세계역사 4

 

세계역사 4

 

全球通史

 

斯塔夫理阿诺斯 著

吴象婴 梁赤民 译

 

1500年前的世界

 

第一编　文明之前的人类

第01章 引言：世界史的性质

第02章 人类——食物采集者

第03章 人类——食物生产者

 

第二编　欧亚大陆的古代文明（公元前3500－1000年）

第04章 古代文明的起源

第05章 古代文明诸类型

第06章 古代文明的结束

 

第三编　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前1000年-公元500年）

第07章 最初的欧亚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

第08章 希腊和罗马的文明

第09章 印度文明

第10章 中国文明

第11章 古典文明的终结

 

第四编　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500-1500年

第12章 欧亚大陆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1500年

第13章 伊斯兰教的兴起

第14章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

第15章 传统的拜占廷文明

第16章 传统的儒家文明

第17章 革命的西方文明

 

第五编　1500年以前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第18章 非洲

第19章 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

第20章 欧洲扩张前夕的世界

后记

 

1500年后的世界

中文版前言 序言

 

第一编　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

第01章 导言：从地区史到全球史

第02章 西欧扩张的根源

第03章 西欧扩张时的穆斯林世界

第04章 西方扩张时的儒家世界

第05章 西方扩张时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第二编　新兴西方的世界，1500-1763年

第06章 西欧的扩张：伊比利亚阶段，1500－1600年-1763年

第07章 西欧的扩张：荷兰、法国、英国阶段，1600-1763年

第08章 俄国在亚洲的扩张

第09章 这一时期对世界历史的意义

 

第三编　西方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1763-1914年

第10章 科学革命-1914年

第11章 工业革命

第12章 政治革命

第13章 俄国

第14章 中东

第15章 印度

第16章 中国和日本

第17章 非洲

第18章 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

第19章 这一时期对世界历史的意义

 

第四编　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

第20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的影响

第21章 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义起义

第22章 1929年以前欧洲的革命与和解

第23章 五年计划和大萧条

第24章 走向战争，1929-1939年

第25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的影响

第26章 从大同盟到冷战

第27章 诸帝国的终止

第28章 两极分化的结束

第29章 西方的衰落与成功

我们的黄金时代吗？

后记

 

第四编　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500-1500年

 

同古典时期一样，中世纪时期也是以各种侵略——前者是以多里安人、雅利安人及

中国周朝人的侵略，后者是以日耳曼人、匈奴人和突厥人的侵略——拉开序幕的。然而，

与古典时期不同，中古时期的各个世纪，都是以相似的、连绵不断的侵略宣告结束的；

这些侵略实际上波及欧亚各地区。7世纪初，伊斯兰教武士的侵略，不仅占领了他们的

发源地整个中东地区，而且最终占领了北非、西班牙、巴尔干半岛、印度、东南亚以及

中亚大部分地区。突厥人和蒙古人征服的地区更为广阔，1000年至1500年的5O0年中，

他们占领了自波罗的海到太平洋的欧亚大陆大半陆地。

这些巨大的征服，尽管来势凶猛，规模宏大，却并不象前多里安人、雅利安人和中

国周朝人的侵略那样，毁灭了欧亚大部分地区的文明。到中世纪时期，大多数地区的文

明已根深蒂固，很难根除，因而各地的传统文明得以幸存。例如，在中国，汉族的明朝

取代了蒙古族的元朝，整个国家又完全回到老路上来。在庞大的穆斯林世界里，土生土

长的希腊-罗马人、伊朗人、闪米特人以及埃及人的各自传统，非但未被湮灭，反而溶

汇成一种综合的伊斯兰教文明。同样，东罗马帝国又以拜占廷帝国的名称继续生存了整

整1000年。因此，直至近代，其居民仍称自己为“罗马人”。

如前章所述，在这一般格局中，西方是个例外。在西方，也只有在西方，曾盛行一

时的古典文明被连根拔起。因此，唯独西方为新文明的形成彻底扫清了道路；这一新文

明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传统文明完全不同，沿着崭新的道路自由发展。

正是西方的这一独特性，使西方能发展经济力量，推动技术进步，产生向海外扩张、

控制世界诸海路的社会动力。这一重大发展宣告了中世纪历史的结束。但应该指出，中

世纪时期与古代时期和古典时期不同，不是以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陆上侵略为结束，而

是以西方的海上冒险宣告终止的。西方探险家、商人、传教士和移民的海外活动，标志

着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标志着世界历史由欧亚大陆地区性阶段向全球性阶段的转变．

 

罗马时期和汉朝以后所出现的一切，使人感到西方和东亚之间的相互影响极为复杂。

它包括了沿许多路线进行的多种项目的双向交流；其交流量随时期的不同而变化。……

尽管交流十分困难，但至少东半球的人类已长期生活在一个比我们所要承认的更加统一

的交流的王国之中。

 

第十二章　欧亚大陆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

 

正如早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把古典时期和古代时期区分开来一样，如今，

成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又把中世纪和古典时期区分开来。过去，技术的改进，

尤其是铁器的大规模生产及其对生活各方面的多种影响，促成了早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

的形成（见第七章）。现在，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尤其是造船业和航海业的发展，又促

进了成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但这几个世纪中，更重要的是政治原因——历史上

首次出现了庞大的帝国；它们不仅仅象古代时期那样，占据着某些大河流域，或象古典

时期那样拥有整块的地区，而且还横亘数地区，地括整个欧亚大陆的大部分陆地。

众所周知，亚历山大大帝对恒河流域或中国一无所知；欧亚大陆两端的罗马帝国和

汉帝国，彼此之间实际上也不存在着任何直接的联系。其原因是亚历山大帝国主要局限

于中东，在印度，只有一个很不稳定的据点。而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实际上被限制在欧

亚大陆的东西两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中世纪最早形成的伊斯兰教帝国，到8世纪中

叶，已将国土从比利牛斯山脉扩展到印度洋，从摩洛哥延伸到中国边境。以后几个世纪

里，伊斯兰教进一步扩张到中亚、东南亚乃至非洲内地。13世纪的蒙古帝国，给人以更

加深刻的印象，它的版图包括朝鲜、中国，整个中亚、俄国和中东大部分地区，它是欧

亚大陆空前绝后的最大的帝国。

帝国的疆土如此空前辽阔，使欧亚各地区的直接联系和相互影响成为可能，从而消

除了过去地区间的孤立状态。本章将叙述由此产生的新的商业联络、技术联结、宗教联

结和知识联结的性质。

 

一、欧亚大陆的海上贸易

 

古典时期，欧亚大陆商路两端的大罗马帝国和大汉帝国的继续存在，促进了贸业的

全面发展。相反，这些帝国的崩溃，则破坏并削弱了这种贸易。不过，中世纪时期，伊

斯兰教帝国和蒙古帝国的相继出现，又使这一贸易再度兴盛，并达到了新的高度。

穆斯林的征服，统一了整个中东地区，而中东是所有横贯欧亚大陆的商路的枢纽；

这里既有通往黑海和叙利亚各港口的陆路，又有穿过红海和波斯湾的水路。其中渡过阿

拉伯海，同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沿海地区的贸易尤为繁荣。大批穆斯林商人，多数为阿

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印度和锡兰各港口定居下来，用船将马匹、白银、铁器、亚麻布、

棉花和毛织品从西方运到东方，以换取丝绸、宝石、柚木和各种香料。

穆斯林商人继续航行，从印度和锡兰到达马来亚沿海的卡拉巴尔（吉打），由此，

一部分人南下，到达苏门答腊和爪哇，另一部分人则穿过马六甲海峡，然后北上，抵达

中国南方的坎富（广州）。穆斯林商人的通常计划是：9、10月份离开波斯湾，乘东北

季风航抵印度和马来亚，再及时赶到中国海域，乘南季风航达广州。在广州渡过夏季，

然后乘东北季风返回马六甲海峡，穿过孟加拉湾，次年初夏回到波斯湾——来回航程时

需一年半。

671年，首批穆斯林来到广州后，很多人如在印度洋各港口一样，在此定居下来。

地方当局允许他们自治，于是，他们选举出自己的首领，负责维持其居住区的秩序。有

些穆斯林家族的后裔，象后来的马可·波罗一样，在中国行政机构中任职。到758年，

穆斯林人数众多，足以进攻广州，结果，中国人关闭了对外通商的港口。792年，港口

重新开放，广州缎续成为穆斯林商人经商的中心，直到878年，他们被中国的造反民众

所杀。从此以后，穆斯林商人和中国商人便在马来亚的卡拉巴尔通商。

到了宋朝（96O-1127年），中国的港口再次对外开放。宋朝期间，中国人在造船业

和航海业上取得巨大进步，12世纪末，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蒙

古人征服中国，建立元朝（1279-1368年）后，中国的船只体积最大，装备最佳；中国

商人遍布东南亚及印度各港口。1291年，马可·波罗护送一位蒙古公主绕经东南亚去伊

朗时，目睹并描写了中国航海业的盛况；50年以后，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图塔乘中国

帆船，取道印度，前往中国时，也目睹并描写了这一盛况。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也值

得注意，它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进口商品除细纹棉织品外，

还有中亚的皮革、马匹以及南亚的优质木材、玉石、香料和象牙等原材料。而出口商品，

除矿石外，还有书、画，尤其是瓷器、丝绸等产品。

 

明朝（1368－1644年），中国的航海活动达到极盛，以15世纪初不平洋和印度洋上

显著但却短暂的海上优势为顶峰。1405年到1433年间，一位名叫郑和的朝廷宦官率船队

七次下西洋的情况，可说明这一点。这七次远洋航行规模盛大，功绩卓著，是史无前例

的。首次远航28000人，乘船62艘，一直航行到爪哇、锡兰及卡利卡特。归途中，苏门

答腊的一支海盗船队企图拦韵，结果全军覆没。后来几次航行更加遥远，最远曾达非洲

东海岸、波斯湾和红海海口。中国人还去过印度洋上30多个港口，每到一处，他们就劝

导或强迫当地统治者承认明朝皇帝的宗主权。而这一切发生时，葡萄牙人只是刚开始沿

非洲海岸摸索前进，直到1445年，他们才到达佛得角。

1433年，皇帝突然下谕旨终止了这些著名的远航。远航起讫的原因至今仍是个谜。

据推测，远航的发起，可能是为了弥补蒙古帝国崩溃所造成的陆上对外贸易的损失，也

可能是为了提高帝国朝廷的威望，或是为了寻找皇帝的一位遁世隐居当和尚的前辈。另

据推测，远航的终止，或是因为耗资过甚，或是由于宫廷宦官和儒家官僚之间历来存在

的相互倾轧。无论如何，中国人的撤离，在东亚和南亚海域，留下了权力真空区。于是

日本倭寇骚扰抢劫中国沿海，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又恢复了以往在印度洋上的优势。尽管

阿拉伯人善于经商，但他们一盘散沙，缺乏资源，没能发展成中国人短期内就建立起来

的强大海军。因此，1498年，葡萄牙人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时，没有遇到任何有力的

抵抗，便建立起他们的西方海上霸权。

 

二、欧亚大陆的陆上贸易

 

与此同时，由于蒙古帝国的兴起，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历史上第一次，也

是唯一的一次，一个政权横跨欧亚大陆，即：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

湾。14世纪中叶，意大利一本小册子通过描写一条起自顿河河口的塔那、横穿中亚的商

路，概述了蒙古和平时商业的重大意义。

据来往于这条大道的商人们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塔那到中国的路上行走，是

绝对安全的。……你可能认为，从塔那到萨莱（位于伏尔加河岸）的这段路，没有其他

任何地段安全。然而，即使这段路最糟的时候，如果60个人同行，也会感到如呆在家里

一样安全。

1264年，忽必烈从蒙古的哈拉和林迁都北京，无意之中向欧洲商人打开了中国的大

门；这些商人通常沿横贯欧亚大陆的商路经商。最早到忽必烈新朝廷来的欧洲人，并非

外交使节，而是两个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罗和马费奥·波罗。然而，首次到达香料

发源地印度和东印度群岛，比到中国具有更大的经济价值。香料向来由两条路线运往欧

洲；或经由红海和埃及，到黑海或地中海东部各港口；或进抵波斯湾，再由商队将货物

防运到这些港口。第一条路由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控制；阿拉伯人用船将香料运到埃及，

威尼斯人再从亚历山大港将货物运往欧洲销售。第二条路由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伊

儿汗国）蒙古统治者和热那亚人控制；热那亚人在港口转运站等候香料。

然而，热那亚人并不满足仅仅在黑海航行。他们乘小巧的轻舟从亚速海沿领河而上，

或许是坐牛车穿过狭长的地带，到达伏尔加河，再从这里前往里海和波斯。这样，热那

亚人便可到达波斯湾，直接去印度和东印度群岛。在那里他们发现，香料在原产地非常

便宜，而过去几个世纪中，一批批经纪人在东南亚生产者和欧洲消费者之间撮合经售，

从中谋取了巨额利润。

蒙古统治下的和平时期，陆上贸易的恢复只是短暂的。原因之一是，1368年蒙古人

被赶出中国，蒙古帝国全面崩溃，从而使中亚再度分裂，导致欧亚大陆间的贸易瓦解。

更重要的是，伊儿汗国的合赞汗（1295－1304年）改宗伊斯兰教，无意之中切断了欧洲

人去香料群岛的运输路线。从此，几乎所有的香料都是沿红海至尼罗河航线，用船运输，

使阿拉伯和威尼斯经纪人获得巨额利润。但有些欧洲人不愿继续支付昂贵的价款，尤其

是他们现已知道香料的产地及其价格，从此开始寻找避开穆斯林这一障碍的新道路，结

果达·伽马开辟了一条环绕非洲的划时代的航线。

 

三、技术传播

 

穆斯林帝国和蒙古帝国，不仅影响了欧亚大陆间的贸易交往，而且影响了技术的传

播，三角帆船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是一种高大的、三角形纵帆帆船，一直为阿拉伯

人所使用。但在地中海，埃及人、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却使用一种横帆帆船；这

种帆船气候恶劣时较易于驾驶。不过，阿拉伯帆船操纵更加灵敏，能逆风航行，并能在

河流和狭窄的水域里抢风转变航向。由于这一点，它不久便在地中海东部诸地区代替了

横帆帆船。到11世纪时，它已成为正式的运输工具，遍及地中海。尽管这种三角形的帆

船是阿拉伯人随穆斯林入侵传入地中海的，但今天却被称为“拉丁”或‘三角”帆船。

后来，这种帆船又从地中海传到大西洋。15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船舶设计师，将横帆

帆船的前桅和三角帆船的主桅及后桅相结合，制造出了三桅船，它可以在任何天气里航

行；使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远洋航行成为可能。

穆斯林帝国横跨北非、中东和南亚，同欧亚大陆各地区保持联系，从而疏通、调顺

了知识、技术以及商品的相互交流。850年至925年，居住在巴格达的一位阿拉伯医生和

科学家的下面这段叙述，可作为说明这种相互交流的一例。它告诉人们，中国人是怎样

从穆斯林那里得知加伦；加伦（公元130－200年）是希腊一位名医，他的许多著作早被

译成阿拉伯语。

一位中国学者来到我家，并在镇上住了大约一年。五个月内，他学会了用阿拉伯语

说话、写字，而且，的确达到了口才流利、书法精通的程度。后来，他决定回国。临行

前一个月左右，他对我说：“我要走了。走之前，如果有谁愿口述加伦的16部著作，让

我笔录下来，那我将非常高兴。”我告诉他时间不够，顶多只能笔录一小部分。他却说：

“我恳求你在我走之前，用你所有时间，以最快速度为我口述。你将看到，我记录得比

你口述还要快。”于是，我和一个学生一起，以最快速度为他口述加伦的著作，但他记

得更快。我们不相信他记得都对，后经核对，才发现完全正确。我问他为什么能记得这

么快，他说：“在我国，有一种书写方法叫速记，这就是你们所看到的。当我们想要快

速记下某些东西时，使用这种写法，事后，可以随意将它们整理成原来的文字。”但他

又说，即便是位敏于学习的聪明人，要掌握速记，至少也得20年。

这段叙述所描写的情况较为独特，因为中世纪时期，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交流中，

通常是捐献者，而不是接受者。的确，早些时候的情况则相反。古代和古典时期，美索

不达米亚的车轮、辘轱和滑轮，埃及的握杆和曲柄；波斯的风车和小亚细亚的炼铁等，

从各自的发源地向四面八方传播。但在公元后的14个世纪中，中国则是技术革新的伟大

中心，向欧亚大陆算他地区传播了许多发明（见表1）。

1620年，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写道：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功效和结果。人们将看到，这些发明远不如三大

发明那么显著；这三大发明古人并不知道，它们的起源，即使现在仍模糊不清，无人知

晓，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磁铁。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

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

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

力和影响。

 

中国传入西方的技术与发明 大约与现在相隔的世纪 方板链泵 15 轮式碾磨机

13 水力轮式碾磨机 9 水力冶金鼓风机械 11 叶片式旋转风选机 14 活塞风箱 14 拉式

纺机 4 手摇纺丝机械（11世纪出现的一种纺车上的均匀捻线锭翼， 14世纪水力已应用

于纺机） 3-13 独轮小车 9-10 航海运输 11 车式碾磨机 12 有效耕畜挽具；胸带（左

马驭者） 8 轭 6 石弓（单臂） 13 风筝 12 直升飞机螺旋浆（用绳索旋转） 14 活动

连环画转筒（靠上升热气流转动） 19 深钻孔法 11 铸铁 10-12 卡丹式悬架 8-9 平圆

拱桥 7 铁索桥 10-18 运河船闸闸门 7-17 航海制图法 10 船尾舵 4 火药 5-6 火药用

于战争技术 4 磁罗盘（磁石匙） 11 磁针罗盘 4 磁罗盘用于航海 2 纸 10 雕版印刷

6 活字印刷 4 金属活字印刷 1 瓷器 11-13

 

西方传入中国的技术与发明

 

螺钉 14 液体压力泵 18 曲轴 3 钟表装置 8

 

培根正确评价了三大发明的历史意义，而这三大发明都起源于中国。雕版印刷是一

种把要印的书的每页分别刻在每块木板上的印刷术。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868年

印刷的中国佛教经文。活字印刷也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它由一位普通艺人试制成功；

1041到1049年间，这位普通艺人制作了用泥土焙烧而成的活字。以后几个世纪中，中

国人用木头和各种金属活字代替了泥土活字。这些发明由中国传到中东，再从中东传入

欧洲。在欧洲，1423年，首次使用雕版印刷，1456年，用活字印刷了第一本书——《谷

登堡圣经》。

早在唐朝（618－906年），中国就用火药制造烟火。1120年，中国人发明了一种武

器，即“突火枪”它用一根粗毛竹筒塞满火药制作而成。这几乎就是金属管枪的前身。

金属管枪大约出现于1280年，但不知道最先是由中国人发明的，还是由阿拉伯人或欧洲

人发明的。

约公元前240年，中国的一本书中，最早明确提到了磁铁。但以后几个世纪中，指

南针仅用于泥土占卜者的巫术活动。1125年，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显然是阿拉伯商人

来到中国，学会使用这种仪器。并将其传入欧洲的。

除这三大发明外，中国人传给欧亚大陆各邻邦的东西还很多。105年，中国人发明

了造纸，为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先决条件。751年，被帯到撒马尔罕的中国战俘，将造

纸术传给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又将它传入叙利亚、埃及、摩洛哥。115O年，造纸术传入

西班牙后，又从那里传到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所到之处，羊皮纸被取代。事实证明，

它的价值十分显著：过去，用羊皮纸制作一本《圣经》，至少需要30O张羊皮。

传遍整个欧亚大陆、具有深远影响的其他中国发明是船尾舵、马蹬和胸带挽具等。

船尾舵大约于1180年与指南针同时传入欧洲；马蹬使中世纪欧洲穿戴沉重的铠甲的封建

骑士得以产生；胸带挽具与过去的颈环挽具不同，是套在马身上，使马能全力拉东西而

不会被勒死。最后，中国人栽培了许多水果和植物；它们通常由阿拉伯人传遍欧亚大陆。

这些水果和植物包括菊花、山茶花、杜鹃花、茶香玫瑰、翠菊、柠檬、桔子等；桔子至

今在荷兰和德国还被称为“中国苹果。”

最后，应该指出，这些及其他一些发明的传播，显然与政治事件有关。因此，人们

认为，12世纪指南许、船尾舵、造纸术和风车的广泛传播可归因于十字军东征。同样，

蒙古统治下的和平也促进了14世纪火药、丝绸制造、印刷术和炼铁高炉的大量传播。

 

四、欧亚大陆的宗教

 

中世纪不仅以欧亚大陆间前所未有的商品和技术交流为特征，而且也以宗教信仰的

空前传播为特征。就基督教和佛教而言，它们于古典时期末开始传播，中世纪时期继续

流传（见第七章第三节）。但中世纪诸世纪中，最为著名的宗教革新运动则是伊斯兰教

的出现。除其教义（这将于下章叙述）外，这一新宗教在公元632年穆罕默德死后，突

然从阿拉伯半岛向外广泛传播，对欧亚大陆和非洲广大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伊斯兰教的传播（详情以后叙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632到750年，伊

斯兰牧首先传遍中东地区，然后向西传到比利牛斯山脉。向东传到中亚地区；最终结果，

实际上是把地中海变成了穆斯林湖。第二阶段，从1000年到1500年，在这几个世纪中，

伊斯兰教进一步传播，传入印度、东南亚和非洲，使印度洋也变成了穆斯林保护区。

伊斯兰教领土的巨大扩张，自然使被围困的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感到惊恐他们这时

实际上已被孤立在欧亚大陆的西端。这一点，也是13世纪蒙古人崛起时基督教世界统治

者的反应颇为矛盾的原因。蒙古人的劫掠和屠杀使他们丧魂落魄；这些屠杀、劫掠显示

了蒙古骑兵的挺进好象是不可抗拒的。1260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在他的训令（Clamat

in auribus）中，呼吁所有基督教国家的君主们在共同的危险面前团结起来：“……采

取有远见的行动，抵抗日渐迫近、显然要降临的危险……愤怒的上帝将惩罚这些野蛮的

鞑靼人，这些犹如从神秘的地狱里突然冒出来的鞑靼人。……”

然而，如西方人所看到的那样，情景并非一片漆黑。蒙古人虽征服了基督教俄罗斯

人，即希腊正教教徒，但给伊斯兰教的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打击最具毁灭性。当绝望

中的穆斯林请求基督教国家的统治者提供援助时，温切斯特的主教的话，表达了人们通

常的反应：“让这班畜牲们互相残杀去吧！”有些西方人还认为，蒙古侵略者是支持基

督教事业的天赐的干预者，是反对宿敌伊斯兰教的有力的同盟者。他们甚至希望，新蛮

族能象前马扎尔人和维金人那样皈依基督教。由于对文明一无所知，没有高级的宗教信

仰，缺乏有组织的教士的支持，这些蒙古人皈依和同化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

然而，打蒙古人的生意的，并非只有天主教徒，那时其他三大宗教的代表正在亚洲

争雄。其中，伊斯兰教最富有侵略性；他们从波斯渡过奥克苏斯河，扩张到中亚，争取

到某些突厥部落的支持。佛教在从发源地印度没突厥斯坦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过

程中，也已为蒙古人所熟悉。最后是聂斯脱利斯派教徒；他们的起源要追溯到以弗所会

议（431年），当时他们被指责为异教徒，于是，聂斯脱利斯教徒从罗马帝国撤回波斯，

后来，在不断挺进的伊斯兰教的逼迫下，沿陆路穿过中亚进入中国。因此，他们能使各

突厥部落皈依；而当蒙古帝国扩张时，这些皈依基督教的突厥人便充任行政官员、文字

或口头翻译和使节，为蒙古人服务。

正当这些聂斯脱利斯教徒渴望着蒙古人皈依时，天主教徒派出了两个传教团，前往

设在蒙古北部哈拉和林的大汗朝廷。第一个传教团（1245—47年）由意大利方济各会的

修道士约翰·卡皮尼·皮阿诺率领；第二个传教团（1253－55年）由佛兰德方济各会的

修道上威廉·鲁伯鲁克率领。两位使者均到了蒙古朝廷，并发现可汗们对所有外国宗教

都很感兴趣。威廉修土应邀以西方方式吟咏赞美诗，并解释《圣经》中的插图。但是，

几天后，他发现大汗正专心致志地研究被烧焦的羊肩胛骨。如果它们完整无缺，大汗就

认为他可以筹划发动一场肯定能获胜的战争。如果他看到最小的裂纹，他则会按兵不动。

传统术士，即巫师，在朝廷中很有势力，修道士们不可能争取皇家任何成员。“我们相

信只有一个上帝”，蒙哥汗对威廉修上说，“但如上帝赐给我们不同的手指一样，他也

赐给人类各种不同的方法。上帝赐给你们《圣经》，你们基督教徒不应违背。……上帝

赐给我们占卜者，我们就按照他们所说的去做，和睦相处。”同样，要组成反伊斯兰教

联盟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需要别人向他们屈服，而不是和他们合作。“毫无例

外”，蒙哥汗声明说，“你们所有的人都必须为我们服务，并效忠于我们…我们所告知

给你们的，就是上帝的诫命。”然而，传教团成功地向西方提供了有关这一新蛮族的形

成、习惯和军事战术等第一手可靠的资料。

威廉修士刚刚返回西方，成立基督教-蒙古胜利联盟、永远结束伊斯兰教威胁的希

望再次出现。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助长了这一希望。旭烈兀是个

佛教徒，而他的妻子是基督教徒。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古亚王国的基督教士兵的援助下，

旭烈兀于1258年到1260年间，占领并洗劫了哈里发的首都巴格达，随后又侵占了叙利亚

到地中海沿岸所有的地区。人们满怀信心地期望，他将轻取埃及和北非，然后同天主教

国家一起，征服西班牙，最终从地球上灭绝可恨的伊斯兰教。

但事与愿违，1260年，蒙古人在巴勒斯坦阿因扎鲁特（缴利亚发源地）的决定性的

战斗中，被埃及马穆鲁克军队击败。蒙古人的清退，挽救了埃及和伊斯兰教世界。这次

失败显然给迷信的蒙古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确信穆斯林的安拉具有更大的

力量，从而促使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结果，不但没有消灭伊斯兰教，反而使中东和中亚

地区的蒙古人最终皈依了伊斯兰教，最东部的蒙古人皈依了佛教（有关这些战役的详情，

见第十四章第四节）。

在西方，对伟大而又神秘的中国仍抱有希望；众所周知，中国是不信伊斯兰教的。

卡皮尼和鲁伯鲁克都没到过中国，但他们听说，只需20天便可以从哈拉和林到达中国，

而且，这是一个无比富饶的国家。1264年，当忽必烈迁都大都（也叫汗八里，即“大汗

之城”，今北京）时，欧洲人首次进入中国。最早来中国的是两位威尼斯商人：尼科拉

·波罗和马费奥·波罗。忽必烈给他们以热烈欢迎，向他们询问了有关欧洲的情况，并

让他们转信给教皇。在这些信中，忽必烈请求，为他的朝廷派100名传教士，向他的人

民传教，并同其他宗教代表辩论。

就提出这一要求而言，说忽必烈被基督教的热情所激发，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他很

可能是要为他的官僚机构收罗人材，因为他刚刚征服中国，不敢冒险在上层机构中起用

太多的中国人。实际上他确雇用了大批外国人任职。为了维护他的权力，他很注意保持

各部分人之间的势力平衡。不论忽必烈请求派教士的动机如何，罗马教室只派遣了两名

多明我会修道大但因路上动乱不定，他们只到达小亚细亚使返了回去。

125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约翰·孟德高维诺前往蒙古朝廷；他是一位在地中海东

部沿岸诸穆斯林国家工作了14年的、富有经验的传教士。约翰修士走海路从波斯湾到印

度，穿过马六甲海峡，前往坎富（广州），再从广州走陆路到达大都（北京）。他被允

许留在首都说教，结果，在1292年到达大都后的六年中，他修建了一座带钟楼的教堂，

拥有一支150个男孩的唱诗队，他们唱的格列高利圣歌皇帝非常爱听。罗马教皇得知这

一成功后，又派出了一些传教士，使约翰修土能前在坎富，从事另一传教活动。到1328

年修士去世时，已在中国大地争取到几千名皈依者。

这一进展的取得，主要由于蒙古统治者的积极态度。他们深思熟虑，鼓励所有外国

宗教，无论是伊斯兰教、佛教，还是基督教，与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教相抗衡。因此，

基督教传教士从皇帝的金库里获得大笔津贴，从而建立了一座带有“高级教土房间”的

修道院。然而，外国教徒意外的汇集中国只是短暂的，因为它完全依赖于可汗的支持。

但是，正如马可·波罗所说的那样：“所有中国人都憎恨大汗的统治，因为…他将所有

权力交给鞑靼人，萨拉森人或基督教徒。这些人依附于他的王室，为他服务，是中国的

外国人。”因此，1368年，当蒙古人被赶出中国时，受他们保护的所有外国人，也一起

彼赶了出去，其中包括天主教传教团。16世纪，达·伽马的航行，开辟了一条直接连接

欧亚大陆两端的海上航线，为耶稣会的到达铺平了道路，直到这时，天主教才又在中国

获得了一席立足之地。

 

