산동유민의 동북이주사

 

산동유민의 동북이주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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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闯关东

 

　　清代以前，东北人口主要是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其中满族人口比例占多数，汉族人口几乎没有。清代山东人闯关东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1644至1667年，清朝廷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规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23年间“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许多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户益繁息”；

　　二、1668至1860年，为维护东北固有风俗和保护八旗生计，康熙七年清廷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对东北实行禁封政策。当时，沿山海关一带遍植柳树墙，中间用绳索相连，满洲兵驻扎在那里严密地看守着关口，不允许汉人出关。但这种政策并没能阻止山东闯关的移民，此时移民“担担提篮，扶老携幼，或东出榆关，或东渡渤海，蜂涌蚁聚”，一时间山东人的足迹踏遍了辽阔的关东大地；

　　三、1861至1911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断侵蚀黑龙江边境，清政府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建议，于咸丰十年（1860）正式开禁放垦，打开虚掩的大门，正式向移民敞开，“东三省之开放设治，遂如怒箭在弦，有不得不发之势矣”。伴随着关东地区的逐渐开放，移民“出关谋生者，日以众多”，年增年长，蔚成大观，山东、直隶移民更是 “闻风踵至”，“终年联属于道”，使东北终于成为一个“移民社会”。据估计，宣统三年（1911年）东北人口共1841万人，其中约1000万人是由山东、河北、河南省先后自发涌入的移民，“而其中以山东为最，约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由此推断，清代山东移往东北的移民约在七百万至八百万人之间”。规模之巨，可以想见。

 

　　山东人是“闯关东”的主力军

 

　　充满了传奇色彩的“闯关东”被喻为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山东人则是这一运动的主力军。有此说法：“对绝大多数的山东移民来说，东三省无非是山东省的扩大”……

　　在胶东有些地区，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习俗而被广泛接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现象。

　　关东是山东人的第二故乡，那里有他们的父老乡亲。一旦生活发生困难或遭遇天灾人祸，他们便首先想到“闯关东”，投亲觅友，以求接济。如光绪初年山东大旱，移民“扶老携幼，结队成群，相率逃荒于奉……以觅宗族亲友而就食，并可望异日开种荒地也”。这样的例子，史籍中多有记载，从调查资料中，也可以得到充分的验证：

　　个案1：滨州市蒲城乡李振杰口述：“我出生于东北新京。我父亲早在1926年就借高利贷去了东北。那时我大爷在东北给人扛活，大娘在老家。我父亲就是奔着我大爷去的。我父亲去先到济南，坐火车经山海关到新京，在一家面粉厂做工。我母亲也是山东人，在新京经人介绍与我父亲结了婚。从此我村大多数闯关东的都是奔着我父亲去的。”

　　个案2：博兴县于树林口述：“我今年74岁，闯关东时26岁。当时家有父、母、妻子。从张店坐火车，经济南、天津到奉天。原来在家是木匠，在那儿找了木工干。我没上过学。与我同去的是我姨表兄，奔着在东北的姑表兄弟去的。他比我早去一年多，我就是在老家跟他学木匠的。”

　　个案3：邹平县孙志国口述：“1945年父亲为了躲避日伪军抓兵，便带着我母亲、姐姐和我逃荒到青岛，而后坐船到大连，再到辽宁的瓦房店落户。留在家里的祖父、祖母由叔叔照顾。我们去是投奔1939年去东北的本村一位干小炉匠的乡亲。”

　　个案4：临朐县马福山口述：“1940年父母带我和我姐姐共四人去东北。……我们到沈阳是投奔舅舅的。舅舅1930年去东北沈阳，那时他才16岁，在一家日本人办的铁工厂做瓦木学徒工，每月工资15元。舅舅住在沈阳皇姑屯，距沈阳火车站15里路。我们下车后，我按着地址，花两元钱雇了个马车去找舅舅。见到舅舅后，舅舅骑自行车把我们接到他家。当时我们是和一个山东老乡住一间房。”

　　这些例子说明，关东、山东有着无法割断的社会联系。社会联系的扩大化和“闯关东”现象的普遍化是互为因果的，它使“闯关东”这种地区文化传统有了深厚的现实社会基础，同时，也使“闯关东”的移民现象具有相对较少的“盲目”色彩。

