国。第二年，委员会规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320亿美元，可用现金和实物（煤、机

车、纺织机械和德国工厂及矿山的其它产品）支付。协约国的企业界很快就提出抗议，

因为这些商品正形成一股与他们自己的商品相竞争的力量。因此，协约国要求德国主要

以现金支付赔款，但这只有在德国的出口额大大超过进口额时才能实现，这一点自然是

绝对办不到的，因为世界各地的关税正在提高，德国也正在增加进口商品以满足重建家

园的需要。

1921年和1922年，德国支付了部分赔款，但与此同时，它正遭受着灾难性的通货膨

胀。1914年时，一马克值25美分，到1922年7月，已贬值到仅值2美分，一年以后，它变

得一文不值——一大堆马克才兑换一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要求延缓两年偿付赔

款。英国人正在受失业之苦，急欲加快国际贸易的复兴，因此同意了这一要求。然而，

遭受损失最惨重的法国人确信，只要德国人愿意就一定能偿付，并着手使用武力。1923

年1月，法国军队不顾英国人的批评，与意大利和比利时小股部队一起侵占了鲁尔工业

区．

德国人的反应是进行总罢工，结果，法国人不得不为占领付出了得不偿失的代价。

由于德国经济毫无生气、法国人又受到阻碍，赔款问题陷入僵局，于是，成立了一个由

美国银行家查尔斯·道威斯主持的经济专家委员会。1924年9月1日，协约国和德国双方

通过并开始实施所谓的《道威斯计划》。这个计划建立在“商业，而不是政治”这一口

号的基础上，它要求每年支付的赔款额从23800万美元开始，达到最高额59500万美元。

这些金额可依据一定年份的繁荣指数予以调整。另外，德国须废除其恶性膨胀的货币，

并在协约国的监督下改组它的国家银行。作为回报，德国将得到8亿美元的外国贷款，

而法国必须撤离鲁尔。

然而，这一安排同其它许多安排一样，将被大萧条的冲击带走。即使在1928年9月

以前《道威斯计划》生效的4年里，德国人支付的现金和实物也仅相当于他们从外国市

场、主要是美国市场所借款项的一半。不过，《道威斯计划》的确缓和了欧洲的紧张局

势，为政治问题的解决开了路。

寻求和平：洛迦诺公约　在大战刚结束后的几年中，欧洲的外交为法国及其中欧和

东欧的盟国所支配。由于奥匈帝国的消失、德国和俄国的屈服，法国这时成为欧洲大陆

的头号强国。因为德国和俄国显然迟早会设法重申自己的主张，所以，法国外交的目标

是为国家安全建立一个可靠、持久的基础。

从理论上说，国际联盟以其《盟约》第十条提供了普遍的安全，这一条耍求各成员

国“尊重并维护国联所有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现有的政治独立，反对外来侵略。”困难

在于国联缺乏实施这一条款所必需的力量。国联大会能请求成员国运用经济抵制甚至武

装报复来反对侵略者，但这种经济和军事制裁的任何一项措施都只能由各国政府来实施。

国联本身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军队法；法国曾提出成立一支由国联支配的国际警察部队，

但这一建议被否决了。因此，归根到底，国联所作的决定的分量取决于国际舆论，而国

际舆论在重大问题上通常是混乱的、有分歧的。

法国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就遭到了德国的两次侵略，因此，它不愿将其安全交托给

没有权威的国联。最初，它建议结成英法美三国同盟，这将保证法国在遭到德国侵略时

得到英美的援助。当这一计划因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同盟条约而失败时，法国转向了较

小的欧洲国家，这些国家在支持和平解决、反对修订条约方面与它有着共同的利益。它

于1920年9月、1921年和1924年分别与比利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协商建立了正式的

军事联盟。捷克斯洛伐克先前已在1920年至1921年间与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一赵成立了

所谓的“小协约”，以便在遭到匈牙利的进攻或面临哈布斯堡王朝的复辟时，互相提供

援助。波兰因于1921年与罗马尼亚给成同盟而与小协约国连在一起；在与罗马尼亚缔结

的盟约中，波、罗两国保证在遭到俄国侵略时互相援助。由于法国与小协约国的关系，

法国能扩大自己的联盟组织，分别于1926年和1927年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拉入联盟。

这一联盟组织基本上是反德的，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孤立德国来保护法国及其盟国。

不过，大约1925年前后，法、德两国的关系有了改善，这一方面是因为《道威斯计划》

的实施暂时获得成功，一方面是因为两国外交部长即法国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和德国

的古斯塔夫·斯特来斯曼持相互和解的态度，他们断定各自国家的安全可以通过直接谈

判和达成协议来加强。他们受到了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爵士的鼓励；张伯伦还

说服意大利人接受了这一观点。给果产生了称为《洛迦诺公约》的一系列协定，这些协

定是于1925年10月签订的。

这些协定规定，德国可加入国际联盟，并成为常任理事会成员。作为回报；德国同

意不通过武力来谋求条约的修订，和平解决同法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一

切争端。德国确保留了通过和平手段设法更改其东部边界的权利，但它承认其西部边界

的永久性。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答应任何时候都尊重它们相互间的边界，英国和意大利

保证遵守这一规定。

洛迦诺精神　《洛迪诺公约》在当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伯伦表达了那时

普遍存在的一种观点，他宣称，公约标志着“和平年代和战争年代之间的真正分界线”。

同样，白里安也发表了有关“洛迪诺精神”的动人演说；“洛迪诺精神”禁止了战争，

用“调解、仲裁与和平”代替了战争。在这种乐观主义的余辉中，美国国务卿弗兰克·

凯洛格按照白里安的建议，提出各国保证摈弃战争、不把战争当作“推行国策的一种工

具”。这一建议得到了实施，1928年8月27日，《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被签订。由于公

约只拒绝战争并未规定制裁措施，它很快就得到60多个国家的签署。虽然公约只依靠世

界舆论这种道义上的压力，但仅如此多的国家签署公约这一事实便足以促成国际紧张局

势的进一步缓和。

同样有希望的是同德国关系的改善。1926年，德国被允许加入国联，并成为常任理

事会成员。另外，关于赔款的支付问题，也与德国达成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道威斯

计划》没有规定德国应支付的赔款总额，因此，第二个经济专家委员会在另一位美国财

政家欧文·扬格主席的领导下，于1929年在巴黎开会，制订了一个于1930年初被采纳的

新的赔款计划。这一计划规定德国应支付的赔款总额为80亿美元，58年内分期付清。作

为对德国接受《扬格计划》的回报，法国于1930年，即比《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期限

早四年撤出莱茵兰。

与此同时，一系列裁军会议正在举行，这不仅是因为国际舆论的压力，而月、是因

为协约国已用旨在“普遍限制各国军备”的说法迫使德国裁军。此外，国联盟约声明

“维护和平需宴裁减各国的军备，”并规定国联理事会“制定计划”。不过，尽管有这

些保证，但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并没有实现全面裁军。拥有被征集的军队的国家不

希望将受过训练的后备兵作为实际可作战的士兵包括在军队兵额之内，而那些拥有自愿

军的国家则坚持认为后备兵应包括在内。有些国家要求军备限制以财政支出为基础，但

英国和美国坚决反对，因为他们每个士兵的财政支出比别的国家高得多。此外，法国及

其盟国坚决主张军备应受到国际的控制和监督，而英美则宁愿依靠信义。根本的困难在

于：各国考虑到缺乏一个国际安全体系，便靠自己的军队来谋求安全。不过，在限制海

军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海军强国的数目比陆军强国少。但即使在

这方面，也只是对某类舰只的吨位比例取得一致的意见，并没有限制舰只的总吨位。

尽管裁军失败了，但20年代末期人们都有一种感觉，认为欧洲终于恢复到了正常状

况：德国和它以前的敌人似乎已经和解；法国军队撤出了莱茵兰，德国人加入了国联；

赔款问题似乎终于得到了解决；60多个国家已摈弃战争“作为推行国策的工具”；繁荣

程度在增长，失业率正相应下降。甚至来自苏联的消息也是令人鼓舞的，因为这个国家

已于1928年开始实行一个新的、宏伟的“五年计划”（见第二十三章第一节）。西方大

多数权威人士认为这一计划是不切实际、注定要失败的，但是，它至少可使苏联人的注

意力从国际冒险活动转移到国内经济发展中去。因此，“洛迦偌精神”似乎是有意义、

有内容的，人们可以想当然地认为欧洲这时能安定下来，象在19世纪那样去享受几十年

的和平与繁荣。

 

第二十三章　五年计划和大萧条

 

1931年这一年因一显著特征而不同于“战后”前几年，也不同于“战前”前几年。

1931年，世界各地所有的人都在认真地思考并坦率地议论着西方的社会制度也许会失败

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性。

 

阿诺德·J·汤因比

 

20世纪20年代快结束时，欧洲似乎正安定下来处于一个和平、安全和相对繁荣的时

期。然而，这一令人欣慰的景象却被突然到来的大萧条彻底破坏了，由此产生的经济混

乱和大规模失业逐渐损害了前几年所已取得的和解的基础。各地政府在日益增长的贫困

和不满情绪的压力下兴亡更替。这种政治上的不稳定直接地、灾难性地影响了国际形势；

有些政府把对外冒险作为改变国内紧张局势的手段，另一些政府则因自己国内的紧迫问

题而无视这种侵略行径。因此，大萧条是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分界线。1929年以前的几

年是充满希望的几年，欧洲逐步解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各种争端。相反，1929

年以后的几年充满了忧虑和失望，危机一个接一个，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大萧条的影响和意义因苏联的几个五年计划而增大。在西方的经济确实是一团糟的

同时，苏联正在继续进行经济发展方面的独特实验。虽然五年计划伴有严厉的压制和民

众的穷困，但实质上是成功的。苏联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迅速上升为世界第二大工

业强国。这种前所未有的成就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尤其是因为当时种种经济困难正使西

方陷于困境。

因此，五年计划和大萧条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居有突出的地位，它们一者衬托

了另一者，两者都产生了至今仍可感觉到的影响。

 

一、五年计划

 

战时共产主义　布尔什维克一发现自己处于俄国的主人地位，就面临着创建太平盛

世的挑战；关于这种太平盛世，他们过去已宣传很久了。他们很快发现，他们对迎接这

一挑战毫无准备。过去的历史中没有模式可遵循，马克思主义著作也没有多大用处，因

为它们几乎只是论述如何夺取政权，而没有论及夺取政权以后该怎么办。社会主义社会

——国家拥有生产资料的社会——的传统定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实现不起指导作用。

列宁本人就承认：“我们在夺取政权后便知道，不存在将资本主义制度具体改造成社会

主义制度的现成方法。……我不知道哪位社会主义者处理过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根

据实验作出判断。”

起初，几乎没有实验的机会，因为生存斗争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所谓的“战时

共产主义”盛行于1917年至1921年间；当时，为了向前线提供所需的物资和人力，采取

了种种非常措施，战时共产主义就是从这类措施发展而来的。战时共产主义的一个特征

是对土地、银行、对外贸易和重工业实行国有化。另一特征是强行征收供养士兵和城市

居民所必需的剩余农产品。原先的计划是向农民提供工业制成品作为补偿，但事实证明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在为前线生产。

内战的结束意味着不再需要‘战时共产主义”这种权宜制度。于是它立即被屏弃了。

农民们拿起了武器，反对无偿的征收。正如一位农民所说的那样：“土地属于我们，面

包却属于你们；水属于我们，鱼却属于你们；森林属于我们，木材却属于你们。”同时，

这个国家的经济已陷于瘫痪状态，这主要是由于1914年至1921年间的接连不断的战争。

工业已下降到战前水平的10%，粮食产量从1916年的7400万吨下降到1919年的3000万吨。

最大的灾难是1920年和1921年的全国性干旱，它促成了俄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无数

的人死于饥饿，还有无数的人只是由于美国救济署提供的救济品才活了下来。甚至喀琅

施塔得的水兵，虽然以往一向是布尔什维克的最坚定的支持者，这时却也起来造反，提

出了“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的口号。

新经济政策　注重实际的列宁认识到让步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于1921年采取了

“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允许局部地恢复资本主义，尤其是在农业和贸易方面。农民

们在向国家缴纳约占其产量的12%的实物税之后，被准许在公开市场上出售他们的农产

品。私人可以经营小商店和小工厂。农民和新商人即当时所称的“耐泼曼”，都能雇佣

劳力，并能保留他们在经营中获得的利润。不过，列宁设法使国家控制了土地所有权，

控制了他所称的“制高点”（银行业、对外贸易、重工业和运输业）。对列宁来说，新

经济政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俄国的结束，而是暂时的退却，“后退一步为的是前进

两步”。

 

随后几年中、最大的问题是这“前进两步’应该怎么走。新经济政策的确给了人民

一段喘息时间，并使经济从1921年的普遍萧条中恢复过来。到1926年时，工农业产量已

达到1914年以前的水平；但这对苏联领导人来说还不够。从1914年起，人口已增加了

800万，因此，战前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标准还未达到。而且，这些标准对19世纪的沙皇

俄国来说已是不充分的，更不用说20世纪的苏联了。更令人不安的是富裕农民即富农

（kUlak,其字面上的意思为“拳头”）及其支持者的力量不断增长。由于农产品价格已

降到1913年时的一半多一点，而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却几乎增加了一倍,富农公开敌视苏

维埃政权。他们生产了大部分剩余粮食，所以，采取的报复手段是：或者减少自己的产

量,或者不把粮食拿到市场上出售，以迫使价格上涨。因此，苏维埃发现为城市居民提

供粮食越来越困难了;敌对的富农能够随意使城市居民挨饿。这就是在预示新的社会主

义社会即将到来的伟大革命之后十多年中的令人不愉快的形势。

国家计划委员会　1924年，列宁去世，于是，关于用什么来取代新经济政策的经济

问题便同由谁来继承列宁这一政治问题连系在一起。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有一派基本上

要求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而且，还认为在价格问题上应向富农作出让步，以便鼓励他

们增加产量。一些剩余产品可以卖到国外，所得的收入用于发展工业。这一计划遭到了

另一派的反对，理由是它不会带来工业化所必需的大量资本。因此，这一派希望通过全

面规划来加速工业的发展，依靠所增加的工业产品去鼓励农民提高他们的生产率。当约

瑟夫·斯大林成功地出头当党的领袖时，他采纳了第二派的有计划的工业化的建议，不

过，他也作出了自己的同样重要的贡献：农业集体化；这一计划的目的是在不作经济让

步的情况下强迫农民生产剩余粮食，从而获得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本。1928年，斯大林开

始实行旨在使这一计划生效的一系列五年计划中的第一个。由于国家安全方面的原因，

苏联利用了各种资源、采用了各种说服和强制的手段来加速这些五年计划的实现。

这些计划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它们为国家的整个经济的改造和运转提供了蓝图和办

法。“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是中心，它由相当于西方内阁的苏联内阁——人

民委员会任命。直到今天，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责仍是根据政府提出的总方针和全国各

地送来的统计资料制订计划。

政府（实际上是共产党的领导者）作出种种基本的决定，如某项特定的计划是应全

力以赴生产武器还是建立重工业，是应全力以赴生产更多的消费品还是减少粮食作物以

增加工业作物。国家计划委员会以这些方针为指导，动手处理源源不断地汇集到总部的

大量统计资料。苏联所有的组织——不论是农业、工业、军事还是文化组织——部必须

依法向国家计划委员会提供有关资源和经营的具体资料。大量资料先由一批受过高度训

练的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技术专家进行处理，由他们进而制订出临时的五年计划。在

经过评议和听取有关组织的不同建议之后，再起草制定最后的计划。这些五年计划中的

第一个虽然与现在由计算机制定的计划相比非常原始，但也有三大卷，达1600页之多，

其中包括的表格和统计资料涉及到重工业、轻工业、金融、合作社、农业、运输、通讯、

劳力、工资、学校、文学、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险等各方面。

农业集体化　斯大林曾说过，富农对集体化的抵抗是他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危险的

挑战。然而，他除了将其计划强加给富农之外别无选择，因为集体化是他所制订的新经

济的基础。富农们自然反对集体农庄，因为他们必须以与几乎一无所有的贫农相同的条

件加入农庄。有时候，富农们烧毁集体农庄的房屋，毒死耕牛，散布谣言吓走其他农民。

苏联政府毫不容情地镇压了这种反抗，通过发动贫农反对富农，激起了乡村中的阶级斗

争。警察将成千上万户富农赶出了村庄，把他们关进了监狱和西伯利亚劳动营。最后，

政府能独行其是，到1938年时，几乎所有农民的土地都被合并到242400个集体农庄和

4000个国营农场中去了。

集体农庄的大部分土地由农民共同耕种，到年底时农民根据所做的工作量和具备的

技能分红。每个家庭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屋、家具。少量的牲畜、农具、数量不受限制的

家禽和房屋周围一个0．25至2．5英亩的菜园。在这菜园里，各家可以种自己想种的东

西，所得的产品可以由自己消费，也可以拿到附近城镇的公开市场上去出售。相反，集

体耕田里的产品则以低价卖给政府、工业企业和自治市。政府虽然未在理论上但在事实

上还规定了每个集体农庄应生产什么、应由谁当管理人。

国营农场与集体农庄有两点不同：它们的工人象工厂里的工人一样拿固定工资，它

们土地的面积比集体农庄大得多——1938年时大约大五倍。国营农场主要是用来作为周

围集体农庄的实验性农场，即模范农场，其产品属于政府，政府是国营农场的所有者。

虽然苏联成功地消灭了几乎所有的私人农场，但集体化农业的产量一直令人非常失

望。俄国农场已800万工人生产的东西大约仅相当于美国农场400万工人所生产的80%。

造成这一悬殊差别的一个原因在于苏联的气候比起美国的气候对农业的影响要不利得多。

另一原因是苏联政府对发展工业更感兴趣，因而使农业处于挨饿的状态。这意味着俄国

农场所能得到的机械和肥料比美国农场少。这还意味着国家税收高，农产品价格低，使

集体农庄农民到年底时几乎两手空空。缺乏刺激这一点对生产率的影响极为不利，因此，

它大大地促成了1964年10月赫鲁晓夫的下台。

虽然从生产的观点来看农业集体化并不成功，但它还是为五年计划提供了必不可少

的基础。它消灭了曾经极大地威胁苏维埃政权生存的富农。农民不再是一股独立的政治

力量，苏维埃的权威在农村被牢固地确立。这又使苏联政府能强迫农民承担工业化的大

量费用。国家以征税的形式吸走剩余产品，然后将剩余产品出口，以便为工业化筹措资

金。尽管农民一直取不合作的态度，但由于农业集体化制度，政府已能够向农民榨取足

够的东西，用来供养城市居民、帮助支付新的工业中心的费用。赫鲁晓夫的继承者们决

定把极大量的资本投入农业，这一决定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为工业的利益而对农民征

税这一传统政策。

工业的发展　在苏联农业停滞不前的同时，工业一直径稳步前进。实际上，这两种

趋势是直接相联的。农业之所以落后，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农民喜欢私人农场而不喜欢政

府强加给他们的集体农庄，同时也因为政府通过为工业的利益而吸走资本直接牺牲了农

业。为了使苏联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不依赖世界其他地区，苏联领导人优先发展重工业是

十分必要的。

大多数农场是作为农业合作社经营的，而工厂主要归政府所有，由政府经管。除了

为工业提供必需的资本外，政府还为促进最高产量而采用了软硬兼施的做法。工人和经

理都必须完成某种定额，违则罚款或开除。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超额完成定额，就会得

到奖金．工会虽可以成立并得到承认，但未获得罢工的基本权利——因为罢工会与苏联

计划经济的目标和作用相对立。罢工的目的是确保工人以较高工资的形式得到他们所生

产的较大部分，而国家计划委员会早已决定多少归工人，多少由政府用于工业的再投资。

实际上，苏联的工业已经象事实上那样迅速向前发展，因为政府提取了大约40%的

国民收入用于再投资；相比之下，美国只提取了大约20%国民收入。而且，在计划经济

中，政府能随意分配投资资本。因此，苏联工业总产品中大约有70%是资本货物，30%是

消费品；而在美国，这一比例大致相反。到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的工业

产量已从世界的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这一惊人的激增不仅是因为苏联生产率的提高，

而且还由于大萧条所造成的西方生产率的下降。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其中除了工业产量

外还包括落后的农业产量）在1928年至1952年这25年中增加了三倍半——这一发展速度

超过了同一时期其他任何国家。今天，苏联仍是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不过它的产量大

约只有美国产量的一半。

应该强调指出，苏联经济的发展是在不顾苏联公民的愿望、使他们受损害的情况下

取得的，苏联公民被迫为将来而努力工作，忍受现在的贫困。根据计划，消费品匮乏、

昂贵、质量低劣。苏联国民生产总值（产品与劳务的总市场价值）在过去几年中一直是

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6%至48%。按人均计算，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是美国的五分之二。

对世界历史的意义　从全球影响的观点来看，国家计划委员会很可能将证明比共产

国际具有更大的意义。五年计划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尤其是因为同一时期西方经济的

崩溃。社会主义不再是空想家的梦；它是发展中的事业。美国新闻记者林肯·斯蒂芬斯

从苏联回国后声明：“我看到了未来，它行得通。”因此，原先的怀疑态度转变为真正

的兴趣，有时转变为模仿。为国家资源的投资确定重点是实行计划的实质，苏联在这方

面所取得的成功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了种种经济政策。有些国家甚至开始了自己的持续

时间不一的计划，希望来减轻本国的经济困难。

五年计划给西方国家留下的印象似乎不象给发展中国家留下的印象那么深，一个原

因是，按照西方人的标准，苏联公民受到了严重的剥削。苏联人的衣衫褴楼、食物单调、

住房糟糕和消费品匮乏给访问苏联的西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反映在一党制政治结构中

的个人自由缺乏、工会受束缚、教育受统一管理和所有交流媒介受严格控制同样使他们

感到震惊。尽管苏联取得了五年计划的成就，但苏联社会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似乎并

不是一个值得仿效的社会主义乐园。

不发达世界中前殖民地各民族的反应则完全不同。对他们来说，苏联是一个在30年

内成功地将自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世界第二大工业、军事强国的国家。使这一

惊人的变化成为可能的种种制度和技术对这些民族来说非常重要。尽管大多数民族最近

已赢得政治独立，但他们还远没有获得经济独立。因此，他们是用羡慕而不是同情的眼

光来看待苏联的生活水平。他们不太注意苏联人缺乏个人自由这一点，因为这些人在他

们自己的国家里通常还享受不到这样的自由。

苏联既是一个欧洲大国，也是一个亚洲大国，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它的边界从朝

鲜起，经过蒙古、新疆、阿富汗、伊朗一直延伸到土耳其。在几乎所有这些地区，边界

两边都居住着同族人，因而促进了相互情况的比较和相互影响。由于五年计划对苏联东

部地区的有力影响，在多数情况下，苏联的情况相比之下很顺利。在漫长边界的另一边

很少有与苏联中亚诸共和国所取得的巨大的物质成就相类似的成就，这些共和国的成就

除识字的人由1914年的约20%上升到1940年的75%、进而几乎上升到今天的100%外，还包

括185哩长的费尔干纳灌渠、900哩长的特克西伯铁路、新建的纺织厂、卡拉干达产煤区、

莱克·巴契炼钢厂、化肥厂和农机厂等。

苏联的中亚政策并没有获得全体一致的赞成。为了逃避五年计划早期阶段的镇压，

有10万到20万哈萨克人逃进了中国的新疆。老一辈人中有许多人坚决反对其共和国的日

益俄罗斯化——这些共和国的日益俄罗斯化是政府故意制定的政策的结果，也是大批斯

拉夫人迁入的结果。但是，这种内部的不满实质上并没有影响苏联的计划经济对生活在

前殖民地地区的许多人所具有的吸引力。其原因在一位美国通讯员的以下报道中阐述得

很清楚，这位通讯员于1953年游历了中亚广大地区。他的观察所含有的全球性意义是不

言而喻的。

从曼德勒到开罗，从开伯尔山。到马拉巴尔，从中国到苏伊士，塔什干的发射机每

天都将苏联的消息传播到辽阔、动荡的大陆的最边远地区。

如果全亚洲越来越具有接受能力的听众都认真收听这些消息，那么，许多原因中的

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首都塔什干本身就提供了一种橱窗。……

能在地图上标出塔什干的美国人并不多，但在有文化的亚洲人中，说不出塔什干在

什么地方、它象征着什么的人却很少。……

给访问塔什干的亚洲人留下如此“美好”印象的是什么呢？是一座亚洲大城市的景

象：极好的健康标准、出色的教育、完善的卫生设备、清洁的街道、迅速改善的住房、

完好的电力设施、除高档商品之外的大量消费品、丰富的食物、大量的工作、迅速扩大

的工业化规划和不断提高的农业生产率。

除此之外，他们还看到法律规定各民族平等，许多乌兹别克人和中亚其他民族共同

参与政治、工业和教育事务。

在这种背景情况下，西方人有关民主政治的辩论不可能给亚洲的访问者以太多的影

响，单独的人性问题也不可能给亚洲的访问者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们很可能十分清楚

本国的死亡率来。

访问塔什干的欧洲人得出的一组结论很可能是建立在与欧洲的比较以及那里缺乏他

们所习惯的便利设施的基础上，而亚洲人直接得出的一些结论也许完全相反。亚洲人的

结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塔什干的最重耍的一点在于它是亚洲的象征而不是欧洲的象征。

 

二、大萧条

 

经济崩溃的根源　随着1929年的开始，美国似乎日趋繁荣。美国工业生产指数1921

年时平均仅为67（1923—1925年=100），但到1928年7月时已上升到110，到1929年6月

时上升到126。给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美国股票市场的行情。在1929年夏季的三个月中，

威斯汀豪斯公司的股票从151上升到286，通用电气公司的股票从268上升到391，美国钢

铁公司的股票从165上升到258。实业家、学究式的经济学家和政府领导人都表示对未来

充满信心。财政家伯纳德·巴鲁克于1929年6月写道，“世界的经济形势似乎即将大幅

度地向前发展。”1929年秋，耶鲁大学教授欧文2费希尔宣布：“股票价格所已达到的

高度看起来象是持久的。”财政部长安德鲁·W·梅隆也于1929年9月向公众保证：“现

在没有担心的理由。这一繁荣的高潮将继续下去。”

这种自信证明是毫无道理的；1929年秋，股票市场的价格跌到了最低点，世界范围

的经济萧条跟随而来，而且萧条的强烈程度和延续时间的长久都是空前的。造成这一意

想不到的结局的一个原因似乎是严重的国际经济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之后）美国大规模地成为债权国时发展起来的。英国在大战以前已是债权国，但它

将来自海外投资和贷款的收入用来支付长期的入超。相反，美国通常是贸易顺差，而且

由于国内政治原因使关税保持在高水平，这种贸易顺差被加大。此外，20世纪20年代，

因不少国家支付战争债务，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美国的黄金贮藏量在1913至1924

年间从192400万美元增加到449900万美元，即世界黄金总贮藏量的一半。

有好几年这种不平衡因美国在国外的大规模的贷款和投资而被抵消：1925年至1928

年间，美国平均每年的对外投资总额达11亿美元。当然，这种情况最终加强了不平衡，

不可能被无限期地继续下去。由于支付款到期，债务国不得不减少从美国进口的商品，

美国某些经济部门，尤其是农业受到了损害。此外，有些国家感到必须拖欠欠款，这动

摇了美国的某些金融公司。

美国经济的不平衡与国际经济的不平衡一样严重，其根本原因在于工资落后于不断

上升的生产率。从1920年到1929年，工人每小时的工资只上升了2拖，而工厂中工人的

生产率却猛增了65%。同时，农民的实际收入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下跌、租税和生活

费用的日益上升而正在减少。1910年，每个农业工人的收入还不到非农业工人收入的

40%，而到1930年时，已低于30%。农村的这种贫穷是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当时农业人口

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固定不变的工厂工资和不断下降的农场收入这两大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了国民收

入严重的分配不均。1929年，5%的美国人得到全部个人收入的三分之一（而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时为六分之一）。这意味着人民大众不充分的购买力与那些拿高薪水、得高报

酬的人的高水平的资本投资同时并存。20世纪20年代中，资本货物的产量平均每年的增

长率是6.4％，而消费品产量的增长率为2.8%。这最终导致了经济的受阻；这种低下的

购买力不能支持如此高比率的资本投资。结果，1929年6月到10月间，工业生产指数从

26下降到117，从而造成了促使这年秋天股票市场崩溃的大萧条。

美国银行业的弱点是促成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的最后一个因素。当时，许多银行是

单独经营的，有些银行缺乏足够的财力来战胜金融风暴。当一家银行倒闭时，恐慌便传

播开来，储户纷纷赶到其他银行去提取存款，从而引起了一个逐渐破坏整个金融结构的

连锁反应。由于1929年投机热渗透经济，使得一些商号和银行放弃正常的预防措施，去

从事投机性质的冒险活动，因此，银行业的这一弱点变得更为严重。

世界范围的大萧条　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始于1929年9月。一个月内，股票的价值

下降了40%，而且，除了少数几次股票价值有短暂的回升外，这种下降持续了三年。在

这期间，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262下降到22，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从73降到8%。国民

经济的每个部门都受到了相应的损失。在这三年中，有5000家银行倒闭。1929年，通用

汽车公司生产了550万辆汽车，但在1931年，它们仅生产了250万辆。1932年7月，钢铁

工业仅以12％的生产能力运转。到1933年时，工业总产量和国民收入暴跌了将近一半，

商品批发价格下跌了近三分之一，商品贸易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

大萧条不仅是无比强烈的，而且具有独特的世界性影响。美国金融公司不得不收回

它们在国外的短期贷款；不用说，这产生了种种影响。1931年5月，维也纳最大的、最

有声誉的银行、奥地利信贷银行宣布它已无清偿能力，从而在整个欧洲大陆引起了一片

恐慌。7月9日，德国丹纳特银行也跟着这样做了，随后两天里，德国所有银行都被命令

放假；柏林证券交易所——伯尔施交易所关闭了两个月。1931年9月，英国放弃了金本

位制，两年后，美国和几乎所有大国也都这样做了。

工业和商业的崩溃与金融世界的崩溃极为相似；不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工业生产指

数从1929年的100下降到1930年的86.5、1931年的74.8和1932年的63.8，共下降了36.2%。

在以前几次危机中，最大的下降数是7%。世界国际贸易的衰退更为急剧，它从1929年的

686亿美元下降到1930年的556亿美元、1931年的397亿美元、1932年的269亿美元和1933

年的242亿美元。还应该指出，在过去，国际贸易的最大下降数是7%，出现在19O7-1908

年的危机中。

社会影响　这些经济上的大变动引起了种种相应重大的社会问题。最严重、最棘手

的是大规模失业的问题，这问题已达到了悲剧的程度。1933年3月，美国的失业人数据

保守的估计为1400多万，相当于全都劳动力的四分之一。在英国，失业人数将近300万，

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与美国的大致相同。德国的情况最糟，失业人数至少有600

万：工会执行委员会估计，他们的成员中有五分之二以上的人完全没有工作，另外还有

五分之一的人只有非全日性工作。法国由于农业与工业较平衡，受影响最小；这个国家

的失业人数从未超过85万，不过，这一数字并不包括农村地区相当大的未充分就业的人

数（东欧一些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的情况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中，许多工人离开城市，

回到已人口过剩的村庄，与他们的亲属共患难）。

如此大规模的失业大大降低了各国的生活水平。即便是富裕的美国，也广泛地存在

着苦难和贫穷，尤其是在早期阶段，当时受托负责救济的是一些资金不足的私人机构和

地方机构。这是一个排队领救济面包、寻找施粥所、退役军人在街角卖苹果的年代。成

千上万的男人，甚至还有些女人，从东岸到西岸来来回回地“偷乘火车”，希望找到工

作，或者只是因为无别的事可做。更多的人则离开了得克萨斯和俄克拉何马的干旱尘暴

区，前往加利福尼亚，正如约翰·斯坦贝克在小说《愤怒的葡萄》中所描写的那样。

在英国，由于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中长期存在着失业，这时的形势变得更糟。整整

一代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是在几乎没有机会、没有希望找到工作的情况下成长起来

的。一些人痛苦地将他们无目的的生活称作“活地狱般的生活”。另一些人则放弃了希

望，变得听天由命起来：“任何人现在找到工作的机会都不会比爱尔兰抽彩中奖的机会

多些”。在德国，由于失业者所占的比例较高，失望情绪更为严重，局势也更为紧张；

所有这些最终使希特勒的成功成为可能。也许最悲惨的是东欧农民群众的命运。虽然他

们以往一向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但1939年对一个颇能代表东南欧的地区——南斯拉夫

德里纳地区所作的调查报告揭示，219279个家庭中，有46.4%的家庭没有床，54.3%的家

庭没有任何种类的厕所，51.6%的家庭是以泥地为地板。从人的方面来说，这意味着罗

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希腊的婴儿死亡率（一年每一千个活产婴儿的死亡数）

分别是183、144和99，而德国、英国、荷兰的婴儿死亡率分别是66、55和37。

政治影响　如此大规模的社会混乱必然产生深刻的政治影响。即便是资源丰富、有

着政治稳定这一传统的美国，在这些年里也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思想和骚动：由无家可归

的退伍军人组成的补助金大军；专家政治——赞成专家治国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发展成

农业上的静坐罢工的农场假日；主张重新分配收入的各种建议，其中包括要求丰厚养老

金的《汤森计划》；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休伊·朗的“分享财富”运动，等等。政治动

乱的另一表现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2年的选举中取得了彻底胜利。随即而来的“新

政”起了政治上不满情绪的安全阀的作用，从而有效地使种种极端主义运动归于无效。

这几年中，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发展大体上与美国相同。这两个国家虽然都遭到了政

治风暴的袭击，但设法在其传统制度的范围内经受住了风暴。英国工党于1929年6月开

始执政，但它几乎立刻就遇到了向越来越多的失业者发放“失业救济金”的问题。与此

同时，美国金融公司正收回它们的短期贷款，并拒绝考虑新的贷款，除非英国政府采取

某些节约措施。1931年8月，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屈服于这些压力，同意解散他的工

党政府，领导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事实证明，这一政府与劳合·乔治1916年至1922年的

联合政府一样，仅仅是为托利党的统治装门面，因为保守党人在内阁中仍占多数。虽然

新政府的组成是为了挽救英镑，但它立刻放弃了金本位制，于是一英镑的价值从4.86美

元降到3.49美元。1932年采取的保护关税和对帝国成员国采取的限额优惠贸易待遇是与

过去的又一决裂。三年后，年老多病的麦克唐纳辞职，让位于斯坦利·鲍德温，因此，

英国这些年实际上是在保守党的统治下渡过的，虽然联合政府名义上依然存在。

在法国，左派也因大萧条的压力被迫下台。左派在1932年的选举中获胜，激进党领

袖爱德华·赫里欧如在1924年那样在社会党人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内阁。这—次，这个

左派内阁同样因不断增多的财政困难而逐渐遭到破坏。激进党人和社会党人在如何对付

经济危机的问题上无可挽回地分裂了。赫里欧仅执政了6个月，随后的其他4位总理也在

短期内相继让位。1933年12月，最后的较量随着斯塔维斯基丑闻的败露而到来；斯塔维

斯基是一个俄国出生的法国公民，他伙同一家地方当铺发行欺骗性债券，据谣传，许多

重要的官员和政界人物与此案有牵连。极右翼团体趁机在街上挑起骚乱，企图推翻共和

国本身。尽管他们未能做到这一点，但的确迫使内阁于1934年2月辞职。一些保守党内

阁相继执政，但没有一届内阁能治好国家的根本弊端。

更引人注目、更决定命运的是希特勒在德国的上台。大萧条也直接地、决定性地影

响了这个国家种种政治事件的进程。1919年，随着《魏玛宪法》的正式通过，这里建立

起一个西方式的共和国（见第二十二章第二节）。在第一年中，这个新共和国除要对付

君主主义者卡普在柏林的叛乱外，还得对付共产党人在巴伐利亚和鲁尔的起义。动乱持

续到1923年，这时，法国和意大利军队因赔款纠纷占领了鲁尔。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席

卷全国，消灭了各阶层的储蓄金。只是由于1924年《道威斯计划》的议定和法意从鲁尔

的撤军，德国才终于开始安定下来。在以后几年中，德国接受了《洛迦诺公约》并加入

国际联盟，它的经济也因美国的大量贷款而不断好转。

大萧条给德国的打击特别严重，使五分之二的劳动力失业，使另外五分之一的人只

有非全日性工作。当时的政府是一个中间偏左的联合政府，由社会党人赫尔曼·米勒总

理领导，而总统则由年迈保守的战争英雄保尔·冯·兴登堡担任。同其他国家的社会党

内阁一样，德国的米勒内阁也因如何解决大萧条造成的失业和其他问题方面的争论而逐

渐遭到破坏。左派赞成增加失业救济，右派则坚持削减经费和平衡预算。后者的方针得

到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支持，因为赤字财政的基本原理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还

没有被制定出来。1930年3月，米勒内阁被迫辞职，从那时起，德国由中间派和右派的

政党统治。

起先，海因里希·布吕宁组织了一个联合政府，布吕宁是中央党的一位冷酷、严厉

但却聪明、正直的成员，他所博得的是尊敬而不是友谊。这位好心的爱国者的悲剧在于

他为德国的民主政体挖掘了坟墓。由于缺乏议会中多数议员的支持，他向宪法第48条求

助；该条款授权总统在紧急时刻颁布各种法令，这些法令具有法律效力，除非遭到国民

议会多数票的明确否决。实际上，国民议会的确曾投票反对最初的紧急法令，但布吕宁

通过说服兴登堡解散国民议会、下令于193O年9月举行新的选举进行了反击。布吕宁预

计中间派和右派的各种政党会在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使他能以正规的议会方式治理这

个国家。然而，选举却表明希特勒的国社党已作为一种全国性的力量在兴起。

阿道夫·希特勒是奥地利海关一位小官员的儿子，早年曾去维也纳，渴望成为一名

画家。由于缺乏才能，他靠从事各种最卑贱的工作来糊口，过了5年悲惨的生活——这

是据他自己说的，似乎言过其实了。他的悲惨境遇——不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

—连同毫无疑问的职业上的失败一起，有助于解释他这时所获得的热烈的信仰：仇恨马

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憎恶议会制政体，蔑视富裕的资产阶级及其“颓废的”文化。希

特勒从维也纳流浪到慕尼黑，在那里，于1914年进巴伐利亚团服役。虽然他在战争中作

战勇敢，曾三次负伤并荣获令人羡慕的铁十字勋章，但显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才能，因

为尽管他专心服役，却也只升到下士为止。然而，在军队的这几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

时期，军事训练为他提供了他以往一向所缺乏的辨别方向的能力。

战争结束后，希特勒转而猛烈反对新魏玛共和国。“我认为现在的德国既不是一个

民主国家，也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的国际猪圈。”1919年，他

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一战斗组织，不久便成为该党的领袖，即元首。在发表

了一系列有关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人的煽动性演说之后，他和陆军元帅鲁登道夫一起参加

了1923年在慕尼黑举行的一场滑稽歌剧式的暴动。这场暴动被警察轻易地镇压下去了，

希特勒被关押了9个月。当时，他35岁，他在狱中写下了《我的奋斗》——一部夸张的

长篇自传体回忆录，在书中，他发泄了对民主政体、共产主义和犹太人的仇恨，还详细

说明了战败的德国怎样才能成为“全人类的君主”。“种族纯净”是取得这一胜利的关

键：“一个在种族被毒化的时代里致力于培养其最优秀的种族成分的国家，总有一天会

成为全人类的君主。”

从狱中获释后，希特勒继续从事鼓动工作，但结果却令人失望。在1924年12月的选

举中，他的纳粹党仅获得14个席位和908000张选票，在1928年5月的选举中获得的席位

和票数则更少——12席和81万张选票，即总票数的2.6%。1930年9月的选举是一大转折，

当时纳粹党获得了107席和6407000张选票，即占总票数的18.3%。这些似雪片般飞来的

选票并非来自工人，因为社会党和共产党在1930年得到的席位比1928年时还多13席。希

特勒这时正从在猛烈的经济风暴中拼命寻找避难所的各种中产阶级分子那里得到他新发

现的支持。

纳粹党的政治纲领为小职员和破产的商人提供了安慰和希望。它要求废除不劳所得

和“利息奴役制”、使所有托拉斯国有化、对大企业实行分红制、对高利贷者和好商处

以死刑。同时，它还向所有爱国的德国人保证要砸碎《凡尔赛和约》的枷锁，要迫害犹

太人；犹太人不但被污蔑为从事剥削的资本家，而且被污蔑为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者。

应该强调指出，希特勒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为这一政纲奔走游说，但反应却极小。大萧

条是使他的政治命运起变化的直接的、首要的原因。在人们感觉到这一政纲的全部影响

以前，希特勒被大多数德国人看作是一个爱高谈阔论而又毫无危害的狂热者；而当将近

一半的劳动力失业时，他便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爱戴的元首，因为他为他们的不幸提供

了替罪羊，为个人和国家愿望的实现提供了行动纲领。

由于1930年9月的选举，纳粹党使其在国民议会中的代表人数从12人增加到107人，

从而成为这个国家第二大政党。这一意想不到的结果逐渐破坏了德国的议会制政体，因

为它不但剥夺了布吕宁所渴望的中间派-右派联盟的多数票，而且剥夺了曾在米勒领导

下执政的中间派-左派联盟的多数票。因而，布吕宁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只得依靠总统的

法令来制定所有必需的法规。他对兴登堡的依赖程度在他提出分散东普鲁斯地产的法规

时得到了征实；兴登堡总统本人就是一个容克地主，他坚决反对这一法规，并迫使布吕

宁于1932年6月辞职。

新任总理是弗朗茨·冯·巴本，名义上是中央党的成员。实际上他是一个反动贵族，

被人们恰当地描绘为“一个文雅、仁慈、温和的无足轻重的人物，一个聪明绝顶的笨

蛋”。他所领导的那个软弱的联合政府仅得到国民议会的微不足道的支持，因此，他于

1932年7月举行新的选举，希望加强他的地位。然而，纳粹党却成为最大的获胜者：他

们的选票猛增到13799000张，即占总票数的87.4%，他们的席位也猛增到230席。而且，

这些进展是在使右派和中间派的各政党受损害的情况下取得的，因为，与1930年相比，

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席位加在一起实际上增加了2席。

希特勒这时成为全国第一大政党的首脑。在与兴登堡总统的谈判中，他要求完全的

行政权。“你提出这一要求是什么意思呢？”兴登堡问道。希特勒回答说：“我就是要

求得到与墨索里尼在进军罗马后所行使的同样的权力。”兴登堡拒绝了，对这个他所称

呼为“波希米亚下士”的人没有留下深刻印象。但是，议会制政体这时已行不通．既然

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都不会加入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就不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1932年11月，巴本又举行另一次选举，企图打破这一僵局。这欢，纳粹党人丢失了