五、扩展中的视界

 

尽管欧洲人未能争取蒙古人为盟友，未能使他们信奉同一宗教，但蒙古统治下的和

平，极大地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使他们对欧亚大陆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这种认识与中世

纪早期的认识完全不同；当时，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崩溃，隔断了古典时期欧亚大陆间

的联系。教区制度开始形成，而在西方，成功的基督教的信条又着重强调了这一制度。

《圣经》成为地理知识的主要来源，于是，耶路撒冷被认为是大地的中心，而尼罗河、

幼发拉底河和恒河则被认为是发源于同一源头伊甸园。

七、八世纪，伊斯兰教的扩张，筑起了一道横穿北非和中东的有害屏障，进一步缩

小了欧洲人的视野。直到12世纪，十字军带着种种传说，从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返回西

方时，才使欧洲人重新得到有关外部世界的第一手资料。尽管地中海那时仍是世界的中

枢，但他们对东面和南面地区的了解却非常贫乏。

蒙古统治下的和平带来了伟大的突破，它使人们的视野从地中海转向欧亚大陆，正

如后来的哥伦布和达·伽马使人们的视野相应地从欧亚大陆转向全球一样。商人、传教

士和战俘的旅行告诉人们，在远东有一个大帝国，它的人口、财富和文明程度，不仅等

于，而且超过了欧洲。另一方面，东方这时也开始了解西方。马可·波罗既使西方知道

了中国，又让中国和中东了解了西方。

众所周知，在此期间，莫斯科、大不里士和诺夫哥罗德都有中国侨商局地；在美索

不达米亚，中国技师受雇从事水利工程建设。有资料记载，中国官僚曾陪同成吉思汗出

征视察。从欧亚大陆的一端旅行到另一端。此外，生于北京的聂斯脱利斯教徒拉本·巴

尔·索玛，12788年曾旅行到伊儿汗国朝廷巴格达，被蒙古人从那里派往欧洲，寻求基

督教的援助，反对伊斯兰教。他于1287年出发，去过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新、罗马、巴

黎和伦敦，途中会见了法王腓力四世和英王爱德华一世。中世纪时期，游历范围最广的

旅行家是穆斯林伊本·拨图塔（13O4-1378年）。他从自己的家乡摩洛哥出发，去麦加

朝圣然后，继续旅行，取道撒马尔罕前往印度，作为法官和使者从印度派往中国。回到

摩洛哥后，他又继续向北旅行，到达西班牙，随后南下，进入非洲内地，到达廷巴克图。

当他最后返回摩洛哥定居时，至少旅行了750O0英里。

西方世界最著名、最重要的旅行家是马可·波罗。当父亲和叔叔第二次航行中国时，

他也一同前往，于1275年到达忽必烈的朝廷。他给忽必烈以良好的印象，并以各种身份

为他服务了17年，游历了全国各地。作为一个官员，途径之处，他特别注意观察当地的

居民和资源，曾记下这样的东西：“有一种黑石块，象别的石头一样，从山里挖掘出来，

但却象木头一样可以燃烧。”1292年，他护送一位蒙古公主航行，绕过东南亚，穿过印

度洋，前往波斯，同伊儿汗国大汗结婚。到达波斯后，马可·波罗继续西行，于1295年

回到了阔别25年的家乡威尼斯。不久，在与热那亚的战斗中被俘，于狱中口述了他的旅

行见闻。

下面这段话便是书的开头，它对当时人们十分惊奇的事物作了介绍：

皇帝、国王、公爵、侯爵、伯爵、骑士和市民们，以及其他所有的人们，不论是谁，

如果你们希望了解人类各种族的不同，了解世界各地区的差异，请读一读或听人念这本

书吧！你们将发现，在这本书中，正如梅塞·马可·波罗所叙述的那样，我们条理分明

地记下了东方各大地区——大亚美尼亚、波斯、鞑靼地方、印度以及其他许多国家——

的所有伟大而又奇特的事物。马可·波罗是威尼斯市民，聪明而又高贵，被称为“百万

先生”。他亲眼目睹了这些事情。……所有读或听人念这本书的人，都应置信不疑，因

为这里所记叙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的确，自上帝用他的手创造了我们的祖先亚当以来，

直到今天，从未有过任何人，基督教徒或异教徒，鞑靼人或印度人，以及其他种族的人，

家这位海塞·马可那样，知道并考察过世界各地如此众多、如此伟大的奇闻轶事。…

马可叙述的故事，确实和这一介绍所说的那样激动人心。他讲到了带有花园和人造

湖的大汗宫廷，装载银挽具和宝石的大象。他还讲到了各条大道，高于周围地面，易于

排水；大运河上，商人船只每年川流不息；各个港口，停泊着比欧洲人所知道的还要大

的船只，并谈到了生产香料、丝绸、生姜、糖、樟脑、棉花、盐、藏红花、檀香木和瓷

器的一些地方。马可还描写了他护送中国公主到波斯去时，访问和听说过的所有寓言般

的国度——新加坡、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印度、索科特拉岛、马达加斯加、阿拉伯

半岛、桑给巴尔和阿比西尼亚。

书中的一切仿佛离奇古怪，言过其实，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别号叫“百万先生”，

因为“他开口闭口总是说百万这个、百万那个。”其实，他向16世纪中叶的欧洲人提供

了有关中国最为全面可靠的资料。这本书题名为《世界见闻录》并非偶然。实际上，这

部著作使西方人对世界的了解范围突然扩大了一倍。马可·波罗正如两个世纪后的哥伦

布一样，为同时代人开辟了崭新的天地。的确，正是他所描写的有关中国和香料群岛的

迷人景象，召唤着伟大的探险者们，在穆斯林封锁陆上道路之后，直接寻找一条海上航

线，继续前进。

 

第十三章　伊斯兰教的兴起

 

论海滨旷野的默示。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的地方而来，象南方的旋风猛扫而过。

 

《以赛亚》

 

我们把阿拉伯《古兰经》降给你，好教你警告“城市之母”麦加及其周围的人们；

好教你警告他们“末日审判”无疑来临。那时，一些人将永居天堂，一些人则堕入火狱。

 

《古兰经》第四十二章

 

600年至1000年的几个世纪中，伊斯兰教的出现，是欧亚及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

转折点。穆斯林军人的惊人征服，和大约1000年前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一样，再度统一

了整个中东地区。亚历山大帝国崩溃后，罗马人最终强行统治了小亚细亚和叙利亚，使

中东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分为东西两部。东部由伊朗和伊拉克构成，是波斯文明的中心；

西部包括巴尔干诸国、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和北非，成为拜占廷文明的所在地。7、

8世纪，伊斯兰教的征服结束了这种分裂状况，在伊斯兰教的星月旗下，统一了从比利

牛斯山脉到信德，从摩洛哥到中亚的所有地区。

比这些军事扩张更为显著的是伊斯兰教文化上的成就。尽管被征服的地区曾是人类

最古老的文明中心，然而，到11世纪时，它们语言上已阿拉伯化，文化上已伊斯兰教化。

阿拉伯语成为从波斯到大西洋广大地区的日常用语，新出现的伊斯兰教文明是前犹太教

文明、波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的独创性的综合体。这种语言和文化的

转变一直存留到现在，因此，伊拉克人和摩洛哥人与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一样，在语言

和文化上至今仍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伊斯兰教以前的阿拉伯半岛

 

穆斯林入侵前的中东由两大帝国统治：拜占廷帝国和萨珊王朝。前者以君士坦丁堡

为都，控制着地中海东部地区；后者定都泰西封，统治着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

和伊朗高原。两帝国长期不和，一个是具有希腊-罗马文化的基督教国家，另一个是具

有波斯-美索不达米亚传统的琐罗亚斯德教国家。603至629年，波斯和拜占廷之间爆发

了一系列战争，使双方两败俱伤，无力抵抗阿拉伯沙漠聚集的风暴。

这时的阿拉伯半岛，在文明邻邦的眼中，是游牧蛮族的偏僻之壤。然而，6世纪后

半叶，由于商路的改变，它已成为经济要地。埃及的混乱和拜占廷-波斯战争，使传统

的红海至尼罗河流域和波斯湾至红侮的道路无法通行。商人们因此转向更加艰难，但却

较为安全的道路，即从叙利亚经阿拉伯半岛西部到也门，再从也门用船只往返于印度洋

之间运输货物。麦加因商路的改变而获利，它地处商路中段、阿拉伯半岛沿岸，是北往

叙利亚，南通也门，东到波斯湾，西至红海吉达港和走水路前往非洲的交通枢纽。

除从事农业和实行君主专制的南方外，阿拉伯半岛其他地区都处于游牧和部落状态。

酋长，即当选的部落首领，只是具有平等地位的年高德望的人，受统治一切的传统习惯

的约束。他们的主要作用是，战时指挥打仗和领导人们保卫圣地。大多数部落信奉多神

教，崇拜树，泉水和石头；这些东西被认为是无形的诸神的居住地。他们还信仰更多的

属于个人的神；并认为它们从属于一个称为“安拉”的更高级的神。犹太教和基督教曾

从北面传入阿拉伯半岛，争取了边界地区所有部落以及半岛其余地区的孤立的部族。同

这些宗教信仰相比，阿拉伯半岛的多神崇拜、部落战争和政治分裂，对富有思想的阿拉

伯人来说似乎太原始，是一种耻辱。据说，7世纪初，确实出现过几个“先知”，反映

出当时正在朝发展本土的神教方向努力。门每个成功的传道士一样，穆罕默德表达了他

那个时代的愿望，满足了当时的要求。

 

二、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中世纪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生于569年，是麦加一位商人的遗腹子。

六岁母亲去世，先由祖母，后由伯父抚养长大。有关他青少年时期的情况知道的很少。

传说他12岁曾随伯父跟商队去过叙利亚，在这次旅行中，可能获得一些有关犹太教和基

督教的知识。穆罕默德25岁同一位富孀结婚，她为他生了几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儿子都

早年夭折了。

穆罕默德40来岁时，经历了一段精神极度紧张的时期。在此过程中，他开始相信上

帝选他为先知，选他当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的继承人。有人要他描述默示经过，他回

答说，《古兰经》的全部经文在天国里，每次他所得到的只是一部分，通常由天使加百

列传授给他，并让他一字一句地重复。而这时在他身边的其他人，既看不到这位天使，

也听不见他讲的话。穆罕默德的痉挛可能是癫痫病发作，尤其因为他说他听到了铜铃般

的声音，一种通常在癫痫病发作时才能听到的声音。无论如何，穆罕默德这时认为，他

已接受了神的感召，要去证实安拉的唯一性和超然存在，去警告人们“末日审判”终将

来临，去告诫他们忠实的报答是上天堂，邪恶的惩罚是下地狱。

穆罕默德的教诲，在他死后不久被记录成书，成为伊斯兰教这一新教的圣典。“伊

斯兰”意为“顺服上帝的旨意。”穆罕默德更没有建立教士组织，也没有确定专为拯救

灵魂的具体圣事，但却要求信徒们履行一定的仪式，即伊斯兰教“五功。”它们是：

（1）念功：信徒一生必须完全理解、绝对接受地背诵“除安拉外，再无神灵；穆罕默

德是安拉的使者。”（2）拜功：信徒应每日礼拜五次，分别在晨、晌、晡、昏、宵五

个时间内举行：脱掉鞋子，跪在一张地毯上，头叩地，面朝麦加万向祈祷。（3）课功：

穆斯林应慷慨施舍，作为献给安拉的贡品和虔诚的行为。（4）斋功：穆斯林必须在赖

买丹月，每日自日升前到日落，斋戒禁食。（5）朝功：穆斯林一生如条件允许应朝觐

麦加一次。

这些仪式极大地加强了信徒们的社会结合。他们一起祈祷、斋戒，一起为不幸的兄

弟们承担责任；他们——富人和穷人，黄种人、白种人、棕种人和黑人——一起到麦加

去朝觐。而且，《古兰经》还对信徒生活的各个方面，对风俗和卫生、结婚和离婚，商

业和政治、犯罪及惩罚、和平与战争等予以指导。因此，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信仰，

又是一种社会法规和政治体系。它不仅为信徒们提供宗教戒律，而且为个人和公众生活

提供了明确的教训。如在基督教世界一样，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之间，现世和教会之间

并无差别。在伊斯亚教中，凡属于凯撒的就是上帝的，而属于上帝的也就是凯撒的。

“沙里亚”即圣典，直到近代仍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国法，至今在各个国家里，很大程

度上依然如此。

穆罕默德渐渐说服人们皈依这些教义。首先是他的直系亲属和私人朋友，这些人后

来作为“先知的同伴”，享有崇高的威望。随着这一小股皈依者的发展，麦加的富商开

始感到惊恐，害怕穆罕默德的教义将削弱过去的宗教信仰和阻止朝拜者对麦加圣物“黑

石”的礼拜。由于反对势力的增长，穆罕默德应邀前往麦地那。这是麦加以北约30O英

里处的商路上的一座绿洲城市。这里杂居着阿拉伯部落和犹太部落的居民，因此，穆罕

默德被当作仲裁者受到欢迎。622年，穆罕默德移居麦地那，阿拉伯人称这一事件为

“希吉拉”，伊斯兰教历则以事件发生的这一年为纪元。

由于他的教义主要基于犹太教的教义、传说和经典，穆罕默德希望他能作为麦地那

犹太人的先知的继承者受到他们的欢迎，但麦地那犹太人嘲弄了他的要求。于是，穆罕

默德转而反对他们，最终将他们驱逐出城，并把他们的财产分给了他的信徒。从此，伊

斯兰教具有更加鲜明的阿拉伯民族的色彩，麦加取代耶路撒冷，成为穆斯林必须朝拜的

方向。穆罕默德渐渐说服了麦地那的阿拉伯人接受他的宗教信仰，并以他的教义为基础，

建立了一个神权政治国家。

穆罕默德以麦地那为基地，组织了对麦加商队的袭击。这种袭击是阿拉伯游牧民普

为接受的经济活动。如今，他们聚集在“先知”的旗帜下，希望获得战利品，并顺便得

到灵魂的拯救。到630年时，穆斯林已十分强大，完全可以占领麦加；在麦加，穆罕默

德使收藏在天房克尔白中的黑石成为伊斯兰教的朝拜圣物。于是，他实现和解，以此维

护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并使其扎根于传统的阿拉伯习俗之中。到632年穆罕默德去世

时，大多数阿拉伯部落——虽不是全部——已承认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向他进贡。

过去，在他本国，穆罕默德见过一些崇拜偶像的仪式。现在，他给它带来了一个宗

教和一部天启的经典，带来了一个具有良好的组织和武装、统治了整个半岛的社会和国

家。一个世纪内，他的信徒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帝国，

并传播了他的教义。如今，这一宗教在世界上拥有5亿信徒。如果以对事态发展的影响

为标准，那么，穆罕默德无疑是历史上的一位巨人。

 

三、征服时期

 

正因为穆斯林社会是穆罕默德天才的结晶，所以他死后，这一社会的各组成部分报

可能分裂。部落酋长认为，他们对穆罕默德的服从，已随他的死一起完结。于是，他们

停止纳贡，恢复行动自由。这一撤回，伊斯兰教历史上称为“变节”，即叛教，引起了

一系列有计划的战争。这些战争制服了“叛教的”部落，迫使他们回归伊斯兰教社会。

但是，被征服的部落成员愠怒不满，显然一有机会还会叛离。理想的瓦解办法是，以每

个贝都因人所喜爱的战利品为许诺，实施对外袭击，故这些袭击开始时并非宣传教义的

宗教战争。穆罕默德并没想到，伊斯兰教会成为世界性信仰，也不认为上帝选派他向阿

拉伯人以外的其他人传教。确切地说，让骚乱的贝都因人一心忠于麦地那这一需求，是

导致阿拉伯人袭击的原因。

率领这些袭击的首领为哈里发，即代理人，他受选代替先知的世俗地位。哈里发无

疑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但主要还是社会的世俗首领。因此，穆罕默德的岳父艾卜

伯克尔当选为哈里发，只意味着他是伊斯兰教的保护者，而不是宗教领袖。正是在艾卜

伯克尔的领导下，叛教的部落被迫重新回到信徒行列中，阿拉伯人开始了最早的对外侵

略。

634年，欧麦尔继承文卜伯克尔当选为哈里发，在他的领导下，早期的侵略发展成

正式的征服战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貌似强大的拜占经帝国和波斯帝国不久便暴露出

外强中干的实质。它们不仅被两国间的一系列战争所削弱，而且它们的人民对繁重的捐

税和宗教迫害极为不满。此外，当整个整个的部落被有关财富的迷人传说所吸引，从阿

拉伯半岛各地向北迁移时，穆斯林军队也就由小股袭击队变成大规模武装部队，任何想

让他们返回贫瘠的家园的企图，都将引起新的、很可能是致命的“变节”。结果，穆斯

林首领率领贝都因军队进入叙利亚。因此，随之而来的巨大征服表明，它们并非是伊斯

兰教的侵略，而是阿拉伯部落的扩张。最初几个世纪中，这些扩张多次向北进入“肥沃

新月”地带。当时，这一扩张规模空前，部分是因为两个帝国异常虚弱，部分是因为新

的伊斯兰教信仰所促成的团结和力量。

阿拉伯人一旦开始侵略，便充分利用他们沙漠作战的经验。他们不象拜占廷人和波

斯人那样骑马作战，而是骑骆驼作战。这样可以随意发动进攻，且一旦需要，又可撤回

到沙漠的安全地带。正如后来的维金人，因控制着海洋而能劫掠欧洲沿海一样，这时的

阿拉伯人则利用他们的“沙漠之舟”，进攻富庶的帝国。无怪乎阿拉伯人在被征服的省

份里都选择沙漠边缘的城市，作为他们的主要根据地。当形势安定的时候，他们就利用

现成的城市，如大马士革；在必要时，他们就建立新的城市，如伊拉克的库费和巴士拉，

埃及的伏斯泰特，这些军事重镇满足了正在形成的阿拉伯帝国的需要，就象后来的直布

罗陀、马尔他和新加坡满足了不列颠海上帝国的需要那样。

636年，阿拉伯人在约旦河支流耶尔穆克河谷，决定性地大败拜占廷人。他们乘迷

眼的沙暴发动进攻，几乎全歼希腊、亚美尼亚和叙利亚基督教混合部队。皇帝希拉克略

逃进君主坦丁堡，将整个叙利亚丢给了胜利者。哈里发欧麦尔随之转而进攻富裕的邻邦

伊拉克。那里的闪米特人已部分地皈依基督教，他们对波斯和琐罗亚斯德教统治者不满，

这有助于阿拉伯人的胜利。637年夏，阿拉伯人在卡迪西亚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波斯皇

帝仓量撤离位于卡迪西亚附近的首都泰西封，向东逃窜。

耶尔穆克和卡迪西亚的惊人胜利，给穆斯林带来了前所未闻的财富，从而，进一步

壮大了大批来自南部沙漠的贝都因人。边境的压力不可抵抗，阿拉伯军队如洪流滚滚向

前，他们向西进入埃及，向东进入波斯。两年内（639－641年）他们占领了整个埃及，

但在波斯，首次遭到顽强抵抗。尽管帝国统治软弱无能。不得人心，然而，全民族人民

为了自由，为了琐罗亚斯德教信仰，已做好准备，决心同始终被视为“沙漠之害”的阿

拉伯游牧民作战。随着穆斯林的推进，当地的抵抗力量组织起来，迫使侵略者付出了沉

重的代价。直到651年，波斯才被征服。而在此之前，即644年，欧麦尔被一个波斯俘虏

暗杀了。

欧麦尔的哈里发继承者们，在宗教热情和游牧民贪婪之心的驱使下，继续举起伊斯

兰教的旗帜，乘胜对外征战。在北非，阿拉伯军队得到当地柏柏尔皈依者的增援，迅速

进入摩洛哥，然后，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西班牙。711年，他们战胜西班牙的最后

一个西哥特国王罗德里戈，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然而，732年，在法国的图尔，

他们却被查理·马特打败。这场战斗通常被认为是西欧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不过，

即使穆斯林取胜，他们是否继续向远离家乡的地区挺进，还值得怀疑。穆斯林向东面的

扩张也是如此。715年，他们占领了印度西北部的信德省，但直到几个世纪以后，当信

奉同一宗教的突厥人从北面入侵印度时，才得以进一步推进。同样，751年，穆斯林在

中亚的怛逻斯，战胜了中国人，但也未能再向中国进军。于是，怛逻斯、信德和比利牛

斯山，便成为穆斯林在其当时的军事技术水平下所能达到的扩张的最后界限。

这清楚地表明了阿拉伯人围攻一年（717—718年）未能占领君主坦丁堡的特殊意义。

由于君士坦丁堡紧挨帝国的中心，如果他们占领了这座城市，势必有可能占领东欧大部

分地区。当然，15世纪时的穆斯林土耳其人正好做到了这一点。但如果这一事件约早10

加年发生，那么东欧大部分地区将阿拉伯化和伊斯兰教化，并成为今日穆斯林中东的一

个组成部分。

尽管有这些失败，事实仍然是：开始于沙漠中的一个宗教，在短短一个世纪内，已

发展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帝国。到750年，伊斯兰教统治了从比利牛斯山到信德，

从摩洛哥到中国边境的广大地区（见图13“1500年以前伊斯兰教的扩张”）。

 

四、从阿拉伯王国到伊斯兰教帝国

 

第一阶段的扩张完成之后，阿拉伯人便安顿下来，享受胜利果实。他们实际上是其

属国的占领军，大多数居住在军事重镇里，由此控制着周围的乡村。由于哈里发欧麦尔

曾有规定，他的追随者不应在被占领的行省里享有封地，因此，他们这时享受政府津贴。

支付这些津贴的资金来自伊斯兰教国家没收的土地和征收的捐税，向非穆斯林征收的捐

税比向穆斯林征收的高。除此之外，非穆斯林其实并未受到干扰，也没有被迫改变信仰。

实际上，皈依伊斯兰教极不受欢迎，因为这意味着降低税收。因此，信奉伊斯兰教，其

实是统治绝大多数属国臣民的阿拉伯骑士贵族享有的特权。

不久，日益增长的“麦瓦利”，即非阿拉伯穆斯林的出现，打破了这种状况。这些

新教徒成群结队涌入城市，充当雇员、工匠、店主和商人，为阿拉伯责族的需要服务。

作为穆斯林，他们要求与阿拉伯人平等，但未得到承机。“麦瓦利”在伊斯兰教军队中

服役，通常只能作为步兵参加战争，因为步兵得到的薪俸和战利品低于阿拉伯骑兵。

随着帝国的扩张，以及财富从属国行省源源不断流入城市，“麦瓦利”的人数和财

富也不断增长，但他们仍被拒绝在统治集团之外。于是，他们成为城市中的不安定因素，

决心取得与他们的经济实力相等的社会地位。人们开始理由充分地认为，阿拉伯伍麦叶

哈里发王朝是征服战争完成后毫无作用的一个寄生集团；伍麦叶王朝曾于661年，从麦

地那迁都大马士革。因此，对阿拉伯贵族的抵抗运动，既是民族的，又是社会的反抗运

动。

为争夺王位而突然爆发的十年内乱，以750年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建立宣告结束；

阿拔斯王朝建立的意义，远远超过单纯的改朝换代。“麦瓦利”，尤其是波斯人，这时

代替了过剩的旧贵族。阿拉伯军人不再是享有薪俸的特权阶层，而被皇家常备军所取代；

皇家常备军开始时主要由波斯人组成。从前的军事重镇，如今在“麦瓦利”的控制下，

变成了巨大的商业中心。一部分阿拉伯人开始加入市民和农民的行列，另一部分则重新

返回到游牧生活。

帝国的结构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尤其是762年，首都从大马士革东迁到巴格达。

这实际上意味着，阿拔斯哈里发政权，开始放弃地中海，接受波斯的传统，寻求波斯的

支持。哈里发不再是阿拉伯部落的酋长，而是一个神权君主，即“安拉在大地上的影

子”。地的权力并不依赖于部落的支持，而是建立在享有薪俸的官僚和常备军的基础上。

因此，同前泰西封、波斯波利斯和巴比伦的许多村主政体相类似，哈里发统治已成为东

方的君主政体。在这一君主政体所提供的秩序与保护下，一种融合了犹太文化、希腊-

罗马文化和波斯-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传统的混合文明，在随后几个世纪中逐渐形成。伊

斯兰教不再仅仅是上层骑士贵族的法典，而成为一种新的与众不同的文明。

 

五、伊斯兰教文明

 

哈里发曼苏尔选定巴格达作为阿拔斯王朝的首都所在地，并预见到这一选择的辉煌

远景：

这个东濒底格里斯河，西滨幼发拉底河的岛屿，是一个世界性的市场。从瓦西特、

巴士拉、乌本拉、阿瓦士、法尔斯、阿曼、耶玛麦、巴林以及更远的地方溯底格里斯河

而上的所有船只，将在这里停泊。由摩苏尔、迪牙个-拉比阿、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

地顺底格里斯河而下的货物，以及从迪牙尔-穆迪尔、拉卡、叙利亚边境沼泽地、埃及

和北非沿幼发拉底河运来的也货物，将停卸于此。这里将是山区、伊斯法罕和霍拉桑请

地区的居民的交通要道。感谢安拉，为我保留了这块地方，并使在我之前来这里的人们

忽略了它。真主啊，我要在这里建筑城市，并终居住在这里，我的子孙、也将居住此地。

无疑，它将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

曼苏尔的期望很快得到全面实现。一个世纪内，巴格达的人口约达1O0万。城市中

心是一座城堡，直径约两英里，里边有哈里发的宫廷，官员们的宅邻和禁卫军的营房。

城堡外围建立了巨大的商业中心，由富绕的两河流域地区提供充裕的产品。主要作物有

小麦、大麦、稻米、椰枣和橄榄。阿拔斯王朝通过排干沼泽地和发展灌溉工程，扩大耕

地面积，增加了产量。和前统治者相比，他们还降低了税收，减少了强加于农民的劳役。

不过，这一改进很快就由于富裕商人和地主的投机，由于许多大庄园引进奴隶劳动而被

取消。

各省还提供了丰富的金属资源，如来自兴都库什山脉的白银，来自努比亚和苏丹的

黄金，来自伊斯法罕的铜以及来自波斯、中亚和西西里岛的铁。帝国境内的许多地方蕴

藏着宝石，波斯湾水域还盛产珍珠。工业也很繁荣，就从事生产的人数和产值而言，纺

织业是最为重要的。许多地方生产亚麻布、棉花和丝绸商品，既用于地方消费，又提供

出口。地毯制作几乎随处可见，而以塔百里斯坦和亚美尼亚的产品最为出色。751年，

许多中国人在怛逻斯战场被俘；从这些俘虏身上学到的造纸术，迅速传遍伊斯兰教世界，

900年，传入西班牙。其他工业还有陶器、金属制造、肥皂和香料等。

如此繁荣的经济，遍及辽阔的阿拔斯帝国，激发了地区间空前广泛的贸易。如前章

所述，穆斯林商人，或走陆路经过中亚，或从水路同印度、锡兰、东南亚和中国经商。

他们还同非洲进行广泛的贸易，由此获得黄金、象牙、乌木和奴隶。在斯堪得那维亚半

岛上发现的、大批7至11世纪的穆斯林硬币，证实了穆斯林商人同北方国家的贸易。他

们就用这些货币换取了毛皮、蜡、琥珀、蜂蜜和牛。如此广泛的贸易，促进了银行业的

高速发展，结果各主要城市都设有分行，在巴格达开的支票，可以在摩洛哥兑现。

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阿拔斯哈里发们便在其奢侈豪华的宫殿里纵情享受。《一千

零一夜》描写了最著名的哈里发哈伦·赖世德（786—809），作为放荡而又有文化素养

的统治者，他的身边簇拥着一批诗人、乐师、歌手、舞女、学者和才子。室内常见的游

戏是象棋、骰子和十五子棋；室外的运动有打猎、鹰猎、放鹰、马球、射箭、击剑、掷

标枪和骑马比赛等。哈伦与查理曼处于同一时代，但他们各自的首都，巴格达和艾克斯

拉沙佩勒简直无法相比，如同今天的巴格达无法同巴黎相比一样，不过两者的位置需颠

倒一下。10世纪初，有位拜占廷使者虽然熟悉君主坦丁堡的繁盛，但在巴格达的所见所

闻仍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谈到了这里的23座宫殿，每座宫殿都拥有成千上万张地毯

和挂毯；大批仆人身着闪光的制服；妇人们穿着用丝绸和锦缎制成的五颜六色的华丽服

装；宽敞的公园里，有各种各样的家畜和野兽。

阿拔斯王朝不仅以富裕和豪华著称，而且以一段时期内宗教信仰较为自由闻名于世，

很明显，这在当时的西方是绝对没有的。伊斯兰教教法在一定程度上可用来说明这一点。

这一神圣法律承认，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都是《圣经》的信徒，就象穆斯林是《古兰经》