 

　　东北人和山东人

 

　　山东村、河北村等在关东的“复制”，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加上人数占绝对优势，他们有充分理由保持齐鲁文化或燕赵文化，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即是。他们可以不必改变自己，削足适履，去适应当地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等。

　　面对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的扑面而来，关东文化不可能没有丝毫戒心，也不可能没有“土客”矛盾产生，如《黑龙江述略》载：“而雇值开垦，则直隶、山东两省为多。每值冰合之后，奉吉两省，通衢行人如织，土著颇深恶之，随事辄相欺凌。”辽宁安广县也是一个例子，《安广县乡土志》记载：“县属未经设治以前，蒙古未谙耕种。徒资牧养，一片荒芜。嗣经汉民来境垦种，公旗得获租利。然因族类各异，言语不通，情意未能浃洽，蒙古多欺凌之，……迨光绪三十年，奏准委员勘荒，招户领地。客民闻风而至，……蒙古亦渐事稼穑。”

　　另据调查资料说：“在东北山东人很多，十有八、九，有的几辈以前就去了。过去有时小孩子们打仗，生在东北的孩子骂山东刚去的孩子为‘山东棒子’。家人出来就揍那骂人的孩子，说：‘你爷爷也是山东人’。”
　　
　　闯关东，为什么是闯呢？

 

　　闯关东，一个“闯”字突出了这条路线的艰辛。清廷以东北为“龙兴之地”，担心关内汉人的大量迁入会损害旗人利益，破坏满族的习俗和秩序，康熙七年 (1668)推行封禁政策，以后的措施越来越严厉，从局部封禁到全部封禁，从验关封海到驱逐流民。尽管禁令日见严厉，却不能完全禁阻关内民众进入东北。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荒，越来越多的山东和河北省农民或泛海偷渡到辽东，或私越长城走辽西，涌向仍在沉睡的东北沃野。这些移民都是在清廷实行封禁政策的条件下进行的，故称之为“闯关东”。

　　为什么闯关东？

　　闯关东，是悲壮的历史，是一次移民壮举。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从移出地看，一面是天灾，旱、水、雹、虫、疫并发；一面是人祸，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地方争斗等都曾横扫华北诸省。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新旧军阀的混战年年不断，战祸波及华北各省。兵灾匪祸频繁，日益加重田租、税负、差徭和额外摊派。越来越多的破产农民和灾民、难民不得不到东北去逃荒、避难。

　　从移入地看，东北的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大部分土地尚未开垦，华北地区地少人多。在山东等地“闯关东”由来已久，移民中向家乡寄钱者有之，带财物回乡过年者有之，也不乏发财致富成家立业者，这些刺激了更多的民众要到关外谋生赚钱。胶东有些村庄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逐渐形成了“闯关东”的习俗。所以在华北特别是山东的胶东和河北的冀东，劳动力稍一充裕，或一遇天灾人祸，首先想到的是携家带子，或集结亲戚好友，蜂拥到关东去谋生。

 

　　闯关东的难

 

　　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一本书中记载了当年真实的历史画面：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队队总进通化、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成千上万的冒着危险，“闯”入东北。

 

　　什么人闯关东？

 

　　清末，沙俄侵略东北，日本紧跟其后，两国竞相在东北扩张势力，修筑铁路、掠夺资源，需大批劳动力，迫使华北破产。农民移民关外，多是华北地区的农民，尤以山东、河北两省农民最多。山东胶东地区的登州、莱州、青州和河北省保定、滦州等冀东地区、京津地区，有便利的途径，有“闯关东”的习俗，是移民的主要输送地区；后来，重灾区河南省依靠发展起来的铁路，也有相当数量的农民逃亡到东北。

　　以修筑当时的中东铁路为例，《东北开发史》引日本人稻叶君山的话说：“中国苦力，如蚁之集，而劳力之供给地之山东，更乘机输送无数劳工出关为之助。是即一千五百余里之中东路乃山东苦力所完成，亦非过言也。”

 

　　闯了多少人？

 