200万张选票和在国民议会中的34个席位，使他们的议员人数减少到196人。虽然他们仍

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政党，但他们不再能假装成未来的不可抗拒的潮流。的确，纳粹党领

导人突然感到恐慌。希特勒的副手约瑟夫·戈培尔在1932年12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

“整个组织极为消沉。缺少资金不可能使事情做得很好。元首在旅馆的房间里来来回回

踱了好几个小时。显然，他是在苦思冥想。……突然，他停了下来，说道：‘如果党一

旦崩溃，我就立即开枪自杀。’可怕的威胁，极端的沮丧。”

不到两个月后，这位想要自杀的人成了德国的总理。这一惊人转变的一个原因在于

德国工商企业界领导人这时给了纳粹党以大量的财政援助，因为他们担心，如果纳粹党

崩溃，这几百万张选票可能转到左派手中。1月4日，希特勒会见了科隆的银行家库特·

冯·施罗德，从那时起，戈培尔所抱怨的“缺乏资金”已不再成为一个问题。另一原因

在于当时柏林的政治被人看作是阴谋诡计的泥淖。兴登堡这时已年老体衰，每天只能神

志清醒地工作几个小时。他被说服解除了巴本的职务，任命库特·冯·施莱谢尔来接替

巴本；施莱谢尔甚至比他的前任更狡猾。

施莱谢尔决定试用蛊惑人心的方法。他取消了巴本对工资和救济的削减，恢复了分

割东普鲁斯地产的计划，并通过政府制定的农业法规着手调查地主所得的非法利润。地

主和商人都满腔仇恨地指责他，并把兴登堡拉了过去。施莱谢尔很易受到伤害，其原因

与布吕宁和巴本先前易受伤害的原因相同：不能在国会中组成多数。1933年1月28日，

施莱谢尔被迫辞职，两天后，希特勒成为一个由民族党人和纳粹党人组成的联合内阁的

总理。

6个月内，希特勒就已根据他关于种族和领导权的思想，将整个德国组织起来。3月

5日，继前所未有的宣传和恐怖主义运动之后，一个新的国民议会选举产生了。纳粹党

人得到了288席和550万张选票，但它们仍然只占总票数的44%。当议员们聚会时，希特

勒宣布共产党人的席位无效，然后，与天主教中央党做成一笔交易，由后者给予他足够

的票数，于1933年3月23日通过《授权法》。《授权法》给了他长达4年的以法令进行统

治的权力。但到1933年夏时，他已在实际上消除或控制了德国人生活中所有独立的成分

——工会、学校、教会、政党、交流媒介、司法系统和联邦各州。早在1933年4月22日，

戈培尔就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元首的权力在内阁中完全占支配地位。将不再有投票。

元首个人决定一切。所有这一切的取得比我们所敢期望的要快得多。”

希特勒就这样成为德国的主人，而且正如他不断自夸的那样，是通过法律上的合法

手段当上德国主人的。大萧条使他的胜利成为可能，不过，这决不是不能避免的；这种

可能转变为现实是由于其他因素的结合，其中，包括希特勒本人的才能、各种既得利益

集团提供的援助和他的对手们的缺乏远见——他们低估了希特勒，未能作为反对派联合

起来。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去世了，他死得正是时候，使希特勒能把总统和总理的职

权合为一体，由他一人掌握。第二个月，纳粹党代表大会在纽伦堡召开，希特勒宣布：

“德国今后一千年的生活方式已被清楚地确定。”

国际影响　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爵士在将1932年的国际形势与洛迹诺时代

的国际形势作比较后说道：

我察看了当今的世界，并将现在的情况与那时的情况作了对比，我不得不承认，由

于某种原因，由于某种难以确切指出的东西，世界近两年正在倒退。各国相互之间不是

更加接近，不是在增进友好的程度，不是在向稳定的和平迈进，而是又采取危及世界和

平的猜疑、恐惧和威胁的态度。

张伯伦所不能确定的“某种东西”就是大萧条及其各种国际影响和国内影响。洛迦

诺时代的各种国际协定，尤其是关于赔款和战争债务的国际协定，已无法实行。不久就

变得很明显；各国政府由于被不断衰退的经济和日益严重的失业准到崩溃的边缘，已不

能履行几年前所作的承诺。1931年7月，在胡佛总统的倡议下，各强国同意延缓偿付所

有政府间的债务。这种延缓偿付表明，在协约国间的种种债务和赔款之间实际上存在着

一种密切的联系，尽管胡佛一再重申不存在这种联系。第二年夏天，在洛桑会议上，各

强国虽然不是在理论上但在事实上完全取消了德国的战争赔款。同时，结束了对美国的

战争债务的支付，虽然在以后几年中作过几次象征性的支付。因此，赔款和战争债务这

一棘手的老问题终于被大萧条释放出来的经济风暴扫除了。

经济风暴的另一影响是使地方性的经济民族主义发展到妨害国际关系的程度。在总

崩溃的大潮流中，各国的自卫措施都采取了诸如较高的关税、更严格的进口限额、结算

协定、货币管制条例和双边贸易协定之类的形式。这些措施必然引起各国间的经济摩擦

和政治上的紧张关系。为转变这一趋势人们做了各种尝试，但都没有成功。1933年在伦

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就是一次使人惊恐的大失败，“经济上的独立”即经济上的自给

自足逐渐成为通常公认的民族目标。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为裁减军备所作的种种尝试逐渐停止，让位于各种大规模地重整

军备的计划。始于1932年8月的裁军会议断断续续地开了2O个月，但与经济会议一样没

有成效。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渐渐逝去，各国都将越来越多的力量用来重整军备。事实

证明，这一趋势是不可能停止的，因为军火制造不仅提供了想象中的安全，还提供了就

业机会。例如，美国的失业人数直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开始重整军备时才大大减

少。同样，希特勒因实行庞大的重整军备的计划，才迅速解决了他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

失业问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希特勒之所以能最成功地使其国家摆脱经济萧条，是因

为他在其国家的备战方面做得最彻底。此外，大萧条对社会造成的破坏和伴随而来的失

业给人们以极大的伤害，因此，各地民众都欢迎新的工作，哪怕是军工厂里的工作。很

可能没有一项措施能象给绝望的失业者以工作的大规模的重整军备一样，使希特勒为其

人民所爱戴。

这时正在积聚起来的武器装备必然迟早会得到使用，但使用它们还需要有某种理由；

“生存空间”便是最明显的理由。这是希特勒新创的术语，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日本的

军事领导人也使用了与此类似的说法和论点。按照这一学说，失业和普遍存在的苦难是

由生存空间的缺乏引起的。少数几个幸运的国家夺取了所有的殖民地和人烟稀少的海外

领土，使其他国家没有维持其人民的生存所必需的自然资源。明显的出路是扩张，必要

时可使用武力，以纠正过去所遭受的不公正行为。这就是所谓的“穷”国反对“富”国

时所使用的论点。

大萧条除破坏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外，还同样地、不偏不倚地破坏了美国、加拿

大和英国——由这一事实看来，上述论断显然是似是而非的。不过，生存空间的思想起

了使“穷”国的人民团结起来、去支持各自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的作用。它还为那种公

开宣布其目的是为穷人提供食物、为失业者提供工作的侵略提供了表面上看来合乎道义

的正当理由。实际上，即使在“富”国中，也有某些人接受了这些理论解释，为随之而

来的侵略进行辩护。甚至连一些不愿轻信这些似是而非的推理的西方政治家有时候也不

得不因国内的紧迫问题而对侵略行径视而不见。20世纪30年代中，公然违犯《国联盟约》

的做法之所以能一再取得成功，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西方领导人首先须予以往意的是那

些压倒一切的国内问题。

引起张伯伦于1932年所说的“猜疑”、“恐惧”和“倒退”的各种势力的结合就是

这样。在随后几年中，这些势力完全破坏了已于20年代达成的和解，促成了一个又一个

危机，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十四章　走向战争，1929-1939年

 

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

 

福煦元帅，　1919年

 

2O世纪2O年代后期是繁荣、稳定与和解的几年；2O世纪30年代则是萧条、危机和战

争的10年。2O年代的和解在欧洲是以法国联盟体系为基础，在远东则是以华盛顿会议的

协定为基础，两者的目标都是为了维护这两个地区的现状。这一目标在2O世纪20年代中

得到实现，但在随后的10年中，一切又突然地、决定性地颠倒过来。德国和日本的新领

导人决意修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领土和约，并有办法、有决心这样做。他们大规模重整

军备的计划和惊人的侵略行径急剧地改变了势力均衡。较弱的意大利不再是徒劳无益地

企图向现状挑战的唯一的修正主义国家；第三帝国和日本帝国也给修正主义运动增添了

力量，导致了一个全新的力量布局，由于英国、法国及其欧洲大陆盟国坚持维护现状，

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努力要求改变现状，因五年计划而变得强大的苏联起着日益重要的

作用，日此，一种三足鼎立的局面发展起来了，这三方力量的相互影响解释了20世30年

代一再发生的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的原因。

 

一、日本入侵满洲

 

第一个重大的侵略行动是日本作出的，因为它要实现其获取大陆领土这一蕴藏已久

的野心。为了利用看去是不可错过的良机，日本人早些时候已迅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

战。他们不太费力地接管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和在山东半岛上的特权。不过，他们

的全部野心表现在1915年1月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中。这些条款若得到实现，就

会把中国改变成日本的保护国。日本远征军在英国和美国军队于1920年撤离西伯利亚后

继续留在该地是其大陆野心的又一表现。

日本人的这些愿望多半未得到满足。“二十一条”被成功地抵制了，这一定程度上

是由于美国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警告，他说，美国不会承认任何破坏中国领

土完整或违反“门户开放”原则的条约。在巴黎和会上，日本确保住了从前的德属岛屿，

但只是作为三级托管地而不是作为地道的领地。威尔逊总统拚命反对日本对无可争辩的

中国领土山东的要求。作为妥协，日本被准许“暂时”占有这座半岛，但日本退一步承

认它的“政策”是在某一日期把这片领土归还中国，“只保留‘以往一向’授与德国的

经济特权”。

在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会议上，日本正式放弃了它也许仍怀有的领土野心。与会九

国签订了《九国公约》（1922年2月6日），保证中国领土完整，重申“门户开放”原则。

在这个会议上，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还签订了《四国条约》（1921年12月13日）；

通过这一条约，他们同意互相尊重各方在太平洋“岛屿领地”上的权利，通过协商解决

今后的一切争端。此外，经过美国的积极调解，日本同意将山东归还给中国并从西伯利

亚撤军；这两个诺言于1922年被履行。

在结束了——至少是暂时结束了——对外冒险之后，日本这时把注意力转向国内问

题：1923年大地震的善后问题和引起骚动的投票问题。大地震摧毁了东京四分之三的地

区，造成了16万人的重大伤亡和价值2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投票问题引起了骚乱和政治

动乱，直到1925年接受男性普选制，将选民从300万人增加到1400万人为止。

最严重的是经济问题，尤其是贫困农民的经济问题。日本同美国一样，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通过提供军需品和商船运输大大繁荣起来。1914年至1920年间，对外贸易的

价值增加了近4倍，即从12亿美元增加到43亿美元。不过，这一繁荣的分布情况很糟，

因为经济权力前所未有地集中在所谓的财阀（Zaibatsu；Zai意为富豪，batSS意为集团）

手中。“财阀”是四个以家族为中心组成的大企业（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的通称；

这四家大企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控制了日本所有公司资本总额的四分之三，拥有日本

私人银行全部存款的三分之一、全部信托存款的四分之三和全部人寿保险单的五分之一。

占总人口一半的农民因很高的地租和沉重的债务而穷困不堪。他们中只有7％的家庭拥

有5英亩或5英亩以上的土地；平均每户占有的土地不到3英亩。城市工人则遭受着食品

价格高、工资低、工会没有自由的痛苦。由于投机商将物价抬得很高，1918年爆发了米

粮暴动，使政府必须动用军队来恢复秩序。

 

工人和农民生活水平的降低意味着国内市场受到严格限制。因此，日本工业主要依

靠外国市场销售产品；这种依赖在大萧条到来时带来了灾难。1929年至1931年间，对外

贸易减少了近50%。农民以往靠养蚕来增补微薄的收入，这时因向萧条中的美国出口的

丝织品的数量急剧下降而受到严重伤害。城市工人也相应地遭受着失业的痛苦。

军队领导人和其他拥护扩张领上的人这时能颇有说服力地争辩说，依赖外国市场是

日本处于困境的根源。日本应征服一个使日本能自给自足、在经济上不依赖世界其他地

区的帝国。军方代言人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鼓吹这一学说，但大萧条的破坏这时为他们

提供了易起反应的听众，正如希特勒在德国所遇到的情况一样。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

将军在给天皇的建议书中写道：英国可得到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原料，美国可得到加拿大

和南美洲的资源。“但是在日本，粮食供应和原料同人口相比在减少。如果我们只希望

发展贸易，最终必将被打败。……最后，我们将一无所获。……景好的政策在于采取积

极措施，去获取日本在满洲和蒙古的权利和特权。……”

日本的扩张主义者不仅为经济上的原因所驱使，还对苏联力量的日益增长和蒋介石

统一中国的日趋成功感到不安。此外，他们充分意识到当时正引起西方政治家注意的失

业情况和其他问题。这些周密的分析思考反映在1931年夏即日本军队侵略满洲前仅6个

月时本庄将军提交给军事大臣的备忘录中：

为了加强我国的地位和力量，有必要立即利用苏联还未完成五年计划和中国尚未成

为统一国家的形势，同时还要利用世界经济的困难处境。所有这些因素都必须加以利用，

以达到更进一步占领满洲和蒙古的目的，实现早先远征西伯利亚时的积极目标。中国的

统一、苏联的存在和美国的入侵远东，所有这些都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田中和本庄都把满洲列为他们扩张主义计划的第一个目标，这并不是偶然的。中国

东北角上的这个省份具有两个有利条件：与南京中央政府的联系松散，并拥有丰富的自

然资源，其中包括铁、煤和辽阔、肥沃的平原。此外，日本已通过过去商定的条约获得

了在满洲的某些特权；这些特权可以用来为其侵略行径找借口。当日本军方于1931年秋

断定入侵时机已戍熟时，他们正是这样做的。

1931年9月18日晚，一颗炸弹将日本人控制的、通往沈阳北部地区的南满铁路炸坏

了一小段。由于几分钟后一列南去的火车毫无困难地通过了那段铁路，日本人又在以后

5天里拒绝让新闻记者前往“事故”——日本人当时审慎地称这一爆炸事件为事故——

现场采访，因此，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整个事件是捏造的。现在，人们才弄清，这件

事的确发生过，因为币原喜重郎男爵在1946年6月东京国际战犯法庭上证明了这一点。

这位男爵曾于1931年任外务大臣，他承认，当时一些军官筹划了这一事件，他虽设法阻

止但未成功。他的证言可通过驻扎在关东半岛上的日本军队即当时所称的“关东军”立

即行动起来时所具备的速度和精确性得到证实。关东军未经宣战就在24小时内攻占了沈

阳和长春，然后成扇形向四面八方展开。1932年1月下旬对哈尔滨的占领意味着满洲各

种有组织的抵抗的结束。1932年3月，胜利者将他们的占领地重新命名为“满洲国”。

因需要一个傀儡皇帝，他们便将1911年垮台的满清王朝的幸存者、退位的皇帝博仪拉了

出来，正式任命他为摄政王。

其时，中国政府根据《国联盟约》第11条和《巴黎公约》（《凯洛格-白里安条

约》）向国际联盟和美国求助。给果只是一再商讨而没有实际的援助。国务卿亨利·L

·史汀生表示“由衷的同情”，但拒绝引用《巴黎公约》。国联理事会于9月19日、10

月13日和11月16日三次开会讨论满洲的局势；这些会议的特点是表示好意、致以问候，

然而又拖拖拉拉、一片混乱。日内瓦和华盛顿的许多人始终坚信，日本内阁能约束军队，

结束危机。11月21日，日本代表团接受了中国人原先提出的成立公正的调查委员会的建

议，但委员会成员直到1932年1月14日才被选定，而且他们实际上直到4月21日才抵达沈

阳；这时，满洲已变成了满洲国。

1932年1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了所谓的“史汀生主义”，它规定，凡有损中国独立

和领土完整、违背“门户开放”政策的条约，凡使用违反《巴黎公约》的手段而造成的

条约，美国一概不承认。这一规定几乎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因为日本军队只对优势力量

起反应，而当时没有一个国家强大得可以勇敢地与在远东的日本相对抗。此外，所有西

方政府都为紧迫的国内问题所颁扰。例如，胡佛总统就面临着国民选举和大萧条两大问

题；大萧条当时正严重到极点。因此，他希望“摆脱”国际纠纷，全力以赴解决国内问

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此期间，国际联盟调查团即李顿调查团已在团长李顿勋爵的领导下，在日本、中

国和满洲收集证据。它于1932年10月提交的报告为了避免冒犯日本人，措辞很谨慎。它

否认日本人的侵略是正当的自卫手段，谴责新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政权。但是，它没有

命令日本撤军。相反，这份报告提出这样一种解决办法：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

将满洲变成在中国主权范围内但又在日本管辖下的自治国。1933年2月25日，国联正式

通过了这份报告，第二个月，日本退出了国联。

回想起来，满洲事件作为对国际联盟和旨在维护现状的整个外交结构——《凡尔赛

和约》、华盛顿会议的协定和《巴黎公约》——的第一次沉重的打击，是很惹人注意的。

日本毫不费力就获得了大片富饶的新领地，这对意大利和德国的修正主义领导人并不是

不起作用的；满洲事件引起了一连串的侵略，这些侵略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外交上对希特勒的反应

 

日本人征服满洲是对远东现状的野蛮挑战，但是，更令人不安的是希特勒对欧洲现

状的威胁。在此之前，法国联盟体系几乎是毫不费力地统治着欧洲大陆。墨索里尼曾试

图组织反对集团，但是，他与下等修正主义国家如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和阿尔巴

尼亚签订的协约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同样，苏联被“封锁线”切断了同外界的联系，而

且，不管怎样，它只埋头于“在一国中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德国呆在一旁，这个国家

在接受《洛迦诺条约》和加入国联时，已在斯特来斯曼的领导下与战时的敌国讲和。

1933年，当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时，这种令人欣慰的形势被急剧地改变了。这位纳

粹党领导人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为德国人要求更大的生存空间。引自《我的奋斗》

（1924年）中的以下几段话反映了他的基本思想和目标，在以后几年中，他一直不断地、

没有重大改变地重提这些思想和目标。

……如今，不能靠强烈的抗议，而要靠一把巨大的剑，使被蹂躏的地区回到共同的

德意志帝国的怀抱。

锻造这把剑是一个国家内部政治领导人的任务；维护锻剑工作和寻找战友则是外交

领导人的职责。……

恢复1914年时的边界的要求在政治上是十分荒唐的，其荒唐的程度和所带来的严重

后果使提出这一要求就象是在犯罪一样……德意志帝国1914年时的边界是根本不符合逻

辑的。因为实际上，这些边界从包括日耳曼民族的人民的意义上说，是不完整的，从地

理军事是否合宜的角度而言，也是不切实际的。……

因此，我们国社党人自觉地……关注我们6O0年前放弃的领土。我们不允许德国人

继续不断地向南方和西方迁移，要把注意力转向东方领土。如果我们今天谈到欧洲领土，

我们首先能想到的只是俄国及其边境上的仆从国……新德意志帝国必须各次使自己沿着

过去条顿骑士团的道路前进，用德意志的剑为日耳曼人获得耕地，为这个民族获得每日

食粮。

几乎一点也不奇怪，当这几段话的作者成为德国的主人时，外交上立即有了反响，

首先是几年来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的小协约国开始恢复元气。1933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

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建立了由三国外交部长组成的常设委员会，来促进其外交政策的协

调和执行。同样，这年春天，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尔都周游了小协约国各国首都及华

沙，加强了法国与其东欧盟国的联系。

甚至连后来同希特勒结成“罗马-柏林轴心”的墨索里尼，一开始也强烈反对他的

这位独裁伙伴。由于许多德意志少数民族在南蒂罗尔，墨索里尼对以“一个民族、一个

帝国、一个元首”为口号的扩张主义的纳粹政权感到不安。因此，1933年7月15日，他

主动与英、法、德缔结了《四国公约》。公约重申，签约国必须坚持《国联盟约》、

《洛迦诺条约》和《凯洛格-白里安条约》，未经四国同意不得对《凡尔赛和约》作任

何改动。这一做法证明是无用的，因为希特勒一再违反这些诺言——甚至无视与他一同

签约的国家。1933年10月，他宣布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虽然他没有立即透露

其重整军备的计划，但这一计划的存在——如果不是就其进度和规模而言——已普遍地

为人们所知道。

这些发展促使土耳其、希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组成另一个地方性集团，罗马尼

亚和南斯拉夫拥有相当多的德意志少数民族。1934年8月9日，四国签订了《巴尔干公

约》，公约规定四国相互合作、共同维护东南欧的现状。

比巴尔干协约国的组成更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的对外政策这时有了根本的改变。传统

上，苏联领导人认为国联是掠夺成性的各帝国主义强国保持一致的组织。但是，1933年

12月，当美国记者沃尔特·杜兰蒂问苏联对国联是否始终持否定态度时，斯大林答道：

不，并非始终，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持否定态度。你们可能不十分理解我们的观

点。尽管德国和日本都退出了国联——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国联也许仍然多少能起

制止或阻止军事行动爆发的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要我们不顾国联的严重缺点

而支持国联，并不是不可能的。

这段话反映了苏联政府对希特勒的出现极为担心。由于这种担心，苏联人这时认为，

国联是一种组织共同抵抗、以挡住纳粹先发制人的侵略的可能的工具。这一新态度得到

了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尔都的鼓励。巴尔都在国内问题上是保守派，在外交事务方面，

他的简单的、始终如一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到可以劝阻希特勒不从事扩张主义冒险活

动的联盟。除了巩固法国、小协约国和波兰之间的关系外，巴尔都这时还力图使苏联加

入维护现状集团。基本上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国际联盟才邀请苏联加入它的行列，而苏

联也于1934年9月19日接受了这一邀请。

第二个月，一个刺客在马赛枪杀了巴尔都和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这是欧洲外交

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巴尔都的继承者们奉行一种比较错误的、自相矛盾的对德政策。

皮埃尔·赖伐尔尤其如此，他的阴谋诡计曾使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尼古拉·蒂图列斯库破

口大骂：“赖伐尔这头猪。”颇为典型的例子是1935年1月7日赖伐尔同墨索里尼达成的

和解协定，在这个协定中双方同意，如果希特勒采取行动，他们就一起对付；他们还解

决了有关其非洲领地的各种争端。法国将一些与意大利殖民地利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接壤

的荒凉地区割让给意大利，墨索里尼则放弃了对拥有许多意大利居民的突尼斯的要束。

不过，有关埃塞俄比亚的口头协议导致了很大的争议：墨索里尼声称，他得到了在那个

国家里行动完全自由的许诺，而赖伐尔坚持认为，这个协议仅限于经济事务方面。安东

尼·艾登断定：“这一口头协议的真实内容人们将永远无法知道。……这两位诡辩能

手……在赖伐尔垮台之后还会继续争论。……了解了他们的解释后，我本人的看法是，

赖伐尔当时把话说得十分模棱两可，给了墨索里尼利用他这种暖昧态度的机会。”无疑，

这位“领袖”得到了最坏的书面协定和最好的口头许诺。

两个月后，也就是1935年3月双日，德国正式背弃了《凡尔赛和约》中关于解除德

国武装的条款，再次提出征兵，并直布德国军队将增加到36个师。英、法、意在4月11

日的斯特雷萨会议上作出了反应，它们一致同意共同行动，反对德国的威胁。事实证明，

这一“斯特雷萨阵线”与两年前的《四国公约》一样无用。各签约国很快就开始自行其

是：意大利忙着准备入侵埃塞俄比亚；英国于6月18日与德国签订了一份单独的海军协

定，允许德国建立起一支相当于英国海军力量的35%的海军；法国于5月8日与苏联缔结

了一份为期5年的同盟条约，双方同意，如果一方遇到无端的进攻，另一方将予以援助。

捷克斯洛伐克于5月16日与苏联签订了类似的条约，不过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援助取

决于按照1924年的同盟条约也必须提供援助的法国。

总之，在希特勒掌权的刺激下，两年内出现了好几个旨在阻止这位“元首”的任何

侵略行径的新的外交集团——巴尔干协约国、复活的小协约国、法苏同盟和捷苏同盟。

但是，在这些外交集团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例如，《英-德海军协定》就引起了巴

黎的不满，1934年1月签订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也没得到巴黎的赏识，令人捉摸不

定的赖伐尔根本不信任他的苏联盟国，宁愿自己私下另外做交易。随着埃塞俄比亚危机

的爆发，这些分歧成为彻底破坏国际联盟和战后整个外交结构的日益豁开的裂口。

 

三、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

 

1935年10月3日，墨索里尼的军团侵入独立的非洲王国埃塞俄比亚。促成这一赤裸

裸的侵略的因素有好几个，一个因素是法西领主义者为扩展疆土而酿场扩展疆土。墨索

里尼宣称：“帝国的发展是生命力的主要表现，反之则是衰退的表示。”对帝国鼎盛的

这种热望因回想起1896年在阿杜瓦的失败——当时，一支25，000人的意大利军队惨败

于部落民之手——一而得到加强。大萧条的影响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因为意大利的失

业人数从1926年的11万人上升到1931年的73万人，进而上升到1933年的100多万人，从

而导致了这样一种通常的理论解释，即断定殖民地扩张是减轻国内经济压力所必需的。

意大利人对这一点特别热心，因为英国和法国已获得非洲所有上等的领地，留给意大利

人的只是利比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兰的多沙的荒地。

当时，一位意大利工程师表达了这种扩张的决心，他抱怨说他在厄立特里亚我不到

黄金。“但在阿比西尼亚”，他又说，“却还有铂白金，付很少的代价就可以找到它们。

但是，它们都被埋藏在地底下。人们除了在阳光下游荡其他什么事都不做。当你真正地

观察到这一点时，如果你还认为，一个民族可以出十足的懒惰而对无数的财富实行禁运，

而其他民族却必须在贫瘠的土地上与各种自然力作斗争，那将是不道德的。”墨索里尼

拿定主意后就立即决定采取行动，因为他认为当时的外交形势对他很有利。他认为赖伐

尔已给他开了绿灯，并以为来自其他地区的反对不会坚决到足以阻止他的地步——这一

设想证明是完全有道理的。

意大利人发动侵略的借口使人联想起日本人在满洲制造的事件。1934年12月5日，

埃塞俄比亚军队与意大利军队在靠近意属索马里兰和埃塞俄比亚边境地区的瓦尔瓦尔发

生了冲突。海尔·塞拉西皇帝提出，把瓦尔瓦尔是在意大利领土上还是在埃塞俄比亚领

土上这一问题交给仲裁委员会解决。墨索里尼拒绝接受这一提议，相反，在公开准备入

侵的同时提出了种种要求。1935年9月11日，英国外交大臣塞缨尔·霍尔爵士在国联大

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在演讲中他保证，英国将支持反侵略的行动：“依照国联明确

规定的义务，为了共同维护整个《盟约》，尤其是为了共同坚定地抵抗所有无端的侵略，

国联将站在反侵略的一边，我国也将站在反侵略的一边。……”正如一位代表所说的那

样。这篇演讲是“国联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页”。但是，霍尔似乎一直把注意力放在

即将投票选举的英国选民身上，因为他以后的行为不是在支持而是在破坏“共同抵抗无

端的侵略”。

在意大利人开始侵略的一个多星期之后，国联理事会宣布意大利为侵略者，国联大

会根据盟约第十六条投票赞成对意大利实行经济制裁。这些制裁于1935年11月18日生效，

它们包括禁止给意大利以武器、贷款和原料，但不包括主要原料——石油、煤、铁和钢

等。尽管有这样的局限，这些制裁仍然是阻止意大利前进的重要开端。而且，世界舆论

也以压倒之势反对墨索里尼的侵略。埃塞俄比亚人在顽强地进行抵抗，不过，意大利人

最初很难向前推进不是由于其对手的战斗力，而是由于几乎完全没有道路。

此时，狡猾的赖伐尔滥用了阻止意大利人前进的小小机会。1935年12月初，他说服

霍尔接受了一个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意大利将彻底地获得大约半个埃塞俄比亚，并将

控制余下的半个埃塞俄比亚，把它作为“经济扩张和拓居的地区”。这两位谈判者都同

意对这一计划进行保密，直到将它提交给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和国际联盟这些有关方面

为止。不过，赖伐尔预料这一计划会在英国遇到麻烦，因此，他同意让法国新闻界开始

注意到这一计划。使他吃惊的是，有关这一秘密协议的消息在伦敦和巴黎引起了人们极

大的愤怒。霍尔被迫辞职，由安东尼·艾登继任外交大臣。第二个月，赖伐尔在受到议

院的痛击之后也不得不辞职。

这种情况一时看来象是那些支持国联反侵略的人的一场大胜利，但根本的争端仍然

存在，这就是要不要通过禁运主要原料、尤其是石油来使经济制裁有效。艾登赞成这样

做，但新上任的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弗朗丹则故意拖延。文登说：“弗朗丹的态度与

赖伐尔的态度很难区别，只是显得更巧妙、更始终如一而已。”弗朗丹的主要论点是，

如果投票通过石油制裁，墨索里尼就会退出国眹；他坚持认为应设法达成另一种解决办

法。由于英国内阁未能团结一致、支持艾登，弗朗丹能独行其是，有效的制裁从未得到

实施。这种决定的意义从希特勒的译员保罗·施密特博士所透露的下面这段话中可看得

很清楚：

1938年，慕尼黑会议的前夕，墨索里尼承认，国际联盟差一点靠集体安全体系成功

地制止侵略。“如果国联当初遵照艾登的意见处理阿比西尼亚争端”，他对希特勒说，

“并把经济制裁扩大到石油方面，那么，我会不得不在一星期内撤出阿比西尼亚。那对

我来说将是一个极大的灾难。”

随着1936年3月7日希特勒占领莱茵兰，任何余留的实行有效制裁的希望均成为泡影。

占领莱茵兰这一重大行动有着深远的影响（见下一节），它使英国和法国政府更易感受

到德国的威胁，也更下定决心去安抚墨索里尼，以便让他站在他们一边，并留在国际联

盟内。因此，国联理事会于1936年4月20日投票决定，继续实行不包括石油在内的经济

制裁，从而招致了这时几乎仅凭着勇敢与意大利人作战的埃塞俄比亚军队的灭亡。

墨索里尼决心排除出现第二个阿杜瓦惨败的任何可能性，他准备了一支25万人的军

队，这支军队加上非洲的援军和劳工队伍共达40万人。这支军队装备着难以对付的坦克

队、摩托化部队和飞机。相形之下，埃塞俄比亚军队不到30万人，且几乎所有人的装备

都比意大利非战斗人员的装备差。与缺乏坦克、飞机和重型大炮同样严重的是埃塞俄比

亚领导人的水平低得惊人。摩洛哥里夫人的胜利已证明用游击战术来对付装备优良的欧

洲军队是十分有效的，但埃塞俄比亚部族首领以其自取灭亡的傲慢和无知藐视游击战，

认为它毫无价值、有失身份。相反，他们企图进行阵地战，结果遭到了无情的炮击、轰

炸，甚至还遭到了芥子气的喷洒。

在经过一场长达7个月的战役之后，巴多格里奥元帅于1936年5月5日耀武扬威地进

入亚的斯亚贝巴。同一天，墨索里尼宣布“罗马和平，它体现在‘埃塞俄比亚是意大利

的’这一简单的、不可改变的、明确的短语中”。四天后，意大利国王接受了“埃塞俄

比亚皇帝”的称号。于是，在牺牲了3000人和损失了10亿美元之后，墨索里尼赢得了一

个拥有35万平方哩土地、1000万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帝国。

就欧洲和世界其余地区而言，埃塞俄比亚事件的意义在于它削弱了国际联盟。许多

小国家如希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在危机期间曾忠实地支持国联，对意大利实施经济

制裁，但它们得到的唯一报偿却是经济上受到严重损失，并使自己受到获胜的“领袖”

的惩罚。显而易见的教训是，要是西方主要强国懦弱胆小，集体安全使是圈套和欺骗。

因此，小国从此以后背弃国际联盟，奉行一条四散溃逃的政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

联的牺牲并未使意大利站到西方列强一边反对德国，而这曾是那些坚持要安抚墨索里尼

的国家的最大目标。抚慰收到了恰恰相反的效果；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对他们在埃塞俄比

亚和莱茵兰所取得的惊人胜利印象很深，并察觉到他们的侵略活动若协调一致、所能带

来的巨大可能性。因此，最终的结果不是纳粹德国的孤立，而是“罗马-柏林轴心”的

形成。

 

四、罗马-柏林轴心

 

在埃塞俄比亚危机初期，希特勒采取观望的策略。如果墨索里尼失败，希特勒就少

了一位中欧的对毛如果他获胜，集体安全体系就会遭到破坏，希特勒的“生存空间”计

划就会相应地得到加强。1936年3月7日，希特勒戏剧性地结束了这种消极政策，派遣一

支35000人的军队长驱直入莱茵兰。《凡尔赛和约》已规定，德国不得在莱茵河左岸、

也不得在右岸50公里地带拥有防御工事或军队。希特勒违背这一规定的做法是一次最具

战略意义的行动：法国联盟体系以法国军队易进入中欧为基础；随着莱茵兰的被重新占

领和立即动工的齐格菲防线防御工事的建立，法国不再易进入中欧。法国被切断了与其

盟国的联系，而德国的力量却大大增长，因为它的命脉不再因非军事化的莱茵兰而处于

易受伤害的境地。总之，希特勒对莱茵兰的突然行动意味着彻底打破了欧洲军事和外交

上的势力均衡。

法国不能对这一重大挑战作出适当的反应，因为这个国家当时正准备大选，而且是

由一个临时的内阁在执政。总理萨罗和外交部长弗朗丹想通过调动军队和发出最后通碟

来制止希特勒。如果实施这一计划，原本是能奏效的，因为现在已知道，当时希特勒是

在不听几乎所有将军劝告的情况下决定对莱茵兰采取行动的。德国军队还没有准备好进

行重大的战争，除两人外，德国军事首领都反对重新占领莱茵兰，他们自然认为这会导

致与法国的冲突。因此，希特勒命令，如果法国调兵，并将其军队派过边界的话，他的

各个师应一枪不放地主动撤退。希特勒同墨索里尼一样是在虚张声势吓唬人，两人都在

玩策略。

萨罗和佛朗丹受到劝阻，没有采取行动，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军事顾问反对

与战争冒险直接有关的任何行动，同时也因为英国政府与先前法国政府在埃塞俄比亚危

机期间一样踌躇不前。当弗朗丹找英国首相鲍德温商量时，后者拒绝与调派法国军队去

莱茵兰的建议有任何关系。鲍德温说：“你可能是对的，但是，只要有1%的因你的警察

行动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我就没有权利把英国牵扯进去。……英国现在不处于进行战

争的状态。”

法国政府由于本身意见不一，无法在没有英国支持的情况下来取断然行动，正是因

为这一点，希特勒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一胜利的一个结果是法国联

盟体系开始结束。不仅“齐格菲防线”切断了法国与中欧和东欧的联系，而且与此同时，

德国还对东南欧发动了经济攻势，使这一地区实际上成为一个经济附属地。到1936年时，

德国接受了土耳其全部出口物的51%、保加利亚全部出口物的48%、希腊的36%、南斯拉

夫的24%和匈牙利的23%。如此密切的经济联系必然产生政治影响，尤其是因为这时出现

在东南欧的一些独裁政权在意识形态上特别爱好的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政体而不是

西方的民主政体。无疑，迈塔克斯将军、卡罗尔国王和保罗亲王的外交政策与韦尼泽洛

斯、蒂图列斯库和亚历山大国王的外交政策通然不同。

对莱茵兰的突然行动还起了使以往一向敌对的“元首”和“领袖”言归于好的作用。

希特勒在石油制裁仍有可能实行的时候转移了国联的注意力，墨索里尼对此深表感激。

短时间内，这两个独裁者结成了有效的伙伴关系，迅速打破了现存的外交结构。

根据1936年7月且日签订的奥-德协定，希特勒答应尊重奥地利的领土完整，从而消

除了罗马和柏林之间不和的主要根源。一个星期后，西班牙爆发了内战，这一悲惨事件

（见下一节）拖延了3年，在这期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联合行动，促成了西班牙共和

国的灭亡。1936年10月24日，“罗马-柏林轴心”正式结成；意大利和德国不仅就德国

以承认意属埃塞俄比亚作为取得某些经济让步的回报这样的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还就

全面的合作取得了一致意见。第二个月。日本通过与德国、然后又与意大利签订反共产

国际协定加入了这一轴心。

因此，到1936年年底时，外交上的均衡已完全不同于希特勒开始执政时的情景。意

大利和德国这时结成了有效的伙伴关系。法国已失去从前的霸权，落入比较孤立的境地。

它在中欧的旧盟国正渐渐散去，而与苏联建立的新联盟基本上仍是纸上的东西。法国政

府很不信任苏维埃政权，以致拒绝签订使它们的联盟完全生效所必需的军事协定。同样，

法国和英国的关系也不十分密切，彼此之间互不信任。由于满洲和埃塞俄比亚事件使维

护现状集团陷入混乱，使国际联盟遭到严重削弱，“罗马-柏林轴心”能在以后3年中掌

握主动权，在实际未遇抵抗的情况下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五、西班牙内战

 

西班牙内战不仅仅具有通常的意义，因为它实质上是把两种战争合在一起——一种

是由西班牙社会的腐败和紧张局势引起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冲突，一种是由思想体系的冲

突和大国利益的冲突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彩排。

20世纪的西班牙截然不同于16世纪的西班牙，16世纪时，这个国家是欧洲最强大、

最令人畏惧的国家。在16至20世纪之间的几个世纪中，西班牙衰落的象征是1898年的西

-美战争；美国轻易地夺走了西班牙的大多数剩下的殖民地，使西班牙丢尽了脸．这次

战争不仅暴露了西班牙军事上的弱点，而且暴露了统治这个国家的、已处于牢固地位的

寡头政治集团的腐败和无能。构成这一寡头政治集团的主要成分有三种：大地主、军队

和教会。

大地主由旧贵族和购买了许多地产的富裕的中上层阶级组成。大约35，000名这样

的地主占有了全都可耕地的50％左右。占地情况各省之间大不相同，土地占有最为不均

的地区是南部和西部。相形之下，北部地区几乎没有大地产，不过那里的农民由于他们

的土地面积很小，只能勉强维持生活。整个国家的农业生产率很低，占总人口70%的农

民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农民一样贫穷。地主都为在外地主，住在马德里或外国首都挥霍他

们的收入，没有为生产作出任何贡献。

西班牙军队是值得注意的，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军官人数与士兵人数相比多得惊人，

二是军方常常干预国家的政治。实际上，军官们认为他们有权利监督政治事务，并照着

这种看法他明确地说，这意味着保护现状，反对所有的挑战者，不论他们是赞成共和政

体的中间派还是左派各政党。

定为国教的罗马天主教教会是一个极为富有、极有影响的机构，虽然它在19世纪初

叶和中叶已失去其地产，但作为补偿，它获得了工业股票，并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大量津

贴，这些津贴在20世纪20年代中占国家年度预算的2拖。西班牙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颇类

似于俄国东正教会与沙皇专制政权之间的关系。主教由国王提名，他们中有些人还是参

议院议员；但最重要的是，教会控制了国家的大部分教育。西班牙不象西欧其他国家，

没有完整的国家教育体系，因此，现存的学校大多数都在教会的管辖之下。此外，教会

通过某些重要的报纸、劳工团体和各种世俗组织施加了很大的影响。正如在天主教组织

起类似作用的其他国家里发生的情况一样，这股巨大的势力在西班牙引起了一场声势浩

大的反教权运动。普遍地攻击教士和修女、内战期间大规模地破坏教会财产——这类现

象在西班牙历史上决不是绝无仅有的。

1902年阿方索十三世登基时所要统治的西班牙就是如此。从1902年到1923年德里维

拉独裁政府建立这段时间里，西班牙除多次发生罢工、兵变和暗杀外，还换了33次内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班牙保持中立，从而带来了相对的繁荣，但是，这种繁荣仅持

续到大战结束；随着和平的到来，长期的不安和动乱又重新出现。这些不安和动乱在20

世纪20年代因西班牙军队在摩洛哥惨败于里夫人之手而变得更为严重。由此产生的不满

情绪为1923年9月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的军事政变铺平了道路。

这位新“独裁者”崇拜墨索里尼，学他的样消灭残余的立宪政体、审查新闻报道和

限制各大学。他还以这位“领袖”为榜样，建筑公路和举办国际展览。但是，这些仅仅

是表面的东西，因为潜在的、传统的西班牙社会已因它的不公平现象和落伍过时而运转

不灵。最后，普里莫·德里维拉失去了军队和国王的支持，不得不干1930年1月辞职。

随着这位独裁者的辞职，公众的不满情绪转而对准了国王本人。大萧条使形势变得

更加不稳定，直到最后阿方索决定恢复宪法，于1931年4月举行国内选举。投票结果对

现政权极为不利，共和党人获得了50个省会中46个省会的选票。公众舆论已很明显，阿

方索象1789年以来他的四位前任一样，悄悄地离开了这个国家。

1931年4月14日，西班牙宣布成立共和国，随后举行了立宪会议即议会的选举。当

这一立宪会议于7月召开时，其成员分成三大派：右派、中间派和左派。右派代表贵族、

军队和教会的利益。它要求维护现状；如果改革证明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至少应朝着独

裁主义的方向进行。中间派主要反映中下层阶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的观点。他们多

半是共和党人，拥护起源于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原则，其中包括反教权主义、个人自

由和适度的社会改革。左派则由形形色色的社会党人、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人、托洛茨

基派的共产党人和工团主义者组成，工团主义者人数特别多，通常不愿意同其他党派一

起工作。尽管这些左翼政党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意见分歧，但它们都一致认为需要进行