的信徒一样。两者都有一部圣典，即成文的启示书。他们的信仰被认为是真实的，不过

还不完整，因为穆罕默德已代替了摩西和耶稣基督。因此，伊斯兰教尽管宽容基督教徒

和犹太教徒，允许他们坚持自己的信仰，但却带有某些限制和处罚。

例如，哈里发哈伦命令，所有在穆斯林征服后建立的教堂必须拆毁，所有非穆斯林，

即迪米人必须穿规定的服装。哈伦的孙子也颁布法令：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必须把木

制的魔鬼像贴在住房墙上；只能骑配备木鞍的骡子。伊斯兰教法官还规定，拒绝接受基

督教徒或犹太教徒反对穆斯林的证词。迪米人交纳的税额总比穆斯林重很多。显而易见，

他们是二等公民。不过，他们的地位，同西方相类似的异教徒相比要优越一些。他们可

以保持原有的信仰，享有正常的财产所有权，属于一定的行会。他们常常受命在国家高

等机构中任职，并与在基督教征服西班牙后的犹太教徒和穆斯林的遭遇不同，无须参加

圣战，也不会被流放。

阿拔斯王朝还以科学领域的成就享有盛名。诚然，这方面的趋势是保存和发展原有

的东西，而不是创造新的东西。最伟大的科学家比鲁尼（973－1048年）曾说过：“我

们应限于从事古人所从事的事业，完善可以完善的东西。”然而，帝国的庞大规模，它

同欧亚大陆各地区的实际联系，它从几大文明中心获得的极为丰富的遗产，都大大有助

于伊斯兰教科学的真实成就。例如，以“智慧之城”自誉的巴格达，就拥有一批翻译，

一个图书馆，一座天文台和一所学校。那里的学者们翻译并研究了希腊科学家和哲学家

的著作，以及波斯和印度的科学论文。

在天文学方面，穆斯林一般接受了前希腊人的基本原则，理论上没有什么重大突破。

但他们未间断地延续了古人的天文观察，从而使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家们获得了约

900年的记录，为他们的重大发现提供了依据。穆斯林对数学非常感兴趣，因为天文学

和商业都需要数学。由于巴比伦和印度的影响，他们在数学上，尤其在推广印度十进位

算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见第九章第五节）。尽管人们误认为它是阿拉伯数字，但

如早先发明的字母用于书写一样，这一系统可用于算术。它使数学大众化，使之适用于

非专家的日常用途。伊斯兰教最伟大的数学家穆罕默德·伊本·穆萨（780－85O年）是

一位波斯人，因出生于里海东部的花刺子模（现基发），故得名花拉子密。他用印度数

字编写的一本代数课本，系统地阐述了最早的三角函数表，许多世纪里一直为东西方所

使用。他还同其他学者一起，合编了一部地理百科全书。

在地理学方面，如天文学一样，穆斯林理论上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但庞大的帝国疆

土，广泛的贸易范围，使他们积累了有关欧亚大陆的系统、可靠的资料。例如，比鲁尼

关于印度的名著，不仅描写了这个国家的地理特征，而且描写了印度人的社会制度、宗

教信仰和科学成就。可以说，在这一点上，直到18世纪，才有人能与他相媲美。穆斯林

还绘制了航海图和地图。在这些图中，如当时的基督教制图者们以耶路撒冷为中心一样，

穆斯林自然以麦加为中心。

伊斯兰教医学也以希腊医学为基础，但伊斯兰教地理上的更大扩展，使穆斯林获得

了有关新疾病和新药物的知识。他们在古老的药典中增添了龙涎香、樟脑、肉桂、丁香、

汞、番泻叶和没药；还采用了新的药剂，如糖浆、药用糖水和玫瑰香水。的确，在意大

利船长们在中东各港口装运的货物中，阿拉伯药物居于首位。吸入药物的麻醉法开始在

某些外科手术中实行；海吸希和其他药物被用作止痛药。穆斯林首建了药店和药房，创

办了中世纪第一所药剂学校：要求行医者通过全国性考试，获得执照，方可营业；他们

还开办了设备精良的医院，其中为今日所知的约30所。被欧洲人尊称为“拉齐斯”和

“阿维森纳”的穆斯林著名医生穆罕默德·拉齐（844—926年）和艾布·阿里·侯赛因

·伊本·西拿（98O—1037年），是从天文学到植物学、化学等方面知识渊博的杰出人

物，他们的著作在17世纪以前，一直被用作欧洲医学院的教课书。

穆斯林在化学上所做的贡献，对科学的全面进步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他们在巴比

伦人、埃及人和希腊人的传统和实践的基础上，增添了印度人和中国人的广泛的化学知

识；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才能与精力，寻找古代的两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即：能将贱金属

变成贵金属的点金石和无限延长寿命的金丹。然而，穆斯林的论文表明，他们最先发展

尖端实验技术，处理药物、盐类和贵金属。因此，他们能够发展地方化学工业，生产出

苏达、明矾、硫酸铁、硝酸盐以及其他适用于工业，尤其是纺织业的盐剂。

阿拉伯人自认的最高成就是诗歌。伊斯兰教以前的诗，曾具有公众性和社会性的作

用，诗人常以颂扬者或讽刺者的姿态出现。描写战争、崇尚勇敢、歌颂爱情、赞美恩主、

咒骂敌人以及颂扬部落或骆驼、马等是诗歌的主题。阿拔斯王朝时期，许多非阿拉伯人、

尤其是波斯人的贡献，丰富了阿拉伯诗歌。但是，阿拉伯文学丝毫没有借鉴希腊-罗马

文学，这也就是它一直为西方人所陌生、不知的原因。穆斯林科学家渐渐为西方人所熟

悉，但穆斯林诗人却无人知晓。不过，直至今日，阿拉伯人仍能在他们的诗歌中，得到

许多欢乐与灵感；这些诗歌韵律单调，具有令人陶醉的语言效果和催眠力。

除自身的成就外，穆斯林还在翻译和改编古典著作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伍麦叶

哈里发不信任任何非阿拉伯人，对他们的文明也不感兴趣。阿拨斯哈里发则不同。他们

曾得到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徒的有力支持，同而心胸也更为宽宏。

“智慧之城”巴格达拥有一大批翻译家，其中著名的一位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

（809－573年〕则是基督教徒。他曾出访希腊语国家；收集手稿，同助手一起翻译了许

多著作，其中包括希波克拉底、加伦、欧几里得、托勒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

另一大翻译中心在穆斯林西班牙的托莱多市。12、13世纪，这里的翻译家有犹太人、西

班牙人和欧洲各地的外国学者。这一活动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西欧人对希腊知识已缺

乏直接的了解，甚至长期不知道它的存在。因此，穆斯林这一学术成就在西欧准备重新

恢复他们的研究之前，起到了保存希腊古典著作的作用。

最后应该强调，两条基本纽带，即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的各不同民

族连在一起。阿拉伯语的传播，比阿拉伯人的征服成绩更为显著。到11世纪时，它已代

替古希腊语、拉丁语、科普特语和阿拉术语，在从摩洛哥到波斯的广大地区盛行，并一

直持续到今天。这一人们共同使用的语言说明，在这一地区，尽管有苏丹黑人以及占优

势的闪米特人，有基督教黎巴嫩人、科普特埃及人以及占优势的穆斯林，但却存在着一

种彼此相同的感情。甚至在这片已经永久地被阿拉伯化的辽阔地区之外，阿拉伯语对其

他穆斯林语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阿拉伯语汇在这些语言中，如希腊和拉丁语汇在英语

中一样被普遍使用；其中有些语言（乌尔都语、马来语、斯瓦希里语和一次世界大战前

的土耳其语）都是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的。

伊斯兰教也是一条强有力的纽带，一条比基督教更有力得多的纽带，因为它不仅是

一种信仰，而且是社会的和政治的体系以及生活的总方法（见本章第二节）。如同语言

为阿拉伯世界打下基础一样，宗教信仰也为伊斯兰教文明提供了基础。众所周知，伊斯

兰教文明在征服后几个世纪中，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带有基督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

和阿拉伯宗教的成分，带有希腊-罗马、波斯-美索不达亚米的行政、文化和科学各成分

的综合体。因此，它不仅仅是古代各种文化的拼凑，而是原有文明的新的综合。它虽然

来源不一，但却明显带有阿拉伯伊斯兰教的特征。

 

六、哈里发统治的衰落

 

哈伦·赖世德统治时朝，阿拔斯王朝达到鼎盛，随即便衰落下去，其情景使人联想

起罗马帝国的崩溃。首先存在着帝国疆域广阔这样一个问题，这在用马和船只作为交通

工具的时代里，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边远省份远离首都达3000英里，因此，不足为

奇，西班牙于756年、摩洛哥于788年、突尼斯于800年，首先摆脱了帝国的统治。

同罗马帝国的情况一样，阿拉伯帝国也存在着开支问题；就当时的经济和技术而言，

帝国的开支显然过大，无力补偿。巴格达朝廷的极度奢侈和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的浩大

开支，超过了技术的发展，结果，财政危机迫使哈里发委派各省总督为当地税务的包收

者。这些总督用他们征来的税收，支付地方军队和官员的薪俸，并向国库交纳指定的款

额。这一情况使总督兼包税人不久便和军事将领达成协议，两者一起成为各省的实际统

治者。到9世纪中叶，哈里发已失去对军事和行政的控制，并逐渐被土耳其雇用军随意

废立。13世纪，穆林斯历史学家邦德里，清楚地描述了由中央集权制帝国向封建自治国

家过渡的情况：

历来的习惯，都是从全国征收赋税，以供养军队，在此之前谁也没有采邑。尼扎姆

·穆尔克［11世纪的官员]已明白到，由于国家动荡不安，再要征收税款已不可能；生

产也因社会混乱而毫无保障。因此，他将土地分封给士兵，指定产量和税收。这样，他

们开发土地的兴起大大增加了，很快便恢复了繁荣的景象。

毫无例外，帝国的衰弱导致了蛮族的入侵。正如罗马帝国遭到来自莱茵河和多瑙河

对岸的侵略一样，哈里发统治这时也遭受了来自北部、南部和东部的进攻。十字军由北

入侵占领了西班牙。西西里和叙亚利，而这三个地区穆斯林的不和却便利于这一入侵。

在西西里岛；1040年，当地王朝灭亡后爆发了内战，这对诺曼人从意人利南部入侵该岛

十分有利。到1091年时，整个西西里岛被征服，混杂的基督教-穆斯林居民沦于诺曼底

国王的统治。

同样，在西班牙，伍麦叶王朝于1031年被推翻，整个国家分裂成许多小国，由各

“党派”即代表各民族的宗派统治。这些民族包括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当地前穆斯林

伊比利亚人和“斯拉夫人”。斯拉夫人，即欧洲奴隶，主要来自中欧和东欧。他们同突

厥人受阿拔斯王朝雇佣一样，被伍麦叶王朝雇来充当雇佣军，并象突厥人那样，最终统

治了他们的主人。穆斯林西班牙的分裂，使北部基督教国家能向南扩张。到1085年，他

们占领了重要城市托莱多。到13世纪末，穆斯林只剩下半岛最南端的格拉纳达。

西西里岛和西班牙失陷于基督教国家是长期的，但叙利亚的情况则不同。这里，几

个穆斯林国家自相残杀的战争，使十字军从1096年起迅速向前推进，抵达叙利亚海岸，

进入巴勒斯坦，建立了四个国家：埃泽萨伯国（1078年）、安条克公国（1098年）、耶

路撒冷王国（1O99年）和特里波利伯国（1109年）。这些国家都以西方封建方式建成，

然而，它们缺乏根基，从未同化穆斯林阿拉伯臣民。它们的存在依靠欧洲零星到达的援

兵的支持。而且，这些国家都位于沿海地区，很容易遭受内地组织的抵抗运动的袭击。

但只要周围的穆斯林世界处于分裂状态，这些国家就能生存下去。萨拉赫丁，即西方人

所称的萨拉丁，结束了这种分裂状态。他统一了穆斯林叙利亚和埃及，包围了十字军公

国，于1187年开始反攻。他在1193年逝世以前已收复了耶路撒冷，把西方人从所有地区

驱除出去，只剩下一条狭长的沿海地区。随后一个世纪中，这一地区也被占领，穆斯林

的再征服宣告完成。

除北面这些十字军的猛攻外，哈里发统治还遭到了来自摩洛哥南部、塞内加尔和尼

日尔地区的柏柏尔人，以及上埃及地区的希拉勒和苏莱姆两个阿拉伯贝都因部落的进攻。

这些部落席卷利比亚和突尼斯，到处劫掠破坏。正是这一入侵，而不是更早的7世纪阿

拉伯人的入侵摧毁了北非文明。14世纪阿拉伯著名的历史学家、北非人伊本·赫勒敦，

这样记载了他的祖国所遭到的破坏：

伊斯兰教纪元5世纪初（公元11世纪中叶〕，当希拉勒和苏莱姆达两个部落经过突

尼斯和西部，并蹂躏了这些国家之后，那里所有的平原荒废了大约350年之久。而过去，

从苏丹到地中海，所有平原都是一片良田，那里残存的石碑、建筑、农田和村落的遗迹

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最后，第三股侵略军是来自东方的突厥人和蒙古人。他们的入侵持续了好几个世纪，

所侵略的地区实际上包括整个欧亚大陆，从而构成了世界历史上重要的一章。突厥人和

蒙古人的侵略范围及其影响，完全可以和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征服相匹敌。实际上，这两

者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许多突厥人和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随后，又将池们的信仰

扩张到遥远的新地区。下章将叙述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过程及其意义。

 

第十四章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

 

不，在世界走向末日和毁灭之箭，除了最终爆发的歌革和玛各之战外，人类不可能

看到与这相类似的灾难。因为，即使是假基督，也会宽容跟随他的人，只是消灭那些反

对他的人。然而，这些人（鞑靼人）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怜恤，他们虐杀妇女、男人和

儿童，别开孕妇之腹，戕其胎儿。

 

伊本·阿西尔（穆斯林历史学家，116O－1233年）

 

1000年至1500年的500年中，最显著最惊人的发展是，突厥人和蒙古人从广阔的原

居住地中亚向四处扩张。这些游牧民几乎占领了除遥远的边缘地区日本、东南亚、南印

度和西欧以外的整个欧亚大陆。

在这几个世纪中，游牧民的扩张明显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000—1200年）突

厥人兴起。突厥人先是作为阿拔斯王朝的雇佣军，随后便统治了这个王朝。他们赋予行

将灭亡的伊斯兰教世界以活力和侵略能力，并击败拜占廷和印度斯坦，将其疆土扩张到

小亚细亚和印度北部。第二阶段（1200－13O0年）蒙古人入侵。蒙古人不仅吞并了中亚、

东亚和俄罗斯，而且侵占了穆斯林中东，从而突然终止了穆斯林突厥人的扩张。最后一

个阶段（13O0－150O年）蒙古帝国崩溃。蒙古帝国的崩溃为突厥人的复兴，为伊斯兰教

突厥人再度进入基督教欧洲和印度斯坦扫清了道路。

本章将—一叙述这三个阶段，以及它们在整个世界历史中的意义。

 

一、突厥人在伊斯兰教世界中的优势

 

突厥人操同一语系的语言，但不是同一种族集团，他们因都说一种或另一种突厥语

而共同联结在一起。尽管他们种族上是一个混杂的民族，但一般说来，他们看上去更象

高加索种人，而不象蒙古种人。到6世纪中叶，他们统治了从蒙古到奥克苏斯河即阿姆

河的广大平原地区。从8世纪起，由于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并在怛逻斯打败了中国人

（751年），突厥人日益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

突厥人对奥克苏斯河对岸的伟大的阿拔斯王朝的反应，同日耳曼人对莱茵河对岸的

罗马帝国的反应极为相似。首先是文化上的影响：野蛮的突厥异教徒屈服于高级文明的

物质诱惑，皈依了伊斯兰教教义。与此同时，如前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帝国的军事机构一

样，突厥人开始进入哈里发王朝的军事机构。由于他们是具有高度灵活性的骑兵射手，

因此，很快就表现出优于他人的军事素质，在哈里发军队中，日益取代了阿拉伯人和波

斯人。

随着哈里发王朝的日渐衰弱，突厥雇佣军同日耳曼雇佣军一样，由原先的仆人变成

了主人。他们在巴格达废立统治者，并将哈里发们相继监护起来。大约970年，突厥民

族的一支塞尔柱人，顺利通过边境，进入穆斯林地区，不久便独揽了这里的政权。1O55

年，当哈里发宣布塞尔柱酋长托格卢尔·贝伊为“苏丹”，即“君主”时，这一政权被

正式承认。尽管哈里发名义上仍是帝国的首领，但实际的统治者从此便是突厥人苏丹。

在好战的突厥人的领导下，伊斯兰教帝国的边境这时进一步扩张到两大地区。

一个地区是小亚细亚，几个世纪以来，小亚细亚一直是基督教拜占廷势力抵抗阿拉

伯伊斯兰教多次进攻的堡垒。但1071年，在小亚细亚东部的曼齐刻尔特战役中，塞尔柱

人大获全胜，俘虏了拜占廷是帝罗曼努斯四世。这一战役是中东历史上决定性的转折点，

因为它随即引起了拜占廷敌对派系间的内战。事实上，曼齐刻尔特战役的失败．很大程

度上是由于这种派系间的斗争；如今这种派系斗争的继续，又使突厥人未受到任何抵抗

便进入了小亚细亚。为在突厥部落酋长的行政部门中谋取职务，彼此不和的拜占廷官吏

和军官相互竞争，将许多城镇和要塞奉献给了侵略者。而且，农民因不满拜占廷官吏的

腐败和剥削，虽不信任，但却屈从地接收了他们的新主人。因此，11至13世纪，小亚细

亚的大分部地区，从希腊和基督教地区变成了突厥和穆斯林地区，而且一直存留到现在。

此外，拜占廷因小亚细亚的丧失，变得内部空虚；小亚细亚作为一个行省，过去曾为帝

国提供了大量税收和大批军人。君士坦丁堡如今就象一个架在枯瘦的躯体上的大脑袋；

因此，1453年其衰亡的原因应追溯到1071年。

 

曼齐刻尔特的胜利，对塞尔柱人来说，是前进中的一大步，使他们重建了即将灭亡

的哈里发统治。马里克沙（1073—1092年）在位时期，塞尔杜帝国达到鼎盛，统治了叙

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伊朗以及小亚细亚。在塞尔柱人的支持下，文化事业极为繁荣，

以波斯的语言、文学和艺术的成就最为显著。但塞尔杜的优势只是短暂的，马里克沙死

后，继承人之间你争我夺，封地成为世袭，帝国开始分裂（见第十三章第六节）。帝国

的这一分裂，使12世纪十字军征服圣地成为可能。另一个结果是，小亚细亚西部出现了

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继续高举伊斯兰教的旗帜，兵临维也纳城下，并在20世纪前，统

治着整个中东地区。

正当塞尔柱人向西挺进，追求名望，寻找战利品时，其他突厥人也在东部扩张，向

巨大的宝库印度进军。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个叫马哈茂德（997－1030年）的人。他以阿

富汗的加慈尼为基地，几乎每年都向印度地区进攻，最终吞并了旁遮普，此后，旁遮普

一直成为穆斯林地区。马哈茂德热心于捣毁印度教徒的神庙，砸碎他们的偶像，因而得

一绰号“偶像破坏者”；他的这一热心以伊斯兰教信条为基础：对神作任何肉眼可见的

描画，都是有罪的。马哈茂德及其追随者们被狂热的伊斯兰教一神论所激发，来到印度，

不仅为了掠夺，而且为了改变异教徒的信仰，或消灭他们。另外，这里还涉及到社会冲

突问题，即两个不同社会的冲突：一个社会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另一个社会则以

种姓制度为基础，而这一种姓制度以不平等为先决条件。因此，正是从这时起，这里开

始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化的斗争，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半岛分裂成印度教的印

度和穆斯林的巴基斯坦。

12世纪，马哈茂德的继承者们被另一个以廓尔为基地的突厥王朝所取代，廓尔也在

阿富汗境内。在一个名叫穆罕默德的人的领导下，廓尔突厥人向南挺进至古吉拉特，向

东进入恒河流域。1192年，他们占领了德里，并将德里作为印度突厥苏丹的王国的首都。

在这次战役中，佛教寺院被破坏，大批僧侣遭屠杀，以致佛教在其发源地从此再也没有

得到恢复。

突厥人不甚费力地在一个人口绝对超过他们的国家里安置下来，之所以能如此，在

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印度古老的军事战术；这种战术，同150O年前反对亚力山大时的战

术一样，是不能适应当时的需要的。其步兵通常是一群涣散的暴民，而他们自吹自擂的

象队，对抵抗穆斯林骑兵毫无用处。印度的种姓制度同样具有破坏作用，而且是一个更

为致命的弱点，它使能参战的人仅限于“刹帝利”，即武士阶层。其他人都未经过训练，

而且对作战也毫无兴趣，这主要是因为阶级分化将压迫者地主同农民分隔开来，使社会

等级更加支离破碎。因此，人民大众或是采取不关心的态度，或是欢迎侵略者，信奉他

们的宗教。这种情况后来反复多次出现。在现代，英国统治者之所以能象前突厥人苏丹

那样，从德里统治印度，原因也就在于此。

 

二、成吉思汗

 

在突厥人成为穆斯林世界的统治者的同时，遥远的蒙古，有位不引人注目的首领正

在开始他的征服生涯；这一征服最终导致了历史上最大的帝国的形成。成吉思汗（也可

拼成Chinggis，Chingis，Jenzhiz等），原名铁木真，生于1167年，是一个较小部落首

领的儿子。铁木真12岁时父亲中毒身亡，结果，这位未来大汗的童年生活非常悲惨。铁

木真精通部落政治这门复杂的艺术，它需要将忠诚、狡猾、无情的背叛及自身的勇猛等

各种因素创造性地混合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点，他能战胜早年的地位低下，在转而反

对他的首领，并消灭所有对手之后，最后完成了蒙古各部落的统一。120s年，在“库里

尔台”，即蒙古各部落酋长会议上，他被推举为全蒙古大汗，得尊号成吉思汗，意为

“世界的统治者”。

现在，他能满足野蛮的游牧民族的征服和掠夺欲望。据说他曾说过：“人类最大的

幸福在胜利之中：征服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的爱人流泪，骑

他们的马，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在这方面，成吉思汗与在他之前的草原征服者们

没任何区别。那么，为什么只有他注定成为欧亚大陆绝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呢？这个问

题颇为吸引人，因为，作为一个蒙古人，成吉思汗没有其他游收征服者——主要是突厥

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源。蒙古各部落男女老少加在一起不过100万人，这最多只能为

他提供12500O名军人。以如此有限的兵力，他怎能成为近乎名副其实的“世界的统治者”

呢？

成吉思汗从各游牧武士所具有的内在优势入手。其实，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作战演

习的不断训练。这些武士身穿毛皮衣服，外备新马作为补充，能在极少休息、吃饭的情

况下骑马连续行军几天几夜，他们将“闪电战”引入13世纪的世界。据说，他们在匈牙

利平原作战时，三天走了270英里。他们用皮袋装水；皮袋没有水时，又能充气在游泳

渡河时使用。他们通常靠农村居民生活，然而，如有必要，也喝马血、马奶。从小学到

的打猎技术，使他们能控制长距离飞奔的马群。蒙古人最喜欢的战术是假装溃逃，这时，

敌人很可能会一连好几天追逐他们；结果只能是受骗中计，遭到伏击、全军覆没。其他

战略战术还有：将树枝拴在马尾巴上，扬起灰尘，以及让假人骑在多余的马上，给人以

大部队在行军的假象。

蒙古人最基本的武器是大型混合弓，这种弓比英国人的长弓更具杀伤力，其穿甲箭

能在60O呎内杀死敌人。这是蒙古骑兵使用的一种可怕的武器；他们能在骑马飞奔时射

出所配备的30支箭。其他装备包括钢盔、轻便兽皮盔甲、马刀，有时还有一支带挂钓的

长予和一把钉头锤。蒙古马仅在空旷的牧区牧放，漫长的严冬里没有避寒之地，没有干

草或谷物作为补充饲科。这虽使得它们体格不很高大，但却非常能吃苦，且适应性强。

“即使今天”，一位权威人士说：“在牧区用套索捕捉一匹蒙古马，装上马鞍，不需要

再喂食，能连续骑100多英里，这是常见的事。但第二天就不能再骑这么远了，得将它

放牧好几天才行。”这对蒙古人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战时备有大批新马，能按

需要连续不断地换着骑。

成吉思汗为游牧民族传统的技术增添了新的技能和装备。这些技能和装备，绝大多

数是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其中包括强有力的石弩、攻城槌和坑道工兵；坑道工兵能将

地道挖到城墙底下，然后用火药把城墙炸掉。这样，成吉思汗为无与伦比的骑兵射手增

加了攻城武器；这种武器在攻占带有防御工事的城市时，是必不可少的。

蒙古人还是从事间谍活动和心理战的能手。战前，他们尽量收集有关敌人的道路、

河流、防御工事、政治和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他们还派间谍散布蒙古势力强大，任

何抵抗都无济于事的谣言，使敌人士气低落。战斗中，他们采用残酷的恐怖战术，以削

弱敌人的土气。战俘被迫站在队伍前列向自己人进攻；而攻城时稍遇抵抗，便将全城居

民屠杀殆尽。

最后，成吉思汗的伟大战略独具一格：他在进攻强大的帝国之前，十分注意征服他

的游牧邻邦．他非常熟悉中国传统的分而治之的战略，或如中国人所说的，“以夷制

夷。”过去，许多游牧部落的酋长，因同时遭到帝国军队和敌对部落的进攻而被消灭。

因此，成吉思汗的战略是，首先联合“所有住在毡制围墙的帐蓬里的人们”。

 

三、早期征服

 

即使具有军事天才和精良的武器，如果不是恰好出现在适当的历史关头，成吉思汗

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的征服者。若在汉朝或唐朝，团结强大的中国能轻而易举地制止他；

最强盛时期的穆斯林阿拉伯人也能阻止他。然而13世纪初期，欧亚大陆的力量对比却完

全不同了。中国这时已分成三个小国：统治北方的金朝、控制南方的宋朝和西藏党项人

建立在西北的西夏王朝。中国的西面，是建立在绿洲城市如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基础上

的喀拉开国；喀拉汗国西边，奥克苏斯河畔，是穆斯林王国花刺子模，再往西就是巴格

达的阿投斯王朝。但是，花刺子模和阿披斯王朝这时均处于衰落时期。

1205至1209年，成吉思汗首先征服了西夏，迫使它成为附属国。1211年进攻中国的

北方，占领了长城以北地区，然后于1213年，突破长城防线，进入黄河平原。到1215年，

他已劫掠占领了北京，而且得到了那些知道如何围攻城市的中国人和知道怎样开发和管

理农业社会的外国人的帮助。按照他的总战略，这时，成吉思汗转而进攻周围游牧部落

的领土。1216年满洲沦陷，1218年朝鲜失守，次年喀拉汗灭亡。

完成上述地区的征服后，他已接近花刺子模边境，并于1219至1221年，占领了这个

国家。富饶且古老的城市如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巴尔赫均惨遭抢劫，居民们被大批屠杀，

只有熟练工匠幸免于死，被送往蒙古。中国一位道士当时旅经此地，这样记载道：“我

们经过伟大的城市巴尔赫，这里的居民前不久因反抗成吉思汗而惨遭屠杀，不过在街上，

我们仍能听到狗叫声。”其实，巴尔赫已变成一座鬼城，而且是遭到如此厄运的许多的

城市中的第一个。花刺子模的受侵害的统治者躲到里海的一座小岛上避难，并死于那里，

而他的儿子则向东逃到印度。但在印度河上游沿岸，他又被无情的蒙古军打败，于是逃

亡德里；这里的突厥人苏丹因被残杀吓呆，准许他在此避难。

蒙古人并不满足在中东和印度取得的这些惊人的胜利。他们转而向北进攻高加索，

在那里打败了格鲁吉亚人。随后，继续向乌克兰挺进，1223年，打垮了数量上占绝对优

势的80O00俄罗斯军人。与此同时，成吉思汗因西夏反对他的统治而返回蒙古，再次指

挥对西夏王朝的战役，并获得胜利。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功绩，不久以后，即1227年，他

去世了。遵照遗嘱，他被埋葬在家乡，他生前选择的一棵大树下。为了确保坟墓的位置

不被发现，护送尸体到现场的人全被杀害。

 

四、蒙古帝国

 

王位空缺两年后，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继位为大汗。在位期间（1229－1241年），

他继续对欧亚大陆两端约相距5000英里的中国和欧洲征战。在中国，1234年蒙古人歼灭

了北方金朝的残兵，随即进攻南宋。宋兵顽强抵抗，战争持续了45年，最终被彻底消灭。

与此同时，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兵15万，被派往欧洲西部。1237年秋，他越过伏尔加

河中游，进攻俄罗斯中部各公国，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城镇，其中包括当时不太重要的城

