발달한 송나라 경제

  

   高度发展的宋代经济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宋代是经济发展迅猛的时期，无论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引人注目的成就。

　　

      农业

　　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由于人口的增加，垦田面积的扩大，铁制工具制作进步，耕作技术的提高，产量倍增，以及经济作物的扩大，多种经营的展开，从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发展，为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人口和垦田的增加　封建时代的生产以个体劳动为基础，因而人口的增长和减少，对社会生产具有直接影响。宋代人口就其总趋势看，一直是增长着的。

　　经过唐末、五代以来的长期战乱，宋太宗赵□末年(997)，全国户口统计仅有四百一十三万二千五百七十六户。宋真宗赵恒末年(1021)，增加到八百六十七万七千六百七十七户，一千九百九十三万零三百二十口。宋仁宗赵祯末年(1063)，增加到一千二百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一十七户，两千六百四十二万一千六百五十一口。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增加到一千二百九十一万七千二百二十一户，二千九百零九万二千一百八十五口。宋徽宗赵佶大观四年(1110)，更增加到二千零八十八万二千二百五十八户，四千六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八十四口。宋代户口统计一般只计男丁，户口数字中的口数乃指男丁的人数。按每户实际平均五口计算，宋徽宗时全国人口约为一亿，这是前代所未达到的。北宋国土小于汉、唐，但人口则多于汉唐，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分布密度都高于汉唐，这是宋代农业生产远远超过汉唐的一个重要条件。

　　南宋国土比北宋约减少五分之二，而农业生产发达地区都在南宋境内。南宋初，除四川、广南等地外，东南一带遭受严重的兵燹破坏，如在建炎末，产米最丰富的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在金军屠杀和官兵荼毒之余，加上瘟疫，死亡五十万人，仅剩十分之一二的人口。明州（今浙江宁波）、洪州（今江西南昌）等地都遭受金军屠城的惨祸。但是，由于北方劳动人民大批南迁，和南方农民共同辛勤劳动，使南宋的农业生产，较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宋高宗赵构末年(1161)，南宋全国户口统计为一千一百三十六万四千三百七十七户，两千四百二十万二千三百口，此后户口数或升或降，至宋宁宗末年(1223)，全国户口统计为一千二百六十七万零八百户，两千八百三十二万口。依每户实际平均五口计算，南宋自孝宗至宁宗时，人口约有六千万左右。南宋与金朝、元朝接壤的淮南路、京西南路、荆湖北路等，户口比北宋减少，但在腹地的某些路，人口仍有所增长。如自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至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两浙路自一百九十七万五千户增至两百二十二万零三百户，江西路自一百五十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八户增至两百二十六万七千九百八十三户，湖南路自九十五万二千三百九十八户增至一百二十五万一千二百户，福建路自一百零六万一千七百五十九户增至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二百一十四户，成都府路自八十八万二千五百一十九户增至一百一十三万九千七百九十户。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垦田面积也不断扩大。宋代平原地带已大部垦辟，如浙西平江府一带，“四郊无旷土，随高下悉为田”。“江(江南路)、浙（两浙路）之田，不以肥瘠，民争尺寸”。“两川地狭生齿繁，无尺寸旷土”。在山陵地区，尤其是南方各路，还到处“垦山为田”，开垦了大批梯田。“梯田”一词即起源于宋代。宋代梯田的数量也相当可观。如福建路大部分耕田都是梯田。建康府(今江苏南京)的上元和江宁县，宁国府的宣城县(今属安徽)，山田约占耕田的半数。由于广大农民的积极垦辟，宋代垦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据官方统计，宋太宗至道二年(996)为三亿一千二百五十二万五千一百二十五亩，而至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即达五亿二千四百七十五万八千四百三十二亩，二十五年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八。由于品官形势之家的隐田漏税，宋仁宗时登录在国家版籍上的仅二亿二千八百万余亩，以后虽有所回升，到宋神宗赵顼时，仅达四亿六千一百六十五万五千五百五十七亩。根据宋神宗时人口增长情况，以及宋代农户生产能力估计，北宋时垦田可达七亿至七亿五千万亩，超过汉唐时期的垦田数。