制度上的根本改革，即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改革。

在立宪会议中占绝大多数的中间派和左派联合采纳了很大程度上是自由主义的宪法。

宪法宣布西班牙为“各种劳动者的民主共和国”，不论男女都有普选权，内阁对一院制

的议会负责。此外，这一宪法还宣布，宗教信仰绝对自由，政教分离，教育世俗化和教

会财产收归国有。

在这一新宪法下产生的第一任总理、能力出众的共和党人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还得

到了温和的社会党人的支持，他们迅速通过了种种法律来履行宪法的各项规定：废除政

府给教会的津贴，明令取消修道院的某些等级，将农业工人每日的工资提高到通常的20

美元以上，在给大地产所有人部分赔偿的情况下将少数大地产分配给农民，让数以百计

的军官退役，准许加泰罗尼亚省自治。这些典型的中间路线的改革引起了右派和左派的

反对。事实上，政府不得不动用武力来镇压何塞·圣胡尔霍将军在塞维利亚发动的军事

暴动和工团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者在巴塞罗那和其他城市发动的起义。

随着1933年年底立宪会议的解散，第一次正规议会的选举选出了一个保守的多数派。

随即进入了教土派议员复辟的“黑暗的”两年。加泰罗尼亚的自治被取消，有关教会和

土地分配的许多法规不是被废除，就是没有得到实施。此外，武装抵抗突然爆发。尤其

是在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中间，最后只是因为动用了摩洛哥军队才将他们镇压下去。

为了替1936年2月的大选作准备，左派和中左派的各政党这时联合起来，组成了与

刚刚在法国出现的人民阵线相类似的人民阵线。这一联盟赢得了勉强的胜利，阿萨尼亚

组织了左派政党所支持但未参加的共和党新内阁、加泰罗尼亚的自治得到恢复，反教权

措施与温和的社会改革一起也得到恢复。回想起来，共和党人强调反教权主义而不强调

土地改革，那似乎是一个大错，因为土地改革是大多数西班牙人所接受的。这种政策使

热情的天主教徒和中间阶层的许多人开始持敌对态度。同时，大萧条连同它所带来的普

遍的失业一起增强了极端分子的实力，削弱了温和派政党的力量。为了控制因绝望而不

顾一切的工人，社会党人只得不断地向极左派靠拢；中间阶层的许多人作出相应的反应。

使自己与极右派结成同盟——因此；不断高涨的思想上的激情和政治生活的两极分化达

到了使议会制政体变得日益脆弱的程度。

在这个时候；西班牙的右派分子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纵容下，在弗朗内斯科·佛朗哥

将军的领导下，举起了反革命的旗帜。1936年7月17日，摩洛哥军队发动叛乱。第二天，

本土上的许多将军拿起了武器。叛军即自封的民族主义者迅速占领了西班牙南部和西部

地区，这些地区在整个长期的斗争中一直是他们的主要基地。佛朗哥曾希望他能出其不

意地迅速占领主要城市和要塞，从而控制全国。然而，斗争却拖延了近3年，其残酷程

度使人联想起16世纪的宗教战争。

在叛乱的头几个星期中，忠于共和政府者失去了大约一半国土，之后，他们重整旗

鼓，设法控制了中部地区的马德里、北部地区的巴斯克诸省和高度发达、拥有巴塞罗那

和巴伦西亚这样的大城市的东部沿海地区。忠于共和政府者这时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因

为在他们的背后有工业中心、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和拥有非常巨大的黄金储备的首都。然

而，尽管有这些有利条件，忠于共和政府者最终还是被打败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未能

从国外获得与民族主义者所得到的同样多的武器。

事态发生这样的转变似乎是有悖常理的，因为忠于共和政府者建立了这个国家的合

法政府，他们不但有钱进口武器，而且有权利根据国际法去这样做。不过，英、法政府

不允许向共和派政权出售武器。它们受到各自国家中有关内战的极不一致的舆论的约束，

它们担心，武器无限制地流入相争斗的各党派手中会引起全欧洲的战争。因此，英国和

法国率先提出不干涉协定，这一协定既为几个较小的国家所接受，也为德国、意大利和

苏联所接受。

这一协定规定，签约国不应该向西班牙运送武器，然而，德国和意大利从一开始就

违背了它们的誓约，苏联不久也这样做。意大利不仅向西班牙运送武器，而且向那里派

遣正规部队，其人数随着战争的继续迅速增加。根据意大利的官方资料，在1936年12月

到1937年4月的4个月中，墨索里尼向西班牙派遣了10万人，连同4万吨军需品和750门大

炮。俄国与德国一样，虽没有派地面部队，却提供了各种军用物资，外加技术顾问和飞

行员。忠于共和政府者还得到了国际纵队的援助，国际纵队干1936年11月为保卫马德里

首次参加了战斗。它由自愿兵——绝大多数是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年轻的理想主义者—

—和来自意大利和德国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流亡者组成。大多数人入伍时并不是共产党人，

但少数幸存下来的人多半确已加入共产党，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的亲身经历，同时

也由于他们政委的教导。20世纪30年代后期，西欧知识分子普遍地对西班牙共和国抱有

强烈的同情心，支持这种同情心也许是国际纵队的主要意义。

外国的干涉从两个重要方面影响了这场内战：它无疑有利于民族主义者，是他们取

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它还有助于使民族主义者更接近法西斯主义、使共和党人更接近

共产主义，而后一种趋势更为明显。开始时，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在共和派中占优

势，整个内战期间，温和的社会党人担任了共和政府中的各种最重要的职务。但是，由

于忠于共和政府者对苏联军用物资的依赖，共产党人变得越来越居支配地位，到1937年

末时，苏联控制的国际纵队、苏联飞机和西班牙的共产党将领正领导着共和派军队，支

配着它的政策。这不仅意味着共和派的力量更为有效，还意味着非共产党团体、尤其是

曾拥有大批追随者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灭亡或黯然失色。

如果忠于共和政府者获胜，新的内战说不定还会发生，因为共产党人站在反对社会

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的一边。结果表明，轴心国提供的地面部队和军用

物资是不可抗拒的，尤其是在斯大林决定放弃西班牙共和国之后。在过去两年里，随着

民族主义者控制以农业为主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忠于共和政府者按制更加发达的北部和

东部地区以及惹人注目的马德里，双方处于僵持状态。但到1938年中期时，由于西方民

主国家仍不愿结束不干涉的闹剧，苏联政府决定减少它的损失、停止给西班牙的援助，

从而使佛朗哥的军队能打破这一僵持状态。1938年12月底，民族主义者开始向加泰罗尼

亚大举进攻；一个月内，他们占领了巴塞罗那。马德里和巴伦西亚这时已孤立无援，不

过它们仍坚持了两个多月。随着3月底马德里和巴伦西亚的沦陷，内战宣告结束。

对西班牙来说，这种长期的苦难使2500万人口中有75万人遭受伤亡，每7个未受伤

害的人中有一个人已无栖身之地。对西方列强来说，这场内战是又一次令人吃惊的失败。

正如在埃塞俄比亚的情况下一样，面对轴心国的侵略，它们再次责现出自己的软弱和优

柔寡断，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时候，德国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吞并奥地

利的。

 

六、吞并奥地利

 

1938年是轴心国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导致这些重大发展的中心人物

是内维尔·张伯伦，他于1937年5月接替斯坦利·鲍尔温出任首相，并逐渐地接手确定

英国对外政策的方向，尽管安东尼·艾登是他的外交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已对这位在

这一关键时刻如此决定性地影响了欧洲外交进程的人物作了其特有的尖锐、深刻的评价：

内维尔·张伯伦……机警、讲究实际、固执且非常自信。他与鲍尔温不同，认为自

己能够了解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我们当时从他所信奉的政策中看到的不是一种模糊

的但仍然根深蒂固的直觉，而是一种有限的、锋芒毕露的能力。……他已对当今国内外

所有的政治人物都作出明确的判断，认为自己对付得了他们。他的全部希望是使自己作

为伟大的和平使者载入史册；为此，他准备不顾种种事实而不断奋斗，使自己和国家冒

着很大风险。不幸的是，他碰多到了他无法估量其力量的潮流，遇到了他无法在其面前

退缩但又对付不了的飓风。

希特勒的译员在描述标志着捷克斯洛伐克灭亡和中欧均势发生根本转变的重大的慕

尼黑会议（1938年）时，对张伯伦作出了类似的评价：

张伯伦老是问，谁肯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赔偿同苏台德区一起转让给德国的建筑物

和各种设施？这显然不是首相和政治家、而是前财政大臣和商人在说话。希持勒变得越

来越烦躁。“这些设施和建筑物是苏台德的德国人纳税的结果”，他愈益不耐烦地说道，

“这里决不存在赔偿的问题”。但是，这未能打消张伯伦对财产会受到影响这一问题的

疑虑。希特勒终于暴跳如雷。他对张伯伦大声叫道：“我们的时间太宝贵了，不能浪费

在这样的小事上。”正是在这时，张伯伦又另外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将家畜留在苏台

德区，是否可以不把一些牲畜赶到捷克斯洛伐克所剩余的地区。

在与墨索里尼打交道应奉行什么政策的问题上，张伯伦与其外交大臣首次发生了冲

突。张伯伦决心抚慰这位“领袖”，诱使他退出新结成的轴心国，回到西欧阵营中来。

他希望通过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统治权而达到这一目的，但他的想法遭到了艾登

的反对，艾登仍支持集体安全的观念和国际联盟。1938年1月，这种争执达到了白热化

的程度，当时，罗斯福总统派人给张伯伦送来一封私信，建议有关国家在华盛顿召开会

议，讨论日益恶化的国际形势。丘吉尔写道：“这是非常艰难、无法估量的一步。”但

是，张伯伦未和他的外交大臣商量就送去了冷冰冰的答复，建议推迟所提议召开的会议，

因为这个会议也许会危及他与意大利就埃塞俄比亚问题所进行的谈判。

这件事导致了艾登于1938年2月的辞职，揭露了当时决定英国外交政策的那些人的

动机。艾登写道：“事实是，内阁中我的一些前辈……不能相信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象我

所描述约那样靠不住。归根结底，墨索里尼不是打败了共产党人，使意大利的火车准时

运行了吗？此外，他们作为老派的保守党人，不太赞成罗斯福，本能地认为他有点象蛊

惑人心的政客。”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轴心国这几年获得惊人胜利的原因。保

守派认为他们可以与独裁者交往，并认为这样做出与罗斯福总统合作更可取，因为与罗

斯福的合作只是局限在以集体安全原则为基础的一些“模糊的”、“空想的”计划内。

同样，法国的保守派也宁愿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打交道，不愿求助于名义上与他们结盟

的俄国人。这种思维方式的直接后果是牺牲了奥地利、阿尔巴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独

立的国家——这种牺牲并没有带来人们所天真地想象的“我们时代的和平”，而是导致

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第一页上写道：“德属奥地利必须回到伟大的德意志母

国。……一个血统要求一个帝国。”依照这种哲学，奥地利一伙纳粹分子试图干1934年

7月控制这个国家。他们刺杀了陶尔斐斯总理，占领了维也纳电台，但民众却没有起义，

这一暴动失败了。两年后，为了打消墨索里尼的疑虑，希特勒与奥地利签订了一个协定，

答应尊重奥地利的独立。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希特勒极力主张和平与友好，但与此同时，

德国正以极快的速度重整军备。1937年，德国用在军备上的开支为45亿美元，而英法两

国的军备开支合在一起还不到20亿美元。第二年，这一巨大的差异依然如故，尽管双方

的军备开支都比以前大。这种大规模的重整军备，连同1936年莱茵兰的重新军事化的成

功，大大地加强了德国的军事地位，致使希特勒能满怀信心地朝自己的目标进发。

1938年2月12日：希特勒把奥地利总理库特·冯·舒施尼格召到贝希特斯加登的尼

伐利亚高山别墅进行会谈。在那里，博学、谦虚、虔诚的舒施尼格受到了长达几个小时

的拍桌子打板凳的指责和辱骂。

我只要一声令下，一夜之间，你所有那些可笑的防御设施就会被炸得粉碎。你并不

确信你能阻止我甚至拖延我半小时，是吧？……一刻也不要认为地球上有谁会阻挠我的

决定。意大利吗？我与墨索里尼的看法完全一致。……英国鸣？英国不会为奥地利帮一

点忙。法国吗？是的，三年前，我们曾派小股部队进军莱茵兰，那是我事事都要冒险的

时候。那时，如果法国出来阻止我们，我们只有撤退。……但是现在，对法国来说已为

时太晚了。

希特勒说完话后，德国的将领和德国及奥地利的纳粹领导人又重新开始软攻。这样，

舒施尼格被迫接受了种种要求，如：赦免被囚禁的奥地利纳粹分子，任命纳粹分子担任

各种职务，包括内政部长的要职。但是，舒施尼格一回到维也纳，就在电台上发表讲话，

阐明他维护奥地利独立的决心。“我们完全知道，我们曾能到达，也的确到达过那条边

界线，在边界线的那边，清楚而又明确地出现几个大字：‘到此为止，不能再走’。”

然后，他禁止悬挂带有卐字的纳粹党党旗，禁止穿纳粹党党员的褐衫，禁止纳粹分子举

行示威游行。这些坚定的措施得到了人民大众的充分支持，因此，舒施尼格更大胆地规

定于3月13日就以下问题举行公民投票：“你赞成一个自由的、独立的、日耳曼人和基

督教的奥地利吗？”

这一挑战激怒了希特勒，他开始把军队集中到边界。在随后的危机中，希特勒对舒

施尼格提的大国不会帮奥地利一点忙的警告被证明是有道理的。法国当时正处于两届内

阁交替之时，根本没有政府。墨索里尼是不愉快的、愤怒的，尤其是因为他的独裁者伙

伴没有事先告知他，但是，他因“罗马-柏林轴心”而被捆住了手脚，因此，他只好告

诉舒施尼格，他“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提供任何意见。”张伯伦已在2月22日对众议院的

讲话中宣布了他的不干涉政策：“在坐的各位有谁相信，象今天这种状态的国联能提供

集体安全？…如果我说国联…不能为任何人提供集体安全是说得对的话——我确信我说

得对——那么，我要说我们不可设法欺骗自己，更不可在我们知道集体安全毫无指望时，

去设法骗得弱小国家相信国联将反对侵略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来保护它们”。

3月11日，面对两份最后通蝶，舒施尼格被迫首先取消了公民投票，然后将总理位

子让给了纳粹内政部长阿图尔·冯·赛斯-因克瓦特博士。赛斯-因克瓦特过去一直同柏

林保持着电话联系，这时，他发布了一项由柏林授意的声明，要求德国政府“尽快派遣

德国军队……来维持和平与秩序……制止流血事件。”实际上，军队因误解而在要求提

出的前两个小时就已越过边界。3月13日，来自柏林和维也纳的法令宣布奥地利为德国

的一部分，第二天，希特勒耀武扬威地进入了他的出生地。这样，德国通过电话就接管

了奥地利；这一事件在国际联盟中竟未被提起。

 

七、捷克斯洛伐克的灭亡

 

随着平安地吞并奥地利，希特勒又把目标对准了邻国捷克斯洛伐克，这是一个较大

的、强大得多的国家，除拥有东中欧唯一幸存的民主制度外，还拥有一支富有战斗力的

现代化军队和相当多的工业企业（见第二十二章第二节）。但是，苏台德边沿地区300

万日耳曼少数民族的存在使捷克斯洛伐克易受纳粹的宣传和颠覆。事实上，苏台德的日

耳曼人所享有的自由比欧洲其他少数民族要多得多，因此，他们过去一直比较满足和安

定。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密探开始工作，他们的煽动加上由大萧条造成的严重失业引起

的不满情绪，使大多数日耳曼少数民族转而反对布拉格。

随着纳粹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苏台德问题突然成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严重威胁。

这个国家这时三面被扩张了的德国所包围。更为严重的是，有某些迹象表明英、法政府

准备放弃捷克斯洛伐克，就象它们先前放弃奥地利一样。3月24日，张伯伦在众议院宣

布，他不能保证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也不能保证在法国援助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下援助

法国，因为英国的利益“与法国和比利时的利益并不相同”。与英国相比，法国受到了

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无端侵略的条约义务的束缚。但是，法国的将领们警告说，他们

的军队不能到国界以外的地方作战，因为整个军事机构只适应防卫用的马奇诺防线的防

御工事。因此，法国政府在理论上不得不尊重它对条约承担的义务，但在实际上根本不

愿这样做；当最后的较量到来时，它断然地拒绝援助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始于9月12日，当时，希特勒发表了一次煽动性的演说，在这一

演说中，他猛烈地抨击贝奈斯总统对苏台德区日耳曼人的“迫害”，并警告说，“如果

这些受折磨的人得不到权利和帮助，他们将从我们这里得到。”希特勒的要求得到了对

中欧事务毫无经验的英国富裕商人朗西曼勋爵的支持，朗西曼曾被张伯伦派到捷克斯洛

伐克担任他的私人“调查者和调解人”。朗西曼当时报告说：“绝大多数居民渴望与德

国合并”（这是一种未经证实的看法，因为苏台德的纳粹分子以往一向所要求的是自治

而不是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并以这一纲领赢得了苏台德区日耳曼人的支持），因此，他

建议“日耳曼少数民族占多数”的地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日耳曼少数民族“不占多数”

的地区实行地方自治。

以上是张伯伦和希特勒举行决定捷克斯洛伐克命运的著名的贝希特斯加登会晤时的

背景。促成这一会晤的是苏台德的日耳曼人，他们在希特勒发表演说之后挑起了普遍的

骚动。布拉格政府宣布了军事管制法，纳粹领导人逃往德国，于是，希特勒把军队集中

到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一带。张伯伦担心，如果希特勒真的入侵，很可能会引起一个使法

国、最终使英国卷入纠纷的连锁反应。为了避免这一危险，张伯伦接受了达拉第总理的

意见，向希特勒建议举行一次私人会谈。希特勒接受了这一建议，张伯伦于9月15日抵

达贝希特斯加登。

希特勒不加掩饰地提出了在民族自决原则的基础上并吞苏台德区的要求，并表示，

为了达到其目的，他宁愿“冒世界大战的危险”。张伯伦回国后，首先说服他的内阁，

然后说服法国接受了希特勒的条件。两国政府又催促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接受这些条件；

当后者提出反对时，它们便向它施加了一切压力，其中包括抛弃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威

胁。9月21日，布拉格终于屈从德国的要求，作为回报，英法答应保障捷克斯洛伐克的

新国界。

第二天，张伯伦飞往戈德斯贝格，他认为只需同希特勒一起制定出割让领土的具体

办法就行了。然而，“元首”却提出了新的要求：不等公民投票就立即交出日耳曼人占

多数的地区，而且不能撤除或破坏这些地区的任何军事机构或经济机构。此外，希特勒

这时还支持波兰和匈牙利对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领土要求。

这些新要求引起了严重的国际危机。捷克斯洛伐克下令全国总动员，法国也动员60

万后备役人员入伍，苏联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在9月21日的国联大会上宣布：

“我们打算按照《苏捷条约》履行我们的义务，并准备与法国一起以我们可采用的方式

问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援助。”

正如丘吉尔所指出的那样，西方列强对“这种公正的、无条件的宣言虽说不上蔑视，

但很冷淡”。相反，它们按照墨索里尼的建议，召开了英、法、德、意四国会议。会议

于9月29日在慕尼黑举行，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没有参加；会议决定答应希特勒的所有

要求，唯一的更改是作出若干保全面子的规定：德国对苏台德区的占领应分阶段进行，

边界的最后划分应由一个国际委员会来决定。

正如丘吉尔向众议院所指出的那样：“德国独裁者没有从饭桌上抓取食物，而愿意

让人一道菜一道菜地侍候他——这就是首相为捷克斯洛伐克所获得的一切。”不过，事

实仍然是，慕尼黑的妥协受到了英、法两国民众的欢迎。张伯伦和达拉第被热情的群众

欢呼为和平的使者。当张伯伦宣布“我认为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时，人们向他热烈喝

采。当希特勒声明“这是我不得不向欧洲提出的最后的领土要求”时，人们轻易地相信

了。第二年发生的事件以灾难性的结局证明了这类声明的价值。

逐渐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许多边境地区是德国即将提出进一步要求的第一个信号。

按照慕尼黑会议作出的规定，当时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来决定新国界。不久就变得很

明显，尽管英国和法国作出过承诺，但它们对委员会的活动并不感兴趣。因此，没有举

行公民投票，种种决定是由委员会成员中的两名德国将军作出的。最后，德国获得了捷

克斯洛伐克的1O，000平方哩领土和35O万人口，其中五分之一是捷克人。同时，波兰夺

得了拥有丰富煤矿的特申地区，匈牙利占领了斯洛伐克和卢西尼亚的大片地区。在德国

的帮助下，残缺不全的捷克斯洛伐克这时分裂成三小块：自治的斯洛伐克、自治的卢西

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波希米西省和摩拉维亚省。

1939年3月，最后一场戏开幕：希特勒把捷克和斯洛伐克地区的傀儡政府首脑召到

柏林，要他们解散各自的国家；3月15日，德国军队开入布拉格。波希米西和摩拉维亚

被宣布为德国的保护国，斯洛伐克也被置于德国的保护之下。同时，希特勒还允许匈牙

利人入侵、并吞东部的卢西尼亚。这样，不仅打破了人们认为希特勒的目标仅仅是重获

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区这样的幻想，而且消灭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国家。对斯拉夫人占优

热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瓜分使那些完全相信“元首”的话的人猛然意识到事情不妙。张伯

伦尤其感到震惊，因为，作为一个信奉正教的英国商人，他先前认为希特勒会遵守他的

不再对欧洲有任何领土野心的诺言。希特勒对这一诺言的违反不仅迫使达拉第，也迫使

张伯伦痛苦地重新考虑他们的政策，在希特勒突然攻击波兰时采取了较坚定的立场。

 

八、战争的到来

 

随着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被占领。随着西班牙和匈牙利加入轴心国阵营，情况

变得日益明显：西方列强必须和苏联联合起来，以便制止进一步的侵略。丘吉尔写道：

“结成大联盟的关键是和苏联达成谅解。”就苏联政府方面来说，它非常乐意达成这一

“谅解”。3月18日，苏联通知柏林，它拒绝承认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瓜分。三天后，苏

联政府提议召开六国（英国、法国、苏联、波兰、罗马尼亚和土耳其）会议。商讨对付

以后侵略的措施。伦敦答复说这一建议“为时过早”，因此，它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落实。

张伯伦在3月26日的一封私信中说出了他否定这一建议的原因：

我得承认我最不信任苏联。我根本不相信苏联有能力保持有效的攻势，即使它想这

样做。而且，我怀疑苏联的动机，在我看来，它的动机与我们关于自由的思想几乎没有

联系，而只与使别人不和有关。此外，许多较小的国家，特别是波兰、罗马尼亚和芬兰，

也都既憎恶苏联又怀疑苏联。

不过，就在同一个月，希特勒强迫立陶宛交出了梅梅尔市，并就但泽和波兰走廊问

题向华沙提出了强硬的要求。面对德国无限制地扩张的情景，张伯伦于3月31日保证，

在发生“任何明显威胁波兰独立的行为”的情况下，英法将给波兰人以援助。一个星期

后，这一保证发展为互助条约。轴心国的下一个行动是，意大利于4月7日开始侵略并占

领阿尔巴尼亚。英国和法国又针锋相对，于4月13日作出保证，如果罗马尼亚和希腊的

独立受到明显威胁，英法将全力支持这两个国家。第二个月，英-土和法-土互助条约正

式签订。

英国对东欧各国所作的这些承诺表明英国的对外政策有了一个革命性的开端。半年

前，张伯伦还因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遥远的国家”、英国与它没有切身的利害关系而

拒绝帮它一点忙。现在，他正答应去援助更遥远的、更难到达的、与英国更没有利害关

系的国家。实际上，这些国家的难以到达使张伯伦的许诺变得毫无价值，除非英国和苏

联一致行动。正如丘吉尔于5月19日向众议院所宣布的那样，“果没有一条有效的东方

战线，我们在西方的利益就不可能有令人满意的保障，而如果没有苏联，就不可能有一

条有效的东方战线。”最终，张伯伦于4月15日开始与苏联人谈判。

到这时，双方相互间仍很不信任，因此，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西方领导人仍为先前

张伯伦对苏联红军的战斗力、苏联领导人的动机和苏联邻国的反应所表露的怀疑和担心

所困扰。同样，随着轴心国在西班牙、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节节胜利，斯大林的疑

虑也在不断增长。他越来越怀疑，西方外交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德国转而向东方扩张、反

对苏联；这种怀疑在他于1938年中期放弃西班牙共和国和于1939年5月1日派冷酷无情的

老党员维亚切斯拉夫·M．莫洛托夫取代国联不屈不挠的支持者李维诺夫的做法中表现

了出来。

这种相互间的不信任使1939年夏苏联与西欧两大强国的谈判流产，而关于哪一方应

对这一失败负责的问题至今仍处于争议中。美国两位历史学家断定：“总的说来，苏联

在这一阶段后期的政策是一种无耻的欺骗。”相反，英国一位历史学家坚持认为，“人

们无论怎样旋转占卜用的水晶球、试图根据1939年8月23日（《德一苏互不侵犯条约》）

的观点去研究未来，都很难看出苏联还有其他什么路可走。”也许这些评价中的每一个

都是相当确实的，因为当时相互间的疑心非常大，以致双方不仅仔细考虑了与希特勒打

交道的可能性，而且也在这一方面采取了措施。

从表面上看，苏联和西欧强国都赞成组成“和平阵线”。不过，若考虑到当时的环

境，这一点却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例如，5月31日，莫洛托夫宣布，组成和平阵线

是不可能的，除非英法接受互惠与平等义务的基本原则。具体地说，他要求苏联的邻国

——芬兰和波罗的海的三个国家——必须得到与波兰、希腊、罗马尼亚和土耳其所得到

的同样的保证。但是，波罗的海各国已与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拒绝接受苏联和西

方的任何保证。伦敦认为这就结束了提供保证的可能性，而苏联人则把这种见解说成是

对这一问题的墨守成规的推托和回避。同样，波兰人拒不同意战时让苏联红军在波兰领

土上作战。他们坚持认为，苏联的援助应仅限于提供军用物资方面。从波兰人的观点看，

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却反驳道：“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美

国军队如果不能在法国领土上作战就不可能同法国军队实行军事合作一样，现在，苏联

军队如果不能进入波兰领土，也就不可能同法国和英国军队实行军事合作。”

在这一争论的背后是伦敦方面的令人痛苦的怀疑——怀疑苏联人的真正目的是要获

得随意进入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的正当理由；当苏联人坚决主张向波罗的海各国提供的

保证除了要针对直接的侵略外还应针对间接的侵略时，这种怀疑被进一步加深。苏联人

的这一主张意味着如果波罗的海某国的政治变化看上去有利于侵略者，苏联就会立即采

取行动。对伦敦来说，这样的安排是招致苏联扩张主义的一个无法容忍的因素。

就苏联人方面来讲，他们担心，如果他们答应在德国人进攻波兰时参战，而他们又

不能派军队开入波兰领土迎战向前推进的德国人，那么，德国人就会很快地占领波兰而

到达苏联边界。那时，英国和法国是向德国正式开战，还是按兵不动，让苏联独自对付

德国人的猛攻呢？7月，当张伯伦的两位代表按照他的指示向在伦敦的一名德国官员提

及签订英-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性时，苏联人的担心被进一步加重了；这一条约将使

英国摆脱它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当时，张伯伦因向波兰所作的保证而感到不愉快，因

与苏联的谈判而更感到不愉快，因此，他是在抱着恢复他的绥靖政策的目的试探德国人

的态度。德国政府对英国的这些主动姿态毫不感兴趣，而这些姿态无疑可用来证实克里

姆林宫的怀疑，即张伯伦最感兴趣的是孤立苏联，促使希特勒转向东方。

所有这一切促使斯大林作出了转向以往一向是他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轴心国的重

大决定。8月中旬，他通知“元首”说他准备谈判。莫洛托夫与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

·冯·里宾特洛甫会谈，这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与另一位现实主义者的会谈。8月23日，

他们宣布了震惊世界的外交革命。不共戴天的仇敌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同意缔约国

之一如与他国交战，另一缔约国将保持中立。十分重要的是，这一条约不包含如果缔约

国之一侵略他国就会使该条约无效的所谓的“例外条款”，而包含这种例外条款是苏联

与其他国家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的特点。也许这种省略与条约中的一个秘密议定书有关，

这个议定书规定，如果发生“领土或政治上的重新安排”，立陶宛和波兰西部将属于德

国的势力范围，而波兰其余地区连同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比萨拉比亚则属于苏

联的势力范围。

希特勒因为他的东侧受到了保护，便认为他可放手出击了。8月25日，他命令军队

于第二天早晨五点四十五分开始入侵波兰。这时，希特勒希望，失去苏联支持的西欧列

强不会设法援助波兰。但是正相反，就在希特勒发布命令的同一天，英国政府的代表与

波兰正式签订了联盟条约。与此同时，希特勒听说墨索里尼已决定不参战，至少暂时不

参战。这两个挫折使希特勒确信，暂时的退却是必须的，8月25日晚，他取消了入侵命

令。

这位纳粹领袖这时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外交上的另一个慕尼黑。在以后几天中，欧洲

各国外交部纷纷提出了各种和解、调停和公民投票的建议，而紧急关头的这些努力没有

一个产生实际的效果。其时，德国将军们正提醒希特勒，只要再过一个月，便是使我们

无法在波兰平原上调动坦克的秋雨季节。因此，8月31日，“元首”发布了向波兰进军

的最后命令。同时，他发表了相当有节制的十六点建议要求波兰政府考虑；这十六点建

议是仅供记录在案用的。在建议送到华沙之前，希特勒就宣布它遭到了拒绝，他企图利

用这一欺骗手法来证明这时已发生的对波兰的猛攻是有理的。1939年9月1日清晨，德国

军队、坦克和飞机未经宣战就已全线越过波兰边界。9月3日，英国和法国都对德国宣战。

墨索里尼尽管发表过有关轴心国“钢铁般条约”的演讲，但仍保持中立。第二次世界大

战已开始。

 

第二十五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的影响

 

下一次世界大战将用石头打仗。

 

爱因斯坦

 

在与斯大林签订条约时，希特勒的目标是要在他消灭波兰期间确保苏联的中立。然

后，他能调集部队进攻英国和法国，他的确也是这么做的。当时，他私下宣布：“让我

们把这一条约看作是确保我们后方的东西吧。”至于苏联，这个国家也被列在他将来的

牺牲者的名单上。“目前苏联并不危险”，他说道，“只有当我们在西欧的行动自由时，

我们才能反对苏联。在以后的一、两年中，目前的局面将继续存在”。因此，希特勒从

一开始就已制订出他的征服计划：首先是波兰，其次是西欧，最后才是苏联。他按照这

一计划行事，并由此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直到苏联和西欧变得十分强大，足

以掌握主动权为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是作为由东欧少数民族争端挑起的欧洲各

国间的冲突开始的。在最初的两年中，诸战役只在欧洲战场上进行。然后，日本于1941

年袭击了珍珠港，从而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变成了全球性的战争，正如美国1917年的参战

改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一样。但此时，两次世界大战间的相似处已不存在。随着

日本闪电般地占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第二次世界大战包括的地区比前一次世界大战多

得多。两次大战在所运用的战略和武器上也根本不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战壕和

机枪群为基础的防守证明优于进攻；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坦克和飞机为基础的进

攻证明强于防守。这一点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特有的战线的极大的流动性。整个整

个的国家乃至整块整块的大陆来回易主，这与1914年至1918年间西部战线流血的僵持局

面形成了鲜明对照。

 

一、战争的欧洲阶段

 

对波兰的瓜分　在波兰，德国人第一次显示了其新式的“闪电战”的致命效力。首

先，一批批俯冲轰炸机轰炸通讯线路，扩大恐怖气氛和混乱局面。然后，装甲师在敌人

的防线上打开一个个缺口，深深地侵入后方，摧毁运输和通讯设施，将抵抗的部队切割

成碎片。最后是较轻便的摩托化师和步兵师出击，必要时在飞机和大炮的援助下，“肃

清”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敌军。

不幸的波兰正好是一个适合这种战争的“机构”。这个国家差不多全是大平原区，

几乎没有能阻挡坦克前进的自然障碍物。波兰军队已毫无希望地成为过时的了，它虽拥

有12个用马匹、长筒靴和踢马剌装备起来的骑兵旅，但只有一个装甲旅。此外，波兰最

高指挥部已将部队稀稀拉拉地分布在整个边界线上，妄想守卫全国的领土。德国装甲师

几乎没费力就突破了选定的目标，切断了补给线，包围了波兰的步兵师，而德国空军轰

炸目标时仅遇到了波兰小规模空军软弱无效的抵抗。由此造成的混乱使波兰170万军队

中只有三分之二的部队被动员起来，而这些部队中只有不到半数的军人能到达他们的集

中地。

10天内，这场战役的胜负实际上已被决定。德国的坦克飞机大队迎着日渐衰弱的抵

抗迅速通过波兰农村。德军推进的速度迫使斯大林采取行动，以便接管他在与希特勒签

订条约时所坚持要求的领土。9月17日，苏联红军穿过边界进入东波兰，两天后，与得

胜的德国人建立了联系。9月27日，华沙沦陷，波兰政府领导人逃到罗马尼亚，然后从

那里逃往法国。两天后，他们的国家被瓜分，德国人占领了拥有2，200万人口的37，

000平方哩土地，苏联人占领了拥有1，300万人口的77，000平方哩土地。不到一个月，

欧洲最大的国家之一就已完全地从地图上消失。

苏联政府这时利用《莫斯科条约》中的秘密议定书来加强它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战略

地位。1939年9月和10月，它强迫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同意在它们的领土上建

立苏联军事基地。作为补偿，立陶宛得到了长期渴望的、以往一向是波兰之一部分的维

尔纽斯城及其周围地区。然后，苏联人向芬兰提出了在卡累利阿地峡和北冰洋沿岸的佩

萨莫周围割让某些领土的要求。尽管苏联人在别处提供了大量的领土作为补偿，但芬兰

人还是拒绝了，因为那将意味着失去他们在卡累利阿地区的一个坚固的防御工事体系—

—曼纳林防线。由于这些防御工事在列宁格勒的大炮射程之内，因此，苏联人坚持他们

的要求，最后，苏联红军于11月30日向芬兰发动了进攻。

 

芬兰向国际联盟发出呼吁，于是国际联盟将苏联开除出国联，可以说，苏联是遭到

如此待遇的唯一国家。芬兰人对苏联人猛攻的抵抗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们在曼纳

林防线击退了苏联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西方舆论也一边倒地支持芬兰。自愿军，尤其

是瑞典的自愿军，加入了作好战斗准备的芬兰人，到1940年2月时，英法两国政府也在

认真考虑派远征队去援助芬兰。但这时，曾严重低估了芬兰力量的苏联人正在以正规军

而不是以地方部队向芬兰发起大规模的进攻。他们用大炮猛轰，摧毁了曼纳林防线，到

3月中旬对，已迫使芬兰人求和。随后产生的条约使苏联人获得的领土比他们原先要求

的还多些，包括佩萨莫地区、维堡港口、芬兰湾中的几座岛屿和汉科海军基地。

苏联人对芬兰和波罗的海其他国家的这些行动的主要意义，也许在于它们反映了在

苏-德合作的幌子背后存在的竞争和不信任。波罗的海地区的日耳曼人数世纪以来一直

在梅梅尔和里加这样的城市中心居支配地位，但由于苏联的坚决要求，他们撤退到德国

——这一情况也充分表明了上述这一点。

对丹麦和挪威的征服　当时，西方战线处于令人不安的平静中。波兰被瓜分时，英

国和法国无能为力地站在一套。他们不能进入德国人已严密封锁的波罗的海；他们的空

军无法飞越德国领空；他们的陆军则遇到了希特勒自1936年占领莱茵兰后所精心修筑的

防御工事的阻挡。因此，法国人只得牢牢地守在马其诺防线上，而在齐格菲防线那边的

德国人也没采取任动行动。希特勒趁这种僵持局面，向西方列强作出愿意和平的表示。

他立即遭到了拒绝，但僵持局面仍在继续，于是这种冲突被通俗地称为“空头”战争、

奇怪的战争、胶着战。

这种表面的平静证明是靠不住的。1940年4月9日，德国军队突然采取行动，横扫了

丹麦，并登上挪威海岸。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控制挪威海岸的峡湾，这些峡湾能为德国

潜艇提供非常宝贵的基地，还能保护船只将瑞典的铁矿石沿海岸运到德国。丹麦人没能

抵抗，但挪威人因有英国的支持而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后，德国人对天空的控制证明

是决定性的。到4月底时，同盟国不得不撤离挪威的南部和中都。在北部，在纳尔维克

港的周围，抵抗又持续了一个月。但到6月初时，法国本身也处在生死攸关的危险之中，

于是，同盟国远征军驶离挪威，挪威政府也相随而去，去伦敦避难。德国人在挪威建立

了由卖国贼吉斯林领导的他们自己的政府；吉斯林的名宇成为追求私利的卖国贼的同义

词。

法国和低地国的沦陷　同盟国在挪威的挫折不久就因在7周内便横扫法国和低地国

家的惊人的闪电战而相形见绌。5月10日，德国人进攻荷兰和比利时，两天后又进攻法

国。荷兰人的防守5天内使土崩瓦解。比利时人坚持得稍久些，但到5月28日时，国王利

奥波德宣布投降，比利时军队停止抵抗。其时，德国人已绕过马其诺防线的最北端——

这条防线从来没有伸展到海洋——并穿过阿登森林，在色当把法国人的防线打开了一个

50哩长的缺口。装甲师这时向西迅速穿过亚眠朝英吉利海峡沿岸的阿布维尔城挺进，5

月21日到达该城。

德国人的突破性进展使法国北部的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军队与法国主力部队的联系

被切断。法国最高指挥部试图进行反击，切断德国坦克横穿法国北部时形成的带状突出

部。但是，普遍的混乱和麻木状态妨碍了有效的行动，德国机械化部队继续沿英吉利海

峡的海岸呈扇形展开。佛兰德的同盟国军队，主要是英国军队，退缩到了敦刻尔克这个

唯一仍无敌军的港口。由于港口的一半已被毁坏、只剩下几哩长的空旷海滩，撤退的前

景似乎令人绝望。人们希望也许能使45000人得救；事实上，有336000人乘船渡过了英

吉利海峡，撤回到英国。这一“敦刻尔克奇迹”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希特勒的决定

——希特勒当时决定重编军队、向南对法国进行决定性的战争，而不是力求取得一个已

成为外围作战的战役的完全胜利。同样重要的是英国海军部的勇气，它调集了850艘包

括河里的拖船、摩托艇、渔船和海边的明轮船在内的、属于各个制造时期和不同种类的

船只，组成了一文混杂的援救船队。皇家空军掩护了这次撤退，取得了它对纳粹德国空

军的首次胜利。不过，英国人除13，000人死亡、40000人被俘外，还被迫丢弃了所有贵

重的装备。

随着6月4日敦刻尔克撤退的完成，法国的苦难开始了。第二天，德国军队继续向南

推进。到6月13日时，未设防的、被政府抛弃了的巴黎已被占领。两天后，德国人到达

1916年时他们曾在那里遭到惨败的凡尔登。这时，法国总理保罗·雷诺（他于3月底接

替达拉第）已完全泄气，处于其内阁中绥靖者的影响之下。原先，他已打算将其政府迁

移到北非，但6月16日，他疲倦地将总理职位交给了贝当元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

是这位“凡尔登的英雄”这时却向德国求和。6月22日，就在1918年签署德国停战协定

的贡比涅，法国接受了条件苛刻的停战协定，其中包括释放所有的德国战俘，遣散法国

军队，交出法国军舰，由德国占领包括主要的工业区和产粮区以及直到西班牙边界为止

的整个法国海岸线在内的法国一半略多的领土。

德国闪电战的惊人影响反映在低得令人难以置情的伤亡数字中。整个战役中，法国

损失了约10万人，其他同盟国损失了2万人，德国损失了45，000人。这些损失还不到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次进攻所蒙受的损失的一半。法国被认为是西方最强大的国家，它

的迅速崩溃自然是一个最令人痛苦的打击。有人指责说，叛国和怯懦是造成这一巨大灾

难的原因。虽然这些指责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但另一些因素似乎更具决定性。一个

因素是苏-德条约的影响，这一条约使希特勒能将军队集中在一条战线上。1914年，法

国曾得到在东线作战的沙俄军队相当大的援助；现在，法国必须单独与德国对抗，仅得

到英国比较微薄的支持。也许最重要的是德国在好几个方面、尤其是在飞机和坦克的数

量以及新的闪电战技术的发展方面所占的优势。法国最高指挥部之所以处于不利地位，

不仅是因为装备不充分，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不能有效地利用它所拥有的人力和物力。

不列颠战役　敦刻尔克撤退和法国沦陷之后，希特勒自然想当然地认为：英国会明

白的，会屈服的。但是，他没能考虑到英国人民和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是马尔伯勒

公爵的后代，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和《纽约时报》前业主的女儿珍妮·杰罗姆的儿子，

一个天生的战士和持异见者。丘吉尔26岁以前就已在古巴、印度西北边界、苏丹和南非

作过战，在南非，他曾在布尔战争中被俘，随后又逃了出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

因加利波利远征队的失败而几乎名誉扫地，因为他曾是加利波利远征队的主要支持者。

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几乎是单独地主持重整军备的活动，尽管重整军备在当时是不受

欢迎的事业。他的特点是不愿通过避开棘手的问题或妥协来获得名望。因此，在张伯伦

实行绥靖政策的几年中，他带头要求立场坚定地反对轴心国的侵略。

如此一贯的勇敢和直率使他成为张伯伦理所当然的接班人，1940年5月10日，张伯

伦因草率援助挪威和未能动员全国打一场生存战而被迫辞职。丘吉尔组织了一个所有党

派参加的内阁，这里既有保守党领袖安东尼·艾登，又有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和

欧内斯特·贝文，艾登曾因抗议当时的绥靖政策而于1938年辞去外交大臣的职务。丘吉

尔从一开始就证明自己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军事领袖。他以特有的胆识和果断告诉他的人

民——告诉全世界：“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着陆地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

道中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他的同胞们以同样方式作出响应，他

们坚韧不拔地、充满自信地努力从事摆在他们面前的这种艰巨的工作。

其时，希特勒正犹豫不决，拿不准下一步该怎么走。法国出人意料地迅速沦陷使他

大为吃惊。最初，他试图同他始终十分尊敬的英国人达成协议。当他的提议被置之不理

时，他便于1940年7月16日发出了入侵英岛的指令，即“海狮计划”。但是，对两栖作

战，德国最高指挥部既没有适当的装备，也没有除入侵挪威以外的必需经验，故组织一

次两栖作战还需要时间。德国武装部队的首脑们把许多时间浪费在关于横渡英吉利海峡

的种种难以对付的技术问题的激烈争论上。不过，他们都同意，如果不掌握制空权，

“海狮计划”是实行不了的。因此，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调动了他的空军，确信只需