　　据统计，1921年关内向东北移民仅为20.9万人，1926年增为56.7万人，以后移民数量猛增，1927年达到105万人、1928年为 108.9万人、1929年为104.6万人、1930年为67.3万人。即从1921年至1930年的10年间共有近618万余人到东北谋生。有学者估计，从近代明令移民实边到清代末年，移入移民（含后裔）的人口达到1400万以上，年均近30万人。有的专家认为，20世纪三十年代前，每年从冀鲁豫去东北的约有40至50万人，不少年份超过百万。

 

　　闯关东的意义

 

　　人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人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流动。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华北与东三省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最主要的，是东三省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

　　移民潮打破了地域间的局限，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传播、交流、融合和互补，有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推动东北与关内社会经济和文化更加协调和统一，双方商品的交流，资源的互补，文化习俗的融合。

 

2500万山东人闯关东

 

“闯关东”是世界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迁徙人数最多的移民史。

    考古发现证明：辽东半岛是“大汶口——龙山文化”的登陆点。据此，山东人“闯关东”的历史可以上溯至５０００年前。自秦汉以后，每当中原战乱，山东人或南下江南，或北上辽东避难。但是，我们通常谈论的“闯关东”是指从清朝顺治年间到中华民国这个历史时期内，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地的百姓去关东谋生的历史。

    在“闯关东”的人群中，山东人最多，其次是河北人、山西人、河南人及皖北人。其中，山东人占８０％左右。自清至民国，“闯关东”的山东人达２５００万人。高峰时节，一年便有上百万人。

    山东人“闯关东”，在白山黑水间垦荒、放山、淘金、伐木，是开垦东北的主力军。

    死逼梁山下关东

    山东人为什么不避风寒，不畏艰险，不远千里“闯关东”？　

    贫穷，是主要原因。

山东人闯关东

 

一、“闯关东”一词的来历

“ 关东 ” 是指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因东三省位于山海关以东，故称。

考古发现证明：辽东半岛是“大汶口——龙山文化”的登陆点。据此，山东人“闯关东”的历史可以上溯至５０００年前。自秦汉以后，每当中原战乱，山东人或南下江南，或北上辽东避难。但是，那时这种迁徙还未被称为“闯关东”。山东从清代起有了“闯关东”一词，它是人们对移民东北这一现象的俗称。移民关东之所以被称为“闯”，第一是因为它在清初是一种 越轨犯禁的行为 ，第二是因为去关东的人要面临远离家乡、艰难谋生的诸多挑战。闯关东从清初开始一直持续到民国，绵延近300年。仅民国时期，山东移民东北的人数即达1836.4万人。

 

二、 山东人为什么不避风寒，不畏艰险，不远千里 “ 闯关东 ”？

第一，土地兼并，人多地少，远赴东北寻求土地，觅食谋生。

第二，清政府开禁放垦政策促使大批山东人进入东北。 

第三， 山东人 “ 闯关东 ” 除了经济原因外，与山东人的传统性格也有密切的关系。

 

三、山东人闯关东的基本情况

1、闯关东的路线

山东人“闯关东”，有两条路可走：浮海与陆行。

2、闯关东的数量

清代山东移民东北的人数大约为700万至800万。民国时期，山东闯关东的移民浪潮仍在继续，且规模未减。此时曾有过两次大的闯关东浪潮，第一个浪潮发生在1926—1930年间，1927年、1929年这两年年均移民人数均在80万以上，顶峰年为1928年，移民竟达100万以上；第二个浪潮发生在1939—1943年间，顶峰年在1941年，移民人数又达百万以上。这些浪潮都与山东同年份严重的旱灾和战乱有直接的关系。

3、山东人在东北的艰辛创业路

在小说《关东过客》中曾有一首描述“闯关东”者从事职业的诗：

“ 砍树的，放排的，帮着人家奶孩的，

打猎的，下套的，光着屁股采药的，

淘金的，扛活的，背着老爷过河的，

种地的，放马的，下河摸鱼穿裤衩的，

卖皮子的，卖木耳的，专在坟地看小鬼的，

挖人参的，抓飞龙的，赶着大车起五更的，

下煤窑的，采矿石的，吆五吆六赶大集的，

脱大坯的，垒大墙的，守在家里卖大炕的。 ”