市莫斯科。到1238年3月，他已逼近波罗的海沿岸城市诺夫哥罗德，但他担心春雪可能

将骑兵困在泥泞中，因而突然撤兵南下。

两年以后，1240年夏，蒙古人从高加索基地再次进攻俄罗斯南部，到12月，占领了

俄罗斯古都基辅。蒙古人对当地居民极为残暴，当时一位僧侣记载说，幸存者寥寥无几，

他们“非常羡慕死者。”第二年，蒙古人继续西侵，进入波兰和匈牙利，在西里西亚的

利格尼兹，大败德意志军3万人。然后，穿过冰封的多瑙河，占领萨格勒布，最后到达

亚得里亚海岸。至此，蒙古军队控制了从亚得利亚海到日本海的欧亚大陆广大地区。

1242春，蒙古传来窝阔台大汙去世的消息，于是，拔都穿过巴尔干地区，撤回伏尔加河

下游，在此建立汗国；因其帐殿金色，故名为金帐汗国。

这些来自东方的陌生的骑手影响甚大，以致在遥远的、伦敦附近的圣奥尔本斯，马

修·帕里斯修立在其编年史中这样记叙道：

象成群的煌虫扑向地面，他们彻底劫掠了欧洲东部；焚烧与屠杀使这里变成一片废

墟。经过萨拉森人的国度后，他们铲平城市、伐光林木、推倒堡垒、拔掉蔓藤、捣毁公

园、屠杀市民和农民。如果他们偶尔饶恕了某些哀求者，还要强迫这些沦为最低层的奴

隶站在队伍的前列，去同自己的邻邦作战。那些假装打仗或幻想逃跑的人，被鞑靼人追

回后统统杀个掉；而〔为他们」勇敢征战的人，却也得不到任何酬谢。可见，他象对待

牲口一样虐待俘虏。他们野蛮残忍，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鬼；他们酷爱喝血，撕吞狗

肉人肉，身穿牛皮，手持铁盾；他们身材矮胖，体格健壮，不屈不挠，战无不胜；他们

的背后毫无遮盖，胸前披挂铠甲；他们非常喜欢喝纯羊血，骑高大健壮的马；这些马吃

树枝树叶；他们由于腿短，只有借助于三级阶梯才能骑上这些马。他们没有人类的法律，

不懂得任何安慰，比狮子熊罴还要凶猛；他们拥有牛皮船，一般10至12人一条；他们会

游泳，又会驾船，因此，他们能无阻碍地渡过最宽、最急的河流；他们在没有血［作饮

料」时，就喝浊水、泥水。他们配有单刃剑和匕首，是出色的弓箭手，当遇到敌人时，

不论男女老幼、地位高低，一概不予饶恕。他们除本族语言外，不懂得其他任何语言，

而他们的语言也无人知道。因为时至今日，没有任何途径可接近他们，他们也未曾离开

过自己的国家，所以，无法通过人类的普通交往，了解他们的习俗或人们。他们同妻子

一起，带着羊群到处游牧；妻子们也象男人一样学习打仗。因此，他们闪电般地攻入基

督教世界，烧杀抢掠，使每个人胆战心惊，无比恐惧。

这些令人惧怕、带来灾难的人是否会撤退是欧洲人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蒙古的

政治发展过程回答了这个问题。窝阔台去世五年后，其子贵由才继位为大汗。在这一动

荡时期不可能有较大的远征，而在嗜酒如命的贵由统治的短短两年间。远征也不可能。

贵由之后，王位又空缺了三年，最后，成吉思汗的有才能的孙子蒙哥（1251—1259年）

继位。鲁伯鲁克的威廉曾谈到这位新大汗打算继续入侵欧洲。他说蒙哥的大臣曾问过他

“法兰西王国的情况，那里是否有许多羊、牛和马，他们是否最好立即进攻那里，并完

全占领它。”最后的决定是，完成对中国南部的征服和攻占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蒙哥

把这两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交给他的两个弟弟忽必烈和旭烈兀；前者被派往中国，后者派

往中东。

蒙古人迅猛地扫荡了中亚、中东和东欧，可是，在中国则陷入困境：同中国人的大

规模战斗打打停停地持续了数十年。按照中国人的标准，宋朝是一个软弱无能的王朝，

但对蒙古人来说，征服宋朝却比征服中东的穆斯林统治者要艰难得多，尽管后者离蒙古

权力中心更远。在对中国的征战中，蒙古人再度显示了他们从事大规模战略包围战的完

善战术。除沿长江推进并攻取宋朝首府杭州外，忽必烈还从西、南两翼包围宋朝。经过

大规模战役，他侵占了四川、云南、安南和东京，从四面八方将来王朝团团围住。1277

年，占领南方大港广州，三年后，在海南岛沿海消灭宋朝海军，从而完成了对中国的征

服。

1259年，在进攻四川期间蒙哥去世，忽必烈当选为继承人。作为大汗，他将帝国首

都从蒙古的哈拉和林迁到华北的北京。他忠实于成吉思汗最初提出的征服世界的计划，

在战胜宋朝后，又发动了新的战争，从陆路侵略印度支那和缅甸，经水路进攻爪哇和日

本。难怪侍奉忽必烈17年的马可·波罗这样写道：忽必烈是“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到现在，

人世间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统治者，他拥有的臣民最多，土地最广阔，财富最充裕。”

与此同时，旭烈兀已渡过奥克苏斯河；横扫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1258年，

阿拔斯首都巴格达沦陷，据说除少数技艺高超的工匠外，该城的80万居民被屠杀殆尽。

按照成吉思汗的禁令，为了不让皇族的血沾污战刀，不幸的哈里发被裹在一张地毯里被

马活活踩死。在以同样的方式攻克阿勒颇和大马士革以后，似乎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蒙

古人继续向埃及和北非进击，从而完成对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征服。

但是，在巴勒斯坦的阿因扎鲁特（政利亚发源地），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重大转折。

1260年，埃及马木鲁克军队在那里大败蒙古人。失败的一个原因是，1259年，蒙哥大汙

的去世使团结的蒙古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旭烈兀支持他的哥哥忽必烈继承空缺的王

位，但却遭到堂弟，俄罗斯金帐汗国大歼别尔克的反对。实际上，别尔克已皈依伊斯兰

教，对旭烈兀消灭哈里发政权极为愤慨，以致两人渐渐开始公开对战。作为防御措施，

旭烈兀再次渡过幼发拉底河，进入波斯，而在巴勒斯坦只留下一支精疲力尽的部队，其

中绝大多数是非蒙古人。这支军队的失败挽救了伊斯兰教世界，标志着蒙古帝国衰亡的

开端。

 

五、蒙古帝国的衰落

 

尽管在巴勒斯坦吃了败仗，但这时的蒙古帝国仍是一座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庞大建筑，

除成吉思汗最初征服的地区外，它还占有俄罗斯、中东和中国南方。蒙古陆军在从波罗

的海沿岸到缅甸一带活动，而海军则在进攻日本和爪哇。不过，这个庞大的帝国这时确

已开始崩溃，实际上仅几十年后，它便不复存在。

当然，其原因并不仅在于败给了马木鲁克军队。卷入那场战斗的蒙古军队很少，蒙

古人仍在期望能迅速前去报复；这种报复，是以往少数赢得个别战斗胜利的对手所逃脱

不了的。然而，这种情况这次却未再发生，其原因是帝国的崩溃过程已经开始。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崩溃与过分的扩张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扩张到欧亚大陆两端

之后，即使是具有高度机动性的蒙古人，这时也发现他们正陷入困境。除在歌利亚发源

地的失败之外，1285年至1303年，蒙古人对印度的进攻也被德里的突厥人苏丹所击退。

在缅甸和越南，蒙古人还发现森林作战完全不同于平原上的骑兵袭击。蒙古海军的海外

征服也未能奏效。1291年，派去进攻琉球群岛的舰队甚至连这些岛屿都没有找到；一支

派往爪哇的远征部队，两年后，损失惨重地撤了回来。最大的海外征服是进攻日本，

1274年和1281年，蒙古人向日本派遣了大批远征军。日本人顽强抵抗，最后被一股西南

台风所营救；这股台风吹毁了敌人的船只，日本人感激地称它为“神风”。这样，在海

上如同在森林里一样，蒙古人的扩张受到了限制。

然而，不仅仅是欧亚大陆两端和海上诸岛难以征服，对蒙古人来说，更严重的是他

们发现无法保住已经征服的地区。首要的问题是：同属国人民相比，他们人数太少，太

不开化。正如普希金所说的那样，蒙古人是“没有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的阿拉伯人。”

因此，他们一旦从马上下来，在征服的地区居住，就很容易被同化。在这方面，蒙古人

与阿拉伯人迥然不同：阿拉伯人拥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信仰，这一语言和信你为属国人

民所乐于采用，并成为帝国统一的强有力的纽带。蒙古人没有阿拉伯人先进，丝毫不具

备这种优势。恰恰相反，蒙古人采用了比他们更先进的属国的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

从而丧失了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其帝国创立后不久即崩溃的根本原因。

忽必烈将首都从哈拉和林迁至北京的决定，恰好表示了这一同化过程。他在中国人

设计的宫殿里进行统治，举行复杂的儒教仪式，建立新的孔庙，因此必将成为中国式的

皇帝。作为大汗，忽必烈只是蒙古各汗国名义上的君主，其实地的权力仅限于中国。最

初，他的弟弟阿里不哥曾与他争夺大汗王位，经过四年的斗争，忽必烈才取得胜利。后

来，他的堂弟，控制着突厥斯坦的海都也与他争位，于是，爆发了长达40年的内战，最

后以双方相持不下而告终。因此，蒙古帝国的毁灭，不仅是由于文化上受到同化，而且

还由于王朝内部的争斗。

忽必烈成为中国皇帝的同时，旭烈兀也变成了波斯的统治者。他以大不里士为都，

建立了所谓的伊儿汗国（伊儿汗一词意为“附属汗”，即指波斯的蒙古统治者从属于大

汗）。1295年，旭烈兀的继承者着伊斯兰教为国教，这反映并促进了伊朗-伊斯兰教环

境对蒙古人的同化。同样，高加索山另一边的金帐汗国也自行其事，接受了当地东正教

文化和正式的伊斯兰教教义的影响。不久以后，只有蒙古本上的那些蒙古人仍保持着纯

蒙古血统；在那里，他们受到佛教的影响，从此变得湮没无闻。

 

六、穆斯林突厥人的复兴

 

由于蒙古人人数极少，因此，他们源源不断地招募大批突厥人入伍。然而，随着蒙

古帝国的分裂，这些穆斯林突厥人立刻占据了显著的地位，与蒙古人入侵前他们在哈里

发王朝所占据的地位相同。为了控制欧亚大陆中部平原，这时一批批军事冒险家层出不

穷。其中最著名的是帖木儿，欧洲人称为塔米兰。他于1369年占领撒马尔罕，由此向各

处出击。首先消灭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伊儿汗国，然后打败了俄罗斯的金帐汗国和

小亚细亚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甚至还侵入印度，洗劫了德里。他决心将首都撒马尔罕建

成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因此，每次战斗之后，他都要送回满载战利品的车队，以及工匠、

艺术家、占星术家和文人等。鼎盛时期，帖木儿帝国的疆土从地中海延伸到中国；他在

1405年去世之前，正准备入侵中国。然而，在他去世之后，其帝国的分裂比蒙古帝国还

要快得多。

继帖木儿之后，最显著的发展是穆斯林突厥人在印度和拜占廷的扩张。13世纪，在

蒙古人的威胁的逼迫下，德里的突厥人苏丹仅控制着印度北部。14世纪，随着这一威胁

的消除，他们开始向南扩张，抵达吉斯德纳河，占领了印度半岛三分之二的领土。然而，

帖木儿的侵略，使当时的印度北部和中部形成了许多小国，这些小国由突厥人统治，没

有一个有足够的力量来恢复德里苏丹的统治。同时，伊斯兰教势力对印度大部分地区的

扩张，引起印度教教徒的反抗，结果形成了印度教大国维查耶那伽尔，其领土包括吉斯

德纳河以南整个印度地区。这就是16世纪，当另一个穆斯林突厥人王朝，莫卧儿帝国，

从外部强行统一印度半岛时，这里所存在的分裂状况。

与此同时，在中东，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损害拜占廷的情况下；使伊斯兰教的疆土不

断扩展。这些来自中亚的入侵者，乘塞尔柱帝国衰微之时，进入该帝国，在小亚细亚的

西北角定居下来，那里距分隔欧亚两洲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峡不到5O英里。1299年，

这些土耳其人的首领奥斯曼摆脱塞尔柱君主的统治，宣布独立，并将他的国家从地位低

下的小国，发展成为以其名命名的、伟大的奥斯曼帝国。

土耳其人征服的第一步，是占领残留在小亚细亚的拜占廷领土。由于基督教农民对

拜占廷当局的不满，以及从中东各地蜂拥而来、同基督教异教徒作战的伊斯兰教武士的

大力支援，1340年，这一征服宣告完成。接着，土耳其人渡过达达尼尔海峡，首次插足

于欧洲，于1354年在加利波利建立一个要塞。他们选择了一个几乎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

进军欧洲。这时，敌对的基督教教会之间的冲突，拜占廷、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诸国的

相互竞争，将巴尔干半岛弄得四分五裂；而且这些国家均处于衰落时期。另外，同小亚

细亚的农民一样，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农民也对统治者不满。西方基督教国家已经分裂，

它们即使愿意，也无法援助巴尔干半岛各国；何况，天主教和东正数之间早已存在着隔

阂，它们并不愿意予以援助。这便为奥斯曼土耳其人扫清了道路，并且，他们充分利用

了这一大好时机。

1362年，土耳其人占领阿得里安堡；1384年，夺取索非亚，从而包围了君士坦丁堡。

然而，1402年，帖木儿打败并俘虏了他们的苏丹，随后几十年，他们被迫转移。但帖木

儿的统治只是昙花一现，14O5年他的去世，使奥斯曼土耳其人获得自由，得以重建他们

的统治，继续对外侵略。终于在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从而结束了长达1000年的帝国

历史。15世纪末，除几座由威尼斯控制的沿海堡垒外，他们已统治了多瑙河以南的整个

巴尔干半岛（详情见第十五章第四节）。

 

七、突厥人和蒙古人侵略的意义

 

1000年至1500年间，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的一个结果是在欧亚大陆出现了新的势

力平衡，其中伊斯兰教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力量。15世纪后期，当西方开始海外扩张时，

伊斯兰教已在陆上朝四面八方扩张。奥斯曼土耳其人正渡过多瑙河进入中欧；中亚除东

部边缘地区外，全部皈依了伊斯兰教；莫卧儿人将开始实际上对整个印度半岛的征服。

而且，伊斯兰教正向欧亚大陆核心区的遥远的边缘地带推进。在非洲，伊斯兰教从两大

中心稳步传入内地。它从北非沿岸穿过撒哈拉大沙漠传入西非；在这里，许多黑人穆斯

林王国蓬勃兴起。同样，它从东非沿岸的阿拉伯殖民地传入内地各国，其中包括基督教

努比亚王国这一王国后被伊斯兰教征服，并皈依了伊斯兰教（见第十七章）。

阿位伯和印度商人还将伊斯兰教带入东南亚。在这里，同在非洲和文明程度较低的

其他地区一样，皈依伊斯兰教比较容易，因为这一新的宗教仪式简单，适应性强。所有

要成为穆斯林的人，只须反复念诵这句话即可：“找证明，除安拉外，别无神灵，穆罕

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新增加的伊斯兰教仪式，通常接受并尊重当地的习俗和传统。因

此，这一宗教信仰的传播不是靠剑，而是靠商人不引人注目的工作；这些商人通过学习

当地居民的语言，接受他们的习俗，同他们的妇女通婚，改变他们的新亲属和商业伙伴

的信仰，来争取他们。下面这段话，描写了这些商人传教士所使用的方法，虽说是在菲

律宾，但也能说明早期其他岛屿的类似情况：“这些穆斯林采用当地人的语言，按受他

们的许多风俗，同他们的女子结婚，购买奴隶以提高自己的地位，最后，成功地挤进了

地位最高的首领的行列；这些对于他们将自己的宗教传入这一国家较为有利。”

1292年，马可·波罗访问费莱克（今亚齐）时，发现那里有许多穆斯林。“众所周

知，费莱克人民过去都是偶像崇拜者。但是由于同经常乘船来此的萨拉森商人接触，现

在，他们都改信了穆罕默德的教义。”到15世纪末，伊斯兰教向东最远传到菲律宾的棉

兰老岛。马六甲的穆斯林国家，是著名的商业中心，控制着经过海峡的所有贸易，在传

播伊斯兰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吸引着来自印度和整个东南亚的商人，而且

通过提供指导富裕的赞助人的机会，吸引了著名的教师和经师。马六甲最大的成就是，

使爪哇皈依伊斯兰教；爪哇的穆斯林君主，推翻前印度教的麻喏巴歇王国的胜利，正是

这一皈依的标志。若把东南亚看作一个整体，那么，穆斯林主要的中心正如所期望的那

样，是那些贸易交往最为活跃的地区：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

在这五个世纪中，伊斯兰教传遍欧亚大陆，使其领土几乎增加两倍，对世界历史的

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7、8世纪，在初期扩人阶段，伊斯兰教已将地中海变成了穆斯林

湖；而在晚期扩张阶段，它又使整个印度洋成为穆斯林湖。这意味着当时，尤其是1995

年伊儿汗国信奉伊斯兰教以后，从亚洲运往欧洲的所有货物，实际上是沿穆斯林所控制

的陆路水路运输的。124O年后的几十年里，虽然蒙古帝国使欧亚大陆间的安全旅行和贸

易成为可能，但这几十年只是早期和晚期扩张阶段中的一个插曲；而在这一时期，阿拉

伯突厥人控制着中亚和中东，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到1500年，伊斯兰教

的继续扩张，还使它成为一股世界力量，而不仅仅是中东的势力。这一点至今仍深刻地

影响世界事务的进程。如今印度半岛之所以分成两部，穆斯林政治集团之所以在东南亚

影响甚大，伊斯兰教之所以成为非洲的一股强有力的、迅速发展的势力和占世界人口七

分之一的人们的信仰，原因就在于此。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他们还促进了欧亚大陆间的相互影响。

众所周知，在技术领域里，蒙古统治下的和平导致了中国发明的大批传播，其中包括火

药、丝绸、机械、印刷术和炼铁高炉等（见第十二章第三节人在伊儿汗国统治的波斯，

也可看到这种相互影响的情况；波斯因所处的地理位置，受到了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影响。

据了解，中国炮兵曾去过波斯，在蒙古军队中服役；另外一位名叫傅梦之的人提出了中

国的天文学原理；中国医生曾在伊儿汗朝廷里工作；中国艺术家曾对波斯的微型绘画产

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另一方面，欧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贸易和外交领域中。在首都大

不里士，聚居的意大利商人们生意十分兴隆；伊儿汗国从他们中间征募了一些使者和翻

译，让他们肩负着各种使命，前往欧洲。其中当然有马可·波罗，他在护送一位蒙古公

主从中国到波斯、同伊儿汗国的大汗结婚以后，继续向威尼斯航行。

最后，由这种相互影响提供的机会，又被正在欧洲形成的新文明所充分利用。这一

点具有深远的意义，直到现在，仍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影响。欧亚大陆其他各文明过

于一成不变。最初，伊斯兰教世界似乎很容易适应和改变新的东西。尽管伊斯兰教有其

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原始背景，却非常善干接受已形成的伟大文明，创造新的、给人以

深刻印象的东西。但是，这引起了伊斯兰教教义与希腊唯理论哲学及科学之间的必然、

内在的紧张关系。哈里发马蒙（813－833年）早年曾大力支持古典名著的翻译，信奉唯

理论者的学说，认为《古兰经》是人创造的，并不是永恒的。但他的继承者则完全不同，

他们支持保守的神学家，这些神学家指责所有科学的、哲学的推测，认为这将导致异端

和无神论。

在人们开始相信寻求上帝比了解自然更为重要的意义上，这一点意味着经院哲学的

胜利。中世纪早期，蛮族入侵后，这种经院哲学在西方也很盛行。当时罗马教皇统治了

文化生活，神学被公认为各门科学的“皇后。”如今，在伊斯兰教世界，随着蛮族——

十字军、柏柏尔人、贝都因人、塞尔柱人和蒙古人——的一系列侵略，出现了同样的发

展情况。在这里，如同在西方一样，人们面临巨大的灾难，为了得到救济和安慰，只得

求助于宗教信机。但在西方，经院哲学最终追到驳斥并被取代，而在穆斯林世界，它却

一直居统治地位至19世纪末。

伊斯兰教著名的神学家加扎利（1058—1111年），在其著作《哲学的矛盾》中，猛

烈地攻击了整个世俗学派。他争辨说，神的启示是真理的最终源泉，理智应用于摧毁信

任本身。他受到了穆斯林亚里土多德学派的著名哲学家伊本·路西德（1126—1198年）

的挑战。伊本·路西德生于西班牙的科尔多瓦，被西方人称为阿成罗伊。他在《矛盾的

矛盾》一书中宣称：认识应服从理性的判决，哲学对伊斯兰教并无害处。但他决不是一

个唯理论者，他强调民众应接受“神学”教育，因为他们在理智上既不期望、也不具备

哲学推理的能力。然而，他所认为的能接受“哲学“教育的知识阶层，却拒绝他的主张，

指责他虚伪，怀疑他是无神论者。

伟大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之父伊本·赫勒敦（1332—1406年），在其著作中反映了

这一正统派反应的广度。他最先将历史看作是关于诸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科学，而不是

当时传统的编年史和有关某一事件的作品。然而，这位学识渊博、富于创造力的思想家，

却认为哲学和科学是无用、危险的。他说：“应该明白，哲学家所持的观点是完全错误

的。……物理学问题对我们的宗教事务或日常生活来说，无关紧要，所以我们对此不必

理会。……任何研究它［逻辑学］的人，只有在完全掌握宗教法规，且研究了《古兰经》

的解释和法学之后，才应从事这项工作。不懂穆斯林宗教科学的人，是不应致力于此事

的。因为缺乏这一知识的人，几乎无法躲避有害面的侵蚀。”

因此，在穆斯林世界中，智力的发展与创新停止了；在欧洲诸大学极度活跃的同时，

伊斯兰教学校却满足于死记硬背权威性的教科书。800至1200年，穆斯林世界远远超过

西方，但到16世纪时，这种差距已经消失。此后，西方迅速发展，突然跑到了前面，而

伊斯兰教世界则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下面这段话生动地描写了这两个世界间的差别：

“白昼逝去了，伊斯兰教医学和科学却反射出古希腊文化的太阳的光芒，它象一轮明月，

照亮了欧洲中世纪漆黑的夜晚；有些明亮的星星也闪烁着各自的光芒。但在新的一天—

—文艺复兴——的黎明，月亮和星星却都变得暗淡无光。”

西方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之间，也呈现出类似的差别。原因很简单，只有西方实现

了趋向近代思潮的重大转变。印度和拜占廷均被伊斯兰教征服，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之

中。中国虽然反抗蒙古人的统治，并于1368年将他们驱逐出去，但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

优势感——一种对外国以及蛮族的所有东西近乎本能的敌意和轻蔑。148O年，俄罗斯也

取得了推翻蒙古统治的胜利，但长久的创伤依然存在。这个国家已拒绝西方吹来的清新

之风达两个半世纪之久；因此，蒙古人的思想和习俗已为莫斯科大公国和东正教的专制

主义铺平了道路。

在这一般格局中，唯独西方是个例外。只有西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出现了以新

技术为基础的现代文明。这一新文术立即表现出自身的优越性，不仅传入欧亚大陆，而

且传遍全球。如前所述（第十一章第六节），蛮族侵略的毁灭性的冲击，是形成西方这

种独特性的原因所在；它埋葬了古典文明，让新观念和新制度生根、繁荣。后面几章首

先介绍位于伊斯兰教世界两侧的传统的拜占廷文明和儒家文明，然后分析与之形成鲜明

对照的革命的西方文明。

 

第十五章　传统的拜占廷文明

 

拜占廷的1000年产生了灭绝；中世纪1000年的努力[在西方」产生了文艺复兴、现

代社会，最终产生了自由世界。

 

威廉·卡罗尔·巴克

 

爱德华·吉本认为，拜占廷生存100O年的历史，“始终是一个衰弱、悲惨的故事”。

但长期以来，人们重视和正确评价了它对人类文明的多方面的贡献，从而忽视了吉本的

这一论断。不过，介绍拜占廷历史的准确方法和背景多少仍是个谜。这1000年应描写成

罗马帝国历史的尾声，还是斯拉夫文明的背景，或奥斯曼帝国的序幕呢？

如果从某一地区的角度观察拜占廷历史，上述任何一种方法都是正确的，但是，假

如与本书所持的观点一样，从全球的角度予以观察，那么显而易见，东正教拜占廷是欧

亚大陆的历经蛮族侵略而幸存、从古典时代一直不间断地持续到近代的几个传统文明之

一（见第十一章第六节）。

然而，这种持续不断的历史，最终意味着被废弃和灭绝，尤其是从政治上说。因为

拜占廷最易遭受攻击，所以其文明最先遭到这种命运。例如，中国仅西北部面临蛮族的

侵略，它地处遥远的欧亚大陆东端，19世纪中叶之前，连好战的西方都一直无法侵入。

拜占廷则相反，它不仅遭到来自多瑙河北岸的蛮族的一系列侵略，而且遭受了好扩张的

西方的进攻，以及复兴的东方的袭击；蛮族的侵略同威胁中国的侵略相类似，西方的进

攻是以威尼斯商人和诺曼底骑士为形式的进攻，而东方的袭击首先指波斯萨珊王朝的入

侵，然后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侵略。因此，传统的中国文明持续到1912年，而

拜占廷先于1204年崩溃，后又于1261年部分地得以恢复，苟延残喘地生存下来，直到

1453年最终灭亡（见图18“拜占廷帝国的衰落”）。

 

一、拜占廷的出现

 

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首都，在帝国统治的连续性和范围方面，能与拜占廷首都君主

坦丁堡的辉煌历史相媲美。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重建此城为新罗马时，这里已是

一座古老的城市。它的起源应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当时，它是希腊城邦迈加拉的移民

建立的一座殖民城市，取名拜占蒂翁；拜占廷是它的拉丁名字。尽管拜占廷的地理位置

极为重要，但在以后的1000年中，它只是一座第二流的商业城市。只要蛮族色雷斯人的

威胁还存在，并切断了它同内地的联系，它就不可能上升到与其地理位置相称的地位。

图拉真皇帝及其继承者们的征服，使内地处于罗马帝国的控制之下，从而结束了这种不

利状况。因此，当拜占廷变为君主坦丁堡，即君主坦丁城时，它的陆疆及水域已非常稳

固，在随后几个世纪里，在导致第一罗马帝国灭亡的蛮族进攻的面前，它岿然不动。

君主坦丁堡扮演拜占廷帝国首都这一新角色历时100O年，直到1453年落入奥斯曼土

耳其人手中。此后，君士坦丁堡又成为一个新帝国的首都，其疆域随着奥斯曼军队的征

服而扩展，即从摩洛哥到波斯，从威尼斯到印度洋。君主坦丁堡统辖着这一广大地区直

到近代；而在土耳其共和国取代奥斯曼帝国之后，基马尔·阿塔图尔克使将首都从博斯

普鲁斯海峡沿岸迁移到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安全地带。

君主坦丁堡这段显赫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它地处欧亚两洲之间的险要位置。

这座城市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南端陡峭的岬角上；岬角从海峡的欧洲一面向对面的亚洲

沿岸伸出，仿佛要挡住从黑海流入马尔马拉海的急流。因此，君主坦丁堡南有马尔马拉

海，北有博斯普鲁斯海湾，从而形成了重要的港口，即所谓的金角湾。　然，其他城市

也有良好的港口和重要的地理位置，但君士坦丁堡的显著特征是，南北两面都有一条狭

长且能航行的海峡。所以，这座城市由两扇海上大门保护着，可以禁止无论从爱琴海，

还是从黑海来的敌船的通行。拜占廷皇帝为了加强这些天然防御，又在陆上修筑了两堵

高大的城墙：第一堵墙长四英里；第二堵墙长40英里，宽20英尺，位于第一堵墙西面约

30英里处。这两堵防御城墙，同巴尔干山脉这一天然屏障连在一起，保卫了君士坦丁堡

的陆上进口。因此，在拜占廷长达十个世纪的统治期内，这座城市尽管在大部分时间里

是遭受围攻的要塞，但却得以保存下来。

 

关于君士坦丁堡的历史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罗马帝国阶段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拜占廷帝国阶段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罗马帝国的结束，并不以公元476年罗慕路斯·

奥古斯图卢斯皇帝被废黜为界，因为那时以后，帝国统一的传统又持续了几个世纪。即

使意大利、高卢、不列颠、西班牙和北非全都丢给了蛮族，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仍认为

他们是凯撒的继承人。落后、保守的查士丁尼（527-565年）一心想将恢复帝国的梦想

变为现实。因此，他征服了北非、意大利及西班牙部分地区，还编纂了罗马帝国的法典

（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查士丁尼宣称，“我们将重建过去的一切，尽管其价值现已降

低到最低限度。……我们要重视罗马人的名誉，确保过去的一切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回到

我们的生活中来”。

查土丁尼在恢复帝国方面所做的努力是短暂且代价沉重的。他在地中海西部发动的

战役使帝国的国库耗之殆尽，使巴尔干和亚洲各行省被忽略、易受攻击。他死后不到十

年，一个新的蛮族部落伦巴第人，占领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同样，在多瑙河边境，阿