通过空袭、无需采用危险的渡海方法便能征服英国。

接着发生的空袭发展成重大的不列颠战役，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较大的转折点之一。

在这一大规模的空战中，纳粹德国空军拥有的飞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英国皇家空军—

—2670架对1475架。但是，皇家空军的喷火式战斗机和飓风式战斗驱逐机更为先进，因

为英国人大量生产飞机比德国人晚几年。英国人还使用了雷达，雷达是一种新发明，能

使敌机在距离其目标还有50至100哩时就被“看见”。即便如此，如果纳粹德国空军倾

全力对付皇家空军的基地和战斗机，那么，这种近二比一的数量上的优势仍会证明是决

定性的。然而，戈林却不断地变换他的目标：最初是东南岸的港口和英吉利海峡中的船

舶，然后是皇家空军的基地和雷达站，最后，在1940年9月是伦敦、考文垂和其他工业

中心。一个月里，这些城市天天遭到轰炸，但死亡人数却低的惊人，工业生产也没有受

到严重影响。据医生们说，全国人民的士气非但没有降低，反而通过这一严峻考验得到

了提高与增强。此外，戈林把目标转向城市就是默认，他无法摧毁皇家空军的战斗力量。

9月17日，希特勒下令将“海狮计划”的实施延迟到来年春天。事实上，这一入侵英国

的计划已被永远地搁置一旁。英国和英联邦自治领的几千名飞行员同少数分散的波兰、

捷克、法国和比利时的飞行员一起成功地击退了纳粹德国空军。丘吉尔在战斗最激烈时

说道：“在人类发生冲突的领域中，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如此感激这么少的人（指皇家

空军飞行员）。”

对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征服　1940年7月31日，即不列颠战役前两个星期，希特勒召

开了陆军和海军最高指挥官会议。会上有人劝告希特勒说，要想在那年秋天成功地侵占

英国是极不可能的。于是，希特勒作出了来年春天入侵苏联的重大决定。他是通过以下

推论作出其决定的：

如果入侵“英国”不能实现，我们的行动目标就应当是消除所有让英国有希望改变

形势的因素。……英国把希望寄托在苏联和美国身上。如果苏联被打败的话，英国也将

失去美国，因为消灭苏联将极大地增强日本在远东的势力。……苏联是英国最想依靠的

国家。……随着苏联的被击溃，英国最后的希望也将破灭。那时，德国将成为欧洲和巴

尔干半岛各国的主人。

决定：因此，必须使苏联的灭亡成为这场战争的一部分。1941年春。

消灭苏联越早越好。只婆一举彻底打垮苏联，进攻就达到了它的目的。……如果我

们5月14日开始进攻，那么，我们将有6个月时间可用来完成这项使命。

为了为预定的入侵苏联作准备，1940年10月，希特勒向罗马尼亚派遣了部队。他通

知莫斯科说，这些部队是派去“指导”罗马尼亚军队的“训练部队”。但与此同时，德

国的一道秘密命令却说明，这些军队的“真正任务”是让罗马尼亚军队作好参加即将到

来的入侵苏联的准备。

就在希特勒占领罗马尼亚时，墨索里尼向希腊发动了笨拙的侵略。长期以来一直以

独裁者的老前辈自居的“领袖”开始妒忌获得惊人成功的“元首”。尽管他们已通过轴

心国条约正式结盟，但希特勒在从胜利走向胜利时从不与他的意大利同伴商量，也不通

知他。“希特勒总是让我面对既成事实”，墨索里尼向他的女婿、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

抱怨道：“这一回，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将从报纸上发现我已占领希腊。”

墨索里尼以为这将是一次毫不费力的占领，但事实却证明它是一次耻辱的大失败。

1940年10月28日，意大利军队从阿尔巴尼亚越过边界，进入希腊，希望胜利挺进雅典。

但在越过希-阿边境问前推进了一段距离之后，他们便于11月11日在梅索沃战役中遭到

了决定性的失败。意大利的精锐部队——高山型白种人的“尤利亚”师依仗自己的坦克

和空军的援助，沿着峡谷向梅索沃推进，没有费心占领他们背后的一些高地。希腊的高

山团连夜急行军，占据了这些俯临着峡谷里的意大利人的高地。拂晓，他们突然发起进

攻，经过激烈的战斗，意大利人纷纷溃逃。

梅索沃战役成为希腊人以后获胜的楷模。希腊人常常利用意大利人笨重的装甲师在

伊皮鲁斯山脉中的不便占领高地，从那里切断并包围下面的敌人。到11月中旬时，他们

已将意大利人逐出边境。赶回到阿尔巴尼亚。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他们攻占了科尔察、

阿季罗卡斯特隆和埃达港等阿尔巴尼亚大城市。一时间，墨索里尼似乎还得忍受亚得里

亚海的敦刻尔克大溃退的痛苦。

此时，墨索里尼的轴心国盟友进行了干涉，将他从今人难堪的困境中解救了出来。

希特勒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忠于其伙伴的感情；事实上，他对战争已延伸到巴尔干半岛大

为恼火。但是，他不能对意大利人笨拙的行动袖手旁观，尤其是因为英国人正将空军部

队派往希腊。此外，1940年11月25日，莫洛托夫要求德国承认苏联在保加利亚、博斯普

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首要地位。希特勒对此未作答复；相反，他于12月发出了实

施“马里塔作战计划”和“巴巴罗萨作战计划”的指令——这些指令将被证明对整个世

界来说是决定命运的。马里塔作战计划要求“经由保加利亚占领爱琴海北部的沿海地区，

必要时……占领整个希腊本土。”巴巴罗萨作战计划规定，“德国军队必须准备通过一

次迅速的战役征服苏联，这一战役甚至可以在结束对英战争之前进行。…准备工作应在

1941年5月15日之前完成。”

为了替马里塔作战计划作准备，希特勒强迫保加利亚同意驻扎在罗马尼亚领土上的

德国部队渡过多瑙河进入该国。1941年1月，当这些部队出现在保加利亚时，丘吉尔针

锋相对，向希腊派遣了部队，尽管这样做削弱了韦维尔将军当时在北非的攻势。最后，

南斯拉夫政府迫于最后通牒的威力不得不接受了加入轴心国的条约（3月25日）。但是，

由于这一投降条约非常不得人心，第二天夜晚，南斯拉夫政府便被一次军事政变推翻了。

满腔热情的群众在贝尔格莱德街上列队游行，高呼“宁要战争也不要条约”。

过了不到两个星期，即4月6日，战争真的来临。如同在波兰和法国一样，纳粹德国

的装甲师和空军以破竹之势前进。巴尔干半岛的高山地形并没有象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成

为有效的障碍，英国的陆军和空军部队也太软弱，未能挡住潮水般涌来的德军。到4月

13日时，德国人已进入贝尔格莱德，10天以后，英国人将他们的部队从希腊南部撤到了

克里特岛。德国人随即对克里特岛发动了空降突击，英国人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料到会

遭到来自克里特岛以北180哩处的希腊本土的空袭。尽管德国人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到6

月初他们终于还是完全控制了这座岛屿。

由于每次都有成功的可能，由于侵占整个中东地区的前景，希特勒这时在地中海有

了一个他原可以利用的良机。除在巴尔干半岛的胜利外，他的军队还在有才干的、精力

旺盛的埃尔温·隆美尔将军的领导下在北非取得了同样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胜利。1940年

12月至1941年8月间，韦维尔曾将意大利人从埃及边境赶回到的黎波里塔尼亚，取得了

在北非的最初胜利。但此后，英国军队立即因为撤出一部分部队去参加希腊战役而被削

弱。同时，德国人为了支持他们的意大利盟军，赶紧向北非派去了援军。英国情报机构

低估了这些援军的力量，因此，当隆美尔于1941年3月31日发动进攻时，他能以破竹之

势前进。不到一个月，他就占领了班加西、巴迪亚和昔兰尼加整个地区。

在巴尔干半岛和北非的胜利为希特勒提供了一边通过利比亚和埃及、另一边通过土

耳其和叙利亚向苏伊士发动大规模钳形攻势的机会。但是，元首放过了这个机会，其原

因正如德国一位外交官所说的那样，希特勒正沿着“思想上的一条反苏联的单行道”行

进。他没有利用中东的有利形势，而是将他的各个师从巴尔干半岛调到了东线。1941年

6月22日，强大的德国军队终于冲过苏联边界，由于巴尔干战役，这一时间比预定的时

间整整晚了5个星期。

 

二、战争的全球阶段

 

对苏联的入侵　1939年8月，斯大林因种种原因同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

些原因包括极不信任西方领导人和希望赢得时间来加强军队和工业建设。他还预料德国

和西方列强迟早会发生冲突，进行一场消耗战，苏联则可因互不侵犯条约而随意避开战

争，直到战争对它有利时再介入。“如果战争爆发”，他告诉他的同志们，“我们绝不

可能按兵不动。我们将不得不参战，但我们必须是最后一个参战。我们参战的目的是为

了在天平上放上一个决定性的砝码，这个砝码将使天平倾斜。”这一战略是精明的，然

而，它却使苏联自食其果，差点毁了这个国家。它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德军和西方军队

势均力敌，双方会互相残杀，从而使苏联红军成为欧洲大陆上居支配地位的军队。事实

正相反，德国军队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就征服所有的对手，使德国成为欧洲大陆的主人，

使苏联孤立无援，处于危险的境地。

斯大林决不是唯一因希特勒的一系列快速的、决定性的胜利而感到吃惊的人。人们

所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斯大林对6月22日德国人的进攻没有准备。据赫鲁晓夫后来的证

言，斯大林对德军日益明显的备战迹象根本不愿相信。他忽视了丘吉尔和他自己的情报

机构的再三警告。相反，他继续向希特勒的战争机器提供愈来愈多的粮食和军用物资，

直到最后一刻。为什么斯大林这位总是持怀疑态度的现实主义者在与希特勒的关系上会

如此不幸地盲目，这个问题至今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不解之谜。

最初，苏联似乎会象波兰和法国那样耻辱地土崩瓦解。德国各装甲师以他们这时已

熟悉的方式冲破边境上的防御工事，深深地侵入后方，包围了苏联所有的军队，抓获了

成千上万名俘虏。到年底时，德国军队已向东入侵600哩，占领了苏联工业化程度最高、

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德国人获胜除出其不意这一重要因素外，一个原因在于他们一开始就在数量上占优

势。希特勒以一支约300万人的军队攻击对方近200万人的军队。当然，苏联人有大批后

备兵可利用，但纳粹德国空军的轰炸使苏联很难迅速地、有效地利用这些后备兵。德军

在波兰、法国和巴尔干半岛的各种环境下作过战，还拥有具备作战经验这一显著的优势。

此外，苏联近来的刊物披露了以往一向未为人们所料想到的苏军的弱点。苏联红军航空

队的大部分飞机都集中在靠近边界的小机场上，其中多数飞机头一天就被炸毁。苏联红

军没有足够的反坦克炮来对付德军装甲师大规模的、有时每公里就有100辆坦克的进攻。

1941年，德国步兵大多已有冲锋枪，而苏联人只有步枪。最后，我们应该想到，这不是

苏联和德国之间的一场斗争，而是苏联和欧洲大陆之间的一场斗争。也就是说，苏联红

军不仅要对付德国军队，而且还要对付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大量军队，苏联的兵

工厂除了与德国的兵工厂竞争外，还要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兵工厂竞争。因此，尽

管1941年苏联的钢产量与德国的钢产量几乎相等，但要比德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钢

产量少一半以上。

希特勒的战略是沿着从芬兰到罗马尼亚的1000哩长的战线前进，向东推进到从列宁

格勒到莫斯科、哈尔科夫和罗斯托夫的这条线上。德国军队打算将苏联红军包围和消灭

在这条线以西的地区，因此，他们无需将他们的战线延伸到乌拉尔山脉和乌拉尔山脉那

边。由于上述因素，德国人几乎达到了他们所提出的所有的领土目标、他们占领了哈尔

科夫和罗斯托夫，差不多完全包围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在列宁格勒，每日口粮即代用

面包减少到4盎司左右；近300万城市居民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可怕的冬天尚未结束前就

已饿死。

德国人尽管取得了这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进展，但1941年发动的战役并未达到基本

的战略目标。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都未被攻克，苏联红军虽受到重创，但仍然很完整。事

实上，苏联红军于12月10日发动了一次反攻，粉碎了德军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钳形攻

势，而且还夺回了罗斯托夫——这是德军占领后又被迫放弃的大小城市中的第一座城市。

因此，尽管苏联红军损失惨重，但它所做的仍比预期的好很多。苏联红军的幸存也不象

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普遍的冬天”。德军于1O月向莫斯科发动首次最大的进攻时，

天气异常暖和。直到11月16日以后发动第二次进攻时，冬天的气候才妨碍了德国人，不

过，它也同样破坏了苏联人的反攻，要不然，苏联人的反攻会比实际上的更成功。

珍珠港　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欧洲范

围的冲突转变为全球性的冲突。战争刚开始时，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决心保持中立。罗

斯福总统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一样，公开表明了这一决心；1939年9月3日，他向全国

宣布：“和平将不会停止”。但是，希特勒出人意料的胜利，尤其是法国的沦陷，迫使

美国的决策人开始提出疑问：中立态度能否自动地提供保护免受卷入战争之害。如果希

特勒征服英国，然后控制大西洋——这在当时似乎决不是不可能的事——征服计划中的

下一个目标会不会是美洲大陆？

这些因素使华盛顿断定，避免卷入战争的最好办法是向那些仍在与德国作战的国家

提供除战争外的一切援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会签订《驱逐舰与基地的交换协议》

（1940年9月2日）、从中立立场逐步转入非交战立场，为什么美国会制订《租借法》

（1941年3月旦日）、签署《大西洋宪章》（1941年8月12日）和发布若干命令（1941年

8-9月，这些命令要求美国海军为纽芬兰和冰岛之间的所有交战国和中立国的商船护航，

并要求美国海军一看到出现在这些水域中的轴心国军舰就立即向它们开火），从非交战

立场转入不宣而战立场。

罗斯福总统在努力限制轴心国在西方的扩张的同时，还试图制止日本在太平洋的侵

略。然而，一届又一届的东京政府由于欧洲事态的发展所提供的所谓的良机而变得越来

越好战。希特勒的胜利使法国、英国和荷兰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富饶领地几乎没有设防。

因此，1940年9月27日，日本同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了《三国条约》。这一条约承认德国

和意大利在欧洲、日本在亚洲的霸权，要求在任何一个签约国遭到美国进攻时互相提供

充分的援助。

不过，日本人对欧洲的战争不直接感兴趣。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于1941年4

月13日与苏联签订了一个条约，在这个条约中，双方保证，如果一方“成为一国或其他

几国的进攻目标”，他方将保持中立。1941年6月，当希特勒侵略苏联时，他曾要求日

本与他合作，从东面进攻苏联。日本人怀疑德国人在亚洲的目的，拒不答应这一要求。

此外，他们还看到了东南亚的更迷人的地区，那里正动荡不安，为他们提供了明显的机

会。到1941年夏时，他们已占领法属印度支那上的基地，同泰国签订了联盟条约，并且，

正要求获得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和橡胶产品。那时，英国人在欧洲的处境非常困难，

所以他们撤离了上海，只在香港和新加坡保留了一些毫无战斗力的部队。因此，只要美

国不干涉，日本人占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

日本领导人在与美国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意见不一。陆军准备直接向英国、法国和美

国挑战，但海军、外交家和实业家多半不同意这种做法。1941年10月，赞成与美国和解

的首相近卫又麿辞职，于是出现了转折点。“剃刀脑袋”东条英机将军接替了近卫，组

织了一个由陆、海军军官组成的内阁——据说这是一个“充满火药味的内阁”。东条决

定，通过外交或武力手段，在这年年底之前跟美国算帐。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野村吉三郎

海军上将和来栖三郎特使一起同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在这最后时刻举行了一系列会

谈。双方的立场相差甚远，因此，达成和解根本不可能。

当时，东京政府每天的决定赫尔都知道，因为日本的电台密码已被破译。因此，一

份份“注意戒备”的警告送到了珍珠港，送到了驻扎在菲律宾的美国远东军司令道格拉

斯·麦克阿瑟将军的手中。12月7日，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从华盛顿向珍珠港发

出了最后一份警告。由于静电故障妨碍了美军电台的使用，因此，这一消息只得通过商

业渠道传送。在火奴鲁鲁岛，这份电报交给了一位骑自行车的邮差。当他还在送信途中，

即上午7点刚过，日本的炸弹已开始落在这座岛屿上。几小时之内，除三艘巡洋舰和三

艘驱逐舰被炸毁外，珍珠港上的八艘战列舰中有五艘被击毁。与此同时，日本另一支特

遣部队摧毁了美军在菲律宾的大部分飞机。

遵照《三国条约》的条款，德国和意大利向美国宣战。这样，美国不但在欧洲，而

且在亚洲，完全卷入了这场战争。此时，在华盛顿围绕要战争还是要和平这一问题展开

的激烈争论突然停止了。总统向这时已团结起来的全国人民发表了讲话，他宣布：“我

们现在已处于战争之中。我们一直都在这场战争之中。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是我

们美国历史上这一最巨大的事业的参与者。”美国作为参与者的作用就是成为“各民主

国家的兵工厂”。1943年至1944年，这家“兵工厂”的最高生产纪录是每天生产一艘船，

每五分钟制造一架飞机；6年的战争中，它生产了87，0O0辆坦克、296，000架飞机和5，

300万吨位的船只．

1942年：轴心国胜利的一年　1942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几乎在各处都取得了胜

利。强大的攻势蹂躏了苏联、北非和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区，就象一只带有三个爪的巨大

爪子在抓取欧亚半球。与此同时，德国的潜艇和水面舰船正威胁着同盟国的航线，1942

年，同盟国船只的损失平均每月为40万吨位左右。

日本人取得了最为惊人的胜利，他们迅速征服了太平洋广大地区，从阿留申群岛扩

张到澳大利亚，从关岛扩张到印度。日本人之所以获得成功，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每

次都是在对手实际上不可能进行抵抗时发动进攻。法国和荷兰已被占领，英国正在为自

己的生存而拼命斗争，美国则刚开始从和平时期的经济转向战时经济。这样，日本人便

进入了一个真空，他们迅速而又轻易地填满了这一真空。西方列强将它们的殖民地作为

原料的提供者和制成品的消费者的传统做法，也有助于日本的成功。尽管这种安排对母

国也许有利，但它却阻碍了殖民地地区的经济发展。即便是印度这样资源丰富、人口众

多的国家，也不能生产一辆吉普车、一架飞机或一艘登陆艇。这意味着所有基本的军用

物资都必须从几千哩以外的欧洲或美国运来。殖民国家传统的政治政策也在这最后较量

的时候使它们自食其果：普通的印度人、缅甸人或印度尼西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应

该为保卫他们心目中的暴虐的异族政权而战斗。他们在没有积极地欢迎和帮助日本侵略

者的同时，采取了一种你们两家都该死的态度。日本人狡猾地利用这种感情，提出了诸

如“亚洲人的亚洲”之类的口号。十分有意义的是，日本人只是在菲律宾群岛才遇到了

有力的抵抗，菲律宾群岛后来于1946年成为一个自治共和国，拥有一支自己的、10万人

的国民军队。

就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三天后，日本人又取得了一个胜利：他们的以地面为基地的飞

机在暹罗湾击沉了英国战列舰“威尔斯亲王号”和战列巡洋肌“击退号”。因为这是两

艘由精选的船员操纵的新军舰，所以，它们的损失给英国人的打击与珍珠港事件给美国

人的打击一样大。“在整个战争中”，丘吉尔后来写道，“我从未受到一个比这更直接

的打击……多少努力、希望和计划与这两艘军舰一起沉没了。……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

除珍珠港幸存的、正急忙驶回加利福尼亚的美国军舰外，再没有英国和美国的主力舰了。

日本在所有这些浩翰无垠的水域上都是至高无上的，而我们在各处都是较弱的、无防备

的。”

到圣诞节时，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发生两个多星辨后，日本人已占领了关岛、威克岛

和香港。他们侵入了以往一向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马来半岛的丛林。由于有多年与中国

游击队作战的经验，日本人已使他们的官兵学会绕过敌军阵地，从两翼和背后发起进攻。

他们携带轻型迫击炮和给养，利用轻型坦克、自行车和当地的运输工具，在地面交通很

差的地区迅速行进。这些战术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到1942年2月15日，随着8万士气沮丧

的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军队向5万日本军队投降，新加坡这一大要塞陷落了。丘吉尔

将这一失败描写为“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和最大的投降。”不仅仅如此，新加坡长

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光辉象征。它的沦陷对20世纪后半世纪的影响同苏

联在对马海峡的失败对20世纪前半世纪的影响一样重大。

实质上，这同样的格局也在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重演。1941年12月10日，日本军队越

过了缅甸边界。到4月时，他们已占领了仰光和曼德勒，英国、印度和中国联军沿着隐

蔽的丛林小道逃到了印度。在印度尼西亚，荷兰军总司令于3月8日在万隆率部投降。1

月2日，日本人在菲律宾登陆并占领马尼拉时也没有遇到更大的麻烦。但是，美-菲联军

在麦克阿瑟和韦恩赖特将军的先后领导下，在多山的巴丹半岛上一直坚持到5月6日。日

本人再进一层，占领了印度洋上的安达曼群岛和阿留申群岛中的阿图岛和基斯卡岛。这

样，在5个月内，日本人只伤亡15000人就赢得了一个拥有1亿多人口、能提供世界95%的

橡胶原料、90%的大麻和三分之二的锡的帝国。正如丘吉尔向众议院秘密吐露的那样：

“……日本的暴行、凶猛、技术和能力远远超过了我们原先所预料的一切。”

其时，在苏联战场上，希特勒于1942年6月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由于莫斯

科和列宁格勒在前一年已被证明是坚不可摧的，因此，他这时命令部队南下。他的目标

是到达伏尔加河和里海，由此将苏联分成两半，切断苏联红军的来自高加索的石油供应。

正如在1941年那样，装甲师首先迅速地席卷了平坦的草原地区。7月初，他们占领了克

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大要塞，7月底，又重新占领了罗斯托夫。然后，他们渡过顿河，

东南朝高加索油田、东北朝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呈扇形展开。到8月22日时，纳

粹的坦克已占领迈科普石油中心，不过，他们没能占领格罗兹尼的大油田。希特勒派了

大量的装甲部队去参加高加索方向的进攻，不过，爱德华·冯·克莱斯特将军后来说：

“我不需要装甲部队的援助，它们堵塞了我正要使用的道路。”据克莱斯特说，他们本

来“无需战斗”就能在7月底占领斯大林格勒。但是，直到一个月以后，从高加索姗姗

来迟的装甲师才推进到斯大林格勒略北的伏尔加河。这时，苏联人已将大量增援部队调

入这座城市，它已不再是一座能攻克的城市了。然而，1942年被德国人占领的领土的总

面积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柏林，希特勒宣布，他的部队已到达苏联心脏地区

的伏尔加河两岸，而且永远不会被击退。

在北非，1942年也是德国人取得胜利的一年。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英国人因不幸地

试图阻止德国人进入希腊而削弱了自己在北非战线上的力量。同时，英国地中海舰队被

水雷和潜艇摧毁了一大半，而纳粹德国空军十分猛烈地轰炸了马耳他，使这座岛屿一时

不能用作空军和海军基地。此外，希特勒在1941年初就已决定，派他的最有才干的指挥

官埃尔温·隆美尔将军去北非，支持正在动摇的意大利人。隆美尔虽然不是普鲁士军事

阶层的成员，但由于他在法国战役中的突出功绩而晋升得很快。作为一位精明的战略家

和有闯劲的领导人，他迅速地把他有名的非洲军团训练好。1941年3月，他发动了一次

进攻，迫使英国人穿过利比亚向埃及边境撤退。1942年5月，他继续发动进攻，越过边

境进人埃及，到达离亚历山大只有50哩的阿拉曼。隆美尔深信自己将取得彻底胜利，他

为胜利进入开罗挑选了一匹白色的战马，而表示感激的“元首”则将他提升为陆军元帅。

即使在海上，1942年，德国人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在几千哩长

的补给线的尽头作战，而苏联人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经由北角或波斯湾运来的军用物资。

这是一种有利于日本和德国海军的、如预先计划那样的形势；日本和德国的海军分别是

（继美国和英国海军之后）世界上第三大和策四大海军力量。比起日本人，德国人使同

盟国船只遭受的损失要大得多，这主要是因为德国的潜艇舰队更大，更有力，离同盟国

的主要航道也更近。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同盟国和中立国损失了总吨位为23506000长吨

的船只，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的船只的1.5倍。其中，四分之三的船只是在大

西洋损失的，70%的船只是被潜艇击沉，只有30%的船只是被水雷、水上船只和飞机击沉

的。船只沉没的吨数从1940年的3992000吨上升到1941年的4329000吨，1942年达到了顶

峰，为8330000吨。在以后的两年中这种损失下降到4065000吨和1495000吨。1942年出

现了船舶危机，直到这年秋天同盟国造船厂的产量才超过损失的船只。

1942年，轴心国在每条战线上都处于最幸运之时。在北非，隆美尔正准备进攻开罗，

在苏联，德国军队已到达伏尔加河，在太平洋，日本人似乎正准备猛扑澳大利亚和印度，

只有公海上的舰艇战在这年年底以前一直打得难分难解。

1943年：形势的倒转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三年，轴心国没有遭受任何阻碍。1942

年底，随着苏联人在斯大林格勒的巨大胜利、英国人在埃及的突破性进展、盟军在法属

北非的登陆、墨索里尼的垮台、盟军对德国的连续不断的轰炸和日本舰队在太平洋的失

败，战争开始出现了转折。

斯大林格勒是一座很难防守的城市，它沿着一哩宽的伏尔加河两岸不规则地延伸出

去30哩，苏联的军队和给养必须靠这条河用船运输。不过，斯大林命令要不惜任何代价

守住这座城市。它是重要的工业中心，平时生产拖拉机，战时生产坦克。它位于伏尔加

河最西端的拐弯处，战略位置也十分重要。如果它落到德国人手中，这个国家实际上就

会被切成两半，高加索的石油不再能沿着伏尔加河上运到北部战场。斯大林格勒的沦陷

将同底特律或芝加哥的丢失一样，后两个城市的丢失会切断沿五大湖和密西西比河的交

通运输。

争夺这座城市的战斗始于8月22日。到9月中旬时，德国人已打到这座城市的中心，

在那里，他们陷入了困境。他们的飞机已将这座城市炸成一片废墟。似乎有悖常理的是，

这使德国人不能利用他们的坦克优势，而坦克在开阔的草原地带已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

斯大林格勒战役已不是运动战，而变成了“老鼠战”，人们在地下室里、在屋顶上、在

小巷、院子和下水道里短兵相接。接连数日，从被炸碎的砖瓦中升起的尘雾几乎遮住了

太阳。一位观察家写道：“斯大林格勒已变成由被炸毁的楼房、摇摇欲坠的墙壁和腐烂

的尸体构成的一块巨大的墓地。”

其时，斯大林一直在准备冬季大反攻。1942年11月19日，苏军在格奥尔基·朱可夫

将军的指挥下开始了这场反攻。两个新集团军从东渡过了伏尔加河，一个军从这座城市

的北面进攻，另一个军从这座城市的南面进攻。德军围攻部队渐渐处于被包围的危险之

中。德军司令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将军想奋力冲出这一危险的陷阱，但希特勒命令他坚

决死守，戈林答应派空军支援他．其时，苏军已向前推进，以巨大的钳形运动包围了德

军。一支从东南面过来的德军救援部队遭到了阻击，损失惨重，而苏军则不断前进，占

领了越来越多的飞机场，使戈林无法进行空运。德军这时已绝望地陷入困境。由于希特

勒的固执，他们将忍受挨饿、受冻和患病的痛苦。1943年2月2日，终于出现了结局，保

卢斯率部12万人投降，他们是原先那支有334000人的部队的可怜的幸存者。希特勒曾希

望不久前由他提拔为陆军元帅的保卢斯自杀，从而上升到“永生和民族不朽”的境界；

但事与愿违，“元首”尖刻地评论道，“他宁愿到莫斯科去”。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消灭德军的同时，又在这条战线上的其他地方发动了一系列攻势。

到3月底时，他们已收复1942年丢失的全部领土。为拚命阻止苏联红军无情的推进，德

军在库尔斯克向苏军阵地的一个突角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尽管他们在每一哩的范围内就

集中了160辆坦克，但只推进了20哩，并为此损失了40000人，1400架飞机和3000辆坦克。

7月12日，苏军反攻，迅速夺回了他们失去的阵地，然后不断向前推进，直至后勤方面

的困难迫使他们停止前进为止。

库尔斯克战役成为苏-德战争的转折点。它是纳粹在东部战线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

攻。从这以后，苏联人掌握了主动权，德国人则反攻为守，以防止他们的撤退变成大溃

逃。势力均衡的这一转变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西方对苏联红军的大规模援助，这种援助大

约始于斯大林格勒战役时。但西方给苏联的40万辆吉普车和卡车、22000架飞机（主要

是战斗机）和12000辆坦克总共只占苏联红军所使用的全部军用物资的10%左右。如果苏

联不能生产出另外90%的军用物资，如果苏联最高指挥部面对头两年惊人的军事和经济

损失不能建立和训练新军队，苏联的胜利原是不可能的。

希特勒本人也促成了苏联的胜利，因为他为了给德国移民腾出地方而推行消灭或削

弱东方诸“低劣的”斯拉夫民族的种族主义政策。希特勒明确表示，他准备对英国和法

国进行一场“常规的、有绅土派头的”战争，但在东方，德国应消灭苏联，应除去它的

古老的首府，应杀戮它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应大批杀死它的农民群众，使他们成为优秀

种族的奴仆。这一政策使被占领区的数百万苏联人除了为自己的生存进行抵抗外别无选

择。情况原本可以完全不是这样，因为战争初期大规模的逃亡和投降表明，相当多的苏

联人至少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是冷淡的。如果希特勒当初为这些人提供的东西比斯大林给

予他们的东西更多，他们原会以足够的人数作出响应，从而决定性地影响了战争的进程。

但是，希特勒的为优秀种族获取“生存空间”的政策迫使整个东欧的斯拉夫人加入地下

组织和游击队。

在德国人在苏联被迫撤退的同时，他们及其意大利盟军也在被彻底地赶出北非。

1942年8月底，隆美尔企图继续向埃及发动攻势，但被彻底击退了。这时，在这条战线

上，英国人有了一位新的指挥官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他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人，同时

又是一位严格执行纪律者、一位谨慎的战略家。在来自美国的新的重型坦克的援助下，

蒙哥马利于10月8日发动了他自己的攻势。1000门大炮的预先轰击为前进的坦克扫清了

道路。经过12天的苦战之后，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被击溃。当他们沿着沿海的道路撤退时，

又遭到了空军和海军的轰炸。到1943年1月24日时，蒙哥马利已占领的黎波里，于是，

通往突尼斯的道路畅通无阻。

其时，英美联军已于1942年11月7日至8日在北非的另一端即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

陆。他们的作战方针是从东、西两面把轴心国军队置于巨大的钳形攻势之中，从而将他

们从这一战场上彻底消灭。1942年巨月7日夜晚，约850艘船只由三支庞大的护航队护送

抵达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尔，这三支护航队一支来自美国，另外两支来自英国。

三个星期之内，有185，000人制服维希法国军队的象征性抵抗，登上陆地。英美联军向

突尼斯挺进，打算在圣诞节前征服该地。然而，由于希特勒赶紧派增援部队渡过地中海，

这一计划被打乱。突尼斯的战斗非常艰苦，由西进攻的英美联军得到了从东推进的蒙哥

马利和由南而来的“战斗的法国人”的军队的支持。最后，到1943年5月中旬时，盟军

征服了突尼斯。

这些军事上的发展伴有幕后激烈的政治斗争。同盟国已承认一位名叫让一弗朗索瓦

·达尔朗的海军上将为被占领的法属非洲的首脑。他是以贝当元帅为首的、统治着未被

希特勒占领的法国南部的维希政权的主要支持者。坦率地说，选择达尔朗是军事上的权

宜之计，它既激怒了西方各自由党党派，也激怒了“自由法国”的领导人戴高乐将军。

1942年的圣诞节前夜，达尔朗被一名刺客枪杀，但戴高乐却又被忽视了，这主要是因为

罗斯福本人对他反感。新当选的领导人是亨利·吉罗将军，一个勇敢的但政治上不起作

用的人。他缺乏戴高乐所享有的民众的支持，这一点很快就变得十分明显，固此，罗斯

福终于在他人的劝说下允许“自由法国”的领导人去阿尔及尔分享权力。吉罗一开始就

因其强有力的对手而黯然失色，到1943年秋时，吉罗下了台，戴高乐成为法兰西帝国临

时政府实际上的——即使不是名义上的——首脑。由于同盟国刚侵入摩洛哥和阿尔及尔，

希特勒使占领了维希法国，因此，戴高乐这时显然已成为所有未投靠德国人的法国人的

无可争议的领袖。

英美联军在征服北非之后，又向西西里岛推进，并于7月10日侵入该岛。尽管德国

军队奋力作战，但意大利人由于因接连不断的失败而土气沮丧、因其伙伴的飞扬跋扈而

心怀不满，只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7月22比西西里岛首府巴勒莫失陷，到8月中旬时，

盟军正迫击退却的敌人，放过墨西拿海峡，进入意大利大陆。

墨索里尼为这些灾难付出了他的职位，最终付出了他的性命。国王维克托·伊曼纽

尔三世在君主主义者和法西斯持不同意见者的劝说下解除了墨索里尼的职务，将他关进

了监狱。这件事发生在巴勒莫沦陷后的第三天即7月25日。这时，最高权力归属国王和

埃塞俄比亚征服者皮埃特罗·巴多格里奥元帅。巴多格里奥试图在尽可能不再流血、不

再遭受破坏的情况下使意大利退出这场战争。在这个目标上，他无疑得到了绝大多数意

大利人的支持，因为意大利人对这场战争、对同令人憎恶的德国人的结盟，极为厌恶。

但是，和平不是这么容易得到的；意大利人还得面临第二阶段的战争，这一阶段的战争

将证明比第一阶段的战争残酷得多。

9月3日，巴多格里奥经国王批准与同盟国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与此同时，英国军

队在意大利半岛最南端的卡拉布里亚登陆，美军则在那不勒斯南部的萨勒诺发动进攻。

德国人立即作出反应，攻取了罗马，占领了这个国家的中部和北部地区。纳粹伞兵大胆

袭击，将墨索里尼从监狱里营救出来。这位饱经风霜的“领袖”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了一

个“法西斯共和国”，并表示了他将战斗到底的决心。自然，他的新政权完全依靠德国

人。艾伯特·凯塞林将军负责军事行动，他能将盟军限制在南部沿海的据点中。尽管丘

吉尔再三将南欧称为欧洲大陆“易受攻击的区域”，但事实是，多山的地形使它决不是

易受攻击的军事目标。以后的一年半里，意大利成为分裂的、遭受战争破坏的国家；德

国人与他们的傀儡墨索里尼在北部，同盟国与巴多格里奥的临时政府在南部。

其时，第三帝国本土正遭受着日益增多的飞机的轰炸。这种轰炸在1941年6月之后

首次开始进行，当时，纳粹德国空军的大多数飞机已转向苏联战线，从而使皇家空军在

西方占据了优势。1942年，英国的空袭扩大到鲁尔河流域和德国北部所有的大城市。到

1943年时，美国人也加入了这种空袭，从而使昼夜不停的轰炸成为可能，即英国人在夜

里袭击，美国人在白天袭击。德国城市遭到了所谓的每小时800架轰炸机的“集中”进

攻和每小时1，800架轰炸机的“超集中”即“饱和”进攻。这时，每小时扔在德国城市

里的炸弹比整个不列颠战役中所扔的炸弹还要多。整个战争中，德国由空袭造成的平民

死亡数据估计为305，000人。西方列强将这种前所未有的空袭用作对苏联不断提出的在

法国开辟第二战线这一要求的部分回答。不过，所有这些轰炸的有效性仍是一个有争议

的问题。工厂和铁路通常在大空袭之后的几天内就已全面运转。据德国人提供的数字，

1944年，德国的军用品生产达到了最高峰，而这一年也是轰炸最厉害的一年。

当时，日本人正遭受着与其轴心国同伴在欧洲所遭受的相类似的失败。日本人在取

得最初6个月的惊人胜利之后，终于受到了阻止，然后被迫以不断加快的速度后退。造

成战争进程中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是美国资源和生产率的绝对优势。战争开始时，在生

产率方面，日本的经济大致比得上法国的经济。但如表1所示，它与美国的经济相比就

显得微不足道了：

表1　世界生产的百分比

 

1914年8月1日 1914年9月15日 1917年

协约国 同盟国 协约国 同盟国 协约国 同盟国

生铁 22 22 16 25 50 15

钢 19 21 16 25 58 16

煤 394 331 846 355 851 340

 

为什么美国经济一旦转入战争状态，就能不顾日本人的狂热精神而完全压倒日本经

济，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战争初期的灾难使美国只剩下3艘第一线的航空母舰，

但珍珠港事件后的两年内，航空母舰的数目便猛增到50艘。同样，海军飞机的数量从

1941年的3638架上升到1944年的3007O架，潜艇的数量也从1941年的11艘增加到1944年

的77艘。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登陆艇即从小型浮桥到能使坦克和步兵团登陆的300呎长的

运输船的生产。这些船只的总数从1911年的123艘猛增到1945年的54206艘。

日本人甚至不能同美国工厂的这股浪潮相对抗。虽然他们所征服的帝国拥有丰富的

原料资源，但他们却无法将这些原料转变成军需品。一个原因是美国飞机和潜艇炸毁了

他们的大部分商船。战争开始时，日本拥有大约70O万吨位的商船；到1945年夏时，仅

剩下100万吨位。因此，日本人发现，不论是将物资运给他们在国外的军队还是将原料

源源不断地运到国内各个工厂，都越来越困难。同样严重的是日本重工业的薄弱。即使

日本能得到足够的原料，但它缺乏利用这些原料的工业手段。人力供应也不足，尽管当

时拥挤在本国诸岛上的人口有7300万。因为这一人口中，至少有40%的人从事精耕细作

的稻米生产，没有剩余的人力来从事工业的大规模发展。如果日本那时能有10年或2O年

的和平时期来开发它新赢得的地区，它原可能成为世界上的强大帝国。但是，它并没有

获得和平，而是遭受了灾难性的失败。

1942年8月7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瓜达卡纳尔岛登陆，迈出了通往东京的漫长道路

上的第一步。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军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逐步攻占了新不列颠和新几内

亚的重要基地。被俘的日本人极少极少，因为日本人认为当俘虏是可耻的，很少有人愿

意当俘虏。拒绝投降的日本官兵所进行的自杀性的拚死冲锋几乎已成为盟军攻取日本人

阵地的出现的一般高潮。尽管有这样的抵抗，美国人的反攻还是席卷了新乔治亚的蒙达、

新不列颠的拉包尔、新几内亚的萨拉莫阿和莱城、吉尔伯特群岛的塔拉瓦岛、马绍尔样

岛的夸贾林岛、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和基斯卡岛。到1944年年中时，美国人已占领马里

亚纳群岛的塞班岛和关岛，使日本本土诸岛处于新型的B—29轰炸机的射程之内。这是

结束日本短暂的全盛时期的开端。

欧洲的解放　1944年至1945年，欧洲基本上已被由东挺进的苏联红军和从西面的诺

曼底登陆海滩入侵的英美联军解放。在这期间，意大利的战斗还在继续，但它同北部的

战役相比只是外围战。同盟国试图尽快结束意大利的战争，于1944年1月在离罗马仅30

哩的安齐奥登陆，并袭击了德国人在蒙特卡西诺修道院里的据点。这两次行动均告失败，

因而意大利战役陷入令人沮丧的僵持状态。直到5月中旬，主要由于来自北非的“自由

法国”山地部队的参战，卡西诺才被攻占。这时，通往罗马的道路畅通无阻，美法联军

顺着半岛的西侧推进，英波联军则沿着东侧挺进。6月5日，马克·克拉克将军率美军第

五军进入罗马，受到了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罗马是欧洲大陆上第一个从纳粹统治下解