 

四、山东人闯关东的影响

1、 彻底改变了东北地区的民族构成

2、 对东北地区的开发建设起了巨大作用

3、 对东北地区的边疆巩固和维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起了重大作用

4、加强了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

 

    想当年，山东曾是富庶之地。战国时的苏秦，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主父偃皆曾赞叹齐地之富。不曾想，入东汉以后，每况愈下，山东逐渐衰落了。

    谚云：“死逼梁山下关东。”为何山东人只有这两种选择？这是山东人“种地为上”的思维定式所造成的。那些惯于土里刨食而又被抛出土地的破产农民举目四望，只有两条路可走：其一，逼上梁山，扯旗造反；其二，闯入关东，刨口饭吃。

    山东人“闯关东”除了经济原因外，与山东人的传统性格也有密切的关系。诚实、尚义、节俭、好客、粗犷、豪放，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山东人”。这是山东人“闯关东”的文化素质。在天灾人祸的逼迫下，粗犷、豪放的传统性格使得山东人敢于“闯关东”；勤劳节俭的性格使得他们能够在东北获得生存的空间；诚实、尚义、好客的性格使得他们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赢得他人的尊敬与信任。

    “老把头＂孙良

    电视剧《闯关东》中有一个人物叫“老把头”，而在民间流传的“闯关东”故事中，也有一位“老把头”。时至今日，在吉林省还能找到这位“老把头”孙良的坟墓。

    挖人参，俗称“放山”，也叫“走山”。民间传说，第一个放山人是山东莱阳人孙良。他原是个穷苦的长工，听说长白山有种名叫“棒槌”的植物，比金子还贵重，便与同乡张禄跋山涉水到长白山去挖人参。俩人干了三年，挖了不少人参，商定再分头干三天，然后打点行装回山东老家去。谁知，张禄一去，再也未归。孙良急了，到处寻找，找了七天七夜也没找到。干粮早吃光了，他又累又饿，昏倒在蜊蛄河旁边。不知过了多久，他醒了过来，捧了几口河水喝了，看见水底有只蜊蛄，抓来活嚼生吞了。身上有了点力气，他抓起一块尖石，在一块大石头上刻画着：

    家住莱阳本姓孙，漂洋过海来挖参。
    路上丢了亲兄弟，沿着古河往上寻。
    三天吃了个蜊喇蛄，不找到兄弟不甘心！

    写完，便昏死过去，再也没有醒来。在今吉林省通化市快大茂镇西，滔滔远去的蜊蛄河北岸，有一座坟，就是孙良的。后来的放山人尊奉他为“老把头”，即开山祖。传说农历三月十六是他的生日，放山人就把这天作为他们的节日，祭祀老把头，祈求一年的丰收。

    “韩边外”韩宪宗

    金帮的开山祖是山东人孙继高，金帮称之为“把头始祖”。不仅金帮的开山祖是山东人，金帮亦多为山东人。在淘金的山东人中，最著名的是夹皮沟金矿的韩宪宗。

    韩宪宗（１８１９～１８９７），原籍山东省登州府文登县韩家庄。嘉庆年间，韩宪宗的父亲韩元毓从山东逃难到东北，辗转多地，最后定居于今吉林省桦甸木箕河地窨子。

    大约在３０岁那年，韩宪宗赌博输钱，逃到今吉林永吉，给一家侯姓地主扛活，辛劳一年却一无所获。道光二十六年（１８４６年），韩宪宗离开侯家，到今桦甸县夹皮沟，入伙采金。

    韩宪宗为人粗犷豪放，行侠仗义。他与李茂林等金工结义为兄弟，在金工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当时，夹皮沟一带有个名叫梁才的，横行霸道，为非作歹。韩宪宗带领众金工驱逐了梁才一伙。梁才不甘心失败，招兵买马，卷土重来。咸丰四年（１８５４）五月的一天，双方交火。韩宪宗使出＂疑兵之计＂：将火绳拴挂在周围的树杈上（当时使用火枪，一个火头显示有一杆火枪），梁才率人攻打时，韩宪宗命人点燃火绳。一时间，火光四射，如千枪齐发。伴随着火光，众人齐声呐喊，震撼山谷。梁才不明虚实，抱头鼠窜。韩宗宪率人乘胜追击，梁才一伙被全部消灭。韩宪宗被夹皮沟金工推举为统领。