　　农田水利的发展　北宋时，农民尽可能克服自然条件的限制，因地制宜地开垦农田。长江下游各地，圩田（围田）大有增加。北宋中期，仅宣州(今安徽宣城)到池州(今安徽贵池)，就有千区以上的圩田。不少圩田，圩长数十里，围垦田达数百顷、上千顷。例如永丰圩、万春圩、陶新圩等，就是这类著名的圩田。圩田能防旱抗涝，使收获可得到较多保证，成为当时的稳产高产田。绛州（今山西新绛）农民人工引马壁谷水淤田，使河床淤泥入田，因而原来亩收谷五七斗的盐碱地，变成了良田，每亩可收二三石。江淮农民还垦殖数量甚多的沙田。福建、江西等路农民，还“缘山导泉”，在山田种植水稻。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南宋也比较重视水利建设，仅在五十年内，各地兴建或修复较大的水利工程，如潭州（今湖南长沙）的龟塘，可溉田万顷；兴元府（今陕西汉中）的山河堰，溉田九千三百三十多顷；镇江府练湖的七十二源，溉田在万顷以上。江东路不少州县也盛行圩田。太平州（今安徽当涂）的耕地，圩田十居八九。浙西路围田相望，据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统计，达一千四百八十多所。淀山湖四周被围垦几十万亩。两宋在东南地区兴修圩田、围田之类，实际上即是对低洼地的改造与垦殖。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豪势之家霸占水利、围湖造田，平时垄断水利，一遇涝灾则以邻为壑，又对农业生产发生不利的影响。如绍兴府著名的鉴湖，灌溉面积几乎占会稽县农田的一半，由于豪强富户不断侵耕包占，至宋宁宗时，几乎丧失了灌溉效能。

　　

      农具的改进

　　宋时农具制作不但数量大、质量好，而且品种多。铁制犁铧已经多样化，主要有尖头、圆头两种，适用于耕作不同的土壤。碎土疏土用的铁耙，安装在耧车车脚上的铁铧，除草用的弯锄，在北宋中原和华北地区已普遍使用，说明耕作程序增多，农民对精耕细作更加注意。铁耙、铡刀、镰刀等形制也有改进，轻巧耐用。戽水灌田的龙骨翻车，有全用脚踏和用牛拉的两种，已为南方农民普遍使用。南方山田的大量垦辟，使用了高转筒车，依靠水力推动，引水上山。其他如插秧用的秧马、中耕用的云荡等则是宋代的创造，对农业生产也有一定的作用。

　　作物品种的交流，亩产量的提高，复种技术的推广北宋结束了十国割据局面，消除了南、北方交通的障碍，各地农民得以彼此交流培育农作物的经验。宋太宗曾命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等路各州官员，劝谕百姓种植粟、麦、黍、豆，由淮北提供种子；江北各州则学习南方，广种水稻。此后，河北、河东、京西、京东等路都逐步推广种稻。淤田办法推行之后，北方种稻面积更为扩大。籽满粒大的天竺绿豆在北宋时引进，西瓜从辽代时自中国西部边疆传至中国北部契丹统治区，南宋初传到江南地区，逐渐为各路所普遍种植。由越南传入的占城稻，宋真宗时推广到江南、两浙以及淮南诸路。占城稻成熟早，抗旱力强，并且“不择地而生”，适于普遍种植，从而扩大了稻的栽种面积。南方农民还培育出许多优良稻种，如苏州的师婆粳、箭子稻，洛阳的和尚稻等。这类优良品种，仅籼稻就达几十种之多，糯稻也不下一二十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农业在精耕细作方面有进一步的完善。其中尤以两浙路精耕细作居全国之最。其精耕细作的方式已比较完善，不仅深耕细耙，而且在育秧，灌溉、粪肥、中耕管理、换茬等方面，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作法，因地制宜地种植粮食作物。

　　由于优良品种的培育和交流，比较普遍地实行精耕细作，提高了农田单位面积产量。北宋两浙路产量最高，苏州一般年成每亩产米二至三石。南宋自四川至长江下游，一般都可产米两至三石，还出现了亩产稻谷六七石的高产记录。

　　在宋代复种技术也得到了推广。自大江以南，稻米普遍分“早禾”和“晚禾”两种，种植和收获的时间不同，但一般并非双季稻。南宋时，由于爱吃面的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佃客缴租，在不少场合下，只纳稻，不纳麦，促使冬麦和晚稻两熟制得到大面积推广，成为长江流域相当普及的耕作制度，改变了南方种麦较少的状况。实行复种，一般可亩产稻麦三四石。此外，在闽广一带已出现双季稻，然而仅限于膏腴的农田种植，尚不普遍。由于提高亩产量和增加复种指数，宋代耕田的利用率大为提高，这是农业史上的重大变革，宋代以后的粮食生产仍大体沿袭了这个发展方向。