放的首都，但这一胜利因第二天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而黯然失色。

早在1944年2月，同盟国就已开始通过轰炸敌人的工厂、铁路和海上运输工具、海

岸防御工事来为“霸王”作战计划作准备。在预定进攻发起日之前的最后几天里，盟军

已对英吉利海峡拥有绝对的制空权，他们派出了每批达1，00O架的一批批轰炸机，每批

轰炸机都携带5，000吨炸弹。在英国，进攻的计划者能从早些时候在地中海和太平洋进

行的两栖作战中吸取经验教训，不过，“霸王”行动具有完全不同的规模。必须将150

万人连同他们的全部装备，包括重型大炮、卡车和坦克，一起运过英吉利海峡，还必须

保证他们在作战行动展开时的给养供应。因而，盟军建造了两座建用于滩头阵地的巨大

的预制码头。每一座都和多佛尔港一样大。其时，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德军正忙于

加固由独立小地堡、机枪网、大炮以及水雷和水下障碍物构成的“大西洋壁垒”。

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月光和潮汐允许盟军横渡英吉利海峡到欧洲大陆时，暴风雨却

来了，它好象要无限期地拖延这次远征。盟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将军将远征推迟了

一天，然后决定于6月6日冒险发起进攻。幸运的是这时暴风雨有所减弱，不过，海上仍

波浪滔天，许多士兵是在严重晕船的情况下到达对岸。巨大的舰队由4，000艘商船和

700艘军舰组成。清晨6点30分登陆开始，到第一天结束时，已有326，000人和20，000

艘船到达对岸。在奥马哈和犹他滩头发生了剧烈的战斗，好几个小时里，整个远征队的

命运处于危急关头。对同盟国来说幸运的是，德国最高指挥部怀疑，诺曼底登陆只是佯

攻，主攻会出现在加来，因为在那里，英吉利海峡最窄。因此，德国人一直将装甲部队

留作预备队，直到最后才动用，但那时已为时太晚，不能击退入侵者。到预定进攻发起

日之后的第五天，滩头阵地已出现在60哩长的战线上。应该指出，盟军从一开始就得到

了法国地下游击队的宝贵援助，游击队炸毁了桥梁，切断了通讯线路，弄翻了德军列车。

盟军作战计划通常认为是由蒙哥马利制订的，这一计划要求左翼的英国和加拿大军

队击退德军的主要进攻，而右翼训练有素、机动灵活的美国军队则冲出据点，从背后袭

击德军。7月25日，1500架重型轰炸机将德军防线炸开了一个缺口，美军在这些轰炸机

的掩护下攻入圣洛的开阔地带。他们在向前推进时在瑟堡半岛俘虏了10万名德军。到8

月初时，勇敢的坦克部队指挥官乔治·巴顿将军正迅猛地穿过法国北部，进逼尼黎。8

月15日，美国一个新集团军在亚历山大·M．帕奇将军的率领下，同强大的法国增援部

队一起在里维埃拉海滩登陆，迅速地向罗纳河流域挺进。其时，袭击敌军驻地和交通线

的法国游击队已下山，正在解放法国中部。德国人由于遭到四面八方的进攻，便向本国

边境撤退。8月19日，抵抗力量在巴黎公开起义，6天后，法国一个装甲师和美国一个步

兵师解放了这座首都。这时，众所公认的法国人民的领袖戴高乐将军扬扬得意地驱车前

往巴黎圣母院，去聆听感恩节的感恩赞美诗。

这些巨大的胜利使人们产生了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希望。德军已退却到齐格菲防

线的后面，在莱茵河前作最后的拚死抵抗。这时，艾森豪威尔在荷兰东部的阿纳姆附近

空投了大约3000名美英伞兵。这是一次大胆的冒险行动，其目的是夺取莱茵河上的桥梁，

为打过莱茵河、攻入德国心脏地区扫清道路。这一行动最初获得了成功，但增援部队未

能奋力打过去，结果，德国人包围并消灭了伞兵的据点。只有四分之一的伞兵撤回到盟

军的防线。其时，巴顿将军的坦克部队正缺乏燃料，由南挺进的法美联军也正在阿尔萨

斯遇到顽强的抵抗。到10月时，势态已很明朗，要在这一年取胜是不可能的。

在西方列强解放法国的同时，苏联红军正从东方迅速地向前推进。至1944年春，已

将德国军队赶出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然后，苏联红军开始向近200万德军发动总攻（而

盟军在法国和意大利面临的德军仅100万）。在北部，到9月时，苏联人已击败芬兰，使

其退出战争；在中部，他们越过了波兰的新、老边界，挺进到华沙城门下；在南部，他

们到达了罗马尼亚中心地区的多瑙河河口。9月，罗马尼亚年轻的国王米哈伊乘机让他

的国家退出了战争，从而为苏联红军打开了巴尔干半岛的大门。保加利亚也仿照罗马尼

亚的做法，向苏联求和并站在苏联一边重新参战。巴尔干半岛上的德军这时处于被围歼

的危险之中，开始尽快地撤退。当他们撤退时，南斯拉夫和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抵抗力量

从山上下来，接手控制了他们各自的国家——这一发展不久促成了苏联和西方列强之间

即将到来的“冷战”。在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援助下，苏联红军向多瑙河流域上

游地区推进，直到在匈牙利遭到德军的顽强抵抗为止。

这时，德国人于1944年12月16日在比利时阿登山脉突然发起进攻，将盟军打了个措

手不及。由于使用了大量的重型装甲部队，多雾的天气又妨碍了同盟国空军的反攻，所

以德国人开创了一块纵横50哩的突出地。令人不安的是，他们差点儿攻占了安特卫普的

主要补给基地，如果真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就会打乱盟军的整个作战计划。12月24日，

天气终于放晴，盟军5000架飞机猛轰了德军的补给线，巴顿和蒙哥马利分别从南面和北

面发起反攻。到1945年1月底时，德国人已被迫退回到原先的位置，此后，他们在盟军

的无情压力下不得不节节败退。

在西部的“突出地战役”猛烈进行的同时，苏联人正向波兰和匈牙利不断椎进。到

1945年2月时，他们占领了华沙和布达佩斯，不过在这之前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使这两

座都城成为一片废墟。由于那年冬天格外温和，苏联红军能开进奥地利和德国。4月13

日，苏联人占领了维也纳，并侵占了北部的东普鲁斯和西里西亚。到3月末时，他们正

在奋力渡过距柏林只有40哩的奥得河。

其时，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法国军队正在西线取得相应的进展。从在阿登遭受的

打击中恢复过来之后，他们攻破了“齐格菲防线”，推进到莱茵河。在那里，他们惊讶

地发现，退却的德军竟忘了炸掉位于波恩以南雷马根的鲁登道夫铁路大桥。盟军成群地

拥过大桥，不到一个月，就占领了莱茵兰，并俘获了25万名俘虏。这时，盟军的7个军

迅速地向东穿过正在土崩瓦解的德意志帝国。4月25日，美国一支侦察队同苏军先头部

队在将德国一分为二的易北河河边的托尔高村会师。

当时，马克·克拉克将军正率领他的混合部队将德国人赶出意大利；他的混合部队

中除了有美国的白人、混血人和日裔美人外，还有英国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南

非人、印度人、巴勒斯坦人、波兰人、法国人、巴西人和自由意大利人。意大利游击队

同法国游击队一样使敌人不得安宁，盟军在他们的大力援助下，于4月10日发起了最后

的攻势。两个星期内，德军防线就已崩溃，盟军源源不断地涌入波河流域，并越过波河

到达阿尔卑斯山脉。在米兰和其他工业城市，抵抗阵线的战士成功地组织了起义，在盟

军到达前就控制了这些地区。5月2日，德军驻意大利指挥官签署了无条件投降的协定。

早5天，墨索里尼在企图逃往瑞士时已被游击队逮住，并立即被处决。在米兰，他的尸

体和他情妇的尸体一起被吊起来示众。

此时，希特勒仍坚持不屈，尽管他的东部战线和西部战线全已垮掉。他始终抱着只

要挑起苏联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就能避免彻底失败这样的希望。宣传部长戈培尔不断

提到那些可以击败敌人的“新武器”，并安慰他的同胞说：“我确信元首将找到一条出

路。”这种给自己壮胆的做法是无效的。4月16日，朱可夫元帅向德国首都发起了最后

的进攻。9天后，他已包围这座城市，炮弹不断地落在希特勒设在总理官邸花园里的混

凝土掩体的周围。4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和几天前刚同他结婚的伴侣爱娃·布劳恩一

起自杀。他们的尸体在总理官邸的院子里被浇上汽油焚烧了，人们始终没有找到痕迹。

5月8日，柏林向苏联人投降，在以后的一个星期中，纳粹密使在兰斯向西方列强、在柏

林向苏联无条件投降。

日本的投降　德国的投降使日本人在太平洋上的前景更加惨淡。到1944年年中时，

他们的本士诸岛已遭到以马里亚纳群岛为基地的B—29轰炸机的轰炸。这年年底，美军

在菲律宾登陆，到1945年2月底时．他们已迫使日本驻军投降。对敌人来说更为严重的

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3个师于3月攻占了硫黄岛。这场战斗的野蛮程度反映在以下伤亡

数字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的30，000人中有20000人死伤，日本人死亡20000人，被俘200

人。硫黄岛离日本本土只有750哩，而冲绳岛离日本本土只有350哩，6月，经过另一次

残酷的战斗之后，冲绳岛也被占领。这时，美国空军将这两座岛屿用作基地，使日本人

口拥挤的城市象德国那样遭到暴风雨般的轰炸。日本人更易受伤害，因为他们的薄木板

和纸板结构的房屋在烈火中就象许多引火物一样被烧毁。在1944年11月至1945年9月日

本人投降的9个月里，B－29轰炸机对日本进行了32000架次的轰炸，平均每天100多架次。

日本人中死亡的或无家可归的人数猛增到800多万。

更糟糕的是，日本人还得准备对付来自东方的进攻，因为苏联政府已于1945年4且

终止了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不过，应对日本参战负责的军国主义者不愿承认他们的错误，

不愿开始认真的和平谈判。就在他们迟疑不决、试图维护自己的尊严时，一连串前所未

有的大灾难突然来临，结束了他们的优柔寡断。

1945年8月6日，美国的一架B－29轰炸机将一颗原子弹扔在广岛上，炸毁了五分之

三的城市，炸死了78，150个居民。第二天，杜鲁门总统在电台讲话中直布：“16小时

前，一架美国飞机向日军重要基地广岛投了一颗原子弹，这颗原子弹的威力比20000吨

梯思梯炸药的威力还大。它的爆炸力相当于英国‘大满贯’爆炸力的2000多倍，是战争

史上迄今为止所使用过的最大的炸弹。”在杜鲁门发表讲话的第二天，即8月8日，苏联

对日宣战，苏联红军迅速地越过边境进入满洲。苏联在德国投降3个月后入侵，其目的

是为了履行斯大林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见罗斯福和丘吉尔期间所同意承担的义务。除

苏联从陆路入侵外，英国太平洋舰队在6天航行25000哩之后也加入了海军对日本的日益

猛烈的进攻。最后的打击是8月9日在长崎市上空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结果使这座城市

遭到了同广岛一样的破坏。极端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这时仍反对全面投降，一时间，战争

似乎将恶化成由顽固的军官领导的游击战。但是，天皇在内阁和政界元老的劝说下决定

投降，干8月14日接受了同盟国的最后通牒。9月2日，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

号战舰的甲板上，举行了正式的投降签字仪式，麦克阿瑟将军、尼米兹海军上将和盟军

高级军官出席了这一仪式。

 

三、世界历史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对欧洲的全球霸权的破坏，这一破坏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因此，总的说来，这两次大战对世界历史具有相似的意义。不过，它们在细节上存在着

种种差别，这些差别对当今的国际舞台有着重要意义。比起先前的霍亨索伦王室和哈布

斯堡王室，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欧洲和亚洲旧秩序的破坏要大得多。德国人侵占了

整个欧洲大陆，日本人则侵占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但是，这两大帝国都是短命的。它

们到1945年已不复存在，留下了两大包括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的地区在内的权力

真空。同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差不多，这两大权力真空的存在导致了冷战的爆发，

使各交战国不能在1945年之后立即达成全面的和平解决办法。

两次大战战后时期的另一差别是1945年以后殖民地臣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革命，这

与1918年以后帝国权力的加强形成鲜明对照。20年内，欧洲诸幅员广大的帝国几乎全已

消失。从这一意义上说，这20年是欧洲在政治和军事上衰落的20年。但与此同时，由于

全球日益统一，西方的思想、制度和技术正以不断加快的速度传遍全球。因此，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战后时期既是欧洲衰落的时期，又是欧洲胜利的时期——这一点似乎是有悖

常理的。

 

第二十六章　从大同盟到冷战

 

战时，要保持团结并不太难，因为有一个打败共同敌人的共同目标，这一点谁都清

楚。艰难的工作在战后，那时，各种不同的利害关系往往会使同盟国分裂。

 

斯大林，于雅尔塔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中欧和东欧的革命，导致了革命对西欧的威胁。第二次世界

大战却没有激起类似的动乱。革命并没有震撼欧洲大陆，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

世界大战带来了更大的物质损失和政治混乱。一个原因是平民大众极度疲乏。过去6年

中，他们经常遭到来自空中的轰炸，经历了大规模的战乱，许多人还因逃难、作苦力或

被监禁而不得不离开家园。平民中被打死的达1000万，其中600万为犹太人，士兵中被

打死的则达1500多万。这一伤亡数字大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伤亡数字的两倍，所蒙受的

物质损失则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物质损失的13倍。

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穷困和混乱。单在战争的前三年半中，就有

3000万欧洲人逃离或被赶出他们原来的家园，战争给束后，同盟国军队和国际救助机构

将120O多万“难民”遣送回国，不过，仍存在着一个由100多万不愿回家的人组成的坚

强核心，他们多半为来自东欧的反共产主义者。诸民族的这种大规模的重组和伴随而来

的寒冷、饥饿和疾病一起使大多数欧洲人疲惫不堪、垂头丧气，不想革命。

获胜的同盟国军队对整个欧洲的占领同样是决定性的。苏联红军与英国人和美国人

一样，镇压了反抗，消除了混乱。社会结构方面的革命确在东欧出现过，但它是一种由

莫斯科指挥的、强加的革命。欧洲各共产党都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驯服工具，而不是本国

革命的鼓动者。因此，苏联、英国和美国在希特勒垮台后有效地控制了欧洲的发展。正

是这三大强国应对逐渐破坏战时大同盟、引起冷战的那些政策和事件负责。

 

一、战时的团结

 

在战争年代中，西方列强和苏联不得不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威

胁。就在希特勒入侵苏联的那一天，丘吉尔宣布；“苏联的危险就是…我们的危险，也

是美国的危险，正如苏联人为保家而战的事业是全世界自由的人们和自由的民族的事业

一样。”

两个月后，即1941年8月14日，丘吉尔和罗斯福发表了《大西洋宪章》，在这一宪

章中，他们以理想主义的措词宣布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原则。1942年5月，英国和

苏联签订了为期20年的互助条约，第二个月，美国和苏联又签订了《美-苏租借协定》；

这两个协约是同盟国合作的具体表现。合作的另一表现是1943年6月苏联人决定解散他

们为推翻世界资本主义而于1919年建立的共产国际、鉴于他们同西方列强的友好关系，

苏联人这时断定共产国际已没有用处，不过应该指出，这一决定实际上并不意味着什么，

因为到1939年时共产国际的主要官员已转入党中央书记处，他们在那里继续发挥作用。

同盟国战时合作的另一结果是1943年11月成立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这一

国际机构紧跟在军队的后面，向已被解放的国家提供各种救济，直到新的国民政府能负

起责任时为止。它于1944年春开始工作，到1948年9月解散时，它已分发了主要源自美

国的2200万吨物资，包括食物、衣服和药品。它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希腊、南斯拉夫、波

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意大利。如果没有它所作的贡献，战后欧洲的贫困和苦难

实际上会更严重。

战争临近结束时，这种由共同的危险促成的合作开始动摇。合作者们为了各自心目

中的战后的国家利益宁愿牺牲团结。因此，随着和平的到来，大同盟因内部不和而分裂

了，两、三年内便为时常象要变成热战的冷战所取代。

同盟国的政治家在战争年代中未能认真地为战后的和解拟定计划，这一点加速了大

同盟的分裂。战争初期，他们确制定了《大西洋宪章》，这一宪章由丘吉尔和罗斯福于

1941年8月14日在美国巡洋舰“奥古斯塔号”的甲板上签署。它规定，战后的世界应没

有贫穷和恐惧，在这个世界中，未经有关民族同意不能改变领土现状，每个民族自己决

定政府的形式，所有国家的经济机会均等，解除侵略国的武装。不幸的是，人们没有为

明确地、切合实际地应用这些理想主义的原则去解决等待着和平结局的各种问题而作出

什么努力。1943年，在卡萨布兰卡、魁北克和德黑兰召开的会议都主要致力于军事战略，

战后问题只是偶然地、笼统地被提及。

 

到1944年秋时，政治上的争端已不再能避免。苏联红军向多瑙河流域上游的推进正

迫使德国人撤离巴尔干半岛，共产党领导的抵抗阵线的战士正填补这一真空。一个由共

产党控制的巴尔干半岛的前景驱使庄吉尔于1944年10月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会晤。这两位

领导人很快就对在这一有争议的半岛上划分的势力范围达成一致意见。保加利亚和罗马

尼亚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希腊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南斯拉夫则是英苏共同势力范围

内的缓冲地带。这样，丘吉尔为了应付战略形势不利这一燃眉之急，不得不承认苏联在

巴尔干北部的优势，以便维护英国在希腊的传统的首要地位。

就在丘吉尔与斯大林在莫斯科谈判的同时，英国军队正开始在希腊登陆。他们紧随

撤退的德军之后向北推进，但发现希腊抵抗部队已在他们之前占领了所有的城镇。这些

由纪律严明的共产党人领导的抵抗部队没有进行抵抗，因为这些共产党人忠顺地遵循克

里姆林宫会时的方针。如果这些共产党人知道斯大林满不在乎地处置他们的国家，他们

是否还会如此与人方便呢？思索一下这个问题是很有趣的。总之，他们向英国的小股部

队表示欢迎，虽然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能象有民族主义精神的铁托当时在南斯拉夫

所做的那样，轻易地阻挡英国军队前进。

尽管希腊抵抗部队一味顺从，但事实仍然是：在德国人撤离时，他们是这个国家中

占优势的军事力量。对丘吉尔来说，这是一种无法容忍的局面。11月7日，丘吉尔告诉

他的外交大臣艾登说：“依照我的看法，在为换取在希腊的行动自由而向苏联付出我们

的代价之后，我们应毫不犹豫地动用英国军队去支持由M．帕潘德里欧领导的皇家希腊

政府。”明确地说，丘吉尔的问题是如何有把握地做到解除抵抗部队的武装，以使国家

政权转到合法的皇家政府手中。各种解除武装的方案给提了出来，但没有一个能使双方

满意。这一争端促成了一场最终发展成激烈、残酷的雅典战役的武装冲突。英国和印度

联军从意大利迅速地开进了雅典，经过一个月的战斗之后，抵抗部队撤离了该地区。

2月12日，双方签订了和平协定（《瓦尔基茨停战协定》），协定规定，抵抗部队

交出他们的武装，作为回报，英国应许希腊进行选举和就国王回国问题举行公民投票。

这样，丘吉尔保住了在莫斯科时分配给他的势力范围：在战后数年中，希腊一直站在西

方一边。同样重要的是，在丘吉尔驱散左翼抵抗部队的战士时，斯大林意味深长地保持

沉默。英苏有关巴尔干问题的秘密协议在当时是生效的、起作用的．

 

二、雅尔塔会议

 

1945年2月，雅典的战斗刚刚停止，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便在雅尔塔聚会，举

行了他们在战时的最后一次会议。随着盟军从四面八方集中到德国，有关战后解决办法

的种种问题这时不得不予以专门的、实际的考虑。他们在就远东问题达成协议时几乎没

遇到什么困难。斯大林同意在欧洲战争结束后的60天内向日本宣战。作为回报，苏联将

重新获得千岛群岛和1905年丢失给日本的领土和特许权，其中包括萨哈林岛南部、旅顺

港海军基地的租借权以及与中国共同经管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权利。

关于德国，这次会议推迟了对包括赔款和边境问题在内的大多数问题作出决定的时

间。不过，会议一致同意，德国应划分成四个占领区（其中一个属法国），由盟国对德

管制委员会管辖。位于苏联占领区内的柏林应由四国共同占领和管理。引起战后重大冲

突的一个原团是未能就保证西方进入首都柏林这一问题达成明确的协议。

在雅尔塔进行的大多数谈判都与东欧新解放的国家有关。斯大林在这一地区处于强

有力的地位，因为他的军队已解放并实际占领了这一地区。此外，西方盟国和苏联早些

时候已同意，在战争结束之前，每个大国应对其军队在作战过程中所经过的那些地区的

政治发展实行监督。正如美国一位代表詹姆斯·F，贝尔纳斯后来所说的那样：“问题

不是我们将让苏联人做什么，而是我们能说服苏联人去做什么。”

假定是这种情况，那么，从西方的观点看，就东欧问题达成的种种协议在纸面上是

十分令人满意的。关于边界，苏联将得到经过修订的寇松线以东的波兰领土；寇松线是

在第一次世界大故后划定的，但随后被忽视了。作为补偿，波兰将得到东德的领土；对

于这一点，雅尔塔会议原则上一致同意，但推迟了作出最后的、明确的决定的时间。关

于波兰和南斯拉夫政府，斯大林同意，已在苏联支持下建立的各共产党政权应通过接受

面向西方的流亡政府的代表来加以扩大。流亡政府的代表对这种安排感到忧虑，这是可

以理解的，因为这种安排使苏联红军和共产党政府实际上合法地控制了国家。一种明白

的政策声明即《关于已被解放的欧洲的雅尔塔宣言》在理论上驳斥了流亡政府代表的疑

虑。这一宣言使三大强国承诺帮助已被解放的欧洲诸民族“建立能广泛代表所有民主人

士、能保证通过自由选举尽快成立关心人民意愿的政府的临时政府机构。……”

从表面上看，这一《宣言》意味着斯大林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让步。尽管斯大林控制

了东欧，但他已同意进行有可能使反苏政府执政的自由选举。不过，这一让步实质上是

不重要的。事实证明，《宣言》是毫无意义的，是经常发生摩擦的根源，因为各签字国

对它作了极为不同的解释。美国照字义解释了这一宣言——即可以进行自由选举，在东

欧没有势力范围。美国可以自由接受这种主张，因为前一年10月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

科达成的协议对它没有约束力。但是，英国对《宣言》有矛盾情绪，原因是莫斯科协定

使它能确保它在希腊的地位。不过，《宣言》是诱人的，因为如果照字义去实施这一宣

言，那就会使英国有机会去重新获得它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已放弃的地位。

相反，斯大林坚持莫斯科协定，认为《宣言》只是用来装饰门面的。当英国人镇压

希腊抵抗部队时，他完全保持沉默。在雅尔塔谈判期间，他明确地向丘吉尔保证说，丘

吉尔可以“完全信任”他的希腊政策。作为回报，斯大林希望西方列强能尊重他在巴尔

干半岛北部的首要地位。当英国人逐渐与美国人一道要求严格实施《宣言》时，他既吃

惊又愤怒．斯大林在这一点上不肯让步，认为东欧各“友好”政府是苏联安全的先决条

件。

这一关系重大的争端在1915年7月至8月在波茨坦举行的下一个三国会议上变得十分

清楚。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告诉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说：“美国真诚

地希望苏联能与友好的国家为邻，但我们认为，它们应寻求人民的友谊，而不是寻求某

一政府的友谊。因此，我们希望这些政府能代表人民。”如果贝尔纳斯未察觉到他的建

议从根本上说是矛盾的，斯大林准备以其粗暴的坦率开导他说：“这些国家中任何一个

由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都将是反苏的，我们不能容许。”“友好”政府和“由自由选举

产生的”政府之间的矛盾是大同盟在以后几个月中分裂的一个主要原因。

不过，这还是以后的事。虽然在雅尔塔的对话很坦率、谈判很艰难，但会议总的来

说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所达成的决议在当时也受到了欢迎，被认为是合理的、极

有价值的。当时，人们并不象某些人后来所声称的那样认为斯大林已得到了一个“赠

品”。相反，人们普遍地对雅尔塔会议表示欢迎，认为它是大同盟的顶峰。

 

三、联合国

 

战时同盟国的合作随着联合国的成立而再次表现出来。1944年秋，在华盛顿郊区的

敦巴顿橡树园，四大“发起国”——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一拟定了联合国宪章的

最初草案。在1945年4月至6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会议结束时，50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最后

的宪章，大约4个月后，波兰也签署了这一宪章。到1964年年底时，联合国会员国已增

加到115个（1965年3月减为114个，当时印度尼西亚退出了联合国）。新会员国中有些

是战时的敌人或中立国，但大多数是亚洲和非洲新独立的国家，亚非会员国在1964年时

共有59个，而在1945年的51个创始会员国中，亚非会员国只有13个。

同前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的建立是为了完成两大任务：维护和平与安全，妥善处

理国际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同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也是作为各主权国家的联盟

而建立的，它的宪章明确一规定，这个组织不得“干预基本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范

围内的事项”。

维护和平的任务主要交给安全理事会执行。安理会由11个理事国组成。其中5个是

常任理事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其他6个是非常任理事国，经理事会推

荐，由大会选出，任期两年。所有实质性问题的决议必须以5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

（和两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通过，因为人们已认识到，只有大国意见一致时和平

才能得到维护。安理会拥有解决国际争端的广泛权力。它可以采用诸如调解或仲裁之类

的和平方式，也可以强行实施经济或政治制裁。如果这些措施解决不了问题，安理会还

有权“通过海、陆、空部队来采取维护或恢复国际和平所必需的行动”。为此，宪章规

定成立一支由各会员国提供人员和装备的“国际治安部时。当冷战的破坏性影响使这一

部队无法成立时，联合国在朝鲜、苏伊士和刚果危机期间便依靠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军事

部队来进行干涉活动。

冷战大大减小了安理会的作用，因为苏联对所有使它与西方列强发生冲突的重大问

题都行使了否决权。由于安理会不能发挥作用，联合国大会能扮演比原先所预定的更重

要的角色，因为1950年，大会被授予以下权力：在安理会因常任理事国意见不一致而不

能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时，大会有权考虑安理会的事务。还应该指出，亚非国家的加入

改变了大会中的均势。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派代表参加大会，但每国只有一个投票权。

重要问题的决议必须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其他问题上，有简单多数票就够了。由于

亚非国家已开始构成全体会员国中的绝对多数，因此，它们的观点显然须予以充分的重

视。

联合国的第二个任务——反饥饿、反疾病和反愚昧——交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执行，

这一理事会制定了种种计划，这些计划的目的是要为占世界人口一半的挨饿的人提供较

多的食物，治愈占世界人口八分之一的患疟疾的人，拯救占儿童总数40％的、不满一岁

就已死去的婴儿，教育占世界成年人总数一半的、不会读书写字的文盲。为了达到这些

目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建立了许多专门机构，其中包括国际劳工组织、粮食及农业组

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同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在各种非政治性活动方面十分成功。但又同国联一样，它

在执行维持和平这一主要任务方面却成绩时好时坏。它通过提供保持友好关系的媒介，

帮助防止了大国间的全面战争。它已制止了不涉及大国重大利益的印度尼西亚、以色列

和克什米尔这些地区的战争。但是，它未能阻止朝鲜、阿尔及利亚、埃及和越南的一系

列局部战争即“灌木林火”战争。在1962年的极度危险的古巴危机中，联合国也没有举

行任何磋商会议。尤其在欧洲大陆，联合国被证明几乎是软弱无力的。在那里，冷战扩

大了共产党集团和非共产党集团之间的鸿沟，这一鸿沟最后宽到不可逾越的程度。因此，

各大国自行其是，组织了相对抗的安全防卫体系，对每次危机都独自作出反应。同国联

一样，联合国的主要困难在于：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它能提供一台解决争

端的机器，但却不能下令使用这台机器．

 

四、和平条约

 

联合国成立两个月后，日本投降，远东的战争结束了。这时，获胜的同盟国能专心

致志地筹建和平。它们的外交部长在伦敦、巴黎和纽约进行了长期谈判。最后于1947年

2月顶日在巴黎与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芬兰分别签订了和平条约。

所有这些条约都强迫战败国赔款，限制它们的军队，重新划分它们的边界。意大利将多

德卡尼斯群岛让与希腊，将萨扎尼岛割给阿尔巴尼亚，将几块小飞地让与法国，将威尼

斯朱利亚割给南斯拉夫，意大利还失去了的里雅斯特地区——这一地区被建立为“自由

区”。当最后提到的这项安排直到1954年仍不能实行时，意大利便并吞了这座由意大利

人占优势的的里雅斯特城，而南斯拉夫则占领了“自由区”周围的农村地区。意属非洲

殖民地被置于英国的暂时托管之下，它们的最终地位有待以后决定。

在巴尔干半岛，保加利亚将它占领的希腊和南斯拉夫的领土归还给了这两个国家，

但它得到了它在1919年丢失给罗马尼亚的多布罗加南部地区。罗马尼亚将比萨拉比亚

（从1812年到1918年曾为俄国所占有）和布科维纳北部地区（主要由乌克兰人居住）让

给了苏联，但它收复了战争期间曾为匈牙利所侵占的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地区。在东欧，

还有一些不包括在卫星国条约内的领土变更，如：苏联从捷克斯洛伐克手中获得乌克兰

人占多数的喀尔巴阡-拉瑟尼亚地区，并得到了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立陶

宛和爱沙尼亚。尽管苏联对这些波罗的海国家提出主权要求的理由是它们原为沙皇帝国

的一部分，但西方列强仍不愿正式承认苏联对它们的并吞。

与这些卫星国条约的条款同样重要的是在他们的谈判中长期存在的外交上的争论，

它加速了大同盟的分裂和冷战的来临。这次谈判的气氛完全不同于雅尔塔会议上的气氛，

苏朕力求为轴心国的那些现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卫星国获得有利的条款，而西方列强则因

类似的原因而捍卫意大利的利益。到条约签署时，意大利已被接受为西方的军事盟国，

而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则已成为苏联的忠顺的卫星国。这些条约也许会因为承

认了东欧的新的共产党政权而为以后的人们所记得。战争期间，丘吉尔时常宣称、他决

不允许苏联的势力范围向西扩展到北起什切青、南到的里雅斯特的一条线上。然而，正

是西方列强在巴黎签订和约时同意苏联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这条线上。这样做时，它们

承认了欧洲的一种新的均势——在这一均势中，布加勒斯特、索菲亚、布达佩斯与布拉

格和华沙一起面向莫斯科，而不是面向巴黎和柏林。

 

五、东、西方冲突的根源

 

同盟国在签署卫星国条约之后未能马上与其他敌国缔结相应的条约。过了几年之后，

才同日本和奥地利达成和平协议，但与德国的和约仍未签订。调解的中止反映了东、西

方之间日益严重的不和。这种不和在很大程度上也可用德意志帝国和日本帝国崩溃后在

欧洲和亚洲出现的巨大的权力真空来予以解释。这些真空在政治领域同在物质世界中一

样是不自然的、暂时的。很明显，战争一结束它们就注定要被填补。问题仅在于由谁来

填补、如何填补。

这一重大问题涉及到权力关系的根本性的再调整。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样的再

调整也是难以作出的、充满危险的，正如拿破仑战争后的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危

机所表明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传统的权力斗争中新增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争

端，权力关系再调整的进行变得更复杂、更危险。

在远东，由于美国在对日战争中起主要作用，并毫不犹豫地在和平解决及战后事务

中扮演相应的角色，形势变得很单纯。在欧洲问题却复杂得多。美国对它在欧洲的地位

有矛盾情绪，因为美国人历来讨厌在和平时期卷入旧世界的事务。这种厌恶在美国民众

的立即“让孩子们回家”的呼声中表露出来——其实，这个任务完成得很迅速，战后不

出两年，美国军队已从1200万人减为150万人。

美国的决策者们以为，由联合国处理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恢复这类较大的问题

会抵消他们从欧洲的突然撤离。他们还以为，战争结束时在已被解放的欧洲各国建立的

临时政权很快就会为自由选举后产生的政府所接替。因此，他们预计，随着苏联在东欧

居支配地位、英国在地中海和中东居支配地位、法国在西欧居支配地位，随着所有战时

的同盟国互相合作、牢固地控制德国，旧世界会找出公平的解决办法。

这些设想一个一个地都被证明是没有道理的。联合国安理会因苏联行使否决权而陷

于瘫痪状态。在东欧，没有出现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而是出现了苏联控制下的、略

加伪装的工具——“人民民主国家”。所预计的欧洲均势也被打破了，因为英国和法国

虽在名义上仍有“大国”的称号，但实际上已不是苏联的对手。

当美国正在撤离欧洲时，苏联却正在使自己在其东欧保护区内处于稳固地位。苏联

的目标是：扩张领土，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沙皇的疆域；索取巨额赔款，以帮助补偿

毁灭性的战争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在东欧建立能防止西方进一步入侵的“友好”政府。

由于苏联努力追求这些目标，便与西方列强发生了直接的、愈来愈尖锐的冲突。西方列

强拚命反对“人民民主国家”，认为它们代表苏联地方总督，而不代表有关国家的人民。

作为答复，苏联人一再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有关希腊右派恐怖主义的报道；在希腊，雅

典战役之后的各届政府都得到了英国的支持。正如詹姆斯·贝尔纳斯所说的那样；“每

当苏联人遇到使他们烦恼或使他们处于守势的问题，总是从希腊收集英国和美国的新闻

报道，发动反攻，这是他们标准的工作程序”。

东、西方在德国的冲突更为严重，因为东、西方在那里下的赌注更大。战争的结束

使德国没有中央政府。有的只是地方官员，在东部甚至连地方官员也没有，因为他们在

不断推进的苏联红军到达之前就已逃走了。为了占领德国，同盟国将它分为四个占领区：

东区（苏占区）、西北区（英占区）、南区（美占区）及与法国接壤的、较小的西南区

（法占区）。柏林也同样被划为四个区，为确保政策的一致性，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就

设在这座城市里。

当占领国面对管理德国的具体问题时，它们发现各自的目标和政策根本不同。苏联

人要求巨额赔款，还想进行一场将他们的占领区转变为另一个“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

革命——如果可能，他们还希望这场革命能将整个德国转变为另一个“人民民主国家”。

为此，他们赞成建立一个能促进其最终的共产化、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德国。同苏联人一

样，法国人也决意要索取大笔赔款，但他们愿意建立一个松散的联邦，他们认为，松散

的联邦对法国安全的威胁较小。英国人和美国人同法国人一样赞成建立一个联邦制国家，

但他们在经济问题上反对法国人和苏联人。

1944年9月，罗斯福和丘吉尔接受了条件苛刻的“摩根索计划”，该计划是由美国

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提出的，其目的是要把德国改变成一个工业结构大为缩小的田

园式国家。尽管这一目标在当时很诱人，但最终还是被放弃了，因为这一目标无法实现，

除非让大多数德国人挨饿。当美国和英国发现必须将大量的粮食运入其人口稠密的占领

区时，经济上的现实问题变得更加明显。大批德国难民已从东德和日耳曼少数民族在那

里生活了数世纪之久的中东欧各地区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些占领区。为了供养人数已剧增

的全体居民，伦敦和华盛顿认识到必须扩大而不是压缩德国的工业生产。苏联人的反应

自然是对此表示怀疑和不满。

围绕赔偿问题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先前，在1945年7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

上，美、英、苏三国已一致同意苏联应从德国得到100亿美元的赔款，主要的办法就是

提取德国的国外资产，拆除苏联占领区内的工业设备和西方占领区内不为当地经济所需

要的工业设备。苏联人立即着手拆除东德的工厂，将工厂设备运回本国，同时还拿走了

德国工厂当时的产品；后一种做法是违背波茨坦协定的，这也是苏联人不愿让他人检查

东德经济的原因。作为报复，美国人和英国人于1946年5月停止将他们占领区内的赔款

交给苏联，并一再提高所允许的德国工业的水平。1946年12月，英国人和美国人又采取

了下一个行动，将他们的占领区合并成一个经济“双占区”。

到1947年初时，对德国实行的四国管理已经失败。为了解决冲突，四巨头会议于

1947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美国人和英国人坚决主张对德国实行经济统一，法国人和苏

联人则表示反对。经过6周徒劳无益的争论之后，会议宣布休会。会议的失败连同此时

宣布的“杜鲁门主义”一起被有些人认为是冷战开始的标志。

 

六、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

 

随即到来的冷战的最引人注目的表现是1947年3月杜鲁门总统对希腊内战的干预。

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前一年秋天就已在希腊北部山区出现。重新爆发内战的一个原因是

经济状况太糟，使许多穷困的农民加入了起义者的队伍。另一个原因是国际形势日益恶

化，使苏联集团嗽使和援助游击队反对英国支持的雅典政府。最后一个原因是虽然结束

雅典之战的《瓦尔基茨停战协定》规定实行大赦和正常的政治程序，但右派分子却不顾

这一规定，迫害政治上的对手。右派分子的镇压十分残酷，以致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

干1945年8月5日致电雅典说，他很关心有关“右派分子违反《瓦尔基茨停战协定》的暴

行”的报道。

这些情况促使民众大力支持起义，起义从北部山区扩大蔓延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和一

些较大的岛屿。镇压起义可能成功的迹象似乎很不明显，因此，希腊面临着长期内战的

前景，存在着共产党最终获胜的可能性。1947年2月24日，这一形势变得十分危急，因

为英国政府这时宣布它不能提供确保战胜起义者所必需的大规模援助。如果没有伦敦的

进一步援助，雅典政权很可能无法维持到这一年年底。杜鲁门总统为应付这一紧急情况

宣布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原则。这一原则的主要内容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支持那

些正在抵抗拥有武装的少数派集团或外来压力的征服企图的自由民族。”杜鲁门在阐述

这一原则时说，“希腊的生存如今正受到威胁，”他要求国会拨出4亿美元援助希腊和

土耳其。这样，英国交出了它在希腊维持了一个世纪的首要地位，而美国则负起了阻止

共产党在地中海东部扩大其影响的责任。

事实证明，这一任务比预料中的还要艰巨。美国向雅典派遣了经济和军事代表团；

1947年3月至1919年6月间，美国为军事上的目的大约花费了4亿美元，为经济援助大约

花费了3亿美元。希腊政府军尽管得到如此慷慨的援助，还是不能制服敌人。游击队每

当处境困难时就分散开来，在新的地方又大干起来。1947和1948年的战役证明都是非决

定性的。1949年，这种均势发生了对希腊政府有利的决定性的转变。由于铁托元帅和斯

大林闹翻，铁托封锁了南斯拉夫边境，阻止苏联向站在斯大林一边的游击队提供任何援

助。同时，雅典军队为了打一场灵活的进攻战而不是镇守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正在重

新接受美国军官的训练。因此，1949年秋，国家军队能将游击队赶出他们的山区据点，

并能到达和封锁北部边界。

在经济领域中，与杜鲁门主义相似的东西是马歇尔计划。1947年6月5日，国务卿乔

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讲话时指出，至少在以后几年中，欧洲的需要大大超过了它的支

付能力。他又说：“美国应尽最大努力帮助恢复世界正常的经济繁荣，如果不这样做，

就不会有政治上的稳定和有保证的和平——这是符合逻辑的。”在马歇尔主张提供援助

后的第二年春天，欧洲复兴计划即通常所称的马歇尔计划业匕已定。到1951年12月31日

这一计划终止时，美国为支持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总共支付了125亿美元。这一巨大投资

和欧洲的人力物力一起，使欧洲能迅速复原，使欧洲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超过了战前

的水平。但是，从东、西方间的关系这一角度看，马歇尔计划是走向冷战的最后一步。

援助是不分意识形态，向所有国家提供的。然而，莫斯科却把这种提供说成是反共产党

的策略，命令曾有意接受援助的捷克人和波兰人予以拒绝。1949年1月，莫斯科设立了

经济互助委员会（莫洛托夫计划），将它作为东欧的、与马歇尔计划相当的东西。

这样，共产党世界和西方世界给区分开来了。这时，冷战已全面展开，在以后的5

年中，一个又一个危机不幸地接踵而来。

 

七、欧洲的冷战

 

为了有效地进行冷战，东欧各共产党联合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于1947年9月成

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一名称使人想到成立这一新机构只是为了收集情报，但

实际上，它重新开始了1943年5月解散的共产国际的工作。它使各成员党在反对“英美

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互相配合，例如，支持1947年年底由共产党控制的法国工会发起的

起义性总罢工。

1948年2月，共产党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夺取了全部控制权，从而消除了西方势力在

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最后一个桥头堡。这个小共和国早些时候已试图在东、西方之间走一

条中间道路。在外交方面，捷克人接受了苏联的领导，但在内政方面，他们力图维护某

些个人自由，这些自由曾使他们的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几年中成为中东欧唯一实

行民主政体的国家。当共产党人利用他们控制的警察和富于战斗性的“行动委员会”来

接管政府时，这种维持民主政体的尝试结束了。据说，因精通西方学问而闻名的外交部

长扬·马萨里克已在1948年3月自杀身亡。5月举行的选举使共产党获得了所期望的多数

选票。第二个月，大战前也领导过这个国家的年高德助的爱德华·贝奈斯总统被迫辞职。

共产党领袖哥特瓦尔德接替了他的职务，这样，除芬兰外，整个东欧这时全在共产党的

控制之下。

比共产党接管布拉格更引人注目的是始于1948年6月的拖得很久的柏林空运危机。

由于苏联人未能劝阻英国人和美国人不建立单独的西德政府，便采取报复行动，切断了

通往柏林西方国家三个占领区的铁路和公路。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随着柏林四国政府

的结束，西方列强没有必要再留在这座城市里。美国人进行了回击，他们通过前所未有

的空运向西方国家占领区的200万居民提供粮食、煤和其他必需品。到1949年春时，空

运已取得明显的成功，5月，苏联人宣布停止封锁。是月，西德议会正式通过了即将成

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基本法》，而东德人民代表大会则完成了“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的宪法。9月，联邦共和国在西德正式成立，第二个月，民主共和国也在东德

成立。冷战就这样将德国切成两半。

共产党各种好斗的表现——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变、柏林的封锁和希腊的连续不断的

内战——使西方列强相信，有必要建立一些防御联盟体系。1947年3月，英国和法国缔

结了一个军事盟约（《敦刻尔克条约》），1948年3月，这一盟约扩大到包括比利时、

荷兰和卢森堡三国（《布鲁塞尔条约》）。不过，很明显，西欧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便

不可能得到保护，因而，新大陆也参与了1949年4月4日华盛顿《北大西洋公约》的签署。

这一公约包括美国、加拿大、《布鲁塞尔条约》的5个参加国：意大利、葡萄牙、丹麦、

冰岛和挪威。后来，希腊和土耳其（1951年）以及西德（1955年）也加入了这最初的12

个缔约国。这一公约规定，“武装进攻一个或更多的”缔约国，无论是在欧洲、北非还

是在北美，“都将被认为是对所有缔约国的进攻”。最初，公约仅要求建立北大西洋理

事会，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北约组织成立了一支由一个司令部指挥的联合防御部

队。这支部队主要由美国提供资金。它的最高统帅也是美国人，不过各缔约国按规定提

供了若干师。这支部队从未强大到足以阻止苏联的大规模侵略，但它能打一场代价高昂

的阻滞战，能促使苏联人在向西推进前三思。

其时，苏联已在东欧作出相应的政治和军事安排。甚至在大战结束前，斯大林就已

与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波兰分别缔结了互助条约，到1948年时，又与前轴心国的

卫星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签订了类似的条约。1955年5月，苏联与东欧

各国缔结了一个更正式的、更广泛的军事盟约。这就是《华沙条约》，它是东方集团对

《北大西洋公约》所作的反应。于是，除德国外，欧洲也被冷战切成两半——在美国保

护下武装和组织起来的西欧和在苏联保护下武装和组织起来的东欧。

 

八、远东的冷战

 

1950年，冷战的焦点入欧洲转移到远东。这时，东方与西方在欧洲已成均势。但是，

远东的均势却为一个重大发展——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一所打破。正如布尔什维克

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副产品一样，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

副产品。

蒋介石在1928年就已成为中国的主人，但从一开始起，他的国民党政权就受到了两

大不共戴天之敌—一国内的共产党人和国外的日本人——的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他的处境变得特别困难。这个国家被分割成三部分：由日本人控制、由南京傀儡政府进

