청나라 초기 길림의 이민

 

 

청나라 초기 길림의 이민

清初吉林的移民

중국어원문

 

        吉林是满洲人清朝的发祥地，是清太祖、太宗经理天下的发迹地和根据地。所谓“清初”的时间概念，通常是从清朝的顺治元年(1644)算起，至于下限，则诸位史家见解不一。笔者之意，考虑到吉林史的具体情况，讲到清初吉林，不妨将清朝建国史也包括进来，则所谓“清初”，始于清太祖起兵，止于乾隆朝前期，即公元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的一个半世纪里。
　　    至于吉林的地理概念，清初与当今大不相同。清初吉林的境域辽阔，达75万多平方公里，是今日吉林18万平方公里的四倍多。当日的辖区东达东海，东北至北海(含今萨哈林湾)、库页岛(萨哈林岛)，西北至中俄尼布楚条约待议地区，西为今黑龙江省东部区，南与盛京(今辽宁)威远堡(今开原东北)连接，东南以图门江、鸭绿江与朝鲜为邻。讲清初吉林，自然以此为地理范围，也即将后来被俄国侵占及划入黑龙江省、辽宁省的地区包括在内。
　　
　　    康熙元年(1662)，清朝政府设立宁古塔将军衙门于宁古塔城(今黑龙江宁安)，管理吉林军民事务，1676年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乌拉(今吉林省吉林市)，1757年易名吉林将军，下辖宁古塔、吉林、三姓、阿拉楚喀、白都讷等副都统辖区。
　　
　　    自古以来直到清初，吉林是满族人及其先民的聚居地或者说他们是吉林的主要土著。在明代(1368～1644)，他们分为许多群体，可归纳为三大部分：“野人女真”，居住在黑龙江中下游和库页岛；建州女真，原居于牡丹江下游，15世纪上半叶迁徙至浑河上游和长白山区，建立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等三卫，故而得名；海西女真，经迁徙定居于松花江中游。女真三部分即归属明朝奴尔干都司统辖。海西女真的乌拉部在16世纪后半叶相当强大，通过贸易几乎把野人女真置于控制之下。建立清朝的建州左卫女真人接着兴起，它经历清太祖、太宗两代的努力，于16世纪末年至17世纪30年代统一女真各部，降伏海西女真的乌拉、哈达、辉发、叶赫四部，建州系统的苏克苏浒河、浑河、王甲、董鄂、哲陈、苏完、鸭喇古、讷殷、朱舍里、鸭绿江等部，东海的瓦尔喀、库尔哈、渥集、萨哈连诸部。这些女真系统的部落，也就是清代的满洲人，绝大多数居住在吉林地区，清太祖、太宗在征服过程中把他们编入满洲八旗，其中一部分编旗较晚，成为新满洲，也有一部分始终未纳入八旗。太祖、太宗征调编旗满人投入辽宁地区的对明朝战争，以及1644年后的统一中国的战争。留居故土的八旗满洲、新满洲及未编旗的满人是吉林的土著居民。
　　
　　    清初吉林的满人，不论是老满洲、新满洲、未编旗的满人，在境内有所移动，尤其是处在东北边疆的满人向内地迁徙，新满洲不断扩大，使吉林腹地的满人有所增加，改变建国期被征调后人烟稀少的状况。如岳克通鄂城主充顺巴本率部屯住吉林乌拉，并定居于此。海浪河阎姓满人率族人迁居宁古塔城。1662年清朝订立宁古塔将军辖区招编新满洲的奖励办法，1673年前后，宁古塔将军巴海招抚边远满人至宁古塔城附近，编为40个佐领，号为新满洲，这中间有墨尔哲勒氏族，有卧密族陶姓，编入宁古塔满洲正蓝旗，并于1674年带领新佐领到京城朝见康熙帝。后来康熙帝巡幸吉林，赐诗巴海，称赞他“宣威布德，招徕远人”（民国《宁安县志》卷四），就是指的这件事。今黑龙江省依兰，清初是宁古塔将军辖下三姓副都统的治所，三姓是汉称，满语称为“依兰哈喇”，依兰是“三”，哈拉是“姓”，原来这个地方是赫哲人的葛依克勒、卢业勒、胡什哈里三个氏族于清初从乌苏里江口迁来，因此而得名。
　　
　　    居住在吉林极东北地方的赫哲人、飞雅喀人、奇勒尔人以及库页岛上的居民，皆臣服于清朝，清朝用姓长制度把他们组织起来，是吉林土著满人中的一种类型。在明代，吉林也有少量的汉人成为土著居民。明朝大量汉人流入辽东，他们的后裔有人会北徙进入吉林，有的人会去做生意。清初被流放到宁古塔的张缙彦在1669年说，当地土人告诉他，这里有一座山像福建的武夷山。这个土人不是来自福建的汉人后裔，必是与早年的福建人有关系，否则怎么能知道福建的武夷山是什么样子的，怎能与宁古塔的作比较?这一事实表明明代就有福建人到宁古塔，并定居下来。直隶静海(今天津市静海县)人胡姓于明末到兴凯湖打猎，也证明吉林早有汉人踪迹，只是人数不多罢了。