瓦尔人同斯拉夫和保加利亚臣民一起，进入巴尔干地区，取代拉丁化了的伊利里亚人，

削弱了帝国的控制。在东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波斯人因受贿曾与拜占廷媾和；现在，

他们在野心勃勃的大皇帝科斯罗埃斯二世的率领下，开始全面消灭东罗马帝国。到615

年，他们已占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并在君士坦丁堡对面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

安营扎寨。

伟大的希拉克略皇帝（610—641年）的继位，使拜占廷得以调动一切资源，唤起人

们的意志，以防止日益逼近的灾难。虽然阿瓦尔-波斯联军正在围攻君士坦丁堡，希拉

克略却采取攻势，并于627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大败波斯人；早1000年，亚历山大大帝也

正是在这一地区战胜过波斯人。第二年，波斯人被迫取消所有征服活动，缔结和约。

在消除东方的危险之后，希拉克略才发现，斯拉夫人这时已占领并定居于巴尔干半

岛北部大部分地区。他只得将就现实，为他们指定一定的地区。作为回报，他们承认他

的宗主权，并同意每年纳贡。于是，新来的斯拉夫人渐渐从侵略者变成了移居者。几个

世纪以后，这些散居在巴尔于半岛广大地区的斯拉夫人，循着不同的方式发展，具体形

成了四大种族：居住在亚得里亚海岬角地区的斯洛文尼亚人；居住在德拉瓦河和亚得里

亚海之间地区的克罗地亚人；居住在亚得里亚海和多瑙河之间的巴尔干半岛中部地区的

塞尔维亚人；居住在黑海剩余地区，不久采用保加利亚征服者称号的斯拉夫人。后两个

种族，借鉴拜占廷文化，建立了短暂但却伟大的中世纪王国。而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

亚人则由于地处半岛西部，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臣民，在文化发展方面，深受罗马而不

是君士坦丁堡的影响。

反对阿瓦尔人和波斯人的斗争，只是同穆斯林阿拉伯人进行更大、更决定命运的争

夺的一个序幕。如第十三章第三节所述，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期间，伊斯兰教军队迅

速占领了中东大部分地区。拜占廷和波斯之间的长期斗争，使得两个帝国财资耗尽，十

分虚弱。在单一性灵论的问题上，东部请省人民所表现的宗教上的不满，进一步削弱了

拜占廷；单一性灵论认为，基督只有单一的神性，而正统的拜占廷教义则认为，基督既

有神性，又有人性。当时的争论十分激烈，以致许多东正教教徒宁愿接受伊斯兰教的统

治，而不愿受君主坦丁堡的宗教支配。因此，这时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长达

1000年的希腊-罗马统治，20年内便宣告结束，尽管年迈的希拉克略拚命努力，还是无

济于事。

7世纪较后阶段，就连拜占廷帝国的生存都受到穆斯林海上袭击和保加利亚人陆上

进攻的双重威胁。发展海上力量，是阿拉伯人在适应环境方面所取得的功绩。、他们以

此征服了塞浦路斯和罗得岛，然后，从669年起数次围攻君主坦丁堡。与此同时，拜占

廷还受到来自北方的保加利亚人的威胁；这是一支亚洲民族，最初受拜占廷人利用反对

阿瓦尔人。但这时的保加利亚人，正占领着多瑙河与巴尔干山脉之间的地区，并以此为

基地，威胁着君主坦丁堡。

拜占廷这次再度被受神启示的帝国首领，伊索里亚王朝的统治者利奥三世（717—

744年）所拯救。利奥原为叙利亚军事指挥官，趁阿拉伯人围攻君主坦丁堡之际，夺取

了政权。他不仅粉碎了阿拉伯人的围攻，而且将他们赶出了小亚细亚。在他统治末期，

帝国边境比较稳固，但同查士丁尼时期的疆界相比已大大缩小。意大利已丢失给伦巴第

人；巴尔干北部丢给了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丢给了

阿拉伯人。

然而，这一缩小的帝国却是一个民族更加单一的帝国，因为东部诸省主要是单一性

灵论者和非希腊人。在这种情况下，撤回到托罗斯山脉，是加强而不是削弱了拜占廷；

托罗斯山脉是希腊人的小亚细亚和正成为伊斯兰教世界中心的地区的分界线。这一分界

线因穆斯林世界的内部骚动而得以加强。阿拔斯王朝的建立（750年），伊斯兰教首都

从大马士革迁移巴格达，结束了这种骚动。但这时，伊斯兰教的扩张方向是向东，而不

是向地中海。因此，在11世纪好战的突厥人出现以前，拜占廷帝国和穆斯林帝国能和平

共处。

拜占廷和西方之间正形成一条同拜占廷和伊斯兰教之间相类似的分界线。由于伦巴

第人的侵入，罗马教是曾向君士坦丁堡寻求保护，但未能成功，因为拜占廷当时正在全

力对付阿拉伯人。因此，教皇又转向法兰克人，结果双方合作；500年，罗马教皇为查

理曼举行世所闻名的加冕礼。而君士坦丁堡到812年才勉强给查理曼以“罗马人的皇帝”

的称号，从而承认了西方的政治统一体。但以后几个世纪里，拜占廷与西方不仅在政治

上，而且在语言、教会事务和普通文化上也都疏远了。

8世纪时出现的拜占廷帝国，比查士丁尼时的短暂的帝国小得多，但它的民族更加

同一。东、西方诸省的各种种族、文化和宗教的成分已被抛弃，剩下的核心基本上是希

腊的东西，只是，并非绝对如此。以这一方式，完成了6世纪东罗马帝国到8世纪拜占廷

帝国的转变。8世纪时的拜占廷帝国是一个文化上既与东方的伊斯兰教，又与西方的新

欧洲截然不同的帝国。

 

二、拜占廷的黄金时代

 

9世纪初至11世纪初，拜占廷帝国臻于极盛。当时帝国的行政区划分完全以省为基

础；各省由主管行政和军事事务的将军统冶。这一行政军事化，是作为外来危险迫近时

的一项应急措施，由希拉克略予以实现的。帝国将各省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作为他们

服兵役的报酬。在强有力的皇帝们的统治下，由于农民承受着巨大的捐税负担，这种分

省统治确保了有效的行政管理，提供了军需储备，填满了国库。

拜占廷的经济也牢固地建立在自由农民村社的基础上，这种村社同大地主的庄园一

起发挥着作用。自希腊-罗马古典时期以来，在残存的城市中心，工匠的技能水平很高。

阿拉伯作家描写了拜占廷的手工艺品，尤其是奢侈品的质量，认为只有中国的工艺品能

与之相媲美。自欧亚大陆各地区经由君士坦丁堡的大量货物同样很重要，它们是黑海地

区的奴隶和盐，印度的调味品、香料和宝石，埃及的纸莎草和粮食，中国的丝绸和瓷器

以及西方的银、熟铁产品、亚麻布、棉花和毛织品。

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使拜占廷皇帝们能够发动再征服战争；这些战争虽

不象查士丁尼所发动的征服战争那样野心勃勃，却较为实际。他们重新收复克里特岛和

塞浦路斯岛，从而制止了阿拉伯海军对爱琴海域的侵袭。帝国的疆土也扩大到叙利亚北

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巴尔干半岛北部的保加利亚人，一直是帝国的威胁，1014年，

巴西耳二世在巴尔干半岛北部取得决定性胜利，从此被称为“屠杀保加利亚人的刽子

手”。

这一时期文化上是一个稳定、同一的时期。拜占廷人仍称自己为罗马人，但希腊语

无论作为书面语还是口语，都是帝国通用的语言。随着持异议的东部诸省丢失给伊斯兰

教，随着反对崇拜偶像者和崇拜偶像者，即圣像破坏者和圣像崇拜者之间猛烈、持久的

争论的消除，宗教的同一性也得到进一步的促进。解决争端的折衷办法是禁止宗教雕塑，

但允许宗教绘画，这一点至今仍是东正教宗教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

被再征服的克里特岛上的穆斯林的皈依，以及巴尔干北部地区的斯拉夫人的皈依，

也使拜占廷教会显得生气勃勃。865年，保加利亚大公鲍里斯为报答帝国对他的征服的

承认，接受了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以后几年，拜占廷传教士为保加利亚人提供了字母

表，将《圣经》译成了保加利亚语，并筹备了斯拉夫人的礼拜仪式。大约与此同时，象

基辅公国的俄罗斯人那样，塞尔维亚人也皈依了东正教（见本章第六节）。然而，再往

西，罗马天主教却在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中盛行，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仿

效邻近的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和日耳曼人皈依了天主教，

皇帝和主教之间互相支持的密切关系，也使帝国更加稳固。附属国教会的原则是因

袭的、公认的，皇帝不仅自称为“奥特克拉特”，即君主，而且自称是“艾按波斯特

罗”，即相当于传道者的人。10世纪选举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仪式书中，明确规定了这

种从属关系。教会大主教们按照皇帝的命令聚集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向皇帝提交主教的

三位候选人的名单。皇帝可以随意挑选三人中的任何一个，或者三个都拒绝，指定他自

己看中的候选人；而这种候选人须得到大主教承认，认为能胜任其职才行。然后，在就

职仪式上，“根据上帝和皇帝的旨意”宣布教会的新领导当选为主教。

总之，在这几个世纪中，由于同西方和穆斯林世界逐步形成了一种适度的和平共处

的关系，拜占廷是稳定、强大、富裕。自满和相当注重内部的。这些特点使人联想起明

朝的中国（见第十七章第五节）。实际上，拜占廷同中国一样没有大学，其主要任务是

为官僚机构培养官员。不过，君主坦丁堡的大学时有时无，其作用也不正规，因而缺乏

中国大学那种连续的有效性。6世纪拜占廷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对有关神性问题的长

期争论所作的儒教式的评论，也使人联想到中国。他说：“我认为，所有关于神性的争

论都是荒谬的、愚蠢的。人们连自己的本性都无法知道，因此，应该放弃对神性的一切

评议。”

拜占廷文化从未解决它在自己的古典遗产和宗教倾向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心理。拜占

廷帝国灭亡的前夕，柏拉图主义者吉米斯图斯·普莱桑（约1355—1450年），对一个深

受基督教及其组织约束的国家的前景公开表示怀疑。普莱桑作为一名著名的教师，在伯

罗奔尼撤半岛的拜占廷的省府密斯特拉度过了他的大半生。他梦想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

恢复古希腊社会；这一社会按照经过修改的柏拉图式的乌托邦组成，以异教信仰而不是

基督教信仰为基础。但在拜占廷人的思想中，这种古典的、现世主义的倾向从来没有盛

行过。拜占廷社会仍以宗教信仰为主要倾向。在这个社会中，比普莱桑更有代表性的是

传教土约瑟夫·布莱尼斯，他的布道为当时的种种罪恶提供了宗教上的解释：

我们的统治者不讲正义，监察员贪得无厌，法官受贿，调停者说谎，市民行骗，农

民愚蠢，所有的人都毫无用处。妇女比娼妓还要无耻，寡妇好奇多事，妇人蔑视贞操、

不守信义；青年人放荡不羁，老年人酗酒成瘾。修女玷污了自己的称呼，教士忘掉了上

帝，僧侣偏离了正道。……我们许多人生活在暴食、酗酒、私通、奸淫、邪恶、放荡、

仇恨、猜疑、妒忌和盗窃之中。我们已变得傲慢、吹牛、贪婪、自私、忘恩负义、拒不

服从；变成了逃兵、强盗、叛徒；变得邪恶、不讲正义、顽固不化、不可和解。…正是

这些东西以及与其相类似的其他东西，使我们受到上帝的惩罚。

 

三、拜占廷的衰落

 

1025年，“屠杀保加利亚人的刽子手”巴西耳去世时，拜占廷帝国的显赫地位显得

无可争辨的稳固，北部边境以多瑙河为固定界线。该时，阿拉伯伊斯兰教世界已经分裂，

不再构成威胁；凡是西方出现的东西，与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第二罗马帝国相比，都

显得十分原始，无足轻重。但在巴西耳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帝国便陷入困境，大约不

到两个世纪后，即1204年，首都落入受人鄙视的西方蛮族手中。

急剧倒退的一个原因是，主管各省的军事将领的反抗不断增长，破坏了帝国的军事

体制。巴西耳二世十分强大，足以控制军队。但他的继承者却软弱无能，无力控制军队，

尤其是在军事将领同各省大地主联合起来以后。军事领将带利用为保卫边疆而征慕的农

民军来反对君士坦丁堡的行政当局。作为回击，官僚们遣散了农民军，让农民由服兵役

改为交付现金。再用征集来的资金雇佣外国雇佣兵，其中包括诺曼人、日耳曼人、帕齐

纳克人和亚美尼亚人。但与前农民军相比，这些外国雇佣兵显然不可靠，在支付给他们

的军饷尚来筹得时，他们经常转而反对表面上由他们保卫的帝国。

社会封建化的政治问题，是帝国衰落的一个密切相关的原因。军事将领和地方地主

们积聚起巨大的地产，使诸行省整个地落入少数家族的控制之中。皇帝们经常颁布阻遏

这种趋势的命令，以下这条由君士坦丁七世于10世纪初颁布的命令是很有代表性的：

我经常得悉，色雷斯的富人们无视皇帝颁布的、由天赋的人权中导出的法律，拒不

服从我们的命令，继续侵入农村。他们压迫穷人，购买授予权和遗嘱，把穷人从属于穷

人的土地上赶走。因此，鉴于这些情况……尽管我们的前辈已有令在先，禁止购买穷人

的土地，但我们仍再制定一条法令，……所有胆敢侵入农村或抢占穷人土地的人，必须

立即交出占有的土地，不再拖延，不得申辩；无权要求赔偿任何损失。……

这个命令以及其他类似的命令都未生效，原因很简单，贯彻执行命令的阶级正是命

令中所针对的阶级。巴西耳二世去世后，甚至连这些努力都基本停止。相反，皇帝开始

准许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享有国家所有地用益权。这些赐地同服兵役连在一起，于是，

开始形成了与西方的采邑相类似的东西，只是没有效忠和封地。的确，1204年，拉丁人

征服拜占廷后，将它分成了若干采邑希腊贵族承认，这种来邑就是他们的赐地的拉丁翻

版。

严重的经济失调也危害了帝国。私人和寺院的大地产使帝国的岁入减少，尤其是在

巴西耳的继承者减免了大地主的大部分捐税之后。与此同时，朝廷的奢侈和外国雇佣军

的开支，使帝国的支出不断上升。帕齐纳克人和塞尔柱突厥人的骑兵袭击，危害也很严

重，它使某些地区土地荒芜，颗粒不收。币值稳定达七个世纪之久的拜占廷金币索里达，

这时也连续贬值。

同其他许多帝国一样，拜占廷的内部衰弱招致了外来侵略。在西方是诺曼人冒险者。

他们最初是拜占廷的雇佣军，这时转而反对衰弱的帝国，占领了自查士丁尼征服时期以

来一直保留下来的意大利南部领地。同样，在东方是塞尔柱突厥人。他们从家乡中亚进

入伊斯兰教帝国，在那里被巴格达哈里发雇为雇佣军。这些雇佣军逐渐变为主人，于

1055年占领巴格达，建立了塞尔柱帝国。这些突厥人使行将灭亡的伊斯兰教世界得以复

兴，重新统一印度和地中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并兵临将拜占廷帝国和伊斯兰教世界分隔

数世纪的托罗斯山脉边境。

这是1071年拜占廷帝国发生两大灾难时的背景，这两大灾难标志着南国长达数世纪

的衰落开始了。一个灾难发生于意大利南部的巴里，在那里，诺曼人占领了拜占廷喉一

残存的一个据点。另一灾难，也是更为决定性的失败，发生于小亚细亚的曼齐刻尔特。

在那里，塞尔柱人在一重大战役中击败了拜占廷皇帝，这一战役使小亚细亚开始由希腊

人的基地变成突厥人的根据地。这一战役之后，两位敌对的皇帝为争夺拜占廷王位而开

战，他们各自雇佣了突厥军队互相争斗。于是，突厥人能随意进入小亚细亚，渐渐将小

亚细亚从东正教拜占廷势力的基地变成了突厥民族的中心地。

精明顽强的皇帝亚历克塞一世康危努斯（1081-1118年），挽救了似乎即将灭亡的

拜占廷帝国。他给予威尼斯人极大的商业特权，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反对威胁要进攻君

士坦丁堡的诺曼人。他还向天主教国家求援，反对穆斯林塞尔柱人。但他得到的不是所

希望的数量有限的外国雇佣军，而是大批涣散的十字军；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十字军

是由亚历克塞极有理由不信任的诺曼人领导。这两个社会的接触，导致了彼此间的怀疑

和公开敌对。希腊人和拉丁人各自都不喜欢对方的语言、宗教、政治和生活方式。

亚历克塞机敏地怂恿十字军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小亚细亚，在那里，阿拜占

廷军队一起收复了塞尔柱人占领的部分领土。但第二次、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希腊

人和拉丁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另外，在小亚细亚中部，当拜占廷人轻率出击，进攻

塞尔柱帝国的首都科尼亚时，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他们在中途的密列奥塞法隆战役

（1176年）中被突厥人打败。这一失败使拜占廷在小亚细亚东山再起的任何可能化为乌

有。与此同时，威尼斯人由于早先从财政紧迫的皇帝手中获得的商业特权，正在破坏拜

占廷的经济基础。他们获准在全国各地免交一切捐税，这一特权使他们对遭受苛捐杂税

的拜占廷商人占绝对优势。因此，意大利人不仅束缚了帝国的贸易，而且使君士坦丁堡

的国库失去了主要的税收来源。威尼斯人的富裕和拜占廷人的贫穷之间的悬殊差别，导

致了1183年的暴动；暴动中许多拉丁人被杀死，其财产被掠夺。

这就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的背景。这次东征被恰当地称为“商人的东侵”。威尼

斯商人的经济计划，西方冒险家对财富和土地的追求，拜占廷觊觎王位者的奉承，拉丁

人心中对所谓的狡诈、柔弱、贪婪和异端的希腊人的长期不满，所有这一切，使第四次

十字军东征改变了方向，从解放耶路撒冷这一最初目的改为进攻君士坦丁堡。1204年春，

法兰克、威尼斯、佛拉芒和日耳曼联军攻陷君士坦丁堡，使它接连三日遭到冷酷无情的

掠夺和屠杀。“即使是萨拉森人”，一位拜占廷编年史家说，“也比他们仁慈。”然而，

似乎有悖常理的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最后结果却是为伊斯兰教统治整个中东铺平了

道路。尽管1261年拜占廷帝国得以恢复，但再也没能从拉丁人征服的创伤中复原过来，

而是苟延残喘地生存下去，直到1453年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为止。

 

四、拜占廷的灭亡

 

获胜的拉丁人在拜占廷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他们的封建国家。他们在君主坦丁堡建

立了一个拉丁帝国，在塞萨洛尼基建立了一个拉丁王国，在希腊建立了几个拉丁国家。

热心商业的威尼斯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四分之一的领土，兼并了许多位于通往地中海

东部的道路上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和港口。然而，这些新的国家一开始就注定要灭

亡。当地的希腊东正教居民虽死对他们满怀敌意。而且，拉丁征服者仅在巴尔干半岛的

边缘地区占有几块孤立、不稳的小地盘，四周都被敌人包围着。他们不仅面临巴尔干半

岛内地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王国，而且面临相继建立的三个希腊国家，一个位于伊庇

鲁斯的阿尔塔，一个位于黑海南岸的特雷比藏德，还有一个位于小亚细亚西部的尼西亚。

其中，第一个国家非常贫穷，难以提供有效的领导，第二个国家又十分孤立。因此，只

有尼西亚，能凭借它的战略位置、丰富的资源以及有力的领导，组织希腊人抵抗拉丁人

的统治。

凭借外交手腕和军事势力，尼西亚统治者逐步削弱了拉丁帝国的力量，使其最后只

剩下君士坦丁堡一座城市。结果，1261年，拉丁皇帝和威尼斯殖民者未进行任何抵抗，

便逃离了君士坦丁堡；尼西亚皇帝米海尔·巴列奥略庄严地迈入首都，在公众欢呼声中，

住进帝国皇宫。

拜占廷帝国最后一个阶段的历史，是从1261年米海尔·巴列奥略收复君士坦丁堡开

始，到1453年他的继承者君士坦丁·巴列奥略同突厥人作战、在首都城门被杀结束。在

这两个世纪中，恢复的帝国仅由君主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这两座城市及其周围小块不稳

定地区和两个属地组成。这两个属地是伯罗奔尼撤的米斯特拉和小亚细亚北部的特雷比

藏德。

这个可怜、残存的帝国的前景，并不比前拉丁帝国更有希望。在亚洲，它所面临的

是难以对付的突厥人；在欧洲，它被残留在希腊的诸拉丁小国，被北面的塞尔维亚人和

保加利亚人包围着。除这些外部威胁外，还有内部危机。这时，帝国的经济已经破产；

意大利人对贸易的束缚仍在继续。因此，14世纪中叶，君主坦丁堡热那亚居民区的收入

是帝国政府关税收入的七倍。皇帝们被迫使自己的货币贬值，被迫将王冠珠宝典当给威

尼斯银行家。不断增长的捐税对政治上有权势的言人通货无效。为反抗出身高贵的富有

贵族，穷人们举行起义，结果，社会冲突使城市四分五裂。

1342年1349年，被称为“狂热派”的革命派领袖们统治了塞萨洛尼基。他们减轻穷

人的捐税，废除穷人的债务，没收寺院的土地，分给穷人；他们采取分享民主制，让市

民参加民众会议，由公众选举官吏。他们的政治纲领似乎受意大利共和制城邦的纲领的

影响。但垂死的拜占廷帝国，不能忍受蓬勃发展的西部所自然形成的这一政治和社会改

革。在塞尔维亚人和突厥人的援助下，皇帝镇压了“狂热派”，消灭了他们的共和政体。

然而，这一事件表明了当时深刻且普遍的冲突，以下这段同时代的叙述清楚地说明了这

一点：

起义象可怕、残酷的时疫席卷全国，冲击着许多过去曾是温和、稳健的人。……于

是，所有城市都起来反对贵族。……整个帝国处于最为残酷、最为激烈的斗争的痛苦之

中。……人民动不动就发动武装起义，行为凶暴，因为他们憎恨富人。…

除这一社会经济的脆弱之外，帝国还因宗教纠纷而受到削弱。为了得到西方人的援

助，反对日益逼近的土耳其人，皇帝曾分别三次（1274年在里昂联合王国；1369年在罗

马；1439年在佛罗伦萨）许诺，让东正教会归顺罗马教皇。但这些许诺毫无意义，因为

西方给予的援助微不足道，而拜占廷则因民众激烈反对向可僧的拉丁人作任何让步而进

一步四分五裂。“伊斯兰教比罗马教皇更好，这就是人民大众对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暴

行，对意大利商人的剥削的针锋相对的回答。

认为土耳其人更好的呼声过去时常听到，但15世纪中叶情况独特，当时的土耳其人

已能够接受邀请。如第十四章第六节所述，奥斯曼土耳其人从塞尔柱人手中接管并占领

了残留在小亚细亚的拜占廷领土；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欧洲，打败了保加利亚人和

塞尔维亚人。到1453年，他们已做好最后进攻被围困的拜占廷首都的准备。

这时，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已减少到50000至70000。所有能护城的力量，包括一小部

分西方人在内，总共不过9000人。仅这些人要守住一道道城墙、修复被敌人大炮摧毁的

缺口，是远远不够的。而由能干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领的奥斯曼军队，则至少也有

80000人。4月2日攻城开始；在皇帝君主坦丁的英勇领导下，守军屡却侵略者；但君主

坦丁堡终于在5月29日被攻克。城市陷落后，侵略军纵兵屠掠，连续三日。当时的拜占

经历史学家杜卡斯在下面这段话中，描写了拜占廷帝国1000年历史的结束：

城市沦陷三天后，他[穆罕默德]同意放船。于是一条条满载货物，重得似乎要下沉

的船离港出航，驶向各自的省市。这些船装载些什么货物呢？有精美昂贵的布料和纺织

品；有金、银、青铜、黄铜的制品和容器；有不计其数的书籍；还有战俘，包括教士、

俗人、修女和僧侣。所有的船都满载货物，所有的军营帐篷里都关满了俘虏，堆满了数

不清的东西和物品。在这些野蛮人中，只见一个人穿着大主教的法衣，另外一个人身着

神父的金色圣衣，他们都领着狗；这些狗不象往常那样带着颈圈，而是身穿金色锦缎衣

服（基督教教土制服）。其他人坐在宴席上，面前摆着盛满水果和其他食物的大圆盘以

及大酒杯；他们吃着圆盘里的水果、食物，喝着酒杯里的葡萄酒。他们将数都数不清的

各种书籍装上大车，运往东、西方各地出售。一个诺米斯马能买到十本书，这些书包括

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著作、神学书和其他各种书籍．福音书多得数不清，都有各种装

饰，他们撕下书上的金银饰物，有些书出售，有些书则扔掉了。他们将所有的肖像付之

一炬，用这种火烤肉吃。

 

五、拜占廷的遗产

 

回顾历史，拜占廷显然在各个领域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一，它起到了保护盾的

作用，使盾牌后面的西方能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文明。这一点的全部意义，在1453年君主

坦丁堡沦陷后变得非常清楚；土耳其人仅在半个世纪内便抵达欧洲的中心，包围了维也

纳。同样重要的是，拜占廷还促进了贸易和经济的全面发展。几个世纪以来，拜占廷一

直是整个地中海盆地的经济动力，而它的货币则是国际标准交换媒介、它的商人及其商

品，对于使西欧摆脱其封建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对于使意大利城邦走上控制地中海商业

的道路，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在文化领域中，拜占廷挽救了古代文化艺术珍品，并将它们同她自身的遗产一起传

给了子孙后代。拜占廷传下了由查士丁尼编纂的罗马法传下了只是近来才得到正确理解

和评价的一门宗教艺术。以及由认真的学者们加以汇集、注释和保存的古典和希腊文化

时期的文学、学术名著。最后，如下节所述，拜占廷对东斯拉夫人来说，如同罗马对日

耳曼人而言一样，是伟大的教育者、伟大的引导者、宗教和文明的源泉。

这些成就与吉本有关拜占廷的历史意义的著名论断不相符合。然而，与此同时，拜

占廷明显缺乏古典时期雅典的生气和光辉，尽管相比之下，后者在领土和年代上显得微

不足道。原因是拜占廷的作用是绝对保守的。这并不是说它静止不变。它自始至终都在

使自己适应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但命运注定它只是保存。而不是创新。它诞生在一个古

老的国度，生活在过去的势力和荣誉的阴影之中，这种势力和荣誉正是它所试图维持和

恢复的。它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领袖人物——行政官员、军事将领、学者和神学家，但

由于处在上述环境之中，他们很少有人真正具有创造力。

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东罗马帝国整整生存了1000年，这一点一开始就形成了一个

巨大的优势。5至11世纪，同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第二罗马帝国相比，西方显得原始、

无足轻重。但正是这几个世纪中，恰恰因为西方必须重新开始，所以，西方为新的文明

打下了基础；而拜占廷却一直躺在光辉灿烂、占压倒优势的遗产上。这就是从11世纪起，

西方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国家君主国崛起、新的知识水平出现、扩张主义生气勃勃——

首先是地方的十字军东侵，然后是向海外推进，在数世纪内导致全球性霸权——而稳步

前进的原因。故而，相比之下，拜占廷很可怜，在较后的几个世纪中，它一直无力冲破

过去的桎梏，因而，变成了一个陈旧的、与时代不合的存在物，它进行着一场勇敢且注

定持久的斗争，直到1453年遭到耻辱的但却不可避免的灭亡为止。

 

六、拜占廷和斯拉夫人

 

尽管拜占廷的历史已经结束，但拜占廷的制度和文化，仍在北方的斯拉夫人中继续

生存，正如它们很大程度上仍存在于已属土耳其人统治的、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中一

样。斯拉夫人起源于今俄国和波兰的多沼泽的边境地带，他们以巨大的弧形向四周颇有

吸引力的平原扩散。

向西迁移的矫拉夫人形成了今天的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波兰人，他们都称为西斯

拉夫人。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他们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因此，他们信仰的是天主教，