　　经济作物的发展，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基础上，宋代的经济作物，特别是在南方，有相当大的发展。当时有菜园户、漆户、药户、花户、果农、菜农、蔗农等专业经营者，他们部分或主要地从事商品生产，这对男耕女织的传统自然经济结构有一定程度的突破。

　　南方各地普遍栽种茶树。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和川蜀地区，种茶的园户极多，不少州郡以产茶著名。北宋时，仅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地区，每年输送官府茶叶专卖机构的，即达一千四百四十一万二千斤，而淮南产茶地则由官府自己置场，督课园户采制，其岁入数字还不计在内。南宋的产茶州县又比北宋有所增加。川蜀、两广、两浙、福建是著名的甘蔗种植区，福、明（今浙江宁波）、广、汉（今四川广汉）、遂（今四川遂宁）五州都有一些“糖霜（冰糖）户”，种植甘蔗，生产各种蔗糖，其中以遂州（南宋升遂宁府）的冰糖最为著名。苏州洞庭山共三千户居民，“多种柑橘、桑麻，糊口之物尽仰商贩”；种柑橘一亩，比种稻麦得利多至数倍。广南农民也“多种柑橘以图利”。福建、广南、川蜀还种植荔枝，以福州所产最多，兴化军(今福建莆田)“最为奇特”。

　　宋朝的纺织纤维生产仍以丝和麻为主，而棉花的栽培区逐渐扩大，产量逐渐提高。北宋至南宋初，植棉地区局限于气候较热的广南和福建路。棉花当时称吉贝或木绵。海南岛的黎族人民和云南大理地区人民，北宋末，曾与金朝商定，将木绵布一万段，作为岁币的一部分。南宋初，宋廷所需的木绵布是从福建路收买。到南宋后期，棉花种植区已向北推进到江淮和川蜀一带。

　　

     各地农业发展的不平衡

　　宋朝农业生产南北方发展不平衡，经济重心已显著南移，而南北各路的生产水平也同样存在颇大的差异。在北方，河北路、京东路、陕西路的关中平原一带是比较富庶的地区，但河北路东部沿海一带，因大面积盐碱地的存在，也不适于耕植。河东路和陕西路的大部是贫瘠落后的地区。京西路在北宋建国后约一百年内，一直是人口稀少，大量土地荒废，后来才得到开发。

　　在南方，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一带的两浙路，是丰腴的谷仓，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或“苏常熟，天下足”的谚语。四川的成都平原，江南东、西路等地的农业也相当发达，而荆湖南、北路的农业生产水平较差。广南东、西路土旷人稀，以粗放经营为主，尚未得到很好开发，然而至晚在北宋后期，缺粮的福建路已必须依赖广南余粮的接济，广南的粮食甚至还由海道远销两浙路。四川、荆湖不少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水平。北宋的淮南路也是比较富庶的地区。南宋时，淮南东、西路，京西南路等地，与金朝、元朝接壤，因长期战乱，大片农田荒芜，耕作粗放，亩产量很低，始终没有恢复到北宋时的生产水平。

　　尽管宋代各地农业发展很不平衡，但从总的方面来看，其发展水平远远超过汉唐，则是无疑的。手工业　　中国古代三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宋时逐渐应用于实际，获得迅速发展。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部门，在原料采集、生产过程和产品种类、数量方面，都有显著的进展。各业作坊规模之大，超越了前代。独立手工业者的数量也较前代加多。

　　

      造船业的发达

　　北宋建都开封，每年需要大量漕船载运东南的粮食等货物。宋太宗至道末(997)，各州岁造船三千三百三十七只。官营作坊打造战船、漕船等，民营作坊打造商船、游船。两浙的明（今浙江宁波）、温、台（今浙江临海）、婺（今浙江金华）等州，江西的虔（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荆湖的潭（今湖南长沙）、鼎（今湖南常德）等州，陕西的凤翔府斜谷(今陕西眉县西南)等地，都已成为造船业的中心。福建沿海四个州军都生产海船，海船质量居全国首位。长江两岸交通要冲还设有专门修船的场所。