    韩宪宗整顿采金秩序，设立了一整套的统治机构，其中枢机关称为“会房”，统揽行政、司法、征税。他豢养私兵，号称有“乡勇三千”。韩宪宗采用“把头制”管理，设大班（大帮）、小班（小帮），一般大班有金工２００人左右，最多上千人；小班一般为２０人～５０人，各设“把头”管理。清朝的势力鞭长莫及，夹皮沟成了韩宪宗的天下，人们只知有韩，而不知有清。夹皮沟一带的农民、木把（伐木工）、猎户、放山人，也都接受韩宪宗的统治，就连民间的诉讼案件也都由韩宪宗的“衙门”来审理。夹皮沟金矿采金规模不断扩大。到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开采沙金矿２２处，金工达四五万人。咸丰二十年（１８７０年），夹皮沟金矿日产黄金５００余两，有“日进斗金”之说，是当时世界上产金最高的矿山之一。

    夹皮沟地处“柳条边”外，民间俗称韩宪宗为“韩边外”。

　　杨明斋及其他

    “闯关东”的山东人绝大多数默默无闻，不曾在文献典籍中留下姓名。但是，也有一些人名垂青史，遗臭万年者亦有之。

    杨明斋（１８８２～１９３８），名好德，字明斋，山东平度市马戈庄镇马戈庄人，１９０１年３月，杨明斋“闯关东”，在哈尔滨南岗做了十几天的苦力，然后去了海参崴。１９０８年，他又到了西伯利亚矿区做工。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爆发前夕，他秘密加入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他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员（俄共）。１９２０年４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杨明斋、库兹涅佐娃、马迈也夫到中国，指导中国革命，杨明斋兼任翻译。杨明斋陪同工作组会晤了李大钊、陈独秀。８月，杨明斋与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杨明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当年８月２２日，在他的指导下，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他还在上海渔阳里６号开办了“外国语学社”。从１９２０年冬到１９２１年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从“外国语学社”挑选了２３０名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杨明斋的安排下，分批赴苏联学习。他们当中涌现出了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杰出的共产党人。

    １９２１年春，杨明斋和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７月，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苏联共产党决定在莫斯科建立“中山大学”。杨明斋负责遴选人员赴“中山大学”学习。在这批人员中涌现出了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等杰出的共产党人。

    １９３０年１月，杨明斋未经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批准，再次去了苏联。第二年，他被苏联政府以“叛逃者”的罪名逮捕流放。１９３４年８月，流放期满，他去了莫斯科。１９３８年２月，杨明斋再次被苏联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不久被害。

    “闯关东”的山东人还是东北人民抗日的重要力量，他们当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抗日名将。如王德林（１８７９～１９３８），山东沂南县双堠乡垛庄崖子人，东北国民抗日救国军总司令；夏云杰（１９０３～１９３６），山东沂水四十里铺金场庄人，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军长；王德泰（１９０８～１９３６），山东莱州府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祁致中（１９１３～１９３９），山东曹县曹家庄人，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军长。

    在“闯关东”的山东人中也出了张宗昌、吴俊升等军阀。

    “秃尾巴老李”的故事

    民间传说中，滔滔黑龙江也是山东人驯服的。

    俗传山东一户姓李的庄稼人生了一个儿子，一出生就是一条龙，被他的舅舅砍去了尾巴。他长大之后，帮乡亲们做了许多好事，乡人喊他“秃尾巴老李”。“秃尾巴老李”后来下了关东，听说关东的萨哈连麻木被一条作恶多端的白龙霸占着，就化做一条黑龙去和白龙搏斗，杀死了白龙。从此，萨哈连麻木就叫“黑龙江”。

    这“秃尾巴老李”极重乡情，只要有山东人在江面上行船，他总要使江水风平浪静。所以，从前黑龙江上行船，船将启航，船主必高呼发问：“船上有山东人没有？”不管有没有山东人，乘客必高声回答：“有山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