　　土著居民中还有朝鲜人，他们多生活在长白山地区。清初吉林的土著主要是满人，少数的汉人、朝鲜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自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上半期，有大量的新移民迁入，其中以汉人为多。
　　    清初流入的汉人。清朝政府流放政治犯，于17世纪60年代后多指定去宁古塔城和吉林乌拉。如抗清的郑成功之父郑芝龙及其家属，1657年江南科场案中的吴兆骞、方章钺及其父拱乾、兄孝标等，1662年浙江通海案中的杨越、钱虞仲等，均被流放宁古塔，内中又有人转戍吉林乌拉。1708年江浙朱三太子案中人被发配到宁古塔和白都讷(今吉林扶余)等地。还有民间秘密宗教的信徒及其家属，如河南沈丘县秀才李明寰之弟在教，致使其母、明寰等被发遣宁古塔。被戍的还有出家人，如僧侣静今(静金、静经)是江南人（或说温州人)，到宁古塔为观音庙住持。
　　
　　    三藩叛乱余孽发遣吉林，编入汉军当差。王世洗等于1924年编纂《宁安县志》，认为顺康间是汉人来宁古塔的第一期，而康熙滇变，藩下流徙东来，又犯罪陆续发遣，构成其主要成员。又说他们修志时调查老年汉民，询问其原籍，不是回答云南，就是说是山东。眼见这种发配的杨宾说他来往宁古塔道上所见汉人，“非云贵人，则山东、西贾客”(《柳边纪略》卷三)。这都说明在吉林的云南人，多数原是吴、耿、尚三藩部下余孽及其妻孥在康熙中被遣戍的。比如后来成为齐齐哈尔大族的汉军崔姓，号称“崔半城”(西清《黑龙江外纪》)，本是孔藩下属，发遣宁古塔，次后随军到了黑龙江。
　　
　　    清朝在吉林设有官庄，庄丁充当种地、打桦皮的差役；建有驿站，站丁传送公文；置有边门，台丁盘诘行旅；又有水师营，水手负有抗击俄罗斯侵略的使命。庄、站、台及水手营长官为汉军缺额，庄、站、台丁及水手由汉人充当，从三藩败兵和流放的汉人中签派(英萨额《吉林外纪》)。如水师营水手，原籍多属福建和湖广。
　　