　　内河航运出现了“万石船”。当时所造海船船形下侧如刃，便于破浪，船上设备齐全，包括抛泊、驾驶、起碇、转帆和测深等方面。还设置了隔离舱，使用了称为“转轴”的桅杆，从而增强了战胜逆风恶浪的能力。这种海船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中外商人所乘用的海船很多是宋人建造。北宋末年出使高丽用的一种大海船称“神舟”，其高长阔大，什物器用及所载人数都相当于“客舟”的三倍。洞庭湖的杨么起义军与官府对抗，双方都用大力制造车船。车船用翼轮激水行驶，每一双翼轮贯轴一根，谓之一“车”，轴上设踏板，供人踩踏。当时出现三四十车的大船。车船航行快速，但不能用于航海。后来又发展了车桨并用，又可随时装卸的新技术。造船业的发达，促使远洋航行技术不断进步。

　　

      矿冶业

　　宋代采矿冶炼业的发展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河北、京东、陕西、河东等路都已大量开采石炭（煤）。河东境内居民、东京开封及其附近城乡的上百万户人家都用石炭作燃料。封建官府在许多地方的市场都征收石炭税，或由官府买卖石炭。江西丰城、萍乡山间的煤矿也已被开采。今河南鹤壁市发现北宋后期河北路相州的煤矿遗址，由地面开凿竖井，依煤层开掘巷道，采取“跳格式”挖掘，先内后外，逐步后撤，还有排水井和木制辘轳等排除坑道积水的设备。

　　今河北邢台、安徽繁昌、福建同安等地，都曾发现宋代冶铁遗址。繁昌遗址的冶铁炉呈圆形，用栗树柴作燃料，石灰块作熔剂，但更多的冶铁炉使用石炭作燃料。石炭火力强，冶炼快，铁的质量高，对改进农具作用极大。徐州利国监（今属江苏）、兖州莱芜监(今属山东)是当时著名的冶铁地。宋仁宗皇祐(1049～1053)间，全国每年得铁七千一百二十四万一千斤。宋英宗时，又增加一百余万斤。利国监用石炭冶铁作兵器，犀利异常。冶铁炉的鼓风器由皮囊改为木风箱，装置牢固，风力增大。　　宋代在军事和医药上都已利用石油，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科学地预见到石油日后“必大行于世”。

　　北宋初，全国共有矿冶二百零一处。宋英宗时增加到二百七十一处。宋仁宗皇祐时，朝廷每年得金一万五千零九十五两，银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九两。宋英宗时，金减少九千六百五十六两，银增加九万五千三百八十四两。铸钱用的铜，由官府严格控制。宋仁宗皇□时，年收五百一十万零八百三十四斤。宋英宗时，增至六百九十七万零八百三十四斤。宋神宗时，更增加到一千四百六十万五千九百六十九斤。铜钱需要铅、锡混合铸造。宋仁宗皇祐时，铅年产九万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锡三十三万零六百九十五斤。宋英宗时，铅增为二百零九万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锡增产一百余万斤。宋神宗时，铅更增加到九百一十九万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锡两百三十二万一千八百九十八斤。这样高额的矿产量在当时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南宋矿冶业在产品数量上较北宋逊色，但在技术上又有一些提高。　　纺织业　北宋时，南方的丝织业逐渐胜过北方。两浙、川蜀地区的丝织业最为发达。宋仁宗时，梓州已有几千家机户，从事丝织业生产。成都府、汉州（今四川广源）、青州(今山东益都)、济州(今山东巨野)、河北路等地也有许多机户或绫户。开封府设有绫锦院，为皇室贵族织造高级织品。河北路产绢，号称“衣被天下”。丝织物的品种和花色比前代增加了很多。如蜀锦就有数十种名目，号称“天下第一”。亳州（今安徽亳州）轻纱，抚州（今属江西）莲花纱和醒骨纱，婺州(今浙江金华)红边贡罗和东阳（今属浙江）花罗，越州(今浙江绍兴)寺绫，邵州邵阳（今属湖南）隔织，定州(今河北定县)刻丝(即隔织)等，是当时著名的丝织品。李觏描述当时江南地区丝织业的盛况说：“平原沃土，桑柘甚盛，蚕女勤苦，罔畏饥渴。……茧簿山立，缫车之声连甍相闻。非贵非骄，靡不务此。……争为纤巧，以渔倍息。”麻织分布在成都府路、广南西路、京东东路、河东路等地，广西广泛种植苎麻，农村妇女都善长织布。麻布产量比唐代增加很多。有些地区的麻织品极为著名，如明州象山女儿布、平江府（今江苏苏州）昆山药斑布、江西虔布等。南宋丝织品和麻织品的生产继续增长，随着植棉区的扩大，棉织品在全部纺织品中的比重有所上升。