行管理的东部，由以延安为首都的共产党人控制的西北部，由以重庆为首都的蒋介石的

民族主义政府统治的西部和西南部。

蒋介石的政权正是在战争的几年中遭到了无可弥补的破坏。以往，蒋介石一向依靠

保守的地主阶级和较开明的大商人的支持。日本人侵占东部沿海地区时，大商人多半被

消灭，蒋介石只剩下内地自私自利的、目光短浅的地主的支持。他的政府变得越来越腐

败，不能对遭连年战争蹂躏并因此而觉悟起来的农民的需求作出反应。共产党人则与日

益腐败的国民党截然不同，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实行土地改革，从而赢得了农民群众的支

持。他们还有一个纪律严明、十分有效的组织，这一组织使他们控制的地区摆脱政治和

经济混乱、恢复秩序。此外，他们还比民族主义者更成功地将自己描绘成是为赶走外国

侵略者、恢复中国的统一、自尊和伟大而献身的爱国主义者。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的形势就是如此。日本的投降使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为接

管日本人在中国的占领区而展开激烈的争夺。共产党人命令他们的军队接管日本人占领

的地区，蒋介石立刻取消了这些命令，坚持认为，没有他的命令共产党人不得采取任何

行动。但共产党人并不理睬他，于是，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之间发生了冲突。随着

内战的迫近，美国派来了一个以乔治·马歇尔将军为首的代表团，企图使双方通过谈判

达成解决办法。但无论哪一方都不能克服自己对另一方的恐惧和怀疑，马歇尔的调解失

败了。到1947年时，最后的较量已即将到来。

共产党人占领了大城市周围的农村，他们得到了苏联人的支持，苏联人将日本人在

满洲交出的武器转交给了他们。民族主义者由于得到美国海、空军在运输方面提供的帮

助，占领了包括南京在内的各大城市，还速调军队北上进入满洲。后一行动在战略上是

一大失策。国民党军队发现自己在满洲处于无法防守的境地，不得不于1948年秋向中国

红军投降。一连串类似的军事失败很快接踵而来。共产党军队从满洲突然发起猛攻，攻

克了华北各大城市。到1949年4月时，他们已在横渡长江，向华南地区成扇形展开。当

时，美国驻南京大使向华盛顿报告说：“共产党之所以能极为轻易地渡过长江，是因为

［国民党］丢失了一些极重要的据点、最高指挥部意见不一、空军未能给予有效的支

持。”

共产党的强大军队在南方甚至比在北方推进得更迅速。到1949年年底时，它已占领

整个中国大陆。蒋介石逃往台湾岛，而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则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

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实际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的

一个转折点。

1949年以后的几年中，共产党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了中国。他们强行推行一种

统一的、全能的结构，并将它扩大到每个城市、每个村庄和每个家庭，以取代过去那种

权力分散的松弛的政治状态。在这一结构顶端的共产党人能深入到每个公民中去，安排

他们从事新的工作，迫使他们以新的方式生活和思维。他们削弱陈旧的家庭体制、结束

妇女的低下地位、无视古老的经典而支持有助于建设新社会的新的文学艺术，从而根除

了传统的儒家文化。由于共产党人的管辖达到如此严密的程度、他们的工作效率又如此

之高，他们能在短短几年内实现农业集体化并大大地加速工业化。而这，又使中国成为

世界上的一大强国，被人不安地看作是一个令人畏惧的好斗的国家，而不是一个被授以

贪婪的目光、即将被瓜分的弱国。

这一巨大变化影响到整个世界。华盛顿和其他首都都在密切注视着新中国，尤其是

在它介入朝鲜、西藏和印度北部的战争之后。莫斯科同样地关注着中国，特别是在赫鲁

晓夫和毛泽东之间出现历史性的分裂以后。那些不发达的独立国家也很有兴趣地注意着

中国——注意着中国共产党为了自力更生地改善中国的境况而正采取的种种办法。中国

的人口极其众多——据北京国家统计局统计，1953年时的人口为582603417人——因此，

即使中国仍是一个不发达国家，它也会是世界上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当世界四分之一

的人口进入一个极为生气勃勃的阶段时——中国1949年时的情况就是如此——人们完全

有理由断言，世界历史上已出现一个转折点。

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对美国来说是一大失败。不过在日本，战后的占领由美国作

主。日本与德国大不相同，由同盟国的一个最高指挥部管辖；该指挥部包括了各同盟国

的代表。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将军和绝大部分占领军都是美国人。

麦克阿瑟下达的命令是：解除这个国家的武装、使它非军事化，发展民主制度，建

立一种能独立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因此，他遣散了帝国的陆军和海军，取缔了爱国主义

组织，剥夺了加在天皇裕仁身上的神性，除去了教育中的军国主义成分。1947年，他颁

布了一部将天皇的统治权转交给人民、保障个人权利、允许妇女与男人享有同等地位的

民主主义宪法。在经济领域中，最重要的措施是大规模地重新分配土地。到1952年时，

90%的可耕地已归从前的佃户所有。但是，搞垮曾控制了战前的工业、财政和对外贸易

的财阔的尝试却不太成功。最初的反财阀措施被废除，因为人们认为这些措施阻碍了经

济的恢复。

尽管对日本的占领远不象共产党在中国造成的大变动那样具有革命性，但还是对这

个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人以往一向愿意接受外国的方式，但从未达到过他们自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有的程度。在这场斗争中遭受的巨大失败使人们对旧秩序产生了

怀疑。年轻的一代在寻找新的模式、新的领袖，而且他们这样做受到了很大的鼓励。

到1951年即这一占领已达到其大部分目的时，美国和大多数同盟国与日本缔结了和

约，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和苏联不在缔约国之内，它们认为和约的条款过于宽厚。和约

恢复了日本的主权，但这一主权仅限于日本的四个大岛。和约除了允许美国在日本保留

军事基地外，对日本没有任何军事或经济限制。美国还获得了对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

和日本原太平洋托管他的托管权。日本除了放弃台湾外，还让出了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

南部（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南部已划给苏联），但是，以后如何处置这些岛屿的问题尚

未得到解决。实际上，这一和约使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阵地的主要堡垒。为了支持这一

堡垒，美国在战后的头6年中花费了约20亿美元。由于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

需要各种商品，日本取得了十分惊人的经济进步，到1970年时，它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

苏联的世界第三大工业强国。

当时，在远东同在欧洲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冷战。苏联支持毛泽东，

尽管这种支持来迟了些，美国则妄想让蒋介石继续充当中国的统治者。相反，在日本，

美国对占领起了决定性影响，并利用这种占领进一步为自己谋利，苏联代表则进行抗议，

尽管这种抗议不起作用。一旦在中国和日本使上述结局明显地稳定下来，便出现了国务

卿迪安·艾奇逊所说的象在欧洲一样“结束混乱”、形成均势这种希望。1950年，当朝

鲜爆发战争、冷战变为热战时，这种希望破灭了。

 

九、朝鲜的热战

 

朝鲜的悲剧在于：它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一座天然桥梁。中国和

日本曾多次为争夺朝鲜而交战，俄国偶尔也为争夺朝鲜而参战。从1895年起——正式地

说从1910年起——朝鲜已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此后，它实际上是一个殖民地，不过，

独特的是它由亚洲人而不是由欧洲人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

上，美国、英国和中国宣布，朝鲜应“在适当的时候”再次获得自由和独立。但是，日

本30余年的统治使朝鲜缺乏自治所必需的经验。因此，获胜的同盟国决定，在不超过5

年的时间内，朝鲜虽然独立，但仍由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托管。

随着日本的投降，美国和苏联军队源源不断地开入朝鲜。为了军事上的方便起见，

他们将北纬38度线定为其军事行动的分界线。同在德国一样，冷战的到来使分割朝鲜的

这一临时分界线牢牢地固定下来。苏联人在他们的占领区建立了一个由共产主义新人民

党控制的政权，美国人则在南方依赖说英语的朝鲜人，这些人通常都是保守的上层阶级

的成员。1948年8月，“大韩民国”在南方宣告成立，由李承晚博士任总统。一个月后，

北朝鲜人也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任首相。

这两位领导人本身就是两大占领区之间根本差别的象征。金日成当时只有30多岁，

是莫斯科培养的朝鲜共产党的书记，从1931年起，一直是反日的地下抵抗组织的战士。

李承晚是一位70多岁的老资格的政治家，从20世纪初起，就在同日本人作战。他是哈佛

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是伍德罗·威尔逊的学生和信徒，是卫理公会派的传教

土，曾作为朝鲜流亡政府的首脑在中国和美国生活了几十年。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曾企

图在分别以金日成和李承晚为首的两个政权之间进行调解，但没有成功。这两位领导人

互相极力反感，因此，1949年9月，这个委员会警告说，朝鲜有爆发内战的危险。

1950年6月24日，内战真的爆发了，当时，北朝鲜军队为了“解放”南朝鲜，突然

越过了三八线。几小时之内，联合国的那个委员会报告说。南朝鲜已成为侵略的牺牲品。

第二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美国提出的要求立即停火、要求北朝鲜军队撤回到三八线

以北的提案。同天下午和第二天，杜鲁门总统与他的顾问们协商，决定给南朝鲜以全面

的军事援助。6月27日，安理会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向大韩民国提供击退武装进攻、恢

复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必需的援助。”于是，联合国在其短暂的历史上第一次决

定使用武力。安理会的决定之所以能获得通过，仅仅是因为苏联为了抗议安理会不准共

产党中国取代民族主义中国加入联合国而暂时拒绝参加安理会会议。

联合国有40个会员国响应安理会的呼吁，提供了粮食、运输工具和医疗队，有些会

员国还提供了作战部队。但是，作出主要贡献的，除南朝鲜之外，便是美国了，麦克阿

瑟将军担任了总司令。朝鲜战争可分为两个阶段——中国介入前为第一阶段，中国介入

后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开始时，北朝鲜军队迅猛地长驱直入到离半岛南端的釜山港不

到50哩的地方。此后，1950年9月14日，一支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远远地向三八线附

近的海岸推进，并在12天内夺回了南朝鲜首都汉城。北朝鲜军队因其交通线被切断，仓

卒地向后撤退，正如他们先前轻率地向前推进一样。到9月底时，联合国军队已到达三

八线。

这时的问题是要不要越过三八线。由于拥有否决权的苏联已回到安理会，这一问题

被转交给联合国大会。1950年10月7日，大会决定“……为在朝鲜这一主权国家建立一

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政府而采取一切有组织的行动”。第二天，美军越过三八线，迅

速地占领了北朝鲜首都平壤。到11月22日时，他们已到达朝鲜和中国满洲之间的分界线

鸭绿江。

此时，随着中国“志愿军”在苏联制造的喷气式飞机的支持下发起大规模进攻，朝

鲜战争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中国军队迅速地向南推进，看上去就象在重复战争的第一阶

段。1951年1月初，他们重新占领了汉城，但联合国军队这时恢复并坚守阵地。3月，汉

城再次易主，到6月时，战线大体上固定在三八线一带。战争第二阶段最重要的特点是：

尽管中国和美国都卷入了战争，但战争还是被严格地限制在局部地区。这种情况之所以

会发生，是因为美国和中国都不认为朝鲜的未来是真正关系到重大的民族利益的问题。

因此，美国没有使用原子弹，苏联也没有出兵。战争保持在一个“小事件”的水平上，

尽管战争的规模很大。

到1951年年中时，很明显，整个战线已处于僵持状态。大规模的战斗逐渐停止了，

停战谈判开始进行。经过两年激烈的、时常中断的谈判之后，1953年7月27日，交战双

方缔结了一个停战协定。协定的条款反映了军事上的僵持状态。南、北朝鲜之间的分界

线大体上仍与战前相同。西方列强成功地遏制了朝鲜的共产主义，维护了联合国的权威。

中国人保卫了北朝鲜，使它成为满洲和西方势力范围之间的一个由共产党统治的缓冲国。

当时，朝鲜的大部分农村已遭破坏，大约10%的朝鲜人已被打死。

 

第二十七章　诸帝国的终止

 

今后，那些[海外]国家的土著也许会越来越强大，欧洲的当地人也许会越来越软弱，

因此，世界各地居民的勇气和力量也许会达到相等的程度；勇气和力量的相等引起相互

间的惧怕，从而能使独立国家因惧怕而放弃他们的不公正行为，使他们的不公正行为变

成对相互权利的某种尊重。但是，所有国家之间的广泛交往自然会——或者更确切地说，

必然会——带来知识和各种进步的相互交流，而世界上似乎及有什么东西能比这种交流

更有可能造成以上所说的力量的相等。

 

亚丹·斯密

 

我们宁要带有危险的自治，也不要平静的奴役。

 

克瓦米·恩克鲁玛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主要差别在于欧洲殖民地的结局。欧洲对

殖民地帝国的控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削弱，但还没有遭到彻底的破坏；实际上，欧

洲因获得作为托管地的阿拉伯地区而扩大了它的殖民地范围。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后。不可阻挡的革命浪潮席卷诸殖民地帝国，极其迅速地结束了欧洲的统治。i939年，

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利比里亚和南非是独立的国家，它们的独立全靠其非典型的历史背

景。其中一个国家在19世纪初期已由解放了的奴隶居住，另一个国家为居住那里的少数

欧洲人所控制。25年以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殖民地只剩下葡属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及

南非的几块属地：南罗得西亚、西南非洲、贝专纳、斯威士兰和巴苏陀兰。正如欧洲在

19世纪最后的20年中迅速地获得其大部分殖民地那样，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样短

的时期内又失去了其大部分殖民地。1944年至1970年间，总共有63个国家赢得了独立。

这些国家拥有10亿多人，大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见表1）。欧洲人在海外取得

那么多非凡的胜利和成就之后，到20世纪中叶似乎又在退回到500年前他们曾从那里向

外扩张的小小的欧亚半岛上去。

表1　亚非独立的进程

 

所摆脱的国家 年份

叙利亚 法国 1944

黎巴嫩 法国 1944

约旦 英国 1946

菲律宾 美国 1946

印度 英国 1947

巴基斯坦 英国 1947

缅甸 英国 1948

北朝鲜 日本 1948

南朝鲜 日本 1948

以色列 英国 1948

锡兰 英国 1948

印度尼西亚 荷兰 1949

利比亚 意大利 1952

柬埔寨 法国 1954

老挝 法国 1954

北越 法国 1954

南越 法国 1954

苏丹 英国 1956

摩洛哥 法国 1956

突尼斯 法国 1956

加纳 英国 1957

马来亚 英国 1957

几内亚 法国 1958

刚果共和国 比利时 1960

索马里 意大利 1960

尼日利亚 英国 1960

喀麦隆 法国 1960

马里 法国 1960

塞内加尔 法国 1960

马达加斯加 法国 1960

多哥 法国 1960

塞浦路斯 英国 1960

象牙海岸 法国 1960

上沃尔特 法国 1960

尼日尔 法国 1960

达荷美 法国 1960

刚果民主共和国 法国 1960

内非共和国 法国 1960

乍得 法国 1960

加蓬 法国 1960

毛里塔尼亚 法国 1960

塞拉利昂 英国 1961

坦噶尼喀 英国 1961

阿尔及利亚 法国 1962

布隆迪 比利时 1962

布隆迪 比利时 1962

卢旺达 比利时 1962

乌干达 英国 1963

肯尼亚 英国 1963

桑给巴尔 英国 1964

马耳他 英国 1964

马拉维 英国 1964

赞比亚 英国 1965

冈比亚 英国 1965

马尔代夫群岛 英国 1965

新加坡 英国 1966

圭亚那 英国 1966

搏茨瓦纳 英国 1966

莱索托 英国 1966

巴巴多斯 英国 1967

南也门 英国 1968

毛里求斯 英国 1968

斯威士兰 英国 1968

赤道几内亚 西班牙 1968

 

一、冷战和殖民地革命

 

殖民地臣民和帝国当局之间的斗争与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冷战是同时进行的。这两种

运动互相联系，互相影响。苏联，尤其是共产党中国，支持殖民地革命，将殖民地革命

看作是破坏西方的威望、削弱西方的力量的一种手段。相反，西方国家由于冷战方面的

原因而在殖民地问题上互相支持，尽管他们这样做时是很有保留的——因此，美国在塞

浦路斯问题上支持英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支持法国。同样，由于冷战中

的迫切需要，东方和西方在争取殖民地民族和前殖民地民族方面展开了奇特的竞争。殖

民地民族和前殖民地民族迅速地利用这种形势，设法不仅从华盛顿、伦敦和巴黎，而且

还从莫斯科和北京获取最大的援助。

尽管有这种相互联系，但殖民地革命并不是冷战的副产品。殖民地的觉醒远远先于

冷战，它至少可以追溯到1905年的俄国革命和日俄战争（见第十九章第五节）。此外，

尽管冷战在某些情况下的确影响了殖民地起义的速度和形式，但即使没有冷战，殖民地

革命无疑也会发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诸帝国的领导人阐明了他们将抓住殖民地不放的决心。1942

年，丘吉尔发表了他那常被引用的声明：他“当国王的首相不是为了眼巴巴地看着英帝

国被清理掉”。同样，1944年在自由法国政府支持下召开的布拉柴维尔会议宣布：“即

使在最遥远的将来，也决不准许殖民地获得自治。”

在大战的几年中，英国和法国的行动与这些声明是一致的。这两个大国都很少注意

殖民地民族的愿望和利益。在《大西洋宪章》中，它们曾保证：“尊重每个民族选择自

己政府形式的权利；……设法使被强行剥夺主权和自治权的民族恢复其权利。”同盟国

的政策很快就证明，这些原则被认为只适用于欧洲，而不适用于海外地区。

例如，英国人未征求国大党领导人尼赫鲁和甘地的意见就把印度拖进了大战，并与

苏联人商定共同占领名义上已独立的国家——伊朗。在埃及这另一表面上独立的国家，

英国人利用其条约所授予的特权，在开罗和亚历山大建立了他们在中东的主要基地。法

国人根据军事需要决定其“土著”的命运；各殖民地是忠于维希政府还是忠于戴高乐，

不是取决于当地居民的愿望，而是取决于法国总督或军事指挥官的决定。不过，尽管有

这些单方面的行动，但实际上，亚洲所有殖民地都在战后10年内成为独立国家，非洲所

有殖民地都在战后20年内成为独立国家。

 

二、殖民地革命的根源

 

1945年6月正式通过的《联合国宪章》规定了殖民地托管制度，用这一制度取代了

国际联盟的委托管理办法。《宪章》第76条规定，受托管国应促进被托管地居民在政治、

经济、社会和教育方面的进步，应促使他们朝自治或独立的方向发展，这种自治或独立

可能适合各被托管地的特殊环境和民族以及各有关民族所自由表达的愿望。……”

战前的委托管理这时转变为受托管理，而且联合国为其成员国将各自的殖民地置于

托管状态下作好了准备。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将自己的殖民地置于托管状态下

——南非联邦坚决要求将西南非洲作为“三级”托管地来加以管理。毫不奇怪，尽管联

合国对有些殖民地如荷属东印度群岛赢得独立确有相当大的贡献，但伟大的殖民地革命

的动力并不是来自联合国。相反，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极其有利的国际形势的产

物，是以往几十年里殖民地世界中愈来愈强大的某些历史性力量的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初的殖民主义列强空前地衰落；法国和荷兰被侵占，英国

则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遭到削弱。同样重要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民主主义情绪在诸帝国国内

得到发展。殖民地中的白人早先曾十分自信地断言“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我们比

别人强”，如今，作如此断言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他们的存在不仅受到了其臣民的

怀疑，而且受到了本国同胞的怀疑。1935年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的进攻在西欧被普遍

地认为是一种该受谴责的倒行逆施，而1956年英、法两国对苏伊士的袭击则在两国国内

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对。西方全球霸权的结束是由于西方缺乏统治的力量，同样也是由

于西方缺乏统治的意志。

此外，战后的两个头等强国美国和苏联对在损害战败的敌人和被削弱的盟国的情况

下获取海外殖民地并不感兴趣，这种情况也有助于殖民地革命。美国和苏联的确直接或

间接地控制了太平洋和东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和卫星国，但它们并没有仿照英国和

法国的做法——英法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急不可耐地瓜分了德国和土耳其的殖民地。

然而，非常奇怪的是，这时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殖民地利用冷战在苏联和美国之间挑

拨离间，并利用这两大强国赢得了独立，获得了经济援助。

亚洲短命的日本帝国也大大地促成了殖民地革命。由于日本人轻而易举地将英国人

赶出了马来亚和缅甸，将法国人赶出了印度支那，将荷兰人赶出了印度尼西亚，将美国

人赶出了菲律宾，所以，西方的军事威望遭到彻底的破坏。由于日本人以“亚洲人的亚

洲”为口号，进行宣传，所以西方帝国主义的政治基础也遭到了破坏。当日本人最后被

迫交出他们的占领地时，他们故意将武器留给当地的民族主义组织，承认这些组织为独

立的政府——如承认印度支那的胡志明的越盟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的印尼党，从而尽

可能地使西方的统治难以恢复。

不过，应该指出，未曾遭到日本人侵略的非洲人也同亚洲人一道赢得了自由，从而

有力地说明了这一事实：虽然日本人的影响很重要，但它仅仅加深了从20世纪初起愈来

愈剧烈的大动乱和愈来愈广泛的觉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系列殖民地起义反映了这

种迅速发展的运动（见第二十一章）。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这种运动随着受

过西方教育的土著知识分子的成长而获得了力量，实现了目的。成功的民族主义领导人

不是顽固守旧的马来亚苏丹、尼日利亚酋长或印度王公，而是那些曾在西方大学里学习

并注意到西方现行制度的人——如甘地、尼赫鲁、苏加诺、恩克鲁玛、阿齐克韦和布尔

吉巴，这一点并不是偶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数百万殖民地居民在同盟国和日本的军队和劳动营中服

役，这种世界范围的殖民地觉醒得到了进一步的促进。许多非洲人在英国、法国和意大

利的旗帜下作战，而200多万印度人自愿加入了英国军队，另外还有在香港、新加坡和

缅甸被俘的4万名印度俘虏签约参加了日本人资助的印度国民军。当所有这些人返回家

园时，他们必然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当地的殖民地官员和本民族领导人。当时，如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老百姓不仅受到了某些地区的战争造成的穷困和苦难的影响，而

且还受到了同盟国关于自由和民族自决的宣传的影响。

 

三、印度和巴基斯坦

 

殖民地革命中最重大的一个事件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赢得了独立。印度次大陆因其巨

大的人力物力资源，从一开始就是英帝国所依赖的部分和欧洲帝国权力的缩影。英国的

一个多世纪的统治为印度的自治做好了优于其他殖民地的准备。行政机构人员基本上已

由印度人充任;大学已培养出一代代受过西方教育的领导人；国大党表达了民族主义愿

望，并把这类愿望转到适当的方面去了（见第十五章第四至六节）。

当英国于1939年9月3日对德国宣战时，总督林利斯戈侯爵在同一天宣布印度也将参

战。国大党领袖尼赫鲁抱怨地说：“一个人，而且是外国人和令人憎恨的制度的代表，

能够不与4亿人作最起码的商讨就使他们陷入战争。…在英联邦自治领，这种决定是经

充分讨论后才被民众代表接受的。……在印度却不是这样，这让人感到痛苦。”对国大

党的抗议，伦敦粗率无礼地不予接受，直到法国的沦陷和不列颠战役的爆发造成全国紧

急状态时。这时，总督宣布，战争期间不可能实行根本的变革，但战后印度将被授予自

治领地位。国大党立即拒绝了这一提议，因而僵局仍在继续。

1942年初，日本对东南亚的突然征服从根本上改变了印度的形势。随着日本军队逼

近孟加拉国边境，印度从位于平静的偏僻小路上的勉强的同盟国转变为直接处在迅速向

前推进的敌人的道路上的国家。丘吉尔的反应是于3月22日派内阁成员斯塔福德·克里

普斯爵士去印度。克里普斯的意见是，在整个战争期间不能进行重大改革，但战争一结

束，印度就能完全实行自治，并有权退出英联邦。国大党拒绝了克里普斯的提议，于

1942年8月7日通过了“退出印度决议”，要求“为了印度、为了联合国事业的成功”而

立即独立。国大党还进一步威胁说，如果它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将进行‘非暴力的群众

斗争”。英国的反应是实行大规模的镇压：6万多人被逮捕，其中包括国大党所有的领

袖；14，000人未经审问就被拘留；940人被杀死；1630人在与警察和军队的冲突中受伤。

这是一个不仅对印度、而且对同盟国也是极关键的时刻。德国人此时已到达伏尔加

河，离亚历山大只有30哩，日本人则侵占了缅甸。德国人和日本人的巨大的钳形攻势只

是由于印度和阿拉伯国家才被隔断；印度这时因充满着不满情绪而动荡不安，阿拉伯国

家与其说是站在同盟国一边，不如说是站在轴心国一边。德国人和日本人原本无需作什

么努力便能深深地进入这些国家，使无焰闷燃的火种烧起来。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

便能完全封锁欧亚大陆，从而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

西方之所以能避免这种快降临的灾难，只是因为希特勒决定将他的各个师投入俄罗

斯平原，只是因为日本人尽管进行威胁和军事演习，却从未真正打算侵入印度。即便如

此，如果并非不可能，如果国大党当初作好了武装起义的准备，英国在次大陆上的地位

原会很不稳固。然而，在甘地的影响下，印度只进行了非暴力抵抗。不过，尽管这一抵

抗缺乏富有战斗精神的领导人，但国大党领导人的被捕却促成了城市和乡村中的罢工和

暴动；但是，这一抵抗没有计划，缺乏协调，因此，英国人能捣毁一个又一个暴动中心。

在战争剩下的几年中，英国人坚决拒绝释放国大党领导人，除非他们改变“退出印

度”的要求。国大党领导人则拒绝这样做，因而在这几年中，他们一直被监禁着。其时，

穆斯林联盟领导人真纳趁国大党陷入困境之际，说服印度的穆斯林加入了他的组织，从

而为战后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准备了条件。他不知疲倦、满怀激情地宣讲他关于一个独立

自主的巴基斯坦的教义。“穆斯林印度不能接受任何必将导致一个由印度教徒占多数的

政府的宪法……众所周知，穆斯林不是一个少数派。……根据任何有关民族的定义。都

可说穆斯林是一个民族，他们应当拥有自己的家园、自己的领土和自己的国家。”

1945年7月，工党在英国大选中的胜利是印度事务中一个新的、决定性的转折点。

工党历来主张印度独立，这时，艾德礼首相为实现这一目标立即采取了行动。若不考虑

其政党的许诺和同情，事实是他除承认印度独立外几乎别无他择。纯粹的外界势力已不

再能抑制因战时经历而愈益强烈的印度民族主义，这一点在政府于1945年年底审判日本

资助的印度国民军的一些军官时变得很明显。这些人顿时成了民族英雄，这并不是因为

他们曾同日本人合作，而是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赶走可恨的英国人。当时，遍及全国的这

种情绪非常强烈，以致审判只好中途停止。事实上，英国已不再能不顾这个国家人民的

愿望而统治这个国家，也不再存在着企图这样做的意向。战争期间，印度行政机构人员

已愈来愈多地由印度人充任，而英国在印度的投资则大大减少；英国公众对没完没了的

印度问题已厌倦起来。因此，艾德礼这时能在不太遭到国内反对的情况下割断帝国与其

从前的宝贝之间的联系。

1946年3月，内阁的一个三人代表团前往印度，负责自治的准备工作。两个月后，

他们公布了一项计划，但这一计划未能赢得长期不和的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支持。于

是，工党政府派海军上将蒙巴顿勋爵为新任总督。在经过仓促的会商之后，蒙巴顿断定，

任何维持印度政治统一的计划都是行不通的，他建议印、巴分治，使印、巴政府均享有

自治领地位。这时，国大党领导人已认识到分治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接受了这一计划。

1947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印度独立法案》，8月15日，巴基斯坦和印度联邦成为英

联邦中的两个独立的国家。英联邦的伸缩性被进一步扩大到允许这两个新国家作为共和

国分享一种必然保持一位君主作为其象征性首脑的制度。

 

四、东南亚

 

与印度相反，东南亚在战争期间被日本人占领了。可以看出，在1942年至1945年这

一短暂的占领期间，整个东南亚地区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模式。几乎在每个国家中，对西

方统治的普遍不满已大大地促成了日本人的迅速征服（见第二十五章第二节）。当时，

日本人同德国人一样，宣布他们的征服是“新秩序”的开端。这一“新秩序”的口号是

“亚洲人的亚洲”、“大东亚共荣圈”和“没有征服、没有压迫、没有剥削”。

如果日本人当初实行这些原则，他们原本能得到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民众的有力支

持，尤其是在当地居民普遍地欢迎他们、将他们当作解放者以后。然而，日本军方另有

打算，因此，这些原则仍是很快就让人觉得空洞、难以置信的宣传性口号。这些军事领

袖不是将大东亚视为一个“共荣圈”，而是视为由处于不同程度控制下的卫星国组成的

一个地区。各地的日本军队都尽可能地靠当地供应给养，常常造成当地的粮食和物资严

重短缺；他们无情地征收本土诸岛所需要的一切粮食和工业原料。反过来，日本人能提

供的东西却很少，因为他们的经济还不够强大，不能生产战争物资和消费品。

不言而喻，日本人与当地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在经历最初的蜜月时期之后迅速地

恶化了。如果日本人延长他们的占领，他们无疑会遇到严重的起义。对日本人来说幸运

的是，他们在1945年不得不撤退。撤退时，他们千方百计地在西方恢复其统治的道路上

设置种种障碍。在印度支那，他们推翻了维希政权，承认了胡志明的临时政府；在印度

尼西亚，他们将政府交给了民族主义领导人苏加诺；在许多地区，他们把武器分给了当

地的革命组织。

毫不奇怪，日本人撤退后的10年内，东南亚所有国家都赢得了独立。各国赢得独立

的方式各不相同，它取决干与之有关的帝国统治者。英国人在被迫正视印度的现实之后，

在处理东南亚的民族主义问题方面是最现实主义的。1918年1月，他们承认缅甸为英联

邦之外的独立共和国，第二个月，准许锡兰在英联邦内享有完全的自治领地位。不过，

马来亚的独立却被拖延到1957年2月，一个原因是这个国家的种族成分混杂，那里的马

来亚人和中国人各占总人口的40％多一点，此外还有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少数欧洲人。

中国人是始于1948年的一次共产党起义的幕后发起人；抬着发生的丛林战付出了非常昂

贵的代价，一直拖延到1955年。1963年，马来亚同新加坡、沙捞越和沙巴（英属北婆罗

州）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新的国家——马来西亚。马来亚与由中国人占优势的新加被

之间的紧张局势致使新加坡于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成为英联邦中的一个独立国家。

法国人和荷兰人的臣民也要求独立；事实证明，法国人和荷兰人不太灵活，因此其

境通要糟得多。日本人甚至在1945年9月投降后仍继续占领着印度尼西亚，因为荷兰没

有力量来取代日本人。苏加诺的民族主义政府已于8月17日宣布成立，与这一政府打交

道的任务落到了海军上将蒙巴顿的肩上。第二年，当荷兰人返回时，他们愿意给印度尼

西亚以某种程度的自治，但这种自治仍不足以使民族主义者满意。双方的谈判破裂了，

荷兰人依靠武力来重申自己的权力。战争拖延到1947年，最后，荷兰人承认了独立的印

度尼西亚联邦。武装冲突遗留下来的影响使两国以后的关系恶化，尽管在同一国王管辖

下的荷兰-印度尼西亚联邦生存了好几年，但1954年苏加诺退出后它便解散了。在以后

几年中，两国的关系因荷兰人拒绝将荷属新几内亚交给这个新共和国而变得更加紧张。

1957年，印度尼西亚为了报复，没收了荷兰人价值10亿多美元的资产，1960年，断绝了

同海牙的外交关系。三年后，苏加诺控制了西伊里安，从而清除了一个比英帝国大部分

地区还要古老的帝国的最后残余。

法国人为了保住他们的殖民地在印度支那进行了更长期、更顽强的战斗，但最后，

他们也被迫撤退了。印度支那由三国组成，它们是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越盟即越南独

立同盟领导了反对法国恢复其统治的抵抗运动。虽然越盟由许许多多成分组成，但它却

由一位曾在巴黎、莫斯科和中国生活过的共产党人——一胡志明领导。正如印度尼西亚

发生的情况一样，由于战争结束后驱逐日本人的事受到耽搁，胡志明能于1945年宣布成

立临时的越南共和国。

法国人拒不承认这一新政权，因而战争随即爆发。法国人轻而易举地重新占领了老

挝和柬埔寨，但在越南，一场消耗战却拖得很久。

当中国成为共产党国家并支持胡志明时，法国获胜的机会便不再存在。随着冷战的

到来，美国把在财政上支持法国人作为“遏制”政策的一部分。到1954年时，北越大部

分地区已控制在越盟手中，同一年，法国人在奠边府遭到惨败。随即召开的日内瓦和解

会议承认了整个越南的独立，规定以北纬17度为界将越南暂时划分为两部分，要求于

1956年在国际监督下举行选举，以使国家重新统一。这一解决办法实际上给了胡志明半

个国家，并使他期望两年内得到另外半个国家，因为他的抵抗经历已使他成为一位民族

英雄。

为了避免这一结局，美国在南越支持反共产主义的天主教领导人吴庭艳。吴庭艳的

政策激起了农民和势力强大的佛教徒的强烈反对，致使他的政权于1963年被推翻，接着

发生了一系列政变，直到华盛顿支持的阮高其和阮文绍先后掌权为止。他们之所以能在

西贡坚持下去，仅仅是因为美国不断升级的干涉：先是援助以资金和武器，然后发展到

派“顾问”和战斗部队，东京湾事件（1964年8月）后，开始轰炸北越。这一轰炸的目

的是强迫早些时候已在派军队进攻南越的河内放弃南越，并承认它为独立的国家。尽管

这一轰炸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水平，尽管5O多万美军投入了战斗，

但胜利仍不能持久，1968年1月敌军的春节攻势令人痛苦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约翰

逊总统决定，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并开始在巴黎举行和谈，这一和谈后由他的继任者尼

克松总统继续进行下去。

 

五、热带非洲

 

在非洲，殖民地革命甚至比在亚洲更引人注目。在亚洲，由于古老的本土文化和过

去几十年中一直在进行鼓动的当地政治组织，民族主义的胜利完全是意料之中的。而在

非洲，民族主义运动则幼稚、弱小得多，此外，日本人对其他地区的侵占也没有震动和

唤醒这块大陆。但是，正如亚洲在战后第一个10年中获得解放一样，非洲在战后第二个

10年中获得解放。在这10年中，至少有31个非洲国家赢得了独立；剩下的少数殖民地作

为过去的不再时兴的遗留物令人痛苦地显得十分突出。非洲各地区的这种民族主义觉醒

的过程因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的不同发展而遇然相异。因此，殖民地革命不应看作是

非洲大陆上的革命，而应分别看作是在热带非洲、南非和北非的革命。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重大的民族主义运动才在热带非洲出现。它们所采

取的形式取决于殖民国家所制定的政策和行政制度。在英属西非，权力控制在总督手中，

总督由伦敦任命，并由行政会议和一院制议会帮他出主意。行政会议完全由英国官员组

成，但一院制议会还包括几位非洲人。在这些殖民地中，非洲人的首领试图把一院制议

会改变成非洲人的议会，再把行政会议改变成对这种议会负责的非洲人的内阁。相反，

在法国殖民地中，权力更大程度上由巴黎掌握，法离非洲人力图加入宗主国的政党，以

便能影响首都的决定。

这些策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只有少数受过西方教育的领

导人是清醒的、积极的；人民大众大多数麻木不仁。少数民族主义组织与其说是政党不

如说是辩论社团，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中伤欧洲的行政官员而不是与自己的人民交往。

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大改变了这种传统的非洲模式。首先，在战争的几年中，由于对非洲

原料和粮食的迫切需求，非洲经济开始大规模扩展。1939年至1953年，刚果的出口额增

加了14倍，政府税收增加了4倍。同一时期，北罗得西亚的出口额增加了9倍，政府税收

增加了20倍。在英属西非，政府为可可、棕榈油之类的基本产品设立了收购处。这些收

购处打破了欧洲贸易公司对农民经济的束缚；导致了战后由地方控制的销售局的建立。

这些销售局确保以稳定的价格收购农民的产品，同时还积累了大量的储备物资，以用来

资助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

由于这种普遍的经济高涨，非洲在兴建学校、铺设道路、改善住房、卫生设备和医

疗设施等方面有了迅速的发展。与此同时，非洲人在看到亚洲许多民族赢得独立之后，

自然要问为什么他们还不应该挣脱殖民主义的枷锁。这个问题随着退役军人的回国而变

得十分尖锐，这些退役军人绝大多数在欧洲法国军队中和在缅甸和中东英国军队中服过

投。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震动并唤醒了热带非洲，使它摆脱了传统的麻木状态。新

的道路、新的学校和新的经济机会意味着新的眼界、更大的能动性和更高的愿望。一种

与继续存在的欧洲统治不相容的新气候正以种种方式发展起来。

1948年，民族主义运动在黄金海岸首次爆发，在那里，小农场主这时的收入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多，但消费品却供应不足且非常昂贵、他们怀疑欧洲商人在牟取暴利、因而

组织了对欧洲商行的广泛批制。随后城市中发生了暴动，农村中发生了普遍的骚乱。这

时，出现了一位能十分成功地利用这种不满情绪的新领导人：克瓦米·恩克鲁玛—一他

曾在美国和英国大学里学习，在大学里，他已转向在殖民地学生中流行的马克思的社会

主义思想，并会见过非洲其他领导人，如肯尼亚的乔莫·肯雅塔。他要求立即独立，并

于1949年建立了真正以民众为基础的人民大会党，从而迅速地使西非老民族主义者黯然

失色。

在根据新宪法于1951年举行的全国大选中，这个党赢得了占压倒多数的选票。大选

那天，恩克鲁玛正在坐牢，因为他被指控犯有煽动暴乱罪，但英国总督认清形势后，释

放了恩克鲁玛，并在行政机构中给他和他的同事们安排了主要职位。在以后几年中，内

阁变成了全由非洲人组成的内阁，并享有除国防和外交事务以外的一切权力。由于有了

这种自治方面的见习，结果证明，要在不诉诸暴力或出现混乱的情况下过渡到完全独立，

是可能的。到1957年时，由于恩克鲁玛的倡议和英国人的政治家风度，黄金海岸成为英

联邦中独立的加纳国。

一旦对殖民地的控制在加纳被打破，要使其不在别处被打破便是不可能的。尼日利

亚事态的发展是最具决定性的，这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共有3500万人。这个国家的

三个地区——北部、西部和南部——在种族成分、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方面彼此间完全

不同；这种差异导致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严重冲突，这种冲突使尼日利亚迟至1960年才

赢得独立。其他的英属西非殖民地如塞拉利昂和冈比亚分别于1961年和1963年赢得独立，

这两个国家之所以独立得很迟，主要是由于它们十分贫穷，而且面积又小。

英国人并没有预见到他们的新殖民政策会这么快地影响热带非洲其他地区。周围的

法属殖民地首先受到了影响。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巴黎政府对北非的态度非常固执，

而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却采取和解政策。1956年，他们颁布了“组织法”，允许在法属西

非12个地区和马达加斯加岛建立代议制机构。两年后，因阿尔及利亚危机（见本章第七

节）而掌权的戴高乐新政权决定要避免在热带非洲出现类似的折磨。这一新政权同意撒

哈拉以南非洲的殖民地有权投票赞成完全独立或者投票赞成在即将代替帝国的法兰西

“共同体“中作为独立的共和国实行自治。最初，这一策略似乎是成功的；在随即到来

的公民表决中，除受工会领袖塞古·杜尔影响的几内亚外，所有地区都投票赞成自治。

然而，这一安排证明是短暂的。1959年，塞内加尔和法属苏丹要求作为马里联邦在法兰

西共同体中完全独立。当这一要求得到应许后，其他4个地区——象牙海岸、尼日尔、

达荷美和上沃尔特——更进一竿，获得了脱离法兰西共同体的独立。到1960年年底时，

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的所有前殖民地都赢得了独立，而且除一国外，所有的国家都

已成为联合国成员国。

与法属西非和英属西非顺利过渡到独立截然不同，比属刚果经历了一场痛苦的、代

价高昂的斗争，卷入这场斗争的不仅有比利时和刚果各派，还有一些大国。比利时人严

格的家长式统治是这一灾难的一个根源。虽然比利时官员常常开明地采取促进经济发展

和技术训练的措施，但他们却不允许非洲人有政治训练的机会，也不允许常住非洲的比

利时人有这方面的机会。土著中受过教育的杰出人士为数极少且缺乏经验，而部族间的

结盟和竞争仍然很突出。这就是刚果对面的法属殖民地获得自治时刚果的形势，法属殖

民地获得自治激起了刚果人对欧洲统治的潜在敌意，使自诩有不止一个地区的追随者的

刚果唯一的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崭露头角。由于他用激进的、全国性的方法来解决

刚果独立问题，他不仅在各地的泛非主义者中，而且在本国赢得了大量的追随者。

1959年初，在民族主义暴动已震撼刚果之后，比利时人草率决定，他们可通过允许

自由选举和立即独立来最有效地保护他们巨大的经济利益。其结果无疑是发生冲突和混

乱。卢蒙巴成为第一任总理，但他发现，他只有依靠比利时军官和文官的帮助才能统治

这个国家。一些土兵起来造反，反对比利时军官，袭击白人的事件在全国各地发生。同

时，乘机报宿怨的部落之间也爆发了战争。最严重的是，由于当地非洲政治家和比利时

矿业集团结成邪恶的联盟，矿藏资源丰富的加丹加省实际上脱离了刚果。不断扩大的混

乱状态迫使比利时政府重新进行考虑，将其军队派回要寨和飞机场。

当苏联在支持刚果人反对帝国主义恢复其统治的幌子下威胁要进行单方面干涉时，

冷战已降临。面对非洲将出现朝鲜式形势的前景，联合国承担了用主要由非洲人组成的

国际部队来维持刚果秩序的责任。经过数月的暴乱之后，秩序似乎有了一定的恢复，不

过，卢蒙巴和联合国秘书长达加·哈马舍尔德却为此牺牲了；卢蒙巴被加丹加分裂主艾

分子暗杀，哈乌舍尔德在肩负调解使命访问刚果时因飞机失事而罹难。

其时，在大陆另一边的东非，由于气候宜人的高原上有着白人移民，民族主义事业

遭到了非常顽固的抵抗。在肯尼亚，由于白人移民占据了大部分最好的耕地，非洲人和

白人移民之间的冲突尤为剧烈。这导致了“茅茅”起义，“茅茅”是由吉库尤部落成员

组成的秘密的恐怖主义团体。白人移民在许多孤立的农场上被杀死，不过，许多拒绝参

加起义的吉库尤人也遭到了屠杀。在战争结束前，茅茅中有近7000人被杀死，83，000

多人被监禁，更多的人被关在临时收容所里。这次起义虽致使双方都犯了令人作呕的暴

行，但确迫使英国人承认，企图在西非执行一种和解政策而在东非却推行一种强硬政策

是无用的。因此，他们释放了吉库尤人的杰出领袖乔莫·肯雅塔。肯雅塔曾在伦敦受过

教育，著有研究吉库尤人传统生活的论著，因涉嫌同情茅茅起义而被捕入狱，尽管他的

通敌罪实际上从未得到证实。这时，他被释放了，并象恩克鲁玛一样在大选中赢得了多

数选票，于1963年获准成为总理。同一年，肯尼亚在内罗毕为获得渴望已久的自由而举

行的庆祝活动中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在邻近的乌干达，由于以往不许白人占用土地，问题要简单些，乌干达于1962年和