使用的是拉丁字母。那些渡过多瑙河、移居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就是今天的斯洛文

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如本章第一节所述，这些南斯拉夫人

中的前两者接受了西方的文化；而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文化发展，则受到了君士

坦丁堡而不是罗马的影响。最后，向东迁移的是苏联斯拉夫人的祖先，这些东斯拉夫人

就是个苏联北部的大俄罗斯人、南部地区的小俄罗斯人即乌克兰人和西部边境的白俄罗

斯人；西部边境显然是斯拉夫人的最早发源地。

东斯拉夫人居住在北起北冰洋沿岸，南至黑海，东到乌拉尔山脉的广阔的平原上。

在北部平原，移住民一直以森林为居住地；在这里，他们未遭到分散、组织松弛的芬兰

部落和立陶宛部落的什么抵抗；这些人不是同他们通婚，就是被他们轻易排挤掉。相反，

在南部平原，森林逐渐让位于空旷的草原，移民们总易遭到其他民族的袭击；这些民族

常出没于从中亚经乌克兰到多瑙河流域的漫长的游牧道路上。

这些东斯拉夫人，即今天所谓的俄罗斯人，从事渔猎和原始的刀耕火种的农业。因

此，他们通常以分散的家宅和小村落，而不是以人口密集的村庄和城镇为单位。出现的

城镇，很少发展成为主要河流沿岸的贸易中心。只有第聂伯河沿岸的基辅和伊尔门湖畔

的诺夫哥罗德是当时的贸易中心；前者担负着南北运输，后者控制着东西贸易。

正是这种长途贸易，为第一个俄罗斯国家提供了基础。据传说，彼此不和的斯拉夫

诸派别曾邀请北欧人的首领留里克为其统治者。“我们的国家富饶辽阔，但却没有秩序，

快来管辖和统治我们吧！”于是862年，留里克成为诺夫哥罗德的第一任王公；不久以

后，他的追随者们南移基辅。有关这些北欧人，即东欧所谓的瓦朗吉亚人的确切作用，

至今仍有争议。过去的猜测认为，他们独自创建了第一个俄罗斯国家，创造了最早的俄

罗斯文化；现在普遍对此持怀疑态度。事实上，瓦朗吉亚人在文化领域中所做的贡献，

即使有，也是微乎其微；而他们对早期俄罗斯人的政治体制的影响程度，至今也不明确。

不论确切情况如何，基辅已成为沿漫长的第聂伯河航线的、俄罗斯各公园自由联盟

的中心。基辅的卓越是建立在同南面诸古老文明中心——拜占廷、亚美尼亚、格鲁吉亚

和穆斯林世界——所进行的繁荣贸易的基础上。俄罗斯农村的各种原材料如毛皮、兽皮、

粮食、木材和奴隶等汇集基辅，以换取各种奢侈品，其中包括细纹衣料、玻璃制品、香

料、珠宝和酒。

早期俄罗斯人不仅同南面请文明中心进行贸易，而且还借用了它们的某些主要的文

化，尤其是拜占廷的基督教。在此之前，异教的俄罗斯人一直崇拜各种自然力量，将这

些自然力量化身为某些神，如热光之神达什伯格、雷电之神佩鲁恩和风神斯特里伯格。

当时既没有寺院，也没有僧侣。宗教仪式仅限于向广阔天空中的诸神的天然形象献祭。

据11世纪末至12世纪基辅僧侣编纂的编年史记载，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认为，斯拉夫人

的原始的众神崇拜很不合适。他—一考虑了诸宗教代表所阐述的各自的论点，甚至派使

节前往信奉这些宗教的国家，听取他们的汇报。最后，弗拉基米尔拒绝了天主教，因为

“我们在那里看不到荣誉”；拒绝了犹太教，因为犹太人的上帝太不强大，无法使他们

继续留在耶路撒冷；还拒绝了伊斯兰教，因为它戒肉禁酒，而他认为，“喝酒是俄罗斯

人的乐趣。没有这种乐趣，我们就无法生存”。因此，弗拉基米尔决定赞成东正教；他

的使者们为在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看到的仪式而倾倒：“……我们不知道是在天

空，还是在人间。因为人间没有如此壮观、如此美丽的景象，简直叫我们难以形容。”

大约在988年皈依东正教后，弗拉基米尔命令捣毁所有异教神像，佩鲁恩的像被挂

在马尾上，拖进了第聂伯河。另外，基辅公国的全体居民，都到第聂伯河去集体洗礼，

如《编年史》所述：“…看到如此众多的人得救，天堂、人间一片喜悦。”同几个世纪

前欧洲西北部的天主教一样，皈依是统治者及其顾问们的决定，人民大众只是服从命令

而已。虽然信奉多神教的斯拉夫人过去没有教士阶层，避免了有组织的抵抗，但人民大

众仍坚持他们的传统信仰，相信巫术和预兆。因此，1274年，教会发现有必要颁布一条

规定：不得任命过去从事巫术的人为司祭。

弗拉基米尔接受东正教，并非仅仅是宗教信仰的改变，它对俄罗斯人的风俗及其以

后的历史产生了普遍、深刻的影响。以拜占廷为模式的教会统治集团，这时已经组成，

首领是基辅大主教，由君主坦丁堡最高一级的主教伍命，且隶属于他的管辖。在长达两

个世纪的时间里，大主教都是希腊人，不过，由大主教任命的主教，除最初几任外，绝

大多数是俄罗斯人。基督教还给俄罗斯带来新的宗教文学和法律文学，其中包括《圣

经》、拜占廷收集的早期基督教作家的作品、圣徒传记和法律书籍的译本。石造教堂、

镶嵌工艺、壁画、油画、尤其是肖像画等拜占廷艺术，这时也被介绍进来。而且，在这

些方面，俄罗斯人更胜一筹，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俄罗斯-拜占廷风格。另外，东正教过

给俄罗斯带来了拜占廷教会的法律，建立了宗教法庭。如在西欧一样，这些法庭拥有非

常广泛的司法权，处理包括道德，信仰、继承权和婚姻等各个方面的案件。

在政治领域中，新教会加强了大公的权力。如在西欧，罗马教皇曾将法兰克国王从

部落酋长改变成神权帝王一样，如今，俄罗斯东正教将诸公国大公从一帮个人追随者的

首领改变成“上帝的奴仆”和神权统治者。而且，按照拜占廷的传统，俄罗斯教会还接

受了世俗的权力和控制权。在莫斯科，如在君士坦丁堡一样，没有强求皇帝和国王服从

的、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和英诺森三世这样的人物。例如：1389年，君士坦丁堡大主

教安东尼曾写信给莫斯科大公瓦西利，抱怨大公不尊敬他及他的主人拜占廷皇帝：

非常遗憾……我听说，你不允许大主教在礼拜仪式中提到神圣的皇帝的名字，甚至

还说，“我们有教会，但没有皇帝，而且也不想知道有皇帝。”这是不恰当的。神圣的

皇帝在教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与其他统治者——地方王公和君主不同。当初，皇帝

为整个世界创立并进一步确定了真正的信仰。皇帝们召开了全基督教会会议，还通过法

律进一步确定了要遵守的东西，即要遵守那些崇高、神圣的教规宣布为是教会生活的真

正教义和正统观念的东西。……对于基督教徒来说，有教会而没有皇帝是不可能的，因

为教会和帝国是一个整体，……不可能将这两者分隔开来。

拜占廷及其皇帝被消灭后，东正教的这一顺从性在俄罗斯教会对俄罗斯皇帝的屈从

中显现出来；这种情况具有重大影响，并一直持续到拜占廷灭亡后的沙皇帝国。

综上所述，对俄罗斯来说，拜占廷的影响显然是一大促进因素，但同时又是一种麻

醉剂。俄罗斯人所借鉴的，不论是教义、仪式、音乐，还是建筑，都已完全形成且相对

稳定。在这一意义上说，拜占延对一个正在觉醒的民族的影响是毫无价值的，它只能阻

碍，而不是鼓励这一民族的创造力和独创性。此外，俄罗斯人在接受拜占廷的基督教的

同时，还继承和维持了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长期不和，从而，在他们和西方之间设置

了一个障碍。这无疑是一种倒退，因为在此之前，俄罗斯人已同欧洲其他国家取得了多

种联系，即贸易的、朝廷的和外交的联系。例如，11世纪，雅罗斯拉夫大公曾同欧洲一

些主要王朝联姻：他的妹妹嫁给了波兰的卡齐米日一世；他的儿子娶了拜占廷的公主；

他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法国的亨利一世和挪威的哈拉尔三世。

不仅是宗教争端，而且更大程度上是蒙古人的侵入和占领，终止了俄罗斯同西方的

这些联系。基辅因地处森林和平原交界处，总是最易遭受袭击。游牧民进攻的威胁如即

将临头的危险笼罩全城，这种危险于1237年终于降临。当时，蒙古人象他们席卷欧亚大

陆大部分地区那样，横扫了整个俄罗斯领土。除诺夫哥罗德因地处遥远的北方而幸免于

难外，基辅和其他俄罗斯城市均被夷为平地。用一位编年史家的话说：“没剩下一个能

为死者流泪的人。’

 

七、第三罗马

 

蒙古人虽自愿撤离欧洲中部，却愿意继续留在俄罗斯。他们在此建立了金帐汗国。

其首都萨莱地处伏尔加河折向西流的拐弯处，是伏尔加河畔的战略要地。随后两个世纪

的蒙古统治，不可避免地给俄罗斯人留下深刻的印记。他们被迫放弃平原上的小块居留

地，撒进安全僻静的森林之中。在那里，只要他们承认蒙古大汗的宗主权，每年纳贡，

便可自行其是。的确，大汗们颁布了某些豁免权，准许俄罗斯教会免交捐税，承认大主

教对东正教的管辖权。作为回报，俄罗斯牧师为大汗及其亲属祈祷。大汗及其亲属虽然

是穆斯林而不是基督教徒，却欢迎这样的祈祷，因为它可以减少可能发生的反抗。

俄罗斯人渐渐恢复了他们的实力，发展起一个新的民族中心——莫斯科大公国。莫

斯科远离危险的平原，位于森林深处。莫斯科除了游牧民难以接近它外，还具有其他一

些优点。它是从第聂伯河到东北各地区的两条重要干线的交通要冲；几条来自各方的河

流也都汇集于这一地区，使它能利用内河水系得益。它所拥有的一系列统治者也是它的

一个优势；这些统治者爱好和平、勤俭节约、善于算计，他们耐心而又无情地增加自己

的属地，直到莫斯科成为新的民族核心。

伊凡三世（1462—1505年）在“兼并俄罗斯各国”方面尤为成功，因此，他被认为

是俄国的第一位民族统治者。他征服了邻近几个公国，如雅罗斯拉夫、特维尔和罗斯托

夫；这些公国过去曾比莫斯科强大，但后来衰落下去。伊凡三世征服强大的诺夫哥罗德

公国的胜利最为著名；诺夫哥罗德过去曾建立了自己的庞大的贸易帝国。伊凡三世到他

统治本期，已使其疆土大大扩展，从距波罗的海几英里处向北扩展到北冰洋，向东扩展

到乌拉尔山脉的北部地区。

伊凡还通过利用蒙古人内部出现的分裂，在彼此敌对的各派别之间徘拔离间，成功

地向蒙古人的统治挑战。更重要的是，俄罗斯人与蒙古人截然不同，他们从西方进口了

大炮和小型武器，并且拥有制造这些武器的兵工厂。由于具备了这些有利条件，伊凡便

正式拒绝承认金帐汗国的宗主权。为此，1472年，金帐汗国大汗派出一支军队北进奥卡

河；但伊凡在河对岸聚集军队予以抵抗，并坚守了三个星期。最后蒙军撤退，从此承认

他们对俄罗斯的统治实际上已经结束。

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伊凡1472年同索菲娅的婚姻。索菲娅是1453年在君主坦丁堡

城墙上被杀的拜占廷末代皇帝的侄女，她曾逃亡罗马，皈依了天主教。因此，罗马教皇

竭力赞同这一婚姻，希望这能导致天主教和俄罗斯教会的联合。结果相反，索菲娅立即

恢复了对东正教的信仰；莫斯科宫廷的宗教仪式和信仰日益拜占廷化和东正教化。

早期的俄罗斯教会和宫廷，坚决反对在佛罗伦萨（1439年）达成的东正教会与天主

教会联合的协议。无疑，俄罗斯人认为君士坦丁堡最后落入土耳其人手中，是上帝对东

正教向天主教无原则屈从的惩罚。君士坦丁堡沦陷五年后，大主教约拿尖锐地评论了他

所认为的这一事件的原因：“我的孩子们，你们都知道，都城君士坦丁堡被保加利亚人

和波斯人团团包围达七年之久，在这七年中，曾有许多灾祸降落其头上，不过只要希腊

人那时坚持他们的信仰，君士坦丁堡是不会蒙难的。”

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俄罗斯人将莫斯科视为真正信仰的中心。他们受上帝之命保卫

它，维护它原有的纯洁。15世纪末，修土菲洛修斯写信给伊凡，清楚地表达了这一深刻

信念：

古罗马教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阿波利那里斯的异端那说；至于第二罗马教会，即

君士坦丁堡教会，则是被以实玛利的后代的斧头砍倒的；而新的第三罗马教会——神圣

使徒教会——在您强有力的领导下，烛照整个世界，比太阳还明亮。整个东正教世界都

归您统治，您是世界唯一的君主，基督教徒唯一的沙皇。……看呀！听呀！哦，虔诚的

沙皇，前两个罗马虽已灭亡，第三个却依然耸立，而且决不会再有第四个。

伊凡完全理解地接受了这一信条，它极大地提高了他的地位，夸耀了他的使命。在

索菲娅的怂恿下，伊凡采用了拜占廷宫廷的礼仪，选择了拜占廷的双头鹰为他的徽章。

他效法前君士坦丁堡皇帝，成为沙皇和专制君主，他的头衔也相应地变得崇高辉煌：

“感谢上帝的恩赐，伊凡是全俄罗斯人的皇帝，是弗拉基米尔、莫斯科、诺夫哥罗德、

普斯科夫、特维尔、彼尔姆、乌格拉和波尔法以及其他公国的大公。”

这样，拜占廷在作为第三罗马的俄罗斯领土上继续生存。这一第三罗马之所以能幸

存下来，是因为它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坚固的根据地——它包括了辽阔的欧亚大陆平原及

不久之后乌拉尔山脉以东的广阔无垠的西伯利亚地区。这完全不同于1453年前苟延残喘

了几个世纪、缩小了的拜占廷。红衣主教贝萨里翁所提倡的维新，丝毫未在注定灭亡的、

与时代不合的拜占廷引起过任何反应。（见第十七章第三节）但在俄罗斯，某些沙皇却

以贝萨里翁的角色出现。作为庞大帝国的专制君主，他们拥有将自己的愿望变为现实—

—不过是不完全地——的权力和财力，从而，如修土菲洛修斯所预言的那样，保证第三

罗马不会遭到第二罗马的厄运。

 

第十六章　传统的儒家文明

 

我幸福，因为我是人，而不是动物；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中国人，而不是蛮族

人；我幸福，因为我生活在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洛阳。

 

邵雍（新儒教徒，1011～1077）

 

汉朝最终由隋、唐继承，使中国文明继续沿着传统的道路发展，这种情况与罗马帝

国崩溃后西方所发生的独特变化形成鲜明对照（见第十一章第三节）。随后1000年，对

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早在汉代，中国已成功地赶上欧亚大陆其他文明，

而现在，即中世纪时期，中国则突飞猛进，仍是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在许多方面

文化最先进的国家。

从6世纪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到16世纪西方人开始由水路侵入中国，这1000年是中

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空前稳定的时期。但似乎有悖常理的是，这种稳定性既是好事，

又是坏事。说它是好事，是因为在这1000年中，中国社会比世界其他任何社会，向更多

的人提供了更多的物质保障和心理上的安全感。说它是坏事，是因为正是这种成就和舒

适，使中国虽不是绝对静止，但却相应地保持不变。然而，在这同时，如下章所述，西

方由于技术发展早、经济繁荣以及社会、政治等多种因素，正在发生着变化。而所有这

些形成一种推动力，最终导致世界性霸权。结果，极为稳定而又保守的中国社会，被西

方的不可阻挡的扩张主义弄得四分五裂。但这一点不应抹杀：整整1000年，中国文明以

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对人类遗产的巨大贡献，始终居世界领先地位。

 

一、隋朝统一中国

 

隋朝（589—618年）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同大约早八个世纪的秦朝一样。两

者都在经历长期的混乱之后，重新统一了中国，然后，都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

的贡献。但是，在这过程中，它们都沉重地压迫人民，都遭到了众多的既得利益集团的

反抗，以致都几乎是其创立者一死便崩溃。

秦朝统治者的伟大贡献是：统一全中国，修建公路和开挖运民修筑长城，统一度量

衡，统一文字，扩大并巩固疆土。隋朝统治者的成就与此非常相似，且同样穷极民力财

力。他们重建部分失修的万里长城，开挖后被称为“大运河”的庞大的运河系统的主要

河段。这一大运河满足了将已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连接

起来的迫切需要，但为此付出的财产和生命的代价是十分昂贵的。后来，一位中国作家

评论道：此项工程的发起者隋炀帝“虽使他的朝代缩短了许多年，但给子孙万代却带来

莫大的好处。他虽实行暴政，但其统治将被认为具有不朽的功绩”。

拓疆扩土的一系列战争，同样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些战争使帝国的疆域扩大

到包括台湾、印度支那的安南和占婆以及西北部的甘肃在内的地区。但是，征服朝鲜最

北部领土的企图却惨遭失败；当时的朝鲜分成三个王国。连续四次入侵，都被不屈不挠

的朝鲜军击退。于是，不满的士兵发动兵变；而全国各地的农民，也因赋税过重而起来

造反。隋炀帝逃到南方，618年被暗杀。几个觊觎王位者随后展开争夺，获胜者建立了

唐朝，唐朝被中国和西方许多历史学家称为最辉煌的朝代。

 

二、大唐帝国

 

唐朝最明显的特点是帝国扩张。通过一系列大的战役，它的疆域甚至超过汉朝。唐

朝在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控制整个塔里木盆地，并越过帕米尔高原，控制奥克苏

斯河流域各国，以及个阿富汗印度河上游地区。另外，南部的西藏、西北的蒙古、东北

的朝鲜和满洲等广大地区，这时也被迫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当时世界上，只有中东穆斯

林阿拉伯人的帝国能与之匹敌。中国人的胜利，不应完全归于其优越的物质力量，下面

这段东突厥人关于他们与大唐帝国的关系的叙述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

 

送来黄金、白银、小米和丝绸的中国人，总喜欢使用奉承话，随意处置其日渐减少

的财富。他们用奉承话和其日渐减少的财富来引诱居住在遥远地区的民族，使这些民族

更接近他们……由于显要人物“王子”和人民之间关系不融洽，由于中国人阴险、狡猾、

诡计多端，由于兄弟们乐意接受于他们彼此间不利的劝告，引起显要人物和人民之间的

冲突，中国人使突厥人古老的王国土崩瓦解，使守法的可汗灭亡。贵族的儿子成为中国

人的农奴，纯洁的女儿变成了奴隶。

国内重建了强大的中央政府，使对外征服成为可能。如前所述（第十章第五节），

汉朝被强有力的地方家族所削服这些地方家族积聚起巨大的、自给自足的、免税的大地

产，在这上面建造堡垒式的庄园，成功地与中央政权相对抗。佛寺的出现促进了国家的

分裂，这些佛寺因拥有广阔的、其面积不断增长的土地，也向帝国政府提出了挑战。

解决这一政治分裂的方法，在改朝换代间的几个世纪中逐渐形成，并由隋、唐官僚

加以完善。它由“均田制”组成，即：中央政府分给每个强壮的农民大约19英亩土地。

这并不是去剥夺大家族所占有的土地，而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土地，如开垦战争期间被

荒废的土地。此外，只有自由农民得到政府的赠与地，而且实际上，并非他们所有的人

都得到了土地。然而，“均田制”的确对削弱大家族的控制、加强唐朝统治有所帮助。

它一度中止了半封建的大地产的增长。它也增加了国家税收，因为虽然拥有政治权力的

大地主不需要交税，但广大小农却要纳税。此外，农民们还得接受军事训练，组成一支

常备军，从而加强了帝国政府的军事地位。

唐朝还通过发展一支能管理全国的精干的官僚队伍，来巩固帝国政权。前隋朝恢复

了汉朝的在全国竞争性考试的基础上选拔官吏的制度。唐朝根据儒家的基本信条——征

召有才能的人较之西方典型的、进行法律和制度方面的改革，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的种种

问题——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制度。这一制度完全形成后，由在一连串复杂的仪式中举行

的一系列考试组成。首先是地方和县城的考试，每两、三年举行一次。大约有8％的考

生能通过地方考试，参加几星期后的县城考试。有幸通过考试的人（约一半考生）有资

格担任较小的官职，并可进一步参加省城的乡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成功者有权参

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只有6%的人能通过这一“篱笆”，有资格担任较高的官职。这些

人中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通过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一级的殿试，被吸收为中国

最高贵的学术团体——翰林院的成员；史官和其他职掌文学的高级官员都是从翰林院中

选拔出来的。

最初的考试完全是综合性的，着重强调儒家经典著作，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

教学和政治时事等。渐渐地，这些考试集中于文体和儒家正统观念。最后给果是形成一

种制度：从理论上说，官职之门向一切有才之上敞开，但实际上却有利于那些有足够财

力进行多年的学习和准备的阶层。这并不意味着，统治中国的是世袭贵族阶层，相反，

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统治集团即文人学士集团，他们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敬佩

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制度，扼制了创造力，培育了顺从性。

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在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随着生气勃勃

的西方的侵入，它转而起了阻止中国人作出有效的调整和反应的作用；直到1905年最终

被彻底废除为止。

京城设有三个最高管理机构，它们是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节省直接在皇帝

的领导下工作，制定政策；门下省审议中书省的决议，必要时，将决议驳回中书省重新

考虑；尚书省负责贯彻执行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决议。尚书省下设六部：吏部、户部、兵

部、刑部、工部、利部；礼部被授权掌管文职人员的考试。

京城长安是这些及其他一些管理机构的所在地，是一座约1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

宽阔的大道纵横交错，大道上时常挤满了波斯人、印度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各种

中亚人。他们是作为商人、使节和雇佣军来到中国的。对外国人来说，除蒙古人的元朝

这段短暂的时期外，唐朝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加开放。

这种开放在宗教事务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帝国疆土的扩大，陆上海上贸易路线的重

新开放，致使外国许多宗教思想和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国，其中佛教的情况尤其如此。佛

教最早于汉朝由印度传入中国（见第七章第三节），汉后王位空缺的混乱时期，开始向

官方儒教正式挑战。在这一动乱时期，儒教日益受到怀疑，因为它对孝道和家庭忠诚的

强调，似乎削弱了一个已经衰弱的国家。因此，王位空缺时期，佛教影响迅速增长，唐

朝初期，其影响达到顶峰。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时被称为“佛教时期。”

虽然佛教在中国获得大量的财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此过程中，它却完全中

国化了，同时还十分有助于新儒学的产生。当时，中国家教信仰十分自由，思想极为开

放；因而各佛教宗派逐渐形成。其中著名的是禅宗派，后传入日本亦称为“禅宗”。这

一宗派强调默坐专念和信赖自己，是唐后唯一继续朝气蓬勃、富有理智的教派。中国化

的另一特征是，国家试图按照典型的中国人的观念——宗教应为国家利益服务，应作为

国家精神机构发挥作用一来控制甚至贿赂拉拢寺院和庙宇。

控制的企图结果失败了，政府最后采取了彻底的迫害政策。佛教徒强调个人的灵魂

得救，而不强调家庭义务的承担，这与中国人的基本传统正好相反。僧徒、尼姑与世隔

绝，也与中国的传统背道而驰，被认为是不人道的和反社会的。首先，政府垂涎于寺院

在数世纪里积累起来的巨大财产和地产，因而进行了一系列的迫害，使佛教在中国虽不

象在印度本上那样完全消失，但却遭到了极大的削弱（见第七章第三节）。这种迫害同

西方的情况相似，仅限于佛教机构和僧侣，并不包括普通信徒。结果，就中国文明的全

面发展而言，佛教的介入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的确，佛教对中国的哲学、玄学、艺术

和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它并不象基督教改造了欧洲社会那样，从总体上改造了中国

社会。

最后，应该指出，虽然佛教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宗教，但决不是唯一的一个。

这块适应佛教的自由土地也适应其他宗教，鲁宾的经历可清楚地说明这一点。鲁宾是一

位聂斯脱利派教徒，中国人称他为阿罗本。他于公元635年到达后朝，受到了皇帝的接

见。皇帝下令将他的书译成中文。由于这位使者及其信仰给皇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皇

帝颁布了下列敕令：

“道”（一般真理或宗教的道）不仅仅是一个名字。世上圣人不止一个。教义也随

国家的不同而变化，它们给全人类带来好处。阿罗本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他来自遥远

的大秦（罗马帝国），从那里带来了他的偶像与经籍，在我们京城传播。经检查我们发

现，他的教义深刻而又温和；经研究我们发现，他的原理着重强调好的、重要的东西。

他的说教简洁，推论合理。这样的宗教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特允许它在我们帝国自由传

播。

在其统治的最后一个半世纪中，唐朝统治者面临一个王朝衰落时通常遇到的种种问

题。帝国开支超过税收。同样，人口增长大于土地供给，农民家庭不再能分得小块土地。

“均田制”被破坏，富贵人家再次搜刮农民，扩大其地产。由于税收制是以人头税为基

础，因此，支付不断增长的帝国开支的捐税负担，都落在农民头上，而这时农民占有的

土地正在减少。

政府作出的反应是日渐把人头税改为土地税。这虽使税收增多，却无法阻止自由农

民人数的下降。这一下降意味着自卫军和徭役方面的人力资源相应减小。帝国防卫日益

依靠外国雇佣军和边境地区的“蛮族”部落；这些人远没有过去的自卫军可靠。所以，

751年，中国军队在南部的云南和中亚的怛逻斯均遭失败。后一战役尤为重要，因为它

使胜利者穆斯林阿拉伯人能够让曾是佛教的最早据点之一的广大地区，开始皈依伊斯兰

教。

唐朝皇帝又设法继续维持了一个半世纪的统治，但这是一个形势不断恶化的时期。

京城不适当的刺激性的奢侈生活，加之连续的干旱和普遍的饥荒，使许多省份发生叛乱。

朝廷虽得到了地方军事首领和边境地区各“蛮族”部落的援助，但这些人很快就摆脱朝

廷的控制，无视皇帝的命令，为争夺注定灭亡的朝廷的继承权，相互之间展开了斗争。

结果，907年，一位叛军首领废黜了唐朝末代皇帝，洗劫了长安城。此时帝国已四分五

裂，开始了为时半个世纪的所谓的“五代”时期。最后，一位有才干的军事将领重新统

一全国，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宋朝。宋朝同唐朝一样持续了大约三个世纪

（960-1279年）。

应该指出，唐、宋之间仅相隔短短半个世纪的分裂，已成为中国以后历史的模式。

国家再也没有象在汉朝崩溃以后那样，经历长达数世纪的混乱局面。其原因是，自唐朝

起，中国文明规模巨大，根深蒂固，不可能形成长期分裂的状态。如果帝国的统一被西

方的多种多样的变化所取代，或许这一文明会变得更富有革新精神，更具有创造力。这

只是历史上必须加以思索的一个“如果”。但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中国人自己认为分

裂和随之而来的混乱是反常的、不幸的。有句古话说道：“犹如一个天空不能有两个太

阳，中国不能有两个国家或两个皇帝。”

 

三、宋朝的黄金时代

 

同汉朝和唐朝统治者相比，宋朝皇帝在对外关系方面显然十分被动。他们并没有发

动大的战役，恢复帝国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区的疆土。相反，宋朝第二任皇帝只想从游牧

民控制下收复北京和长城之间的领土，但他却惨遭失败。他的继承者便放弃了对这一地

区的要求，甚至每年向游牧民“送礼”，这实际上是变相的纳贡。因此，宋朝从未收复

满洲的东北领土，也没收复西北领土；而西北地区可提供到达西方的陆上通道。

这是宋朝一个致命的弱点，它使游牧民入侵十分容易。“送礼”政策实行了一个半

世纪，当宋朝皇帝轻率地试图收复东北领土时，灾难降临了。来自满洲北部的新入侵者，

击败了在东北地区居统治地位的游牧民，宋王为之鼓舞，决定收复此地。他利用这一表

面上的机会，派兵进入满洲。结果，非但没有轻易取胜，反而惨遭失败，从而导致了中

国北部大规模的入侵。宋朝防御土崩瓦解，朝廷只得留在中国中部的长江流域和南方地

区。因此，宋朝的后半期，即从1127到1279年被称为“南宋”。前半期，即960至1127

年被称为“北宋”。

宋朝最初未能收复边沿诸省，后来又丢失了北半个中国，这遭到中国后来历史学家

的严厉谴责。这种批评虽不可否认，但中国文明有许多方面在唐、宋几个世纪中达到顶

峰，这也是事实。文化领域尤其如此。在这几个世纪中，出现了佛教经文和儒家经典的

大百科全书；许多学者撰写的各朝历史内容全面；伟大的诗人和艺术家的杰作大批涌现；

写在书卷上的书法艺术同绘画一样受到高度评价；精美的瓷器几乎如玻璃一样薄，一样

透明；印刷术的发明价值连城，被利用来复印和发行大礼佛经：科学技术取得了至今才

得到充分理解的非凡的进展（见第十二章第三节）。

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

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商业革命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技术的

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同样，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

一熟的地方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此外，宋朝兴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扩

大了水田灌溉面积。据估计，11至12世纪，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

生产率提高使人口的相应增长成为可能，而人口增长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

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

心的大城市。

对外贸易突飞猛进，这一点比国内贸易更为显著。国汉代起，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

已相当大。到了唐朝，尤其是宋朝，对外贸易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这一贸易迅速

发展的基础，当然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生产率。航海技术的改进——其中包括指南针，