　　

      染色业

　　宋代印染技术比唐代有所提高。刻工雕造花板，供给染工印染斑缬。开封有官营染坊，也有象“余家染店”的民营染坊，还有推车染色的工匠。各州也有民营染坊和染工。

　　

      造纸业

　　随着雕版印刷业的兴盛，纸张的需要量激增，促使民间造纸业迅速发展。宋代造纸技术比前代大有提高。徽州黟县、歙县生产的纸张，放在熏笼上用火焙烤，五十尺为一幅，各幅匀薄如一。这种方法比上墙日晒要进步得多。因此，纸张的产量比前增加很多。宋代纸张一般都达到薄、软、轻、韧、细的水平。纸的种类很多，有白色纸、自然色纸等。在质量方面有薄厚与粗细之分，又有全料和半料之别。四川的藤纸、浙东的竹纸、江南的楮纸等，因原料的不同而各有特点。江西清江的藤纸、江东徽州的龙须纸、平江府的春膏纸等都是纸中佳品。各地还有多种加工制作的笺纸。纸张经过加粉、加蜡、染色、砑花，制造成精致的印花笺，笺色有红、紫、褐、黄、碧等，而以红色笺最为流行。建阳书坊曾用一种特制的椒纸印书，系用山椒果实煮汁染成，纸性坚韧，且可防蠹。纸还用来制作纸甲、纸被、纸帐、纸衣等。

　　

      制瓷业

　　宋代制瓷业普遍发展，在产量和制造技术方面都比前代有很大提高。制瓷窑户几乎遍布全国各地。不仅供贵族享用的高级瓷器，在工艺技术上达到新水平，而且生产出大量的一般日用器皿，为居民广泛使用。各地瓷窑形成自己的特色。北方的定州（今河北定县）定窑，所产薄胎白瓷，用印花、刻花和划花装饰的日用器皿，曾充作贡品。汝州（今河南临汝）汝窑，生产带有较细纹片的青釉瓷，“色近雨过天青”，宋徽宗时专为王室烧造。颍昌府阳翟（今河南禹县）出产的瓷器，釉色若玫瑰般娇艳，间以紫红和青蓝，极尽绚丽灿烂，后世称为“钧瓷”。开封官窑生产的瓷器，土脉细润，有月白、粉青等色，带蟹爪纹片。南方的饶州（今江西波阳）景德镇窑，出产各种品类的瓷器，远销各地，号称“饶玉”。该镇瓷窑内部已有很细的分工，有陶工、匣工、土工之分，有利坯、车坯、釉坯之分，还有印花、画花、雕花之分。临安府凤凰山、乌龟山下官窑，出产瓷器的釉面呈现出各种美丽的纹片，特别是青瓷，有翠青如玉之感，是瓷中珍品。此外，如北方的耀州（今陕西耀县）窑、磁州（今河北磁县）窑，南方的吉州（今江西吉安）窑、处州龙泉(今属浙江)窑以及广南东路、福建路沿海地区的瓷窑，也都发展迅速。广南东路和福建路的瓷器主要是销售海外。宋代瓷器产量的增长，使制瓷业在宋代全部手工业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见彩图钧窑玫瑰紫花盆、哥窑葵瓣口瓷盘、汝窑瓷盘、官窑贯耳瓶)

　　

      制盐业

　　宋代制盐有晒、煮两种方法。解州安邑（今山西运城西北）、解县（今运城西南）境的盐池是池盐的主要产地。京东、河北、两浙、淮南、福建、广南等路沿海地区，煮海水为盐。河东、陕西、河北等路的一些地区的贫苦农民括取咸土煎煮为盐，称为土盐，以并州的永利监(今山西太原南)为最多。成都和梓、利、夔州等路凿井取卤煎煮，称为井盐。宋仁宗时，蜀中民间首创卓筒井，口小而井深，井壁与唧筒都用竹为之，采用了机械提卤的先进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功效。

　　