平地获得自由。坦噶尼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是德国的领地，1922年成为英国的托管

地，它的两个地区——卢旺达和乌隆迪则成为比利时的托管地。1962年，这三个地区都

获得了独立，在这一转变中，坦噶尼喀的朱利叶斯·K·尼雷尔起了关键的作用。

1953年，中非联邦在坦噶尼喀的南面建立，它包括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和尼亚

萨兰。尽管联邦成立则声称以“种族合作”为目的，但它却危机重重，不断发生暴乱，

其根本原因是30万欧洲人在政治和经济上统治着900多万非洲人，这些欧洲人大多居住

在南罗得西亚这一与南非共和国北部边境接壤的自治区里。民族主义运动在北罗得西亚

和尼亚萨兰取得了很大进展，1962年，这两个地区都获得了由非洲总理当政的自治。由

于南罗得西亚不愿跟着这样做，拒绝给非洲人以投票权，联邦已不可能存在下去，遂于

1964年1月1日解散。这一年年底，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分别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赞比

亚和马拉维。

于是，斗争的中心转移到南罗得西亚即现在所称的罗得西亚，在那里，占多数的黑

人要求有投票权。伦敦政府寻找一种旨在逐步给非洲人以选举权的折中办法。占少数的

白人坚决反对，1965年，南罗得西亚在伊恩·史密斯总理领导下拒绝了英国人的统治，

到1970年成为完全、正式独立的国家。新成立的罗得西亚的宪法规定，23万白人在议会

中享有50个席位，而450万非洲人只有16个席位。史密斯在解释这一差异时说，60年前，

非洲人是“穿兽皮四处游荡的野蛮人”，他们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仍“有很长的路

要走”。

在热带非洲剩下的地区——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葡萄牙一直试图阻止殖民地革命的

浪潮，它散布的陈词滥调是：葡萄牙没有殖民地——只有葡萄牙自己的海外诸省。里斯

本得到了南非强有力的支持，因为南非这个国家为了阻止非洲民族主义的不断传播而对

维持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现状很感兴趣。然而，这两个殖民地都爆发了起义，在一些孤

立的地区，零星战斗不断发生。游击队从国外获得武器并得到训练，因此，以安哥拉为

例，在那里，葡萄牙人发现，要维护他们的统治就须设置一支5万人的守备队。即便如

此，里斯本政府仍于1970年3月承认，配备迫击炮和自动武器的游击队已发动了一次大

规模的进攻，使葡萄牙人蒙受“重大”伤亡。

 

六、南非

 

热带非洲与北非及南非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前一个地区欧洲移民较少，后两个地

区则有着大批欧洲移民。这一差别解释了1954年至1962年间使阿尔及利亚遭到破坏的残

酷的武装斗争的原因，也解释了70年代中彻底毁坏南非的紧张的地下冲突的原因。1909

年，布尔战争（见第十八章第二节）之后，南非成为英联邦中的一个自治领。半个多世

纪以后，即1961年5月，南非脱离了英联邦，成为独立的共和国。这一脱离的主要原因

是南非同英联邦的新成员国加尼日利亚和印度在种族隔离问题上发生了冲突。

种族隔离包括两项基本政策：不让所有的非白种人分享任何政治生活；将非洲人赶

进隔离区（班图斯坦，即“班图人”——非洲人通常被称为班图人——的保留地），有

人笼统地推断他们总有一天会在那里组成独立的国家。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1960年，

在南非2000万总人口中白人只有380万，而控制南非政治并制造种族隔离的南非白人

（布尔人）在身为少数的白人中仅占五分之二南非白人之所以能为所欲为，一方面是因

为他们安排对以南非白人占优势的农村地区有利的人当议会代表，一方面是因为许多说

英语的白人出于经济原因而支持种族隔离。工党在这一点上尤其如此，它担心，如果给

非白种人同等机会的话，他们会在就业方面与白人竞争。事实上，第一届南非白人（民

族主义者）政府之所以能于1924年执政，就因为有南非工党的支持。

人们普遍认为，种族隔离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是一项可行的计划。假如

非洲人当初真被隔离在预先指定的班图斯坦，南非的整个经济是会崩溃的。除了2O0万

混血人和60万印度人的劳动外，非洲人的劳动也是经营农业、商业、采矿业和其地工业

所必不可少的。此外，班图斯坦甚至不能养活三分之一的非洲人，政府也不愿意花费大

笔资金来增强班图斯坦的接收能力。最重要的是，绝大多数非洲人都不愿意作为孤立的

“部落’被隔离。相反，他们是南非联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们要求在南非联邦中

得到他们应得的一份，他们的这一要求得到了非洲大陆其他地区不断增长的非洲民族主

义势力的支持。

 

七、北非

 

北非殖民地革俞的进程不仅受到了欧洲大居留地继续存在所带来的影响，而且受到

了非洲大陆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另外两大因素的影响，这两大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在北非领土上进行的一些战役和更为重要的、全北非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高涨。

1940年至1943年间，英法美联军曾在北非沿海地带和东北非与意德联军作战。战争

结束后，埃塞俄比亚重新成为独立的国家，并得到了过去属于意大利的厄立特里亚。而

意属索马里兰仍由意大利统治了10年，然后才与英属索马里兰联合起来组成独立的索马

里共和国。意大利殖民地利比亚直到1951年12月24日才摆脱英国的军事统治，成为由伊

德里斯.埃尔·赛努西国王领导的独立国家；伊德里斯是曾带头反对意大利统治的赛努

西穆斯林教团（见第二十一章第三节）的宗教领袖。准许利比亚自治这一点削弱了英、

法帝国在北非其他地区的权力。由于利比亚是北非最不发达的地区，因此，它的独立使

英国对埃及和苏丹的影响、法国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统治在阿拉伯民族主

义者看来似乎特别不合时宜、令人难以忍受（至于埃及和苏丹的民族主义斗争见本章第

八节）。

在北非同在印度支那一样，法国人为保住他们的领地进行了长期、顽强的斗争，一

个主要原因是这个地区拥有相当多的法国移民——突尼斯有25万，摩洛哥有40万，阿尔

及利亚有100万。这些殖民者与在北非的法国强有力的经济利益集团勾结在一起，拼命

反对所有的自治建议，破坏了巴黎某些内阁会议在这方面提出的许多临时动议。

突尼斯和摩洛哥具有保护领地的合法地位，法国声称它是代表这些保护领地的传统

统治者对它们进行管理。这两个地区都受到了法国的独裁统治——甚至居住那里的欧洲

人也得不到政治权利。这种外国统治刺激了民族解放运动：在突尼斯，由哈比卜·布尔

吉巴领导的新宪政党于1934年成立；在摩洛哥，得到穆罕默德·本·优素福苏丹支持的

摩洛哥独立党于1944年成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突尼斯和摩洛哥不太费力地赢得了自由。法国人决心继续保

住阿尔及利亚，为了集中力量实现这一主要目标，他们不惜在其他地区受损失。因此，

当突尼斯于1952年开始武装抵抗时，法国人经过两年游击战之后便同意它享有自治地位；

在突尼斯作出这一让步后，他们准备在摩洛哥作出同样的让步。他们准许曾因同情摩洛

哥独立党而被放逐的穆罕默德苏丹恢复其王位；穆罕默德随即提出了完全独立的要求，

1956年3月2日，法国人勉强承认了这一要求。是月，突尼斯也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布

尔吉巴成为这一新共和国的总统。

这时，法国人能集中精力处理关系重大的阿尔及利亚问题。从法律上说，阿尔及利

亚不是法国的殖民地，而是法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在巴黎国民议会中有代表。实

际上，在阿尔及利亚盛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双重标准，因此，这个国家在经济和政治

上由仅占1000万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的欧洲人统治。另一方面，这里的殖民者同大陆另一

端的南非白人一样，并不认为自己仅仅是殖民者。阿尔及利亚是他们的家乡，就象是当

地阿尔及利亚人的家乡一样。他们的祖辈曾在这里劳作并葬在这里，他们决心保卫他们

祖先的遗产。这意味着他们坚决反对向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作任何让步。

反对法国统治的武装起义于1954年秋爆发。法国人因4个月前刚被赶出印度支那，

所以不想在这里妥协。在仍在因印度支那的屈辱而感到痛苦的殖民者和军官的热情支待

下，巴黎政府决心镇压这一起义。结果导致了一场耗尽人力物力的残酷斗争，这场斗争

一直拖延到1962年。在战争最激烈时，法国人不得不向阿尔及利亚派遣了50万人，从而

把分派在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所有的师几乎全部调走，除此之外，这场战争还每

年消耗了巴黎近10亿美元。阿尔及利亚人在人力方面的损失更为惨重，有100万人死亡，

占其总人口的九分之一。另有100万人被强行赶进了“重编”营地，法国人试图以此来

孤立反叛者，但没有成功，此外还有30多万人作为难民逃进了邻近的摩洛哥和突尼斯。

除财政方面的耗费外，比较起来，法国人遭受的损失很小，但是，他们所付出的也

比所预料的要大得多。法国土兵被迫参与了这类镇压性战争的兽行，受到了其代价无法

估量的精神创伤；法国的牧师和许多知识分子都怀着内疚的心情公开反对这种“肮脏的

战争”。而政府的反应是肆意抓人和不时地审查新闻界。实际上，法国人所付出的最沉

重的代价是使他们的人身自由遭到不断的侵害，最终导致了第四共和国本身的垮台。

1958年5月，为了用独裁政体取代共和国，北非的一个“公安委员会”夺取了阿尔

及利亚的政权，他们推测，独裁政体会更成功地使整个帝国团结一致。士气沮丧的国民

议会向这一势力低了头，尤其是因为大多数军队还在阿尔及利亚。1958年6月，国民议

会投票决定将全部权力交给戴高乐，由他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统治法国6个月，并着手制

定一部新宪法。在这一年结束之前，第四共和国已让位给第五共和国，政权从立法机关

决定性地转移到行政主管部门——明确地说，转移到总统手中。

戴高乐总统这时尽管遭到了曾使他掌权成为可能的殖民者和军人的反对，但仍利用

其无比的威望来结束阿尔及利亚的流血冲突。1962年3月，在法国公民投票赞成这一举

动之后，戴高乐同意停火，并同意举行公民表决来决定阿尔及利亚的前途。一个“秘密

军事组织”立即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发起恐怖运动，企图推翻这一协议，但由于有人民

大众的支持，戴高乐坚持了他的行动方针，1962年7月3日，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以压倒之

势投票赞成独立之后，戴高乐宣布阿尔及利亚独立。这时，整个北非自1830年法国士兵

在阿尔及利亚登陆以来第一次全部获得了自由。准许阿尔及利亚独立标志着曾拥有近

400万平方哩土地、包括4100多万人口的法属非洲帝国的结束。

 

八、中东

 

其时，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在中东同在北非一样富有战斗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

年月中，英国人放弃了对埃及和伊拉克的控制，这两个国家都加入了国联。但阿拉伯的

民族主义者远没有得到满足，因为英国人对这些国家仍行使着控制权。他们保留了各种

特权，包括在苏伊士运河保留守备队、在伊拉克保留3个空军基地以及同埃及一起管理

苏丹的权力。法国人的顽固态度更令人愤慨，他们继续将叙利亚和黎巴嫩作为托管地加

以控制。最重要的是，由于2O世纪30年代中大批犹太人迁入英国控制的巴勒斯坦托管地

（见第二十一章第二节），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已被唤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富有政治意识的阿拉伯人或是保持中立，或是公开反对西

方列强。一位阿拉伯学者在提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数年中的痛苦经历时这样说道：“……

在以民主主义的名义实行的压迫和以法西斯主义的名义实行的压迫之间，没有什么可选

择的。”许多阿拉伯领导人确信希特勒会获胜，他们想站在胜利者一边。这些因素说明

了为什么1941年5月伊拉克会爆发亲轴心国的起义，为什么埃及国王法鲁克一世会不顾

他的条约义务，只给英国人极勉强的援助。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未能实现他们的抱负，但战后新的势力

均衡却为他们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他们立即利用了这一机会。战前控制中东的英国和法

国这时开始急剧地衰退。一个权力真空产生了，美国和苏联都想填补进去。阿拉伯人巧

妙地利用英法的衰弱和美苏的竞争，挑拨一方反对另一方，从而使他们能取得在几年前

会是十分荒谬的让步。阿拉伯人还因他们对中东巨大的石油储藏量的控制而使自己获益

匪浅，这种巨大的石油储藏量在战后头几年中对西方来说似乎尤其不可或缺。

1944年10月，阿拉伯人组成了阿拉伯国家联盟，以协调它们的政策，充分扩大它们

的势力。阿拉伯联盟在叙利亚和黎巴嫩首次获得了反法国人的成功。1945年5月，法国

一支远征队在贝鲁特登陆，并着手轰炸大马士革，企图吓倒当地的民族主义者；这种战

术早先在ZO世纪20年代很盛行，但此时却没有奏效。阿拉伯联盟理事会立即举行会议，

并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所有法国军队部撤走。丘吉尔支持阿拉伯人。尤其是因为战争

尚未结束；他不想同中东已被唤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相对抗。在英国的压力下，法国人

撤走了他们的军队，1945年7月，同意结束他们对中东的统治。

战后，在埃及，民族主义颌导人的目标是废除或修改1936年的条约，这一条约是英

国控制运河区和苏丹的合法依据。1946年，双方的直接谈判未达成协议便终止了。第二

年。埃及将它的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但又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1951年，埃及采

取了直接行动，宣布废除1936年的条约。法鲁克被宣布为“埃及和苏丹的国王”，自愿

军发动游击战，进攻驻守运河区的英国部队。结果证明，无论是宣布法鲁克为国王还是

进行游击战，都是无效的。由此产生的失望加上对巴勒斯坦战争中惨重失败的普遍不满，

最终导致了1952年7月的军事政变。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夺取了政权，并迫使国王法

鲁克退位。

1953年8月12日，纳吉布清除了埃、英之间闹摩擦的一大根源，因为他在这一天同

英国缔结了一个协定，根据该协定，苏丹人有权对独立、与埃及联合或其他行动方针作

出选择。苏丹人决定独立，1956年，苏丹加入了自由国家的行列。埃及人剩下的不满—

—英国人继续呆在苏伊士运河区——一是由代替纳吉布成为埃及新政权首脑的加麦尔·

阿卜杜勒·纳赛尔消除的。1954年IO月19日，在经过长期的谈判之后，纳赛尔同英国签

订了一个协定，根据该协定，英国守备队将按所规定的条件撤离运河区，那里的英国设

施将转交给埃及。

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在埃及和苏丹都获得了成功，但在巴勒斯坦却

遭到了惨败。希特勒控制下的欧洲大肆灭绝犹太人引起了要求向绝望的幸存者开放巴勒

斯坦的巨大压力。1945年8月，杜鲁门总统提议，让10万犹太人进入这一托管地；1916

年4月，一个英美调查委员会提出了赞成总统这一建议的报告。阿拉伯联盟的反应是发

出警告说，它将坚定不移地反对犹太人的流入，如果必要的话，它还准备使用武力制止

这种流入。干是，联合国派了一个实情调查委员会去巴勒斯坦，联合国大会在收到该委

员会的报告后，于1947年11月29日投票赞成将这一托管地划分开来。第二年的5月14日，

犹太人根据这一划分决议，宣布建立犹太人的国家，称为以色列；同一天，杜鲁门总统

承认了这个新国家。第二天，阿拉伯人实行了他们一再威胁要采取的行动，派军队越过

以色列边界。

战争的进程与人们所期望的相反。阿拉伯军队缺乏纪律、团结和有效的领导；以色

列人差不多是背水一战，因而完全具有这三种优点。他们不仅击退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阿

拉伯人的进攻，而且因此，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进攻西奈半岛，两天后，英法进攻

苏伊士运河。

从一开始起，进攻计划就被无可挽回地搞糟了。以色列人迅速通过了西奈半岛上埃

及人的防线，但英国人和法国人却没有作好充分准备，直到11月5日才开始真正登陆。

埃及人的抵抗软弱无力，一位英国上校说：“这很象一次极好的演习。”但到这时，进

攻已为时太晚。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和反对愈来愈猛烈。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苏联就竭

力进行反对，并发出事实上的最后通牒，要求英法停止进攻。美国事先没得到进攻的消

息，这时也激烈反对它的盟国，尽管未和苏联人采取一致步骤。联合国以压倒的多数通

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所有外国军队都“立即”撤出埃及。侵略国最初拒绝了这一要求，

但最后，它们还是因国外不可抗拒的压力和国内严重的意见分歧而不得不让步。联合国

向西奈半岛派遣了一支紧急部队，以维持以埃之间的和平，到12月底时，英法联军的最

后一支部队乘船返回了本国。

苏伊士危机的直接后果对西方来说是一次惨重的失败，对纳赛尔及其苏联支持者来

说却是一次彻底的胜利。美国同其欧洲盟国之间的关系遭到了严重的损害，尽管是暂时

的。纳赛尔的军队虽然被以色列人轻而易举地击溃，但他本人却成为整个阿拉伯世界的

英雄，因为他夺取并保住了苏伊士运河。

从更长远的观点看，可以认为远征苏伊士是老牌帝国主义的最后立场。如果考虑到

纳赛尔援助阿尔及利亚反叛者、靠近苏联、进行持续不断的反西方广播宣传运动和最后

夺取苏伊士运河这些所作所为的挑衅性，那么，对英法采取那样的行动也就不会感到奇

怪了。以过去的观点和惯例来判断，远征苏伊土似乎完全是可解释的、正当的行动，它

的发起者就是这样认为的。

然而，意味深长的是，这一远征并没有被2O世纪中叶的世界承认为是情有可原的、

正当的。相反，它遭到了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坚决反对。英国决定让步的一个原因是印度

和巴基斯坦提出了直截了当的警告：如果英国不让步，它们将退出英联邦。即使在英国

和法国国内，也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例如，英国绝大多数报纸就支持谴责这一远征

为“艾登的战争”的无数次集会和示威游行。苏伊士危机的意义在于，它象一道闪电，

揭示了纳赛尔和尼赫鲁的世界与罗得斯和吉卜林的世界尽管仅相隔半个世纪，却有着很

大的不同。帝国主义的时代已让位于殖民地革命的时代。

 

十、国际影响

 

25年内，几乎拥有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的63个国家赢得了独立。如此空前规模的

一场运动必然产生深远的国际影响。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实

质上是消极的——即殖民地的丧失并没有毁灭殖民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马克思主义

者一直在宣传说：资本主义欧洲的繁荣依赖于对其巨大的海外帝国的剥削，这些帝国的

丧失会削弱资本主义。这一学说也为帝国主义者自己所坚信。1895年，塞西尔·罗得斯

说：

为了将联合王国的4000万居民从残酷的内战中拯救出来，我们的殖民政治家必须获

得新的土地来安置这个国家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生产的产品提供新的市场。正如

我始终所说的那样，帝国就是一个涂黄油的面包。如果你们想避免内战，就必须成为帝

国主义者。

今天，随着英帝国几乎被完全放弃，英国正在享有前所未有的繁荣。人民大众并不

象罗得斯所预言的那样正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起来造反，而是得到了这个福利国家的关

心，这种关心的程度在19世纪是不可想象的。同样，虽然荷兰失去了印度尼西亚、比利

时失去了刚果、法国失去了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但所有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均比历

史上任何时候都高，西德这个不再有殖民战争须资助的国家也绝非偶然地成为经济上进

步最快的国家。相反，葡萄牙因拒不放弃其殖民地，所以一直处在其特有的贫困之中。

因此，可以断定，发达国家的繁荣并不依赖于对海外不发达地区的征服——事实上，一

切正相反。这一后朝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迫切问题是如何利用发达世界的人力物力资源

来完全改变富国愈来愈富、穷国愈来愈穷的趋势。

虽然殖民地革命未对帝国主义国家的繁荣产生不利影响，但它无疑影响了这些国家

的帝国组织体系。在宪法上作些改动显然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宣传手段。安哥拉爆发

革命后，葡萄牙急急忙忙地准许所有非洲人都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做法就是如

此。戴高乐的做法则属于另一种类型：他向法属殖民地提议，给它们选择完全独立或在

法兰西“共同体”内实行自治的权利。如前所述，这些殖民地最终都选择了独立。因此，

仍留在法兰西帝国势力范围之内的只是少数极小的前哨基地，如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

岛、留尼汪岛、圭亚那和法属索马里兰。另一方面，巴黎同前殖民地的联系并没有完全

断绝；过去的交往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新独立的国家在教育、商业、金融和技术等

领域仍在指望法国提供指导与援助。

战前帝国最重要的遗留物是英联邦，即从前的英帝国和英联邦的后继者，到1970年

时，它由29个独立的成员国和27个附属国组成。这些附属国多半是面积很小、无法独自

生存的保护领地。1926年的《贝尔宫宣言》对联合王国与战前自治领（见第十八章第四

节）之间的关系下了如下权威性的定义：“英帝国内部的各自治社区，地位平等，它们

在其内政或外交事务的任何方面都决不使一个社区从属于另一社区，不过，共同效忠英

王这一点使它们合成一体，它们是作为英联邦的成员自由地联合在一起的。”1931年的

《威斯敏斯特条例》给了联合王国的这一定义以法律效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联邦因许多已赢得独立的前亚非殖民地的加入而得到扩大。

这些国家的加入引起了有关英联邦前途的新的基本问题。以往，英联邦的成员国一向仅

限于那些主要由原籍联合王国的人拓居的国家，这些人同“母国”有着牢固的、天然的

联系，而新的戍员国则是亚非国家，它们有着敌视英国统治的政治传统。经受了两次世

界大战严峻考验的英联邦中的这种微妙关系能使这些不同的成员国团结在一起吗？或者，

英联邦会象法兰西共同体那样迅速地解散吗？结果是：英国人体面地、迅速地放弃了帝

国权力，这种颇有先见之明的做法赢得了令人愉快的赞颂。确实，似乎十分有悻常理的

是，两个离开英联邦的国家都是前自治领——爱尔兰和南非。

今天的英联邦可以定义为由完全独立的国家组成的自由联盟，这些国家有着广泛的

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一定程度上源于如下事实：每个国家都曾经与英帝国联系在一

起。英联邦中的一些国家是共和国，另一些则是效忠于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君主国。但

所有国家都无例外地承认女王是英联邦象征性的首脑。使英联邦团结一致的这种联系一

半是无形的、一半是有形的：无形的联系包括共向的遗产、共同使用的英语以及政治、

法律、司法和教育方面的共同传统；有形的联系包括提供关税优惠的贸易协定网和通过

许多常设委员会和总理们的定期会议就外交事务不断进行的意见交换。所有讨论都基于

自愿合作的原则，尼赫鲁将这一原则形各为“环绕着英联邦的丝一般的联系。”

殖民地革命不仅导致了旧的帝国组织的改组，而且导致了前殖民地国家新的国际联

盟的形成。这些新国家相信，如果它们同心协力，就能更有效地对付共同的问题，随意

地施加影响；为此，它们举行了几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于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参加会议的是代表世界近一半

人口的29个亚非国家．这些国家包括新解放的殖民地国家如利比亚和锡兰，不完全自治

的殖民地国家如黄金海岸和苏丹、共产党国家如中国和北约组织成员国如土耳其。由于

这次会议规模很大、有各种不同的国家参加，因此，几乎没有可能就具体问题达成协议。

但是，代表们对某些基本问题麦达了一致的意见，例如，他们一致谴责殖民主义和种族

歧视，主张全面裁军和经济合作，对冷战普遍地抱着认为“两家都该死”的态度。

非洲的与万隆会议极为相似的会议是1963年5月由所有非洲国家参加的亚的斯亚贝

巴会议。在这次会议召开前，所谓的卡萨布兰卡集团（加纳、几内亚、马里、摩洛哥、

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阿拉伯联盟共和国）与蒙罗维亚集团（包括尼日利亚和大多数前

法属殖民地）之间正在闹分裂；前者往往更好战、更积极地保持中立，后者通常较温和。

这种危险的分裂在亚的斯亚贝巴会议上被消除了。大多数代表要求建立某种持久的、大

陆范围的组织，不过也有些代表宁愿有一个强有力的集权制组织；还有一些代表要求建

立不同程度的松散的自治共同体。最后，大会宣布成立非洲统一组织，下设秘书长、秘

书处并规定定期召开国家首脑会议。这个组织采纳的宪章以所有成员国主权平等、和平

解决争端、支持所有剩余的非洲殖民地的解放和在冷战中不结盟的原则为基础。

虽然自万隆会议以后召开了好几次第三世界会议，但它们都没有象所预期的那样有

效。一个原因是许多杰出的领导人消失了，他们的消失或者是由于去世（如尼赫鲁），

或者是由于政治上的垮台（如苏加诺和恩克鲁玛）。另一方面，亚非国家在联合国中凭

借其数量上的优势大大地增加了它们的影响。联合国刚成立时，在51个成员国中亚非国

家仅占13个，到197O年时，在124个成员国中它们已占70个——绝对多数。这一大批新

成员国从根本上改变了联合国中的均势。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61年，原先由斯堪的纳

维亚人担任的联合国秘书长职务已由缅甸人吴丹担任。与此同时，一位印度人代替美国

人成为吴丹的行政秘书，两名非洲人成为副秘书。

由于表决力量中的这一变化，于1969年12月结束的第24届联合国大会已被称为“小

国会议”。各种决议尽管遭到一两个核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的反对，但还是被通过

了。这些决议中有些要求立即暂停大国间的核武器竞赛，有些要求成立一个国际组织来

开发海底资源，有些要求取缔所有的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包括美国在越南战场上使用

的催泪毒气和脱叶剂。当然，小国的这种表决力量并没有改变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严酷现

实。1964年初，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下面这段话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现在，

能组成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的多数的国家仅拥有世界总人口的10%，也就是说，他们总

共只捐助摊派预算的5%。……联合国如果没有那些问它提供资源并有能力采取行动的会

员国的支赞，根本无法采取重大行动”。确实，小国越将他们的观点强加给联合国大会，

大国越趋向于独自在外界作出真正重大的决定。正如一位不再抱幻想的代表在1969年底

所说的那样；“小国管理着东河岸边的美丽建筑物，两个大国管理着世界其余地方。”

 

第二十八章　两极分化的结束

 

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久的。

 

帕默斯顿勋爵

 

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就在欧洲诸殖民帝国土崩瓦解时，欧洲大陆正在恢复经济

上的繁荣和政治上的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遭受的损失与接踵而来的冷战的压力

一起迫使西欧依靠美国，东欧依赖苏联。几十年前还统治全球的欧洲大陆的前途这时似

乎是暗淡的、危险的。但是，20世纪50年代时，东欧和西欧各国却惊人地东山再起。这

一复兴同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自信一起导致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格局。美苏短暂的

首要地位让位于一种新的多元化社会。这实质上意味着全球地方主义的恢复——至少从

政治上来看是如此——这种全球地方主义是1500年以前的数千年中世界事务的特点。

 

一、美苏全球霸权

 

1947年，丘吉尔问道：“现在的欧洲是什么呢？它是一堆瓦砾，是一个藏骸所，是

瘟疫和仇恨的发源地。”这是对包括西欧和东欧在内的整个欧洲大陆的生动描绘。西欧

和东欧都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弄得荒芜不堪、民穷财尽。这两个地区在战后都不得不向两

个新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寻求支持。在军事方面，西欧依靠美国组织的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而东欧则依靠苏联组织的华沙条约组织。在经济方面，西欧依赖于由美国提供

资金的马歇尔计划，而东欧则依赖于经济互助委员会，从理论上说，这个委员会的任务

是输送苏联援助的物资，但实际情况正相反。

这种形势与人们所熟悉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占优势的欧洲全球霸权的格局惊人地相

反。19世纪和20世纪初时，全世界的人已习惯于整块整块的大陆为欧洲列强所瓜分，并

开始认为这几乎就是事物正常秩序的一部分。但这时，发生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欧洲本

身正在被外来的两个大国划分成两大势力范围；同时，欧洲的殖民地不管帝国的首都同

意与否，全都在摆脱欧洲的控制。因此，在战后头几年中出现欧洲死亡的讣告并不令人

奇怪。欧洲这时与希腊化时代的希腊相似，那些标题为《欧洲的末日审判》、《欧洲的

政治崩溃》和《欧洲时代的消失》的论文都认为欧洲已灭亡。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

尔德·施本格勒在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创伤之后写下了《西方的衰落》一样，德

国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在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更大的创伤之后写下《别了，

欧洲历史》。

 

二、冷战的缓和

 

人们虽然不愿承认华盛顿和莫斯科的首要地位，但最终还是勉强地承认了，这一定

程度上是因为面对冷战造成的压力和紧张局势，人们需要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支持。但是，

冷战在愈演愈烈地进行数年之后（见第二十六章第七节），到1953年开始减弱。一个原

因是在晚年变得越来越多疑和强硬的斯大林于1953年4月去世了。他的较年轻的继承者

准备缓和国外的冷战和国内的独裁统治。与此同时，在美国，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正在

取代杜鲁门政府。这也有助于国际形势的“缓和”，因为艾森豪威尔能在朝鲜缔结和约，

而杜鲁门则会由于国内的政治原因而认为这样做是极为困难的。因此，1953年7月，朝

鲜战争宣告结束，从而消除了国际紧张局势中最大的一个根源。

第二个月，苏联政府宣布，它也掌握了氢弹的秘密。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由于

苏联掌握氢弹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了战争已不再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可能方法，结果反

而加强了和解运动。众所周知，美国在比基尼岛上引爆的那颗氢弹相当于1500万吨梯恩

梯炸药。它比投在广岛上的那颗原子弹的威力还要大750倍，而那颗原子弹已炸死了

78O00人。1955年3月1日，丘吉尔在对众议院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新式武器除改变战争

外，还改变了国际关系。它不仅威胁着象英国这样的小国的生存，而且威胁着美国和苏

联这样的超级大国的生存。丘吉尔断言：“通过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过程，我们完全有

可能达到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安全成为恐怖的健壮的孩子。”

 

新的国际气氛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表现是1955年7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布尔加宁部长

会议主席、艾登首相和富尔总理在日内瓦举行了“最高级”会议。这是自IO年前波茨坦

会议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四巨头”会议。虽然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决议，但气氛

是热烈诚挚的。仅美苏领导人能会面并进行友好的讨论这一事实便是前几年关系冻结之

后的一大进展。

军事上的僵持局面与冷战的缓和一起立即对全世界产生了影响。人们越来越确信世

界大战不大可能爆发；这一点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也缓和了各敌对集团的强硬态度。

西欧各国不再十分担心有苏联入侵的危险，因而也不再认为须如此依赖于华盛顿，而是

更乐于制订并实施它们自己的政策。东欧在较小的程度上也是如此，这多少说明了1956

年波兰和匈牙利发生骚乱的原因。甚至在殖民地世界中也存在着这种影响。英法远征苏

伊士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他们比纳赛尔软弱，而是因为他们不敢在一个有可能爆发氢

弹战争的时代里冒点燃国际战火的危险。同样，由于这一原因，西方列强没能援助匈牙

利的革命者，苏联人没能对波兰的民族主义共产党人采取军事行动。

大国受束缚的最明显的例子可在1962年的古巴危机中见到，这次危机的突然发生是

因为美国通过空中侦察发现苏联正在古巴建造导弹基地，而且美国大部分地区不久就会

在其射程之内。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一次引人注目的广播讲话中宣布，美国

将采取断然措施来消除对美国的这一威胁，但是不会使赫鲁晓夫过于难堪，惹得他作出

危险的反应。肯尼迪宣布实行“封锁”，禁止舰船将进攻性武器运往古巴，并要求苏联

撤走战略性导弹。但是，他没有要求取消卡斯特罗政权，也没有要求拆除古巴的防预性

导弹。当开往古巴的苏联船只改变航线时，当美国确信苏联油船未带进攻性武器而允许

它继续前进时，很明显，这两个国家都不想打仗。最后，10月28日，赫鲁晓夫宣布，他

已下令将苏联导弹撤出古巴，并在联合国观察下拆除苏联设在古巴的所有基地，作为美

国结束封锁并保证不入侵古巴的回报。

古巴危机再次表明，两个核大国都不敢采取以战争作为推进国策的工具的传统做法。

虽然对抗和平地结束了，但这是很侥幸的事——非常侥幸，因此，它捉使双方为缓和世

界紧张局势而重新作出努力。1963年8月5日，美国、英国和苏联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

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一条约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欢迎，它们也都

签署了这一条约，只有当时正在向美苏首要地位挑战的两个大国——法国和中国拒绝签

署。

1967年2月，拉丁美洲14个国家签署了禁止制造、使用或拥有核武器的条约。同一

年，98个国家签署了禁止向环绕地球的轨道发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禁止在月球或其他

天体上安置这类武器、禁止任何国家将这些天体占为己有的条约。1968年初夏，包括美

国和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签署了防止核扩散条约，该条约规定，签约的核国家不得向非

核国家提供核武器，禁止签约的非核国家制造核武器。这一条约于1970年3月5日开始生

效，到这时已有47个国家签署。这些条约都有助于极大地缓和冷战所造成的国际紧张局

势。

 

三、西欧的独立自主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西欧国家已无需美国提供经济援助，因而在政治问题

的处理方面获得了更大的机动性。显著增长的生产率、全面的繁荣和共同市场的建立使

经济独立成为可能，使西欧具有能与美国相比的经济实力。

在欧洲历史的长河中，共同市场的根源可追溯到很久以前。从中古时代起，哲学家

和政治家就提出了统一西欧的种种方案。但实际上人们什么也没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

战带来的创伤使人们对基于完全主权国家的国际秩序产生怀疑时。20世纪20年代后期，

法国和德国的外交部长考虑了建立欧洲合众国的计划。但是，大萧条的来临、纳粹德国

和法西斯意大利的侵略结束了欧洲一体化的任何可能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其对人力物力资源的空前破坏再次使人们充分注意到有必要找到

某种方法来摆脱国际混乱局面。1950年5月9日，问题有了突破性进展，当时，法国外交

部长罗伯特·舒曼提出以煤钢联营作为发展欧洲一体化的小规模试验厂。这一建议旨在

将为法国、德国、比利时和卢森堡这四个国家所分割的莱茵河流域的煤铁资源合并起来，

做到使战争象舒曼所说的那样“不仅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从而减轻法国

对工业复兴的西德的担忧。

舒曼的建议立即得到了热烈的响应。1951年4月18日，《欧洲煤钢联营条约》被签

订，根据这一条约而成立的组织就称为“欧洲煤钢联营”（ECSC），它于1952年正式成

立。最早成员国有6个：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这些成员国给

了欧洲煤钢联营以决定价格、确定进出口税和分配原料的全部权力。它们还成立了一个

管理机构——高级委员会，其总部设在卢森堡市。重大的政策性决议由经成员国议会选

举产生的欧洲煤钢联营联合大会作出；各成员国之间的争端则由联营机构自己的法院解

决。欧洲煤钢联营在短期内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它不仅去掉了联营成员国中煤、钢产品

的所有关税，而且消除了各种限制，如定额、进出口许可证、差别性运价或价格级差等。

到1954年年中时，运过联营成员国边界的煤和钢比欧洲煤钢联营出现以前大约多40%。

但这仅仅是西欧一体化的开端。下一步的行动是，1957年3月25日，6个成员国又签

订了两项条约，建立了欧洲原子能联营（Euratom）和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即共同市

场。欧洲原子能联营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将来同核大国之间的能源差距而做好必要的准备。

它包括共同进行原子能研究、自由交换原子能情报和建立一个共同市场进行原子能装备

及物资的贸易等。欧洲原子能联营与美国的原子能委员会相似，所不同的仅在于它只关

心将原子力量用于和平目的。共同市场的建立更为重要，园为它的目的是将欧洲煤钢联

营的工作扩大到所有产品和所有部门，在规定的时期内减少所有的内部关税，到1969年

12月31日时，取消所有这些关税，使6个成员国组成一个巨大的自由贸易区。

这时，欧洲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这种一体化，一方面是由于其

他方面的发展，如引进美国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1950年至1964年间，西德、意大利

和法国的国民总产值增长率分别为7.1%、5.6%和4.9%，而美国的国民总产值增长率只有

3．5%。西欧经济力量不断增长的另一迹象是：1948年至1962年间，美国在自由世界的

黄金中所占的份额已从71％下降到40％，而西欧所占的份额则从15％上升到44%。

与西欧和美国之间经济关系的变化相似的是政治关系的相应变化。戴高乐领导下的

法国尤其如此，戴高乐在各个领域里都推行其独立自主的政策。这一点在1963年他不批

准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申请时得到了清楚的证明。起初，英国拒绝加入共同市场，一方

面是因为如果它加入，就意味着放弃它与英联邦的优惠贸易协议，一方面是因为它历来

不愿意与欧洲大陆牵连在一起。丘吉尔曾对众议院这样说：“我们和它们意见相同，但

不属于它们。”因此，1960年，英国组织了更具限制性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英国、瑞

典、挪威、丹麦、奥地利、瑞士和葡萄牙），称为“外七国”，以区别于“内六国”。

这一联盟规定，逐步取消内部关税，但和共同市场不一样，它没有规定超国家的控制手

段和协调手段，也没要求对外部世界设立一种共同的关税。“外七国”并未有效地起作

用，这反映在英国较低的经济增长率中。1962年，英国开始进行谈判，要求加入“内六

国”，但有关英联邦经济关系的问题引起了麻烦。另外，还有政治上的难题，戴高乐在

1963年1月不批准英国的申请时阐明了这一点。他解释说，如果让英国及其“外七国”

伙伴加入，就意味着最终会出现“一个依赖美国并由美国领导的庞大的大西洋共同体。”

这是不能接受的；他想要的是一个由他扮演领导角色的“严格的欧洲组织”。

戴高乐的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略和核武器的独立自主方针同样具有决定性。

美国的决策者们希望北约组织的军队装备常规武器，而美国仍准备在必要时用其强大的

核突击部队进行干涉。戴高乐拒绝了这一战略，因为它使决定性力量掌握在外国人手中，

而且只有华盛顿才能决定什么时候使用这种力量。因此，他着手发展法国自己的核武器

和空中突击部队，以便及时得到核潜艇和氢弹的支持，戴高乐认为核潜艇和氢弹是他执

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所必不可少的力量基础。例如，1962年12月，他拒绝了麦克米伦

首相和肯尼迪总统签订的有关建立一支配备带英国弹头的美国北极星导弹的北约组织核

力量的协定。对戴高乐来说，这有点象在受他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势力的支配，他讨厌

受这种支配，尤其是因为他同罗斯福和丘吉尔战时的那种不幸关系。同样，戴高乐拒绝

遵守1963年7月美国、英国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该条约禁

止进一步在水下、大气层和外层空间进行核爆炸，这一点是法国不能接受的，因为它会

妨碍法国核力量的进一步发展。

更引人注目的是戴高乐的不受约束的外交活动。1964年1月27日，他不顾华盛顿的

一再抗议，在外交上完全承认了共产党中国。三天后，他解释说，他只是在”承认世界

的现状”。他又说：“在这块（亚洲）大陆上，不能想象会出现不牵涉到它（中国）的

和平或战争；难以让人相信，没有中国的参加，也能缔结一个关于东南亚国家的中立协

定，而我们法国人对缔结这样一个协定特别关心。”因此，这位将军也在东南亚发起挑

战，而美国当时正在那里用金钱、武器和军事代表团支持越南当局镇压越共的共产主义

反叛者。戴高乐确信，美国的这些努力注定要失败，美国人将被赶出去，正如法国人1O

年前被赶走一样。因而，他极力主张整个地区中立化，因为这将“驱除各种形式的外国

干涉”。

这就是戴高乐对美国政策和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而且，这是一种全球范围的挑战，

他派遣法国外交代表团和贸易代表团去拉丁美洲以及他自己访问墨西哥（1964年3月）

的做法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访问墨西哥时，他着重强调了拉美各民族的共同传统和大国

集团的“独立’。1969年，蓬皮杜接替戴高乐出任总统，他虽然没有戴高乐那么好斗，

但也很有主见。这一点在197O年初表现得很清楚，当时，他在美国向以色列提供鬼怪式

喷气式飞机之际同意将幻影式战斗机出售给利比亚。

 

四、东欧赢得自治

 

在西欧不依赖美国而独立的同时，东欧正从苏联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治。东欧之所以

能有这种变化，也是由于美苏的军事僵局和冷战的缓和。对东欧来说，另一重要因素是

苏联领导人的变动。斯大林的去世不仅在苏联国内事务方面，而区在苏联与其东欧卫星

国的关系上，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新的、稳定的领导层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在莫斯科出现的。最初，统治这个国家

的是一个非正式的五人执政团——代表官僚机构的格奥尔基·马林科夫、代表老牌斯大

林主义者的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代表军界的布尔加宁元帅、代表秘密警察的拉夫

连季·贝利亚和代表党的机构的不太出名的尼基塔·赫鲁晓夫。三个月中，这个执政团

因贝利亚的下台而少了一人。贝利亚下台前是秘密警察的首脑，因此他成为这个国家最

令人憎恨、最令人畏惧的人，尤其是在斯大林于独裁统治后期过分猜疑的几年中。这时，

他的同僚首先剥夺了他的权力，然后于1953年12月将他处决。事实证明，这是苏联社会

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虽然苏联的普通老百姓仍远远享受不到充分的个人自由，但

对深夜敲门和随即而来的枪决或流放到苦役拘禁地的担心已越来越小。苏联领导人也比

较安心了。从此以后，他们若在经常性的政府改组和清党运动中失去权力，已无须付出

他们的性命，而是在被降职或发配到乡下以后屈居于默默无闻的地位。

在剩下的四位中执掌领导权的马林科夫将斯大林的发展军备和重工业生产的重点转

移到为长期受到忽视的人民大众提供更多的消费品方面。他通过放宽政府对集体农庄的

控制、减少上交定额和增加农产品灼报酬来鼓励农民。在对外事务方面；马林科夫准许

卫星国享有更多的自治权，甚至还对西方列强作出愿意友好的表示。他在向最高苏维埃

发表的就职演说中宣布：“没有一个有争议的、未决的问题是不能通过和平手段来加以

解决的。……这就是我们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态度。”