　　    私自进入吉林的汉族、回族农民和商人。清朝政府对吉林地区实行封禁政策，不许流人擅自进入，前述边门就是为查禁闯入者设立的。但是吉林有广阔的处女地和名贵的貂皮、人参，吸引汉人冒险前来牟利。他们往往被称为流民。山东莱州人王孝子与母、妻渡过渤海，到宁古塔，转至吉林乌拉，做小生意。回民张广义、杨维平于17世纪到宁古塔贸易定居，至1728年，加上陆续来的回民已有二十多户。直隶人张文玺在乾隆初年迁至白都讷，转到双城堡(今吉林双城)，后来发展成为当地的望族。前面说到，杨宾指出商贩多来自山东、山西，稍后的情形仍然如此，不过由于数量增多，来地广泛，1741年宁古塔将军鄂弥达报告：“流
　　
　　    民多系山东、山西、直隶、河南等处人。”(《清高宗实录》卷一五○)迁徙入境的通古斯语系民族。在黑龙江将军辖区生活及受蒙古人一定控制和影响的通古斯语系民族锡伯、瓜尔察等族人相继进入吉林。锡伯族源，说法不一，或曰鲜卑，或云室韦，原居住在绰尔河流域，受蒙古人控制，清朝于1692年将他们编为佐领，称新满洲。在此以前他们已有一部分移往白都讷和吉林乌拉，1699年白都讷锡伯人奉命迁徙盛京。锡伯人在白都讷居住近40年，此后又有在北京充当王公包衣的锡伯人返回这里。瓜尔察人原来是蒙古人的附庸，据说康熙帝巡幸吉林时，悲悯他们的不幸，用银子赎出，编为新满洲，住于白都讷，后来与锡伯同时迁往盛京。
　　
　　    北京和盛京旗人移驻吉林。前述新满洲锡伯、瓜尔察从吉林内迁，新满洲赫哲、飞雅喀也徙盛京，又内迁北京。不习惯京中生活的，允许返回吉林故土。这种迁出而又能回吉林的是少数，但是清政府有组织地用北京、盛京旗人充实吉林，则有一定的规模。吉林各地驻有定额的八旗兵，且因时有新防区的设立，从老地区调兵驻防，就要不断补充，招编新满洲是一项来源，同时从北京、盛京派旗军前往。如1686年由吉林调戍黑龙江1500名，次年由京旗补充吉林1500名。1744年将京师八旗余丁750名发往吉林拉林(今属黑龙江省)驻防，次年又派250名作为闲散余丁前来。清朝统治时间一长，八旗集中的北京、盛京的旗人生计发生问题，清朝政府开始向吉林派出旗人，进行耕作，作为一种解决办法。乾隆初年政府决定招佃开垦吉林五常堡荒地，沈阳旗人一千多户应招前往，1743年被划入吉林旗籍。在有组织移民垦荒的同时，盛京旗下家奴也有携带家属私自前往的，而且日益增多，违背了旗人不得自行迁徙及封禁吉林政策。清政府鉴于形势，执行松动政策，对盛京兵、工部、内务府壮丁、王公宗室家奴及旗下家奴，划入吉林官庄耕种，纳粮当差，对正身旗人也不一律捉拿押解回盛京原籍。蒙古旗人。在吉林驻防军中，有蒙古八旗，为1个协领，8个佐领，兵丁401人，弓铁匠98人。