      手工业作坊

　　宋代规模较大的手工业生产，都集中在官营和少数私营的作坊。官营作坊为统治阶级制造器物。南、北作坊在宋神宗前，分成五十一作，有工匠和兵校七千九百三十一人，专门制造各种军用物资。官营作坊主要“差雇”民匠；有时也和雇一些民匠，并役使有手艺的军匠、罪犯等，私营作坊采用和雇方式雇募民匠。陵州（今四川仁寿）开私盐井的豪民，一家多者有一二十口井，少者有七八口井，每家和雇工匠四五十人到二三十人，每井约四五人。工匠大都是隐名改姓逃避户籍和刑法的农民或罪犯，向豪民领取“工直”。徐州利国监有三十六处铁冶，每冶工匠至少数十人，多雇佣逃亡农民。这些工匠脱离了农业，对雇主不存在严格的隶属关系，但遭受着残酷的经济剥削商业、城市经济、货币流通。

　　宋代商业的发展，超过了前代，大城市和小镇市的兴旺发达，纸币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海外贸易的盛况空前，都非常引人注目。大城市的繁华。小镇市的兴旺　宋时因城市人口的膨胀，在很多州县城门外，形成了新居民区，称做草市。有的草市，例如著名的鄂州南草市，其人口和规模甚至大大超过城区。

　　宋代拥有一批人口在十万以上的大城市。都城开封是北宋最大的城市。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开封府仅新、旧城内，八厢居民，即达九万七千七百五十户。唐代长安和洛阳城内的坊只是居民住宅区，黄昏后锁闭坊门，禁止夜行，商业活动只能白天在市里进行。北宋开封和其他大城市的繁盛，逐渐突破了坊和市的界限，相同行业的店铺多集中在邻近，工商与居民杂处，面街开店，随处都有商铺、邸店、质库、酒楼、食店。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中庭两庑可容上万人，商旅交易，都集中在这里。还出现了迟至三更的繁盛夜市，到五更，“鬼市”(早市)又开张营业。各地货物诸如粮食、水产、畜产、蔬果、茶、酒、药材、纺织品、器皿、书籍等，都运到这里销售。日本扇、高丽墨和大食香料、珍珠等，在开封市场上也是热门的货物。宋真宗时，北京大名府的坊郭主、客户也达几万家。宋仁宗时，广州只有子城，城外“蕃、汉数万家”。

　　临安府作为南宋的“行在所”，也是最大的商业城市。尽管在南宋初遭受严重战祸，到宋宁宗初年，临安府城已增至十一万二千多户。市民、达官贵人、官府和宫廷所需的粮食和百货，都来自附近州县，以至福建、广南、淮南等地，城内店铺林立，还有不少质库、手工业作坊、寄存货物的塌坊，十分繁华。长江下游的建康府（今江苏南京）也是重要的商业城市，南宋后期府城人口达几十万。长江中游鄂州（今湖北武汉武昌）城外的南草市，是川、广、荆、襄、淮、浙的贸易中心，居民达十万户。四川的成都府城也达十万户。泉州作为对外贸易中心，州城居民约十万户，五十万人。

　　在大城市发展的同时，成千上万个镇市也因商业的发达而兴盛起来。《元丰九域志》等书都记录了大量镇名，其地位仅次于县治。官府在各镇设立场务，收取商税。市的地位又低于镇，有些市也设置行政机构。有的镇市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如黄池镇(今安徽芜湖东)和沙市（今属湖北）是从属于州县的镇市，却发展为商旅萃聚的贸易中心，黄池镇商业的繁荣已超过太平州（今安徽当涂）。上海的前身青龙镇(今上海青浦县北)，也是宋时有名的商埠。此外，乡村还有定期的集市，称墟（见墟市）、集（或草市），农民在此出售蔬菜、鱼虾或手工业品，成为沟通城乡经济的重要环节。较大的市、墟或集开设酒店、客店。有些市、墟或集因商业的发达而发展成为镇，有的镇也升为县。由于商品流通和交换的频繁，官府在不少商船客货辐辏地设置税场，商税收入也非常可观。

　　

      行与作

　　唐代城市中同业店铺组织成行。宋代自都城至州县城镇，同业商铺组织成“商行”。入行的商户称“行户”，参加商行叫“投行”。随着商业的发展，商行的组织不断增加。开封市上，至少有一百六十多行，临安有四百一十四行。商行保护和垄断本行的商业利益。外来的商人，不经投行，不得在市上贸易。各行有自己的行话，行的首领叫“行头”或“行老”，他们有权规定本行商品的价格。各行还有作媒介招揽买卖的牙人。