带有可调中心垂直升降板的平底船，以及代替竹帆的布帆的使用——也很重要。最后，

穆斯林商人和水手从事贸易的积极性，也加快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当时，他们是亚洲诸

海的伟大创业者。

结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陆路；首次成为中国同外界联系的主要媒介。当时，中国

的经济居主导地位，这可以由以下事实看出来：中国的出口品大多是制造品，如丝绸、

瓷器、书画等；而进口品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矿石和马匹等。最后应该指出，宋朝

时期，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对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因而，宋朝时的中

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

这一潜在的可能从未实现。此外，同样重要的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

未对中国社会生产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生产了爆炸

性的影响（见本章第五节）。

 

四、元朝蒙古人的统治

 

南宋的统治尽管只限于半个中国，但这半个中国却格外地安宁、繁荣。与此同时，

中国北部则由满族的一支女真人统治，称为金。大约1215年，他们请求南宋援助，反对

将他们赶出北京的、难以对付的蒙古人。南宋并不知道蒙古人的强大力量，派出擅长打

围攻战的步兵予以援助。1234年，金朝灭亡，南宋皇帝草率地试图使中国北部归他所统

治。蒙古人立即入侵中国南部以示报复。自于蒙古人先要占领其他地方，所以战争持续

了几十年；但是，1279年，当宋朝末代皇帝死于一次海战时，宋朝终于灭亡。一个新的

蒙古王朝——元朝，从此开始了它的统治，直到1368年。

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中国完全由游牧民统治；这些游牧民并非因早期同

帝国的交往两部分地中国化了。这些蛮族征服者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夷平各城市，将新

臣民并入传统的蒙古部落社会。但不久便有人向他们提出功告，说这是不可能的，还有

更有利的选择：

既然你们已征服天下所有地区，赢得四海所有财富，你们自然可以获得所想要的一

切，但是，你们还未将到手的一切组织起来。你们应该向土地和商人征税，从酒、盐、

铁以及山区、沼泽地区的产品中获利。这样，你们一年就能得到50万盎司的白银、8万

匹丝绸和40万担粮食。你们怎么能说中国人对你们没有用呢？

蒙古人听取了这一劝告，建立了与前中国统治者所建立的基本相同的行政机构。同

时，他们还能保持自身的特点，因为游牧生活的经历使他们在语言、习惯和法律方面与

其臣民相分离。他们还有意雇佣许多外国人任职，以与可疑的多数中国人相抗衡。马可

·波罗是外籍官员中最著名的一个，不过多数外籍官员是中亚的穆斯林。

忽必烈将蒙古首都从哈拉和林迁至北京，恭敬地履行传统的儒家的帝国仪式，基本

上变成一个中国皇帝。他还试图通过免除儒家文人学士纳税的方法，来抚慰他们，但这

些文人学士在很大程度上仍与他不和。他们对实际上是在一个国际行政机构中任职的许

多外国人不满，也对蒙古人宽容和庇护各种外国宗教不满；这些外国宗教包括伊斯兰教

和聂斯脱利教等（见第十四章第四节和第五节）。

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由于其性质和持续的时间较短，没有给这个国家留下深刻的印

记。可能选择北京为首都是最持久的一个贡献。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地处西至中亚，东

到满州的交通要冲，至今仍是重要的军事、经济和行政中心。因为中国这时是地括欧亚

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大蒙古帝国的一部分，所以蒙古人的统治还促进了陆上贸易的急剧增

长（见第十二章第二节）。纸币的广泛使用也促进了商业。宋朝最早使用纸币，蒙古人

予以进一步发展。马可·波罗一再对使用纸币表示惊讶，正如他的同伴，一位意大利商

人在下面这段话中所说的那样：国库，以其纸币作为交换。……用这种钱你可轻易买到

丝绸和你想要买的其他任何商品，这个国家所有的人都须接收这种纸币。你不用再为你

买的商品付较高的价格，因为你的钱是纸做的。

有才干的忽必烈死于1294年，终年80岁，继位的是他的孙子、同样具有才干的铁穆

耳。但铁穆耳死的很早，他之后的大汗们软弱无能，终日沉湎于宫廷生活。朝廷内爆发

了自相残杀的斗争，而更为严重的是，黄河时常泛滥，使华北普遍遭受饥荒。大多数省

份纷纷爆发起义，只因起义领袖间的竞争，才使蒙古人的统治能维持这么长久。最后，

一位能干的平民结束了这种混乱局面。他象汉朝创立者一样，在危机时期凭借天赋的才

干，抓住机会，揭竿而起，成为“天子“。于是，1368年建立了中国人的明朝，且一直

统治到1644年。

 

五、明朝的民族优越感及后撤

 

从推翻蒙古人的统治到共和国的出现，明（1368－1644年）、清（1644-1912年）

两代统治了中国500多年。这几个世纪构成了人类历史上行政管理井然有序、社会生活

安宁稳定的一个伟大时期。出现这一空前持久稳定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一种被称为“新

儒学”的新的儒家玄学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这种儒家思想的复兴，主要发生在唐朝灭

亡后的混乱时期；当时的时代所需要的东西显然超出死记硬背儒家经典的范围。因此，

许多学者着手彻底地重新评价人类和宇宙的问题。

从事这项工作的主要人物是朱熹（1129－1200年）。他年轻时曾研究过佛教和道教，

但对两者都不满意，又转而研究儒家经典。凭借其杰出的综合才能，他发展了一种解释

方法。这种解释方法综合了佛教、道教诸成分，更令人满意地适应他那个时代。他的方

法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唯理论者的方法。他教导说，宇宙受自由法则的支配，这一点应

该得到理解和尊重。他还相信人的善良及其可完善性；把人比作一面落满灰尘的镜子，

一旦抹去灰尘，将和过去一样明亮。因此，邪恶是忽视和缺乏教育的结果，是可以纠正

的。

朱熹对中国儒教世界的影响，可与托马斯·阿奎那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比。

恰如阿奎那不久将亚里土多德和圣保罗的哲学编成正式的经院哲学那样，朱熹把当时中

国人的思想并入新儒学综合体。和阿奎那一样，朱熹以其非凡的理解力和说服力，阻止

了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明朝时期尤其如此，作为一种反对前外来的蒙古人统治的反应，

当时存在着明显的民族优越感和对过去传统的回顾。在这种气氛中，朱熹渐渐被认为是

最终的、绝对的权威。“自哲学家朱熹的时代以来，”明朝一位学者说，“真理已明白

地显示于世界。我们不再需要什么著作，要做的只是实践。”

自来票评注的儒家经典成为文职人员考试的根据以后，这一新儒学构成了帝国官方

的正统观念，直至19世纪后期。其结果是用理性的补充和对原理的阐述加强了不断增长

的社会僵化。这十分有利于无可比拟的中国文明的持续性，但其代价是形成了一种与外

界所有的独创性和新观念相反的、显得荒谬可笑的循规守旧。

中国社会的稳定不仅归因于新儒学，也归因于所谓的贵族统治阶级的顽固势力——

一股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官僚帝国中兼有土地和官职的势力。作为地主和放债者，贵族控

制着乡村和城镇的经济生活。土地和资本的缺少使他们能强行抬高租金和利率；频繁的

自然灾害使破产的受押人实际上成为当地贵族家庭的契约农奴。明朝后期，拥有几千家

这类契约农户的贵族家庭屡见不鲜。

这些贵族还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确，这就是中国“贵族”一词所表示的含义。

但实际上，拥有土地是先决条件，它能为多年的学习提供必需的资金，使学习者成为社

会地位的拥有者，获得在官僚机构中谋一席职位的合格条件。因此，地方贵族和帝国官

僚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且互相支持的。在外省任职的政府官员，时常发现当地的方言

很难懂，这时只得完全依靠当地贵族的指点和引导。

区分官僚和贵族虽有意义，但明、清两代的中国却是由他们联合统治的。帝国当局

和地方贵族都对维持于彼此有利的现状十分感兴趣，他们一直合作到最后。以前，偶尔

有些王朝曾试图强行重新分配土地，或进行其他类似的改革，而明清统治者却尽量避免

同贵族霸权发生任何冲突。

富有启迪意义的是，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照，明朝政府极力控制、压迫商人阶层。

这是中国社会同西方社会根本的、最有意义的差别。在西方，资产阶级由于所处的社会

的多样性，从一开始就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而且，这种自治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

增长（见第十八章第四节）。在中国，的确存在着相应的商人阶层，他们在宋朝才享受

到真正的商业革命的益处（见本章第三节）。此外，中世纪主要的技术发明大多数出自

中国。然而，不象在西方，商业革命和技术进步都未给中国带来彻底改变社会的革命影

响。其根本原因，如第十一章第六节所述，是中国历史的持续性，即隋朝实质上是汉朝

的延续，唐、宋又是隋朝的延续，如此下去，连续不断，直到1912年帝国历史结束。因

此，传统的官僚贵族统治集团，以新儒学为精神支柱，吞噬了新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作用。

但在西方，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没有后继者。相反出现了一种新的复杂多样的文明；在这

里，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远洋船只不但没有被埋没，反而得到充分利用，首先对欧

洲，然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这种爆炸性的影响，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因为这里的帝国机构太封闭、太

受约束。例如，中国的商人和实业家通常加入由师傅领导的地方行会，但这些行会师傅

需得到政府表示许可的证明，并奉命负责每个行会成员的经营。船商也在港口师傅的领

导下组织起来，这些港口师傅同样需对政府负责。更重要的是，政府垄断了供朝廷和行

政机构消费的许多商品的生产和分配，这些商品包括武器、纺织品、陶器、皮革制品、

服装和酒等。另外，政府还完全控制了全体人民所必需的基本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如盐

和铁。这些限制剥夺了中国商人成为无约束的企业家的机会，使经济失去了自由发展的

可能性；同时也助长了官员的腐化和堕落，因为朝廷官员可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操纵

国家垄断商品为个人牟利。

中国统治集团的另一对内限制政策是竭力反对对外经营。中国移民在欧洲人到达之

前，且慢慢迁移到东南亚。在菲律宾，西班牙人可能任何时候都没有中国人多。1603年，

在西班牙殖民地马尼拉建立32年后，这里的中国人大约有20000，而西班牙人大概只有

10000这些中国人实际上控制了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并将其控制扩大到这一群岛的其他

岛屿。正是这一年，1603年，马尼拉的中国人遭到一次大屠杀；邻近的大陆福建省的一

位官员却宽恕了这一屠杀，并谴责海外所有的中国人是祖坟的逆子，是不值得皇帝关心

的人。马尼拉的中国人及其东南亚的中国同胞至今仍定期遭到这样的屠杀。同样，1712

年，皇帝颁布了一条敕令，禁止中国人在东南亚经商和定居。五年后，另一条敕令允许

那些已定居国外的中国人返回家乡，不必担心受到惩罚．1729年，又颁布一条法令，规

定了回国的具体日期，逾期未归的那些海外的中国人将不许回国。这同西方国家洽成何

等鲜明而又惊人的对照；西方国家不久就积极开辟海外殖民地，创立贸易公司，甚至随

时准备着用武力保卫这些事业，反对任何威胁。

在15世纪早期这段异乎寻常的历史中，明朝的航海业以其杰出的技术和惊人的范围，

明确证明了中国在世界航海业中的领先地位。然而，皇帝却下诏禁止进一步海外远征，

并强迫立即执行这一命令（第十二章第一节）。这就是中国官方对海外活动持消极态度

的一个最鲜明、最重大的表现。

下这一诏书的确切动机虽无人知晓，但以下事实值得注意：颁布这一诏书之所以可

行，是因为中国商人缺乏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正是制度结构上和向

外推动力方面的根本差别，在世界历史的这一重要转折关头，使中国的力量转向内部，

将全世界海洋留给了西方的冒险事业。难以置信但却不可避免的结局是，西方蛮族在几

个世纪里使伟大的“天朝”黯然失色。

 

六、中国文明在日本

 

因为中国的文明和帝国以不间断的连续性持续到近代，所以，它们控制了东亚，而

西方却没有一个国家能控制西方。因而，在东亚，没有发展起在西方自罗马帝国崩溃后

所盛行的那种政治和文化的多样性。只有遥远的北部和西部的大草原和大沙漠是个例外；

在这里，由于气候条件的限制，农业是不可能的，因此，游牧民发展起一种独特的、非

中国式的、畜牧的生活方式。对比之下，在邻近的越南、朝鲜和日本，却不存在气候方

面的障碍，因此，农业得以发展，中国文明得到传播。在这三个国家中，日本无论在政

治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最不受中国巨人的支配，因此，在东亚历史和世界历史上，

起到了相应的更为重要的作用。本章后几节将叙述西方入侵前日本的发展。

日本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理位置的影响，这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不列颠群

岛极为相似。然而，日本诸岛比不列颠群岛更与世隔绝：它们离大陆115英里，而英吉

利海峡只有五英里宽。　日本人在被美国人打败之前，仅于13世纪受到外国侵略的严重

威胁。因此，可以说日本人离大陆非常近，足以从伟大的中国文明中得到益处；但又可

以说非常远，可以随意选择和拒绝。事实上，日本人对从国外引进的东西都异常敏感和

警惕。尽管日本人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善借用的民族，但由于所处的与世隔绝的位置，他

们较之其他任何人数和发展水平与其大致相等的民族，独立地发展起一个更大部分是属

于他们自己的文化。

日本人基本上属于从东北亚迁移来的蒙古种人的一支，但最初居住在北方诸岛的、

多毛的高加索虾夷人，有助于该种族的形成；由南方迁移来的马来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可

能也有助于该种族的形成。早期的日本由许多氏族组成，每个氏族由世袭的祭司族长统

治。将近公元1世纪末时，邪马台氏族征服其它氏族，建立了一个松弛的政治和宗教的

霸权；其首领是天皇，其氏族之神成为全民族的神。

6世纪起，中国文明大规模传入日本，这一氏族组织遭到破坏。由朝鲜传入日本的

佛教，是文化变革的媒介，在日本起了与基督教在欧洲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中所起的完

全相同的作用。学者、教师、工匠和僧侣从大陆渡海而来，随身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和

新的宗教信仰。而那些游历“天朝”的日本人，作为热情的皈依者，回国后所起的作用

更为重大。他们对变革的推动，最终导致大化改新。大化改新于645年开始，它试图以

中国唐朝为模式，将日本改变成中央集权制国家。按照中国的模式，日本也分成若干省

和地区，由从天皇和国家议舍那里取得权力的总督和地方行政官统治。此外，以天皇名

义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分给农户耕种。新的拥有土地的耕种者需向中央政府纳土地税

和劳务税，前者以稻米的形式支付，后者有时包括服兵役。

施行这些和其他一些变革的目的是加强帝国的权力，而且，他们是在与前氏族组织

相比较后才这样做的。但实际上，日本天皇离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当然首脑相差

甚远。强有力的世袭贵族强行对这种中国式的、最终将导致其垮台的行政机构作某些变

更。虽然任命官员可能同中国一样要通过考试，任人唯贤，但实际上旧贵族仍成功地获

取了显要地位和权力。同样，旧贵族还保留着大片土地；而这些土地通常是免税的，成

为国家行政体制外的采邑。在这期间，藤原家族完善了两头政治，即双重政府体制。他

们实际统治国家，为天皇选择是后，担任行政和军事的高级职务。而天星则过着奢侈的

隐居生活，既不治理朝政，也不与民众接触，他的主要职责是保证世世代代有人继承，

延续不断。这种双重政府体制在中国是没有先例的，始终以日本的形式保持下来直到19

世纪日本的国门被欧洲人打开为止。

在文化上同样改变了中国的模式。日本人借用了汉字，但发偎了他们自己的书写体

系借鉴了儒家学说，但更改了它的道德标准，调整了它的政治学说，以适应他们的社会

结构。在保留其本族的神道教的同时，日本人还接受了佛教，但对之作了修改，以满足

他们自己的精神需要。以后都长安为模型，日本人首先在奈良，然后在京都建立了帝国

新都。但十分清楚，庙宇、楼阁、神龛和花园都具有日本的特征。帝国朝廷成为高度发

展的文化和艺术活动的中心。11世纪，紫式部女士在她的著名小说《源氏物语》中，以

轻快的笔调描写了宫廷生活。但这部小说也反映了一个日渐颓废、见卓完全热衷于追求

美感和肉欲的社会。这种堕落在下个世纪中变得更为严重，它有助于新的封建时期的到

来那时，政权从帝国朝廷转入强有力的乡村武士的手中。

 

七、日本的封建制度

 

645年的大化改新所引进的中国的帝国体制，对日本长期有效。但到12世纪时，这

种体制被日本的种种封建制度所破坏和取代。一个原因是，各省统治者太喜欢优美的京

都，往往将他们的权力和职责授予地方部属。另一原因是，有势力的地方家族和佛教团

体对土地总是垂涎欲滴，经常用武力强占土地。只要免税制度继续存在，他们就想开垦

荒地。这些倾向使纳税土地的数量减少，意味着拥有耕地的农民的捐税负担增加；于是

这些农民或是逃亡北部边境地区，用武力赶走住居在那里的虾夷人，或是将自己连同土

地一起交托给拥有采邑的贵族。这样，他们可以免税，并得到保护，但却因此变成农奴。

结果，到12世纪末，纳税土地只是整个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甚至更少，地方权力被新

的农村贵族所接管。

与此同时，由于帝国军队的瓦解，这一贵族成为居统治地位的军事力量。大化改新

规定所有20岁到60岁的男人服兵役。但这些应征士兵必须自带武器和粮食，而且还不免

除固定的捐税负担。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于739年被废除。国家军事职务通常由软弱

的宫廷贵族担任，只是挂挂名而且。结果，反对虾夷人的战争则由农村贵族指挥。他们

已成为骑兵武士，其军事战斗力逐渐增强，最后完全超过了帝国军队。这时，在这些农

村贵族和他们的侍从，即武士（字面上的意思是“为人服务的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封

建关系。这种关系以理想化的道德即“武士道”为基础。武士在法律和礼仪上享有特权，

但反过来必须绝对效忠于他们的封建领主。

到12世纪，日本已由相互竞争的各封建领主集团控制。一段时期内，藤原氏通过利

用他们所具有的力量帮助一方或另一方，还能维持势力均衡。最后，源赖朝在这些封建

领主中获胜。1192年，天皇任命他为“征夷大将军”（征服蛮族大元帅），并有权指定

他的继承人。作为大将军，赖朝是全军的总司令，负责王朝的内外防御。赖朝定镜仓为

大本营，以天皇的名义控制全国；天皇则继续留在京都，过着隐居生活。正是在镰仓幕

府时期，蒙古人分别于1274年和1281年两度入侵日本。两次入侵，蒙古人都登上了日本

领土，但均遭到日本人的顽强抵抗，后被大风暴击溃；大风暴消灭了远征军。日本人认

为，是神的干预解救了他们，故称这些风暴为“神风”。

1333年，主要由于朝廷的阴谋诡计以及武士阶层中不断增长的不满，镰仓幕府灭亡。

这时，足利尊氏获得“征夷大将军”的称号，但他们的权力始终只限于京都及其近郊。

在日本其他地区，地方封建主为控制尽可能多的土地而你争我夺。结果，是大地主即

“大名”的兴起。16世纪初，这样的大名有几百个，他们都企图获得统治全日本的霸权。

 

八、日本的后撤与孤立

 

大名控制时期，经济迅速发展，对日本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除手工业之外，农业

也取得了重大的技术进步，国家某些地区的亩产量明显地增加了一倍，甚至两倍。生产

率的提高使贸易更加繁荣，使物物交换转变成货币经济。15、16世纪，在各战略要道、

沿海港口或主要寺庙所在地，城镇逐渐形成。在这些城镇中出现了日本的行会即“座”，

它们同西方的行会一样，企图得到某些货物的生产或运输的垄断权，得到从事某种贸易

或职业的垄断权。他们向地方当局缴纳酬金，以此获得这些垄断权，从而为行会成员争

得更大的自由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日本经济生产率的提高加快了内外贸易的进行。早在12世纪，富有进取心的日本人

就已开始大胆地渡海到朝鲜和中国，为贸易和海上掠夺作准备。他们渐渐扩大了活动范

围，到15世纪后期，这些海盗兼商人已活跃于整个东南亚。富有的日本移民和士兵也分

布各地，尤其是分布在印度支那、暹罗和菲律宾。

如早些时候在西方类似的环境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消弱

日本的封建制度。如果这一趋向无间断地继续发展下去，日本很可能步西欧之后尘，发

展成为近代拥有海外帝国的、统一的民族国。但是，日本未能如此，而是撤回到与外界

隔离的境地之中。

其主要原因似乎是西方强国对东南亚和东亚海域的入侵。它阻止了日本扩张主义的

自然进程。如果西方人没有出现，日本人很可能在台湾和东南亚各地区获得立足点。然

而这时，西方海上军事技术的明显优势以及西方传教士在日本各岛上的惊人作用，使日

本人感到惊恐。为此，17世纪初，德川幕府采取锁国政策，使日本撤回到几乎完全与世

隔离的境地之中。

锁国政策规定，所有传教士必须离开日本，其信徒必须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结果，

所有外国人不得不离开日本，只有少数中国人和荷兰人例外，他们获准在有限制的条件

下，在九州岛上的长崎港经商。另外，锁国政策禁止日本国民出国，违者处以死刑。这

样，日本开始了两个多世纪的闭关自守。

最终结果，日本没有成为近代扩张主义的民族国；相反，德川幕府锁国政策的“围

墙”，挡住了外界的影响，保护了日本的封建制度。日本同中国一样，付出的代价是社

会制度变得陈腐、僵化。不过，两国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别：日本并不象中国，没有形成

极强大的、坚如磐石的帝国结构，德川幕府只是弥补了裂痕，因此，19世纪西方入侵时，

与中国不同，日本能作出积极的、有创造性的反应。

 

第十七章　革命的西方文明

 

中世纪后期主要可夸耀的事情，不是大教堂，不是史诗，也不是经院哲学，而是综

合文明的建立；这一文明并非建立在辛勤劳作的奴隶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建立在非

人力之上，这是史无前例的。

 

小林恩·怀特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功效和结果，但它们远不如三大发明那么惹人

注目；这三大发明古人并不知道，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因为这三大发明改变

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这

一论断的重大意义在于：他富有洞察力地选择的三大发明都起源于中国。然而，这三大

发明对中国并没什么作用，相反，却在西方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中国的文明根深蒂固，

中国的帝国组织渗透甚广，决不允许这些发明破坏传统的制度与习俗。于是，印刷术用

于传播古老的观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药加固了皇帝的统治，而不是正在出现的诸民族

君主的地位；指南针除郑和用于著名的远航外，并不象西方人那样用于世界范围的探险、

贸易和帝国的建立。

这一重大差别的根基，在于新的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它复杂多样、适应性强，摆脱

了束缚欧亚大陆其他所有文明的传统枷锁。结果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改

变了西方，而且，如培根所预见的那样，当革命的新社会的有力的扩张主义降临时，改

变了整个世界。

 

一、西方社会的多样性

 

“为了避免即将降临的灾难，人们将自己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祈祷上帝的人；第二

类是经商、种田的人；第三类是为了防护前两类人使之免受不公和伤害而产生的骑士。”

法王腓力六世的大臣的这一分析，简单而又本质地描绘了中世纪西方社会的划分：教士、

劳动者和骑士。尽管这三个阶层在欧亚大陆诸文明中都能找到，但在西方，由于罗马帝

国的崩溃和未能重新建立帝国组织，它们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却是独特的。在这些情况下，

这三个阶层的作用究竟如何，将根据它们所体现的三种制度予以考虑；这三种制度是：

封建制度、采邑制度和教会。

封建制度是一种政体，在这一政体中，那些拥有地产的人也拥有政权，因此，封建

主和封臣之间的契约取代了国家权力。封建制出现时的背景是这样的：德意志君主已夺

取罗马帝国的权力，但缺乏资金维持官僚机构、法院和军队的给养。当时选择的办法是

将地产作为服务的报酬，但接受者，即封臣们倾向于将地产当作私人领地来管理。查理

曼十分强大，足以迫使他的封臣们宣誓效忠，但在其软弱的继承者的统治时期，政权转

到了封臣们手中；封臣们的地产即采邑实际上已变得不可剥夺。这些强有力的封建领主

再把他们的土地分成更小的封地，分给那些依靠他们而不是依靠国王的追随者。封建主

和封臣之间的封建契约，规定了彼此间的某些义务。其中最重要的是，封建主应既提供

封地，又提供保护；而封臣则应根据当地习惯，每年服一次兵役，通常约40天。

在查理曼帝国崩溃后形成的各封建王国里，这一封建化过程在迅速地进行。由于大

封建主的采邑的正当、合法的权益名义上来自皇权，所以，封建主选择国王非常谨慎，

即使他们无意尊重他的统治权。但是，1000年之后，当西欧随着外来侵略的停止而安顿

下来时，统治者渐渐能够维护他们的封建权力，并开始建立强大的君主国。在随后几个

世纪中，国王与贵族间的斗争是西方政治历史的实质。

正如封建制度随着大规模的政治组织的崩溃而出现，采邑制度随着大规模的经济组

织的崩溃而出现。因而，采邑是靠农奴经营的自足自给的村庄；农奴不能随便离开，并

以其劳动养活教俗封建主集团。采邑的大小极不相同，其居民的人数少者二十，多者数

百。农奴与奴隶不同，他既有义务，又有公认的权利。他受到保护，拥有一块土地，以

维持自己和全家的生活；并享受许多宗教假日和收获节日，以得到辛勤劳动后的暂时休

息。作为回报，他必需耕种耕地中留给封建主的那些田地，为封建主做家务及其他农田

杂活，并将自己任何来源的收入的一部分交给他。

 

由于远距离贸易、中央手工业生产、帝国货币等的实际消失，采邑必须为自身提供

几乎所需要的一切。尽管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或可能由于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来邑的

技术同罗马帝国时期的技术相比，一点也不原始。随着帝国经济的崩溃，奢侈品生产、

灌溉工程、沟渠和公路系统也遭受损失。但是，自给自足的村庄，恰恰因为它们的自给

自足的经济，并不需要帝国组织。它们以稳步增长的效率，在当地村与村的基础上发挥

作用。采邑保存并改进了磨坊和铁匠工场，因为铁可以在地方上生产，所以这时使用的

铁比以前更多。于是，中世纪西方的农业技术，如本章第三节所述，取得了更大进展，

超过了希腊-罗马的水平对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至于教会，我们同样发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发展，即恰恰因为罗马的灭亡，教皇变

得更为强大。他无需象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德里亚和安蒂奥克的主教们反对拜占廷皇帝

的命令那样同皇帝的统治作斗争。当某个皇帝试图控制西方教会时，教皇基拉西乌斯

（492－496年）送给他一封信，在这封著名的信中，他断言，“是主教，而不是俗权，

应对教会的行政负责。”更重要的是，教皇进而声称神权优越于俗权：“两者之中，神

权的责任更为重大，因为他们甚至须对统治人们的君主们传达神意。”

查土丁尼对意大利的征服；使他及其继承者们能控制罗马教皇的职位，结果，678

室752年间的13任教皇中，至少有11位是希腊人或叙利亚人。但随着伦巴第人入侵意大

利和伊斯兰教征服埃及、叙利亚和北非，拜占廷皇帝干预西方的能力大大减弱（见第十

五章第一节）。罗马教皇的职位如今从受困的君主坦丁堡转入法兰克人手中，教皇还同

法兰克人缔结了盟约，这最终导致800年时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与此同时，教

皇的传教团改变了异教的北部地区的宗教信仰，使教皇的至高权力在西方得以进一步加

强。由于他们的成功，新的教会相继成立：597年成立了英格兰教会，7世纪创立了伦巴

第和弗里西亚教会，8世纪创建了德意志教会；这些教会都接受了教皇的“天主教的”

即“全世界的”教规。

当时西方新的多样性社会的组成部分有以下这些：代皇帝的命令而起的独立教会，

代替帝国当局的一群封建君主和封建主，取代罗马时期奴隶种植园、各自开垦荒地的自

治的来邑，不久后以其来自城市的独特有效力而于贵族、高级教士、最终于君主颇为不

利的新兴的商人阶层。这一社会，这一全欧亚大陆独一无二的社会，在1O00年后的500

年中如何发展和适应，以及最终怎样发展起对外扩张的力量与动力，将在以后几节中予

以叙述。

 

二、地理背景

 

地理因素是中世纪欧洲跑到其他地区前面去的重要因素。其中之一是所处的有利位

置。欧洲因地处欧亚大陆西端，1000年后未曾遭受侵略。西欧相隔遥远的意义在13世纪

蒙古人肆意侵占俄罗斯、15和16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巴尔干半岛、柏柏尔人屡次进

攻北非等方面表现得十分明显。由于免遭这种蹂躏，西欧同更易遭受侵略的东方地区相

比，无疑享有极大的优势。

同样重要的是，欧洲拥有非常有利的自然资源。北欧大部分地区是一个大平原，它

始于比利牛斯山脉西端，向东、北方向延伸出去，且越往前延伸越宽，最终形成了从黑

海到波罗的海连绵不断的大平原。由大西洋吹来的西盛行风径直吹过这些横跨整个欧洲

的平原，进入俄罗斯。因此，地中海盆地北部地区气候较温和，长年多雨，加之士地肥

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理想的条件。河流终年无冰，水量充足，为交通运输提供了便利