这一对内对外的缓和计划根本不能为好战、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者所接受。他们联合

各种力量，设法使马林科夫于1955年2月下台。在经历接踵而来的权力斗争之后，军方

最初居于支配地位。布尔加宁元帅成为部长会议主席，柏林的征服者、曾被斯大林解职

的末可夫元帅出任国防部长。工作的重点重新回到了发展军备和重工业上，1955年5月

中旬，各卫星国首次被聚合在一起与苏联结成正式的军事联盟。该联盟称为华沙条约组

织，它实质上是苏联及其卫星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尤其是对当时正在重整军备的西

德作出的反应。”

占优势的苏联军方不久就让位于逐渐获得政权的杰出政治家赫鲁晓夫。他利用他在

共产党队伍中的权力基础，排挤掉了他的一个又一个同事。到1958年3月时，他已接替

布尔加宁出任部长会议主席，这样，他不但成为党的领袖，而且成为政府的首脑。这标

志着“集体领导”这一过渡时期的结束；赫鲁晓夫这时成为斯大林的无可争议的接班人。

早在两年前，即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就已投过一颗震动整个共产党世界的炸

弹。他在对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严厉指责已故斯大林的极度自负和

恶劣透顶的背信行为及恐怖行径。据说，他当时不时流泪，将这位前独裁者描述为“有

着病态疑心、极不信任他人的家伙”，认为他应对官方屠杀“数千名城实、无辜的共产

党人”的做法负责。在发表这篇惊人的长达4小时的抨击演说的过程中，赫鲁晓夫还攻

击斯大林篡改和歪曲正式的共产党历史，甚至批评他的战争行为，指控这种行为导致惨

重的失败，使死亡人数高得骇人。

感情奔放的赫鲁晓夫也许是被他自己的雄辩和长期受压抑的感情冲昏了头脑，泄露

了比他打算说的还要多的东西。无疑，其影响比他所期望或预料的更强烈、更深远。斯

大林的遗体从红场上列宁墓旁的陵墓中被挖了出来；他的塑像被砸碎；他的名字从苏联

和东欧数千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和街道中被抹掉。新的意识形态领域的“解冻”使艺

术家和作家能享有更多的批评苏联社会的自由。以往一向被斯大林的亲信牢牢控制着的

外国共产党经历了一种逐渐削弱其意识形态和组织纪律的痛苦的反省。“自由的”、具

有民族主义精神的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开始坚持自己的权利、反对过去亲克里姆林宫的党

魁。赫鲁晓夫的这颗炸弹的“影响”就是如此，这种影响同军事僵局和冷战缓解的催化

作用一起，改变了苏联与其卫星国之间的关系。

大约早10年时，南斯拉夫爆发了东欧第一个反苏运动。根本的问题是，已成为各国

首脑的共产党领导人是否还应继续服从克里姆林宫的纪律。甚至在战争年代里，铁托已

坚决主张各国政党要独立，并按照这一主张行事。战后，他继续这样做，并能不受惩罚，

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南斯拉夫与西方海军强国接近。更重要的是，铁托和东欧大多数共

产党领袖不同，他一直呆在自己的国家里，并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抵抗军；由于有了这

支军队，他在战后几年中成功地反抗了斯大林。例如，他认为苏联人不支持他对的里雅

斯特的强烈要求，并把这种不支持归因于苏联人希望加强意大利共产党的力量。铁托宣

布：“据说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我们也一直这样认为。但是，我们现在要寻求一个公

正的结局。我们要求每个人都不受别人干涉。我们不想因别人而遭受痛苦，我们不愿被

当作国际交易中的贿赂。”

莫斯科对这种有关共产党和共产党国家的独立的异端观点立即作出了反应。“告诉

铁托同志”，苏联大使警告说，“如果他再允许对苏联进行这样的攻击，我们将不得不

在报上提出公开批评进行回击，而且不承认他。”这位持异端者拒不改变自己的主张。

相反，他又犯了更多的罪。他批评了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军官和官员的行为。他还试图建

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联盟，不过，由于莫斯科命令保加利亚人退出，这一联盟未能成

立。当铁托发现自己正受到暗中监视时，他便让手下的特工人员盯住在南斯拉夫的苏联

外交官和技术人员。最后，1948年6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愤怒地宣布，将南斯拉

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但是，由于铁托在国内有牢固的地位，又从西方国家得到巨大

的经济、军事援助，所以他没有屈服。1949年底，东欧流行着一句俗话：“马克思是上

帝，列宁是耶稣，斯大林是圣保罗，铁托是第一个新教徒。”

这种新的异端邪说虽渐渐地传播开来，但仍须处于地下状态，因为苏联在东欧其他

国家有着很大的权势。而“铁托主义”——马克思主义词典中的一个新词——仍限于局

部地区，正等待着有机会冲出来。1956年，它的确冲了出来，因为那年出现的各种情况

的结合对它很有利。最猛烈的剧变发生在两个有着悠久的反苏传统的国家——波兰和匈

牙利。在赫鲁晓夫2月讲话的鼓舞下，这两个国家中出现了文人学士的讨论小组；接着，

知识分子与口才较好的城市工人建立了联系。1956年春、夏两季，匈牙利和波兰的事件

经历了相似的进程。但到秋天时，它们开始大不相同：匈牙利事件以武装起义和镇压告

终，波兰事件的结果则是赢得了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和国家的独立自主。

波兰最杰出的“民族”共产党人弗拉迪斯拉夫·哥穆尔卡曾于1948年因铁托主义罪

而被清除出党，到1956年春，又恢复了职务。他的思想不久就开始在共产党的中间阶层

中得到传播。波兹南（前普鲁土城市波森）的工人起义反映了波兰斯大林主义者的影响

在不断减弱。波兰的斯大林主义者被一个个地从党内主要位子上撤了下来，最后，这种

危机落到了波兰出生的苏军元帅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头上，罗科索夫斯基当时还是

波兰的国防部长和波兰政治局的成员。赫鲁晓夫以前所未有的举动支持罗科索夫斯基，

于1956年10月19日同苏联政治局内除两人外的全部成员一起匆匆赶到了华沙，与此同时，

苏联红军也调动军队进行威胁。但最后，正是赫鲁晓夫作出了让步，同意罢免罗科索夫

斯基，同意哥穆尔卡于10月21日当选为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之所以愿意遭受

这一严重挫折，是因为他确信，哥穆尔卡是一位有主见但却忠实的共产党人，他决不会

转而投靠西方。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在以后几年中，双方发展了一种互相满

意的关系，波兰虽然越来越不依赖克里姆林宫而独立，但的确仍是共产党国家，仍是华

沙条约组织可靠的支持者。

在匈牙利，形势更加复杂。党的领袖马加什·拉科西是一位犹太人，这使这一有反

犹传统的国家中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他还是一位老牌的斯大林主义者，曾在两次世界大

战之间的时期内在匈牙利监狱里呆了16年，因而这时不愿与“民族主义的”匈牙利共产

党人分享权力。于是，同在波兰一样，上层的变革受到了阻碍。相反，下层爆发了革命，

由于这一革命无法预测，因此，赫鲁晓夫向匈牙利派遣了苏联红军。

1956年10月23日，布达佩斯开始出现骚动，当时，一大群示威者在波兰事件的激励

下，要求拉科西辞职，让位给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共产党人伊姆雷·纳吉。秘密警察的反

应是向示威者开火，从而使抗议示威转变成一场公开的革命，这场革命使纳吉一下子当

上了总理，并使他作出了种种许诺、采取了种种行动。而这些许诺和行动都是苏联人所

无法容忍的。为了抚慰很快就不仅活跃于首都、而且还活跃于各省的示威者，纳吉邀请

两位非共产党人加入他的内阁，废除了集体化，宣布大赦反叛者，答应举行自由选举，

并说服苏联人将他们的坦克撤出布达佩斯。

这一切并没有满足革命者的需要，他们这时进攻共产党总部，甚至不时袭击正在撤

退的苏军。这样做时，他们暴露了自己全力反共、反苏的立场。和波兰人不同，他们并

不满足于苏联势力范围内的自治。相反，他们要求西方式的民主，要求完全摆脱莫斯科

或《华沙条约》的约束。这些发展对苏联在东欧的安全体系构成了无法容忍的威胁。11

月1日，苏联人掉转坦克，重新开进了布达佩斯。于是，纳吉总理立即直布匈牙利为中

立国家，拒绝摸受《华沙条约》，并向联合国发出了呼吁。外界没有给予任何帮助，因

为美国正忙于总统选举，法国和英国正在远征苏伊士。革俞者被势不可挡的力量制服，

以亚诺什·卡达尔为首的新的共产党独裁政府宣告成立。

苏联人虽然能为所欲为，但付出了在道义和精神上遭受巨大失败的代价。匈牙利工

人和学生朝苏联坦克扔燃烧瓶的情景使许多忠实的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觉醒。这与共产

党人原来所梦想的国际无产阶级兄弟关系相差太远了。苏联人的做法对西欧知识界的震

动特别大，西欧的许多知名作家和艺术家这时交出了他们的党证。

苏联人完全明白这种消极反应，急忙赔礼道歉。在匈牙利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他们

宣布，他们准备改变同卫星国之间的关系。他们声称，他们的目的是以“国家主权、互

利与平等”的原则为基础，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联邦”，他们提议修改《华沙条

约》，以便将苏联军队撤出东欧。这既不是苏联人的仁慈，也不是他们玩世不恭的骗局。

相反，他们认识到，他们不可能作为无耻的干涉者和占领者遥遥无期地继续驻扎在东欧。

或许，19世纪的沙皇能经受住被全世界指责为东欧“自由的刽子手”的责骂。但对一个

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在一个有着大众交流媒介、世界各地人们的见解易于互相交

流的时代里遭到这种指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因此。赫鲁晓夫逐渐改变对邻国的政

策，直到与邻国建立起真正新的关系。

在这以前，各卫星国不仅被斯大林蓄意切断了同西方的交往，而且被他割断了相互

间的联系。此外，它们还因对苏联有利的各种不平等的贸易条约和发展协定而受到无情

的剥削。克里姆林宫让东欧不加区别、毫无经济意识地执行其“工业化、工业化、再工

业化”的命令。在东欧这一地区，到处是斯大林的“累赘”——巨大的工厂，这些工厂

很难弄到所需的原料，其产品也只有通过向工人支付标准以下的工资才能在世界市场上

竞争。因为许多新工厂按照莫斯科的命令从事军工生产，公众的负担越来越重。甚至农

业也因强迫实行集体化和强制种植诸如棉花和亚麻之类的经济作物而遭到破坏。最终结

果是，整个地区食物不足，消费品短缺，失业者很多，工资极低，生活水平相应地下降。

应该指出，所有这一切决定性地促成了普遍的动乱，最终导致了1956年的剧变。

1956年以后，这一模式发生了迅速、重大的变化。贸易条约和发展协定被重新商订，

并被制订得更加公平合理。各国都能逐渐对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进程作出自己的决定。

工业不必再同苏联或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工业结合在一起。相反，其趋势是国民经济的发

展更加独立，工业和农业的回旋余地更大，同西方的贸易更多。例如，1960年至1964年

间。罗马尼亚同西方的贸易从占其全部贸易的20%上升到33%。赫鲁晓夫也发现，有必要

修订他为经济互助委员会制定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曾希望经互会能成为苏联与东欧盟

国和蒙古全面一体化的媒介。后来，由于东欧国家反对莫斯科通过经互会指挥它们的经

济计划，这种一体化未能实现；于是，苏联同东欧国家于1963年和1964年议定了一系列

双边协定。赫鲁晓夫认为，当他不能得到经互会范围的一体化这整块面包时，必须同意

接受双边一体化这半块面包。

同这种经济上的缓和与放宽相对应的是文化领域中的缓和与放宽。同西方国家缔结

文化协定、减少对外国广播的干扰、增加旅游业、给外国记者以更大的自由、允许更自

由地放映西方电影、发行西方书籍和刊物——所有这些都可表明上述这一点。由于这种

总趋势非常明显，约翰逊总统于1964年5月23日宣布：“不再是一道铁幕。而是有许多

道铁幕。每道铁幕的强度和厚度不同，因而能穿过它的光线和能在它后面增长的希望也

不同。……我们将继续建造一座座能跨越把我们同东欧分割开来的这一鸿沟的桥梁。它

们将是增加贸易的桥梁、思想的桥梁、访问者的桥梁和人道主义援助的桥梁。”

1968年8月，由于苏联军队同东德、匈牙利、波兰和保加利亚军队一起入侵捷克斯

洛伐克，东欧的这种自由化趋势一下子被完全改变。入侵的原因在于，以亚历山大·杜

布切克为首的一群共产党革新主义者于1968年1月在布拉格发动了一场“民主社会主义

革命”。当时，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享受到了出版、言论和

出国旅行的自由。苏联入侵的动机可能是，他们十分害怕捷克新政权会渐渐断绝同东欧

邻国之间的关系，而转向西方阵营。无疑，他们害怕捷克新获得的自由可能加强东欧人

民大众对类似自由的要求，从而危及现存的共产党政权。

为了替入侵辩护，苏联人发表了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在1956年的匈牙利危

机之后，他们曾声称，他们的目的是以“国家主权、互利与平等”的原则为基础，建立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联邦”。但这时，在1968年9月25日《真理报》的一篇文章中，苏

联领导人实际上保留了入侵那些被他们认为正背离他们阵营的社会主义邻国的权利。

“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中任何环节的削弱都会直接影响所有无法冷淡地看待这一点的社会

主义国家。为了向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尽国际主义义务，为了保护自己的社会主义

利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它们的确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反社

会主义势力采取了行动”。

尽管苏联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并主张“到列日涅夫主义”，但它在东欧的地位远没

有斯大林时代那样高。捷克斯洛伐克的舆论仍是一边倒地反苏，这一点在公开场合如国

庆节和运动会上人们的大声嚷叫中得到证明。即使是那些遵守《华沙条约》的国家，也

保留了相当大的自治权，它们木支持苏联反对中国就是一个明证。其时，南斯拉夫继续

在东、西方之间沿着独立的中立主义道路前进。罗马尼亚没有参与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

侵，它在对内、对外事务方面也是独行其是。它同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这两个反苏国家有

着友好的关系，同西德和以色列保持着外交关系——这一点与一些《华沙条约》成员国

形成鲜明对照——而且，正在同美国发展更加密切的经济和文化关系。1969年8月，尼

克松总统在罗马尼亚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利用访罗这一机会声明：“美国的立场是不

仅尊重包括大国和小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维护自己民族地位的权利，而且尊重它们的主权

和平等权。”

 

五、中国向苏联挑战

 

当得胜的中国共产党人于1949年建立他们的人民共和国时，他们立即得到了苏联的

承认。另外还有20个国家，包括英国和印度，也承认了这个共和国。但是，美国继续把

台湾的蒋介石流亡政府当作中国的合法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同北京的关系甚至

在因朝鲜问题而公开决裂以前就已很紧张。相反，1950年，莫斯科和北京签订了为期30

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根据该条约的条款，苏联须帮助中国建设一支强大的

现代化军队和实现全面的工业化计划。虽然苏联人提供了条件优惠的贷款，但贷款毕竟

还是贷款，而不是补助金。中国为了偿还大量的资本货物、技术援助和军用物资，将自

己一半以上的出口物运到了苏联。

1960年，这一中苏联盟开始出现破裂的迹象。北京用攻击”南斯拉大修正主义者”、

的略加掩饰的刺耳之言间接地批评了赫鲁晓夫，而莫斯科发言人则以对“教条主义者”

和“左倾幼稚病者”的攻击来进行反击。1961年10月，在苏联共产党第22次代表大会期

间，赫鲁晓夫和周恩来公开发生了冲突，周恩来离开大会，飞回了北京。大约在这时，

苏联人从中国召回了几乎所有的技术专家；1964年2月，中国人明确指责说，苏联人撤

走了1，390名专家，取消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从中国人的观点看，最糟的是苏

联人拒绝中国人分享他们的原子武器或制造原子武器所必需的技术资料和资源。因此，

这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的不和发展到了彻底分裂的程度，包括不体面的诽谤，意识形态

方面的谩骂和全球范围的公开竞争。1964年初，毛泽东对一个法国议会代表团说，赫鲁

晓夫注定要垮台，1950年的中苏联盟也因“苏联在意识形态和其他方面一再违反条约”

而无效。

共产党世界中这一惊人的重大分裂的根源似乎一定程度上在于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

一定程度上在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国家利益方面的问题由传统的物质原因造成，这

些原因包括“生存空间”、边界划分和由不同的发展水平造成的不同的经济利益，等等。

苏联的版图相当于中国的两倍半，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哩24人，而中国则是190人。分隔

两国的2，000哩长的分界线在苏联地图上已得到精确详细的描绘，但在中国地图上，有

些地段仍划为“未定界”：帕米尔高原的东部边缘地区、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汇合处的一

些岛屿以及与蒙古相接的几乎整个边境。这些地区过去曾是中国帝国的一部分，19世纪

被沙俄并吞了，现在共产党中国要求收回。在这些有争议的边界地区发生了种种冲突，

从而导致了相互间的强烈谴责。1969年3月4日，中国共产党日报的一篇社论指责说，苏

联人“认为沙皇一度占领的那些地区是他们的，而且，正将他们的领土扩张到沙皇未曾

占领的地区。他们甚至比沙皇还要贪得无厌。”另一方面，苏联著名诗人叶夫根诺夫·

叶夫图由科回忆了库利科沃战役，1380年，莫斯科大公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在这场战役

中打败了蒙古人。

你能看到在阴暗的黄昏

新的蒙古可汗们正索索发抖地拿着炸弹

但如果他们进攻警钟就会敲响

而且将会有太多的勇士

去进行一场新的库利特沃战役。

国家利益另一方面的冲突起因于苏联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时间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导

致了生活水平的不同。严酷的但却可理解的事实是，赫鲁晓夫和他的人民都不想同他们

的中国同志分享他们辛苦得来的报酬。苏联一位历史学家在对美国记者的以下这番谈话

中清楚地表明了这一态度：

是的，我们是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两国都反对帝国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一

致的。但是，我们有着各自的民族经历，处于不同的革命发展阶段。中国现在所经历的

一些阶段我们在30年前就已经历。我们希望中国能从我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但不会总

是如此。我们有较高的生活水平，我们的人民需要和要求更多的东西，我们不可能要求

他们象中国人那样作出牺牲。仅此而已。我们说过，要放松一点；社会主义世界是安全

的。但中国人不肯这样认为；他们要一天三班地工作，如果我们的机器因使用过度而坏

了，他们就发牢骚。他们非常傲慢。他们要求在世界上的平等地位。我们已赢得了这种

地位；他们仍在为此而奋斗。他们将按照自己的办法、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这种地位—

—他们的办法或许最适合他们。我们俄国人有一句谚语可以概括这种情况。“你不可能

将这个人的头安在那个人的肩上。”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与国家利益方面的这种剧烈冲突同样重要的也许是与之相对应

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这种冲突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微妙、更复杂；通常的看法是：瘦

弱、饥饿的中国人为了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宁愿冒热核战争的危险，而肥胖的苏联人更愿

意以和平共处的策略谨慎行事。更确切地说，苏联人和中国人对世界正在经历的历史时

期性质的解释、对巧妙地利用现有的种种历史性力量加速社会主义胜利所需采用的适当

策略的解释是根本不同的。

苏联人先研究了世界最重要的问题是战争还是和平这一基本课题。他们认为，如果

热核战争爆发，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将毁灭或倒退几个世纪。但是，如果能

避免战争，那么，在经过几十年的和平竞争之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将清楚

地显示出来，这个范例将说服整个世界信奉社会主义。这就是苏联人在理论上所作的分

析，苏联人的要求裁军、要求和平共处、要求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治策

略和对这些策略所抱的希望就基于这种理论分析。

中国人宣称，他们也赞成这些目标，但他们怀疑能否达到这些目标。最大的障碍是

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因为帝国主义就其本性而言是扩张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因此，

正确的策略不是象苏联那样直接争取和平与裁军，而是同阻挠和平与裁军的帝国主义作

斗争。中国人坚持认为，同帝国主义斗争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支持不发达世界的迅速发展

的革命运动。人类的大多数生活在不发达国家中，他们的这种革命精神构成了帝国主义

的致命弱点。

要获得世界和平，就必须主要依靠世界人民大众的力量，依靠他们的斗争。在维护

世界和平的斗争过程中，有必要同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就这个或那个

问题进行谈判，以便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达到某种和解，达成某些协议。……但是，世

界和平仅仅通过谈判是永远实现不了的，我们决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决不

能脱离人民大众的斗争。……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久平起发展，越能维护世界和平。

总之，中国人坚信，和平只有通过不发达世界的革命运动瓦解帝国主义才能得到维

护。相反，苏联人认为，社会主义世界（实质上指苏联）的日益繁荣与强大将制止西方

帝国主义的战争倾向，社会主义世界仅靠榜样的力量就可以加速帝国主义的衰落，从而

使不发达国家的革命能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

中国人关于不发达世界的理论同样是好战的，在不发达世界中，他们与美国人和苏

联人相反，有着作为非白种人和不富裕人的优势。中国人告诫说，不发达国家受到了帝

国主义强国的统治和剥削，这些帝国主义强国既包括美国也包括苏联。这种不平等的关

系只有通过革命才能结束，但革命不能出口；被压迫民族必须依靠自己。毛泽东的当然

继承人林彪元帅的一篇著名文章引起了西方的恐慌，因为林彪在这篇文章中把当时的世

界形势看作是“农村包围城市”。他说这些城市是北美和西欧，这些农村是亚洲、非洲

和拉丁美洲。中国农民曾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占领了他们的城市；林彪预言，不发达世

界的人民大众将打败进行剥削的帝国主义国家，取得类似的胜利。但林彪也强调，胜利

只有通过自力更生才能取得，不能依靠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大量援助。他警告说，那些主

要依靠外国人的革命者必将失去同本国人民的联系，变得十分无能。因此，中国的革命

学说不是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征服规定行动计划的“我的奋斗”，而是一套指导外国

共产主义革命者的“自制工具”。

中国不仅在革命学说方面，而且在争取近90个国家的共产党的拥护方面向苏联提出

了挑战。1964年初，莫斯科声称，90个共产党中至少有65个忠于它，但中国人反称道，

世界上4250万共产党员中有一半站在他们一边。1969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国际

会议遭到了15个亲中国的政党的抵制。在75个派代表参加会议的政党中，14个党以各种

方式提出了反对意见，例如拒绝签署会议的最后声明、尽管这一声明谨慎地避免提到诸

如中苏争吵和苏联侵捷之类有争议的问题。主要由于中国的缘故，世界共产主义不再承

认马克思主义教皇式的人物。尽管中国充当了一个多世纪国际外交的卒子，但它今天正

在向世界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提出有力的挑战。

 

六、两极分化的结束

 

到1970年——第二次世界大依结束后仅仅25年时，一个崭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开始出

现。在战后头几年中十分盛行的世界力量的两极分化已经消失。欧洲不再是世界棋盘上

的一个卒子——或两个卒子，东欧和西欧；中国也不再是苏联的卫星国或地位较低的伙

伴。

法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承认显然象征着新的全球均势。对法国来说，这是对美国的一

个大胆的、有意的挑战，它标志着美国发起的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禁止和把北京排斥在

联合国外的做法开始失败。对大陆中国来说，同法国的新关系标志着苏联的经济束缚开

始结束，而且，用北京自己的话说，它还标志着北京发起的团结所有“社会制度不同”

的国家——一渴望摆脱“美国侵略、控制、干涉、欺侮”的国家和反对“苏联领导人所

希望的美苏联合统治世界”的国家——的运动前进了一大步。

如果按照前面对过去5个世纪的世界历史的分析来考察所有这些世界性的发展，那

么，这些发展将表明全球关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人们将回想起，在欧洲发生决定性的

转变和进行扩张之前，几大地区或是自治地并存着，或是完全孤立地并存着——自治的

欧洲地区、穆斯林地区和儒教地区，基本孤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完全孤立的美洲和澳

大利亚。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之后，这种隔绝状态让位给了由欧洲支配、为欧洲

所利用的日益增长的相互影响和一体化。到19世纪时，这一趋势最终导致了前所未有的

欧洲几个大国的全球霸权。两次世界大战打破了欧洲的这一统治，取而代之的是莫斯科

和华盛顿的仅维持一、二十年的两极统治——这一阶段的短暂反映了世界事态不断加快

的发展速度。

虽然两极化状态的消逝现已不言而喻，但人们却说不清什么将取代它。中国由于它

在东亚和整个不发达世界中日益扩大的影响，似乎正在获得可与美国和苏联相比的地位。

但除此之外，有关各地区相互关系的未来形式仍然模糊不清、无法预料。人们也许会预

言，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迅速加快，其他非西方地区将仿照中国的做法，建立新的权力中

心。无疑。现在已有了种种为了获得政治和经济的完全独立而试图统一各自的地区、并

使之现代化的“泛”字运动，如泛阿拉伯主义和泛非主义。如果这些运动证明是成功的，

那么，新的全球多极化状态会逐渐形成。各地区如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拉丁

美洲和欧洲新的权力中心会以各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形式同美国、苏联和中国并存。如

果出现这样的结果，在政治领域中便意味着传统的、1500年以前的地区自治得到恢复，

而同时，在其他所有领域中，现代化的进行却会使所有这些地区空前地统一起来。

可以想象，地区间的关系也许会以这些方式发展，尽管这种发展至少对可预见的将

未来说是不大可能的。事实上，现在，在大多数地区，离心力似乎大于向心力。非洲已

因家教冲突和毫无意义的边界而四分五裂；这些宗教冲突包括尼日利亚的穆斯林和基督

教徒的冲突以及苏丹的穆斯林和异教徒的冲突，这些边界是19世纪的欧洲外交家划定的，

现在却被各独立国家当作神圣的民族遗产来加以保护。在中东，除王朝间的世仇以及富

国和穷国因石油产地使用费问题而发生的常年对立外，还存在着相应的宗教冲突，如穆

斯林阿拉伯人和基督教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以及敌对的穆斯林教派之间的冲突。印度半

岛已被分割成两个地区，但这两个地区极不稳固，印度的语言骚动和东、西巴基斯坦之

间的紧张局势可表明这一点。同样，尽管欧洲在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戴高乐

的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的幻想在实际政治领域里仍是一个幻想。

除各地区中引起分裂的这些力量外，还存在着同样引起分裂的大国政策。这些政策

的效力将在全球各地——在分裂的德国、在分裂的朝鲜和在分裂的越南——得到证明。

由于在过去20年苏联和西方的竞争之外又增加了中苏竞争和中西竞争，大国的这种分裂

作用在将来很可能得到进一步加强。

那么，对最近的将未来说，更有可能出现的不是一个由自治的区域集团组成的世界，

而是一个由若干传统的大国势力范围组成的世界。沃尔特·李普曼几年前写道：

对势力范围的承认可以真正代替全球主义。它可以代替公开宣扬世界革命的共产党

的全球主义。它可以代替允诺在各地进行反共战争的反共产党的全球主义。

对势力范围的承认已是苏联和西方在欧洲缓和相互间关系的主要基础。最终，它将

为红色中国和美国提供和平共处的方案。

随着2O世纪70年代的到来，这一预见似乎被事态的发展证实了。苏美限制战略武器

谈判在赫尔辛基举行；中美在华沙重新开始了正式的外交接触；苏中也在北京举行了谈

判。如果这些试探性的接触能取得成果并导致李普曼所预料的缓和，那么，大国将可以

自由地着手处理它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诸如日益加剧的种族冲突、全球环境污染和

富国与穷国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之类的问题。这种建设性的全球合作是否能实现是人类

今天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虽然现在的某些趋势是令人鼓舞的，但是，美国人仍在干涉越

南，苏联人的确侵略了捷克斯洛伐克，中东的战斗仍在继续。1969年9月，联合国秘书

长吴丹在向联合国大会所作的年度报告中对当前的形势显然是很悲观的：“在过去的12

个月中，国际形势仍在恶化。……我几乎说不出整个世界在实现《联合国宪章》所规定

的目标方面取得了什么进步。……而且，我强烈地感到时间愈来愈不够用。”

 

第二十九章　西方的衰落与成功

 

苏联和美国的参战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负。在这场大战中，传统的欧洲体系

的崩溃已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通常所称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欧洲”现已死去，而

且无复活希望。

 

哈乔·霍尔本，1951年

 

西方世界如今是人类命运的主宰者。似乎十分有悖常理但又千真万确的是，对西方

实际统治的反抗已大大有助于完成西方文化对世界的征服。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世界

其余地区不得不模仿西方。正是西方的方式，信仰和目标已为人们所接受，并被用来同

西方的控制作斗争。

 

F，L．K．胡斯，1953年

 

在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历史的进程意味着西方的衰落。伦敦、巴黎和柏林不再左

右世界的新闻。它们也不再控制世界上的帝国。它们的陆军、海军和联盟体系已不再统

治全球。例如，1860年，西欧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72%；到1931年时，这一

百分数下降到42%；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下降到30%到1960年时下降到25%。不言而喻，

欧洲19世纪的全球霸权已经结束，而且永远地结束了：欧洲已不可能恢复它的殖民帝国，

也不可能重新建立以前的军事和政治优势。另一方面，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欧

洲看来根可能会从首要地位下降到从属地位，但后来发生的情况并非如此。相反，尽管

欧洲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势力相对地衰落了，但它的文化却正以前所未有之势横扫整个

世界。

欧洲除了在进入一个衰落的时期外，还在进入一个成功的时期：它的思想、技术和

制度正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迅速地传遍全球。从根本上说，这意味着欧洲三大革命——工

业、科学和政治革命——的传播，这些革命早些时候曾赋予它向全世界扩张并征服巨大

的殖民帝国的力量、动力和知识（见第十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但是，欧洲划时

代的成功却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因为诸殖民帝国正是以它们的存在促进了三大革命

的传播。诸从属民族深受这些革命的影响，他们的反应是有选择地采纳这些革命中的某

些特别吸引人的东西，以便更有效地抵抗入侵的西方。

工业革命在19世纪从英国传播到了欧洲和美国。在20世纪前半个世纪中又传到了日

本和英国自治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传播迅速加快。当各个新国家赢得独立时，

它的首要任务便是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全世界，各国正在制定和执行各种经济计划，并

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最典型的是加纳的七年计划（1963-1970年），这一计划旨在

每年增加国民收入5.5%，七年中共增加42%。加纳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在说明这一计

划的基本原理和目标时所说的话清楚地反映了欧洲经济革命所产生的影响：

七年发展计划为加纳整个国家未来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了蓝图。这是一个社会经济发

展计划，它建立在利用科学技术来彻底改革我们的工农业这一基础上。我们的目的是在

加纳建立一个强大、进步的社会在这里，贫穷和文盲不再存在，疾病得到控制；在这里，

来们的教育机构为加纳所有的孩子提供发展他们的潜力的最好机会。恩克鲁玛的继承者

们宣称，他们的目标一如既往，但他们的新政策也许更能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

科学也从欧洲迅速地传播开来，而且实际上已成为所有民族都渴望获得的一门知识。

科学的客观方法论已使科学为非西方民族所接受，虽然这些民族可能对欧洲的艺术、宗

教或哲学并不感兴趣。人们之所以热切地追求科学，还因为它是技术进步和经济全面发

展的基础。因此，欧洲已失去了它对科学的垄断；60年代中期，美国和苏联所做的科研

工作比西欧任何国家都多。到1970年时，美国在科学方面已获得81个诺贝尔奖，而它最

主要的对手英国和德国分别只获得7个和6个。科学革命也开始波及非西方国家，不过，

在非西方国家，由于科学和工业之间的相互关系，障碍一直很大。虽然纯科学的研究确

可以不依赖工业，但科学发明的推广需要有相当大的工业基础。即使一位科学家掌握了

分裂原子的理论并发展了分裂原子的技术方法，但只有拥有大量的财务资源和工业资源

的社会才能从事原子能的生产。因此，只有在先进的工业国家里才有可能从事先进的科

研工作。

 

亚非许多新国家陷入了这一恶性循环之中，因此，实际上，较穷和最不发达的新国

家甚至连最小的科学进步都不可能取得。不过，另有一些新国家已拥有必不可少的人力

物力资源，并充分利用了这些资源。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大国的情况尤其如此，到1964年，

它们已在科学方面分别获得1个和2个诺贝尔奖。印度一开始就拥有最强大的科研基地，

因为英国人先前已在那里建立了一些技术学院，而且更重要的是，工业巨头贾姆希德吉

·塔塔于1905年创办了印度科学院。它的活动范围在印度独立后得到了扩大，因此，印

度的科学已开始在各个领域作出重大贡献。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政府同大多数共

产党政权一样，将国民收入的极大一部分用于科学研究。

对科学的进步来说，同正式的计划和学院一样重要的是科学知识和技术在非西方地

区人民大众中的逐渐传播。在马来亚，边远落后地区的巫医治病时除使用传统的咒语外，

还开始依靠现代医学。在接受了政府机构关于抗疟药、维生素药丸、消毒剂和卫生基本

知识的指导后，他们戴着表明他们享有作为“医生助理”的新地位的毕业证章回到了自

己的村庄。现在，他们正在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新知识和急救药箱，尽管他们在治病时仍

同时使用古老的咒语而使科学蒙上神秘的色彩。

同样，在中国，科学技术知识传播协会到1964年时已有会员30万名，他们是教授、

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这个协会还出版了几份发行量很大的科普杂志。英国一位科学家在

1965年访问中国时报道说：

过去，农民们把庄稼得病看作是天祸，对得病的庄稼不采取任何措施。现在，在我

所访问的公社里，每个生产队都对社员进行了训练，让他们认识最普通的虫害和各种类

型的作物病害，并让他们懂得在发现病虫害时该采取什么补救措施。在中国各地，人民

正在受到这样一种教育：人类不仅能掌握自然规律，而且往往还能利用这种知识来实现

自己的目标。这种为大众所普遍接受的认识的意义还可以证明这种认识是中国共产党最

重要的成就之一。

欧洲的第三大革命即政治革命也正在席卷全球。这种政治觉醒的最明显的表现是在

殖民地革命和帝国灭亡中显示出来的民族主义的迅速发展（见第二十七章）。但是，民

族主义决不是从西方吹来的唯一的一股风。其他各种主义也正在包围全球，其中包括立

宪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军事独裁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立宪主义曾

因民主主义热情的浪潮而流行一时。不过，议会政体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中向军事独裁统

治或马克思主义的一党统治屈服了。应该指出，这种趋势在欧洲也是大有先例的。除捷

克斯洛伐克外，中欧和东欧各国到1939年时已处于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独裁统治下。当

时，出现了与纳赛尔、苏加诺和吴奈温将军酷似的人物——斯托亚迪诺维奇、迈塔克萨

斯和毕苏斯基元帅。后三人同前三人一样，之所以能强行建立各自的独裁统治，也是因

为议会制度腐败无能并缺乏必要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尽管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制度形式，但所有新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特征：民众正

在逐渐觉醒并活跃起来，不管他们是否正在正式参加自己的政府。这就是政治革命的实

质——上帝注定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种古老的观念已不复存在。更概括地说，

它意味着用现代主义的合作、知识和主动精神取代传统主义的隔绝、无知和默认。这一

政治革命在一位美国记者的下面这段报道中得到了生动、明确的说明，这段报道描述了

一位对自己国家的政府显然没有什么发言权的埃及工人。

在一个能俯视埃及南部尼罗河流域中即将建成的阿斯旺高坝工地的高地上，这位记

者要一位衣衫褴褛的工人摆好伸出胳膊、指着工地的姿势让他照一张相。

照完相后，记者掏出一枚硬币作为赏金。赏金——一种小费——长期以来一直是埃

及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少上了年纪的埃及人是通过获得一袋硬币来开始一天的生活

的。

但是，阿斯旺的这位工人看到记者给他赏金时急忙转过身去，记者同他热情握手、

向他再三致谢后，他的情绪才又好转。这位向导解释说，默罕穆德知道他指的是什么，

代表什么意思，如果因为他摆了这样的姿势而给他小费，那是对他的一种侮辱。……许

多埃及人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一种民族尊严民一种他们正在为国家做事、为国家尽力

的感觉。

民族主义不是民众的觉醒和活跃所采取的唯一形式，这一点从下面这段话中能看出

来，这段话描述了1964年6月使尼日利亚瘫痪的总罢工中的一件事情：

“你们有默西迪丝牌汽车开吗？”一位工会领袖大声问道。

“没有！”人群怒吼道。

“你们有大房子住吗？”

“没有！”

“谁去跳舞？谁喝威士忌和杜松子酒？谁悄悄地接受钱财，又造房子，又买汽车？”

一片沉默。

“那么，我们怎么办？”这位领导人大声叫道。

“罢工！”

“大声点！”

“罢工！”人群又怒吼道。

我们可以断定，欧洲的成功是欧洲衰落的潜在原因。一者自然地、不可避免地导致

了另一者。如果欧洲失去了它作为世界统治力量的地位，其根本原因便是欧洲三大革命

在全世界的传播。而且，这种传播的势头正在不断增长，因为它首次影响了人民大众。

20世纪以前，只有一个微不足道的有闲阶级加入了西方化的进程。只有这少数人因懂得

欧洲语言、了解欧洲文学并到欧洲各国旅行过而理解“西方”的念义。相反，在战后的

年代里，越来越多的民众积极地、自觉地卷入了西方化的进程。

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工厂为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公路使他们不再与世隔绝。但同

样重要的是小报、收音机和电影等新的传播工具，它们使书籍和旅行这类旧的传播媒介

黯然失色。由于西方化越来越依靠的不是牛津的大学和巴黎的沙龙，而是对乡村广场上

不识字但却反应迅速的群众大声播送消息的喇叭，西方化已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为了

动员民众支持革命纲领，新的政权和新的领导人已开始有意识地充分利用这类传播工具。

纳赛尔总统说，“的确，我们的人民大多数还是文盲。但政治上的文盲人数加比20年前

少得多。……收音机改变了一切。……今天，人们在最偏远的乡村也能得知各地所发生

的一切，并作出自己的判断。领导人不可能再象以前那样统治国家。我们生活在一个新

的世界里。”

纳赛尔所说的“新世界”正在全球形成。这一点可从。纽约时报，的下面这些标题

中看出来——这些标题还可以无限地增加，因为世界各地的报纸上每天都有大量标题出

现：

电视的影响在日本扩大。整个文化受到了2000万台电视机的影响（1967年8月17

日）。

西贡姑娘的服装样式正在改变。少女们用超短裙代替了袄代（1969年3月31日）。

巴库的生活符合苏联的模式。阿塞拜疆的首府显示出标准化的影响——旧秩序正在

消失（1960年10月16日）。

学生要刷牙。埃及为学校免费提供牙刷和牙膏（1960年4月22日）。

民间音乐在肯尼亚衰颓。正式的研究表明艺术园西方的方式而失去原有的价值

（1959年11月8日）。

牧童上了开罗的电视，孩子们非常喜欢看。但父母们却为节目的效果而烦恼（1962

年11月25日）。

中国的民间艺术遵守党的路线。文化成为艺术家破旧创新的武器（1960年9月25

日）。

巴布亚人离开石器时代。荷属新几内亚的高地入采用了钢铁工具，停止了战斗

（1960年7月1日）。

外蒙古试图赶上20世纪的发展。教师在领导改变游牧民的运动（1959年8月3日）。

如果回想起仅一个世纪以前，所有的穆斯林实际上都非常瞧不起异教徒的基督教世

界，确信那个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他们注意，那么，这些标题的意义会变得很明显。

同样，1793年，中国皇帝断然拒绝考虑同英国发展更密切的关系，因为“那里没有我们

所需要的东西……我们从不重视那些古怪的或者精巧的东西。……”今天的情况正好相

反，世界各地所有的人不仅渴望得到这类“古怪的或者精巧的东西”，而且，如上述标

题所表明的那样，还渴望得到现在通常称之为“文明”的其他东西。这表明了欧洲的成

功即现在通常称之为现代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现代化这种说法比‘欧化”或“西化”

的说法更可取，因为改革的推动力尽管归根结底起源于欧洲，但今天，除来自欧洲外，

还来自美国、苏联甚至中国。

不论采用何种说法，其根本的一点是，世界各地的社会如今正在或多或少地受到这

种不可阻挡地向前发展的改革的影响。于是，自然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正在政治领域

中发展的区域性自治是否会因上述标题所表明的全球同质化过程而无效。有些人坚持认

为，由于各种极其不同的本土文明的残余影响，同质化永远不会是完全的、包罗万象的。

有人提出，尽管工业化在迅速扩大，但今天日本工厂的社会组织完全不同于苏联或美国

工厂的社会组织。同样，农业现代化正在迅速发展，但是，就组织形式而言，美国的家

庭农场、以色列的合作农场和苏联的国营农场彼此间截然不同。还有人提到了“苏联一

党统治的持久性、法国多党政治的不稳定状态和众望所归的政治团给的交香以及英国议

会制政体的适应性很强的生存。”

在这方面，布拉格东方研究院的著名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的评论是很中肯的，

他说：“亚洲所有的新文学与当今世界文学的联系比与‘过去’它们自己文学的联系更

密切”。对于其他领域的发展，我们可以确立同样的基本论点。现代美国和苏联的农民

以极其不同的方式耕作他们的土地，但是，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比起各自疆域内

的祖先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在政治方面，各国的体制结构迥然相

异，但如上所述，它们的民众都在觉醒和活跃起来，不管他们实际上是否正在参加自己

的政府。同样，工业化的扩大导致了工厂组织的不同形式，但同时，生活的某些基本方

面却受到了相同的影响，其中包括接受劳动纪律，使生活与时钟相适应，抛弃传统的服

装和在大城市集中区生活，等等。

可以断定，同质化的确正在发生，虽然它带有反映了文化背景的多样化的区域性变

化。今天，欧洲三大革命向全球的传播虽然是在不同方商的支持下进行的，但似乎仍在

以加速度创造一种尽管在细节上不同、但在基本特征方面将是一致的世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