　　商行还是官府控制和勒索商人的工具。唐代后期，皇室通过商行征购宫廷需用的货物，称“宫市”。宋真宗时，宫中也常常通过商行向商铺征购货物。内东门司购买行人物品，有拖欠多年不给价钱的。开封供应百货的商行，被官府上下勒索，比别处多十倍以上，各行赔累很多。各行商铺被迫轮流“祗应”，向皇室或官府低价或无偿地提供货物，商行反而成为束缚商人的一种组织。

　　民间工匠的同业组织也称“行”，开封的各行工匠集中在大货行和小货行。如做靴鞋的称“双线行”。行又可称“作”。如木作、碾玉作、漆作等，其中包括作坊及各类工匠。有些行业的工匠寻找工作，必须经行老介绍。

　　

      货币流通

　　北宋货币以铜钱为主，铁钱为辅。金银作为货币，流通量不大。北宋铜钱年铸造额约为唐朝的一二十倍，特别到宋神宗元丰时，年铸造额高达五百零六万贯，依每贯五宋斤计，约折合一万五千余吨。尽管如此，北宋的铜、铁钱仍不能满足商品流通的需要，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还出现了“钱荒”。

　　商业中的“赊”，即信用关系，孕育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见交子、钱引）。宋真宗初年，益州（今四川成都）十六户富商发行一种交换券，叫做“交子”。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官府收夺私家发行纸币之权，在益州设立交子务，负责印制和发行交子事务。交子以铁钱作为本位，每界（期）发行额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另储备铁钱三十六万贯，以保证交子随时兑换。交子以两周年为一界，当界满时，制造新交子，调换旧交子。商民向官府持旧换新，每贯交纸墨费三十文。起初交子只在川峡流通，后来发行数量越来越多，交子流通的地区扩大到陕西、河东等路，官府便在开封设置交子务，专门负责交子的印造发行。

　　南宋铜钱年铸造额减至十万贯左右。最多的年份也不过十五六万贯。由于大量铜钱外流，钱荒愈益严重。除了铸造铁钱外，纸币逐渐成为主要的货币。南宋的纸币主要有四种，四川钱引、湖广会子和两淮交子都以铁钱为本位，东南会子则以铜钱作为本位。各种纸币都有规定的流通地域，相互之间又有一定的兑换率。官府没有足够的铜钱和铁钱作为兑换本钱，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又大量滥印纸币。东南会子在宋孝宗时，规定两界并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到淳祐六年(1246)，第十七、十八界东南会子已发行了六亿五千万贯。滥发纸币，造成严重的币价贬值，通货膨胀，使广大人民的生活遭受很大痛苦，而政府的财政危机也愈益严重。南宋亡国前夕，贾似道又主持发行新纸币关子，停止第十七界东南会子的行用，规定第十八界东南交子三道折合关子一道，结果却造成更剧烈的通货膨胀。

　　

      宋与辽、西夏、金等的经济交流

　　宋与辽、西夏、金、回鹘、大理、吐蕃等存在不同程度的经济交流。宋与辽、西夏、金在某些交界地点设置榷场，进行官方许可的贸易，但榷场贸易有各种规定和限制，官府还要抽税，故民间的走私贸易，不论在陆地或沿海，都相当兴盛。宋与辽、西夏、金等使者相互往还，也往往附带做生意。辽对宋出口物品有羊、马、马具、皮革、毛毡、刀剑、北珠、盐等，宋对辽的出口物品有茶、药材、粮食、丝麻织品、漆器、香料、犀角、象牙、硫磺、铜钱等。宋的榷场收入大致可抵消对辽输纳岁币的损失。西夏对宋的出口物品有驼、马、牛、羊、玉、毡毯、药材、盐等，宋对西夏的出口物品有茶、丝织品、粮食、香料、漆器、瓷器、铜钱、银等，特别是茶马贸易，对宋与西夏都至关重要。回鹘将玉器、马匹、药材、香料等运往内地，从内地换回茶、铁器、钱币等。金对宋的出口物品有北珠、毛皮、人参、丝织品、银、马等，宋对金的出口物品有粮食、茶、铜钱、牛、书籍、外洋舶货等。辽、西夏、金主要使用宋朝钱币。在今吉林、内蒙古等地的考古发掘中，发现湖州铜镜、建阳刊本，而景德镇和龙泉的瓷器更是遍及各地。大理是南宋的主要马匹供应者，其出口物品还有药材、手工业品等，宋对大理的出口物品有书籍、丝织品、钱币、茶、银等。中国境内各个政权密切的经济联系，为元朝统一准备了重要条件。