　　移民的进入，使吉林的人口状况发生不小的变化。在17世纪吉林人烟稀少，流人钱志熙于1664年说宁古塔城，“皆深山穷谷，人迹罕到之地”(《宁古塔山水记》钱序)。当时宁古塔城为将军治所，竟那样荒凉，吉林其他地方的人口之少可以想见了。清建国期的统一战争和抽调人口，使明代吉林的一些市镇毁灭了，如叶赫新旧二城“俱无人迹”(《柳边纪略》卷一）。方式济道经于此，见状作《叶赫城》诗咏道：“空城草木长，狐狸自悲语。”又说：“史臣颂功勋，沧桑漏应补。”就是说不要光歌颂清太祖统一的赫赫神功，也应当看到他“杀王浮民人”（张玉兴编《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的残暴性和破坏性。到18世纪上半叶，由于移民和土著的增殖，吉林人口有了明显的增长。1723年雍正帝说吉林乌拉“人口孳生，各处之人聚彼贸易甚多”，他的臣子也说这里“旗民杂处，商贾聚集”，因而民事案件增多，于是每年向吉林派出满、汉科道官各一名，进行纠察（《八旗通志》卷四十四）。又为加强对汉民的管理，决定在吉林设立专职民政长官，于1727年在吉林乌拉建立永吉州，于白都讷设长宁县，宁塔建泰宁县。这些州县设立后，人口统计数字相继上升。永吉州1731年人丁1470丁，1734年即达2186丁，三年之间增长近50％。长宁县1733年人丁179丁，次年为201丁（乾隆元年《盛京通志》卷二十三）。1734年盛京几个大州县的人丁是：锦县12239丁，宁远州7546丁，辽阳4539丁，承德3469丁，开原2439丁。永吉州以新立之地，人丁直追开原，可知其人口增加之迅速。这种发展趋势，使得清朝在坚持封禁吉林政策中，执行时有所松动，即已经到了那里的汉人，有了家业，不再当作非法移民强迫回籍，于是向政府申报户口的人员大幅度增多。永吉州在三年内多出近一半人丁，大约就是这样出现的。1750年清廷决策：
　　    宁古塔及船厂工商佣作人等，不下三四万，有业可守，未免难迁，如果情愿入籍，应分别纳粮、纳丁，随宜安插。（《清高宗实录》卷三五六）
　　
　　    这里说宁古塔和吉林城有汉族商人和农业、商业佣工三四万人，已不是一个小的数目。但是吉林面积大，虽然人口总数有了增长，密度仍很小。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赋统计》，1791年吉林人口密度为0.20口／km2，为全国21个省、特别行政区的倒数第一，与人口密度最高的江苏的332.38口／km2，无法相比，连新建的巴里坤乌鲁木齐地区也有0.40口／km2的密度，吉林却只有它的密度的一半。1812年，吉林人口密度上升到0.41口／km2，依然在各省区中属末位。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形，嘉庆帝在1817年说“吉林土膏沃衍，地广人稀”（《吉林外纪》卷十）。不过，应该说18世纪上半叶吉林人口有了较大幅度增长，在吉林城、宁古塔、白都讷尤为显著，但总体上说，人口密度仍极其微小。
　　
　　    说明了吉林土著和移民、人口状况及变化，现在归纳一下它的居民民族构成和移民社会的特点。清初吉林居民，有原来的土著和新移民，这中间有属于满—通古斯语系的满洲人，即编入八旗的满人，赫哲、锡伯、瓜尔察等族人形成的新满洲，姓长制下的赫哲、飞雅喀等族人，编入八旗的蒙古人，说汉语的汉军旗人，还有汉人、朝鲜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从民族上说，新满洲、八旗汉军、八旗蒙古，都属于满族共同体，均为满族。
　　
　　    满族是土著，吸收新成分，定居意识强，所以清初吉林
　　
　　    满人居于人口构成成分的多数。在17世纪尤其如此，吴桭臣在《宁古塔纪略》里说：“凡各村庄，满洲人居者多，汉人居者少。”又说宁古塔“无商贾往来，往来者惟满洲而已”（《宁古塔纪略》）。18世纪上半叶有了变化，汉人移民增多，吉林城附近尤明显。统观清初全貌，居民以满族为主，汉人次之，朝鲜、回族稀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移民不断涌进，在土著本来人数绝对量不大的情况下，移民对居民成分的构成，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与日俱增。而且进入满族共同体的汉人、蒙古人、锡伯人、瓜尔察人、赫哲人，总还保留他们原来的民族文化的一些成分，与老满洲有很多不同，所以清初的吉林社会是以满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移民社会，因而产生相应的社会特征，需要给予充分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