的手段。锯齿形的海岸线进一步加大了这一优势，为内陆地区到达沿海口岸提供了较方

便的通道。某些高原和山脉虽中断了连绵不断的大平原，但它们不是很高很大，没有严

重影响交通运输。相反，这些山脉矿物资源丰富，是巨大的物质财富，具有非常重要的

历史意义。

当然，千万年来，这些自然资源一直是人们可得到的，但是，只有在技术能力达到

一定水平时，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这一对适当的技术的要求在各地和各时代都起作用。

例如，上个世纪，美国从明尼苏达州北部的巨大的梅萨比岭铁矿区获得巨额利润，但印

第安人在这个地区渔猎了几千年，却没有利用这些矿石，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如今在

中东、阿拉斯加州北部和各海底开发的贮量丰富的油田，情况同样如此。中世纪的西欧

也是这样，在那里，先进技术首次使当地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结果，生产率的提高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使欧洲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从传统的地中海盆地向北转移。

 

三、技术的格外早的发展

 

中世纪西欧取得的技术进步，比整个古典希腊和罗马历史时期所取得的进步还要多。

一个原因是，西欧没有奴隶制，而奴隶制往往阻止技术革新。另一原因是，边远地区的

环境普遍地促进了节省劳力的发明。中世纪西方的采邑制度也有助于技术的发展。在这

一制度下，社会阶层的范围并非从“神圣的”皇帝到非人的奴隶，而是从具有一定权力

和义务的农奴到庄园主；庄园主为了对举产过程有一些真实的了解，与农奴保持充分的

接触。因此，体力劳动获得了一席地位，并受到尊重，这是古老的奴隶制文明所没有的。

最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伦理，也促进了西方技术的发展；人道主义伦理本身是在

反对古老的帝国社会的无人性中发展起来的。修道院里的修士们坚持认为，体力劳动是

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或者，如他们所说的：“劳动就是祈祷。”这些修土作为最早的

指甲下有污物的知识分子，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他们最早将智能和汗水连在一起，

在这一点上，他们十分有助于技术的进步。一个叫罗杰·培根的修士在13世纪就已预见

到未来的许多技术成就，这并不是偶然的。

人们可制造机器，使用这种机器，最大的船只需一个人驾驶，而且比那些乘满划手

的船跑得还要快；人们能制造运货车，它们无需牲畜牵引，而且速度惊人；人们能制造

飞行器，一个人乘在飞行器上，可以用机械翅膀拍击空气，就象鸟一样……；人们还能

制造使人能潜入河底的机器。…

培根的见识不仅反映了他自身的天赋，也反映了西方社会的独特性。正如在当时欧

亚大陆的其他地区找不到与此相似的陈述一样，这一陈述恐怕也是古典希腊和罗马所难

以理解的。它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发源于中国的许多发明和希腊-罗马人所知道的许多

发明，只是在西欧人手中才得到全面发展和充分利用。

西方特有的技术成就包括原始农业方面的基本发明。其一是“三田”轮作制；“三

田”轮作制从8世纪起逐渐被人们采用，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因为使用这一耕作制

时，任何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田休闲，而使用过去的“双田”制时，则有一半田地闲着。

其二是重型轮式犁的发展；这种犁装有锋利的铁头，翻土深度可达六至八英寸，甚至更

深。犁头的后面是犁壁，这样装置可以翻起被耕的草地。这种犁使耕种杂草丛生、难以

耕作的肥沃的洼地成为可能。无疑，这是一种与原始的扒犁完全不同的农具；扒犁通常

用于耕翻地中海盆地的贫瘠的砂土。

更有效地利用马力也有助于农业的发展。在古代，由于使用的挽具是套在牲畜的肚

子和脖子上，牲畜拖拉重物时往往会被勒死，所以，马很少用于农业。然而，到10世纪

时，人们发展了一种挽具，这种挽具套在马的肩上，马拖重物时不会被勒死，从而将马

的拖力提高了四到五倍。因此，马同过去使用的牛相比，速度更快、效率更高，成为农

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力源。马蹄铁的发明也很重要，它使马施重物以及耕地变得更为容易。

最后谈谈十分重要的水车和风车。水车和风车在希腊-罗马时期就已为人们所知道，

但由于当时拥有充足的奴隶劳动力，缺乏终年不涸的河流，因此很少有人使用。北部地

区因不存在着这两大障碍，磨坊和磨坊主很快就几乎遍及每个采邑。在地中海盆地，水

车原是专用于碾米的工具，中世纪时发展成一般性的原动机。于是，水力开始用于银锤

和锻炉风箱，用于大型锯机和车床，用于织布的浆洗机、造纸的纸浆机和碎矿的捣矿机。

的确，英格兰1086年编纂的《土地调查清册》例举了5000家磨坊。这就是说，每50户人

家有一家磨坊，其数量之多，足以大大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

西方这一独特的进步，也反映在同近邻传统的拜占廷文明的正在变化的关系之中。

1203年，当西方的十字军开始围攻君主坦丁堡时，他们对这座古都的富有和豪华充满敬

畏之感：

那些未曾见到过［君士坦丁堡］的人，难以相信世界上竟有如此富丽的城市。当他

们看到高大的城墙和城楼，看到豪华的宫殿和高耸的教堂，看到城市的长度和宽度时，

无不为之悚然惊骇；城墙和城楼用于围城；宫殿和教堂如此之多，若不是亲眼目睹简直

令人难以置信；城市的长度之长，宽度之宽是其他所有城市无法比拟的。毫不奇怪，他

们都吓呆了；料想不到，自世界创造以来，人类竟从事过如此巨大的事业。

对比之下，两个半世纪后，希腊学者、红衣主教贝萨里翁在一封信中表达了完全不

同的看法。这位红衣主教因在罗马住过多年，所以对意大利手工业的先进水平印象极深。

1444年，他写信给伯罗奔尼撒（摩里亚）半岛的拜占廷自治省的统治者君士坦丁·帕莱

奥洛古斯，建议他派“四个或几个年青人”到意大利去，偷偷学习意大利的手工技艺，

并学习意大利语，“以使精通信上所说的东西”。贝萨里翁对消除手工劳动的水力锯机

的印象尤为深刻。他谈到“木头被自动锯锯断，水车轮转得又快又匀称”。写信时他还

想到了水力风箱：“熔炼和提炼金属时使用皮风箱；这种风箱无需用手推拉，能将金属

从无用的、泥土似的现存物质中分离出来。”贝萨里翁还谈到，在意大利，“人们很容

易获得有关炼铁的知识，而这一知识对人类是非常有用、必不可少的”。这一陈述的意

义是很明显的。中世纪西欧取得的技术进步如此巨大，以致历史上第一次有东方人建议，

派学生到西方去学习“实用工艺。”

 

四、发展中的经济

 

与技术进步相一致的是相应的经济发展。900至1300年，经济稳步发展。然后出现

了14世纪的经济大萧条。它由多种因素共同引起。这些因素是连年的粮食歉收和饥荒、

黑死病、英法“百年战争”以及德国和意大利的其他斗争。粮食歉收和饥荒在1315和

1316年期间尤为严重。黑死病首次流行于1349年，夺去了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城市居

民的生命；以后又多次周期性地发生。不过，1400年后不久，经济开始复苏；从那时起，

经济发展的趋势是普遍地上升。

经济的全面发展自然同技术进步有关；技术进步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率的提

高。这几个世纪未曾遭受任何外来侵略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另外，10至14世纪，人口

大约增长了50%这一增长率在全球性人口爆炸的今天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却是

世界上任何一个面积大体相当的地区无法与其相比的。人口激增促进了维持人口增长的

农业的改进；而食物供应的增加反过来又使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成为可能。

欧洲经济的发展在各个领域中都很显著。新的采矿法提高了中欧和北欧地区的盐、

银、铅、锌、铜、锡和铁矿石的产量。同样，不列颠、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沿岸的

丰富的水材和松脂的开采范围这时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北部地区的渔业的产量，尤

其是爱尔兰和挪威的鳕鱼、波罗的海的鲱鱼的捕捞量也大大增加。当然，最重要的是，

大多数人所从事的农业的生产率也大大提高了。农民首次开垦了村庄周围的荒地。这是

一个惊人担却千真万确的事实：12世纪，法国只有约二分之一、德国只有三分之一、英

格兰只有五分之一的土地被耕种，其余的都是森林、沼泽地和荒地。在小块耕地的周围

是大片有待殖民者去开垦的荒地。欧洲农民络绎不绝地涌进这些无人居住的空地，砍伐

森林，烧毁灌木丛，抽干沼泽地，准备开垦和耕种。到1300年时，法国的耕地面积比今

天还要大。

农民不仅在自己所在的地区开荒种地，而且随人口的增长移居广阔无垠、人烟稀少

的边远地区。正如美国发起过向太平洋沿岸的西迁运动一样，欧洲这时开始了向俄罗斯

边境的东迁运动。例如，到1350年，西里西亚地区有新殖民地1500个，由15万到20万移

民经营。不仅日耳曼移民渡过易北河，排挤东欧的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而且其他

移民也随着征服进入西班牙，盎格鲁撒克逊人挺进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

人口的增长，以及农业、采矿业、渔业和林业产量的提高，都相应地促进了商业和

城市的发展。10世纪时，虽然欧洲各地已可见到商人，但他们经营的商品绝大多数是奢

侈品。到14世纪时，商业已从日常生活的外国发展到日常生活的中心。当时交换的货物

有：英格兰的原羊毛，佛兰德的用英国羊毛制成的毛织品，德意志的铁和木材，斯拉夫

地区的毛皮，西班牙的皮革和钢，以及东方的奢侈品等。尽管从事商业的人只占总人口

的一小部分，但中世纪后期商业的巨大发展，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城市作为

地方贸易和地方行政的中心，开始慢慢地出现。意大利在这方面居领先地位，拥有威尼

斯、阿马尔菲和那不勒斯这样的商业中心；这些商业中心的居民被伦巴第侵略者切断了

同内地的联系，于是开始出海谋生。后来，内地商路上和波罗的海沿岸相继出现了一些

城市。另外，定期大集市对商品销售也很重要；这些集市出现在商路两旁，以香槟地区

的那些集市最为著名；香槟离佛兰德、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距离相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人口和贸易量方面，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同中国、印度或中东的城市相比是微不足

道的。但由于拥有日益增长的自治权和政治力量，它们显得十分独特。恰恰因为它们再

从头开始，而且处于政治上支离破碎的欧洲而不是坚如磐石的帝国的结构中，所以自治

市的自由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这种自信和独立是欧亚大陆其他任何地区所

没有的。

由于自治市的自由民拥有权力和财政资源，他们通常从国王那里获得皇家特许状；

特许状准许他们组成单独的小自治市，享有自治体的权利，可以用自治市的印章签定协

议，拥有自己的市政厅、法院以及市外属地。皇家特许状还准许商人和工匠组织行会，

或自愿同盟会，用以自卫和互助，其中包括对产品标准、价格和工作时间的规定。因而，

城市逐渐被公认为新的社会成分，市民不再受封建法律的制约。这一点在下面这个惯例

中得到反映：如果一个农奴逃到城市，在那里住了一年零一天而未被捕捉到，他便成为

自由人。正如当时的俗话所说的那样：“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

在某些地区，一批批城市联合起来组成联盟，这些联盟成为强有力的政治及经济统

一体。当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企图强迫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布雷西亚、帕尔马、维罗

纳等富庶城市纳税，并接受帝国管辖时，这些城市便结成伦巴第联盟；联盟在教皇的支

持下，成功地进行了反对皇帝的战争。同样，1350年，不来梅、吕贝克、斯德丁、但泽

等波罗的海沿岸的90个城市组成了汉萨阿盟，反对海盗，迫使外国承认它们的商业特权，

实际上垄断了北欧的贸易。

这一发展给欧洲商人带来了地位及权力，这在欧亚大陆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在中

国和印度，商人被视为下等人和不受欢迎的人：在西北欧，商人则拥有社会地位，其财

富和政治权力也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在中国，各时代的商人在衣着打扮、携带武

器、骑马乘车和拥有土地方面受到种种限制；他们将商品从一处运到另一处、被认为是

非生产性和寄生性的活动，他们被置于社会底层。同样，在印度，由于印度教强调放弃

财产，商人毫无声誉。在印度，最理想的人物不是赚钱造宅第的、忙忙碌碌的商人，而

是坐垫子、吃大蕉叶、无物质财产牵累的神秘主义者。因此，在东方诸帝国中，商人毫

无机会上升到当权者的地位。中国是学者主管行政，日本是军人治理国事，马来西亚地

区和印度拉杰普特诸国是地方贵族管理国家，但没有一个地方是由商人当权的。

是的，没有一个地方，除了欧洲。在欧洲，商人的政治权力及经济力量正稳步增长

他们正成为伦敦的市长、德意志帝国自由市的参议员、荷兰的州长。这样的社会地位和

政治关系意味着国家更加重视、更加始终如一地支持商人利益以及后来的对外冒险事业。

 

五、民族君主国的崛起

 

到10世纪时，西欧已变成封建小国的聚集之地；这些封建小国一点一点地获取巴灭

亡的查理曼帝国的土地和权力。以后几个世纪中，几种传统和势力彼此不合。封建君主

们不断地与常领有较大封地、行使较多权力的封臣们相冲突。教俗封建公国揭出了棘手

的叙任权问题。诸城市有时结成象伦巴第联盟和汉萨同盟那样强大的组织。它们都以自

己为中心；然而其时，还存在着一股与它们相对抗、正在为实现一个以罗马教皇或者以

查理曼及其前任的继承人“罗马”皇帝为首的统一的天主教世界而不懈奋斗的势力。这

些互相冲突的势力错综交织在一起，使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各种水平的同盟和联盟，它们

无限多样、不断变化。

广义地说，查理曼死后，西欧政治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9至11世纪，教皇和皇

帝一般说来是合作的。教皇帮助皇帝反对德意志世俗贵族；作为回报，皇帝支持教皇反

对与罗马教皇的权力相对立的拜占廷势力。1073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任职，罗马教皇

的权力开始达到顶峰。为争夺日耳曼主教的叙任权，教皇和皇帝发生冲突，结果格列高

利获胜，从而削弱了帝国的行政和皇帝的权力。到13世纪，教是英诺森三世实际卷入了

欧洲各国的事务之中，国王和皇帝由他任命或废黜。他宣称：“世界上的一切都逃脱不

了教皇的关注和控制。”两个多世纪以来，尤其由于虔诚的法王和英王相继即位，罗马

教皇通常被认为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

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力，到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手中突然戏剧性地结束了；卜尼法斯八

世曾颁布《教皇训令》（1202年），坚定地阐明教皇权力至上的学说：“……我们要声

明，要陈述，要解释，要正式宣告，服从罗马教皇的统治，是众生得救所完全必需的。”

但是，前几个世纪中所能接受的东西，这时却不再合人心意。诸君主及其议员们把国家

繁荣看得比教皇的愿望更重。卜尼法斯遭到法王使者的威胁和虐待，受辱后不久便死去。

1305年，法国大主教当选为教皇，称为克雷芒五世。他未去罗马，而是以法国东南部的

阿维尼翁为教皇驻地。此后70年间，阿维尼翁教皇受制于法王，失去了前辈在天主教世

界中的统治地位。

欧洲君主新权力的获得，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同新兴的商人阶层的非正式联盟。自治

市的自由民向君主提供财政援助和管理才干，成为国王的内待、监工、帐目保管人和皇

家造币厂经理等。最初，这些人组成国王的王室，主管国王私人事务。如今，随着王室

成员被派去管理整个王国，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发展起来。更明确地说，它与某些代

议制议会一起，为官僚机构、法院和税收制度打下了基础。

作为回报，君主向自由民提供保护，以反对封建领主和主教的频繁战争和苛捐杂税。

他们还为商人利益服务，废除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政权；这些地方自治政权各有其自

己的关税、法律、衡量制和货币。14世纪末期，易北河上有35个征税站，莱茵河上有60

多个，塞纳河上也有许多，如果船载谷物沿塞纳河行驶200英里，其费用将达这些粮食

售价的一半。随着这些障碍的消除，随着是家法律和命令的实施，到15世纪，出现了民

族君主国，初步形成了今天的英国、法国、葡萄牙以及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联姻后的西班

牙的版图。

这些大而新的政治统一体，在调动从事海外冒险事业所必需的人力物力资源方面是

必不可少的。早期探险者虽然绝大多数是意大利航海冒险家，但他们的资助者都是新兴

的民族君主国，而不是他们的家乡、微不足道的城邦，这一点决非偶然。西班牙和葡萄

牙朝廷给哥伦布和达·伽马以大力支持；英国和法国朝廷也紧随其后，热情支持卡伯特、

韦拉扎诺及其他许多人。

 

六、信仰的时代

 

西方中世纪文化和知识的发展，同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一样意义重大，富有革新精神。

从罗马陷落到约1000年，前后的几个世纪在完全缺乏文化创造力的意义上说，构成了西

方历史上的“黑暗时代”。极度贫穷、危机四伏、与世隔绝，不可能产生文学、艺术和

学术杰作。的确，修道院的修土设法保存了部分古典文化，但他们自然致力于保存与其

宗教信仰相一致的部分，而忽视了那些更为世俗的东西。结果形成了“基督教的”即

“教会的”文化，这种文化对教会是一个补充，并依附于教会。

11世纪，主教们为了教育其管辖区内的教士，创办了教会学校。一个世纪以后，以

教会学校为基础的早期大学逐渐形成。这些大学是具有合法身份的自治团体，这是它们

与众不同的特征。此外，它们不象教会学校那样只有一个文科，另外还有教会法规、民

事法律、医学和神学系。文科的全部课程包括三个低级学科（拉丁文法、逻辑和修辞）

和四个高级学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12世纪，在博洛尼亚、巴黎和牛津出现

了第一批大学。随后一个世纪中，在帕多瓦、那不勒斯和萨拉曼卡创办了一些大学；14

世纪，在中欧的布拉格、克拉科夫和维也纳也建立了一些大学。

这些大学最初都是培养教士的机构。这一培养重点是自然的、适合时宜的，因为当

时教士垄断了文化职业和行政职位。但是，12世纪，当有人将亚里土多德的形而上学的

著作和其他古典名著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语，后来直接从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时，这

一限制受到了挑战。这些著作的翻译使西方学者首次面临体系完整的、唯理论的自然哲

学，引起了欧洲思想界的大动荡。如今，他们的问题是要使这一哲学同传统的基督教的

设想和教义相一致。

实质上，早些时候，穆斯林神学家和哲学家如加扎利和阿威罗伊就已遇到相同的问

题（见第十四章第七节）。他们的方法出自二难推理，是“双重真理”论，即较高的神

学的真理和较低的理性的真理。在寻求亚里土多德和基督教神学相一致的方面，著名的

人物是巴黎大学杰出的多明我会修道上托马斯·阿奎那（1226－1274年）。在其主要著

作《神学大全》中，他阐述道，亚里士多德详述了理性的真理，教会的箴言详述了宗教

的真理；这两个真理虽在信仰的基础上被争论不休，但最终必须相一致；亚里士多德的

哲学的真理必须支持和赞同最高的、基督教信条的真理。这也是他在《反异教大全》中

着手论证的观点；《反异教大全》是一部经院哲学综合思想的名著。他用论述每一论点

的正反引证和最终总是支持正式教义的观点，构成了一个综合结构：“……人们临终时

自然想知道第一推动力。上帝就是第一推动力。因此，人类最终是要知道上帝。……”

于是，中世纪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不存在不可知论者，因为上帝的最后审判日在人民的

脑海中萦绕。

这一神学展示出中世纪世界的等级性。社会、自然界和宇宙以相似的等级关系表示

出来。土在下，水在上，空气再上，最贵重的元素火在顶层。教皇和主教、皇帝和国王、

贵族和普通百姓在自然界中都能找到各自的位置。宇宙也是如此，月球和太阳在下，行

星在上，恒星更上，万星之上是天堂，出于神学的需要，与天堂相反的是地狱。这幅世

界图画一直流行到科学革命时期；16世纪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17世纪牛顿的世界机器

论推翻了地球中心的宇宙观。

 

七、西欧的扩张主义

 

4至10世纪，欧洲曾遭到日耳曼人、匈奴人、马扎尔人、维金人和穆斯林的侵略。

但从10世纪到14世纪，这种局面却戏剧性地颠倒过来，欧洲开始全线进攻。各个字军在

西班牙、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荷兰击退了穆斯林，甚至占领了基督教拜占廷帝国。与

此同时，在欧洲东北部，德意志边境地区的封建主正侵占易北河东岸地区。随之，德意

志的扩张继续向奥得河东岸伸展，反对异教徒普鲁士人，形成了由条顿骑士指挥的十字

军东侵。他们建立了许多要塞，并在要塞周围安置德意志移民；这些移民为进一步扩张

提供了人力和物力。德意志商人随即占领沿海岸和河道的各战略要地，建立城市。因而，

到15世纪末，过去曾由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占据的广大地区，这时都变成了德意志

各阶层——封建主、主教、市民和农民——的领土。

有个时期，人们曾认为，这些十字军东侵实际上对促进中世纪后期的各项富有建设

性的发展，其中包括贸易、城市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这种说法

已不再为人们所接受。相反，人们普遍认为，十字军东侵基本上是这些发展的结果而不

是原因。如果不是先有技术进步、商业复兴、人口增长和人们普遍的精神充沛，十字军

南侵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些推动力继续发展，并在14世纪大萧条后加快了速度，结果，

使扩张主义的征战运动扩大到海外领土。

基督教及其传统的普救说、改变异教徒信仰的热情和十字军的好战精神，是向海外

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早期的探险者及其支持者，其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宗教

方面的考虑。13世纪，马可·波罗的旅行使欧洲人知道了印度和中国的存在，并渴望到

达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他们还知道这些国家的人们并不是穆斯林，因地，希望他们与基

督教徒通力合作。另外，中世纪长期流传着有关祭司约翰的传说；约翰被传说为东方某

一基督教国家的强有力的国王。几个世纪来，基督教首领梦想与他建立联系，从东、西

两方大举进攻穆斯林世界。欧洲人虽未找到祭司约翰，却在非洲和美洲偶尔发现了新的、

陌生的民族。这些民族还未开化，不信教，因此，是适于征服、拯救、使之归依的臣民。

在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许多动机中，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可能是最强

烈的动机。瓦斯科·达·伽马向惊讶的印度人解释说，他来到他们的国家，是为了寻找

基督教徒和香料。同样，征服者伯纳尔·迪亚斯在回忆录中写到，他和同伴到美洲去，

是“为了象所有男子汉都欲做到的那样，为上帝和皇帝陛下服务、将光明带给生活在黑

暗中的人们和发财致富。”

所谓的“文艺复兴运动”，强调了个人主义和现世主义，显然比中世纪观点更有助

于对外扩张。关于人类本身逐渐形成了一种新观念，一种对其高贵和创造力的新的信任。

人们无需再一心想着神对来世会作何判决，而只需发展自己生来俱有的潜力，首先发展

他的思考能力。德西迪里·伊拉斯谟在其名声达到顶峰时，表达了他的信任和欢乐。他

大声叫道：“永恒的上帝啊！我看见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正在出现！我为什么不能再变

得年轻呢？”

西方思想的活跃和丰富，是欧亚大陆其他地区所投有的。比如，在中国，儒家思想

继续统治着社会（见第十六章第五节）。它尊老鄙少，厚古薄分注重既成极力，忽略革

新发明，成为在各方面维持现状的非常有效的工具。同样，在穆斯林国家，学校忽略天

文学、数学和医学，着重强调神学、法学和修辞学（见第十四章第七节）。这些学校毕

业的学生，同儒家学者一样，对西方的事情既一无所知，又不感兴趣。因此，突厥人仍

处于宗教蒙昧主义的深渊，并象其他非西方民族一样，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基督教

异教徒以其新学问，最终不仅成为他们所发现的美洲大陆的主人，而且成为古老的伊斯

兰教帝国和儒家帝国的主人。

西方技术的不断发展，也直接有助于对外扩张。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在造船、仪器、

航海技术和海军装备上所取得的进步。1200至1500年，欧洲船舶吨位平均增加一到两倍。

600吨到800吨的圆体帆船，代替了150吨到200吨的长型单层甲板帆船。13世纪开始使用

的船尾舷，迅速代替了陈旧的、低效率的边舵。14世纪，葡萄牙人对阿拉伯三角帆船的

索具的改进同样重要，它使船只更适于迎风航行。船体结构和船帆索具方面的这些进步

表明，这时的船只综合了北欧、地中海和中东早期船只各自的特点。其结果是船体更大，

速度更快，操纵更灵敏，同时也更经济，因为它减少了100到200个划手及其食物和装备，

大大增加了存放货物的空间。

造船方面的这些进步总是同航海技术的进步，尤其同指南针、星盘和新地图的日益

有效的使用携手并进的；这些新地图是根据精确的罗盘方位和海岸线及港口的详情绘制

而成。与此同时，欧洲人在海军装备方面正占据着决定性的、明显重要的领先地位。过

去，海战是指占领敌船和甲板上的肉搏战。16世纪的前20年，佛兰德和德意志治金学家

发展了铸炮技术；这种大炮能射出弹丸，摧毁30O码内的船只。海战发生了变化，由占

领敌船的肉搏战变成了舷炮齐射的炮战。从此，欧洲人占领并控制了世界各大洋达四个

世纪之久，直到1905年日本人在对马海峡全歼俄罗斯人，取得了划时代的胜利。

伴随造船业、航海业和海军装备的发展而来的是商业经营方面的重要的新技术。意

大利复式簿记的发明使随时确定商业上的财务情况成为可能。另外，货币的日益广泛的

使用和普遍为人接受的标准硬币的铸造，便利了商业经营。银行的发展，商业证券的出

现，中世纪基督教逐渐放弃对贷款利息的谴责和排斥，也有利于商业经营。最后，欧洲

人开始对外扩张后，合股公司的兴起极大地加强和促进了商业经营。这些合股公司以其

有限责任，为投资提供了媒介，使欧洲大批资本用于海外冒险事业。东方商人因自身及

其合股人的资力有限，没有一个能与几个东印度公司和东地中海公司、莫斯科公司以及

现存的哈得逊湾公司相竞争而最终获得成功。

最后，上述诸因素使欧洲富有激励人的、独特的活力。这一活力究竟如何独特，在

欧亚大陆对15世纪穆斯林世界的扩张的各种反应中显而易见。如第十四章第六节所述，

当时的伊斯兰教以扇形从中东向四面八方扩展。突厥人在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占领了巴

尔干半岛；随后渡过多瑙河，进军匈牙利，兵临维也纳城下。同样，在东方，富有魅力

的巴布尔率领突厥人，正从阿富汗问南推进，开始建立伟大的莫卧儿帝国，统治印度，

直到19世纪英国人接管为止。另外，在非洲，伊斯兰教正从东部和北部沿岸的基地向内

地稳步传播。最后，穆斯林商人控制了欧亚大陆的海上航线，即从红海和波斯湾穿过印

度洋、绕过东南亚、到达中国海的航线。

由于伊斯兰教的军人、商人、传教士所取得的这些进步，伊斯兰教世界变成了欧亚

大陆的中心地区。它占领了这片大陆的战略中心，而且，它愈扩张，欧亚大陆东端的中

国人和西端的欧洲人就愈孤立。中国人和欧洲人对这一包围的截然不同的反应，从当时

到现在，都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前所述，尽管郑和的远征确切地表明，中国人拥有控制海洋的技术和财力，但他

们却自愿地撤退了（见第十二章第一节和第十六章第五节）。蒙古统治结束后，明朝的

中国人将自己与外世隔绝。中国商人阶层缺乏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

无力向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的皇帝的敕令挑战。因而，中国人将其令人生畏的才能和精力

转向内部，从而自愿放弃了在欧亚大陆，最终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先地位。

欧洲人的反应恰恰相反。蒙古统治下的和平无止境地扩大了他们的地理视界和商业

野心，因此，蒙古帝国的突然崩溃给他们以沉重打击，留下了深深怀念。同样，十字军

失去地中海东部前哨基地，伊儿汗国在波斯实行伊斯兰教统治，突厥人征服巴尔干诸国，

所有这些都使欧洲人无法到达黑海、波斯湾和印度洋。因此，他们实际上被困在欧亚大

陆的西端。诚然，由于意大利商人在地中海东部各港口继续同阿拉伯商人发生贸易交往，

将货物转船运往西方，所以十分重要的香料贸易仍很繁荣。这使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作

为经纪人获得厚利，他们为此非常满意。但是，其他欧洲人并非如此幸运，他们迫切希

望找到某种方法，到达东方，分享财富。

只要给他们专门技术、经济实力和允许他们政治上自主发展，他们的寻找必定成功。

欧洲没有一个国王颁布禁令，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相反，各民族君主国展开了狂热的竞

争。另外，欧洲确实需要并强烈要求外国产品，商人们完全有能力满足这种需求。因此，

即使哥伦布没有发现美洲大陆，达·伽马没有绕好望角航行，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其他

人也会这么做。总之，西方社会已达到起飞点，即将起飞；而它一旦起飞，必将扫清海

路，不可阻挡地向全球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