　　

      海外贸易

　　宋时海外贸易得到很大发展，与海外联系地区之广，进出口货物品种和数额之多，都远远超过了前代。宋朝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贸易国。

　　宋时有从广州和泉州通往越南、印尼乃至阿拉伯、东北非洲等地的海上交通线，还有从明州或杭州通往日本和高丽，由登州（今山东蓬莱）或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县）通往高丽的海上交通线。宋朝与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阿拉伯半岛以至东北非洲等几十个国家都有贸易关系。

　　北宋在主要港口广州、明州、杭州、泉州、密州、秀州（今浙江嘉兴）、温州、江阴军（今江苏江阴）等地相继设立市舶司，主管舶商进出手续，并征收舶税，抽买舶货。宋仁宗皇□时，市舶收入每年为五十三万余贯，宋英宗时增为六十三万余贯，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南宋海外贸易有很大发展。宋高宗在位末年，市舶收入达二百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额近一倍以上。为保持市舶收入的稳定增长，宋朝有时还派遣使臣出海，招徕外商。广州和泉州都是当时世界上有名的大商港。明州主要与日本、高丽贸易，规模略小。

　　在两浙、福建、广南等路，海商数量很多。《萍洲可谈》载“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这就是宋代商人来往东南亚等地搭载的商船。

　　大食、真腊、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等国，也有不少商人经南海到宋朝贸易。宋朝输出东南亚等地的商品主要有瓷器、丝织品、铜钱、金、银、铜、铁、铅、锡等；输入的商品主要有香料、药材、犀角、象牙、珊瑚、珍珠、玳瑁、苏木等。

　　宋朝和日本、高丽之间的贸易关系极为密切。宋朝开往日本的商船，主要由两浙路出发，几乎年年都有。宋朝运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有药材、香料、瓷器、文具、书画、丝织品等，自日本输入的商品主要有硫磺，木材、水银、沙金、工艺品等。日本制造的宝刀和扇子，在宋朝最为著名。宋朝不断有商船横渡黄海，驶往高丽。运往高丽的商品有各种绸缎、腊、茶、瓷器、书籍等；自高丽输入的商品有人参、矿产、绫布以及扇子、文具等。

　　

      交通运输、邮递

　　宋代交通运输业也相当发达。内河运输以大江（长江）、汴河和运河为主动脉。自东南地区通过汴河和运河输送东京的粮米，一般为六百万石，有时甚至达八百万石，漕运额大大超过前代。陆游描写长江中游鄂州税务亭一带，“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吴船与蜀舸”途经黄牛峡（今湖北宜昌西）时，都要到庙中祈神，反映了大江民间水路运输的兴盛。宋朝除广泛的海外贸易外，国内沿海运输业也有较大规模，两者都以民间运输为主。南宋初，官府一次自潮州海运三万担粮至福州，而另一支船队又运粮至温州。宋朝缺马，畜力车以牛车最普遍，也广泛使用人力和畜力驮运。开封府的“太平车”需用五、七头牛拉拽，“平头车”则是独牛车，又有驴拽的独轮车，人拽的“浪子车”。宋时官府运输，往往以同类物资编组为纲。如米以一万石为一纲，铜钱以两万贯为一纲，金以两万两为一纲，银以十万两为一纲。官府以纲作为计量单位，制订有关纲运的各种法令，其中包括对押纲人员的奖惩。

　　宋时的通信系统是遍布各地的驿站网。邮递分步递、马递、急脚递、金字牌递等。规定步递日行二百里，除官府文书外，还可邮寄私人信件。马递日行三百里。急脚递日行四百里。金字牌递日行五百里。金字牌是朱漆牌，刻以金书“御前文字，不得入铺”，专用以递发皇帝御前紧急重要公文。事实上规定的速度往往达不到，邮递稽迟的情况经常发生。南宋时，枢密院又造一种以雌黄色为底色的青字牌，规定日行三百五十里；后又改用黑漆红字牌，规定日行三百里。